梁慧星民法總則

㈠ 法律思維與民法實例 該如何去讀

民法總論：王澤鑒抄《民法總則》襲、王利明《民法總則研究》、拉倫茨《德國民法通論》
物權法：謝在全《民法物權論》、王澤鑒《民法物權》、王利明《物權法研究》
債法總論：孫森焱《民法債編總論》、梅迪庫斯《德國債法總論》、史尚寬《債法總論》
合同法：王利明崔建遠《合同法新論·總則》、崔建遠《合同法總論》、韓世遠《合同法總論》
侵權法：王澤鑒《侵權行為法（1）》、張新寶《侵權責任法原理》、楊立新《侵權法論》
民商法體系書：謝懷栻《外國民商法精要》、江平《民商法學》
民法方法論：拉倫茨《法學方法論》、王澤鑒《法律思維與民法實例》、梁慧星《民法解釋學》《法學學位論文寫作方法》
專題研究書（須根據個人研究興趣選擇，後面這些是本人比較喜歡的）：王軼《物權變動論》、董安生《民事法律行為》、王利明《民商法理論爭議問題——無權處分》
最後，希望你能摒棄浮躁、潛心讀書、踏實為學、勤於思考，使研究生階段過得充實而豐富，而不只是為了拿到一個學位作為敲門磚。

㈡ 民法總則為什麼將公民改為自然人

梁慧星教授：這是民法的科學性的問題，因為民法中的主體就是自然人。「公民專」是屬一種政治上的身份，簡單說，就是有這個國家的國籍的人。有了國籍，就有了公民權，公民權就是參加國家政治生活的資格。同一個人，在參加政治生活的時候他叫公民，在參加民事生活的時候他叫自然人。
我們制定《民法通則》是在改革開放初期，立法的觀念還受計劃經濟的影響，所以保留了公民的概念。在《民法通則》制定的時候關於叫公民還是叫自然人其實已經有爭論，當時沒有決定，沒有最終解決，就在公民的後面加了個括弧寫上自然人。到了後來《合同法》制定的時候就完全是用自然人的概念了，包括這次修改的《民法總則》，也完全採用自然人這一表達。

㈢ 普通訴訟時效期間

訴訟時效，是指權利人請求人民法院以強製程序保護其合法權益而提起訴訟的法定有效期限。換句話說，權利人在法定期間內不行使權利，持續達到一定期間而致使其請求權喪失強制力或者勝訴權的法律事實。根據《民法總則》規定：「向人民法院請求保護民事權利的訴訟時效期間為三年。法律另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訴訟時效期間自權利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權利受到損害以及義務人之日起計算。法律另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但是自權利受到損害之日起超過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護;有特殊情況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權利人的申請決定延長。」

訴訟時效中斷是指在訴訟時效進行中，因發生一定的法定事由，致使已經經過的訴訟時效期間統歸無效，待該法定事由消除後，訴訟時效期間重新起算的制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訴訟時效中斷，從中斷、有關程序終結時起，訴訟時效期間重新計算：(一)權利人向義務人提出履行請求;(二)義務人同意履行義務;(三)權利人提起訴訟或者申請仲裁;(四)與提起訴訟或者申請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

時效具有強制性，任何時效都由法律、法規強制規定，任何單位或個人對時效的延長、縮短、放棄等約定都是無效的。當我們的合法權益遭受侵犯時，我們要在訴訟時效內提起訴訟讓法院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㈣ 《民法總則與每個人有什麼關系

《民法總則》正式將「公民」修改為「自然人」，將「私權神聖制度」列為第一民法原則，並首次將「公序良俗」寫入法律，確定其為社會評價尺度，規定違反公序良俗的法律行為無效。與此同時，民法總則增加了環保責任，完善了監護制度，強化了民事責任優先原則等。
這部共計206條的《民法總則》，究竟可能給我們的生活帶來怎樣的變化，其法律條文該如何理解和適用？對此，成都商報客戶端記者專訪了中國法學會民法典編撰領導小組專家成員、我國著名民法學家、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梁慧星教授。

改「公民」為「自然人」
明確「私權神聖不可侵犯」民法原則
成都商報：我們注意到《民法總則》第二條把「公民」換成了「自然人」，如何理解這個變化？
梁慧星教授：這是民法的科學性的問題，因為民法中的主體就是自然人。「公民」是一種政治上的身份，簡單說，就是有這個國家的國籍的人。有了國籍，就有了公民權，公民權就是參加國家政治生活的資格。同一個人，在參加政治生活的時候他叫公民，在參加民事生活的時候他叫自然人。
我們制定《民法通則》是在改革開放初期，立法的觀念還受計劃經濟的影響，所以保留了公民的概念。在《民法通則》制定的時候關於叫公民還是叫自然人其實已經有爭論，當時沒有決定，沒有最終解決，就在公民的後面加了個括弧寫上自然人。到了後來《合同法》制定的時候就完全是用自然人的概念了，包括這次修改的《民法總則》，也完全採用自然人這一表達。

㈤ 關於民法總則的版本

有N多版本，誰都能來出書的。民法源總論比較經典的版本是梁慧星的（現在已經是第四版了），可謂是經久不衰。 龍衛球的也不錯，已經第二版了，但是要比梁慧星的要深，不易懂，碩士以上讀可以。

你說的民法原論應該是馬俊駒和余延滿的吧，超厚的黃皮的那本，那本書里既包括民法總論的內容，也包括民法分論的內容。

分論是指物權、債權、身份、人格這些具體的內容。
總論是基礎，抽象的，如主體、客體、法律關系、代理、訴訟時效等制度。

㈥ 如何構建我國的民事法律體系

也論民法典的體系

摘 要：當前關於我國民法典編纂體系的學說、主張，有再予斟酌的餘地。我國民法典編纂體系應在以下四項原則的指導下安排：內容與形式相統一的原則；體系性、邏輯性的原則；以民事法律關系為構架的原則以及民事權利性質類型兩分型的原則。基於此，我國未來民法典的編纂體系應是：總則法、人格權法、身份權法、繼承權法、物權法、知識產權法、債權總則法、合同法、侵權行為法，共九編。

關鍵詞：民法典，體系，原則

關於民法典的編纂體系，經過了一段時間的「爭、吵」後，現已趨近「心平、氣和」，但此局面之形成絕非是不同意見達成妥協的結局。筆者認為：關於我國未來民法典編纂體系的問題，有繼續探討和爭論的必要。這樣的探討和爭論應直至民法典的頒布才可以告一段落，但並非到此終止。學界應有這樣的態度和熱情。這是一種負責任的科學的態度，只要有不足和必要，就需要研究和爭論。

一、民法學界關於民法典編纂體例的幾種主張

目前民法學界關於我國民法典體系的學說、主張，可以分為兩大流派或曰三大主張。

一大流派是主張匯編式或曰鬆散式的編纂體例。這一由民法起草工作小組成員費宗褘所提出並得到江平教授和魏耀榮先生贊同，但卻沒有得到大多數民法學者的贊同的民法典編纂體例。這一體例的本質是不再堅持大陸法系法典所固有的邏輯性和體系性。按照這一思路，我們已經有了民法通則、合同法、擔保法、繼承法、婚姻法，正在起草物權法，把它們匯編在一起，也就成了中國民法典，無須按照嚴格的邏輯關系，也無須要求完整的體系，各部分相對獨立，相互之間構成鬆散式的、邦聯式的關系。[1]2002年12月23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一次審議的民法典草案，就是典型的匯編式民法典。這一草案包括：總則、物權法、合同法、人格權法、婚姻法、收養法、繼承法、侵權責任法、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九編，其中合同法、婚姻法、收養法和繼承法，是原封不動地將現行法編入，是徹底的鬆散式和匯編式的民法典。對這一法典體例，多數學者表達了堅決反對的聲音：首先，這一編纂體例不符合中國的實際。中國的實際，首當是中國民事立法的歷史和民事司法的現狀兩個方面：從中國民事立法的歷史來看，一百年前，我們的前輩在列強入侵，國難當頭的歷史關頭，自覺地拋棄固有的中華法系，學習西方政治法律制度，以德國法為藍本，起草民法法典，現今中國民法之屬於大陸法系，是出於當時對德國法的主動繼受。一百年來，從德國法繼受過來的這套概念、原則、制度和理論的體系，已經成為中國立法、司法、教學和研究的理論基礎，成為中國法律傳統和法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現在討論民法的完善，當然是在這個基礎、這個傳統之上進行完善。[1] 從中國的司法實踐來看，法官素質不高是中國司法實踐中的不爭事實，而大陸法系民法編纂體例所固有的體系性、邏輯性，在處理法典與法官之間的關繫上，以法典所體現的眾人理性優勢彌補法官的個人理性不足，以法典的體系性、邏輯性防止法官斷案的隨意性、波動性，以期實現案件審理的穩定性、統一性。其次，這一體例嚴重損害了法律編纂的邏輯性和體系性。王利明教授也指出：「體系化與系統化是民法典的內在要求。近代意義上的法典作為最高形式的成文法，是追求體系化與嚴密邏輯性的法典。缺乏體系性與邏輯性的」民法典「只能稱為」民事法律的匯編「，而不能稱之為民法典。民法體系化有助於在整個民法典的體系制度中充分貫徹民法的基本價值觀念，如平等、誠實信用、私法自治、維護交易安全等，同時有助於減少和消除民事法律制度之間的沖突和矛盾。將各項法律制度整合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從而建立起內在和諧一致的民事規范體系。依照科學的、完備的體系所構建的民法典將更加便於民法規范的遵守與適用。」[2] 最後，這一體例也不符合世界法治發展的一般規律。依據法律發展史，法律的發展軌跡，是由習慣法進到成文法，再進到法典法。世界史上先後發生過三次民法典編纂熱潮。現在，世界上約有110多個國家有民法典。而且1989年的歐洲議會已提出制定一部歐洲民法典的要求。即使實行判例法制度的美國和加拿大，也有若干個州制定了自己的民法典，如加利福利亞民法典和魁北克民法典。[1] 可見，制定民法典是現代法治的一個共同經驗。我國民事法律制度的完善，當然也應通過制定民法典來實現。筆者也不贊同搞什麼法典匯編，認為這是一種「偷懶」 的作風，絲毫無益於我國法治建設的發展以及良好民法典對整個社會發展進步的推動作用。對於匯編民法典的主張，應堅決予以拋棄。

另一大流派是編纂民法典。②這一流派又分為兩大主張：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從民法典制定的編纂化來看，這兩大主張沒有分歧，其分歧僅在於如何編纂民法典：理想主義承繼羅馬法、法國法模式，力主民法典的編纂體例分人法與物法，且人法在前物法在後，以體現對人的重視的人文主義思想。③按照這一思路，理想主義設計的中國民法典分為兩編：第一編人身關系法，第二編財產關系法。各編再細分為四個分編。第一編人身關系法再分為：第一分編自然「人法」、第二分編親屬法、第三分編法 「人法」、第四分編繼承法；第二編財產關系法再分為：第一分編物權法、第二分編債權法總則、第三分編各種合同、第四分編知識產權法。另外，在法典開頭設一個序編，規定法律行為、代理、時效等，俗稱之為「小總則」。在法典後面設一個附編，規定國際私法；[1]按照梁慧星先生的分析，理想主義有三個特點：第一個特點是「回到羅馬法」。羅馬法就是分為「人法」和「物法」兩部分，與此相對應，理性主義將民法典分為人身關系法和財產關系法。第二個特點是以法國式三編制為基礎。法國民法典為三編制：人、財產、財產的取得方法。理性主義法國式三編制深得羅馬法的本意，突出民法的「人法」色彩。第三個特點是以重要性為標准。按照理性主義的思路，法典的布局以重要性為標准。人格權、知識產權重要，所以應納入民法典規定，同時納入民法典的內容先後也是按照重要性來做先後安排的，如人格權比財產權重要，就被安排了在第一編；物權比債權重要，所以物權被安排在債權之前。[1]

現實主義承繼德國法模式，力主以德國式五編制和民法通則為編纂的基礎，從中國的實際出發並因應20世紀社會生活新的發展，借鑒20世紀制定的新民法典的立法經驗。在這一思想指導下，持現實主義態度的學者提出了各自不同的主張：梁慧星教授認為中國民法典應設七編：第一編總則；第二編物權；第三編債權總則；第四編合同；第五編侵權行為；第六編親屬；第七編繼承；[1]王利明教授主張民法典的體系應當有民法總則、人格權法、親屬法、繼承法、物權法、債權總則、合同法、知識產權的一般規定、侵權行為法構成；[3]（第12頁）馬俊駒教授主張民法典應由總則、人格法、親屬法、物權法、合同法、繼承法、侵權法七編構成。[4]劉士國教授主張民法典應由通則、物權、債權、親屬、繼承、知識產權、侵權行為等七編構成。[5]梁慧星教授更加強調民法典編纂的體系性和邏輯性，認為民法典的結構設計和內容安排只能以法律本身和社會生活本身的邏輯性和體系性作為標准，而德國的五編制的法學概念和權利類型，具有嚴密的邏輯性和體系性，這樣的法典制度安排，對法官的素質要求相對要低於英美法系，有利於保障裁判的公正性和統一性。由是之故，梁先生關於民法典的編纂方案就是在德國民法典五編制的基礎上，結合20世紀社會生活的發展並借鑒新的立法經驗，將侵權行為法從債法中獨立出來單獨成編，列編在合同法之後，為其民法典編纂方案的第五編。與德國民法典的編纂體例相比，梁先生的民法典編纂方案有兩處不同：一是調整了物權與債權的先後順序：將《德國民法典》列為第二編的債權法調整為第三編，與物權編置換；二是將侵權行為法此一債的發生原因之一的債權法內容，從債權法中獨立出來，單獨成編並置列在合同法之後，即將《德國民法典》的債權法一編改編為債法總則、合同法和侵權行為法三編。所以，從根本上講，梁先生的民法典編纂方案是在《德國民法典》體例的基礎，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而有所發展，但這些發展沒有表現為法典的根本性變化—— 主要是形式上的發展。一如上述。

王利明教授也重視法典編纂的邏輯性與體系性。他認為，我國民法典的編纂體例應採納德國法的模式設立總則。總則的設立不僅增強了民法典的形式合理性和體系的邏輯性，有利於減少對一些共性規則的重復規定，使立法簡潔明了，而且使民法典形成了一個從一般到具體的層層遞進的邏輯體系。在分則編纂上，王利明教授則更強調不能照搬德國的五編制模式，而應適應社會的巨大變化，在德國五編制基礎上使民法的體系與內容與時俱進，有所創新和有所發展，以期制定出一部符合中國國情、反映時代需要、面向21世紀的民法典。在這一思想指導下，王先生的民法典編纂方案在總則的引領下突出了人格權法和侵權行為法，將其單獨成編，以示該法典編纂體系與時俱進的時代性。同時，在編排順序上，又將人格權法、親屬法和繼承法置於總則之後和傳統財產法之前，顯有昭示人身關系法重於財產關系法的用意。將侵權行為法放置於法典的最後一編，則有視侵權行為法為民事責任法的玩味，但這一點在王先生的文章中沒有確定。令人遺憾的是，王先生的法典體系設計在試圖追求完美的挺進途中，卻將知識產權的一般規定夾置於合同法之後並侵權行為法之前，這樣的安排在筆者看來缺乏理論支撐且有隨處棲身之草率感，從而使這一編纂體系的價值為此折減，不無頓挫之憾。

馬駿駒教授的民法典編纂體例在尊重德國模式的基礎上，也強調人格權法和侵權行為法並將其各作為一編，但與梁先生、王先生顯有不同的是，馬先生將從德國法承傳下來的債權法一編變為合同法，將繼承法一編作為財產法的內容之一後置於合同法一編並前置於侵權行為法一編。馬先生關於其民法典編纂體例安排的理由似有道理，[4]但將債權法變為合同法，以及將繼承法置於合同法和侵權行為法之間的做法，恐怕知音難覓。成一家之言尚可，成一派學說則難。

劉士國教授綜合有關主張的優點，他認為：中國的民法典，不必像以往立法那樣確認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財產關系與人身關系，只要確認是調整中國市民社會的一般私法，其調整對象就十分明確，且較以往立法之規定為本質上之升華。至於分則各邊如何安排不存在「物文主義」還是「人文主義」的差別，僅為邏輯性、體系性之安排問題；並且，邏輯性、體系性與重要性並不矛盾，被推崇為最具邏輯性與體系性的德國民法典，在分則的編排上已將重要性放在首位。從哲學的辯證關繫上看，重要性與邏輯性、體系性是對立統一的，邏輯性、體系性就包含著重要性，而重要性是從邏輯性、體系性中體現出來的，離開重要性，邏輯性、體系性是不全面的，離開邏輯性、體系性，重要性就無從體現；[5]在充分論證了民法典的調整對象以及重要性與邏輯性、體系性的依賴關系後，結合社會變動出現的新情況——合同的種類以及訂立合同的方式發生了變化，侵權行為法的變化以及知識產權的空前發展，劉士國教授提出了其上述民法典的體系。但就筆者的見解，將傳統民法上的債權編變為合同編，以及將知識產權置於繼承與侵權行為之間的體系安排，也是筆者所不能贊同的。

二、民法典編纂應堅持的指導原則

民法典的制定事關國家法治建設根基，舉國注目，滿懷期待。身為法學園地一丁，願拋磚引玉。就我國未來民法典的編纂體系安排，依筆者之見，應堅持以下四項基本原則：

一是內容與形式相統一的原則。民法的內容決定民法的形式，民法的形式彰顯民法的內容。民法是市民社會的一般私法，[6]以調整私人間的人身關系和財產關系為其內容。民法典的內容因其存在上的客觀性，相對穩定少變。但民法的形式亦即民法的編纂體系卻因依人的主觀認知及選擇的不同而有迥異：一是羅馬法或法國法模式，將整個法典形式分為人法和物法，以「人法」規范人身關系，以「物法」規范財產關系，沒有「民法總則」。二是德國法模式，設有總則，在內容上雖包括人身關系法和財產關系法，但在形式上卻將人身關系法一分為二，人格權法內化於總則編的主體制度中，身份關系法則單獨成編於財產關系法之後。有學者稱此民法典編纂體系使民法淪為財產法，人被淹沒了。[7]筆者認為，從民法典之內容與形式的關繫上看，在民法典體例安排上，以專編形式「彰顯」人身關系法之內容，確有必要。但這樣的制度安排不是用一個所謂「重要性」就能夠解釋得通的。可以明確的是，「重要性」不足成為法典編纂的指導原則。編纂法典的社會意義是以其指導行為、處理糾紛，是要解決問題，關於該問題是否重要，不是法典所要關注和定奪的。就是說，重要性和單獨成編不能劃等號。因為，不單獨成編也能實現對所謂具有「重要性」的法律問題在法典中進行制度規范。將人格權法置於民法典總則編的主體制度中的德國式編纂體例就是明證。從根本上講，重要性是一個主觀價值的問題，而重要性的實現卻是一個技術的問題，而技術則具有非單一性。正因應了那句古諺：「條條大路通羅馬」。難道將物法置於人法的前面，人身權就不重要了？而不管是人法在前還是物法在前，也不管是人法是否單獨成編，都不影響法律規范目的的實現。但從內容與形式的關系的角度考慮，在民法典中設專編來規范人身關系法就確有必要了。故此，筆者贊同人格權法單獨成編。④

二是體系性、邏輯性的原則。法典，是理性的產物。「匯編式」民法典的主張已在反對聲中失聲了曾經張揚的喉舌。中國決心要展示給世人的民法典，定是以體系性、邏輯性為編纂原則的民法典。所謂的體系性、邏輯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民法典要有總則編。就這一點而言，《法國民法典》是缺少體系性和邏輯性的——《法國民法典》沒有民法總則一編。《德國民法典》開設民法總則之先河，將分編中共性的東西抽象的置於總則中加以規定並普遍適用於分則各編，以避免這些內容在分則各編中反復出現、重復規定，引致立法成本之浪費，導致法律適用的人為沖突。二是分則各編也是以體系性和邏輯性為立法原則。如物權法一編，先是物權總則，繼而所有權，然後用益物權，最後擔保物權和佔有制度。我國民法典應延續和承繼從抽象到具體、從一般到特殊的邏輯化展開，以此形成一個有機的體系化的民法典。按照體系性和邏輯性要求，我國民法典編纂應當設民法總則編、債權總則編。

三是以民事法律關系為構架的原則。可以說，整個民法典是以民事法律關系為構架來建構和設計的。民事法律關系是一個高度抽象的法學概念。通說認為民事法律關系的構成要素包括民事法律關系的主體、客體、內容和責任四要素。⑤這四個要素不僅體現於民法典的每一個完整的民事法律規范里，而且也抽象的存在於分則的每一編中，如在物權編；在更高的抽象宏觀層面，就整個民法典而言，民事法律關系的四個構成要素同樣也存在於人們的抽象觀念之中。在總則編中，民事法律關系的主體——人、客體——物、內容——權利、以及權利的實現保障——責任制度，都被抹去其具象，抽象化的存在於法技術的制度層面里，在最高抽象層次上實現法律規范抽象調整的目的。作為民事法律關系內容並作為民法出發點和歸宿點的體系化的民事權利，則被分解成編制的存在於分則各編之中。進而言之，不僅民法典的各編，而且，整個民法典也可全息為一個民事法律關系構造：總則主要表現為一個主體制度，分則主要表現為權利體系制度（人身權、繼承權、物權、知識產權、債權等），而作為體現民事法律關系要素之一——責任要素的，則是由民法典的侵權行為法編擔當。這樣，就形成了一個完整的體系：誰（民事主體制度），享有何樣的權利（權利體系制度），權利如何實現（民事責任制度）。故此，筆者贊同將侵權行為法單獨成編並置於法典之最後，而其他各分編則以權利的體系化標准分類成編：人身權法（人格權法、親屬法、繼承法），財產權法（繼承權法、物權法、知識產權法、債權法——分為債權總則法與合同法、侵權行為法）。

四是以權利性質的兩分型為板塊的原則。民法，是關乎權利的法。權利，按其效力所及的范圍為標准，可分為絕對權和相對權。所謂絕對權，又稱對世權，指得對一切人主張的權利，通說認為絕對權可包括人格權、身份權、繼承權、物權、知識產權。所謂相對權，又稱對人權，指得對特定人主張的權利，相對權主要指債權。大陸法系民法學關於債權的定義即是：「債權者，以對於特定之人，請求特定之行為（作為或不作為）為內容之權利也。」[8]（第1 頁）實際上，民法為調整人與人之間權利關系的法律，而人與人之間的權利關系皆可類型化為兩類關系：三個人之間的權利關系（B-A-C，即對世權）和兩個人之間的權利關系（A-B，即對人權），除此之外，沒有第三種類型化的權利義務關系。一般地也認為，三個人之間的權利關系為靜態的權利關系——義務人的義務多表現為不作為義務，兩個人之間的權利關系為動態的權利關系——義務人的義務多表現為作為義務。按照權利類型的板塊劃分，民法典的各編可作如下順序安排：總則、絕對權利體系（即三個人之間的權利關系或曰消極權利義務關系）、相對權利體系（即兩個人之間的關系或曰積極的權利義務關系）三大板塊。在絕對權板塊，有如下權利順序安排：人格權法、親屬關系法、繼承法、物權法、知識產權法，在相對權板塊 ，有以下權利順序安排：債權法總則、合同法、侵權行為法。

綜上，按照民法典體系編纂的四項原則，可得以對所形成的民法典體系九編制進行如下「切割式」的板塊劃分：一是人身權法（人格權法、身份權法、繼承權法）與財產權法（繼承權法、物權法、債權法總則、合同法、侵權行為法）板塊；二是總則與分則板塊；三是主體法、權利法（人身權法、財產權法）和民事責任法（侵權行為法）板塊；四是絕對權（人格權、身份權、繼承權、物權、知識產權）與相對權（債權總則、合同之債、侵權行為之債）板塊。特別值得提請注意的是，在四原則指導下所形成的民法典體系，四類型板塊結合的唯一的體系模式就是：總則法、人格權法、親屬權法、繼承權法、物權法、知識產權法、債權總則法、合同之債法、侵權之債法，共九編。

㈦ 欺詐的構成要件

欺詐的構成要件有：

（1）一方需有欺詐的故意。所謂欺詐的故意，是指欺詐方明知自己的欺詐行為會使被欺詐人陷入錯誤的認識，希望或者放任此種結果的發生的主觀態度。

（2）欺詐方實施了欺詐行為。欺詐行為一般包括故意告知虛假情況和故意隱瞞真實情況兩種。

（3）被欺詐方因受欺詐而陷於錯誤的判斷。也就是指欺詐的行為與陷入錯誤判斷的結果之間有相當之因果關系。

（4）被欺詐人基於錯誤判斷而為意思表示。

(7)梁慧星民法總則擴展閱讀：

《民法總則》第一百四十八條：

第一百四十八條一方以欺詐手段，使對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實施的民事法律行為，受欺詐方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予以撤銷。

《民法總則》第一百四十九條：

第一百四十九條第三人實施欺詐行為，使一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實施的民事法律行為，對方知道或者應當知道該欺詐行為的，受欺詐方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予以撤銷。

《合同法》中將欺詐分為兩種，即損害國害家利益的欺詐和不損害國家利益的欺詐，前者為無效行為，後者為可撤銷行為。

《合同法》第五十二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無效：

（一）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訂立合同，損害國家利益；

（二）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

（四）損害社會公共利益；

（五）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

梁慧星教授認為：「所謂欺詐，指故意欺騙他人，使其陷於錯誤判斷，並基於此錯誤判斷而為意思表示之行為。」

彭萬林教授主編的《民法學》對欺詐下的界定是：「欺詐是當事人一方故意捏造虛假情況，或歪曲、掩蓋真實情況，使表意人陷於錯誤認識，並因此作出不合真意的意思表示。」王利明教授主編的《民法》一書也認為：「所謂欺詐，是指故意告之對方虛假情況，或者故意隱瞞真實情況，誘使對方基於錯誤判斷作出意思表示。」

對欺詐行為的構成，大都採用四要素說，即必須具備欺詐方的欺詐故意、欺詐行為，受欺詐方的錯誤意思表示以及欺詐方的欺詐行為與受欺詐方的錯誤意思表示有因果關系這四個要件，才能構成欺詐行為。

佟柔教授主編的《民法原理》一書中曾指出：「詐欺是以有意使人產生錯誤認識為目的的行為，因受詐欺而為的民事行為，是指當事人一方故意製造假象、掩蓋真象，致使對方陷於錯誤而為的民事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