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商法前沿問題

❶ 請介紹我國在民商法知識產權法方面的【司法政策】.附例/出處鏈接最好，謝謝

論國際貿易中我國知識產權保護現存的問題及對策分析

[摘要] 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知識產權保護已經成為國際貿易中最為重要的問題之一。知識產權貿易在國際貿易中所佔的比重日益增大，作用更加顯著，隨著加入世貿組織，重視和加強對我國知識產權保護，培育國民的知識產權意識，對於我國的健康、穩定、持續發展國際貿易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本文從知識產權理論與國際貿易的關系為切入點，重點分析了我國知識產權的現狀及存在的問題，並從國家和企業的戰略高度提出知識產權保護的對策。

[關鍵詞] 知識產權保護保護戰略

知識產權主要指個人及其組織在腦力勞動方面創造並完成的智力成果而依法享有的專有權利。它具有無形性、雙重性、確認性和獨占性的特點。根據我國知識產權法的相關法律規定，公民和法人所享有的知識產權有著作權(版權)、專利權、商標專用權、發現權、發明權，以及其他科技成果權等。知識產權保護在當今知識經濟社會顯得非常重要，它不但激勵發明，創新知識，而且可以引進先進技術和資金，加快配置技術創新資源，促使新技術商品化和產業化。本文從知識產權理論與國際貿易的關系為切入點，重點分析了我國知識產權的現狀及存在的問題，並從國家和企業的戰略高度提出知識產權保護的對策。

一、知識產權保護與國際貿易的關系

知識產權保護是以知識為基礎的對國際及國際經濟關系的反映，是新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根據馬克思的剩餘價值學說，只有物質資料生產才能產生剩餘價值，而知識產權作為一種非物質經濟本身不產生剩餘價值，只有參與物質生產部門的價值分割才能產生價值。在國際貿易的過程中，一些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壓低物質部門的產品價格，而提高與知識相關的非物質經濟部門的價格，從而在國際貿易中取得較為有利的地位。隨著國際貿易的不斷發展，知識產權在國際貿易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國際上把知識產權與貨物貿易、服務貿易相提並論，其重要性可見一斑。1994年在關貿總協定烏拉圭第十回合談判過程中，形成了《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簡稱《TRIPS》協議；1995年世貿組織成立，《TRIPS》協議同時生效，2001年我國加入世貿組織，《TRIPS》協議也當然成為我國知識產權保護的重要准則。知識產權保護對國際貿易將產生重要的影響。

1.重視知識產權保護有利於我國對外貿易的健康發展
眾所周知，對外貿易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隨著國際貿易的發展，商品和服務的知識含量和技術含量越來越高，其中涉及知識產權的商品佔有較大的比重，且這個比重還在不斷攀升。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之所以能夠大量成功地引進外資和國外的先進技術，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我國建立並實行了知識產權制度，為正常的國際貿易活動和投資活動奠定了基礎性的保障制度。只有在良好的知識產權保護環境中，國際貿易和投資才能得到有效發展。

2.知識產權保護對發展中國家的不利影響
在弗農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中，一般來說，一個國家的工業都將經歷以下四個階段：第一階段，創造新產品，進入國內市場；第二階段，國內市場飽和，向國外市場出口；第三階段，對外投資，向外國市場提供產品；第四階段，外國生產，向母國市場出口。從發達國家角度說，當處於產品周期的二、三階段時，它會極力支持自由貿易；而當到了第四階段時，國內市場的產品為進口產品所替代時，該國產品的市場地位開始衰落，其市場佔有率受到挑戰。此時，它會轉向知識產權保護，在貿易政策中會極力與知識產權保護掛鉤，通過強制性措施來實施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以設法減慢產品周期的步伐。這對在技術上處於相對落後的發展中國家而言，無疑是有失公平的。這樣知識產權的保護無疑擴大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差距，貧富差距愈加嚴重。

二、當前我國國際貿易中知識產權保護面臨的問題

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隨著世界步入經濟全球化時代，以及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中國政府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建立和制定了相關法律制度，取得了世界各國公認的成績。但從我國社會還正處在初級階段，市場經濟制度還有待完善，在國際貿易中，我國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還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

1.知識產權保護意識比較薄弱
企業對知識產權保護意識薄弱，我國企業每年取得省部級以上的重大科技成果有幾萬個項目，而申請的專利數卻不到10%，企業較為重視有形資產的保護，卻忽視了其作為無形資產的保護，從而導致我國每年有很多知識產權被「搶注」 。所以增強知識產權保護意識已成為企業家的共識，加強企業知識產權法律保護也已成為企業發展的「原動力」和「分水嶺」。目前，我國缺乏一套有效的知識產權保護機制，知識產權保護涉及很多方面，包括法律、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如山西老陳醋商業秘密泄露事件的發生；景泰藍、宣紙等民族絕技的泄密，國內大量的知名商標在國外被搶注。因此，在大力保護國外的馳名商標時，應加強對國內馳名商標的扶植與保護。

2.知識產權人才缺乏
國內大多數企業尚未建立知識產權管理部門，沒有專門負責知識產權工作的人員，真正了解和懂得知識產權知識的人才不多。企業萬一牽連到知識產權爭端，要麼處於極其被動的地位，要麼要支付高額費用聘請外部人員應訴。一些專業性很強的包括專利申請、商標注冊、產權談判及分析工作，因為專業人才的缺乏而無人勝任。

3.與知識產權保護相關法律亟待完善
我國有些法律和TRIPS相關法律還有很多不同甚至有許多空白。知識產權是法律賦予的一種合法壟斷。一些跨國公司企圖利用知識產權中的非法限制和排斥競爭實現其壟斷地位。針對濫用知識產權的非法壟斷行為，許多發達國家都通過制定反壟斷法進行制約，但我國目前還沒有出台反壟斷法，知識產權保護法律中也沒有可操作的反壟斷條款。這樣，我國企業在遇到知識產權爭端時就可能遭遇不利的被動狀態，從而在國內市場上對其他企業的壟斷行為束手無策、在國外市場上遇到嚴格的反壟斷法控制而使自身陷入尷尬境地。

三、我國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的對策

在國際貿易過程中，各國都非常重視知識產權的保護，制定了行之有效的法律保護制度，來保護自己的經濟利益。對我國而言，知識產權保護是一個涉及面較廣的系統工程，雖然我國政府在這方面也制定了相關的法律制度，但真正從國民意識上重視知識產權問題還需一個過程。就目前看，應該做好以下方面工作：

1.實施國家的知識產權保護戰略
(1)政策傾斜，資金扶持。政策上要從籠統扶持轉到重點支持專利項目上來，特別是那些高科技專利項目，建設擁有我國自主知識產權的高科技民族工業群體。同時，採取有力措施，保證專利制度各項獎酬的兌現，重獎一些重大發明專利技術。在資金上，面對「入世」後的新形勢，各級政府都應建立專利基金，以財政、企業為主體，廣開資金來源，多渠道、多形式籌集資金。重點支持那些有廣泛的市場前景、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的專利技術，如火炬計劃、星火計劃、高新技術產業化、技術改造項目、新產品開發項目等各種科技和經濟計劃項目。
(2)加強立法，完善法律。知識產權法律法規的制定要以鼓勵創新、優化環境為宗旨，進一步形成既與國際接軌又符合我國國情的知識產權法律法規體系。抓緊修訂和完善《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以及民間文學藝術作品著作權保護辦法、保護遺傳資源、傳統知識等的立法。 同時，進一步完善行政執法程序，依法公正、高效地解決好知識產權糾紛。積極發揮跨部門執法協作機制和區域協作執法機制的作用，打擊和防範群體侵權、反復侵權行為。鞏固知識產權重大案件聯合督辦制度以及與外國政府、國際組織間的溝通對話機制。加強「奧運會」和「世博會」等各類展會的知識產權保護。提升我國農業技術、農用工具、農葯化肥等領域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促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強化知識產權司法保護，認真落實知識產權司法解釋，依法追究侵犯知識產權犯罪行為的刑事責任。
(3)重視人才，培養人才。科技以人為本，人才是國家的第一資源。國家間的競爭實際上是人才的競爭，誰佔有的人才越多，誰就能在競爭中獲得優勢，取得勝利。近年來，跨國公司已經加大了對中國本土人才的爭奪，中國企業如果還不加強對人才的重視，將會失掉企業未來發展的動力源泉;同時，企業還應該加快深化自身的人才制度和結構變革，培養自己的人才隊伍。要多渠道、多層次地開展人才隊伍培養工作，特別是加大知識產權工作高層次人才培養的力度，全面提升知識產權工作水平，造就一支包括各類專業人才和管理人才在內的規模宏大的知識產權隊伍。繼續加強對各級政府領導和企事業單位負責人的知識產權宣傳與培訓工作。
(4)突出特色，借鑒經驗。發展經濟有特色，保護知識產權也應該有自己的特色。要有符合本國和地區特色的知識產權保護戰略重點和方向。近年來，美國將打擊盜版等作為知識產權保護的重點，其中媒體盜版是重中之重。同時，它們根據現代標准改進美國知識產權法規——特別是刑事懲處手段，包括通過修訂及更新美國簽署的雙向司法援助及引渡條約，讓盜版者及偽冒者在美國受到法律的制裁。
我國也應注重在尋求傳統知識資源的聯合保護。當發達國家對全球現代工業知識產權「圈地運動」基本完成後，我們的「傳統知識」便成為新世紀圈地運動的新目標。中國應當積極運用現行知識產權法律機制，對傳統知識資源進行保護的同時，積極尋求國際聯合集團式的保護。

2.實施企業知識產權保護戰略
(1)樹立品牌 ，增強意識。知識經濟時代,品牌之「名」越來越在於產品的知識含量之高,企業應保持產品在知識含量上的優勢來謀求產品的競爭優勢,只有企業掌握了過硬的知識產權,才能在市場上推出叫得響的民族品牌,才能在國際市場上佔有一席之地;有了自己叫得響的民族品牌,更應該樹立品牌保護意識,洞悉跨國集團在我國運用的品牌戰略,以品牌的國際化帶動知識產權戰略。不僅要利用國內的資源條件和市場,更要充分利用國外的資源與市場,進行跨國經營,使我們的品牌發展成為全球化品牌。由於我國的一些企業在早些年沒有商標保護意識,大量的國內馳名商標被在國外搶注,例如「同仁堂」「青島啤酒」等,使這些企業在國外的發展受到了重重阻力,因此我們要吸取這些教訓,要時刻注意自己的馳名商標的保護問題。否則無異於在扼殺企業在國外的發展之路。
(2)加強申請，促進保護。據報道,僅加入世貿以來我國企業因知識產權糾紛引發的經濟賠償累計超過10億美元。因此我們應從多個角度、立體地實施專利保護戰略。實施專利保護戰略作為企業發展的護身符已是我國企業的當務之急。
第一，成立專門的知識產權機構,建立專利信息中心收集信息,構建知識產權保護網,通過專利信息中心,對與本企業產品相關的專利作分類管理。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統計表明,每年新技術發明創造的90%以上都會在專利文獻中檢索到,所以我們可以不斷地更新我們的專利資料庫,對相似技術進行排查並通過專業人員對相關內容進行侵權分析,在不構成侵權的情況下,使企業的研發人員了解本行業的技術發展趨勢,為創新項目提供方向,保持研究開發中的合法性。
第二，提高專利申請率，設置專利網戰略。對每一項創新方案都申請一項專利,並在基本專利的周圍設置大量原理基本相同的不同權利,並且技術開發本來就是一個不斷升級的過程,因此當一個企業擁有自己的自主專利權時,應通過不斷改進原有技術而獲得網狀的專利保護范圍。
（3）加大創新，提高效率。實施企業知識產權戰略,必須加快建立企業技術創新體系, 增加知識產權的產出量，形成企業在技術創新和科技投入中的主體地位。一要在企業技術創新過程中確立知識產權的概念,充分利用知識產權文獻,注意發現、申報和形成知識產權;二要加強企業技術中心建設,使技術中心成為新產品、新技術開發和知識產權戰略實施的載體,成為吸引、凝聚科技人才,調動和發揮其積極性和創造性的平台;三要加強產學研合作,按照「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原則,共同開發新產品和新技術,建立研究所和實驗室,共同培養技術人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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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相關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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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國：直面國際經濟摩擦》劉力 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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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以制度和秩序駕馭市場經濟》 洪銀興著 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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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知識產權-民營企業出口繞不過的壁壘》 夏瑞林《對外經貿實務》2004/6
12.《建立大類出口商品技術標准預警機制的建議》 江榕 《對外經貿實務》2003/9
13.《廣州市大類出口商品技術壁壘預警機制的建立及改進》 江榕等 《世界標准化與質量管理》2004/11期

❷ 中國政法大學民商法考研怎麼准備

一、良好的心理素質是成功的關鍵

考研之路對於每個人來說都是漫長而艱難的，只有良好的心理素質才能助你一路拼殺到復試結束。在備考的幾個月里，你可能會周期性地感覺學習效率低下、精神狀態不佳，以致失去自信，這在考研一族中是非常常見的現象，能不能克服這種現象正是提高學習效率的關鍵。憑經驗來說，當你陷入這種低彌期時應當及時分析原因。如果確定是過度疲勞引起的，那麼給自己放一天假，好好睡上一覺是最佳的選擇。一定要切記，身體是革命的本錢!如果只是心理上的反復，那麼不要認為效率不高不如休息，等到狀態好了再學，這樣不但浪費寶貴的光陰，還最容易導致中途放棄。一定要強迫自己繼續學習，保持好學習的習慣，同時要通過心理暗示恢復自信。

參加考試的時候更是要拿出所有的勇氣，准備面對任何困難。不管自己准備得到底如何，考試前一定要充滿信心的走進考場，而且告訴自己不論結果如何都要盡到全力，千萬不要想：我今年准備得不充分，這次就當練練手，撞一下運氣，考不上明年再來，這樣你就百分之百失敗了。當看到試卷上有好幾道大分值的題不會做時，更要沉著，告訴自己：沒什麼大不了的，難題絕對不是只難住我一個人。

二、合理分配時間，有計劃地復習

備考的幾個月是十分寶貴的，只有合理地安排復習計劃才能使時間的價值最大化。外語是考研的一大障礙，也是最能拉開分數檔次的科目，對文科專業更是如此。而且，外語的工夫不是一朝一夕練就的。因此，外語基礎不太好的考生一定要及早入手。法學專業的考試特色就是要看的書很多，其中很多知識點還要熟記，所以專業課的復習時間也不能太省。如果實在來不及，可以在政治的復習時間上省一些。因為政治難度不大，記憶的成分多，過早復習只會重復記憶，浪費時間。當然，我不是反對大家好好復習政治，上述只是在時間有限的前提下的無奈之舉。

另外，我所說的「外語——專業課——政治」的順序只是我個人的安排，每個人都應當根據自己的強項和弱項作出適合於自己的復習計劃。但無論如何，要有一個詳細的計劃，將自己需要看的書和分配的時間列成表格貼在醒目的地方，每天激勵自己努力學習，朋友們還可以互相監督。考研貴在堅持，只要能根據自己的實際作出合理的計劃並能切實地履行，相信你的一隻腳已經跨入名校的大門了。

三、掌握正確的學習方法

刻苦努力是考研成功的基礎，但合理的學習方法是成功的「催化劑」。不要以為，考法律的東西就是死讀書，若是不會活學活用，背再多東西也無用武之地。由於各學校的命題風格和難度不同，復習法學專業課的方法也大不一樣。有些學校著重考察法學基礎知識，因此題目范圍很廣但難度不大，考生只要熟讀教材就差不多了。但也有像中國政法大學這樣的學校，其考題中對基礎知識的考察多放在簡答題的水平，真正拉開分數的是一些很專業、很前沿的論述題和案例題。要考這樣的學校，千萬不要只盯著教材看，挑選一兩本精闢的專著看看，再關注一下本專業的研究熱點會使你受益頗多。不過也不要被那些高水平的題目嚇到了，其實命題老師對本科生的普遍水平也是了解的，在評分時自然不會以學者或研究生的水平來評判你的答案，只要他認為你尚且對學術問題有所關注，有培養價值就行了。所以，在學習空閑多翻翻法學雜志，對熱點問題了解一些也就夠了。

至於英語和政治的復習，個人方法的差異性就更大了，在此就不多說了，只是要提醒大家，千萬不要盲目相信某些知名人士所寫的所謂命中率很高的模擬題。親自做過後你就會發現很多都與真題的難度和考察的知識點有很大差異，根本是垃圾!真題是最權威的輔導資料，挑選一本講解詳盡的真題解析，按照考試時間測試一下自己，並根據解析分析自己的問題，認真總結，會比花大筆錢買大量的「垃圾」回來做實用得多。當然，有餘力的同學也可以挑上幾套模擬題來練練手，但一定要向同學或考研前輩討教一下哪本書是經過實踐考驗的，不要盲目購買。畢竟，我們的復習時間是最寶貴的。

四、收集必要的信息

現代社會是信息社會，這絕對是條真理，即使在考研的過程中也同樣適用。大家都承認考本校的研究生要比考外校容易，靠本省市的研究生要比考外省市容易，其實差距就在信息方面。研究生考試最大的特點就是專業課由各校單獨命題，因此了解各學校命題老師的研究領域和命題風格就很重要了。本校的學生本科時就接受的是此學校的學術觀點，甚至可能還是命題老師的學生，這樣的優勢是外校考生可望而不可及的。但是千萬不要自卑，信息是可以通過各種途徑獲取的，實力才是硬道理。

首先，打聽一下報考學校的出題老師及其研究領域是必要的。知道是哪些老師出題後，要盡量弄到這些老師的授課筆記，在網上或期刊上搜集一些相關的文章，結合近年真題仔細研究，抓住復習的大方向，這樣會產生事半功倍的效果。

其次，不要盲信招生簡章，尤其是指定用書。實際上，很多學校所指定的教材早已落伍，現在的命題老師都不屑於去看了。相信大家也都可以想像按照這些過了時的「四書五經」答題會有怎樣的結局了。明明付出了這么多努力才記住的東西，卻不能在考試中轉化為分數，太冤枉了!所以，要多向本校的學生請教，問問他們本科時用的是哪本教材，老師在授課時推薦他們看什麼書，這些才是真正有價值的東西。

總之，考研的過程是一個十分復雜的過程，成功往往取決於多種因素，而不像許多人所想像的那樣，只要一心學習，心無雜念就能考上。當然，努力是最基本的條件，但健康的身體、良好的心理素質、得當的方法和正確的信息也很重要。因此，放開心扉，多與朋友交流心得，不僅會使你在考研路上不再孤單和無助，而且絕對會產生「1+1>2」的效果。最後，祝大家都能圓夢。

❸ 2016年法學考研專業難度怎樣

一、中國政法大學考研法學難度大不大，跨專業的人考上的多不多?
近幾年法學考研比較熱門，中國政法大學是政法類院校的翹楚，每年考的人較多，難度肯定不會很小。法大初試題客觀題比較多，所以相對來說比較客觀公平，只要自己努力加上專業的輔導，考上的幾率會很大。
法學考研大多數是法學本科的人在考，每年在三公律博輔導班裡很多二本三本的考生，都考的不錯，而且都是成功錄取的學員，主要是看你努力與否。所以記住重要的不是你之前學得如何，而是從決定考研起就要抓緊時間完成自己的計劃，下定決心，就全身心投入，要相信付出總會有回報。
二、中國政法大學考研法學就業怎麼樣？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研究生教育方面開創了多項全國第一，法學專業博士生、碩士生招生規模上名列全國第一，每年會派出大批研究生出國出境游學、出國攻讀博士學位或聯合培養。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師資力量雄厚，名師輩出，絕大多數研究生在學期間即跟隨導師參加國家立法、司法咨詢、重大項目研究工作，在高端法律活動中鍛煉自己。
就業方向：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部門、公檢法機關、公司企業、律師事務所、金融機構等。
三、中國政法大學考研法學考研是否公平？
根據往年的錄取情況來看，初試分高的一般就能保證錄取，而且被錄取的考生也是來自於各類院校，本校的學生並不多。而且通過我們輔導成功考上中國政法大學法學研究生的眾多考生都是通過自己努力，採取正確方法從而實現自己夢想。同時，我們團隊成員身邊的同學毫無意外也都是初試成績優異，表現優異的同學。從這些情況來看，中國政法大學考研法學考研還是比較公平的。
四、中國政法大學考研法學各專業方向如下：
1.法學理論
2.法律史
3.憲法學與行政法學
4.軍事法學
5.法與經濟學
6.民商法學
7.訴訟法學
8.經濟法學
9.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
10.知識產權法學
11.刑法學
12.國際法學

五、中國政法大學考研法學考研專業如何選擇？
專業的選擇首先應考慮自己的興趣，興趣是最好的老師，這直接決定了自己的學習動力和將來能夠取得的成績。其次，是考慮自己的長處和短處、優勢和劣勢，爭取在選擇中揚長避短。最後，才是考慮各個專業的競爭激烈程度。現在，由於具體報考的專業對中國政法大學考研法學考研初試的備考影響不大，大家可以先認真復習，到時根據自己的需求，復習程度和對法律的再認識再具體決定所要報考的專業。
六、中國政法大學考研法學考研各個專業的競爭激烈程度？
各個專業的競爭激烈程度有表象和實質之分，所謂的表象就是報考人數，甚至進入復試的人數，所謂實質就是競爭對手的具體水平，直接體現為競爭對手的考分和法學底蘊。結合各個專業的具體招生人數，通常來講各個專業的競爭激烈程度從高到低大體為民商法、經濟法、國際法、憲法、刑法、訴訟法、知識產權法、法理學、環境法、法制史。不過各個專業的競爭激烈程度有個起伏規律需要加以考慮，這就是，上一年度競爭激烈的專業，下一年度報考人數將顯著減少，上一年度報考人數少的專業，下一年度報考人數必將驟增。這一起伏規律，在專業選擇和報考中需要加以利用。
七、中國政法大學考研法學考研的一些學習方法解讀
（一）參考書的閱讀方法
（1）目錄法：先通讀各本參考書的目錄，對於知識體系有著初步了解，了解書的內在邏輯結構，然後再去深入研讀書的內容。
（2）體系法：為自己所學的知識建立起框架，否則知識內容浩繁，容易遺忘，最好能夠閉上眼睛的時候，眼前出現完整的知識體系。
（3）問題法：將自己所學的知識總結成問題寫出來，每章的主標題和副標題都是很好的出題素材。盡可能把所有的知識要點都能夠整理成問題。
（二）學習筆記的整理方法
（1）第一遍學習教材的時候，做筆記主要是歸納主要內容，最好可以整理出知識框架記到筆記本上，同時記下重要知識點，如假設條件，公式，結論，缺陷等。記筆記的過程可以強迫自己對所學內容進行整理，並用自己的語言表達出來，有效地加深印象。第一遍學習記筆記的工作量較大可能影響復習進度，但是切記第一遍學習要夯實基礎，不能一味地追求速度。第一遍要以穩、細為主，而記筆記能夠幫助考生有效地達到以上兩個要求。並且在後期逐步脫離教材以後，筆記是一個很方便攜帶的知識寶典，可以方便隨時查閱相關的知識點。
（2）第一遍的學習筆記和書本知識比較相近，且以基本知識點為主。第二遍學習的時候可以結合第一遍的筆記查漏補缺，記下自己生疏的或者是任何覺得重要的知識點。再到後期做題的時候注意記下典型題目和錯題。
（3）做筆記要注意分類和編排，便於查詢。可以在不同的階段使用大小合適的不同的筆記本。也可以使用統一的筆記本但是要注意各項內容不要混雜在以前，不利於以後的查閱。同時注意編好頁碼等序號。另外注意每隔一定時間對於在此期間自己所做的筆記進行相應的復印備份，以防原件丟失。統一的參考書書店可以買到，但是筆記是獨一無二的，筆記是整個復習過程的心血所得，一定要好好保管。
八、中國政法大學考研大學法學專業課復習建議
很多同學買了書之後，天天看書背書，但是效果不好。在三公律博，三公律博老師會幫助同學們梳理重點知識，減輕同學們復習負擔。
三公律博法大法學老師在講課的過程中會帶領同學們熟悉重要的法律、法規和司法解釋。熟悉法條的作用主要是：（1）可以和教材的論述互相印證，加深記憶。例如，幾個訴訟法教材上的很多論述其實看法條會加深理解、更加明確。（2）可以補充教材已經落後的部分。大家知道，很多教材已經出了好多年了，新法都已經有了，但舊版教材並沒有更新。三公律博老師講課時會幫助同學們結合最新法條，修改教材中落後的論述。大家放心，三公律博法大法學講義都是法條注釋型的，有時直接看法條感覺更清爽。（3）法條也是訓練案例分析能力的前提。做案例時你要是能直接答上幾條中國的現行法，老師立即就會覺得你基礎確實不錯的。
案例分析對於學法的人來說，也應該是個基本功吧。但從三公律博老師了解的情況來看，絕大部分同學都很打怵案例分析。三公律博老師在講課的過程中同學們做一個典型案例分析和前沿問題導讀。
當然，還是基礎知識最重要。法大是非常注重基礎知識考查的，大家不要覺得自己一定要在這方面拉開檔次——基礎永遠是最重要的，三公律博老師建議同學們在復習過程中結合三公律博網路課程，這樣有利於增強同學們的基礎知識。
九、如何調節考研的心態
穩定的心態：其實我覺得只要做到全力以赴，然後中間不徘徊、不彷徨，認定目標，心態基本上都是穩定的，成功的學生，除了剛開始糾結於考不考得上這個問題緊張心緒不穩定之外，後來都挺穩定的，至少從表面上看上去是這樣的，或許內心深處還是不太穩定的，而且偶爾還是會出現抓狂的情況，不過很快就好了。還有就是建議大家不要逢人就說自己要考中國政法大學考研，感覺自己考中國政法大學考研挺牛的，其實，你要想清楚，考哪裡不牛，考上哪裡才牛，你考上後再告訴別人才顯得你牛的。因為總有些人會很善意地規勸你要實際點，不要太不自量力，尤其是你的最好最親的朋友，而這對你的考研的心態有很嚴重的影響，到初試結束，都沒幾個人知道我考中國政法大學考研。
效率與時間：要記住效率第一,時間第二，就是說在保證效率的前提下再去延長復習的時間，不要每天十幾個小時，基本都是瞌睡昏昏地過去的，那還不如幾小時高效率的復習，大家看高效的學生，每天都是六點半醒，其實這到後面已經是一種習慣，都不給自己設置鬧鈴，自然醒，不過也不是每天都能這么早醒來，一周兩周都會出現一次那種睡到八九點的情況，我想這是身體的需要的，所以從來也不刻意強制自己每天都准時起來，這是我的想法，還有就是當你坐在桌前感覺學不動的時候,出去聽聽歌或者看看財經新聞啥的放鬆放鬆。
堅定的意志：考研是個沒有硝煙的持久戰，在這場戰爭中，你要時刻警醒，不然隨時都會有倒下的可能。而且，它不像高考那樣，每天都有老師催著，每個月都會有模擬考試檢驗著。所以你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在前進還是在退步、自己的綜合水平是在提高還是下降。而且，和你一起的研友基本都沒有跟你考同一個學校同一個專業的，你也不知道你的對手是什麼水平。很長一段時間，都感覺不到自己的進步。可能你某年的真題做了130多分，然後你覺得自己的水平很高了，但你要知道，也有很多人做了130多分，甚至135，所以這是考研期間很大的一個障礙。而且，應該在自己的手機音樂播放器里存一些特別勵志的歌曲，休息期間可以聽聽，讓自己疲憊下來的心理瞬間又滿血復活。在三公律博，不斷有測試，有排名，你就知道自己處於什麼位置，找到差距，就能充足能量繼續復習。
十、司考與中國政法大學考研法學考研的關系如何處理？
從考試的角度，他們有沖突，因為考試需要有針對性的去准備；從學習的角度來說他們反而能互相促進，因為他們分別是從不同層次和角度切入進行法律的學習。如果你從把司考復習當做中國政法大學考研法學考研的前奏去思考，當然就得出了不沖突的結論，但這個前奏是不是時間太長了，這個就因人而異。所以具體還得自己根據自己情況靈活處理，靈活決定。如果想兼顧，最好司考復習中兼顧考研的復習，不要中斷。但是，司考復習的最後1-2個月不中斷考研的復習非常人所為啊！人吧精力都有限，同時兼顧主要是分神，特別勞心！考試都需要力顯針對性，這個和考哪個學校其實關系不是很大，主要是要認識這個特徵然後加以利用並有針對性的准備！三公律博老師也會在講課過程中著重強調，為同學們掃除所有考試盲點。
十一、中國政法大學考研法學考研需要看論文、專著和旁聽中國政法大學考研老師的課程嗎？
針對考試特徵，採取分數最大化復習策略是在激烈競爭中取得勝利的最佳方法。當全部試題都可以在教材中尋找到答案，為何要去看論文和專著呢？同時，中國政法大學考研法學考研考查的是基礎理論，對基礎有高度認同感，在本科這個稚嫩而經驗缺乏的年代，打好基礎，是為將來研究專著、寫論文做鋪墊。當然了，看看論文、專著之類對學習、考試和復習也是有促進作用的，但是考試時間是有限的，還有競爭，而人才選拔是以分數為標准和導向。因此，需要尋求一種分數最大化的復習策略，這個因人而異，一般人精力都有限，而吃透教材不僅可以打好基礎為將來繼續深造做積累，而且可以集中精力、針對考試，使分數最大化！
對於是否需要旁聽中國政法大學考研老師講課，這需要先弄清楚旁聽的目的，以及需要弄清楚旁聽是否可以使考分最大化。如果旁聽能使自己復習充分，在考試中取得更好成績就可以旁聽，如果不行就無需旁聽。在此，三公律博老師提示，由於本科專業課考研針對性非常弱，不利於考研專業課復習，所以不建議把大量時間放在旁聽中國政法大學考研課程上。
最後，無論以何種方法復習，考生都要全身心投入，這樣才能取得好成績。

❹ 想考人民大學的民商法碩士

我是人大的。希望幫到樓主。
民商法要有前景還是讀到博士，似乎除了人大沒什麼更好選擇了吧。
的確最近人大的某些法學學科倒退了，管理上要求也不嚴格。
但畢竟師資在那裡，或者說，別的學校，更差。。。

❺ 何敏的學術工作經歷

1990 --- 1998 華中理工大學政治與法律系從事民商法、知識產權法、科技法及其外國民商法和國際技術貿易法的教學與科研工作。1994年破格晉升為副教授，時任主管教學工作的副系主任、歐盟法研究所所長，校「113人才工程」法學學科學術帶頭人。1995年，作為主要負責人主持、參與了科技法學碩士點（後學科調整為經濟法學碩士點）的申報工作，並成為該碩士點首批碩士生導師；
1998 --- 1999 受歐盟高等教育合作研究項目資助赴法國巴黎第一大學法學院「民商法研究中心」在該中心主任Yves GUYON教授（項目合作人）指導下從事「中歐科技政策與法律制度」的比較研究；
1999 --- 2005 在法國巴黎第一大學（Panthéon Sorbonne）法學院商法系師從法國著名商法學家Yves GUYON教授攻讀商法學博士學位。其間，因華中科技大學科研工作及研究生培養工作需要，間或回校繼續指導研究生共七屆32人，並為研究生主講了「外國民商法前沿問題專題」、「知識產權法前沿問題專題」及「歐盟科技政策與科技法律」等多門研究生課程，同時完成了受歐盟及科技部委託的重大科研課題研究任務。並作為負責人之一參與了華中科技大學法學院成立的籌備工作。2005年11月以優良成績（honorable）獲得法國巴黎第一大學法學院商法學（知識產權法方向）博士學位；
2006 --- 2006 華中科技大學法學院副院長、知識產權法與科技法教授；
2006 --- 2009 華東政法大學知識產權學院副院長、知識產權法教授、博導；知識產權學科帶頭人、知識產權博、碩點負責人；
2009 --- 華東政法大學科學研究院副院長、知識產權法教授、博導；知識產權學科帶頭人、知識產權博士點負責人。

❻ 姚輝的代表性成果

1．《民商法學的突破與堅持》，載《法學家》2008年第1期。
2．《單雙號限行中的所有許可權制》，載《法學家》2008年第5期。
3．《情事變更重述》，載《中州學刊》2008年第5期。
4．《論民事法律淵源的擴張》，載《北方法學》2008年第1期。
5．《信用法律制度的若干前提性判斷》，載《政法論叢》2008年第2期。
6．《震後重建中的若干民法問題》，載《人民法院報》2008年7月8日，第五版。
7．《中國民法的近代化及其當代課題》，載《甘肅社會科學》2008年第3期。
8．《動情，以法的名義》，載《判解研究》2008年第1輯。
9．《論特許經營權的法律屬性》，載《山東警察學院學報》2008年第4期。
10．《物權立法的若干法政策學觀察》，載《判解研究》2007年第3輯。
11．《關於民事權利的憲法學思維——以一般人格權為對象的觀察》，《浙江社會科學》2007年第1期。
12．《對話辨共識 爭鳴求精進》，載《法學家》2007年第1期。
13．《人格權：何以可能》，載《法學雜志》2007年第5期。
14．《企業徵信體系的構建與法律規制》，載《北京社會科學》2007年第4期。
15．《讓與擔保規制模式的立法論闡釋》，載《法學家》2006年第6期。
16．《論侵害生命權之損害賠償》，載《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6年第4期。
17．《房屋承租人優先購買權之研究》，載《判解研究》2005年第5輯。
18．《2004年民商法學學術研究回顧》，載《法學家》2005年第1期。
19．《期待物權觀念深入人心》，載《法制日報》2005年7月20日，第1版。
20．《觀念比法條更重要》，載《法學家茶座》第9輯，2005年10月出版。
21．《2003年民商法學學術研究回顧》，載《法學家》2004年第1期。
22．《法典化的趨同與鴻溝》，載《法學雜志》2004年第2期。
23．《「人車之爭」的民法解讀》，載《判解研究》2004年第5輯。
24．《解讀人格權法》，載《人民日報》2003年1月8日。
25．《誠實信用：民法的「帝王條款」》，載《前線》2002年第7期。
26．《民法上的「停止侵害請求權」》，載《檢察日報》2002年6月25日。
27．《消費者是否有權對酒店說「不」》，載《人民法院報》2002年8月27日。
28．RECENT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VIL LAW：FOCUS ON DRAFTING THE CIVIL CODE AND JUS REREM , JOURNAL OF CHINESE AND COMPARATIVE LAW,VOL.5,No.2,2001-2002.
29．《權利不能承受之輕》，載《民商法前沿》，創刊號，2002年第1期。
30．《悠著點兒》，載《法學家茶座》，創刊號。
31．《法官要講理》，載《律師文摘》，2002年春季號。
32．《逝者如斯夫》，載《判解研究》2002年第1期。
33．《internet與表達自由》，載《判解研究》2001年第1期。
34．《中國大陸的市場經濟與擔保物權法的課題》，載台灣輔仁大學《首屆兩岸民商法學術研討會成果報告》，台灣2001年出版。
35．《關於人格權的兩個日本判例》，載《人大法律評論》2001年卷，第一輯。
36．《「大學湯」案》，載《法學前沿》第5輯，法律出版社2001年
37．《堅硬的婚姻》，載《法學前沿》第5輯，法律出版社2001年
38．《法律：法官的還是法學家的》，載《法學前沿》第4輯，法律出版社2001年2月出版。
39．《中國人格權法的發展及其現狀》（日文），載日本《比較法學》，日本早稻田大學比較法研究所編輯出版，第34卷第1號（2000年）。
40．《宇乃月溫泉案》，載《判解研究》2000年第1期。
41．《侵權法的危機：帶入新時代的舊問題》，載《人大法律評論》，2000年卷，第二輯。
42．《人格權的研究》，載《民法總則爭議問題研究》，台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8年10月出版。
43.《大陸民法之發展及現狀》，載台灣《萬國法律》第100期特刊，1998年8月出版。
44.《人民法院機構設置及審判方式改革問題研究》（上） ，《中國法學》1998年第2期。
45.《人民法院機構設置及審判方式改革問題研究》（下） ，《中國法學》1998年第3期。
46.《擔保物權與物權法》，《中外法學》1997年第2期。
47.《論一般人格權》，《法學家》1995年第5期。
48.《違約責任十論》，《中國社會科學》1995年第4期。 1．21世紀法學系列教材法律碩士研究生用書《民法學原理與案例教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9月出版。
2．《民法教學參考書》（上下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4月出版。
3．《新版以案說法·民法篇》，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
4．《民商法司法解釋精要》，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出版。
5．《民法的精神》，法律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
6．《民法總論案例教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出版。
7．《人格權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6月出版。
8．《民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

❼ 信用出資是什麼

信用出資即以信用作為無形資金參與

關於信用出資消極積極等方面的法律思考
本文從分析信用及信用出資的基本含義和本質特徵入手，在闡明了信用出資的積極意義和消極影響的基礎上，基於筆者對公司法的認識，主張允許將信用作為一種合法的出資方式但同時要給予必要的限制以平衡好相關各方的利益
伴隨著我國《公司法》修改程序的啟動，針對實施了十幾年的《公司法》的各種爭議和批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焦點之一就是對以資本信用為基礎的嚴格的資本制度進行反思，其中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討論是否應該放寬對出資形式的限制。本文就是擬對其中的一個具體問題——信用應否作為一種合法的出資形式進行一些探討，筆者認為這種探討的核心應是在綜合評價信用出資優劣得失的基礎上，做出一種對我國經濟和法制發展最有利的選擇。
一、關於信用
在討論信用出資之前，一個必要的前提就是弄清楚什麼是信用，信用有什麼樣的特徵和原則。安博爾中誠信評級傾力打造最具影響力信用品牌。「信用」一詞在倫理學、社會學、經濟學等許多學科均被使用。在法學領域，我們關注的主要是商業信用，即在非即時清結的商事交往中，債權人對債務人依約履行債務的信賴。這種信賴是基於債務人的履約能力和嚴格履約的歷史而產生的，毫無疑問一個履約能力越強，違約歷史越少的人，其信用也就越好。
很明顯，信用存在的前提在於事先信任和事中普遍的守信行為。也有人說信用的產生是授信的結果，通過授信行為才能獲得受信人的信任，受信人通過對授信人以往行為的認識和評價，才能做出對其信用狀況的基本判斷，從而對與其進行商業交往的風險做出正確的估計和預測。同時，一個人良好的信用的取得需要花費成本，需要在商事交往中不斷的約束自己的行為，需要嚴格履行自己的承諾。
對於信用的特徵學術界有許多不同的看法，筆者認為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第一，信用實質上是一種社會經濟關系的反映，體現了一種債權與債務、權利與義務關系。第二，經濟利益性，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信用在商業交往中具有重大的價值，能為其權利人帶來巨大的商業利益。第三，人身性，信用依附於一定的主體而建立和維持，很難在不同的主體之間進行有效的移轉。
信用的本質特徵說明了信用的原則，主要有誠實守信和利益實現兩方面，這也是信用的核心問題。這種原則體現在信用的雙重價值意義上，即表現為功利價值和倫理價值。正如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引用本傑明•富蘭克林對美國人的教導所說：「切記：善於付錢者是別人錢袋的主人，……一次失信，你的朋友的錢袋則會永遠向你關閉。一直把欠人的東西記在心上，會使你在眾人心目中成為一個認真可靠的人，這就又增加了你的信用。」
二、關於信用出資的消極方面
大家知道，投資人的出資是形成公司財產的基礎和來源，是公司成立的前提，沒有投資人的出資公司的成立和運營就是一句空話。從法律上講，出資就是投資人將自己所掌握的財產或其它經濟資源投入到公司當中，構成公司的資本，形成公司的法人財產，供公司掌握和運營。同理，信用出資就是投資人將自己的商業信用轉變成公司可以支配的資源，為公司的商業活動服務，投資人基於此獲得公司股東的法律地位。「其利用的方法通常是允許使用股東的名稱從事商業活動或直接將名稱權轉移給公司，或者股東對於公司所簽發之匯票予以承兌或背書，或股東為公司債務提供擔保等」。
自我國有《公司法》以來，是否允許信用出資就一直是個被激烈爭論的問題。十多年前，立法者基於當時國情及多方面的考慮做出了對信用出資的否定性規定，直到今天，否定信用作為一種合法出資形式的聲音依然還很強大。站在否定者的立場上來看，信用出資自有許多消極的方面，筆者認為，這種消極方面主要包括以下內容：
（一）允許信用出資與我國《公司法》確定的基本的資本制度相違背。綜觀現行公司法我們可以發現，我國是在以資本信用為核心的基礎上構建我們的公司法律體系的，以在登記機關登記公示的資本作為公司財產的基礎和承擔責任的基礎。為此，在資本形成制度中採用了嚴格的法定資本制度，確定最低資本額，出資形式和資本變化嚴格限制。這些制度的初衷旨在維護社會交易安全和經濟秩序，減輕社會誠信狀況惡化對經濟的消極影響，遏止當時皮包公司的泛濫成風。信用出資與資本的確定原則是相違背的，它也很難作為公司承擔財產責任的依託，同時1993年立法者所憂慮的問題現在並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因此放寬對信用出資限制的條件尚未成熟。
（二）信用本身不符合公司資本的要求。很多學者認為一種經濟資源要能作為資本進行出資需具備兩個基本的條件：其一是要具有一定的經濟價值，其二是所有權能在不同的所有者之間移轉。對於信用來說，其價值的評估和確定缺乏權威的指標，不具有可操作性，同時不同的主體對於同一主體的信用評價可能差別很大，具有很強的主觀性。另一方面，出資的要求之一是將其所有權轉移於公司，同時當公司破產時能將其強制執行用於清償公司債務，對於信用來說，這都存在很大的難度，因為信用從本質上說具有很強的人身性，既難以將其移轉於公司也難以將其移轉於債權人。
（三）信用出資可能導致的其他的問題。由於信用本身的特點所決定，如果允許信用作為一種合法的出資方式，將可能導致其他別的一些法律問題的產生。例如：1、信用維護的責任問題，公司還是出資的股東？因為良好信用的維護毫無疑問需要成本，股東把信用投入公司後就有可能導致股東和公司雙方互相扯皮，都沒有足夠的動力去維持信用的有效性，存在對信用進行透支的危險；2、出資後股東對信用的利用問題，是否允許及如何利用？嚴格來說，出資之後，信用應該和其他出資一樣轉變為公司的財產，但信用本身對股東又具有很強的人身依附性，解決兩者之間的沖突顯非易事；3、股東的信用只能作為一個整體出資還是作價後可以拆成幾份，部分出資部分自己保留或投資於其他公司？也就是說股東作為信用這種財產的所有者他的處分權應否受到限制以及如何限制；4、其他一些問題，如信用作價顯失公平的問題，特定情況下還可能涉及國有資產流失的問題，股東合謀損害債權人利益的問題等等。
總結起來看，筆者認為所有的這些消極方面都可以歸結為對出資股東、其他股東以及公司債權人利益可能造成的損害。
三、關於信用出資的積極意義
在信用出資被現行法律否定的同時，也有許多人一直在為信用出資的正當性搖旗吶喊，在《公司法》修改的過程中，這種呼聲變得更加強烈。筆者認為，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兩面性，信用出資在具有消極方面的同時，也有它本身應該被肯定的理由：
（一）對資本信用的反思。從本質上講資本只是章程中規定的數字，這個數額注入公司之後已不再是資本，而是公司的資產。實際上，對公司債務承擔責任的是公司的資產，而不是公司的資本，資本只是「資產負債表右平衡下所有者權益中列示的一個人為創設的數字，它不是資產、資金或財產，它所記載的只能是歷史性信息。」「在公司存續一段時期後,公司資本實際上已成為純粹的計算上之數額」。在公司經營過程中，公司的資產處於一個不斷變化的動態過程中，它可能遠高於或低於注冊資本，因此依靠公司資本作為債權人利益的擔保，是極不可靠的，也無法真正保護債權人的利益。因此有人提出用資產信用取代資本信用似乎更為合理。在此，筆者不想對資產信用和資本信用的利弊做出判斷，只想說明資本信用的神話是有缺陷的，因此，基於資本信用對出資形式的嚴格限制也不是不能否定的，允許信用作為一種出資方式應該也是可以考慮的。
（二）信用在公司經營中的積極意義。有人說信用是社會的粘合劑，是「穩定社會關系的基本因素」。「沒有人們相互間享有的普遍的信任，社會本身將瓦解，因為幾乎沒有一種關系是建立在對他人的確切了解之上的。」在商業交往中，信用的作用就更加舉足輕重了，它往往意味著更多的交易機會，意味著更多的競爭優勢，意味著更多可能的成功。可以毫不誇張的說，一個喪失商業信譽的公司在社會中的存活是非常困難的，信用是一個公司生存的靈魂和核心。舉例來說，對於一個以咨詢或培訓為主營業務的公司來說，一個知名專家的加盟可能比資金的注入重要一萬倍。因此，信用對公司來說是有很高的價值的，以信用作為一種出資形式是能夠為公司和公司的其他股東所接受的。
（三）現實當中存在著信用為公司所利用、信用作為投資的這樣一種需求。事實上合夥企業中是允許信用出資的，在那裡，可能是某一個人作為合夥人，可能就會給企業帶來無形的商譽，這個企業在市場中可能會具有更強的競爭力，這個人來加入這個合夥，他不需要出錢，也不需要出物，他只要出個名，交易者或第三人只要知道這個企業有誰做他的合夥人，也許就願意和他進行交易，這時對這個人的名譽就是一種典型的信用的利用，無限公司和合夥企業對這種信用的利用是比較明顯的。特別是合夥人和無限公司的股東要承擔無限責任，他即使不出資也會當然地對企業的信用產生一種支撐和影響。因為他是以合夥人的無限責任作為公司債務的擔保的。誰作為合夥人、誰作為無限公司的股東會對公司本身的能力產生直接的影響。事實上，對於其他的企業，包括公司企業，對股東信用的利用也是完全可能並經常存在的。例如，我國特有的掛靠企業的問題，事實上存在著很多被掛靠企業的信用被掛靠企業利用的情況，在處理這種糾紛的時候，如果不能認可信用出資的事實，很有可能導致顯失公平的法律後果。因此，即使在法律沒有認可信用出資的前提下，信用作為一種出資在事實上也是存在的。
四、它山之石
（一）美國、英國
美國1994年頒布的《統一有限責任公司法》第401條規定：有限責任公司成員的出資可為有形和無形的資產，其他對公司的利益，包括金錢、股票、已經提供的勞務或承諾繳納的現金或財產或約定在將來提供的勞務。美國1987年頒布的《示範公司法》修訂本6.21規定：董事會可以認可發行股票，為此而收受價金，該價金包括一切有形或無形財產，或是能使公司享受的利益，包括現金、付款證書、已提供的勞務、提供勞務的合同或公司的其他證券。
從美國企業法的規定看，對出資形式的要求是相當寬松的，實質上允許一切能給公司帶來價值的資產，不管是有形的還是無形的，都可以作為合法的出資，這其中自然包括信用。美國的做法沿襲了它一貫的鼓勵投資的思路，也與它發達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
英國的做法和美國相差不大，「股東可用金錢（貨幣）價值（money worth）、商譽(good will)和技術訣竅(know how)等出資。」
（二）德國、法國、日本
德國《股份公司法》第27條第2（2）項要求：實物出資和實物接受只能是可以確定經濟價值的財物，勞務不能算作實物出資和實物接受。
《法國民法典》1843-3規定：每個股東有義務向公司支付其已允諾提供的實物、現款及技藝的出資。實物出資通過轉讓相應的權利及交付財產的實際處分權完成，以所有權出資的出資人對公司如同賣方對其他買方一樣負擔保責任，以收益權出資的，出資人對公司如同出租方對承租方一樣負擔保責任。《法國商事公司法》23條第2款規定：有限責任股東不得以技藝出資。
德國、法國在出資問題上的規定，顯然比英美更為嚴格，其出資標的主要是貨幣（cash）和實物（in kind），但實物（in kind）一詞與我國《公司法》第二十四條中的「實物」（主要是直廠房設備等有形財產）的含義並不一致，它包括有形財產和無形財產。正象有些學者所認為的那樣「德國和法國等大陸法系國家甚至把信譽作為一種出資方式，但勞務不能算作實物出資」。⑤
從世界主要國家的規定來看，不管是大陸法系傳統還是英美法系傳統的，基本都認可信用作為一種適格的出資方式，這種靈活的規定有利於最大限度的發揮信用資源的作用和優勢，有利於調動人們的投資積極性，有利於社會投資的增長。但是這種做法也是以其國內完善的信用體系和發達的市場經濟基礎為依託的。
五、立法對策
照搬國外的做法固然並非上策，但是無視外國的成功經驗也不是理智的做法。正確的對策應該是在科學分析信用出資本身優劣的基礎上立足本國實踐，參考國外的成功做法做出有利於自身發展的科學抉擇。
從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允許信用出資既有有利的一面，又有有害的一面。筆者認為對於這種具有兩面性的事物，採取一味禁止的辦法也許並非上策，對它們進行合理的疏導，發揮它們的優勢抑制它們的劣勢可能是種更為有利的選擇。因為法律只不過是經濟基礎的反映，記錄經濟基礎的要求而已，只要社會實踐中存在這種需求，法律的限制最終只能是軟弱無力的，並且還可能出現一些異化了的問題，同時有可能損害法律的權威性和可執行性，歷史和法律的發展已經證明並將繼續證明這一觀點。基於這一認識對信用出資似乎不應採取一味禁止的辦法。
其次，從公司法的價值和功能上來看，公司固然是保證股東利益最大化的一種法律安排和制度設計，但公司在市場運作的過程中不能不顧及公司債權人和其他利益相關人的利益。公司法也只有在兼顧多方利益的前提下才能最終實現股東利益的最大化，促進經濟的良性發展。也就是說公司法的制度設計只要對股東、公司和債權人的利益進行必要的平衡，就能基本上實現公司法所追求的價值目標和基本價值取向。從這一點上說，筆者認為只要我們在允許信用出資的同時對其進行必要的限制，就能滿足公司法價值和功能的要求，實現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
再次，從我國的實際情況來看，雖然實踐中存在著要求以信用出資的強烈需求，但我們還存在另外一個現實：市場經濟體制不健全；公司欺詐愈演愈烈，市場的道德風險加大；沒有完善的信用評估和監測體系，市場信用存在重大缺陷等等。
通過以上的對信用出資的利弊的分析，筆者認為，在新修改的公司法中可以允許信用作為一種合格出資方式，同時應該對其進行一些限制性的安排：
（一）可以以信用出資的僅限於法人股東。因為法人的信譽是在市場上的長期競爭中形成的，已經經過了市場的檢驗，其可靠度很高。而單個自然人包括合夥，在如今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其信用的取得和維持成本很高，而且其抗拒風險的能力有限，其承擔最終責任的能力總體上來說偏弱。
（二）信用出資局限於有限責任公司而不能放寬到股份有限公司，這是由兩類公司的不同性質所決定的。眾所周知，有限責任公司股東人數較少，公司的人合色彩比較濃，股東之間的信任和了解較深，允許在有限責任公司中採取信用出資的方式，出現股東之間欺詐的可能性較少，股東也比較容易達成協議；股份有限公司主要是資合性質的公司，股東之間基於股份的結合才走到一起，股東的相互信任和了解不多，如果允許股東以信用出資，可能導致欺詐的出現，主要是發起人欺詐其他股東，特別是社會公眾股東。
（三）是否允許股東以信用的方式出資及出資的作價需經全體股東一致同意。因為是否允許某些股東以信用出資及其出資比例，影響到公司的股權結構、運營能力和償債能力，影響到全體股東的權利和義務，這些都事關公司的生存發展，事關全體股東的根本利益，因此不能適用資本的多數決原則，應由全體股東一致同意；
（四）公司不能濫用股東的信用以加重股東的責任，這樣規定的目的主要是為了維持信用的穩定性和延續性，避免涸澤而漁，避免公司或其他股東為了追求短期利益而不負責任的透支公司信用，平衡公司和相關股東之間的利益，為了實現這個目的可以規定在何種情況下公司對股東信用的利用需要徵得股東的同意；
（五）當公司破產時以信用出資的股東應在其出資范圍內以相應的現實財產對公司債務承擔責任，其他股東對此負連帶責任，以保護債權人利益。這種安排主要基於這樣一種考慮：一，權利和義務一致，股東在享受投資收益的同時應該承擔投資失敗的風險，這種風險就包括以出資額為限對公司債務承擔責任，但是由於信用本身的價值難以估量同時難以移轉，以股東出資的信用承擔責任難以實現，如果不要求股東以現實財產承擔責任就等於免除其責任，這對其他股東和債權人來說都是不公平的；二，在實踐中，股東出資的信用在影響債權人和公司的交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債權人的信賴利益值得保護；三，要求其他股東承擔連帶責任有助於使他們在是否允許信用出資的問題上嚴格把關，有利於對債權人利益的充分保護，同時也是要求其對自己的同意行為負責。
以以上這些特有的規定為主，加上現行公司法的無形財產出資比例的規定和出資差額補足的規定等關於公司資本的規定，應該可以達到趨利避害的效果。
因此，筆者建議在修改公司法時可以對現行的五種法定出資形式予以拓展，把信用納入其中，同時為了使公司法不過於冗長瑣碎，可以規定：對於信用出資的具體辦法由國務院決定。在國務院對於信用出資的規定中應包含以下一些主要內容：
（一）股東可以以其自身的信用作為出資投入公司，其合法的股東權益受法律保護。
（二）股東以信用出資的應遵守以下規定：
1、以信用出資的股東僅限於法人股東，不包括自然人及合夥；
2、可以接受信用出資的公司僅限於有限責任公司，不包括股份有限公司；
3、接受信用出資及其出資的作價及比例以全體股東一致同意為前提；
4、公司對股東信用的利用應遵守誠信原則，公司應對其濫用股東信用給股東造成的損失承擔賠償責任；
5、在公司破產時，股東應在但責范圍內以其他現實財產承擔責任，其他股東對此負連帶責任。
以上的這些設計是筆者能想到的一些主要方面，當然不會是全部。筆者相信通過這些安排可以有效的打消對信用出資消極影響的憂慮，因此，筆者的觀點是對於信用出資可以允許，但得輔之以必要的限制，筆者認為這是對我國經濟和法制發展最有利的安排。
參考書目
1、趙旭東主編：《公司法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2、於瑩：信用問題的法律分析及調整，《法學評論》2003年第4期；
3、趙旭東：《公司資本制度改革》，中國人民大學「民商法前沿」論壇講稿，載中國民商法律網；
4、齊奇主編：《公司法疑難問題解析》，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5、徐曉松：《論我國公司資本制度的缺陷與完善》，載《中國法學》2000年第3期；
6、徐曉松：《論我國公司資本制度改革的方向》。

❽ 蘇永欽的人物事件

2009年4月21日，中國人民大學民商法前沿論壇在明德法學樓國際學術報告中心舉行。我國台灣地區「司法院」大法官審薦小組委員、台灣政治大學法律系蘇永欽教授作客論壇，以「中國需要什麼樣的民法典——從物權法立法引發的爭議談起」為題作了精彩的演講。我校副校長、我院王利明教授，我院王軼教授和石佳友副教授出席了此次論壇並作了評議。本次論壇由我院博士研究生孟強主持。
在演講正式開始前，王利明副校長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致辭。他說，蘇永欽教授是台灣著名的學者，為人謙和、著作頗多、學術成就卓著。王利明副校長熱烈歡迎蘇永欽教授的到來，希望蘇教授經常到人大法學院來參加學術活動，促進兩岸法學交流，王利明教授向蘇永欽教授贈送了演講紀念品。
蘇永欽教授圍繞中國需要什麼樣的民法典這一問題展開演講。他認為，中國民法典要做「最普通的普通法」，要具有超越體制的特徵和功能，以抽象化的方式制定相關規則，再通過特別立法解決具體問題。他主要從三個方面闡述了這一觀點。
在演講中，蘇永欽教授首先介紹了物權法實施的推遲和其實施後的爭議。蘇永欽教授認為物權法在立法過程中產生的爭議是有其社會經濟背景和理論現實意義的。他說，社會的不斷變化決定了法律制度需要不斷地改革。當談到民法典立法模式時，蘇永欽教授強調，個別的民事規范匯編的意義不大，我國需要體系化的立法模式，較為可行的主要有民法典模式（水平切割）和部門民法模式（垂直切割）兩種立法模式。他指出，這兩種模式在體系路徑、思維方式、指導理念、公私匯流、規范領域、規范角色、規范對象、規范風格上都是截然不同的。蘇永欽教授較為贊同民法典模式，認為該模式的優點在於歷久彌新，主要體現在利用該模式可以將較抽象和精確的概念組合成相應的規則。隨後，蘇永欽教授以德國民法典為例指出，民法典模式是基礎結構的回填，其高度抽象性留下的特別立法和解釋空間較大，能較好地滿足社會復雜變化的需要。在將物權法與合同法進行了比較分析後，他認為，兩者在立法技術上存在差異。物權法並沒有較高的抽象性，還不能達到納入民法典的要求。蘇永欽教授指出，物權法立法的爭議主要源於物權法中夾雜著很多本屬於部門民法的規定。因此，中國民法典應該更注重抽象性的要求，回到市場經濟的原點、人性的原點。
蘇永欽教授隨後提出要根據物權本質重構財產法體系。他認為，物權法定是物權法能獨立成編的唯一理由。在物權和債權的區分上，他指出，兩者都是相對的、待履行的交易關系。物權的本質在於特定的財產利益通過公示化改變了特定人之間的對待關系。蘇永欽教授認為，若打破物權法定原則，物權法就可以並入合同法而無獨立的必要。而物權法定原則實際上並不能完全適用所有的市場交易，因為一般的市場交易的社會成本比較低，而在這一原則下的社會成本極高，不利於市場交易的發展。所以，他認為，物權法定原則應變得更加自由化。轉而債物二編最終都可以成為歷史，以合同法來調整所有的交易關系。
最後，蘇永欽教授闡述了適應市場經濟的中國民法典的結構內容，包括財產法通則，合同法，知識產權，人法通則，親屬法，繼承法，民事責任法，國際與時際民事法律適用法八篇。
主題演講結束後，王軼教授和石佳友副教授就相關問題作了精彩的評議。王軼教授認為，最理想的民法典應當具有超越體制的功能，能夠表達人們最低限度的價值共識。石佳友副教授指出，民事法律最基本的制度都有較強的政治性，帶有強制化色彩，這是其它民事立法應該注意的。最後，蘇永欽教授還和現場的同學進行了互動。

❾ 林嘉的代表性成果

論文類：
「勞動關系法律調整模式論——從《勞動合同法》的視角解讀」，載《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8年第6期
「社會保障的法制軌跡」，載《中國教育報》2008年12月11日
「工傷賠償請求權競合問題研究」，載《法學論壇》2008年第3期
「《勞動合同法》的立法價值、制度創新及影響評價」，載《法學家》2008年第2期
「社會法的研究視域和進展：關注民生，促進社會建設」，載《法學家》2008年第1期
「工傷認定一般條款之立法思考」，載《法學雜志》2008年第1期
「2007：勞動法大事件」，載《法制資訊》2008年第1期
「社會法在構建和諧社會中的使命」，載《法學家》2007年第2期
「社會法的熱點及其新發展」，載《法學家》2007年第1期
「實現社會和諧 勞動合同法意義非凡」，載《法制日報》2007年12月19日
「勞動合同法立法十大新意」，載《法制日報》2007年8月19日
「深入學習宣傳《勞動合同法》，大力構建和諧勞動關系」，載《人民日報》2007年8月11日
「通過法律規制有效消除就業歧視」，載《法制日報》2007年6月10日
「我國殘疾人勞動權保障的理念、實踐、困境及對策」，載《河南省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07年第3期
「我國社會保障立法的指導思想及發展思路」，《社會法評論》（第二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
「勞動法的基本理論及其立法完善」，載《中國工運》2006年第7期
「在《勞動合同法》中設定一般權利義務條款之思考」，載《當代法學》2006年第6期
「我國勞動合同立法技術若干問題探討」，載《學習與探索》2006年第5期
「論我國就業歧視的法律調控」，載《河南社會科學》2006年第5期
「保障勞動者權利要『三管齊下』」，載《法制日報》2006年10月24日
「2005年勞動法學和社會保障法學學術研究回顧」，《法學家》2006年第1期
「我國的勞動法律制度」，載《中國人大》2006年第1期
「論和諧社會與勞動就業權的法律保障」，載《法學家》2005年第5期
「TCL集團職工持股信託方案評析」，載《法學雜志》2005年第5期
「中國-法國社會保障法高級論壇綜述」，載《人權》2005年第4期
「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現狀、問題與發展」，載《人權》2005年第4期
「社會保險對侵權救濟的影響及其發展」，載《中國法學》2005年第3期
「2004年勞動法學和社會保障法學學術研究回顧」，載《法學家》2005年第1期（中國人民大學報刊復印資料《經濟法學、勞動法學》2005年第7期轉載）
「論司法解釋創設不動產優先權之弊」，《判解研究》2005年第2輯
「中國社會保障制度的現狀、問題與發展」，載《河南省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05年第5期
「經濟補償金的性質」，《人民法院報》2005年7月18日
「勞動合同解除中的經濟補償金、違約金和賠償金問題研究」，《勞動法評論》（第一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比較法及其接受對中國社會保障立法的意義」，《民商法理論與實踐》，中國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
「加快社會保障法制建設，實現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法學家》2004年第1期。
「勞動合同若干法律問題研究」，載《法學家》2003年第6期（中國人民大學報刊復印資料《經濟法學、勞動法學》2004年第3期轉載）
「2002年勞動法學和社會保障法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法學家》2003年第1期
「基本人權保障與弱勢群體的社會支持」，《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社會發展研究報告2002》，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
「『非典』直接涉及的勞動者權益保護問題」，載《法學信息》2003年第23期
「論法治國家目標和社會保障法的法制化」，載《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2年第2期
「論社會保障法的社會法本質——兼論勞動法與社會保障法的關系」，載《法學家》2002年第1期（中國人民大學報刊復印資料《經濟法學、勞動法學》2002年第8期轉載）
「工傷保險立法問題研究」，載《民商法前沿》2002年第1、2輯
「2001年勞動法和社會保障法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載《法學家》2002年第1期（中國人民大學報刊復印資料《經濟法學、勞動法學》2002年第6期轉載）
「農民工保護是《勞動法》的基本任務」，載《中國勞動保障報》2002年12月31日
「世紀之交的勞動法發展——一種全新的思維和開放的觀念」，載《法學家》2001年第3期（中國人民大學報刊復印資料《經濟法學、勞動法學》2001年第11期轉載）
「勞動合同不是民事合同」，載《北京法制報》2001年5月8日
「他能否得到5萬元懸賞金」，載《人民公安》2000年第13期
「汽車丟失應由保安公司賠償嗎」，載《人民公安》2000年第8期
「勞動法與現代人權觀念」，載《法學家》1999年第6期
著作類：
《社會法評論（第三卷）》（主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社會法評論（第二卷）》（主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勞動合同法條文注釋與適用》（主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勞動合同法熱點問題講座》（主編），中國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
《外國民商法（第二版）》（主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勞動法》（主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社會保障法（第二版）》（21世紀法學系列教材，參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
《法律碩士專業學位研究生入學全國聯考考試指南（民法學）》（參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勞動就業法律問題研究》（合著，第一作者），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2005年版
《勞動法評論》（第一卷）（主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勞動法（修訂版）》（主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以案說法·保險法篇》（主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
《論社會保障法》（中/英文版），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2003年
《社會保障法的理念、實踐與創新》（獨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現代中國法概論》（韓文版），博英社2002年
《商法總論教學參考書》（主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
《外國勞動法和社會保障法》（參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
《現代憲法學基本原理》（參編），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1年
《以案說法·房地產法篇》（主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
《勞動法》（21世紀法學系列教材，參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
《勞動法學》（參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
《社會保障法》（21世紀法學系列教材，參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
《外國民商法》（21世紀法學系列教材，主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
《以案說法·侵權民事責任篇》（主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
《以案說法·婚姻家庭繼承法篇》（主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
代表性項目
2007年司法部項目：反歧視法研究
2007年中華全國總工會項目：集體合同立法研究
2005年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社會保障立法研究
2004年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當代中國勞動法律問題研究
2003年與挪威國立奧斯陸大學國際合作項目：就業歧視的法律調控
2001年教育部社科基金項目：社會保障法的理念、實踐與創新
1998年國家教委社科基金項目：職工再就業的法律調整

❿ 邵明的代表性成果

一、專著和教科書
獨著：《民事訴訟法理研究》（「十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法律科學文庫），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獨著：《民事訴訟法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獨著：《正當程序中的實現真實——民事訴訟證明法理之現代闡釋》（中國法學學術叢書），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合著：《民事訴權研究》（國家教委博士點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基金項目），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台灣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版
合著：《民事訴訟法學原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合著：《中國大網路全書（法學卷）》，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2003年版
合著：《證據法原理研究》（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合著：《中國社會轉型時期的法律發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合著：《中國檢察制度憲法基礎研究》（最高人民檢察院重大研究項目），中國檢察出版社2007年版
合著：《證據法學研究》（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副主編：《民事訴訟法學》（復旦博學·法學系列）（第一版和第二版），復旦大學出版社
副主編：《證據法學》（全國高等自學考試指定教材），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副主編：《民事訴訟法學原理及案例教程》（21世紀法學系列教材·法律碩士教科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合著：《民事訴訟法學》（全國高等自學考試指定教材），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合著：《民事訴訟法專論》（21世紀法學系列教材·研究生教學用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合著：《民事訴訟法》（全國成人高等教育規劃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合著：《民事訴訟法》（第3版和第4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國家級規劃教材），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2008年版
副主編：《民事訴訟法學》（研究生教材），中央黨校出版社2009年版
二、學術論文
「論社會主義法與利益分配正義」，《法商研究》1995年第5期
「簡論絕對豁免主義」，《法學雜志》1995年第6期
「析撤銷權的建立及其訴訟中的若干適用問題」，《安徽大學學報》1996年第3期
「試論比較法學的研究對象」，《法商研究》1996年第4期
「程序公正及其在法庭辯論中的具體運作」，《政法論壇》1996年第5期
「民事訴訟法學的研究成就及其發展的若干問題」，《中國法學》1998年第4期
「當事人的程序利益」，《法制現代化研究》（第4卷）1998年
「論訴的利益」，《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0年第4期
「民事訴權理論與民事訴訟法學方法論」，《比較民事訴訟法》（2000年卷）
「訴訟標的論」，《法學家》2001年第6期
「民事訴訟行為要論」，《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2年第2期
「民事訴訟當事人的程序基本權」，《法制日報》2002年8月18日
「民事訴訟法的憲法化」，《民商法前沿》（第1卷）
「民事糾紛及其解決機制論略」，《法學家》2002年第5期；
「民事訴訟制度的發展」，《法學雜志》2003年第2期
「訴訟中的免證事實」，《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3年第5 期
「析自由心證原則」，《人民法院報》2003年9月23日
「關於我國制定統一證據法典的思考」，《證據學論壇》（第8卷）2004年
「我們需要一部什麼樣的民事訴訟法典」，《訴訟法學研究》（第8卷）2005年
「論現代法治視野中的民事舉證責任」，《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5年第6 期
「民事糾紛之行政解決方式」，《人民法院報》2006年1月23日
「證據共通原理在普通共同訴訟中的適用」，《甘肅社會科學》2006年第2期。
「民事之訴法理探微」，《東吳法學》（總第11卷）2006年
「民事訴訟直接言詞原則研究」，《山東警察學院學報》2007年第4期
「我國檢察機關在民事法領域的功能分析」，《學習與實踐》2007年第7期
「現代民事再審原理論」，《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7年第6期
「論我國和諧社會中的民事調解」，《學術界》2008年第2期
「民事爭訟程序基本原理論」，《法學家》2008年第2期
「透析民事訴訟的正當性」，《法制日報》2008年6月29日
「民事之訴的構成要素與訴的識別」，《人民司法》2008年第17期
「《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決定》述評」，日本《國際商事法務》2008年第9期
「漫談經驗法則在訴訟中的適用」，《法制日報》2008年12月14日
「民事訴權學說發展簡史」，《團結》2008年第5期
「論民事訴訟證據裁判原則」，《清華法學》2009年第1期
「我國民事訴訟當事人陳述制度之『治』」，《中外法學》2009年第2期
「論民事訴訟程序參與原則」，《法學家》2009年第3期
「析民事證明責任的減輕技術」，《東南司法評論》2009年卷
論法院民事預決事實的效力及其採用規則》，載《人民司法》2009年第10期
「憲法視野中的民事訴訟正當程序」，《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9年第6期
「析法院職權探知主義」，《政法論壇》200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