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的擴張

Ⅰ 刑法中的擴大解釋和縮小解釋怎樣才能易於理解

擴大解釋和縮小解釋都不能超出詞語本身涵蓋的范圍，如果超出，就是類推解釋了。

舉例：

擴大解釋：刑法第四十九條規定，犯罪的時候不滿十八周歲的人和審判的時候懷孕的婦女，不適用死刑。《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對懷孕婦女在羈押期間自然流產審判時是否可以適用死刑問題的批復》（法釋[1998]18號 1998年8月7日公布 自1998年8月13日起施行）：懷孕婦女因涉嫌犯罪在羈押期間自然流產後，又因同一事實被起訴、交付審判的，應當視為「審判的時候懷孕的婦女」，依法不適用死刑。

縮小解釋：《最高院關於審理為境外竊取、刺探、收買、非法提供國家秘密、情報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01]4號2001年1月17日公布 自2001年1月22日起施行）第一條第二項 刑法第一百一十一條規定的「情報」，是指關系國家安全和利益、尚未公開或者依照有關規定不應公開的事項。

(1)刑法的擴張擴展閱讀

刑法是規定犯罪、刑事責任和刑罰的法律，具體些說，也就是規定哪些行為是犯罪和應該負刑事責任，並給犯罪嫌疑人 刑罰處罰的法律。刑法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刑法是指一切規定犯罪、刑事責任和刑罰的法律規范的總和。

廣義上的刑法不僅僅指刑法典，還包括對刑法典中局部內容進行修改補充的決定或補充規定，如1998年12月2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關於懲治騙購外匯、逃匯和非法買賣外匯犯罪的決定》[3]；也包括非刑事法律中的刑事責任條款，如1998年12月2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第十一章中有16個條文作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的規定，此外還有「證券監督管理機構工作人員進行內幕交易的，從重處罰」、「以暴力、威脅方法阻礙證券監督管理機構依法行使監督檢查職權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的規定。

對刑法典進行局部修改補充的決定或補充規定，理論上稱為單行刑法；非刑事法律中的刑事責任條款，理論上稱為附屬刑法。所以，廣義刑法是由刑法典、單行刑法和附屬刑法組成的。狹義刑法則僅指系統地規定犯罪、刑事責任和刑罰的刑法典。在我國，即指1979年7月1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1997年3月14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Ⅱ 如何區別刑法中擴張解釋和類推適用

擴大解釋是相對於條文的字面含義而言，其真實的含義應該大一點。
例：破壞交通工具罪的對象是「火車、汽車、電車、船隻、航空器」，解釋其中的「汽車」包括大型的拖拉機，就有所擴大，但仍是汽車可以包含的范圍。
類推解釋，是指對刑法條文沒有明確規定的除行為之外的事項，比照最相類似的刑法條文規定的相關事項，作超出該規定含義范圍而推論適用的解釋。罪刑法定原則要求禁止類推解釋,新刑法已經廢除了類推制度．
關於擴大解釋與類推解釋的區別：
第一，從形式上說，擴大解釋所得出的結論，並未超出刑法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而是在刑法文義的「射程」之內進行解釋；類推解釋所得出的結論，超出了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是在刑法文義的「射程」之外進行解釋。
第二，從著重點上說，擴大解釋著眼於刑法規範本身，仍然是對規范的邏輯解釋；類推解釋著眼於刑法規范之外的事實，是對事實的比較。
第三，從與立法者的意思的關繫上說，擴大解釋，是為了使立法者的意思明確化；類推解釋，是在立法者的意思之外主張解釋者自己所設定的原理。
第四，從論理方法上說，擴大解釋是擴張性地界定刑法的某個概念，使應受處罰的行為包含在該概念中；類推解釋則是認識到某行為不是刑法處罰的對象，而以該行為與刑法規定的相似行為具有同等的惡害性為由，將其作為處罰對象。
第五，從實質上而言，擴大解釋沒有超出公民預測可能性的范圍；類推解釋則超出了公民預測可能性的范圍。盡管如此，類推解釋與擴大解釋的界限仍然難以區分。例如，「賣淫」是否包括同性之間有償的性行為、「同居」是否包括通姦行為、「財物」是否包括財產性利益，就存在疑問。

Ⅲ 刑法的擴張解釋和限制解釋的區別

擴大解釋。法律條文的含義因為社會生活的變遷，現實生活中的一專些情況嚴重按照字面含義屬難以納入刑法的調整范圍，將法律條文的含義適度擴大化，即其外延會變化。擴大的部分是與法律條文的本義基本相關的，能夠從法律條文的含義適當推演出來。但是類推解釋中，類推解釋也是超出了條文的字面含義，但這個超出過份了一些，不能夠從條文含義推演出來。拐賣婦女罪中的「婦女」不可能包括「男性」，因為男性不具有女性特徵。
縮小解釋（限制解釋）。將刑法中的含義解釋為小於字面含義。
從刑法保障人權的角度來講，刑法由於規定的是涉及生殺予奪的犯罪與刑罰，因此，刑法縮小解釋有助於限制刑法的處罰范圍，有利於保障人權。縮小解釋在保障人權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對於刑法的加重構成要件的解釋，意義非常重大。

Ⅳ 如何理解刑法擴張解釋與罪刑法定原則的關系

罪刑法定原則與復刑法司製法解釋是不同層次上的概念。

罪刑法定原則屬於基本原則范疇,反映的是基於一定社會價值觀所產生的要求,是對刑法實質意義和功能的定位,是構建刑法的基礎。

刑法司法解釋屬於應用規則范疇,是對刑法運作過程中具體適用問題的闡明,是對刑法構建的解說,它影響著實踐操作和應用結果。罪刑法定和刑法司法解釋以刑法條文為形式聯結點,因此,二者是否發生關系,有無必要研究二者的關系與刑法典的規定有密切聯系。當某一部刑法典明文規定或者實際貫徹了罪刑法定原則時,就產生了罪刑法定原則的制約性和刑法司法解釋的獨立性之間的對立統一關系。如果刑法典沒有貫徹罪刑法定原則,罪刑法定對刑法司法解釋就不存在制約關系,研究工作即會因缺乏實踐基礎而無價值。所以,二者的關系的實質是罪刑法定原則下的刑法司法解釋規則問題。

Ⅳ 刑法擴大解釋和類推解釋有什麼區別看了很久都很難理解，誰能舉例為我解釋一下。

1、兩者定義：
類推解釋是指，需要判斷的具體事實與法律規定的構成要件基本相似時，將後者的法律效果適用於前者。我國刑法禁止不利於行為人的類推解釋。
擴大解釋是指，刑法條文的字面通常含義比刑法的真實含義窄的時候，將其字面意思擴張，使其符合刑法的真實含義。我國刑法並不禁止擴大解釋。
2、二者常常容易混淆，其區別有如下幾個方面：
類推解釋超出了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即在文義范圍之外進行了解釋。而擴大解釋沒有超出刑法字面含義，即在文義范圍之內。
類推解釋著眼於刑法規范之外的事實，是對相似事實的比較。而擴大解釋仍然著眼於刑法本身，是對刑法規范的邏輯解釋。
類推解釋是認識到某行為不是刑法處罰的對象，而以該行為與刑法規定的相似行為具有同等的惡害性為由，將其作為處罰對象的。擴大解釋是擴張性地劃定刑法的某個概念，使應受處罰的行為包含在該概念中。類推解釋在公民預測可能性范圍之外，即不是可以預測的。擴大解釋則是在公民預測可能性之內。
3、舉例：
2000年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貪污、職務侵佔案件如何認定共同犯罪幾個問題的解釋》第一條規定：行為人與國家工作人員勾結，利用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便利，共同侵吞、竊取、騙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暫由公共財物的，以貪污罪公法論處。刑法中明文規定貪污罪的發最主體限於「國家工作人員」，而上法條則認為國家工作人員以外的行為人滿足一定條件時，仍可以構成貪污罪，這里存在一個類推解釋，解釋主體將「利用國家工作人員的身份」作為類推的連接點，認為非國家工作人員與國家工作人員勾結是，同樣利用了國家工作人員的身份，與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自己的身份並無實質區別，應當得到相似的處理。
擴大解釋在司法實踐中較為常見。比如刑法第341條「出售」解釋為「包括出賣和以營利為目的的加工利用行為」。
需要提醒的是，罪刑法定原則，新刑法已禁止類推解釋。

Ⅵ 刑法中擴張解釋成立的條件

對刑法進行擴張解釋源於社會需要，但為了符合罪刑法定原則的要求，擴張解釋適用必須符合特定的條件。具體來說，第一，對刑法條文作擴張解釋必須符合立法精神意圖；第二，對於刑法條文的解釋不能超出條文所「可能具有的含義」。
(一)關於「立法精神和意圖」的理解
遵循刑法的精神和意圖是刑法擴張解釋應當堅持的原則之一。但什麼是刑法的「立法精神和意圖」，在刑法解釋論上意見並不統一。一種觀點認為，立法意圖是指立法行為時立法者的意思。這種觀點為主觀解釋論者所倡導，在19世紀概念法學時代盛極一時，由於該理論無視法律的目的和社會發展的動向，在現在的刑法解釋論中已為多數學者所不取。
法律是社會的產物，為了有效發揮法律的功能，必須根據社會現實的需要，對立法精神和立法意思作出適應性解釋，所以，對立法精神和立法意圖應當理解為立法者根據社會現實需要所表現出來的價值取向和態度。刑法的目的旨在保護法益免受犯罪行為的侵害，因此，對於特定刑法條文是否需要擴大解釋，也必須遵循刑法立法的這一根本原則，在條文可能具有含義的范圍內，考察該行為是否具有刑罰處罰的必要性。所以，刑法的立法精神和立法意圖必須在社會需要或行為受刑罰處罰的必要性之中尋找。因而，當行為侵害了重大法益和對法益造成重大侵害時，刑法通過擴張將其解釋為犯罪的可能性就大；反之，通過擴張解釋將其解釋為犯罪的可能性就小。當然，刑法並非保護所有法益，刑法的首要功能在於對社會基本價值的維護，因而其調整的范圍是有限的。「同其他社會規范一樣，法律規范也是選擇的產物，它們也受到由其所在社會的基本前提原理所衍生出的主要原則的一致性的檢驗。並非任何社會制度的一切基本的前提原理都與法的問題相關，因為幾乎沒有一種法律制度試圖去調整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②。因此，理解社會需要、認定行為受刑罰處罰必要性需遵循的是：
第一，解釋必須滿足罪刑之合理性要求的原則。即要求解釋的內容和涉及的范圍，應該是人們合理地被期望去做或不做的行為以及應得懲罰等情形。
從價值判斷的意義上說，就是解釋是基於社會基本價值和維護社會最基本秩序的最低要求的考慮，並且解釋的內容與解釋所涉及的范圍，對刑法所確定的保護范圍是合理的。因為刑法調整的范圍只能是與社會的基本價值以及最基本的秩序的維護相關聯。為此，行為所侵犯的法益，當然是首先必須考慮的。行為所侵犯的法益是衡量該行為性質的首要標志。在我國，犯罪所侵犯的法益一般被理解為犯罪客體，不同的客體決定著行為社會危害性的大小及其程度。當某種行為侵犯的客體越重要，其被解釋為犯罪行為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在考慮對特定法條有無必要作擴張解釋之前，需要考察行為所侵犯的法益(犯罪客體)的性質。其次，也應當考慮行為侵害法益的樣態。
為侵犯重大法益時可能構成犯罪，即使行為侵犯的法益並不重大，但對不重大的法益造成嚴重(重大)侵害時也可能成立犯罪。因此，在考察對特定法條款有無必要擴大解釋時，也不能忽視行為侵害法益的樣態。行為侵害法益樣態越嚴重，其解釋為犯罪的可能性也就越高，懲罰可能就越重。
第二，解釋必須遵循獲得普遍的社會民眾的心理認同與支持的原則，否則，這種解釋之合理性便會受到懷疑與挑戰。因為，「如果一道法令要想得到執行，必須保證它在社會心理上的效能。」①制定法律，包括我們對刑法條款的解釋的目的之一就是使其對社會生活發生影響，「只要承認法律有效地存在著，就必須讓法律對現實發生作用，不允許中間性妥協。」②所以，對刑法條款的解釋既要承擔既定的社會基本價值與秩序的維護，即解釋內容應當與社會心理保持最大限度的一致性，使解釋的基本原理、原則與已形成的文化和法律原則保持一致並具有延續性，而且，應當成為適合社會文化假說和被普遍接受的法律模式。
(二)關於「可能具有的含義」的理解
源於社會的需要對刑法進行擴張解釋，這並非是近現代刑法的專利，在古代社會，通過對刑法的無限制的解釋達到調整、控制和解決社會矛盾的目的，無論在西方還是在我國都曾經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近現代以來，在現代法治理念的影響下，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權，已經成為國際社會公認的不可動搖的、具有普遍性的法治觀念，各國的立法紛紛建立罪刑法定製度。罪刑法定作為處罰犯罪的界限，是為了保證國民預測的可能性，因此，對刑法的擴張解釋必須在刑法條文「可能具有的含義」的范圍內，對此，日本著名學者將其形象地稱為不超過法律文義的「射程」。③凡超越刑法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的解釋，由於違反了罪刑法定的基本精神是無效的。所以，如何判定刑法條文(用語)「可能具有含義」，便成為正確適用刑法擴張解釋的關鍵問題。
德國學者Kad larenz教授對法律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曾作過一的解釋，他認為所謂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是指一般語言用法，或者立法者標准語言用法，該用語還能夠指稱的意義。①這對於刑法解釋同樣適用。
眾所周知，法律由無數的概念和用語組成，不管這些概念和用語是來自於日常生活，還是產生於立法者的創造，法律中的任何一個概念或用語都很難真正做到意思清晰、語義明確，其中，往往會出現如當代美國著名法理學家博登海默先生所指出的那樣，「一個概念的中心含義也許是清楚和明確的，但當我們離開該中心時它就趨於變得模糊不清了。」②由於概念的意義不明確，往往形成一個含義區域，因此，只要對概念含義的理解在概念區域的范圍以內，我們認為，都應當視為概念「可能具有的含義」。
在刑法中，我們應當如何認定對某一刑法概念的解釋是否在所謂的「可能具有的含義」內呢?對此，日本學者前田雅英教授的認識值得借鑒。他指出刑法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分為三種情況：(1)一般人都預想到的含(核心部分)；(2)一般人都難以想到的邊緣部分；(3)上述二者的分。在第(1)種情況下應當肯定構成要件符合性；在第(2)種情況下上應當否定構成要件符合性；對於第(3)種情況，則應當通過考察處罰必要性來決定。⑧從上述前田教授簡潔的認識可以看出，對某一刑法概念的解釋是否在「可能具有的含義」范圍的判斷，前田教授採用的是以一般人的認識為基礎，同時兼顧考慮了行為受刑罰處罰的必要性。對於這種判斷標准，我認為是可取的。刑法是一種社會規范，對於「可能具有的含義」的判斷當然也應當採取社會的標准，一種解釋的結論能夠被一般人接受，就意味著這種解釋結論沒有超出國民預測可能性，如果一般人對某種解釋的結論會大吃一驚，則意味著這種解釋結論超出了國民的預測可能性。④但是，前田教授對上述第(3)種情形下的處理意見則值得商榷。刑法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是能否運擴張解釋的界限，而不是其內在根據，即使某種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再大，受刑罰處罰必要性再高，只要其可能具有的含義不為一般人所認識，就應當否定擴張解釋的適用，我們絕不能以行為受刑罰處罰必要性程度高為理由而突破罪刑法定的界限。
與理論上對擴張解釋應當嚴格遵循刑法用語的「可能具有的含義」這一要求相比，我國司法實踐的有些做法的確值得探討。現行刑法頒布後，為了解決司法實踐中的一些難題，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布了大量的司法解釋。但是，有時僅僅為了解決某一個具體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還會針對下級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的請示作出不少具有司法解釋性質的「批復」。有不少解釋和批復就涉及對刑法的擴張解釋這一問題。
有些擴張解釋正確把握了刑法的精神和擴張解釋的界限，是合理的；但也存在不少解釋或批復已超出刑法條文用語可能的含義，違反了罪刑法定的刑法基本原則。比如，2000年1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頒布了《關於審理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其中第5條第2款解釋道：「交通肇事後，單位主管人員、機動車輛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車人指使肇事人逃逸，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論處。」根據我國刑法共同犯罪的規定，共同犯罪的成立需要具備主觀上的共同故意和客觀上的共同行為，所以，即使指使者和逃逸者存在共同犯罪，「共同犯罪」的范圍也只限於「逃逸」共同犯罪。但是就逃逸行為而言，我國刑法並沒有獨立的罪名和法定刑，將指使者教唆、幫助行為和逃逸者的逃逸行為解釋為成立共同犯罪是違背我國共同犯罪基本理論的。①又如，2002年8月1高人民檢察院頒布的《關於單位有關人員組織實施盜竊行為如何適用法律問題的批復》規定：「單位有關人員為謀取單位利益組織實施盜竊行為，情節嚴重的，應當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條的規定以盜竊罪追究直接責任人員的刑事責任。」由於我國刑法單位犯罪以刑法的規定為限，顯然該批復的擴張解釋超出了法律規定的范圍，是違反罪刑法定原則的。

Ⅶ 法律里所講的「擴張解釋」怎樣理解

擴張解釋簡單的說就是擴大刑法中明文規定的法律規范的解釋的范圍，我國刑法中理論上對擴張解釋定義為刑法條文所使用的文字過於狹隘，不足以表明刑法中真實意義，於是擴張其意義，使其符合刑法的真實意義的解釋方法，擴張解釋是我國刑法理論當中一種常見的解釋方法，在實踐中也經常的被應用，比如我國刑法第269條規定「犯盜竊、搶奪、詐騙罪，為隱匿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證據，而採取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的，以搶劫罪論處」。此法條將特殊情況下的搶奪、盜竊、詐騙行為定性為搶劫罪，就是採用擴張解釋的方法。

Ⅷ 刑法可以擴張解釋和當然解釋,為什麼要需要四要件去規定犯罪

當然解釋，即自然解釋，是論理解釋的一種。屬「不言自明、理所當然」，是指回刑法規范雖然沒有明示答某一事項，但依形式邏輯、規范目的及事物的當然道理，將該事項解釋為包括在該規定的使用范圍之內。典型的如《刑法》第50條對死緩兩年的理解：死緩期間如果故意犯罪，查證屬實之後，適用死刑程序無需等到兩年期滿；而對於死緩中的重大立功或無故意犯罪需減少為有期徒刑或無期徒刑的，必須在兩年期滿後才可適用。當然解釋比較常用的是入罪解釋，即法律 雖無明文規定，但依規范目的衡量，該行為比法律規定者更有適用的理由。
擴張解釋可分為立法擴張解釋和司法擴張解釋，有的學者認為，司法擴張解釋就是按照立法原意把刑法條文作合乎邏輯的、大於其字面涵義范圍的解釋。〔10〕（P128）筆者認為，如何理解「大於其字面涵義范圍的解釋」成為是否正確運用擴張解釋的方法進行司法解釋的標准。司法機關進行擴張解釋後的內容如果內涵於擴張對象的，就是合法的司法擴張解釋；如果進行擴張解釋後的內容與擴張對象呈並列關系，則是越權的解釋。

Ⅸ 刑法擴張解釋與罪刑法定原則的關系

罪刑法定意為罪與刑罰都是由法律進行規定，且該法律是成文的，定罪和處罰內應依據成容文法而定。
然而，因為法律的文義性，滯後性。在法律的適用中通常會產生不同的意見，因此需要有權機關進行解釋。這也是為了更好的適用法律。落實罪刑法定原則。
定罪判刑只能依據法律。解釋是為了達到罪責刑統一。

Ⅹ 我國刑法中的擴張解釋的限度以及案例！！！

只能說不能 超出詞語可能具有的含義！！！
例如買賣偽造的國家機關證件行為，解釋為依照 買賣國家機關證件罪定罪。 很明顯「國家機關證件」 擴大了 包括 真的 也包括偽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