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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大利刑法典

發布時間: 2022-07-25 08:49:51

A. 數罪並罰是指什麼,數罪並罰有哪些原則

1、對於判處死刑和無期徒刑的,採取吸收原則;2、對於判處有期徒刑、拘役和管制的,採取限制加重原則;3、數罪中有判處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須執行,即對判處附加刑的,採取附加刑與主刑並科的原則。

B. 外國刑法強奸罪相關規定

《義大利刑法典》 第十二章侵犯人身罪第609-2 性暴力中規定,「採用暴力或威脅手段或者通過濫用權力,強迫他人實施或者接受性行為的,處5年至10年有期徒刑。」 法國刑法典》 [20] 第一卷第二編第三節第一目第222-23條規定,「以暴力強制威脅或趁人不備,對他人施以任何性進入行為,無論其為何種性質,均為強奸罪。強奸罪,處15年徒刑。」 1997年生效的俄羅斯聯邦刑法 [21] 分則第十八章侵害性不受侵犯權和個人性自由的犯罪中規定有:強奸①即對受害人或其他人使用暴力或使用暴力相威脅,或利用受害人孤立無援的狀態與之實行性交的,處3年以上6年以下的剝奪自由;②……。」 英國刑法《1956年性犯罪法》 [22] 只是簡單地規定,「男子強奸婦女的犯罪行為。」《1976年性犯罪法》以制定法的形式確認了上議院在檢察長訴摩根一案中作出的關於強奸的普通法上的定義,現在的《1956年性犯罪法》 [23] 第一條第一款規定,男子強奸婦女或其他男子即構成犯罪。 綜上有關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國家立法所述,對強奸罪的直接主體限制為男子和對象為女子的國家有日本、美國、加拿大、原西德等;對強奸罪的直接主體和對象均無限制的國家有德國、義大利、法國、俄羅斯等;對強奸罪的直接主體限制為男子而後把對象從單一的婦女增加為「婦女或其他男子」的國家有英國。同時亦可說明,從國外的刑法立法例來看,強奸罪的直接主體未必是男子,亦可是女子;強奸罪的對象未必一定是女子,照樣可以是男子,包括男子強奸男子;另外,強奸罪的直接主體和對象將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展,呈現增加的趨勢。

C. 如何區分犯罪未遂,犯罪既遂,犯罪中止等犯罪狀態

犯罪中止 犯罪未遂 犯罪預備 犯罪既遂 刑事責任 犯罪構成要件犯罪的中止和未遂是兩個概念,它們均屬於故意犯罪的形態類型,極易混淆。如何區分犯罪中止與犯罪未遂,在刑法理論界似乎已成定局,而在司法實踐中關於犯罪中止與犯罪未遂溯及理論上的爭議有悖於法治的基本精神。犯罪中止、犯罪未遂作為犯罪的未完成形態,並不具備刑法所規定的某一犯罪構成的客觀要件,因而如何正確區分犯罪未遂與犯罪中止,對行為進行正確地定性和量刑,在司法實踐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犯罪形態要區別犯罪中止和犯罪未遂,我們首先要了解犯罪的四種形態,即:犯罪預備、犯罪中止、犯罪未遂和犯罪既遂。1、犯罪預備犯罪預備是指為了犯罪,准備工具,製造條件,但由於行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著手實行犯罪的情形。犯罪預備的特徵:(1)、主觀上為了犯罪。「為了犯罪」是指為了自己實行犯罪和為了他人實行犯罪。(2)、客觀上實施了犯罪預備行為。「犯罪預備行為」包括准備實行犯罪工具與製造一切為實行犯罪的條件。(3)、事實上未能著手實行犯罪。未能著手實行犯罪,包括「預備行為沒有完成而不可能著手實行犯罪」和「預備行為雖已完成,但由於某種原因未能著手實行犯罪」兩種情況。(4)、未能著手實行犯罪是由於行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如果行為人自動放棄預備行為或者自動不著手實行犯罪,則不成立犯罪預備,而成立犯罪中止。我國《刑法》第22條規定:「對於預備犯,可以比照既遂犯從輕、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2、犯罪中止犯罪中止是指在犯罪過程中,自動放棄犯罪或者自動有效地防止犯罪結果發生的情形。犯罪中止具有:中止的時間性、中止的自動性、中止的客觀性和中止的有效性四個特徵(1)、中止的時間性;犯罪中止必須發生在「犯罪過程中」即:犯罪中止既可以發生在犯罪預備階段,也可以發生在犯罪實行階段;犯罪還沒有形成結局,既不是未遂,也不是既遂。犯罪既遂後自動恢復原狀的,不成立犯罪中止,犯罪未遂後也不可能出現犯罪中止。(2)、中止的自動性;即行為人認識到客觀上可能繼續實施犯罪或者可能既遂,但自願放棄原來的犯罪犯罪意圖。(3)、中止的客觀性;(4)、中止的有效性。犯罪中止,必須是沒有發生作為既遂的犯罪結果,否則就不成立犯罪中止。犯罪中止的成立並不要求沒有發生任何犯罪結果,而是沒有發生作為既遂標志的犯罪結果。我國《刑法》第24條規定:「對於中止犯,沒有造成損害的,應當免除處罰;造成損害的,應當減輕處罰」。3、犯罪未遂犯罪未遂是指已經著手實行犯罪,由於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情形。犯罪未遂的特徵:(1)、已經著手實行犯罪,犯罪行為進入了實行階段。(2)、犯罪未得逞。通常表現為沒有發生犯罪結果,但並不是凡是發生了犯罪結果的都是犯罪已經得逞。(3)、犯罪未得逞是由於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主要包括三種情況:抑止犯罪意志、抑止犯罪行為和抑止犯罪結果。我國《刑法》第23條規定:「對於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從輕或者減輕處罰」。4、犯罪既遂犯罪既遂即故意犯罪的完成形態,是指行為人所實施的犯罪行為已經具備了刑法分則所規定的某一犯罪的全部構成要件。犯罪既遂的類型又可以分為:行為犯、結果犯和危險犯。對故意犯罪的既遂犯,應當直接按照刑法分則所規定條文的刑罰規格量刑處罰。需要說明的是,只有直接故意犯罪才存在上述犯罪形態,過失犯罪和間接故意犯罪不存在犯罪預備、犯罪未遂與犯罪中止形態,也就沒必要肯定其有犯罪既遂,對它們而言,只有犯罪成立與否的問題。 二、犯罪中止與犯罪未遂的區別在了解了故意犯罪的四種形態之後,我們再來探討犯罪中止和犯罪未遂的區別。如何區分犯罪中止與犯罪未遂,在刑法理論界似乎已成定局,即判別犯罪中止或是犯罪未遂的根據是行為人是否自動停止了犯罪行為的實施。而在司法實踐中關於犯罪中止與犯罪未遂溯及理論上的爭議有悖於法治的基本精神。1、犯罪中止與犯罪未遂的立法區別在英美法系中,對犯罪中止通常作未遂罪處理,在處罰上也不作任何特別的考慮。在大陸法系中,對於未遂犯大多規定得減或必減行為人的刑事責任。但是,對於中止犯,各國刑法的規定幾乎是一致的,即不是免除其刑,就是減輕其刑。如日本刑法第 43 條規定:「已經著手實行犯罪而未遂的,可以減輕其刑,但基於自己的意志而中止犯罪的,應當減輕或者免除刑罰」。①義大利刑法典第 56 條第二款、第三款、第四款分別規定:「未遂犯處罰之程度如下,法定刑為無期徒刑時,未遂犯應處 12 年以上有期徒刑;其他情形,以依本刑減輕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處罰之」,「如果犯罪人自願中止行為,只有當以完成的行為本身構成其他犯罪時,才處以該行為規定的刑罰」,「如果自願阻止結果的發生,僅處以犯罪未遂規定的刑罰並減輕三分之一至一半。」②我國刑法第23條規定:「已經著手實行犯罪,由於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對於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從輕或減輕處罰」。第24條規定:「在犯罪過程中,自動放棄犯罪或者自動有效防止犯罪結果發生的,是犯罪中止。對於中止犯,沒有造成損害的,應當免除處罰;造成損害的,應當減輕處罰」。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我國刑法也同許多國家的刑法一樣,對未遂犯和中止犯作出了截然不同的規定。對未遂犯,是「可以」從寬;對中止犯,是「應當」從寬。並且,從寬的內容也差異極大,中止犯至少可以得到減輕的待遇,而未遂犯卻是原則上至多得到減輕的待遇。顯然,各國對犯罪中止的處罰均輕於對犯罪未遂的處罰。然而,是什麼因素促使各國立法者不約而同地給予中止犯如此寬宥的處罰呢?從客觀歸罪到主觀歸罪,再到主客觀相統一的定罪原則,人類在刑法思想史上經歷了相似的路程。從刑罰目的論研究的角度我們不難找到答案。人的活動是具有自覺能動性的,但這並不等同於意志的絕對自由,人的認識和活動並不是隨心所欲的,而是受客觀存在和客觀規律制約的,人只有在正確認識和利用客觀規律時才獲得意志的相對自由。從這一點我們可以看到:犯罪人的犯罪行為是根據本人的意志選擇的,這種選擇使自己處於與社會公眾相對立的地位,其意志產生的行為必然要受到刑法的否定評價與制約。所以,犯罪人應該對本人意志產生的危害社會的行為承擔刑事責任。立法中對犯罪中止與犯罪未遂的不同規定是出於刑罰目的論研究和對刑事政策的考慮,判別中止犯與未遂犯的關鍵在於犯罪行為人實施犯罪時的意志在立法上是否有值得表彰之處,這也是判斷中止犯與未遂犯最根本的標准。運用這種標准,不僅可以解決許多在犯罪論注釋層面爭議不休的問題,而且簡便易行,便於司法實踐操作。例如:在一起故意殺人犯罪案件中受害人為了脫身向犯罪人許諾日後滿足其要求的條件,犯罪人信以為真便停止犯罪,該種情形應該如何定性呢?從注釋層面看:一方面,犯罪人放棄其犯罪意圖時,不存在外界致使其行為無法完成的障礙,他完全可以將犯罪進行下去,這種因己意而停止犯罪的情形只是基於犯罪人一種「犯罪已不必完成」的想法而已。另一方面,犯罪人得到受害人的假意許諾後停止犯罪的情形,與犯罪人誤以為有障礙(但實際上這種客觀的障礙並不存在,乃是其認識上的障礙)妨礙其犯罪行為實施而致犯罪未遂的情形一樣,只不過後者以為犯罪已不能完成。但其共同點是犯罪人因為對事實認識錯誤而做出了錯誤的判斷,並且基於這種錯誤的判斷而放棄了犯罪行為,違背了犯罪人真實意圖的,在這種情形下的行為人並沒有真正放棄犯罪意圖,也無悔罪的表現,不存在法律上可倡導之處,所以我認為這種情形應該定性為犯罪未遂。又如犯罪人在實施犯罪時遇到受害人是熟人而放棄犯罪的情形,我個人認為應該將這種情形定性為犯罪未遂。因為以熟人為侵害對象會使犯罪人感到將會面臨身敗名裂以至鋃鐺入獄的危險,這種情況下放棄犯罪的行為並非出於犯罪人真誠悔悟和對法律價值的重新承認,而是為了保護自己,而且在這種情況下停止的犯罪行為是有悖於立法中所設立的中止制度本意的。犯罪中止與犯罪未遂相比較,前者是出於己意而停止,後者則是因障礙而停止,犯罪人所表現的主觀惡性不同,人身危險性的差異也不盡相同,刑法為了更好地完成尊重人權與社會防衛的功能,必然對其規定不同的待遇。立法之所以規定「中止犯應當免除處罰或減輕處罰」、「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從輕或減輕處罰」是基於刑罰目的的研究,以此鼓勵行為人懸崖勒馬,放棄正在實施的犯罪行為或積極有效地防止犯罪結果的發生,完成立法本意中的規范、保護和教育的功能。犯罪是一種由行為人心理支配的必然要受到刑法的否定與制約的行為活動,而《犯罪心理學》則是一門研究犯罪活動與心理學關系的學科,雖然對《犯罪心理學》僅僅是淺嘗輒止,但法律工作實踐使筆者認為,犯罪與心理學的關系如同疾病與發病機理。通過這門學科我們知道:失衡的心理導致犯罪。反而言之,我們可以得出:犯罪行為和行為人的心理活動密切相關,中止與未遂作為故意犯罪的兩種形態和犯罪行為人的心理活動唇齒相依。在撰寫這篇論文時筆者查閱了大量資料,通過借鑒前人的經驗我認為,雖然對於犯罪中止和犯罪未遂的區別有很多學者提出不同的論斷,但我本人認為:幾乎所有這些論斷僅僅是從表象,以各國刑法典對於犯罪中止和犯罪未遂所做出的定義之間的比較上,以一種類似於「數學歸納法」的模式作出論斷,而忽視了犯罪作為受行為人意識支配的活動的心理基礎。雖然通過對各國關於犯罪中止與犯罪未遂的不同立法規定可以探尋出兩者不同的立法本意,但我認為:尋求犯罪中止與犯罪未遂的區別並不僅僅在於探索兩者在「法的性格」上的不同,因為犯罪的產生是以行為人為基礎的,行為人實施故意犯罪行為時擁有的被動或主動的不同心理狀態也必然對犯罪的形態產生不同的結果。或許這種平行於其他學者論斷的以心理學為基礎的探索犯罪中止和犯罪未遂的新思路並不完善,但我本人更願意以一種「投石入水觀漣漪」的心態期待著這樣一種新的觀點能在司法實踐中帶來有益的思考和幫助。我國刑法第 23 條規定:「已經著手實行犯罪,由於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對於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從輕或減輕處罰」。第 24 條規定:「在犯罪過程中,自動放棄犯罪或者自動有效防止犯罪結果發生的,是犯罪中止。對於中止犯,沒有造成損害的,應當免除處罰;造成損害的,應當減輕處罰」。因此,我認為從心理角度出發:犯罪未遂成立的前提依賴的是犯罪行為人所面對的客觀因素阻礙了犯罪行為的實施,而且這種客觀因素的出現和存在不能使行為人自己的心理和意識進行主動地支配,而且也不受其心理和意識地支配,這種客觀的因素包括實施犯罪的客觀環境、客觀條件、現實結果以及犯罪人實施犯罪過程中遇到的心理上對客觀環境、客觀條件和現實結果的認識障礙、錯誤評價等。犯罪行為人此時的主觀意識並不是一種完全主動停止實施犯罪行為的心理狀態,是一種被動接受客觀因素出現或者因客觀因素出現後而改變其初衷的情形;但犯罪中止成立的前提依賴的卻恰恰是犯罪行為人本身所擁有的主觀因素,而這種主觀因素是受行為人心理和意識支配的。此時的犯罪行為人是一種以主觀意識支配而自主地停止實施犯罪行為的心理狀態,是一種主動改變其犯意的情形。顯然,從這一點出發,我們也就不難理解「行為人實施故意犯罪行為時擁有的被動或主動的不同心理狀態也必然對犯罪的形態產生不同的結果」的含義。通過比較犯罪中止和犯罪未遂在行為人心理上的區別,我們不但可以更容易地理解中止制度設立的鼓勵向善的立法本意,還能將其應用於一些不易定性案件的司法實踐中。以前面所舉例的故意殺人為例:受害人為了脫身向犯罪人許諾日後滿足其要求的條件,犯罪人信以為真便停止犯罪。從現場的實際情況而言,犯罪行為人意志以外所不能控制的受害人的假意許諾造成的客觀因素成為了致使犯罪人無法完成犯罪行為認識上的障礙,也就是說犯罪未遂所依賴的阻礙犯罪實施的客觀因素的成立,另外也正是這樣一種客觀因素的出現從而改變了行為人原本的主觀意識。所以該案應以故意殺人(未遂)來定性。再來講犯罪人在實施犯罪時遇到受害人是熟人而放棄犯罪的情形。犯罪人本欲實施犯罪行為,但碰巧受害人正是犯罪人的熟人,這種情形是出乎犯罪人的意料的,這種客觀因素的出現使得行為人在心理上不得不被動的接受,並且由於犯罪人感到繼續實施犯罪行為將會面臨身敗名裂以至鋃鐺入獄而改變了其原本要實施犯罪的主觀意識。再以一起故意殺人為例:犯罪人持刀將被害人砍成重傷,犯罪人自知實現其殺死被害人的犯罪意圖所必要的行為尚未實行完畢,被害人尚未死亡而且也不是必死無疑,他完全可以將殺死被害人行為實施完畢,即此時犯罪行為尚未實行終了。但是,被害人這種情形若得不到及時搶救,極有可能會造成被害人的死亡。在這種犯罪行為尚未實行終了的情況下,行為人要成立犯罪中止,就不能僅僅停止殺人行為的繼續實施,而是要進一步採取措施,以主動積極的行為來防止被害人死亡結果的發生。實踐中,只有避免被害人死亡的發生才能認定行為人犯罪中止的成立;如果行為人只是消極地停止了犯罪行為,不去積極地避免被害人的死亡,或者自認為被害人不至於死亡而未採取搶救等避免死亡的措施,使得被害人死亡,那麼行為人就不能成立犯罪中止,而是犯罪既遂。這不是對犯罪人成立犯罪中止的苛求,而是犯罪中止制度所應有的本意。如果在本案中,犯罪人將被害人砍成重傷後認為被害人必死無疑而離開現場,但卻沒有料到被害人因群眾及時送往醫院搶救活了下來。那麼,依據本人的觀點,該案應定性為故意殺人(未遂)罪,因為被害人沒有死亡的結果並不是出於犯罪人的本意,這種結果也是行為人在心理上不得不被動接受的現實。無疑,在司法實踐中以「立法上是否有值得鼓勵之處」為標准來區別犯罪中止與犯罪未遂是十分便捷有效的。但德國刑法學家耶林曾說:「刑罰如雙刃劍,用之不當,則國家與個人兩受其害」,而且我國也一貫堅持「慎殺」的政策,所以當這一標准與具體行為相比較而顯得模糊或行為性質模糊使得很難判斷犯罪行為在立法上是否有值得鼓勵之處時,我們不妨從心理學的角度以一種新的模式去衡量,因為人們建立的概念系統的灰色永遠不能窮盡生活的色彩。

D. 什麼是「刑法人類學派」什麼是「刑法社會學派」謝謝大家。

刑事人類學派

它是首先攻擊刑事古典學派教條主義研究方法,而以人類學方法研究犯罪的學派,產生於19世紀70年代,創始人是義大利都靈的一名法醫學教授C.龍勃羅梭,繼之而起的代表人物有義大利學者E.菲利(1856~1929,以後又轉向刑事社會學派)和R.加羅法洛(1851~1934)。這個學派又稱龍勃羅梭學派,因為上述3人都是義大利人,所以也被稱為義大利學派。
龍勃羅梭的成名著作是《犯罪人論》(1876)。他用解剖學的方法對一部分囚犯的生理構造進行統計歸納研究,認為犯罪原因存在於隔世遺傳和病理關系兩個方面。所謂隔世遺傳指犯罪人的身體具有先天的動物特徵,例如有巨大的顎、高顴骨、發達的眼巢弓、很強的犬齒等,這些都是肉食動物及野蠻人的特徵。所謂病理關系指犯罪人身體發育上的缺陷和疾病,特別是癲癇性的疾病。他認為上述兩個原因是先天的。具有這兩種先天特徵的人,有犯罪的必然性,同「自由意志」沒有聯系,於是提出「天生犯罪人」的結論。他還論證這種天生犯罪人在犯人中約佔1/3,是侵害社會安寧的罪犯隊伍的主要部分和最有害的部分,因此主張預先對他們採取保安措施,予以隔離,從而進行預防。
上述論點在理論上完全背離法制原則,在政治上為帝國主義統治服務,反對勞動人民的革命斗爭,在龍勃羅梭和R.拉斯基合著的《法律及刑事人類學關系中的政治犯罪與革命》(1890)一書中,作者竟力圖證明巴黎公社的革命者都是「天生犯罪人」。

刑事社會學派

這一學派認為犯罪與社會環境有關,但又採用刑事人類學派的部分理論。1869年,比利時人A.凱特萊(1796~1874)著《社會物理學》一書,強調犯罪的發生和消滅、增加和減少,都受社會環境的影響。這種觀點為德國人 F.von李斯特和菲利等人吸取。進入19世紀90年代,李斯特、菲利協同A.普蘭(1845~1919)、G.A.van哈默爾(1842~1917)等人組織國際刑法學會,刑事社會學派的主張就由這個組織代表。他們主張犯罪是犯人的個性與自然,尤其是社會環境(指失業、貧困、通貨膨脹、居住條件惡劣、酗酒、娼妓等)的產物。他們雖也承認經濟的影響,但拒絕從社會制度去探究犯罪原因。
刑事社會學派雖不承認天生犯罪人理論,但斷言有一種人,由於生理或心理上存在某種缺陷,而處於犯罪的「危險狀態」,特別容易受社會上的「犯罪傳染病」的傳染。因此主張對這些不能矯正的「危險狀態的承擔者」採用不定期刑。這種「危險狀態」論在壟斷資本主義國家曾風靡一時,流派很多。其中最著名的,在美國有R.龐德主張的「預防刑法論」;在德國有李斯特、M.利普曼(1869~1928)主張的「教育刑論」等。名目雖多,但異曲同工,都是為壟斷資產階級制定鎮壓人民的刑法製造理論根據。一些帝國主義國家利用刑事人類學派和刑事社會學派的理論,廢棄了刑事立法上的罪刑法定主義、罪刑相適應原則和人道主義原則。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義大利刑法典》和希特勒修訂的《德國刑法典》,就是典型例子。
墨索里尼在1930年制定了新的《義大利刑法典》,在刑法史上第一次把保安處分作為制度規定下來:不論是否實施了犯罪,只要是法官推定為「對於社會有危險性的人」,就可以適用保安處分。希特勒也對德國1871年《刑法典》進行了多次修改,使之日益法西斯化。如1933年在第1章後面補充了「第一章之一」,規定系統的「保安和矯正處分」,在其 7項措施中,就有「去勢」(即消滅生殖機能和性機能)一項,並且不規定保安處分的期限。1935年又把原第 2條規定的罪刑法定原則改為:「任何人,如其行為依法律應處罰者,或依刑事法律的基本原則和人民的健全正義感應受處罰者,應判處刑罰。如其行為無特定的刑事法律可以直接適用者,應依基本原則最適合於該行為的法律處罰之。」所謂「人民的健全正義感」,是由忠於法西斯主義的法官裁定的,其結果無異於取消刑法。這一時期的德國還頒布了大量的特別法,法外製裁更難以數計。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法西斯主義受到人們的深惡痛絕。一些國家對刑法進行了改革。1962年,美國由法律研究所提出了一個《標准刑法典》草案,促使聯邦和州的刑法進行一次全面的審查。1966年美國國會建立的全國聯邦刑法改革委員會,於1970年提出了一個研究草案,經過 9年的工作,它已於1979年由參院通過。在英國已經通過了幾個重要的改革(包括盜竊法、性犯罪法、非預謀殺人法),而且英國法律委員會正在從事編訂刑法典的工作。這些改革使英美法系成文法的重要性大大增加。聯邦德國也對刑法進行了修改、補充和改革,特別是1969年,通過了修改總則的法律,1974年通過了修改分則的法律,最終形成了一部新的《刑法典》,在1975年1月1日生效。在其他一些國家,如法國、奧地利、義大利、瑞士、巴西、日本等,也都對刑法進行了改革。
以上這些國家在刑法的改革中大致有以下一些傾向:①恢復傳統的資產階級觀點,認為在理論上刑法是超階級的。例如聯邦德國H.-H.耶舍克(1915~ )就認為,刑法是全民的而不帶有階級性質,因為它不是保證某個階級利益的工具,而是保衛由自由的人組成的整個社會。②在立法上恢復資產階級傳統的一些民主原則,重新規定了「罪刑法定主義」,如《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刑法典》第 1條宣布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犯罪的原則。《奧地利刑法典》(1975年1月1日生效)第1條規定,沒有法律就沒有刑罰。日本《刑法修正草案》、美國《標准刑法典》草案都有類似規定。同時,「罪刑相適應」原則和減輕刑罰、廢除死刑的適用等,也在一些國家的刑法改革中得到體現。但是,在另一方面,一些國家卻又制定許多特別刑事法規,排除了普通刑事法律中某些規定的適用。如1975年10月德意志聯邦議會通過關於激進分子的法律,規定了廣泛的法律加以禁止的職業。同時,在一些歐洲大陸法系國家,仍保留保安處分制度,在英美法系國家,仍保留不定期刑制度。

E. 什麼叫黑社會

盡管黑社會犯罪已經作為一個世界性問題備受國際社會的關注,但到目前為止,國際組織並未給黑社會以確切定義,絕大多數的國際組織都視黑社會犯罪為有組織犯罪的一種。然而,不少國家為打擊黑社會犯罪的需要,先後規范了對「黑社會」的定義。由於各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背景不同,黑社會的表現形式也各不一樣,因此各國對黑社會的定義也不盡相同。

眾所周知,寄生於歐美國家的黑手黨是目前世界上存在時間最長、影響面最廣、組織最嚴密、結構最完整的黑社會組織。因此,歐美國家的犯罪學家們在「什麼是黑社會」這個問題上也最早提出他們的看法。迄今為止,黑手黨組織比較活躍的國家,如美國、義大利、德國等,不是在法律法規中對「黑社會」的含義作了規定,就是由犯罪學家對其加以界定。

黑手黨的發源地義大利是世界上少有的幾個在法律中明確了黑社會概念的國家。在義大利並不存在「黑社會」一詞,由於當地黑手黨勢力的猖獗,從政府機關到民間組織,從國家元首到普通市民都對其印象深刻,因此「黑手黨」很自然地成為「黑社會」的代名詞,在法律規定中也不例外。義大利刑法典中對黑手黨的定義事實上就是對義大利境內黑社會的定義。義大利刑法典第416a條規定:黑手黨類型的非法結社,是指參與者意圖使自己或者他人獲得非法利潤或利益,利用該結社的脅迫力量,以實施犯罪行為,致使他人屈從或保持緘默,以直接地或間接地控制所有權讓與、授權、公共契約與服務等經濟活動,或意圖在選舉期間妨害或限制他人投案自首之自由,以為他人或自己爭取選票者。

20世紀初,義大利黑手黨開始嚮往遙遠的自由國度——美國。20世紀50年代,在紐約曼哈頓地區以及芝加哥,黑手黨已經成為當地最大的黑社會組織,並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著某些行業,對當地經濟造成了很大影響。因此美國的犯罪學家開始注重對黑手黨的研究。1965年的牡蠣灣會議上,專家們指出:黑社會是衍生不斷的犯罪通謀,不擇手段地(包括正當的與不正當的、合法的與非法的)從社會中攫取超額利潤的產物;它在恐嚇和腐敗中得以生存;它在千方百計地規避法律的方面達到某種高水平;它在組織中實行集權制;其生存方式是,頭面人物們為了規避被刑法和起訴所引起的危險,對那些從事骯臟工作的屬下執行嚴格的紀律。

除黑手黨活動最為猖獗的義大利和美國外,法國和德國也有學者對黑社會作了深入研究。法國的著名犯罪學家安德魯·博薩就曾給黑社會下過一個定義。他認為,黑社會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社會,生活在合法團體外圍,有自己的章程、組織、等級和嚴厲的紀律,利用一切手段實現他們的目的,即最大利潤。他還提出,要判斷一個組織是不是黑社會,必須看它是否符合以下四個要素:即持久性、組織性、嚴格的等級分工和秘密性。

與博薩一樣,德國著名犯罪學家凱澤也對歐美的黑手黨及其類似組織的特點作了如下概括:多人組成旨在盈利的穩定的利益共同體;一方面對成員有嚴格的紀律要求,另一方面以寬松的行為方式籠絡犯罪分子;犯罪行為的有計劃和分工合作;在合法經營的同時,也從事適合當時居民需要的非法經營,靈活的犯罪技術和選擇犯罪方法上的多樣性,剝削威脅、勒索、暴力、強制保護、恐怖主義制止賄賂,而在實施賄賂時,暴力退居次要地位,多採用各種形式的精神上的壓力;國際性和靈活性。

F. 義大利刑法典第634條是什麼

以暴力干擾對不動產的佔有罪

G. 盜竊游戲幣能定盜竊罪嗎

在目前司法環境下,網路虛擬財產不宜納入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條規定的盜竊罪中「財物」的范疇,盜竊網路虛擬財產不認定為盜竊罪,構成其他犯罪的,依其他犯罪處罰,如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罪。
從我國刑法來看,作為盜竊罪的「財物」不僅限於有體物,還包括無形財物,如電力、燃氣等。不論是有體物還是無形物,都存在共同的特徵,即一般社會公眾均認同其具有價值,且價值能夠被客觀衡量。
關於網路虛擬財產的含義,2009年6月4日施行的《文化部、商務部關於加強網路游戲虛擬貨幣管理工作通知》對網路游戲虛擬貨幣作出了界定:由網路游戲運營企業發行,游戲用戶使用法定貨幣按一定比例直接或間接購買,存在於游戲程序之外,以電磁記錄方式存儲於網路游戲運營企業提供的伺服器內,並以特定數字單位表現的一種虛擬兌換工具。網路游戲虛擬貨幣用於兌換發行企業所提供的指定范圍、指定時間內的網路游戲服務,表現為網路游戲的預付充值卡、預付金額或點數等形式,但不包括游戲活動中獲得的游戲道具。
從上述界定可以看出,網路虛擬財產有以下幾個明顯特徵:價值特定性,一定的網路虛擬財產只能存在於特定伺服器運行的游戲中,不能置於其他游戲中,脫離特定的游戲即無任何價值;價值虛擬性,沒有實體物,其經濟價值是否存在依託於玩家主觀上是否認定其具有使用價值及實際是否能在同一游戲的不同玩家之間實現交易;價值差異性,對不同玩家而言其價值大小不一,對非玩家而言並無價值。
從我國刑法來看,雖然作為盜竊罪的「財物」不僅限於有體物,還包括無形財物,如電力、燃氣等。但不論是有體物還是無形物,它們都存在共同的特徵,即一般社會公眾均認同其具有價值,且價值能夠被客觀衡量。相比而言,網路虛擬財產明顯不同於我國刑法盜竊罪中的「財物」,其不符合公眾認知的一般意義上的公私財物的概念。網路虛擬財產的法律屬性實則為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一種虛擬的兌換工具,不能成為盜竊罪的犯罪對象。
此外,根據罪刑法定原則,只有法律規定為犯罪的才能作為犯罪處理,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對象的不能成為犯罪對象。目前,我國刑法及歷次關於盜竊罪相關的司法解釋均對「公私財物」作出明確規定,但並未將網路虛擬財產解釋為盜竊罪的對象。
再從網路虛擬財產的界定和屬性看,網路虛擬財產的實質法律屬性是電磁記錄,即電子數據。盜竊網路虛擬財產的行為完全符合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條規定的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罪的犯罪構成,適用該罪名足以客觀、全面評價該行為的性質。
■司法觀察
網路虛擬財產價值認定難
關於網路虛擬財產價值如何認定的問題,理論界和司法實務界尚沒有統一的、能夠被普遍認可的計算標准。
首先,目前司法解釋並未有規定網路虛擬財產的價值如何認定,司法實踐中缺乏明確的認定依據,無論如何認定其價值都會存在爭議;其次,在客觀意義上而言,網路虛擬財產本身並沒有價值,其價值大小隻能於玩家交易時商定,難以從一個客觀的角度加以認定;再次,網路虛擬財產的價值只能存在於特定的伺服器與特定的玩家中,脫離了特定的伺服器並失去了所謂的價值,對不同玩家其價值存在不同,難以有統一的計算標准;最後,如按照伺服器運營商因盜竊行為支付的修復費用或者預期收益作為價值認定的依據,並不能做到客觀。
因此,將竊取網路虛擬財產的行為界定為盜竊罪將會給數額的認定帶來一系列問題,在目前尚沒有統一、客觀的數額計算方法而又可以以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罪認定的情況下,不宜將網路虛擬財產解釋為盜竊罪中的「財物」。
從境外刑事立法和司法來看,鮮有將盜竊網路虛擬財產的行為以盜竊罪論處。義大利刑法理論界和司法實踐均不承認盜竊虛擬財產的行為構成《義大利刑法典》規定的盜竊罪,其遵循體例解釋的原則,禁止對「財產」進行擴張解釋包含信息數據。對侵犯網路虛擬財產的行為,《義大利刑法典》在傳統犯罪後設立了分條。雖然日本刑事司法實務中存在對騙取虛擬財產的行為認定使用電子計算機詐騙罪的判例,但其是通過在傳統的詐騙罪後規定了「使用電子計算機詐騙罪」這一特殊罪名,日本刑法的通說也認為虛擬財物不屬於《日本刑法典》規定的盜竊罪的犯罪對象。
我國台灣地區刑事法典在2003年修正時刪除了1997年將電磁記錄設為動產的規定,對竊取電磁記錄的行為規定適用專門的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等計算機犯罪來處理。
綜上,根據網路虛擬財產的特殊性質,其並不具有刑法意義上財產的屬性,基於罪刑法定原則,盜竊網路虛擬財產的不能認定為盜竊罪,而按照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罪處理,能做到罰當其罪。

H. 能而不阻止者,有罪

能而不予阻止者,有罪。 (法)羅瓦塞爾

法國法學家羅瓦塞爾曾有句名言——「能而不予阻止者,有罪」

這是法國法學家羅瓦塞爾的一句名言,轉引自(法)卡斯東.斯特法尼等著《法國刑法總論精義》,羅結珍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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