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法王保樹
1. 王保樹的人物生平
王保樹教授1964年8月畢業於北京政法學院（中國政法大學前身），曾在中共北京市委研究室等單位從事經濟政策研究工作。1979年1月起，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從事民商法學、經濟法學研究，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經濟法研究室主任、副所長、《法學研究》主編，為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商法、經濟法學科發展以及全所其他工作作出了重要貢獻。
1998年，應時任清華大學校長王大中院士邀請，王保樹教授調入清華大學並擔當復建清華大學法學院的重任。1999年，經過艱辛籌備，清華大學法學院順利復建，王保樹教授出任首任院長。在清華大學籌建法學院和擔任院長期間，王保樹教授為法學院的學科建設、人才培養等殫精竭慮，引進了大量優秀師資，在國內較早獲得民商法學科博士點，為法學院的學科全面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積極建章立制，形成風清氣正的良好環境，使法學院在較短時間內形成鮮明特色和獨特優勢，並步入全國領先行列。王保樹教授長期擔任清華大學商法研究中心主任、《清華法學》第一任主編等職，為法學院的發展作出了開創性的獨特貢獻。
王保樹教授是中國商法和經濟法學科的主要奠基人，是中國最早開展經濟法和民商法研究的學者之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迫切需要加強經濟立法，王保樹教授根據國家需要，積極投身於經濟法、民商法等領域的研究。王保樹教授在上世紀80年代就率先開展了經濟法基礎理論、企業法、公司法、競爭法等的研究，先後獨著或合著了《工業企業法論綱》（1985年）、《基本建設法簡論》（1985年）、《合同法》(1986年)、《經濟法》(1988年）、《經營法學》（1990年）、《中國企業法論》（1992年，日本）等具有深遠影響的學術著作，為推動我國經濟法學的發展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1999年，王保樹教授作為主編出版了《經濟法原理》，提出了「社會公共性」理論，該理論成為經濟法學最具說服力和影響力的理論之一，為經濟法的理論體系和學科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王保樹教授長期擔任中國法學會民法學經濟法學研究會常務副會長，為民商法和經濟法的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作出了突出貢獻。
王保樹教授是商法學科的開創者和引領者。90年代以來，王保樹教授在長期的教學和研究基礎上，提出系統的商法理論體系，主編完成了我國商法學領域最為重要的著作之一——《中國商事法》，出版了《商法總論》、《中國公司法原理》等多部經典著作，系統闡述了商法基本理論和公司法原理等問題，為商法在我國的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王保樹教授創造性提出了超越民商分立與民商合一，制定商事通則的主張，對完善我國商法具有重要意義。王保樹教授還作為主要創建人，於2001年組織成立了中國法學會商法學研究會，並一直擔任會長，使商法學獲得了巨大的發展動力，為中國商法學科的發展作出了傑出貢獻。他主編的大型連續出版物《商事法論集》、《商事法專題文庫》，推出了一大批商法優秀科研成果，在學術界產生了廣泛影響，為商法研究的深入和人才培養發揮了重要作用。王保樹教授於2001年創辦了「二十一世紀商法國際論壇」，至今已連續舉辦14屆，該論壇已成為國內外影響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商法國際論壇，極大推動了中國商法的國際學術交流。
王保樹教授積極推動和參與民商法、經濟法等領域重要法律法規的制定和修改。1998年，應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邀請，王保樹教授與江平、王家福、梁慧星、王利明教授等9人共同組成「民法起草工作小組」，負責編纂民法典草案。王保樹教授參與了1993年《公司法》的制定，在《公司法》進行重大修訂之際，他不僅參加了全國人大的立法小組，還組織中國商法學界的主要專家提出了系統的「《公司法》修改專家建議稿」，對《公司法》的制定和完善產生了重要影響。1999年和2001年，王保樹教授應邀參加了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一次和第二十次法制講座，並以主講人的身份為委員們作了題為《中國的商事法律制度》和《現代企業法律制度》的講座，有力地推動了我國商事和公司企業立法的完善。結合中國市場經濟的實踐，王保樹教授向具有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授權的深圳經濟特區人大常委會提出制定《深圳經濟特區商事條例》的建議，並成功推動《深圳經濟特區商事條例》於1999年通過後實施至今。在逝世前幾天，王保樹教授還帶病參加了6月13日在京舉辦的「民法典編纂與商事立法研討會」，並深刻闡述了制定「商事通則」的主張。
王保樹教授還積極投身社會實踐，熱心公益事業，推動國家法治進步。經常應全國人大常委會、最高人民法院、國務院法制辦、國家工商總局等機構邀請提供立法咨詢和政策建議，積極為國家法治建設建言獻策。
作為一名法學教育家，王保樹教授碩果累累、桃李滿天下。他注重學生的個性和自由，鼓勵學生解放思想、大膽探索。他不僅給研究生上課，還堅持給本科生講授商法總論等課程。王保樹教授先後培養了數百名法學博士和法學碩士、法律碩士，他們中已有多位成為各行各業的骨幹，其中朱慈蘊、劉俊海、樑上上、張舫、錢玉林、邱本、文學國、曹富國、李勁松、陳現傑、習龍生、蘇虎超、謝增毅、孟芊、劉亞禪、謝朝斌等多位弟子已經成為中國學術機構、國家機關和國有企業等單位的傑出代表。
2. 王保樹的商法總論和商法 有什麼區別
主編：趙萬一，副主編：雷興虎、高晉康、阮贊林編寫的中國人民大版學出版的21世紀高等院校權法學系列《商法》。
商法最好的是清華，有商法研究會會長王保樹、副會長兼秘書長朱慈蘊、中國證券法學研究會副會長施天濤等大腕坐鎮，實力傲視群雄。
3. 你好！我想請問一下清華民商法的參考書目是什麼呢謝謝～
法理學
*** 1、《法理學》：張文顯，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三版，2007年，
*** 2、《法理學》：周永坤，法律出版社，2004年，29元；
** 3、《法理學導論》：朱景文，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
* 4、《法理學問題》：波斯納，蘇力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
* 5、《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美]E.博登海默，鄧正來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 6、《法律的概念》：[英]哈特，張文顯譯，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2003年，
** 7、《法律帝國》：[美]德沃金，李常青譯，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1996年，
** 8、《法和國家的一般理論》：[奧]凱爾森，沈宗靈譯，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1996年，
** 9、《良法論》：李龍，武漢大學出版社，2001年，
** 10、《中國習慣法論》：高其才，湖南出版社，1995年
** 11、《中國少數民族習慣法研究》：高其才，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年，
民法學
*** 1、《民法》：魏振瀛，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二版，2006年，
** 2、《民法》：王利明，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
** 3、《民法》：江平，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
** 4、《民法學原理》：張俊浩，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第三版，2000年，；
* 5、《民法原論》：馬俊駒，法律出版社，2007年，；
** 6、《民法總則》：王澤鑒，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
** 7、《民法總則》：鄭玉波，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
* 8、《民法總論》：史尚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
** 9、《物權法論》：王利明，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
*** 10、《合同法》：崔建遠，法律出版社，2007年，；
* 11、《人格權法專論》：楊立新，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
* 12、《繼承法專論》：楊立新，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
** 14、《知識產權法》：劉春田，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
** 15、《知識產權法學》：吳漢東，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
商法學
*** 1、《商法》：范健，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三版，2006年，；
** 2、《公司法》：趙旭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
** 3、《中國公司法原理》：王保樹，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第三版2006年，。
4. 清華大學民商法學考研參考書是哪些有沒有對應的招錄比我打算13年考研，不知道凱程教育的法學課程怎樣
《中國商事法》 王保樹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1出版
《商法》王保樹 法律出版社 2005
《中國回公司法原理》社會科答學文獻出版社 王保樹、崔勤之
《 商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范健
《 公司法論》 法律出版社 2006 施天濤
《公司法論》 法律出版社 2006 施天濤
《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權的保護》 法律出版社 2004劉俊海
《英美公司董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 1998 張開平
《公司法人格否認法理研究》 法律出版社 1998朱慈蘊
《公司治理與上市公司收購》中國人民大學出版 2001湯欣
《現代商人法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1鄭遠民
參考書看這些應該差不多了吧。上面的年份盡量用最新版吧。可能有疏漏，另外就是招錄比的話，要知道報名人數。這個我還真沒找到，借鑒一下考試難度吧。就是很難很難的。一般需要輔導班好好學習一下機會比較大，凱程的課挺好的。有必要的話最好是能去當面了解一下。畢竟考研不是小事，自己見到的體驗的才是最真實的~
5. 中國商法領域最有名的專家有哪幾位
徐學鹿、王保樹、范建（商法總論、商法觀念、商法總則）
蔣大興、葉林、趙旭東（公司法）
葉林、郭鋒（證券法）
王欣新、李曙光、李永軍（破產法）
6. 商法哪本教材編的好我國商法研究比較好的大學是哪所
推薦主編來：趙萬一，源副主編：雷興虎、高晉康、阮贊林編寫的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21世紀高等院校法學系列《商法》。
商法最好的是清華，有商法研究會會長王保樹、副會長兼秘書長朱慈蘊、中國證券法學研究會副會長施天濤等大腕坐鎮，實力傲視群雄。
7. 從現代商法的內涵論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
關於商法的地位與商事立法問題，學界歷來存在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兩種主張。然一種奇怪的現象是，國內的商法學者多主張民商分立而民法學者多主張民商合一，這其中或許多少帶有一些感情因素。在筆者看來，商法是否獨立，商事通則制定是否可行，是一個邏輯性、體系性、科學性的論證過程，也是一個立法技術的問題；即使在民商合一的立法框架下，沒有單獨的商法典或是商法通則，也絕不意味著商法地位的沉落，其重要性與獨立性沒有必然的聯系。基於這樣的考慮，本文試圖撇開感情因素，對這個問題做客觀全面的分析與考察。
商事規范與「商事通則」
（一）關於商事規范內容的通說和立法例
商法就其一般意義而言，是指調整商事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因為對商或商事關系的界定是構建商法的概念、規則、體系的基礎，所以研究商事規范需從對商的認識出發。根據《布萊克法律辭典》的界定，「商是指貨物、生產品或任何種類的貨物之交換。」《韋氏新國際辭典》稱「商是指商品交換或買賣行為」。筆者認為這些界定主要是針對古典商業時代而言的，隨著現代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商事的范圍和種類已越來越廣，越來越多，形成 「無業不商」的局面，商的內涵和外延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凡屬以營利為目的從事交易的行為，在法律上皆可謂之「商」。按學界通說，現代「商」的具體種類包括：其一，買賣商，也即「固有商」，是指以營利為目的直接進行財貨交易的行為；其二，「輔助商」，指以間接媒介財貨交易為目的的營業活動，實際上是輔助固有商營業得以實現的商事行為，如貨物運輸、倉儲、代理、居間、行紀等；其三，雖不具有直接或間接媒介貨物交易的目的，但其行為性質與固有商和輔助商有密切聯系，為其提供商業條件的營業活動，如融資、信託、加工、承攬、出版等，學者稱之為「第三種商」。其四，僅與第三種商有牽連關系的營業活動，如廣告宣傳、人身與財產保險、餐飲娛樂、旅遊服務、信息咨詢等，即「第四種商」。現代意義上的商事是指一切營利性主體所從事的一切營利性活動或事業的總稱。
在世界各國商事立法中，主要存在著民商合一和民商分立兩種立法模式。民商分立就是在民法典之外單獨制定商法典，並以此為基礎形成相對獨立的法律體系，法國、德國、日本、比利時、韓國等40多個國家都制定了商法典。在民商合一的立法體制下，商法僅是民法的特別法，沒有形式意義的商法典，僅以商事單行法和散見於民法及其他部門法、判例中的商法規則為表現形式。考察世界各國的立法例，在采民商分立的國家中，《德國商法典》分為五編：第一編為商人的身份，下設商人、商業登記簿、商號、經理權和代辦權，商業輔助人和商業學徒、代理商、商事居間人七章；第二編為公司和隱名合夥，下設無限公司、兩合公司和隱名合夥三章；第三編為商業賬簿，下設對所有商人的規定，對資合公司的補充規定、對登記合作社的補充規定、對保險企業的補充規定、私人提出賬目委員會及提出賬目咨詢委員會五章；第四編為商行為，下設一般規定、商業買賣、行紀營業、貨運營業、運輸代理營業、倉庫營業六章；第五編為海商，內容另行刊載。它未涉及任何票據法、破產法、保險法的內容，對有限公司、合作社、證券等相關內容也未作規定。《法國商法典》的內容涉及商人、商人會計、商品交易所、居間商、質押和行紀商、商行為的證據、匯票和本票、商業時效以及商事法庭。《日本商法典》採用了總則、公司、商行為及海商四編的體系結構，規定了公司法、票據法、海商法的內容，又規定了買賣、交互計算、隱名合夥、居間營業、行紀營業、承攬運送、寄託保險等商行為，但未涉及破產法。《澳門商法典》分為四卷，即經營商業企業之一般規則、合營企業之經營及企業經營之合作、企業外部活動及債權證券。從上述各國（地區）的立法中可以看出，商法的內容極為龐雜，各國法上規定的內容相差較大，商法並沒有具體明確的法律界線，在尚無成熟的立法經驗可資借鑒的情況下，談我國商事通則乃至商法典的制訂，似乎為時尚早。
（二）關於商事立法的各種主張以及目前的立法實踐
國內學界對於商事立法的形式，大致存在以下幾種主張：
1.主張制定商法典，比如徐學鹿教授。該種主張主要是基於完善商法體系，保障商法統一以及體現商法獨立價值等方面的考慮。此系典型的民商分立主張，而這與我國民商合一的立法傳統相悖，欠缺對中國現實的回應，已經為大部分學者所不採。
2.主張制定商事通則，江平、王保樹等諸多學者持此主張。其理由主要包括：其一，發揮其統率作用，以收綱舉目張之效；其二，民法典自身性質的局限，其內容不可能無限膨脹，更不可能取代商法而形成「私法的一元化」局面；其三，實現商法體系完善的需要；其四，統一市場、統一法制的要求。[1]江平先生也贊成制定商事通則，認為這樣簡便可行並可以充分體現商法的特徵。[2]但對於商事通則的內容，學者也存在或多或少的分歧：比如江平先生主張商事通則應包括商事活動原則、商事權利（包括商業名稱、商業信用、商業秘密等）、商事主體以及商事企業的基本形式、關連企業、連鎖企業、商業帳薄、商事行為、商業代理（包括內部經理人代理以及外部各種銷售代理，如獨家代理等）等內容；[3]也有學者提出商事通則應包括基本原則、商事主體、商事行為與代理、商號、商業登記、商事責任的一般規定、附則等七章，[4]此較前說范圍縮小；王保樹教授認為，商事通則僅僅是一部關於商事主體一般規則的法律。[5]
3.主張商法仍然以商事特別法的形式存在，此多為民法學者所倡，如梁慧星先生、王利明教授等，但也有少數商法學者持此主張，比如趙萬一教授認為「以民法典為基本法，以一系列單行法為特別法，是我國商事立法形式的理性選擇。」[6]筆者贊同此種觀點，基於我國的立法傳統、民法與商法的關系以及立法技術等幾個方面的理由，而且現行的體制運行良好，沒有必要做大的改動。
商法的內容，通說認為包括組織法和行為法兩部分，前者主要涉及商事主體、商業登記、商業賬簿、商事代理等內容；後者主要包括票據法、海商法、保險法、證券法等等。在筆者看來，無論商法的具體范圍如何界定，就其一般意義上的內容，公司法、票據法、海商法、保險法、證券法、破產法等很難找到共同涉及的內容准則，從而抽象出普遍適用的本質特徵及共同規則，因此，制定出一部不受非議的商法典，將會是一件極為費時費力的事。但在現實中卻出現了令人驚奇的事情，那就是深圳市在1999年6月30日出台並於2004年4月16日修改的《深圳經濟特區商事條例》（以下簡稱《深圳商事條例》）。該條例分為8章共65條，第一章總則，第二章商人，第三章商事登記，第四章商人的名稱與營業轉讓，第五章商業賬簿，第六章商業雇員，第七章代理商，第八章附則。這實際上就是一部不大不小的商事通則。自其頒布以來，學界雖有一定的爭論，但褒獎者甚眾，比如有的學者就認為這是對我國商事立法的有益探索。[7]在最近商務部召開的現代市場流通體製法律框架研討會上又傳出了要抓緊制定商事通則的消息。的確，基於深圳特區在我國的突出地位，其第一個制訂商事條例不可能沒有轟動效應，但若主張以此為契機，制訂全國適用的商事通則，則有諸多需商榷之處。而且從其體系和內容上看，它是將商行為法剝離，而僅以商組織法為基礎做出的原則性規定，全文僅有65 條，立法的過於粗線條，其可操作性可想而知。筆者認為是否制定商事通則是一個關乎法律體系和立法技術的問題，需要大量的分析論證，以我國目前的立法傳統和理論基礎，應以舍棄制定商事通則為宜。
8. 急啊!高手幫忙啊~ 法國民商法與德國民商法的區別
關於商法的地位與商事立法問題，學界歷來存在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兩種主張。然一種奇怪的現象是，國內的商法學者多主張民商分立而民法學者多主張民商合一，這其中或許多少帶有一些感情因素。在我看來，商法是否獨立，商事通則制定是否可行，是一個邏輯性、體系性、科學性的論證過程，也是一個立法技術的問題；即使在民商合一的立法框架下，沒有單獨的商法典或是商法通則，也絕不意味著商法地位的沉落，其重要性與獨立性沒有必然的聯系。基於這樣的考慮，我試圖撇開感情因素，談談對這個問題,並做個客觀全面的分析與考察。
商事規范與「商事通則」
（一）關於商事規范內容的通說和立法例
商法就其一般意義而言，是指調整商事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因為對商或商事關系的界定是構建商法的概念、規則、體系的基礎，所以研究商事規范需從對商的認識出發。根據《布萊克法律辭典》的界定，「商是指貨物、生產品或任何種類的貨物之交換。」《韋氏新國際辭典》稱「商是指商品交換或買賣行為」。筆者認為這些界定主要是針對古典商業時代而言的，隨著現代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商事的范圍和種類已越來越廣，越來越多，形成 「無業不商」的局面，商的內涵和外延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凡屬以營利為目的從事交易的行為，在法律上皆可謂之「商」。按學界通說，現代「商」的具體種類包括：其一，買賣商，也即「固有商」，是指以營利為目的直接進行財貨交易的行為；其二，「輔助商」，指以間接媒介財貨交易為目的的營業活動，實際上是輔助固有商營業得以實現的商事行為，如貨物運輸、倉儲、代理、居間、行紀等；其三，雖不具有直接或間接媒介貨物交易的目的，但其行為性質與固有商和輔助商有密切聯系，為其提供商業條件的營業活動，如融資、信託、加工、承攬、出版等，學者稱之為「第三種商」。其四，僅與第三種商有牽連關系的營業活動，如廣告宣傳、人身與財產保險、餐飲娛樂、旅遊服務、信息咨詢等，即「第四種商」。現代意義上的商事是指一切營利性主體所從事的一切營利性活動或事業的總稱。
在世界各國商事立法中，主要存在著民商合一和民商分立兩種立法模式。民商分立就是在民法典之外單獨制定商法典，並以此為基礎形成相對獨立的法律體系，法國、德國、日本、比利時、韓國等40多個國家都制定了商法典。在民商合一的立法體制下，商法僅是民法的特別法，沒有形式意義的商法典，僅以商事單行法和散見於民法及其他部門法、判例中的商法規則為表現形式。考察世界各國的立法例，在采民商分立的國家中，《德國商法典》分為五編：第一編為商人的身份，下設商人、商業登記簿、商號、經理權和代辦權，商業輔助人和商業學徒、代理商、商事居間人七章；第二編為公司和隱名合夥，下設無限公司、兩合公司和隱名合夥三章；第三編為商業賬簿，下設對所有商人的規定，對資合公司的補充規定、對登記合作社的補充規定、對保險企業的補充規定、私人提出賬目委員會及提出賬目咨詢委員會五章；第四編為商行為，下設一般規定、商業買賣、行紀營業、貨運營業、運輸代理營業、倉庫營業六章；第五編為海商，內容另行刊載。它未涉及任何票據法、破產法、保險法的內容，對有限公司、合作社、證券等相關內容也未作規定。《法國商法典》的內容涉及商人、商人會計、商品交易所、居間商、質押和行紀商、商行為的證據、匯票和本票、商業時效以及商事法庭。《日本商法典》採用了總則、公司、商行為及海商四編的體系結構，規定了公司法、票據法、海商法的內容，又規定了買賣、交互計算、隱名合夥、居間營業、行紀營業、承攬運送、寄託保險等商行為，但未涉及破產法。《澳門商法典》分為四卷，即經營商業企業之一般規則、合營企業之經營及企業經營之合作、企業外部活動及債權證券。從上述各國（地區）的立法中可以看出，商法的內容極為龐雜，各國法上規定的內容相差較大，商法並沒有具體明確的法律界線，在尚無成熟的立法經驗可資借鑒的情況下，談我國商事通則乃至商法典的制訂，似乎為時尚早。
（二）關於商事立法的各種主張以及目前的立法實踐
國內學界對於商事立法的形式，大致存在以下幾種主張：
1.主張制定商法典，比如徐學鹿教授。該種主張主要是基於完善商法體系，保障商法統一以及體現商法獨立價值等方面的考慮。此系典型的民商分立主張，而這與我國民商合一的立法傳統相悖，欠缺對中國現實的回應，已經為大部分學者所不採。
2.主張制定商事通則，江平、王保樹等諸多學者持此主張。其理由主要包括：其一，發揮其統率作用，以收綱舉目張之效；其二，民法典自身性質的局限，其內容不可能無限膨脹，更不可能取代商法而形成「私法的一元化」局面；其三，實現商法體系完善的需要；其四，統一市場、統一法制的要求。[1]江平先生也贊成制定商事通則，認為這樣簡便可行並可以充分體現商法的特徵。[2]但對於商事通則的內容，學者也存在或多或少的分歧：比如江平先生主張商事通則應包括商事活動原則、商事權利（包括商業名稱、商業信用、商業秘密等）、商事主體以及商事企業的基本形式、關連企業、連鎖企業、商業帳薄、商事行為、商業代理（包括內部經理人代理以及外部各種銷售代理，如獨家代理等）等內容；[3]也有學者提出商事通則應包括基本原則、商事主體、商事行為與代理、商號、商業登記、商事責任的一般規定、附則等七章，[4]此較前說范圍縮小；王保樹教授認為，商事通則僅僅是一部關於商事主體一般規則的法律。[5]
3.主張商法仍然以商事特別法的形式存在，此多為民法學者所倡，如梁慧星先生、王利明教授等，但也有少數商法學者持此主張，比如趙萬一教授認為「以民法典為基本法，以一系列單行法為特別法，是我國商事立法形式的理性選擇。」[6]筆者贊同此種觀點，基於我國的立法傳統、民法與商法的關系以及立法技術等幾個方面的理由，而且現行的體制運行良好，沒有必要做大的改動。
商法的內容，通說認為包括組織法和行為法兩部分，前者主要涉及商事主體、商業登記、商業賬簿、商事代理等內容；後者主要包括票據法、海商法、保險法、證券法等等。在筆者看來，無論商法的具體范圍如何界定，就其一般意義上的內容，公司法、票據法、海商法、保險法、證券法、破產法等很難找到共同涉及的內容准則，從而抽象出普遍適用的本質特徵及共同規則，因此，制定出一部不受非議的商法典，將會是一件極為費時費力的事。但在現實中卻出現了令人驚奇的事情，那就是深圳市在1999年6月30日出台並於2004年4月16日修改的《深圳經濟特區商事條例》（以下簡稱《深圳商事條例》）。該條例分為8章共65條，第一章總則，第二章商人，第三章商事登記，第四章商人的名稱與營業轉讓，第五章商業賬簿，第六章商業雇員，第七章代理商，第八章附則。這實際上就是一部不大不小的商事通則。自其頒布以來，學界雖有一定的爭論，但褒獎者甚眾，比如有的學者就認為這是對我國商事立法的有益探索。[7]在最近商務部召開的現代市場流通體製法律框架研討會上又傳出了要抓緊制定商事通則的消息。的確，基於深圳特區在我國的突出地位，其第一個制訂商事條例不可能沒有轟動效應，但若主張以此為契機，制訂全國適用的商事通則，則有諸多需商榷之處。而且從其體系和內容上看，它是將商行為法剝離，而僅以商組織法為基礎做出的原則性規定，全文僅有65 條，立法的過於粗線條，其可操作性可想而知。筆者認為是否制定商事通則是一個關乎法律體系和立法技術的問題，需要大量的分析論證，以我國目前的立法傳統和理論基礎，應以舍棄制定商事通則為宜。
9. 誰有王保樹 商事通則:跨越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 全文 急求
我沒有但是這里有一個2004年度講座或許對你有幫助
清華大學法學院王保樹教授——談中國商事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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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商事法律制度
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王保樹
商事法律制度是一項古老的法律制度，但在我國還是一項年輕的法律制度。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沒有也不可能有商事法律制度。在我國一商事法律制度的建立得益於改革開放，特別是得益於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一、中國商事法律制度的幾個基礎性問題（一）商事法律制度與商法
商法是商事法律制度的表現形式。它是調整平等商事主體之間的商事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中，人們之間會發生各種各樣的社會經濟關系，不同的法律部門承擔著不同的任務。其中，商法承擔著調整商事關系的任務。換言之，商法通過調整平等商事主體（即市場經營主體）之間的商事關系，規范商事主體及其商事行為，確認交易順利、可靠、安全的原則，保護商事主體實現營利的合法權益，進而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所以，商法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中重要的法律部門。
商法有形式意義的商法和實質意義的商法。形式意義的商法是以商法為名稱制定的法典，它著眼於規范的表現形式和法律的編纂結構。但是，由於各國的國情和法律編纂的原則不同，形式意義的商法也表現為不同的具體形式。實質意義的商法則是從規范的，總和上把握的一定的法域。它著眼於規范的性質、規范的構成和作用理念的統一。從實質意義上考察，商法不僅可以存在於商法典中，也可以存在於其他形式的商事法律、法規中。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一個國家可以沒有商法典，但不可以沒有商法。
我國雖然沒有商法典，但在1992年以來，相繼制定了海商法、公司法、票據法、保險法、商業銀行法、合夥企業法、證券法和個人獨資企業法。此外，國務院還頒布了相應的商事法規。這樣，存在於這些法律、法規中的商事法律規范的總和就是我國的商法。
（二）中國商事法律制度的特點前已述及，我國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不曾有商事法律制度。
因為，商事法律制度的存在土壤是市場經濟。1992年，鄧小平同志的南巡談話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問題。之後，黨的十四大作出了在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決策，並載入了憲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商法在我國紮根、發展的土壤，因而商事法律部門快速發展起來了，並且形成了它自己的特點：
1、它調整的商事關系是人們基於營利目的而發生的經濟關系。商法之所以能作為獨立的法律部門存在於我國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之中，從根本上說，就是因為有商事關系的存在。無疑，商事關系和民事關系具有共性，它們都是平等主體之間建立的社會關系。但是，商事關系在民事關系的基礎上發展出了它的特性，即營利性。所謂營利性，是指謀求超出投資的利益，並將其依法分配於投資者。商事法律制度不調整全部平等主體之間的經濟關系，而只調整商事主體在商事活動中發生的具有營利性特徵的商事關系。
2、具有私法的性質，但滲透著公法的因素。商法和民法一樣，是私法的一個重要領域。首先，作為商法對象的企業，或是公司、合作社，或是個人獨資企業、合夥企業，它們都是私法的主體，因而是私法對象的一部分；第二，商法調整的上述商事關系是個人之間的關系。締結這種關系的個人不僅有自然人，也包括法人等，因而它們都是平等的主體。並且，這一關系是圍繞企業（或自然人）經營發生的。這種平等主體之間發生的商事關系，無疑是私法調整對象的必要組成部分。第三，商法所保護的權利是企業從事商事活動的權利，其核心是保護企業的經營自由，其本質是保證企業實現其營利的動機。為了使企業實現其權利，必須確保企業的經營決策自由。這些，都是商法作為私法的任務。
當然，我國商法也和其他國家的商法發展趨勢一樣，滲透著公法的因素。如我國公司法關於公司登記、對公司違法行為的行政處罰和刑事處罰等，都表現了公法性質。這表明，商事權利需要多種法律規范的保護。
3、採用「民商合一』」的編纂體制。就世界范圍而言，商法的編纂體制有兩種：一是採用「民商分立」的體制，即民事、商事分別立法，於民法典之外另立商法典，使民法典與商法典各自獨立存在。如法國、德國、日本、西班牙、葡萄牙等國均采此制。一是採用「民商合一」的體制，即民事、商事統一立法，有關商事的規定，或編入民法典，或以單行法頒行之，如瑞士、荷蘭等國均采此制。立法的實踐已表明，我國在商法編纂方面，也採用「民商合一」的體制。我國已有民法通則（應被視為現行的民事基本法），並已制定了合同法，正在草擬物權法。在此基礎上，將制定具有中國特色的民法典。商法的編纂則不採取制定商法典的作法，而是採用公司法、證券法、票據法、保險法、商業銀行法、海商法等分別頒布的作法。國內外的經驗表明，商事法技術性強，適應市場經濟瞬息萬變的需要，適時修改將是十分必要的。相對其他法律部門，其修改是較頻繁的。因此，商事法以單行法頒行較以法典頒行適應性強。換言之，採用「民商合一」
的編纂體制較採用「民商分立」編纂體制更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
（三）商法與民法、經濟法的關系在我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不斷完善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商法和其他法律部門的關系將是引人注意的。尤其是商法和民法、經濟法的關系，更加引入注意。
1、商法和民法的關系。商法和民法是私法中的兩大領域，關系十分密切。民法是對平等主體之間發生的社會關系作出規定的一般法，商法則是對其商事關系作出規定的特殊法，兩者是一般法和特別法的關系。市場經濟發展的實踐表明，以企業為中。
心形成了許多特殊物質生活領域，從而出現了許多特殊的社會關系即商事關系。這些關系的調整需求，要求有一些特殊的規定予以滿足。而這些規定，不可能完全在民法的框架內完成，需要以特別法的形式實現。所謂商事法的特別規定，主要是：
（1）對民法個別規定的補充、變更。如票據法關於時效的規定。
（2）對民法一般制度的特殊化規定。如公司法關於公司的規定就是對民法通則中企業法人的特殊規定，或者說，它是為了實現企業法人制度作出的更具體的規定。
（3）創設民法所沒有的特殊規定。如海商法關於共同海損的規定等。
基於這些特殊規定，在法律適用上，必須遵守以下原則：
（1）民法的一般適用和補充適用。在商事關系的調整中，民法的一般適用是一個原則。同時，凡商法對某些商事事項未設特殊規定者，民法的規定均可補充適用。
（2）商法的適用優先於民法。依照一般法和特別法的關系，特別法的適用應先於一般法。凡有關商事事項，應首先適用商法。如商法未予規定者，則依照前述的民法補充適用的原則，適用民法的有關規定。
（3）商法的效力優於民法。商事法律中關於商事登記、行政處罰、刑事處罰的規定，涉及行政法、刑法、訴訟法等。此類規定，其效力優於民法。
2、商法和經濟法的關系。商法和經濟法都是規范有關企業經濟活動的法律部門。因此，歷來有將商法和經濟法統一把握的主張。但是，商法和經濟法在具體性質上是不同的。商法雖以企業為對象，但僅調整商事關系即企業經營關系，注重商事主體個別利益的保護；經濟法則確認和規范政府對經濟的適度干預，僅調整政府及政府部門以社會公共管理者的身份進行經濟管理中發生的經濟管理關系，注重社會公共利益的保護。因此，將兩者分別把握的主張已成為人們的一種共識。
二、中國現行商事法律制度的基本內容我國現行的商事法律制度包括兩個方面，即規范商事主體的商事組織法律制度和規范商事行為的商事行為法律制度。
（一）商事組織法律制度
規范的商事主體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發展的必要條件，因此，有關商事主體的法律規范是現行商事法律制度的基本內容之一。而商事主體法律規范，除規定個人從事商事活動外，無一例外地表現為商事組織法，即各種企業法律制度。
1、公司法律制度
公司法律制度集中體現為公司法，於1993年12月29日通過，它是規范現代企業形式——公司的重要法律。該法規定了公司種類、公司的設立、公司的組織機構、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的發行與轉讓、公司債券、公司的財務會計、公司的合並、分立、解散和清算、外國公司分支機構等。公司法的頒布使我國企業立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它標志著我國企業立法從主要按照企業所有制的不同進行立法轉向主要按照企業出資人的責任和資金組成結構的不同進行立法。我國公司法以建立規范的公司制度為其宗旨，擯棄了股份制試點中定向募集等不規范的作法，明確規定公司設立的條件，吸收國外通行的原則和作法，諸如股東平等原則、股東有限責任原則、公司組織機構合理分工與相互制約的原則、保護股東和債權人合法權益的原則等，都為我國公司法所採用。公司法還突出了公司信用在市場交易安全中的地位，明確規定公司注冊資本的最低限額，強調公司資本的真實性和不得任意減資，注意維持相當於公司資本額的財產。這些，都為保護公司債權人、股東的合法權益，提高投資者信心，維護公司的穩定和發展，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公司法根據我國的國情和各國的通例，採用公司形式法定的原則，僅規定了有限責任公司和股價有限公司兩種公司。但是，這兩種公司為投資者建立公司和國有企業改建公司提供了制度框架，即公司法人制度的結構：
第一，股東財產和公司財產的分離。公司法規定的公司財產權利結構與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不同。依公司法第四條的規定，公司股東作為出資者按投入公司的資產享有所有者的資產受益、重大決策和選擇管理者等權利。公司享有由股東投資形成的全部法人財產權。這意味著，包括國有出資人在內的公司的股東在出資後僅享有股東權，公司則對出資人出資形成的財產享有包括所有權在內的全部法人財產權。因此，公司可依法對其擁有的財產佔有、使用、受益和處分，實現了公司財產和股東財產的分離。
第二，股東承擔有限責任。依照公司法第三條的規定，有限責任公司，股東以其出資額為限對公司承擔責任；股份有限公司，其全部資本劃分為等額股份，股東以其所持股份為限對公司承擔責任。這樣，公司法就確認了股東有限責任原則。其含義是：
股東僅對公司負責；股東以出資額為限負責；股東不對公司的債權人直接承擔責任。這一原則無一例外地適用於所有股東，包括國家作為出資人的股東。由此，調動了投資者的積極性，也以法律形式解除了實際存在的國家對國有企業承擔的連帶責任。
第三，公司具有獨立的人格。依公司法第三條規定，有限責任公司和股價有限責任公司是企業法人。又依公司法第五條規定，公司以其全部法人財產，依法自主經營，自負盈虧。換言之，公司具有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能以自己的名義獨立享有權利、承擔義務，能獨立承擔民事責任。
公司法還依照合理分工、相互制約的原則，規定了包括股東大會、董事會和監事會在內的公司組織機構。
這些，為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的現代企業提供了組織構造的模式。
2、合夥企業法律制度
1997年2月23日頒布的合夥企業法是我國第一個全面系統規定合夥企業法律關系的法律。它規定了合夥企業的設立，合夥企業的財產，合夥企業的事務執行，合夥企業與第三人的關系，入伙、退夥，合夥企業解散、清算等。合夥企業是我國企業形態的一種，它是依照合夥企業法在中國境內設立的由各合夥人訂立合夥協議，共同出資、合夥經營、共享收益、共擔風險，並對合夥企業債務承擔無限連帶責任的營利性組織。合夥企業雖然是多投資主體舉辦的企業，但它不同於公司，其本質特徵是出資人（合夥人）對合夥企業的債務承擔無限連帶責任。合夥企業對其債務，應先以其全部財產進行清償。合夥企業財產不足清償到期債務的，各合夥人應當承擔連帶無限責任。合夥企業存續期間，合夥人的出資和所有以合夥企業名義取得的收益均為合夥企業的財產，該財產由全體合夥人依照合夥企業法共同管理、共同使用。各合夥人對執行合夥企業事務享有同等的權利，可以由全體合夥人共同執行合夥企業事務，也可以由合夥協議約定或者全體合夥人決定，委託一名或者數名合夥人執行合夥企業事務。執行合夥企業事務的合夥人，對外代表合夥企業。不參加執行事務的合夥人有權監督執行事務的合夥人，檢查其執行合夥企業事務的情況。
合夥企業可以吸收新的入伙人，但新合夥人入伙時，應當經全體合夥人同意，並依法訂立書面協議。為了保護債權人的利益，合夥企業法規定，入伙的新合夥人對入伙前合夥企業的債務承擔連帶責任；退夥人對其退夥前已發生的合夥企業債務，與其他合夥人承擔連帶責任。
3、個人獨資企業法律制度
個人獨資企業法，是前不久才頒布的一部商事法律。它的宗旨是規范個人獨資企業的行為，保護個人獨資企業投資人的合法權益，維護社會經濟秩序，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個人獨資企業是社會經濟發展中最古老的一種企業形態，它是依照個人獨資企業法在中國境內設立，由一個自然人投資，財產為投資人個人所有，投資人以其個人財產對企業債務承擔無限責任的經濟實體。個人獨資企業的設立實行准則主義，其設立本身不需經過審批。但是，某些領域個人獨資企業必要的營業審批是需要的。個人獨資企業有兩大特點：一是出資人控制嚴，個人獨資企業投資人對本企業的財產依法享有所有權，其有關權利可以依法進行轉讓和繼承；個人獨資企業投資人可以自行管理企業事務，也可以委託或者聘用其他具有民事行為能力的人負責企業的事務管理。二是個人獨資企業的投資人對企業債務承擔無限責任，以其家庭共有財產作為個人出資的，應當依法以家庭共有財產對企業債務承擔無限責任。
4、其他企業法律制度
除上述三種企業法律制度外，我國還制定了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城鎮集體企業暫行條例、農村集體企業暫行條例以及為特別公司——商業銀行的運營制定的商業銀行法。這些，都是規范市場經營主體的法律。
不同的企業法律規定了不同的企業法律形態，為我國實行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提供了法律框架，也為國有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和各種投資者自由選擇企業組織形式提供了方便。
（二）商事行為法律制度
商事行為法律制度是商法中的重要分支，它是規范和引導商事行為的規則。我國的商事行為法律制度主要由企業直接融資的法律規則、間接融資的法律規則、預防和分散商業風險的法律規則、票據與票據交換的法律規則以及海上運輸法律規則構成。除由於我國實行「民商合一」的立法體制，一些重要的商事行為法律規范含於民事法律（如合同法）之中外，主要的商事行為法律制度有：
1、證券法律制度
1998年12月29日制定的證券法全面規定了證券發行與證券交易，目的在於保護投資者利益，維護社會經濟秩序和社會公共利益。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我國證券法實行一系列重要原則，包括：證券的發行、交易活動，實行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證券發行、交易的當事入地位平等，遵守自願、有償、誠實信用的原則；證券業和銀行業、信託業、保險業分業經營、分業管理的原則；對全國證券市場的統一監管與證券業協會的自律性管理相結合的原則。證券法對證券的發行、交易，上市公司收購，證券交易所，證券公司，證券業協會和證券監督管理機構等作出了較詳細的規定。
依照我國證券法規定，公開發行證券，必須符合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條件，並依法報經國務院證券監督管理機構或者國務院授權的部門核准或者審批。公開發行股票，必須依照公司法規定的條件，報經國務院證券監督管理機構的核准；發行公司債券，也必須依照公司法規定的條件，報經國務院授權的部門審批。
證券交易當事人依法買賣的證券，必須是依法發行並交付的證券。非依法發行的證券，不得交易。依法發行的股票、公司債券及其他證券，法律對其轉讓期限有限制性規定的，在限定的期限內，不得買賣。經依法核準的上市交易的股票、公司債券及其他證券，應當在證券交易所掛牌交易。所有證券交易均以現貨進行交易。
證券法還規定了上市公司的信息公開義務。發行公司股票、債券，應當公告招股說明書、公司債券募集辦法。公司發行新股或者公司債券的，應當公告財務會計報告。上市公司發生可能對該公司股票交易價格產生較大影響，而投資者尚未得知的重大事件時，上市公司應當立即將有關該重大事件的情況向國務院證券監督管理機構和證券交易所提交臨時報告，並公告說明事件的實質。公司披露的信息必須真實、准確、完整，不得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這樣做，可以為保護投資者的利益和實現公正交易創造條件。
2、票據法律制度
1995年5月10日頒布的票據法，是我國第一個全面規定票據事項的法律。它的宗旨是規范票據行為，保障票據活動中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維護社會經濟秩序。歷來，票據立法體制有「分離主義」和「包括主義」之別。票據立法的「分離主義」是指將匯票、本票歸於一項立法，將支票歸於另一項立法；票據立法的「包括主義」是將匯票、本票、支票合於一項立法。我國票據法屬於「包括主義」的立法，其特點是採用匯票、本票、支票三票合一的編纂體制，即以匯票為主，將匯票、本票、支票的出票、背書、承兌、保證、付款等規則統一規定於票據法之中。票據是出票人依照法律規定簽發的、約定自己或委託他人在見票時或指定日期無條件支付確定的金額給收款人或持票人的有價證券。票據有多種功能，包括支付功能、匯兌功能、信用功能、抵銷債務和融資的功能。因此，票據交換是加速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但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票據僅作為支付、匯兌手段。票據法的頒布和實施，為票據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充分發揮它的各種功能創造了條件。
3、保險法律制度
保險有商業保險和社會保險兩種。1995年6月30日頒布的保險法是規范商業保險的基本法，對保險合同、保險公司、保險經營規則、保險業的監督管理、保險代理人和保險經紀人等作出了具體的規定。保險法通過對保險關系和保險業管理關系的調整，充分發揮保險作為經濟補償制度的功能，分散危險、消化損失，確保經濟和社會的安定。我國保險法主要實行下列原則：第一，財產保險業務和人身保險業務分業經營的原則，即同一個保險人不得同時兼營財產保險業務和人身保險業務。第二，保險利益原則。所謂保險利益，是指投保人對保險標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認的利益。投保人對保險標的應當具有保險利益。否則，保險合同無效。保險利益原則的目的在於，限制損害填補的適用，避免賭博行為和防範道德危險。在人身保險中，則還在於維護被保險人的人身安全。第三，有利於弱者的原則。保險法實行法定解除機制度，除保險法另有規定或者保險合同另有約定外，保險合同成立後，投保人可以解除保險合同；除保險法另有規定或者保險合同另有約定外，保險合同成立後，保險人不得解除保險合同。同時，對於保險合同條款，保險人與投保人、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有爭議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應當作出有利於被保險人和受益人的解釋。第四，保險公司穩健、安全運營的原則。保險公司的經營涉及千家萬戶，必須做到穩健、安全運營。適應其需要，保險法規定了保險准備金提取制度、償付能力維持制度、資金運用制度等。
4、海商法律制度
海商法律制度是調整海上運輸關系和船舶關系的商事法律制度。我國1992年11月7日頒布的海商法是第一部規定海商制度的法律，它是我國海商法律制度的集中體現。該法系統規定了船舶、船員、海上貨物運輸合同、海上旅客運輸合同、船舶租用合同、海上拖船合同、船舶碰撞、海難救助、共同海損和海事賠償責任限制，為調整海南關系、解決海事糾紛提供了重要的依據。
海商法是國內法，但由於海上運輸具有較強的國際性，因而各國在制定海商法時不得不參照國際立法和國際慣例，以求得國際海上運輸法律規則的相對統一。我國的海商法是第一部大量將國際公約的規定引入國內立法的法律。其中，有些部分將公約的實質性條款全部引入，有些部分有選擇地吸收。海商法還引入了國際慣例，諸如共同海損的確定、分攤和理算，均採用了國際慣例。由於海商法吸收了當前國際立法、國際慣例和國際海運實踐的最新成就，受到國際海南法學界和實務界的好評，被人們認為是同國際社會接軌最好的一部法律。
我國的商事法律制度，是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1992年發展起來的。但它緊密結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在規范商事主體和其行為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中，為國有企業提供了公司法人制度框架，指明了國有企業成為市場經營主體的健康發展之路。
三、中國商事法律制度的完善
中國商事法律制度的建立和發展是迅速的。但是，由於商事立法大發展的時期正處在經濟體制轉變時期，商事關系變動性強，不容易把握，加之時間較短，因此，表現商事法律制度的商事法律不可避免地存在缺陷：一是在內容上，具有明顯的過渡性。
一方面，基於對市場經濟的認識，注意到市場經濟的國際性，我們在商事立法中借鑒了許多國外有益的經驗；另一方面，我們的市場經濟是發展中的市場經濟，還不是成熟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因而不可能完全吸收國外商事立法的先進經驗。並且，在立法中不得不反映經濟體制轉軌的痕跡。但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很快，具有過渡性特點的商事法律制度不可能完全適應商事關系調整的需要。二是在形式上，條文簡單，不夠詳細，可操作性不強。因此，我國商事法律制度需要改革和完善。
（一）制定商事主體的一般規則如前所述，我國在實際上實行的是「民商合一」的立法體制。因此，民事主體法律制度是商事主體法律制度的基礎，完善民事主體法律制度也是完善商事法律制度的組成部分。在這一點上，我們寄希望於將來制定民法典。但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實踐也表明，民事主體不能夠都成為商事主體。換句話說，我們不能夠搞「全民經商」。之所以多次糾正司法機關經商、軍隊經商、公安機關經商，而仍出現反復，除了認識問題、管理問題以外，缺乏商事主體規則不能不說是一個原因。同時，我們在經濟法律中課以市場經營者更多的注意義務（如反不正當競爭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規定），就是因為他們不是一般的民事主體，而是在民事主體的基礎上具備一定條件後成為商事主體了。所以，應該制定一部關於商事主體一般規則的法律，使人們明確什麼是商事主體？什麼是商事行為？等等。在這方面，深圳市人大常委會已作了一些探索，他們制定了一個商事條例，對商事主體（商人）等一系列一般規則作出了規定，值得認真總結。
（二）完善商事組織法
如上所述，我國已經有了各項商事組織的法律，各種企業的組建和運營做到了有法可依。但是，不能說都很健全。許多企業方面的法律，亟待修改。尤其應特別提及的是，公司法需要盡快進行修改，以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
公司法存在的主要問題是：
1、制度不完整。一是公司立法本身留下了空白。譬如司法實踐中出現了大批公司設立無效的案件，但現行公司法沒有對公司設立無效作出規定。二是公司法多處授權由國務院另行作出規定，但國務院一直未作出規定。這表明，這些必要的規則需要由公司法直接作出規定。
2、公司制度不統一。現行的公司法律制度實際是兩套：一是1993年底頒布的公司法，一是外商投資企業法律確認的有限責任公司的規則。雖然公司法中表述了兩者的關系，但兩者沖突甚多，需要統一。
3、公司法分設股份有限公司規則和有限責任公司規則的必要性，應充分突出出來而未充分突出出來。尤其是公司組織機構的規則，雖然是分別規定的，但差別性不大，使人難以感到分設的必要。甚至，區分這兩種公司的意義被淡化了。
因此，有必要對其作出修改。如何完善和修改公司法？
首先，應明確一個指導思想，即借鑒制定統一合同法的經驗，徹底修改公司法，實現公司法律規范的統一。一是廢除公司法律制度上的雙軌制，不再保留外商投資企業法。適應這一要求，在實現公司法的一元化同時，制定外資法，規定關於對外資進行管理、引導、監督的規則。二是將有關企業集團的規則納入公司法框架之內，不對企業集團單獨立法。
其次，完善公司法的重點應放在公司的設立和公司組織機構上。
在公司設立規則上，應進一步健全公司設立中責任的規定，補充公司設立無效的救濟規則。
在公司組織機構的規則上應突出解決以下問題：
（1）完善董事、監事的產生程序。所謂董事、監事的產生程序，包括董事、監事的提名程序和選舉程序。現在，董事、監事的提名不規范，有政府部門提名的，也有在換屆時由董事會提名的。顯然，這些作法是和公司法的精神有距離的。前者，是政企不分在新形勢下的表現；後者，等於自己提名自己為董事侯選人。公司法應明確規定董事、監事的候選人的提名權屬於股東。
股東認為必要時，可以授權他人提名。
（2）完善股東大會制度。進一步充實股東大會召集、舉行和作出決議的規則，包括股東出席會議法定
10. 關於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
關於商法的地位與商事立法問題，學界歷來存在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兩種主張。然一種奇怪的現象是，國內的商法學者多主張民商分立而民法學者多主張民商合一，這其中或許多少帶有一些感情因素。在筆者看來，商法是否獨立，商事通則制定是否可行，是一個邏輯性、體系性、科學性的論證過程，也是一個立法技術的問題；即使在民商合一的立法框架下，沒有單獨的商法典或是商法通則，也絕不意味著商法地位的沉落，其重要性與獨立性沒有必然的聯系。基於這樣的考慮，本文試圖撇開感情因素，對這個問題做客觀全面的分析與考察。
商事規范與「商事通則」
（一）關於商事規范內容的通說和立法例
商法就其一般意義而言，是指調整商事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因為對商或商事關系的界定是構建商法的概念、規則、體系的基礎，所以研究商事規范需從對商的認識出發。根據《布萊克法律辭典》的界定，「商是指貨物、生產品或任何種類的貨物之交換。」《韋氏新國際辭典》稱「商是指商品交換或買賣行為」。筆者認為這些界定主要是針對古典商業時代而言的，隨著現代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商事的范圍和種類已越來越廣，越來越多，形成 「無業不商」的局面，商的內涵和外延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凡屬以營利為目的從事交易的行為，在法律上皆可謂之「商」。按學界通說，現代「商」的具體種類包括：其一，買賣商，也即「固有商」，是指以營利為目的直接進行財貨交易的行為；其二，「輔助商」，指以間接媒介財貨交易為目的的營業活動，實際上是輔助固有商營業得以實現的商事行為，如貨物運輸、倉儲、代理、居間、行紀等；其三，雖不具有直接或間接媒介貨物交易的目的，但其行為性質與固有商和輔助商有密切聯系，為其提供商業條件的營業活動，如融資、信託、加工、承攬、出版等，學者稱之為「第三種商」。其四，僅與第三種商有牽連關系的營業活動，如廣告宣傳、人身與財產保險、餐飲娛樂、旅遊服務、信息咨詢等，即「第四種商」。現代意義上的商事是指一切營利性主體所從事的一切營利性活動或事業的總稱。
在世界各國商事立法中，主要存在著民商合一和民商分立兩種立法模式。民商分立就是在民法典之外單獨制定商法典，並以此為基礎形成相對獨立的法律體系，法國、德國、日本、比利時、韓國等40多個國家都制定了商法典。在民商合一的立法體制下，商法僅是民法的特別法，沒有形式意義的商法典，僅以商事單行法和散見於民法及其他部門法、判例中的商法規則為表現形式。考察世界各國的立法例，在采民商分立的國家中，《德國商法典》分為五編：第一編為商人的身份，下設商人、商業登記簿、商號、經理權和代辦權，商業輔助人和商業學徒、代理商、商事居間人七章；第二編為公司和隱名合夥，下設無限公司、兩合公司和隱名合夥三章；第三編為商業賬簿，下設對所有商人的規定，對資合公司的補充規定、對登記合作社的補充規定、對保險企業的補充規定、私人提出賬目委員會及提出賬目咨詢委員會五章；第四編為商行為，下設一般規定、商業買賣、行紀營業、貨運營業、運輸代理營業、倉庫營業六章；第五編為海商，內容另行刊載。它未涉及任何票據法、破產法、保險法的內容，對有限公司、合作社、證券等相關內容也未作規定。《法國商法典》的內容涉及商人、商人會計、商品交易所、居間商、質押和行紀商、商行為的證據、匯票和本票、商業時效以及商事法庭。《日本商法典》採用了總則、公司、商行為及海商四編的體系結構，規定了公司法、票據法、海商法的內容，又規定了買賣、交互計算、隱名合夥、居間營業、行紀營業、承攬運送、寄託保險等商行為，但未涉及破產法。《澳門商法典》分為四卷，即經營商業企業之一般規則、合營企業之經營及企業經營之合作、企業外部活動及債權證券。從上述各國（地區）的立法中可以看出，商法的內容極為龐雜，各國法上規定的內容相差較大，商法並沒有具體明確的法律界線，在尚無成熟的立法經驗可資借鑒的情況下，談我國商事通則乃至商法典的制訂，似乎為時尚早。
（二）關於商事立法的各種主張以及目前的立法實踐
國內學界對於商事立法的形式，大致存在以下幾種主張：
1.主張制定商法典，比如徐學鹿教授。該種主張主要是基於完善商法體系，保障商法統一以及體現商法獨立價值等方面的考慮。此系典型的民商分立主張，而這與我國民商合一的立法傳統相悖，欠缺對中國現實的回應，已經為大部分學者所不採。
2.主張制定商事通則，江平、王保樹等諸多學者持此主張。其理由主要包括：其一，發揮其統率作用，以收綱舉目張之效；其二，民法典自身性質的局限，其內容不可能無限膨脹，更不可能取代商法而形成「私法的一元化」局面；其三，實現商法體系完善的需要；其四，統一市場、統一法制的要求。[1]江平先生也贊成制定商事通則，認為這樣簡便可行並可以充分體現商法的特徵。[2]但對於商事通則的內容，學者也存在或多或少的分歧：比如江平先生主張商事通則應包括商事活動原則、商事權利（包括商業名稱、商業信用、商業秘密等）、商事主體以及商事企業的基本形式、關連企業、連鎖企業、商業帳薄、商事行為、商業代理（包括內部經理人代理以及外部各種銷售代理，如獨家代理等）等內容；[3]也有學者提出商事通則應包括基本原則、商事主體、商事行為與代理、商號、商業登記、商事責任的一般規定、附則等七章，[4]此較前說范圍縮小；王保樹教授認為，商事通則僅僅是一部關於商事主體一般規則的法律。[5]
3.主張商法仍然以商事特別法的形式存在，此多為民法學者所倡，如梁慧星先生、王利明教授等，但也有少數商法學者持此主張，比如趙萬一教授認為「以民法典為基本法，以一系列單行法為特別法，是我國商事立法形式的理性選擇。」[6]筆者贊同此種觀點，基於我國的立法傳統、民法與商法的關系以及立法技術等幾個方面的理由，而且現行的體制運行良好，沒有必要做大的改動。
商法的內容，通說認為包括組織法和行為法兩部分，前者主要涉及商事主體、商業登記、商業賬簿、商事代理等內容；後者主要包括票據法、海商法、保險法、證券法等等。在筆者看來，無論商法的具體范圍如何界定，就其一般意義上的內容，公司法、票據法、海商法、保險法、證券法、破產法等很難找到共同涉及的內容准則，從而抽象出普遍適用的本質特徵及共同規則，因此，制定出一部不受非議的商法典，將會是一件極為費時費力的事。但在現實中卻出現了令人驚奇的事情，那就是深圳市在1999年6月30日出台並於2004年4月16日修改的《深圳經濟特區商事條例》（以下簡稱《深圳商事條例》）。該條例分為8章共65條，第一章總則，第二章商人，第三章商事登記，第四章商人的名稱與營業轉讓，第五章商業賬簿，第六章商業雇員，第七章代理商，第八章附則。這實際上就是一部不大不小的商事通則。自其頒布以來，學界雖有一定的爭論，但褒獎者甚眾，比如有的學者就認為這是對我國商事立法的有益探索。[7]在最近商務部召開的現代市場流通體製法律框架研討會上又傳出了要抓緊制定商事通則的消息。的確，基於深圳特區在我國的突出地位，其第一個制訂商事條例不可能沒有轟動效應，但若主張以此為契機，制訂全國適用的商事通則，則有諸多需商榷之處。而且從其體系和內容上看，它是將商行為法剝離，而僅以商組織法為基礎做出的原則性規定，全文僅有65 條，立法的過於粗線條，其可操作性可想而知。筆者認為是否制定商事通則是一個關乎法律體系和立法技術的問題，需要大量的分析論證，以我國目前的立法傳統和理論基礎，應以舍棄制定商事通則為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