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民法
《民法通則》屬於法律。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是中國對民事活動中一些共同性問題所作的法律規定，是民法體系中的一般法。1986年4月12日由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修訂通過，1987年1月1日起施行。共9章，156條。
簡介/《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圖冊
1986年4月1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頒布。這是新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正式頒行的民事基本法，是中國民事立法的重要里程碑，被譽為中國的「權利宣言」。它承繼了中國自清末以來變法圖強以復興中華民族的理想，開啟了新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與市場經濟體制的新局面，奠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基礎，為我國民事法律體系的逐步完善提供了基本前提與依據。
近二十年來，社會各個方面均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民法通則》又暴露出了許多新的缺陷，並且越來越突出，可以這樣說，《民法通則》很難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已經完成了其特殊的歷史使命，從《民法通則》中的種種缺陷，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修改《民法通則》已非常迫切，但是，我們也應該意識到，修改《民法通則》，制定民法典要在條件成熟的情況下進行，否則，從某種程度上說「惡法」，比無法的危害會更大。
立法機關對《民法通則》起草的進程計劃明確，爭取1986年春季提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為此要求在民法草案四稿和法工委提出的八個問題意見的基礎上，由起草小組成員分工盡快寫出條文，由起草小組集體討論後修改，廣泛徵求意見後，再修改。在起草過程中，民主與集中交叉反復，集思廣益，《民法通則》最終反映和集中了多方面的意見。
為了制定一部優秀的民法典，全社會尤其是立法、司法、法律理論界的專家們都應共同努力，應加強對西方發達國家尤其是大陸法系的代表國家法、德、日民法典、民法理論的研究，同時應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尤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殊情況進行研究、論證，將《民法通則》的種種缺陷予以修改，刪除掉那些與市場經濟不符內容，結合我國的具體情況，補充、完善國外科學的、先進的民事法律制度，共同為制定一部完善的、科學的、先進的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相適應的有中國特色的優秀民法典。
《民法通則》的頒布，為民事司法提供了根本性的法律根據，為司法解釋提供了法律依據。《民法通則》頒布後，經濟體制改革有了進一步發展，1988年4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了《關於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共200條。法官和學者簡稱其為「二百條」。
產生的相關背景/《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圖冊
1985年6月法工委召開的座談會的名稱是民法總則座談會，在座談和起草過程中，有了改變名稱的建議，提出了民法通則、民法總綱、民法綱要三個名稱，各有不同的理由，其共同點是內容要超出民法總則的范圍，解決實踐中需要解決的法律問題。當時作為民法組成部分的法律已經有婚姻法、繼承法、經濟合同法、商標法、專利法等，缺少的主要是民法總則、物權和關於侵權責任的立法，物權法的起草難以提到立法議程，於是就決定起草以總則內容為主，兼顧分則內容的民法通則。從《民法通則》的內容可以看出，突出了民法總則方面的規定，對民法分則的問題都涉及到了，但詳略有很大不同。對物權和債權的主要問題作了簡要的規定；將人身權單獨規定一節，突出了對人身權的保護；民事責任一章突出的是侵權責任。另外，監護問題當時還沒有法律，規定得就詳細些；對知識產權作了提示性規定。《民法通則》還規定，合法的借貸關系受法律保護，如此突出借貸關系，是因為實踐中這方面的問題很突出。當時有法官建議簡要規定借貸問題，即使規定一條，也便於最高人民法院依據《民法通則》作司法解釋，使裁決借貸案件有法可依，《民法通則》第90條關於借貸的規定就是這樣產生的。
一、規定個體工商戶和農村承包經營戶重在鞏固改革成果
個體工商戶、農村承包經營戶是否民事主體，至今還有不同的看法，《民法通則》起草時也有不同意見。從民法原理上難說個體工商戶、農村承包經營戶是民事主體，立法機關主要是從政策上考慮問題。當時農村承包經營已在全國實行，個體工商業有很大發展，這樣重大的政策問題應當用民事基本法的形式確定下來。《民法通則》規定了個體工商戶和農村承包經營戶的經營者與其家庭成員的財產和責任關系，這樣規定就為解決有關糾紛提供了了法律根據。討論的結果是將個體工商戶和農村承包經營戶規定為第二章公民（自然人）中的第四節。
二、規定個人合夥重在體現當時的政策
改革開放初期出現了形式繁多的經濟組織，有令人眼花繚亂的感覺，從民事主體角度看，歸結起來不外是獨資、合夥和法人三大類，但是在《民法通則》中如何規定並不簡單。在立法上遇到的問題之一是合夥的法律地位。對此有兩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應當規定合夥為民事主體，另一種意見認為合夥是合同關系。立法機關的主導意向是規定個人合夥重在體現改革開放政策，是否民事主體的理論問題，以後由學者繼續研究。最後確定將個人合夥規定在第二章公民（自然人）中的第五節。
問題之二，是否規定合夥的財產歸合夥共有，這在民法上本來是個常規性問題，但是對此《民法通則》沒有直接作規定，而是規定為：合夥人投入的財產，由合夥人統一管理和使用；合夥經營積累的財產，歸合夥人共有（第32條）。這條規定主要是為了避免人們將共有誤解為公有，影響人們投資經營合夥的積極性。規定合夥人投入的財產由合夥人統一管理和使用，實際效果和共有沒有根本區別。
問題之三，如何區別個人合夥與僱工大戶？當時已經出現了個體工商戶僱工一二百人的情況，當時對此稱為僱工大戶。《民法通則》第30條規定，合夥是指兩個以上的公民按照協議，各自提供資金、實物、技術等，共同勞動。規定合夥人共同勞動，就排除了僱工大戶。當時對僱工大戶在政策上還看不清楚，就沒有作規定。
三、規定法人聯營重在劃清民法與經濟法的界限
《民法通則》第三章法人，其中第四節有三個條文（第51－53條）規定聯營問題。在改革進程中，出現了三種聯營的基本形式，一是緊密型聯營，實際上是共同出資，建立具有法人資格的企業，二是半緊密型聯營，實際上是共同出資，建立合夥性質的企業，三是鬆散式聯營，實際上是建立長期的合同關系，學者對此分別稱為法人型聯營、合夥型聯營、合同型聯營，《民法通則》第51－53條規定的就是這三種聯營形式。用傳統民法觀點看，這三條規定的性質分別是法人、合夥與合同，按照常規不應當規定在一起。對《民法通則》這樣規定我的理解是：第一，規定聯營反映了改革的現實，使聯營關系有了明確的法律規定，發生糾紛時有法可依。第二，將個人合夥與法人合夥分別規定，就排除了個人和法人之間的合夥，這是因為對個人和集體企業或者國有企業合夥，關繫到重大決策，需要慎重，暫不作規定。第三，在討論《民法通則》草案時，有主張「大經濟法」的學者認為聯營是經濟法問題，《民法通則》不應當規定聯營。立法機關堅持在《民法通則》中規定聯營，實際上是肯定了聯營是民事法律關系，不是經濟法律關系，這樣就在法律上進一步劃清了民法與經濟法的界限。
指導思想/《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
1、理論與實際相結合。這是我國一貫的立法指導思想，在1985年12月召開的民法通則草案座談會期間，彭真委員長和彭沖副委員長都講了這個問題，指出：要以科學的理論為指導，以實踐為根據；要從實際出發，解決實際問題；要體現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
2、既要總結中國的經驗，又要借鑒外國的立法。
3、經濟關系由民法、經濟法、行政法分別調整，不能由某一個法律部門統一調整。
4、內容要簡明，文字表達要在准確中求通俗。
5、立法要完備，但是要分清輕重緩急。制定《民法通則》不是不要民法典，以後條件成熟的時候再制定民法典。
重點內容的解讀/《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圖冊
民法調整對象的確定
關於民法的調整對象問題，在社會主義國家是法律部門劃分的一個問題，所涉及的主要問題是，民法和經濟法的界限如何確定，對這個問題前蘇聯學者經過長期爭論，最後在1961年的《蘇聯和各加盟共和國民事立法綱要》中明文規定了民法的調整對象。我國在改革開放不久就討論民法的調整對象，接著發生了民法與經濟法調整對象的爭論，有不同觀點和方案，主要分歧表現在被稱為「大經濟法」和「大民法」兩種對立的主張，主張大經濟法的理論上影響最大的是縱橫統一說，該說認為經濟管理關系（縱向經濟關系）和企業之間的經濟關系（橫向經濟關系）應當由經濟法統一調整。主張大民法的理論上影響最大的是商品關系說，該說認為商品所有關系和商品交換關系應當由民法統一調整。《民法通則》起草時，肯定商品關系由民法調整無異議，不同的意見是，民法的調整對象是否僅限於商品關系。佔主導地位的意見是基本參考《蘇俄民法典》 ，財產關系以平等劃線，人身關系限於用民法方法調整的人身關系，據此形成了《民法通則》第二條規定的：平等主體的公民之間、法人之間、公民和法人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這條規定和蘇聯民事立法綱要的表述和內涵都不同，該綱要和1964年的《蘇俄民法典》前言的表述均為：「蘇維埃民法調整在共產主義建設中因利用商品貨幣形式而產生的財產關系，以及與這些財產關系有關的人身非財產關系。」《蘇俄民法典》第2條用4款規定民法典調整的關系，其中第三、四兩款規定，行政、稅收、預算方面的財產關系和家庭關系、勞動關系、土地關系都不由民法調整。與《蘇俄民法典》不同，《民法通則》包括了婚姻家庭關系、監護關系、土地關系、知識產權關系，但是對已經有單行法的，主要是提示性或者原則性的規定。
法人原則上獨立享有民事權利和承擔民事義務
《民法通則》關於法人的規定和德國、蘇聯等國家的規定不同。一是《民法通則》明確規定了法人應當具備的條件，而且規定的條件比較嚴格。規定法人應當「依法成立」，這個規定直接涉及私人經濟組織能否取得法人資格，是個政策性問題，這樣規定便於實踐中根據情況靈活掌握。二是無限公司是否具有法人資格，對此外國法有不同的態度，起草過程中有不同的意見。《民法通則》第36條規定，法人是具有民事權利能力和民事行為能力，依法獨立享有民事權利和承擔民事義務的組織。這條規定的基本精神是，法人原則上應當獨立承擔民事責任。在企業法人部分明文規定企業法人的條件之一是「能夠獨立承擔民事責任」（第41條），又規定「法律另有規定的除。」（第48條），這樣規定是留有靈活掌握的餘地。
《民法通則》用了民事法律行為和民事行為兩個概念
民法通則中是否沿用傳統的法律行為概念？對這個問題有三種意見：一是用法律行為，二是用民事法律行為，三是用民事行為。主張用民事法律行為的理由是，法理學上已經使用了法律行為概念，擴大了法律行為的內涵，用民事法律行為是為了與法理學上的法律行為相區別。另外，規定民事法律行為是合法行為，是為人們樹立一個行為標准，這個標准體現在《民法通則》第55條規定的民事法律行為應當具備的條件。主張用民事行為的意思是用民事行為代替法律行為概念，民事行為與法律行為的內涵相同。用民事行為的理由有二：一是為了明確行為的民事性質，與行政行為相區別。二是為了避免傳統民法理論上將法律行為歸於合法行為，同時又將無效的法律行為歸於法律行為的缺陷。後來在《民法通則》中採用了民事法律行為和民事行為兩個概念。
「與財產所有權有關的財產權」概念的提出
《民法通則》是否使用物權包括用益物權概念，起草時進行了討論，學理上沒有原則性分歧，對在《民法通則》中是否用物權概念作了斟酌，達成了共識。鑒於當時人們對物權概念比較生疏，擔心因為物權概念問題影響《民法通則》通過，於是就有學者提出《民法通則》第五章第一節的標題定為：「財產所有權和與財產所有權有關的財產權」。這是個立法技術問題，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概念，這也可以說是我國國情吧。
國有企業經營權的確立
《民法通則》規定，全民所有制企業對國家授予它經營管理的財產享有經營權，受法律保護。這條規定是實行經濟體制改革，擴大企業經營自主權的反映，改變了過去使用的經營管理權概念，去掉管理二字與否具有質的差別。國有企業的經營權問題是民法問題，還是經濟法問題，是民法與經濟法的調整對象爭論的問題之一。有的主張大經濟法的學者認為，經營權不是平等主體之間的關系產生的，不是民事權利。還有學者說：國有企業姓「國」不姓「民」，經營權應當放在經濟法中。主張大民法的學者認為經營權產生的根據和經營權本身不是同一個含義，經營權是民事權利，具有物權性質。有一次討論《民法通則》修改稿時，有位學者強調說，我參加這次討論會，就是為了堅持《民法通則》要有「經營權」這個概念來的。最後，立法機關採納了民法學者的意見，落實在《民法通則》第82條。
專節規定人身權
《民法通則》第5章為民事權利，其中第4節為人身權。起草時有學者提出，應當突出人身權，應當寫具體些，理由是我們國家過去對人身權保護不夠，發生過不少隨意侵犯人身權的情況，大家都贊成這個意見。第4節有8個條文，應當說在當時條件下寫的比較細致。在第6章民事責任「侵權的民事責任」一節，對侵害人身權的責任作了具體規定。
過去民法學界長期否定並批判西方國家的精神損害賠償制度，在起草中對是否規定精神損害賠償進行了討論，主流觀點是肯定的，但是在條文中沒有直接用「精神損害賠」概念。《民法通則》第120條規定：公民的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受到侵害的，有權要求停止侵害，恢復名譽，消除影響，賠禮道歉，並可以要求賠償損失。這里規定的賠償損失包含了精神損害賠償。
八專章規定民事責任
民事責任是否獨立成章，有不同意見。反對獨立成章的主要理由是，理論上不成體系，與整個民法不協調。贊成獨立成章的主要理由，一是民事責任獨立成章提高了民事責任的地位，有利於加強對民事權利的保護，人們也容易理解；二是責任與義務的性質不同，將責任獨立出來理論上沒有問題。在1985年12月的《民法通則》座談會上，有的法官說法院很歡迎這一章，能解決實踐中無法可依的問題。
這一章規定的違反合同的責任，不限於違反經濟合同的責任，在內容上具有總括性，有的條文更能體現商品經濟的要求，在討論民事責任時分歧較大的問題是，違約責任是否適用過錯責任原則？一種意見認為，違約責任不適用過錯責任原則，除了不可抗力以外，違約的都要承擔責任。另一種意見認為違約責任也適用過錯責任原則。《民法通則》第106條規定了三款，後來學者對這一條的理解不同，有的學者認為從綜合分析三款的內容看，違約責任是過錯責任，有的學者認為是嚴格責任。
訴訟時效概念的沿用與內容的變革
《民法通則》借鑒了《蘇俄民法典》的訴訟時效概念，沒有借鑒《德國民法典》的消滅時效概念。參考《蘇俄民法典》，沒有規定取得時效。《民法通則》規定的訴訟時效的內容與《蘇俄民法典》不同，《蘇俄民法典》規定，國家組織關於返還被集體農庄、其他合作社組織、社會團體或者公民非法佔有的國家財產的請求，不適用訴訟時效（第90條第1款第2項）。《民法通則》沒有作類似規定。對這個問題，起草中沒有不同意見。
『貳』 十月革命後蘇俄的四次調整分別是，
十月革命後至今，蘇俄共產生過3個民法調整對象理論。第一是不對稱平行線說，即民法調整財產關系、與財產關系有關的人身非財產關系，這種民法調整對象理論的歷史開始於1922年《蘇俄民法典》，但它無關於民法調整對象的正面規定，僅從反面規定民法調整對象，在第二條裡面規定排除三種關系不調整，即「土地關系、由僱傭勞動所產生的關系、家庭關系，都由專門法典調整」。第一個家庭關系與商品經濟無關，第二個土地關系也與商品經濟無關，因為在十月革命後頒布了法令規定全部土地都歸國有，所以不存在私人土地所有權，土地只能劃撥，屬於公法關系；第三個是勞動關系，強調勞動保護也有很多屬於公法調整，所以也排除在外，其它傳統部分仍然由私法來調整。到了1950年代，蘇聯民法學界開始正面討論民法調整對象問題，得出的結論體現為布拉都西和堅金分別主編的《蘇維埃民法》的典型表述，前者謂：「蘇維埃民法調整社會主義社會中一定范圍的財產關系和與此相關系著的人身非財產關系」。後者謂：「蘇維埃民法的對象是社會主義社會的財產關系」，不過也「調整某些人身的、非財產的關系」。
『叄』 簡述社會主義民法
社會主義民法
社會主義公有制佔主導地位的國家所實行的民法。調整社會主義條件下平等主體間財產關系及人身關系的基本法律部門之一。它既具有一般民法之平等、等價有償等特徵，又具有自身的特點，如強調維護公有財產權，注重民事關系與國家計戈的協調和銜接，切實限制或禁止對社會有害的產品及本質上不能作為商品的客體的買賣流通。在財產繼承製度中貫徹男女平等、非婚生子女和養子女與婚生子女平等的原則等。社會主義民法產生於俄國十月革命以後。1917～1918年間，蘇俄頒布法令將土地、礦藏、森林、水流以及銀行、郵電、交通、工業企業等收歸國有，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所有權制度。為配合實行新經濟政策，發展商品流轉，使國有企業在商業化的基礎上開展活動，1922年在列寧指導下制訂了第一部《蘇俄民法典》。同時期蘇俄還先後制訂了《婚姻、家庭和監護法典》、《土地法典》和《勞動法典》。到30年代末，前蘇聯法學界始確認這些法律從民法中分出，各自成為獨立的法律部門。30年代前蘇聯完成農業集體化，形成了勞動群眾集體所有權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東歐出現了公有制國家，其中有些仿效蘇俄民法典制訂了適應過渡時期要求的民法，有的則修訂並繼續沿用前政權實施的民法典。60年代前蘇聯更新民事立法，制定了《蘇聯和各加盟共和國民事立法綱要》、第二部《蘇俄民法典》和其他加盟共和國的民法典，將30年代以後形成的經濟體制中的所有制關系和具有商品貨幣性質的經濟流轉關系等，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規定了社會團體所有權、集體農庄農戶之共同財產權、供應合同、農產品定購合同、基本建設承包合同、信貸和結算關系、著作權、發現權、發明權以及保護民事主體的名譽和聲望等新的內容。一些東歐國家在60～70年代也更新了民法，原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國制定了旨在保護公民個人權益的民法典。中國的社會主義民法，經歷了曲折的發展過程，到1978年以後才逐步得到完善，主要由《民法通則》、《經濟合同法》、《繼承法》等法律法規構成。80年代以後社會主義國家的社會經濟改革在民法上也有所反映。如前蘇聯於1986年頒布了《個體勞動活動法》、1987年頒布了《國營企業(聯合公司)法》、1990年頒布了《所有製法》、《蘇聯企業法》等，允許個人擁有生產資料從事個體勞動，將土地永久租給農民，使國營企業在完全經濟核算、自籌資金和自治的基礎上從事活動；中國在《民法通則》中規定了個體工商戶、農村承包經營戶、全民所有制企業經營權、法人聯營等內容，頒布了《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和《企業破產法(試行)》等反映改革要求的法律法規，等等。
『肆』 以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法律代表為 社會主義法系的主要國家
1、法系的概念和類別
法系是在對各國法律制度的現狀和歷史淵源進行比較研究的過程中形成的概念。當代世界主要法系有三個：大陸法系、英美法系、以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法律為代表的社會主義法系。其他的法系還有伊斯蘭法系、印度法系、中華法系、猶太法系、非洲法系等。對資本主義法影響最大的是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
2、大陸法系
大陸法系，又稱民法法系、羅馬法系、法典法系、羅馬－德意志法系，是以羅馬法為基礎而發展起來的法律的總稱。大陸法系最先產生於歐洲大陸，以羅馬法為歷史淵源，以民法為典型，以法典化的成文法為主要形式。大陸法系包括兩個支系，即法國法系和德國法系。法國法系是以1804年《法國民法典》為藍本建立起來的，它以強調個人權利為主導思想，反映了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社會經濟的特點。德國法系是以1896年《德國民法典》為基礎建立起來的，強調國家干預和社會利益，是壟斷資本主義時期法的典型。
屬於大陸法系的國家和地區除了法國、德國外，還包括義大利、西班牙等歐洲大陸國家，也包括曾是法國、西班牙、荷蘭、葡萄牙四國殖民地的國家和地區如阿爾及利亞、衣索比亞等及中美洲的一些國家，國民黨統治時期的舊中國也屬於這一法系。
大陸法系的特點：
（1）全面繼承羅馬法：吸收了許多羅馬私法的原則、制度，如賦予某些人的集合體以特定的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所有權的絕對性，取得財產的各種方法，某人享有他人所有物的某些權利；侵權行為與契約制度；遺囑繼承與法定繼承相結合制度等。還接受了羅馬法學家的整套技術方法，如公法與私法的劃分，人法、物法、訴訟法的私法體系，物權與債權的分類，所有與佔有、使用收益權地役權以及思維、推理的方式。
（2）實行法典化，法律規范的抽象化概括化。
（3）明確立法與司法的分工，強調制定法的權威，一般不承認法官的造法功能。
（4）法學在推動法律發展中起著重要作用：法學創立了法典編篡和立法的理論基礎，如自然法理論、分權學說、民族國家理論等，使法律適應社會發展需要的任務由法學家來完成。
3、英美法系
英美法系，又稱普通法法系、英國法系，是以英國自中世紀以來的法律，特別是它的普通法為基礎而發展起來的法律的總稱。英美法系首先起源於11世紀諾曼人入侵英國後逐步形成的以判例形式出現的普通法。
英美法系的范圍，除英國（不包括蘇格蘭）、美國外，主要是曾是英國殖民地、附屬國的國家和地區，如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緬甸、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馬來西亞等。中國香港地區也屬於英美法系。
英美法系特點：
（1）以英國為中心，英國普通法為基礎；
（2）以判例法為主要表現形式，遵循先例；
（3）變革相對緩慢，具有保守性，「向後看」的思維習慣；
（4）在法律發展中，法官具有突出作用；
（5）體系龐雜，缺乏系統性；
（6）注重程序的「訴訟中心主義」。
4、兩大法系的比較
首先，法的淵源不同。
其次，法的分類不同。
第三，法典編纂的不同。
第四，訴訟程序和判決程式不同。
最後，在法律術語、概念上也有許多差別
『伍』 這也叫民法典嗎蘇聯為何公私法不分 契約自由 財產自由不是民法核心原則嗎
那是現代法理的原則，中國的民法通則是80年代的
『陸』 蘇聯破壞法制現象得到糾正是在什麼時期
赫魯曉夫當政時期，蘇聯提出「加強法制」的口號，並採取實際措施，進行平反和恢復 名譽、整頓國家安全機關、健全司法制度，逐步完善立法的工作。後來又廣泛建立人民志願 糾察隊和同志審判會等群眾組織，以協助國家機關維護社會秩序。
赫魯曉夫時期採取的這一系列措施，是有一定歷史背景的。人們知道，斯大林領導時期 的蘇聯，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方面取得了極其偉大的成就，但在工作中也犯有許 多嚴重的錯誤。其中之一，就是肅反擴大化，違反法制，冤枉了許多幹部和群眾。之所以發 生這樣的錯誤，有各方面的原因。當時在指導思想上對階級斗爭的形勢估計有錯誤，認為越 向社會主義前進，階級斗爭就越尖銳。負責肅反工作的國家安全機關，則權力過大，不受黨 和國家的監督，檢察機關和審判機關的應有職權受到限制和削弱。當時的立法對某些違法產 為的刑事責任規定得過嚴，許多重要立法又沒有及時修改和制定，因而不夠健全；所有這些 問題，在斯大林逝世之後，特別是在貝利亞垮台之後，便立即明顯地暴露出來。有些材料說， 當時「法院里堆放了幾百萬份上訴書，要求對仍被關在監獄和集中營里的人的案子重新進子 復查，或親屬要求為死者平反、恢復名譽。」 [1] 人們看到，在法制方面實行某些改革，已是勢在必行。
在這種情況下，在赫魯曉夫時期，蘇聯針對肅反擴大化的錯誤，提出「加強法制」的口 號，並反復加以強調。1953年4月6日，在為「醫生案件」平反之時，《真理報》發表題為 《蘇維埃社會主義法制不可侵犯》的社論，譴責國家安全機關違反法制，濫用職權。1955年4月12日， 《真理報》又發表題為《進一步加強社會主義法制》的社論，指責貝利亞等人採用恐怖手段迫害無辜的人們，強調採取重大措施來加強法制。1956年2月，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上進一步強調「加強法制」。他指責貝利亞企圖把國家安全機關「放在黨和政府之上」，並「造成目無法紀的專橫狀態」，宣稱「黨中央委員會過去和現在都很注意加強社會主義的法制」。 在強調「加強法制」的同時，赫魯曉夫等人採取了以下幾個方面的實際措施。
一、恢復名譽，釋放在押犯人
1.平反和恢復名譽
斯大林剛剛去世，「恢復名譽」的工作就已開始。1953年4月4日，內務部發表通告， 宣布為「醫生案件」平反。1954年，蘇共中央成立一個調查委員會，專門從事恢復名譽的工 作。這個委員會在1954—1955年間為了千多人恢復了名譽。蘇共二十大以後，恢復名譽的 工作大規模地開展起來。她們對三十年代以來的所有案件都重新作了審查。1957年5月14 日，蘇聯副總檢察長庫德里雅夫采夫在接見美國學者時就說： 「過去二十五年來所有被判處 服刑的人的案件已經加以重新審查或者正在重新審查，其中包括那些已經釋放或去世的人的 案件，以便能夠完全恢復名譽。最高蘇維埃的一個特別委員會派代表駐在各個勞動改造所， 他們有充分的權力可以不必請示莫斯科便在當地恢復囚犯的名譽。」
2．大赦和提前釋放在押犯人
在乎反和恢復名譽的同時，蘇聯還集中地進行了三次大赦。第一次是1953年3月27日，對那些「對國家並不構成重大危險的罪犯」進行大赦。這次大赦，使大部分犯人，。其中包括因政治罪行被判刑五年以下的所有犯人都獲得釋放。第二次是1955年9月17日，大赦在衛國戰爭時期「由於膽小或覺悟不高而被誘惑同佔領者勾結的那些蘇聯公民」，規定對「由於在德國軍隊、警察和德國特種部隊中服務而被判刑的人，不問刑期長短，一律予以釋放」。第三次是在1957年11月2日，大赦「沒有對國家犯有重大罪行的罪犯」。
除大赦以外，還採取措施提前釋放在押犯人。如蘇聯最高蘇維埃1954年4月24日的法令規定，不滿18歲時犯罪的犯人在服完刑期l／3以上後可提前免除以後的刑罰或縮短他們的刑期。同年7月14日的法令規定，在押犯人服完刑期2／3以上後，可從監禁場所獲得假釋，或用其他較輕的懲罰措施來代替剝奪自由。
究竟釋放了多少在押犯人，蘇聯未曾公布數字。有人估計，僅三次大赦，就「使好幾百 萬人免除了刑罰」。 [2] 據前面提到的蘇聯副總檢察長1957年5月14日的談話說：蘇聯自斯大 林逝世以後(還不包括第三次大赦在內)，在押犯人已有70％以上被釋放，西伯利亞的勞動 營已有2／3被解散，目前政治犯所佔的比例還不到2％。 [3]
二、整頓國家安全機關
1．撤換幹部
從1953年到1955年，蘇聯先後處決了一批原內務部和國家安全部的高級幹部，共20多人。 這些人留下的重要職位，由赫魯曉夫委派新人接任。原有的一般幹部，也大都離開了國家 安全部門，年老的安排退休，年輕的下放基層做其他工作，另從黨團組織中選派大批人馬來 充實國家安全部門。謝列平在蘇共二十二次代表大會上就談到：」國家安全機關進行了改組， 機構大大縮減了，解除了一些非其本分的職能，消除了追求名利的分子。黨派了一支龐大的 黨的、蘇維埃的和共青團的工作者隊伍到這些機構去工作。」
2.限制職權
蘇聯內務部原本有許多司法特權。其中主要的是兩個：一個叫「特別會議」，一個叫「特 別程序」。內務部「特別會議」，是一個非訴訟的特別機構，根據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人 民委員會1934年11月5日的決議設立，它有權對被認為是「危害社會的人」實行逮捕，並處以流放、驅逐出境、監禁等等刑罰。內務部「特別會議」在各邊疆區和州還曾有過相應的機構——「三人小組」。1953年9月1日，蘇聯頒布法令撤消了內務部「特別會議」，並責成 法院調查這個機構過去所判處的案件，對被監禁的人加以釋放或減輕刑罰。此後，規定非經 法院判決，不得對犯有這樣那樣罪行的人採取任何刑罰措施。
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1934年12月1日和1937年9月14日的決議還規定，對國事罪案件的 偵查和審理可以採用「特別程序」。其中規定：偵查在十日內終結；起訴書在法院開庭審理前 一晝夜送交被告人；審理案件無須當事人到庭；不準上訴；被判槍決者在判決後立即執行。 1956年4月19日，蘇聯頒布法令取消這種「特別程序」，規定對國事罪案件的偵查和審理也 應遵守正常程序。
3.調整機構
在蘇聯，國家安全機關時而獨立存在，時而隸屬於內務部。斯大林逝世後，蘇聯把國家 安全部和內務部合並為內務部，由貝利亞任部長，權力非常集中。貝利亞垮台後，蘇聯重新 把內務部一分為二，於1954年3月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即「克格勃」)。分開後的內 務部，變成一個只是維護社會治安的機構，權力大大縮小。1956年秋，各邊疆區和州的內務 部直屬局和民警局，被改組為統一的州(邊疆區)勞動人民代表蘇維埃執委會內務局，由內 務部和當時蘇維埃執委會實行雙重領導，不再象過去那樣只受內務部領導。這樣一來，便打破 了內務部自成體系的「獨立王國」，加強了黨政機關對內務系統的監督。1960年1月13日， 乾脆撤消了蘇聯內務部，將其職權轉交給各加盟共和國內務部。1962年8月30日，俄羅斯聯 邦把內務部改名為「社會治安部」，把各邊疆區和州的內務局改名為「社會治安局」。其他 加盟共和國的內務部及各邊疆區和州的內務局，隨後也相繼改了名。
至於新成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後來雖然發展成為一個龐大的間諜特務組織，起秘 密警察的作用，但它的地位和職權仍然趕不上過去的蘇聯內務部。它必須接受黨和政府的領 導和監督，也不能包攬逮捕、偵查、審理、執行判決的司法全過程。它不再象過去那樣凌駕 於黨和國家之上。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任主席謝羅夫說過，在貝利亞事件之後，蘇聯「根本 改變了國家安全機關的狀況，結束了無法無天的局面」。 [4]
三、健全司法制度
1．恢復檢察機關的職權
在赫魯曉夫時期，檢察機關的地位和職權發生了重大變化。過去，檢察長的監督權雖然 在憲法上有所規定，但這種權力被削弱了。檢察機關對內務機關和國家安全機關的監督，實 際上被取消了。甚至沒有一個規定檢察機關的權利和義務的全聯盟的立法文件；貝利亞事件 後，蘇聯領導人看到了這個問題，於1955年5月24日頒布了《蘇聯檢察長監督條例》。條例 規定了檢察機關的權利和義務以及檢察工作的原則和方法，它規定檢察機關要對一切機關、 公職人員和蘇聯公民是否准確遵守法律實行監督。還專門規定要對國家安全機關的活動實行 監督， 「使任何一個公民不致被非法地和無根據地追究刑事責任，或在權利上受到非法的限 制」， 「使任何人非經法院決定或檢察長批准，不受逮捕」。這一條例的頒布，提高了檢察 機關的威信，恢復並擴大了檢察機關的職權。
2.加強審判機關，擴大地方法院的權力
取消內務部「特別會議」，規定只有法院才能作出判決，這本身就是加強審判機關的重 要措施之一。此外，蘇聯還採取了其它許多措施。
第一，取消不必要的專門法院。1953年9月11日，蘇聯頒布法令撤消內務部隊的軍事法 庭。1957年2月12日，又撤消交通法院，將其職權劃為地方各級法院。
第二，在加盟共和國和州法院中設立主席團，以便按監督程序就地審理案件。1954年8 月14日頒布的法令，規定在自治共和國、邊疆區、州法院中設立主席團，從而「就有可能使 絕大多數案件都在州、邊疆區和自治共和國法院得到最後解決」。 [5]
第三，撤消蘇聯司法部和州司法局。1956年5月31日，頒布法令撤消蘇聯司法部，將其 職權分別轉交給加盟共和國司法部和蘇聯最高法院。1956年8月4日，又頒布法令撤消邊疆 區和州的司法局，授權邊疆區和州法院對人民法院的活動實行檢查和監督。
第四，明確蘇聯最高法院的職責。」57年2月12日頒布的《蘇聯最高法院條例》規定， 蘇聯最高法院有權對審判實踐中的問題作出指導性的解釋，有權按監督程序審理案件。但它 不象以前那樣可以審理一切案件，而只審理加盟共和國最高法院作為第一審審理過的案 件。 [6] 所有這些措施，都加強了審判機關，擴大了地方法院的權力。
3．重建律師制度；
過去，律師的地位被削弱，權利受限制。律師往往由於為公民作辯護而遭到紀律制裁。 蘇共二十大以後，提高了律師的作用，允許律師參加犯罪偵查。1962年7月25日，俄羅斯聯 邦頒布《蘇俄律師協會條例》，規定了律師協會的組織形式和活動原則以及律師的權利和義務。
四、修改法令，完善立法
在赫魯曉夫時期，蘇聯對過去許多立法進行了審查，、有的予以取消，有的加以修改。其 內容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減輕輕微違法行為的刑事責任；一是加重打擊危險犯罪行為。與 此同時，又頒布了一系列新的法律和法令，特別是全聯盟的立法綱要。
1．修改法令，取消或減輕某些違法行為的刑事責任
1953年3月27日的大赦令規定，要修改刑事立法，用行政處分和紀律處分來代替某些危 害性較小的犯罪行為所負的刑事責任，並減輕某些犯罪行為的刑事責任。根據這一精神，蘇 聯在幾年內修改了相當多的刑事法律，取消或減輕了某些違法行為的刑事責任。例如，取消了 孕婦墮胎的刑事責任，取消了擅自搭乘貨車的刑事責任，取消了關於售賣、交換、挪用設備 和材料的刑事責任。其中影響比較大的，是1956年4月25日的法令，它規定取消職工對自動 離職和無正當理由而曠工的法律責任。同時，還廢除了關於集體農庄庄員來完成最低限額的 勞動日、城市職工逃避參加農業工作的動員等等所負的刑事責任。1956年9月1日，蘇聯部 長會議作出決議，從鐵路、海運、河運、民航工作人員紀律章程和《漁業監督工作章程》中 取消把逮捕作為處罰措施的規定。
1959年蘇共二十一大以後，蘇聯進一步強調對輕微違法行為採取預防和教育措施。謝列 平在蘇共二十一大上就說，應當考慮讓社會團體「保釋那些誤入歧途而罪行較輕的人，以便 使他們有機會在集體中改過自新而不必服刑。」
2．制定法令，加重打擊危險犯罪行為
在減輕某些違法行為的刑事責任的同時，他們通過修改和制定法令加重了對危險犯罪 行為的刑事責任，特別是擴大了死刑的適用范圍。關於死刑，蘇聯有一個從廢除到恢復乃至 擴大適用范圍的過程。1947年5月26日，曾頒布法令，規定在和平時期廢除死刑。1950年1 月12日，則頒布法令，允許對祖國叛徒、間諜和反革命破壞分子適用死刑，作為最高刑罰方 法。1954年4月30日，又頒布法令，把死刑的適用范圍擴大到情節特別嚴重的殺人罪行。 1960年頒布的《蘇俄刑法典》，進一步擴大死刑的適用范圍，規定死刑可適用於「背叛祖國 罪、間諜活動罪、恐怖行為罪、武裝破壞罪、武裝伙匪罪」、 「情節特別嚴重的殺人罪」以 及「其他特別嚴重的犯罪」。
1959年蘇共二十一大以後的一、二年內，蘇聯的審判實踐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 過去，他們對一切犯罪行為，包括危害性不大的犯罪行為都適用剝奪自由的刑罰；現在，則 對危險的犯罪行為也不適當地減輕刑罰，過於寬大。針對這種情況，蘇聯從1961年起陸續頒 布一系列法令，加重打擊危險的犯罪行為。例如，196l午5月5日頒布《關於加強同特別危 險的犯罪行為作斗爭》的法令，1961年7月1日頒布《關於加重破壞外匯管理規則的刑事責 任》的法令，1962年2月15日頒布《關於加重侵害民警人員和人民志願糾察隊員的生命、健 康和人格的行為的責任》和X關於加重強奸罪的刑事責任》的法令，1962年2月20日頒布 《關於加重賄賂行為的刑事責任》的法令，等等。根據上述一系列法令，俄羅斯聯邦最高蘇 維埃1962年7月25日通過《關於修改和補充<蘇俄刑法典)》的法律。這一法律進一步擴大 了死刑的適用范圍，增加了嚴重犯罪行為的概念，加重了許多犯罪行為的刑事責任，還新規 定了十一種罪行的刑事責任。
3.頒布一系列新的立法綱要
1957年2月11日，蘇聯頒布一項法律，修改1936年憲法第14條，將制定民法典、刑法典 和訴訟法典等等的許可權劃歸加盟共和國，全聯盟只負責制定各種立法綱要(，原則)。 1958年12月，蘇聯最高蘇維埃通過一系列立法綱要，其中包括《刑事立法綱要》、《刑 事訴訟綱要》、《法院組織立法綱要》等等。當時的聯盟院法案委員會主席波利楊斯基作報 告說： 「現行的刑事立法綱要以及三十年前通過的其他許多刑事法律在許多方面都已過 時」，必須作「相應的修改」，目前這些法律的通過，「是蘇聯完善立法的一個「新的重要階 段」。
1961年12月，蘇聯最高蘇維埃又通過許多立法綱要，其中包括《民事立法綱要》、《民 事訴訟綱要》。人們知道，制定新的民事立法已屬迫切需要。舊的民法典還是1922年制定的， 其中規定公民有權創設工商企業和成立股份公司，因此早已過時。這一年的12月14日，俄羅 斯聯邦司法部長在《蘇維埃俄羅斯報》發表文章說，最近幾年對於蘇聯立法來說是「恢復青春 的年代」。
五、廣泛建立人民志願糾察隊和同志審判會
1．提出「國家職能轉交」論
1959年1月，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一次代表大會上提出： 「國家機關所履行的許多職能 應該逐漸過渡到由社會團體來履行。」其中特別說到： 「現在的問題是使維持社會秩序和社 會安全的職能，除了由民警機關、法院這些國家機關擔負外，同時也由社會團體來擔負」； 「社會主義社會要建立人民糾察隊、同志審判會以及諸如此類維持社會秩序的志願組織」； 「人民志願糾察隊應該負責維持本地社會秩序」，同志審判會「主要應當是防止各種違法行 為」， 「它不僅要審理生產問題，而且還要審理生活和道德問題，審理集體中的成員違背社 會秩序的不正當行為」。 此後，人民志願糾察隊和同志審判會便在蘇聯各地廣泛建立起來。
2．廣泛建立人民志願糾察隊
蘇共二十大前後，蘇聯一些城市曾出現一些由工會和共青團建立起來的群眾性團體，參 咖維護社會秩序的工作。共青團建立的這種組織，有的叫「糾察隊」，有的叫「共青團巡邏 隊」，有的叫「民警協助隊」。工會建立的這種組織，有的叫「工人民警隊」，有的叫「人 民糾察隊」。
蘇共二十一大以後，蘇共中央和蘇聯部長會議在1959年3月2日作出《關於勞動人民參 加維護國家和社會秩序》的決議，決定「在企業、建築單位、運輸單位、機關，國營農場、集 體農庄、學校和街道建立維護社會秩序的人民志願糾察隊」並批准了《人民志願糾察隊暫行 條例》。決議和條例規定：人民志願糾察隊的基本任務是「維護社會秩序」，它要在所負責的 地區內「巡邏、抽查、布崗、值班」；糾察隊員「由進步的工人、職員、集體農庄庄員、學 生和退休人員」組成，區(市)要設立指揮部。 [7]
根據決議和條例的規定，各地開始大批建立人民志願糾察隊。到1960年7月，莫斯科已建立 起將近二千個人民志願糾察隊，擁有隊員將近九萬人；俄羅斯聯邦組織的人民志願糾察隊，擁 有隊員一百三十萬人。 [8] 到1964年，俄羅斯聯邦的人民志願糾察隊員擴大到近四百萬人； [9] 莫 斯科的人民志願糾察隊發展到三千個，隊員擴大到二十四萬人； [10] 斯維爾德洛夫州也有人民 志願糾察隊二千一百個，擁有隊員二十三萬六千人。 [11]
3.廣泛建立同志審判會
同志審判會這種組織，在斯大林時期就有，但建立得不普遍，其職權也不太明確。1961 年7月3日，俄羅斯聯邦批准了《同志審判會條例》。條例規定：同志審判會在五十人以上 的企業、機關、團體、學校、街道、集體農庄、農村居民點建立，它的主要工作是「預防違 法行為和對社會有害的行為，用說服和社會制裁的方法來教育人們，建立一個不容許任何反 社會行為的環境」。同志審判會有權審理下列案件，違反勞動紀律，酗酒鬧事，不尊重婦 女，不履行教育子女的責任，不尊敬父母，公民之間五十盧布以下的財產糾紛，不引起刑事責 任的其他反社會行為，等等。同志審判會有權採取下列制裁措施：責成犯錯誤者向受害人和 集體公開道歉，給犯錯誤者以警告、輿論遣責、社會申斥，處以十盧布以下的罰款，建議單位 領導對犯錯誤者調任低報酬工作或降職，責成犯錯誤者賠償五十盧布以下的損失費，等等。 [12] 此後，同志審判會便在各地普遍建立起來。到1964年，俄羅斯聯邦建立起同志審判會九 萬個， [13] 斯維爾德洛夫州也建立起五千多個。 [14]
赫魯曉夫原來設想，通過廣泛吸收勞動人民參加維護社會秩序，使每一個公民都感到自 己是一位民警，從而可以消滅犯罪現象，實現「國家消亡」。然而這是不現實的。盡管人民 志願糾察隊和同志審判會在維護社會秩序方面能起某些積極的作用，但它們並沒有也決不能 消滅犯罪現象。而且，由於這些組織本身成份不純，許多成員自己就違法亂紀、胡作非為， 加之不少組織紀律鬆散，活動流於形式，因此很難起到官方文件上所規定的那種有效作用； 總的說來，赫魯曉夫時期在法制方面實行的改革，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得到多數人的 擁護。這或許是赫魯曉夫時期所有各種改革中最有成效的一項。但這種改革畢竟是有限的， 不徹底的，而且是充滿矛盾的。。例如，一旦出現危及自己統治地位的群眾事件，赫魯曉夫就 兇相畢露，不惜動用軍隊進行鎮壓。1956年3月在喬治亞首府第比利斯爆發的群眾示威， 1959年8月在捷米爾塔烏卡拉干達冶金企業發生的工人罷工以及隨後引起的群眾示威，1962年 6月在羅斯托夫發生的群眾示威，都遭到血腥的鎮壓，死傷了不少人。這看來是赫魯曉夫時期 的政治體制所無法解決的問題之一。
『柒』 《民法典》為何被稱為「社會生活的百科全書」
觀點摘要
1.民法自為民之法，是對人們真實生活中行為規范的一種素描。
2.中國民法典不僅僅是理論層面與思維層面的，而是源於生活實踐的。它是一部鮮活的「社會生活網路全書」。
3.《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第一部以法典而命名的法律，法律文本共包括七編，包括總則編、物權編、合同編、人格權編、婚姻家庭編、繼承編以及侵權責任編。
4.民法不僅是人文的、有溫度的，它更能幫助人們去對抗黑暗，體現出一種極強的保護理念。
中國民法典的前世今生
我國自1954年便開始第一次起草民法典，歷經四次起起落落，直至六十六年之後的今天，一部適應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要求、真正屬於中國人自己的的民法典才得以面世。以下內容摘自孫憲忠研究員的著作《權利體系與科學規范：民法典立法筆記》。
1
1954年第一次起草
背景：
中國共產黨建立了新中國，當時的中央政府明確宣布，包括《中華民國民法》在內的國民政府「六法」均被廢除。
時間：
1954年—1956年12月
編制體例：
包括總則、所有權、債、繼承四編，共525條。
特點：
這一「民法草案」以1922年的《蘇俄民法典》為藍本，其特點是採用「四編制」的模式，親屬法被排除在民法典之外；未採用「物權」概念而僅規定「所有權」；不適用「自然人」概念而用「公民」概念代替；僅規定訴訟時效而不規定取得時效；強調對社會主義公共財產的特殊保護等。但是該草案大體上還是德國民法的模式。
2
1962年第二次起草
背景：
中國在經歷重大政治和自然災難之後，調整經濟政策，中央的決策又強調發展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民事立法又受到重視。
時間：
1962年—1964年7月
編制體例：
這一次的「草案」採取了既不同於德國民法也不同於蘇俄民法的「三編制」體例：第一編「總則」、第二編「財產所有」、第三編「財產的流轉」。
特點：
這種模式有些類似羅馬法的《法學階梯》體例。該草案將「親屬」「繼承」「侵權行為」等排除在外，卻將「預算關系」「稅收關系」等納入其中；該草案且完全放棄了「權利」「義務」「物權」「債權」「所有權」「自然人」「法人」等法律概念，而採取人民化的財產權等概念。顯而易見，此次民法典起草，顯示了立法者一方面企圖擺脫前蘇聯民法的影響，另一方面也與西方民法劃清界限的立場。
3
1979年第三次起草
背景：
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從單一公有制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民法的地位和作用重新受到重視。
時間：
1979年—1982年5月
編制體例：
共8編、43章、465條。
特點：
該草案的編制體例和主要內容，參考了1962年的《蘇聯民事立法綱要》、1964年的《蘇俄民法典》和1978年修訂的《匈牙利民法典》等。但是這一草案仍然沒有予以頒行，因為，立法者考慮到經濟體制改革剛剛開始，社會生活處在變動之中，體系完整的民法典無法制定。於是立法者改變立法方式，暫停整體的民法典起草，而採取先分別制定民事單行法，待條件成熟時再制定民法典的方案。1986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王漢斌在《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草案）〉的說明》中指出：「由於民法牽涉范圍很廣泛，很復雜，經濟體制改革剛開始，我們還缺乏經驗，制定完整的民法典的條件還不成熟，只好先將那些急需的、比較成熟的部分，制定單行法。……考慮到民法通則還不是民法典，草案可以對比較成熟或者比較有把握的問題作出規定，一些不成熟、把握不大的問題，可以暫不規定。」這一時期民法立法活動的主要成果是1986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
4
2002年第四次起草
背景：
自1992年憲法確立市場經濟體制之後，中國各界即醞釀制定編纂民法典。1998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編制的立法綱要提出了在2010年制定完成民法典的規劃。該規劃明確指出，民法典的制定完成標志著中國市場經濟的法律體系建設的完成。這一綱要對於民法在中國法律體系中地位的高度肯定以及對於編制民法典的重要性的肯定，不僅對於民法學家，而且對於整個中國法學界鼓舞極大。
時間：
2001年—2002年12月
編制體例：
共劃分為九編：第一編總則、第二編物權法、第三編合同法、第四編人格權法、第五編婚姻法、第六編收養法、第七編繼承法、第八編侵權責任法、第九編涉外民事法律關系的法律適用法。
特點：
這個立法方案有許多顯明的特點——並不一定是優點的特點。
首先，從體繫上看，該方案基本上遵守了「潘德克頓法學」的體系模式。 其次，從立法的內容上看，除增加的物權法、人格權法和侵權責任法部分外，該立法方案基本上是現行民法體系中生效法律的簡單聚合或者歸並，不但在立法的內容方面沒有任何積極的創新，而且也沒有對這些有效的法律做漏洞的彌補或者重復的整合。再次，該法對於當時已經明顯不適合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許多規則也都予以了保留，很多內容顯得非常不合時宜。復次，從本人當時參加立法談論的筆記看，在最高立法機關組織的立法討論會上，多數人對於人格權獨立成編的問題都表示不贊同，而立法起草機構對此也不做出說明，以至於對這個問題的爭論保留到現在，理論准備顯得十分倉促。最後，第九編國際私法的內容部分相當豐富，與其他部分的簡易化立法相比顯得不大協調。總體而言，2002年的「民法草案」實在不是法理上深思熟慮、實踐上符合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立法方案。在當時，對於上述立法草案，民法學界一致認為毫無創新和發展，因此這個立法方案在提出之後就戛然而止。
5
2015年第五次起草
背景：
2014年10月，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加強市場法律制度建設，編纂民法典」。
時間：
2015年3月啟動編纂工作；
2017年3月，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審議通過《民法總則》；
2018年12月、2019年4月、6月、8月、10月，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第十次、第十一次、第十二次、第十四次會議對民法典各分編草案進行了拆分審議，對全部6個分編草案進行了二審，對各方面比較關注的人格權、婚姻家庭、侵權責任3個分編草案進行了三審。在此基礎上，將民法總則與經過常委會審議和修改完善的民法典各分編草案合並，形成《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草案）》，提請2019年12月召開的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審議。經審議，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將民法典草案提請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審議。
編制體例：
共7編、1260條，各編依次為總則、物權、合同、人格權、婚姻家庭、繼承、侵權責任，以及附則。
特點：
以《民法通則》《民法總則》《物權法》《擔保法》《合同法》《侵權責任法》《婚姻法》《收養法》《繼承法》等九部民事單行法為基礎，整合最高人民法院在民事領域的司法解釋，形成七編1260條的整體，是新中國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開創了我國法典編纂立法的先河，具有里程碑意義。
『捌』 蘇俄民法典 產生背景及其主要特點
《蘇俄民法典》 1922年10月31日由全俄中央執行
委員會第九屆第四次會議通過，1923年1月1日
起施行。是蘇聯各加盟共和國關於民事立法方面具有代
表性的法典。共436條。內容包括：總則、物權、債、繼承各
篇。根據民法典的有關規定，通過調整一定范圍的財產關
系和人身關系，保衛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成果、保衛
國家財產和勞動人民的利益。在實行新經濟政策後，對調
整社會經濟關系及推動經濟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根據
1961年12月8日蘇聯最高蘇維埃頒布的《蘇聯和各加盟
共和國民事立法綱要》，俄羅斯聯邦於1964年10月1日
頒布並實施新的《蘇俄民法典》。取代1922年通過的《蘇俄
民法典》。新的《蘇俄民法典》共8編，42章，569條。包括總
則、所有權、債權、著作權、發現權、發明權、繼承權，以及
外國人和無國籍人的權利能力、外國民事法律、國際條約
和國際協議的適用。
『玖』 俄羅斯聯邦民法典的內容簡介
本法典是俄羅斯在經濟體制改革取得一定成效的基礎上，實現第三次民法法典化的標志。法典第一次確立了私法的精神和原則，拋棄了過去具有公法性質的法律調整方式，為俄羅斯形成和調整現代市場經濟關系確立了統一的法律准則。
歷史上最早的屬於社會主義類型的民法是十月革命的產物。蘇聯在1917～1918年期間，公布了一系列國有化法令，將土地、礦藏、森林、水流以及工廠、銀行、交通、郵電等資源和經濟命脈收歸國有，形成了以國家為唯一的和統一的所有者的社會主義國家所有制。20世紀20年代到30年代初期，蘇聯又頒布了一系列集體化法令，在勞動人民自願的前提下組成了集體農庄和其他集體經濟，形成了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由以上兩種生產資料公有制形式根據按勞分配原則產生的歸公民個人所有的財產，主要是為了滿足公民生活需要的消費資料。
適應上述所有制的各種形式，蘇聯規定了對國家、集體和個人（私人）不同種類的所有權（1922年公布的《俄羅斯聯邦民法典》第52條）予以區別對待，並保證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鞏固和發展。在生產和流通領域中，社會主義類型的民法既給予企、事業單位以獨立民事主體的資格，同時確認國民經濟計劃對於民事活動的指導地位，以利於通過經濟核算制實現經濟計劃。如重要物資的供應合同、基本建設承攬合同、大規模的運輸合同等，大部分都是企、事業單位之間根據計劃指令而簽訂的。在繼承方面，公民所繼承的財產通常限於儲蓄、住宅以及其他生活資料，法定繼承的目的在於實現社會主義社會家庭在經濟上的消費職能，在同一繼承順序中貫徹男女平等、婚生子女與養子女和非婚生子女一律平等的原則。同時給公民以遺囑的方式處理其遺產的權利，但其遺囑不得違背法律的規定，不得剝奪法定繼承人中未成年、無勞動能力或喪失勞動能力而生活困難的人的必繼份。
『拾』 為什麼民法典被稱為社會生活百科全書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於5月28日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表決通過。民法典是新中國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開創了我國法典編纂立法的先河，具有里程碑意義。民法典實施後，現行的婚姻法、繼承法、民法通則、收養法、擔保法、合同法、物權法、侵權責任法、民法總則將被替代。
為何它被稱作中國「社會生活網路全書」？社科文獻與新華媒體創意工場聯合策劃，邀請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姚佳做客「有話」欄目為大家解讀民法典。
觀點摘要
1.民法自為民之法，是對人們真實生活中行為規范的一種素描。
2.中國民法典不僅僅是理論層面與思維層面的，而是源於生活實踐的。它是一部鮮活的「社會生活網路全書」。
3.《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第一部以法典而命名的法律，法律文本共包括七編，包括總則編、物權編、合同編、人格權編、婚姻家庭編、繼承編以及侵權責任編。
4.民法不僅是人文的、有溫度的，它更能幫助人們去對抗黑暗，體現出一種極強的保護理念。
中國民法典的前世今生
我國自1954年便開始第一次起草民法典，歷經四次起起落落，直至六十六年之後的今天，一部適應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要求、真正屬於中國人自己的的民法典才得以面世。以下內容摘自孫憲忠研究員的著作《權利體系與科學規范：民法典立法筆記》。
1
1954年第一次起草
背景：
中國共產黨建立了新中國，當時的中央政府明確宣布，包括《中華民國民法》在內的國民政府「六法」均被廢除。
時間：
1954年—1956年12月
編制體例：
包括總則、所有權、債、繼承四編，共525條。
特點：
這一「民法草案」以1922年的《蘇俄民法典》為藍本，其特點是採用「四編制」的模式，親屬法被排除在民法典之外；未採用「物權」概念而僅規定「所有權」；不適用「自然人」概念而用「公民」概念代替；僅規定訴訟時效而不規定取得時效；強調對社會主義公共財產的特殊保護等。但是該草案大體上還是德國民法的模式。
2
1962年第二次起草
背景：
中國在經歷重大政治和自然災難之後，調整經濟政策，中央的決策又強調發展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民事立法又受到重視。
時間：
1962年—1964年7月
編制體例：
這一次的「草案」採取了既不同於德國民法也不同於蘇俄民法的「三編制」體例：第一編「總則」、第二編「財產所有」、第三編「財產的流轉」。
特點：
這種模式有些類似羅馬法的《法學階梯》體例。該草案將「親屬」「繼承」「侵權行為」等排除在外，卻將「預算關系」「稅收關系」等納入其中；該草案且完全放棄了「權利」「義務」「物權」「債權」「所有權」「自然人」「法人」等法律概念，而採取人民化的財產權等概念。顯而易見，此次民法典起草，顯示了立法者一方面企圖擺脫前蘇聯民法的影響，另一方面也與西方民法劃清界限的立場。
3
1979年第三次起草
背景：
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從單一公有制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民法的地位和作用重新受到重視。
時間：
1979年—1982年5月
編制體例：
共8編、43章、465條。
特點：
該草案的編制體例和主要內容，參考了1962年的《蘇聯民事立法綱要》、1964年的《蘇俄民法典》和1978年修訂的《匈牙利民法典》等。但是這一草案仍然沒有予以頒行，因為，立法者考慮到經濟體制改革剛剛開始，社會生活處在變動之中，體系完整的民法典無法制定。於是立法者改變立法方式，暫停整體的民法典起草，而採取先分別制定民事單行法，待條件成熟時再制定民法典的方案。1986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王漢斌在《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草案）〉的說明》中指出：「由於民法牽涉范圍很廣泛，很復雜，經濟體制改革剛開始，我們還缺乏經驗，制定完整的民法典的條件還不成熟，只好先將那些急需的、比較成熟的部分，制定單行法。……考慮到民法通則還不是民法典，草案可以對比較成熟或者比較有把握的問題作出規定，一些不成熟、把握不大的問題，可以暫不規定。」這一時期民法立法活動的主要成果是1986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
4
2002年第四次起草
背景：
自1992年憲法確立市場經濟體制之後，中國各界即醞釀制定編纂民法典。1998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編制的立法綱要提出了在2010年制定完成民法典的規劃。該規劃明確指出，民法典的制定完成標志著中國市場經濟的法律體系建設的完成。這一綱要對於民法在中國法律體系中地位的高度肯定以及對於編制民法典的重要性的肯定，不僅對於民法學家，而且對於整個中國法學界鼓舞極大。
時間：
2001年—2002年12月
編制體例：
共劃分為九編：第一編總則、第二編物權法、第三編合同法、第四編人格權法、第五編婚姻法、第六編收養法、第七編繼承法、第八編侵權責任法、第九編涉外民事法律關系的法律適用法。
特點：
這個立法方案有許多顯明的特點——並不一定是優點的特點。
首先，從體繫上看，該方案基本上遵守了「潘德克頓法學」的體系模式。 其次，從立法的內容上看，除增加的物權法、人格權法和侵權責任法部分外，該立法方案基本上是現行民法體系中生效法律的簡單聚合或者歸並，不但在立法的內容方面沒有任何積極的創新，而且也沒有對這些有效的法律做漏洞的彌補或者重復的整合。再次，該法對於當時已經明顯不適合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許多規則也都予以了保留，很多內容顯得非常不合時宜。復次，從本人當時參加立法談論的筆記看，在最高立法機關組織的立法討論會上，多數人對於人格權獨立成編的問題都表示不贊同，而立法起草機構對此也不做出說明，以至於對這個問題的爭論保留到現在，理論准備顯得十分倉促。最後，第九編國際私法的內容部分相當豐富，與其他部分的簡易化立法相比顯得不大協調。總體而言，2002年的「民法草案」實在不是法理上深思熟慮、實踐上符合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立法方案。在當時，對於上述立法草案，民法學界一致認為毫無創新和發展，因此這個立法方案在提出之後就戛然而止。
5
2015年第五次起草
背景：
2014年10月，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加強市場法律制度建設，編纂民法典」。
時間：
2015年3月啟動編纂工作；
2017年3月，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審議通過《民法總則》；
2018年12月、2019年4月、6月、8月、10月，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第十次、第十一次、第十二次、第十四次會議對民法典各分編草案進行了拆分審議，對全部6個分編草案進行了二審，對各方面比較關注的人格權、婚姻家庭、侵權責任3個分編草案進行了三審。在此基礎上，將民法總則與經過常委會審議和修改完善的民法典各分編草案合並，形成《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草案）》，提請2019年12月召開的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審議。經審議，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將民法典草案提請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審議。
編制體例：
共7編、1260條，各編依次為總則、物權、合同、人格權、婚姻家庭、繼承、侵權責任，以及附則。
特點：
以《民法通則》《民法總則》《物權法》《擔保法》《合同法》《侵權責任法》《婚姻法》《收養法》《繼承法》等九部民事單行法為基礎，整合最高人民法院在民事領域的司法解釋，形成七編1260條的整體，是新中國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開創了我國法典編纂立法的先河，具有里程碑意義。
姚佳推薦
「世界范圍內民法的研究淵遠流長，如果人們對民法的歷史發展與解讀比較感興趣的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所出版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60年學術精品選粹系列叢書中的《邁向民法典之路》、《權利體系與科學規范》和即將出版的《民事立法與民法典編纂》三本書都會讓人們更加系統、直觀和立體地去了解民法典的形成、意義與價值，頗值一讀」。
《邁向民法典之路》
民法典的科學立法離不開廣大學人的共同努力和理論研究的持續積淀。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作為國家級法學研究機構、黨和國家重要的法治智庫所，自1958年建所以來，就持續為我國民事法律制度的建設和民法學科的發展貢獻力量，涌現出了謝懷栻、王家福、梁慧星、孫憲忠等一批學術大家，在學界形成了獨具一格的研究風格。本著回顧法學所民法學研究發展歷史，總結民法學理論研究經驗，提煉中國特色民法學理論學術思想，服務中國民法典編纂歷史任務的宗旨，對法學所建所以來取得的民法學研究成果進行了系統梳理，並從中精挑細選出50餘篇高水平學術論文，以餮讀者。
《權利體系與科學規范：民法典立法筆記》
2015年以來的中國民法典編纂活動，是當前，也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大最重要的立法活動，吸引了我國全社會的極大關注。其中既包含著立法推動者努力的動議，也包含了各種爭議。本書作者親歷《物權法》1995年開始起草以來歷次民法的重要立法活動，又是在第十二屆全國人大會議上連續數年提出編纂民法典議案的全國人大代表。在民法典編纂中，本書作者提出了包括民法總則在內的十餘項議案，以及二十餘項人大代表立法建議和立法報告，此外還發表了為立法提供理論准備的多篇論文、文章和講演。本書收納的二十三篇論文、立法報告等，就是從這些成果中選擇而來，既是作者的核心民法思想，也反映了民法典編纂的立法與學術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