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民商法導論
1. 合同義務 分什麼主行為從行為
1.主法抄律行為是指在兩個有聯系的襲法律行為中，不依賴於他行為而可獨立存在的法律行為；而須依賴於他行為而存在的法律行為，就為從法律行為。
2.區分主法律行為與從法律行為的主要意義在於：從法律行為的命運決定於主法律行為，主法律行為不存在，從法律行為也不能存在。
3.比如甲乙簽訂借款合同，丙為乙提供擔保簽訂了擔保合同。借款合同是主法律行為，擔保合同則是從法律行為。
2. 合同法定解除情形 概念
依大陸法通說，合意解除，非真正的合同解除；合同解除一般皆指合同法定解除，即合同一方當事人因法定的合同解除事由出現行使解除權從而使合同效力溯及既往的消滅的一方意思表示。鑒於合同解除對合同「法鎖力」、合同訂立的目的、雙方當事人的利益以及社會整體利益均具有較大影響，各國無不對合同法定解除的事由在立法、判例及學說上作出嚴格、明確的限定。目前，我國正進行的統一合同法的立法，關於如何規定合同法定解除屬於重要疑難之一。由於我國法學界對合同解除制度的研究比較薄弱，以致立法草案在合同解除的事由的規定上前後變動較大。（註：參見梁慧星：《關於中國統一合同法草案第三稿》，載《法學》1997年第2期。）為科學而完善的合同法立法之計，
筆者從述評兩大法系的有關立法、判例與學說以及國際立法的相關規定著手，同時結合對我國現行立法及統一合同法現有草案的檢討，對合同法定解除的事由作些探討，以期學界同仁的重視和真知。
一、關於合同法定解除的事由的立法、 判例及學說的述評
1.羅馬法和法國民法典
據學者考證，在羅馬法時代，局限於奴隸制簡單商品經濟的性質與要求，法律十分重視合同的信守；合同解除不被羅馬法承認。惟買賣得附加「於一定期間內，不支付價金者，則契約解除」的條款。（註：鄭玉波：《民法債編總論》，台灣版，第350頁。）
集羅馬法精髓之大成的法國民法典，雖然其賴以產生的經濟基礎與羅馬法時代已大不相同，但在合同解除的規定上突破不大。僅法典1184條反映出：雙務合同中，在當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時，應視為有解除合同的約定（第1款）。
但在此情形，合同並不當然解除，債權人有選擇權，或如有可能履行合同時，要求他方履行合同；或者解除合同請求賠償損失（第2款）。
債權人解除合同應向法院提出，法院得根據情況給予被告一定期限（第3款）。
如何評價法國民法典1184條關於合同法定解除的一般規定？法國學者普遍認為，同西方其它國家民法中的同一制度相比，法國民法關於合同解除的一般規定在邏輯上難以自圓其說。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受羅馬法影響，在法國舊法中存在雙重理論：一方面，教規學者將合同的解除建立在與同時履行之抗辯權相同的道德評價上。據此理論，當一方不履行義務時，法官的介人主要是對債務人的行為進行道德評判，即根據債務人的善意或惡意，或責令其確定履行期限，或對其進行制裁。法條第2、3款的規定的特點與此正好近似。另一方面，吸取羅馬法的作法，承認在雙務合同中，存在一項以一方不履行義務為合同解除原因的「暗示性」條款。據此理論，只要一方不履行義務，合同即自行解除。法條第1款正是反映了這一理論。這兩種理論的矛盾在於，
解除合同既然是一種「暗示性」條款，則當事人事前也可作相反約定；而依道德評價理論，對債權人來說，解除合同的權利是法律賦予債權人的一種權力，且無權事先放棄該權力。（註：參見尹田編著：《法國現代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348頁。）此外，對法典第1184條第1款，法國學者與立法者及法官的觀點分歧較大。有些學者認為，法律規定合同因一方不履行義務而解除，主要根據在於當事人的過錯。但立法者和法官們卻堅持，此時合同解除並非基於當事人的過錯，而是由於合同應當達到的經濟目的已不能達到；過錯只是法官們衡量不履行債務的行為的性質是否嚴重的因素之一。現代法國的判例表明，只有當一方當事人不履行義務的行為具有嚴重性時，或僅責令債務人賠償損失尚不足以制裁其行為時，法官才可判決解除合同。（註：參見尹田編著：《法國現代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349—350頁。）
透過上述概要，我們對法國民法典與現代判例關於合同解除的規定及作法有如下基本認識：（1）法典第1184條的規定是不太成功的。
這主要表現在條款之間（即第1款與第2、3款）在邏輯上的互相沖突。 （2）對合同解除的原因，學說與判例之間的意見不太一致。
而現代法官們在判定合同是否予以解除時大多立足於債務人不履行債務的行為是否具有嚴重性上。（3）法國立法及司法對合同解除均較慎重。
這不但體現在合同解除的司法干預方面，而且更顯現在以不履行債務的行為具有嚴重性作為合同解除的主要根據上。另外，對於法國民法典的合同解除的司法干預性，學者認為「存在明顯的弊端」。（註：參見王利明：《違約責任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522頁。）
一是它和合同解除的實質相違背；合同解除，究其實是非違約方在訂立合同的目的難以實現時迅速擺脫合同關系的一種自我救濟措施，是否行使以及何時行使解除權完全由當事人的意思決定；二是它不利於維護穩定的交易秩序和對非違約方利益的及時保護。在法院判定合同解除之前，合同關系處於不穩定狀態，非違約方本可自行實現的對自身利益的及時保護，卻由於司法的滯後性導致本可避免的損害的進一步擴大，對非違約方明顯不利。
在法國，立法及司法對於合同解除之所以顯出這樣的特性，是有其深刻的歷史、文化背景的。從立法上考察，法國民法典「主要是羅馬法和習慣法的折衷、調和」，（註：何勤華：《西方法學史》，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30頁。）「其個別規定的內容和文體，
給人以不過是對革命前的習慣法及羅馬法的取捨、選擇的印象。」（註：〔日〕早川武夫等著：《外國法》，張光博等譯，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
第325頁。）再加上法典產生時，法國正處於資本主義發展初期階段，
各類民事法律關系正在成長過程中，對這些民事法律關系的理論概括顯然不足，而盡快統一法制、創制民法的迫切使命不容立法者精雕細刻、曠時費日追求科學的結構、嚴密的邏輯、完善的概念。（註：參見林榕年主編：《外國法制史新編》，群眾出版社1994年版，第357頁。）
這些原因無疑決定了法典1184條的敗筆。從法典產生的經濟基礎看，19世紀的法國，農業仍佔主導地位，以交換為特徵的大工、商企業尚不發達，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市場經濟的規模和深度，作為交換關系在法律上表現的合同關系相對較為簡單，因此，繼承並堅持羅馬法所確立的合同信守原則，並嚴格限制合同解除也是自然之事。進入本世紀，經濟突飛猛進的發展要求法律思想及法典詮釋與時俱進。現代法國判例貫徹的嚴格限定合同解除的思想，與其說是固守陳規不如說采於新說。現代法國學者認為，在債務人不履行義務時解除合同，對債權人利弊俱有；（註：參見尹田編著：《法國現代合同法》，第347頁。）同時，
法官在確定合同解除的後果時，仍要考慮繼續履行合同的可能性及其將產生的利益。這就是說，學者與法官在對待合同解除時，都較為重視合同解除的消極影響。
2.德國民法典
與法國不同，德國民法典以明確、具體的規定，確立了合同解除制度。其合同法定解除的事由主要有：（1）履行遲延。
包括：①合同當事人一方履行遲延時，相對方得定相當期間，催告其履行；於該期間內仍不履行時，相對人可以解除合同（德民法典第326條第1款）。②依合同性質或當事人的意思表示，如不於一定時日或一定期間履行，則不能達到合同目的，當事人一方不履行而又經過該時期時，相對方可以不經過催告，而徑直解除合同（326條第2款）。（2）履行不能。
因可歸責於債務人的事由，債務人履行不能的，債權人可以不經催告而直接解除合同（第325條）。
針對民法典關於合同解除的規定，德國學者及法官們多有議論。其中值得一提的有如下四點：首先，盡管德國民法典是潘德克吞法學家精心提煉羅馬法的結果，由於合同解除制度並未被羅馬法承認，因此，德國合同法中的合同解除制度只是吸收1861年的《德國普通商法典》的結果，對致力於羅馬法研究的德國學者來說合同解除無疑是「一種新事物」，從而導致「其中一些具體規定至今仍十分不明確」，法學家在適用它時總是感到有些困難。（註：〔德〕羅伯特·霍恩等著：《德國民商法導論》，楚建譯，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1996年版，第121頁。）其次，以履行遲延、履行不能作為合同法定解除的事由，不能概括合同解除事由的全部。顯著的漏洞是預先拒絕履行的情況：既然債務人已背棄了自己所承擔的義務，受害方就應當可以通過其它救濟措施來盡量減少預期的損害。因此，學者認為《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第72條關於預期根本違約的適用，是「完全正確的」。（註：〔德〕羅伯特·霍恩等著：《德國民商法導論》，楚建譯，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1996
年版，
第113頁。）相應地，司法判決中也普遍確認預期拒絕履行與履行不能、履行遲延具有相同的法律後果。第三，對於不完全履行，由於適用瑕疵擔保責任不利於對受害方的充分保護，因此，判例及學說也贊成賦予不完全履行如履行不能、履行遲延同樣的法律後果。最後，在德國，對於履行遲延的規定，判例及學說均認為，「用這種方法解決合同中違反履行義務所造成的難題，被證明是極其令人滿意的。」（註：〔德〕羅伯特·霍恩等著：《德國民商法導論》，第112頁。）相反，
對履行不能的規定卻讓人感到十分復雜。尤其是對如何界定「不能」的類型與程度，判例及學說均感為難。為解決這一人為難題，本世紀以來，大陸法已形成相當復雜的關於履行不能的理論。另外，履行不能作為合同解除事由的前提是「可歸責於一方當事人的事由」，而對如何理解該前提與合同法的過錯歸責原則的關系，也是疑點叢生。（註：參見王利明：《違約責任論》，第166頁。）
通過學者及法官們對德國民法典關於合同解除的看法，可以得出如下啟示：首先，合同解除作為一項嶄新的制度，在法典制訂時，德國學者對它缺乏深入系統的研究。其次，僅規定在履行不能和履行遲延時一方當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合同解除事由的規定明顯存在嚴重漏洞。最後，履行不能應否作一種解除事由不無疑問。
德國民法典素以講究邏輯體系嚴密、用語精確而著稱於世，怎麼解釋法在合同解除規定上所存在的內容不完善、用語模糊的現象呢？第一，眾所周知，德國民法典是在潘德克吞法學構建的理論和體系的基礎之上制定出來的；法典制定之前及制定過程中，潘德克吞學者大都傾力於羅馬法的研究，對於本國固有法律傳統卻顯然較為忽視。在法典第一稿因不顧本國法律傳統而被否定之後，法典制定者雖然開始注意吸收本國固有的一些行之有效的制度，但是因時間所限，特別是缺乏對合同解除制度重要性的認識，從而不可避免造成了繼受羅馬法與繼承固有法的不協調。第二，以履行不能和履行遲延作為合同解除的法定事由是履行違反二元論理論的必然產物。1853年，德國學者牟姆森認為所有的形式的履行違反都可以歸納於履行不能或履行遲延。這種排斥其它一切可能的二元論支配了那場圍繞德國民法典而展開的大論戰。（註：〔德〕羅伯特·霍恩等著：《德國民商法導論》，第103頁。）
既然承認只有兩種履行違反，如果採納了合同解除制度，這兩種履行違反的法律後果，當然包括可以解除合同。但是1902年的帝國最高法院的判例表明，履行違反的形式是非「二元」的，除履行不能及履行遲延外還有諸多新的違約形式，為解決實際問題，法院不得不採用「積極違約」（包括拒絕履行、不完全履行、違反附隨義務等）理論，以彌補民法典的漏洞。這一事實本身說明，德國學者對合同法解除的事由是缺乏系統研究的。
3.英美法
一般而言，在英美，合同的解除、終止與消滅是截然不分的。（註：參見〔英〕阿蒂亞著：《合同法概論》，程正康等譯，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第288—294頁。）但大陸法學者認為，若從狹義理解，英美法依然存在大陸法意義的合同解除制度，只不過具有自己獨特之處罷了。
在英國，違約在合同法發展的早期被嚴格區分為違反條件和違反擔保，只有在一方違反條件時另一方才可以採取解除合同的救濟措施。但是，「這種過於機械的分類，不僅不合理，而且妨礙貿易的發展。」（註：廖進球等主編：《國際商法》，山西經濟出版社1994年版，第63頁。）法院在處理大量的合同糾紛時發現，一些違約形式既不符合違反條件又難以稱之為違反擔保。因此，「在目前英國的司法實踐中，法院通過判決，已承認所謂「中間條款。」（註：廖進球等主編：《國際商法》，山西經濟出版社1994年版，第63頁。）在學術上，對如何劃分合同的條件條款與擔保條款也是觀點不一。一種觀點認為應以條款本身的重要性進行區分。條件條款是合同的重要的、基本的、實質性的條款，相反則為擔保條款。另一種觀點堅持應根據違反義務後果是否給受害人造成履行艱難來劃分兩種條款。這實質上等於以履行艱難的後果作為合同解除的條件，如若如此，無疑嚴格且不合理地限制了受害人的解除權，因此未被採納。而前一種觀點在實際操作上也遇到很多困難。因此，英國法最終以違約後果為根據來區分不同的條款。即當一方違約後果嚴重時，另一方可以解除合同。（註：參見王利明：《論根本違約與合同解除的關系》，載《中國法學》1995年第3期。）
英國法對違約形式的基本劃分之所以導致理論及實踐上的分歧與困難，首先在於違反條件與違反擔保在司法實踐中缺乏明確、規范的判斷標准。其次是這種「違約二元論理論」與德國法中的「履行違反二元論」一樣難以概括現實生活中不斷出現的新的違約形式，以致於為解決現實問題的需要，法院最終採納以違約的後果具有嚴重性作為合同解除的事由的理論。
在美國，以後果是否嚴重為標准，違約被劃分為重大違約和輕微違約。當一方違約致使另一方訂立合同的主要目的難以實現時，為重大違約。必須指出的是，即使一方的行為已構成重大違約，美國法院在許多情況下並不允許受害方直接解除合同，而是要求其給違約方一個自行補救的機會。法院在決定應當給違約方多長時間進行自行補救時，要考慮各種相關因素。重要因素之一是，違約方的拖延將在多大程度上剝奪受害方有權期望從該交易中獲得的利益。另一個與之相對的因素是，允許受害方即時解除合同會給違約方造成多大的損失。法院的最終決定應當是權衡這兩種因素的結果。（註：參見王軍編著：《美國合同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324頁。）無數判例表明，
當一方遲延履行時，除非這種履行已與合同的性質及當事人的特別約定相違背，另一方應在給予一方一個合理的寬限期後再行使解除權。當然，並非在所有違約情況下都應首先給違約方一個自行補救的機會，如違約方沒有能力進行補救（違約方以故意或過失的行為造成合同不能履行）或者不願自行補救（明確表示將不履行）時，受害方可即時解除合同。美國是判例法國家，以上只是典型的解除合同的情況，對於其它大量的違約行為，是否應當解除合同由法院按照重大違約理論作出判定。美國學者與判例之所以有如此認識，理由在於，當一方違約時，另一方解除合同會使違約方完全喪失對其違約進行自行補救的機會，因而常常導致對違約方嚴厲懲罰的後果；而避免對違約方施加懲罰是美國法在確定救濟手段時的基本政策。（註：參見王軍編著：《美國合同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329頁。）同時，學者們還認為，
解除合同等於使業已達成的交易中途流產，對社會經濟的發展不利。
在英美，預期違約理論也較成熟。按此理論，在合同履行期到來之前，如一方無正當理由而明確肯定地向另一方表示其將不履行合同，另一方可即時解除合同；或者一方在履行期到來之前有確切的證據證明另一方將不履行合同而又不願意為此提供保證時，也可以解除合同。該理論在英美得到大多數學者的歡迎，如美國著名合同法學者柯賓認為針對預期違約提起訴訟是合理的；英國學者猜圖指出，其有助於使損失降到最低限度。當然反對者也有，如美國學者威爾頓認為預期違約的概念是「不合邏輯的」，而且其加重了被告的負擔。（註：轉引自王利明著：《違約責任論》，第135—137頁。）總之，作為一項制度，預期違約因能起到防止本來可以避免的損害擴大的效果，應當予以肯定。但是，對於默示的預期違約情況，如判斷不當會造成加重或損害一方當事人負擔的後果，對之應當嚴加限制。
4. 《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以下簡稱《公約》）與《國際商事合同通則》（以下簡稱《通則》）的規定。
《公約》與《通則》關於合同法定解除的事由的規定基本相同：（1）因根本違約解除合同；（2）預期違約時解除合同；（3
）非定期債務履行遲延時解除合同。所不同的只是在根本違約的判斷標准上。《通則》對何為根本違約以及如何判斷根本違約未作規定，相反，《公約》卻對此明文規定，尤其對如何判斷根本違約，規定了較為嚴格的主客觀標准，即「除非違反合同一方並不預知而且一個同等資格、通情達理的人處於相同情況也沒有理由預知會發生這種結果（使另一方當事人蒙受損害）」。對《公約》的這種規定，一些學者認為，「有時會限制非違約方的權利」。（註：王利明：《論根本違約與合同解除的關系》。）對《公約》的其它規定，批評意見較少。相反，正如前文所述，在大陸法有較大的影響的德國民法學者對《公約》第72條預期根本違約的規定較為推崇。
《公約》及《通則》的規定，應當說與它們適用范圍的特殊性有關。首先，《公約》與《通則》是世界范圍內的立法，在兩大法系彼此獨立並存的現代社會，為了促進各國、特別是世界貿易的順暢的發展，使不同法系的營業主體在同一規則之下進行平等的交易，《公約》與《通則》在立法內容與立法技術上不得不折衷、調和兩大法系關於同一問題的不同處理辦法。在合同解除的事由的規定上，《公約》與《通則》採納了英美法的重大違約與預期重大違約制度，同時，對大陸法中的非定期的遲延履行，也明確規定為一種合同解除的事由。其次，顧名思義，《公約》與《通則》的合同締結者皆為商人，而且大多為從事跨國（地區）交易的大商人，相對於一般民事主體而言，商人的締約能力、償債能力及預見市場風險的能力均較強。因此，《公約》對根本違約設定嚴格的主客觀標準是合理的。
小 結
（1）法國民法典具有明顯司法性的合同解除模式，
因與合同解除的實質相悖離而受到冷遇；德國法採取的以違約行為形態為基礎分門別類地規定合同解除的事由的立法模式，因為漏洞較多，亦受到批評。同時，由於各種原因兩國在立法當時對合同解除缺乏必要的認識和深入研究，致使對合同解除的規定都不太成功。但是，法國法官們以違約行為具有嚴重性判定合同予以解除的作法，以及德國法企圖使合同法定解除的事由明確化、具體化從而便於當事人行使解除權的立法思想卻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2）英美法的預期根本違約制度，
因能有效地防止本可以避免的損害的擴大，有利於維護市場交易秩序，符合合同法本世紀以來強調對信賴利益予以有效保護的立法趨勢，頗受兩大法系眾多學者的青睞。對於根本違約制度，因為其以違約行為的性質的嚴重與否作標准為合同解除規定了統一、明確的事由，從而能有效地防止合同的輕易解除；（註：王利明：《論根本違約與合同解除的關系》。）同時，英美判例也表明，根本違約在實踐中的表現形式是多種多樣的，而且這些違約形式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而不斷變化的，這無疑意味著，法官們對如何判斷根本違約隨時都面臨著不斷變化的現實的挑戰。
（3
）《公約》與《通則》對合同解除事由的規定所採取的列舉（遲延履行）與概括（根本違約、預期根本違約）相結合的立法技術，既顯得具體、明確，便於實際操作，又不失嚴格、統一，以避免濫用解除權。同時，《公約》以根本違約的嚴格判斷標准限制合同的解除的立法思想，也不乏可取之處。當然，《公約》在設計合同解除事由時對如何處理既有效地保護非違約方的利益（必要時允許其解除合同）又更好地限制非違約方濫用解除權這個問題，有所不足，即過分限制了非違約方解除合同的權利。
（4）總結合同解除的事由的所有立法例及判例可知，
單純的過錯並非合同解除的主要根據，以過錯作判斷因素之一的違約後果具有嚴重性才是合同解除的根本原因，而判斷違約後果是否嚴重，各國大都以合同訂立的主要目的能否實現為依據。應當一提的是，德國通過判例確認拒絕履行為合同解除事由之一，美國法官也認為在拒絕履行出現時，非違約方可直接解除合同；同時，在美國遲延履行如經過寬限期仍未履行，非違約方可直接解除合同，《公約》與《通則》也把遲延履行作為解除合同的事由之一，表明兩大法系將一些常見的嚴重違約行為歸位於合同解除的事由已漸成共識。
總之，不同法系的不同國家以及在世界范圍內適用的合同法規則，其在規定合同法定解除的事由時，既有所不同又在某些方面趨於同一。這啟示我們：當我們制定合同法、規定合同法解除的事由時應深入思考那些相關的重要問題，以期立足國情，制定出合理、規范的合同解除事由！
二、規定合同法定解除的事由應當思考的幾個重要問題
1.合同解除與合同信守原則。
合同信守是合同法的重要原則之一。其要義為，依法訂立的合同在當事人間具有相當於法律的效力，除依當事人協議或法律規定合同可以變更或解除之外，當事人應當嚴格遵守合同義務；即使在一方違約時，如未造成另一方訂立合同的主要目的難以實現的後果，另一方也不得輕易解除合同。合同信守原則是社會經濟對合同法基本要求的集中體現，同時也是合同當事人意思自治的必然要求。依現代經濟分析法學的觀點，合同法的經濟意義突出體現在，它能有效地減少或制止交易中的機會主義行為；在機會主義的誘導下，資源容易流向經濟活動完成時間短的領域，從而影響資源利用的經濟效益。（註：張乃根：《經濟學分析法學》，三聯書店上海分店1995年版，第125頁。）
如履行期較長的合同或持續性合同，當事人訂立合同後履行期屆滿前，市場環境的變化極易誘發當事人輕易毀棄合同，這必然會導致原有交易關系的中途流產，引起社會資源的再配置，造成當事人交易成本的增加，於社會整體利益無益。同時，合同既然是雙方當事人意思自治的結果，彼此信守相互許下的諾言是順理成章的事；如果允許一方在合同訂立的目的仍可以得到實現時，僅僅基於自身利益而擅自解除既存的合同關系，無疑會使合同的約束力以及市場交易的道德環境遭到破壞。基於此，羅馬法及法國民法都未全面確立合同解除制度；即使承認在雙務合同中，一方不履行義務時，合同暗含「解除約款」，但也是嚴格予以限制。在德國，直到潘德克吞法學的後期發展階段，在潘德克吞法學與要求注重本國法律傳統文化的日耳曼法學的論爭之下，法典制定者才從本國商法中吸取了合同解除制度。從法典頒布不久合同解除就暴露出的諸多問題看，至少在法典制定之前，執著於「法律科學」的潘德克吞學者們仍然如羅馬法時代的學者們那樣把合同應當信守視為當然之事。在英美，合同信守原則表現更為明顯，如前述，美國法院認為即便一方屬重大違約，另一方應當首先給對方一個自行補救的機會，或者在已無補救可能後，才得以解除合同。《公約》中根本違約與解除合同的關系也在於「通過根本違約制度，嚴格限制一方當事人在對方違約以後，濫用解除合同的權利。」（註：王利明：《論根本違約與合同解除的關系》。）總之，對合同法而言，合同信守是基本原則，合同解除是一種例外，（註：崔建遠、陳國柱：《關於完善經濟合同解除制度的思考》，載《企業·證券·合同》，人民法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303頁。）因此應對合同解除予以嚴格限制。
2.合同解除與合同目的。
合同目的，可作兩種理解。一是指合同法的目的即合同法的規范功能。有學者將其歸納為兩類，一類是保護合同當事人的權益的功能（保護功能），另一類是鼓勵當事人所從事的自願交易行為的功能（鼓勵交易功能）。（註：王利明：《合同法的目標與鼓勵交易》，載《法學研究》1996年第3期。）就前者而言，
法律應當承認並賦予非違約方一定情形之下的解除合同的權利。因為當違約行為導致非違約方訂立合同的主要目的難以實現時，如不允許或過分限制非違約方解除合同的權利，往往會造成非違約方本來可以避免的損害的進一步擴大，這顯然不利於或者違背對非違約方利益的充分保護。如發生預期根本違約時，非違約方如不能即時解除合同，無疑等於坐以待斃。就後者而言，合同本身雖然不能生產社會財富、增加社會財富，但卻可以通過鼓勵交易推動生產、促進經營，由此促進社會財富的增長與繁榮。（註：楊立新、張少鋒：《關於制定統一合同法中的幾個問題》，載《河北法學》1996年第3期。）
解除合同等於使本已達成的交易中途流產，特別是連環買賣合同，解除一個合同，會影響一連串相關的交易，對社會經濟的發展明顯不利。因此，從合同鼓勵交易的功能出發，合同解除應當嚴格限制。總之，合同法的目的與合同解除的關系是相反相成的。這意味著，在制訂合同解除的事由時應精心權衡合同法側重於突出其那一個功能或者合同法是如何正確處理兩種功能的關系的。如在制訂統一合同法的過程中，學者們一致主張要特別強調合同法鼓勵交易的功能，則勢必應嚴格限制合同解除。
二是指合同雙方當事人訂立合同的經濟目的。當事人訂立合同，其目的無不是通過合同這種法律手段實現各自的經濟利益。但是，合同有效成立後，某種原因的出現常常會致使當事人訂立合同的主要目的難以實現，此時如果不顧
3. 沒有相關知識，想學習法律專業。想知道哪些書是必看的，請從最基礎的開始，最好是按順序來的。
如果是想系統學習,那就從法理開始1、沈淙靈：《現代西方法理學》2、劉星：《法律是什麼》。3、夏勇：《民權哲學》4、季衛東：《法治秩序的建構》5、朱蘇力：《法治及其本土資源》如果是想了解法律,法理的書看著太枯燥了,那就從民法開始吧.
王澤鑒《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這套書拿來入門很不錯，就是可能因為是講台灣法律看著有點暈那就看王利明，梁慧星的，書名跟上面的這個類似如果想了解刑法，建議先看《刑法學原理》或《犯罪通論》，有一定基礎，再看張明楷的有關書，如：刑法分則解釋原理，如果還要再上一層的話，可以看一下專著或有關外國著作。僅供參考。
國外精品法學入門讀物
伯爾曼：《法律與革命——西方法律傳統的形成》 29.50
施米托夫：《國際貿易法文選》 2900
*貝卡利亞：《論犯罪與刑罰》 590
凱爾森：《法與國家的一般理論》 2050
德沃金：《法律帝國》 1850
米爾恩：《人的權利與人的多樣性——人權哲學》 1150
詹寧斯等修訂：《奧本海國際法》 上2900下4900
羅伯特.霍恩等：《德國民商法導論》 1650
貝靳斯：《法律的原則——一個規范的分析》 1950
波斯納：《法律的經濟分析》 4900
加洛法羅：《犯罪學》 1950
韋德：《行政法》 3250
科賓：《科賓論合同》 上3100下3500
拉德布魯赫：《法學導論》 1100
莫里斯：《戴西和莫里斯論沖突法》 上中下8400
勞森：《財產法》 1350
德沃金：《認真對待權利》 1950
馬科斯.韋伯：《論經濟與社會中的法律》
蓋斯特：《英國合同法與案例》 2500
《俄羅斯聯邦民法典》
密爾松：《普通法的歷史基礎》 2100
吉爾摩：《海商法》 上下6500
我妻榮：《債權在近代法中的優越地位》 1935
哈耶克：《法律、立法與自由》 上1900下3100
丹寧著作：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Freedom under the Law,1949 《法律下的自由》
The Changing Law ,1953 《變化中的法律》
The Road to Justice , 1955 《通向公正之路》
The Discipline of Law 《法律的訓誡》
The Due Process of Law,1980 《法律的正當程序》
What Next in the Law , 1982 《法律的未來》
The Closing Chapter, 1983 《最後的篇章》
Landmark in the Law 《法律的界碑》
4. 朱蘇力的《法治及其本土資源》是否被禁了
如果是想系統學習,那就從法理開始1、沈淙靈：《現代西方法理學》2、劉星：《法律是什麼》。3、夏勇：《民權哲學》4、季衛東：《法治秩序的建構》5、朱蘇力：《法治及其本土資源》如果是想了解法律,法理的書看著太枯燥了,那就從民法開始吧.
王澤鑒《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這套書拿來入門很不錯，就是可能因為是講台灣法律看著有點暈那就看王利明，梁慧星的，書名跟上面的這個類似如果想了解刑法，建議先看《刑法學原理》或《犯罪通論》，有一定基礎，再看張明楷的有關書，如：刑法分則解釋原理，如果還要再上一層的話，可以看一下專著或有關外國著作。僅供參考。
國外精品法學入門讀物
伯爾曼：《法律與革命——西方法律傳統的形成》 29.50
施米托夫：《國際貿易法文選》 2900
*貝卡利亞：《論犯罪與刑罰》 590
凱爾森：《法與國家的一般理論》 2050
德沃金：《法律帝國》 1850
米爾恩：《人的權利與人的多樣性——人權哲學》 1150
詹寧斯等修訂：《奧本海國際法》 上2900下4900
羅伯特.霍恩等：《德國民商法導論》 1650
貝靳斯：《法律的原則——一個規范的分析》 1950
波斯納：《法律的經濟分析》 4900
加洛法羅：《犯罪學》 1950
韋德：《行政法》 3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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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科斯.韋伯：《論經濟與社會中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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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爾摩：《海商法》 上下6500
我妻榮：《債權在近代法中的優越地位》 1935
哈耶克：《法律、立法與自由》 上1900下3100
丹寧著作：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Freedom under the Law,1949 《法律下的自由》
The Changing Law ,1953 《變化中的法律》
The Road to Justice , 1955 《通向公正之路》
The Discipline of Law 《法律的訓誡》
The Due Process of Law,1980 《法律的正當程序》
What Next in the Law , 1982 《法律的未來》
The Closing Chapter, 1983 《最後的篇章》
Landmark in the Law 《法律的界碑》
5. 09法學新生應該看什麼法學書，最好有書名！
很多書需要看，主要看些法理方面的，孟德斯鳩，盧梭，凱爾森，黑格爾，德沃金
書單如下：
1. 柏拉圖：《法律篇》（前360～347）
2. 亞里士多德：《政治學》（前325）
3. 西塞羅：《論法律》（前52）
4. 奧古斯汀：《上帝之城》（426）
5. 阿奎那：《阿奎那政治著作選》（1259～1272）
6. 格勞秀斯：《戰爭與和平法》（1625）
7. 霍布斯：《利維坦》（1651）
8. 哈林頓：《大洋國》（1656）
9. 洛克：《政【網路】府論》（下篇）（1690）
10. 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1748）
11. 盧梭：：《社會契約論》（1762）
12. 貝卡利亞：《論犯罪與刑罰》（1764）
13. 傑佛遜：《傑佛遜文選》（1787～1826）
14. 漢密爾頓等：《聯邦黨人文集》（1787～1788）
15. 潘恩：《潘恩選集》（1776-1794）
16. 羅伯斯比爾：《革命法制和審判》（1783～1794）
17. 邊沁：《政【網路】府片論》（1776）
18. 康德：《法的形而上學原理》（1797）
19. 黑格爾：《法哲學原理》（1821）
20. 奧斯丁：《法理學大綱》（1832）
21. 梅因：《古代法》（1851），商務印書館1959年2月版
22. 密爾：《論自由》（1859）
23. 戴雪：《英憲精義》（1885）
24. 凱爾森：《法與國家的一般理論》（1945）
25. 奧本海等：《奧本海國際法》（1905）
26. 龐德：《通過法律的社會控制、法律的任務》（1942）
27. 馬利旦：《人和國家》（1951）
28. 哈特：《法律的概念》（1961）
29. 博登海等：《法理學——法哲學及其方法》（1962）
30. 富勒：《法律的道德性》（1964）
31. 羅爾斯：《正義論》（1971）
32. 茨威格特等：《比較法總論》（1977）
33. 波斯納：《法理學問題》（1990）
[英]哈特：《法律的概念》，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1996年版。
伯爾曼：《法律與革命——西方法律傳統的形成》
施米托夫：《國際貿易法文選》
貝卡利亞：《論犯罪與刑罰》
凱爾森：《法與國家的一般理論》
德沃金：《法律帝國》
米爾恩：《人的權利與人的多樣性——人【網路】權哲學》
詹寧斯等修訂：《奧本海國際法》
羅伯特.霍恩等：《德國民商法導論》
貝靳斯：《法律的原則——一個規范的分析》
波斯納：《法律的經濟分析》
加洛法羅：《犯罪學》
韋德：《行政法》
科賓：《科賓論合同》
拉德布魯赫：《法學導論》
莫里斯：《戴西和莫里斯論沖突法》
勞森：《財產法》
德沃金：《認真對待權利》
馬科斯.韋伯：《論經濟與社會中的法律》
蓋斯特：《英國合同法與案例》
《俄羅斯聯邦民法典》
密爾松：《普通法的歷史基礎》
吉爾摩：《海商法》
我妻榮：《債權在近代法中的優越地位》
哈耶克：《法律、立法與自由》
6. 關於企業法中的隱名合夥
隱名合夥起源於中世紀義大利商港所遵行的「柯曼達」（Commenda）契約：一方合夥人被稱為stans，只提供資金但呆在家裡；另一方合夥人被稱為tractator，從事航行。出資方與從事航行的一方按3：1的比例分配利潤。雖然柯曼達反映出12、13世紀生命的廉價和資金的短缺，但卻為當時要求變化的其他社會壓力找到了出路。柯曼達所具有的極大好處就是合夥人的責任被限於他們最初投資的數額，而且投資者可以通過把他們的錢分散在幾個不同的柯曼達而不是完全投入一個柯曼達中以減少風險。柯曼達後來逐漸演變為兩合公司和隱名合夥。
最早規定隱名合夥制度的國家當屬德國，《德國商法典》第二篇第五章第335-342條對隱名合夥制度作了相關的規定，明確界定隱名合夥是作為隱名合夥的出資者與商業企業業主之間的一種契約，根據該契約，隱名合夥人負責向企業提供一定數額的資金，並相應地參與企業利潤的分配，分擔企業的虧損。1978年修改後的《法國民法典》則專門規定了一章「隱名合夥」，但不認為其具有獨立人格。大多大陸法國家和地區，比如日本和我國台灣地區民法都對隱名合夥作了相關的規定。而英美法國家，雖沒有隱名合夥這一術語，但其關於有限合夥的規定與隱名合夥制度較為接近。
所謂隱名合夥，是指當事人的一方對另一方的生產、經營出資，不參加實際的經濟活動，而分享營業利益，並僅以出資額為限承擔虧損責任的合夥。出資的一方稱為隱名合夥人；利用隱名合夥人的出資以自已的名義進行經濟活動的一方稱為出名營業人。與其他合夥關系相比，隱名合夥具有以下特徵：
1、隱名合夥是隱名合夥人與出名營業人之間的一種合同。所謂出名營業人，是指在隱名合夥中，將隱名合夥人的出資以自己名義經營事業的一方當事人；所謂隱名合夥人，是指在隱名合夥中，依約對他方經營的事業投資，分享利潤承擔風險的一方當事人。隱名合夥只能由隱名合夥人與出名營業人兩方組成。但一個隱名合夥合同中，當事人一方或雙方可以是數人。
2、隱名合夥合同為雙務合同、有償合同。隱名合夥人負出資義務，出名營業人負營業及分派利益的義務，雙方互為義務，且互為對價，任何一方都不能無償從他方取得利益，故隱名合夥合同為雙務合同、有償合同。如果出資但不分享利益，或出資但不分擔損失，這在義大利民法典中被稱為「獅子合夥」。
3、隱名合夥合同為諾成合同及不要式合同。隱名合夥合同因當事人雙方的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並不以隱名合夥人的實際出資為成立要件，故為諾成合同。對隱名合夥合同，法律並不要求必須以某種特定形式成立，故為不要式合同。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46條規定：「公民按照協議提供資金或者實物，並約定參與合夥盈餘分配，但不參與合夥經營勞動的，或者提供技術性勞務而不提供資金、實物，但約定參與盈餘分配的，視為合夥人」。筆者認為，《意見》第46條僅僅符合隱名合夥的外部特徵，並未根本解決隱名合夥人的有限責任問題，即我國現行法律對隱名合夥制度未作明確的規定。
我國正處於新的體制的轉軌時期，法制的不完善，導致對隱名合夥這一經營方式難以進行有效的監督和管理，甚至有可能導致某些單位和個人利用隱名合夥方式暗中投資並操縱經營，使官商結合牟取不當利益的腐敗行為和不正之風屢禁不止，愈演愈烈，因此，有的學者認為我國現實社會條件下不宜確認隱名合夥制度。筆者對此有不同看法：首先，「私法本質上只是確認單個人之間現有的，在一定情況下是正當的經濟關系」，我們不能因為有人利用隱名合夥形式牟取不當利益就加以否定；其次，縱觀各國關於隱名合夥的立法規定，只是禁止國家公務員成為隱名合夥的出名營業人，並無禁止國家公務員參加隱名合夥的規定。
由於隱名合夥既可為那些有資金但不願出面經營並不願負無限連帶責任的人提供有吸引力的投資途徑，又可為合夥企業集資提供方便，其固有的特徵決定了其優勢，具體表現為：
1、有利於提高人們的投資積極性，更大限度地吸收社會閑置資金用於生產。隱名合夥的優點在於，一方面它能保持小范圍的人身信任關系，另一方面投資人可以只負有限責任，且不必直接參加經營管理。如果立法確立隱名合夥制度，那麼投資人可以選擇隱名合夥這種形式，對他們比較信任的經營者或企業進行投資，分享經營收益，萬一發生虧損，僅在出資的限度內分擔損失。這對於那些既有投資意願又只想承擔有限責任的投資人而言，無疑免除了他們的後顧之憂，滿足了他們的投資需要。同時，確立隱名合夥制度也能為那些客觀上由於政策或法律的限制不能作為普通合夥人出面經營，或者主觀上不願意出面經營者投供理想的投資途徑。
2、有利於在增強公民的投資積極性的同時，切實地保護合夥人與債權人的合法權益。在現實生活中，一個人參加多個合夥組織的情況十分普遍，如果立法予以制止即打擊公民投資的積極性，不利於經濟的發展。但如果不加以限制，也不利於合夥關系的穩定和債權人的利益。許多國家禁止個人或團體同時對兩個以上組織負連帶無限責任，我國也不例外。如果採用隱名合夥制度，實際中就可允許合夥人參加多個合夥組織，但該合夥人可以也只能在一個合夥體中負無限連帶責任，而在其他合夥關系中只能以負有限責任的隱名合夥人的身份參加，這樣，他所參加的某個合夥關系的解散、破產就不會對其他合夥關系產生惡性的連鎖反應，這樣既可以保護投資者的積極性，又不至於對債權人利益造成損害，有利於社會主義經濟秩序的穩定和促進經濟的發展。
3、有利於緩解各類經營者對資金需求的壓力，促進經濟發展。實際生活中，經常會遇到這樣的情形，有些人有技術、有經驗想創業，有些企業想擴大經營規模，卻面臨資金短缺的困境。由於目前我國資金市場尚不發達，除向銀行貸款、向個人借貸或向社會集資外，籌集和吸納資金的渠道並不多。而銀行貸款條件掌握較嚴，從銀行得到貸款並非易事；我國公司法對股票的發行也作了嚴格的限定，僅限於股份有限公司，並對股票發行的申請、上市等規定了嚴格的程序和要求，因而能上市發行股票的公司鳳毛麟角；現實經濟生活中，一些個體戶和合夥組織為了籌集資金，有時向公民個人進行借貸。他們許以出借人高於國家法定利率幾倍、幾十倍的利息，有的甚至乾脆讓出借人參與其經營的盈餘分配。而我國對公民個人之間借貸的利息是有一定限制的，高利貸在我國不受法律的保護。正是基於上述原因，在隱名合夥中，出名營業人願意讓隱名合夥人加入合夥，分享營業利潤。如果確立隱名合夥制度，那麼出借人就可以隱名合夥人的身份對個體戶、合夥、企業進行投資，他們的分紅則是一種合法收入，從而解決了現實經濟生活中高利貸和超額利息的難題。
4、有利於解決現實生活與司法實踐中遇到的難題。由於隱名合夥形式能夠適應許多特定的經濟交往場合，故該形式已在我國社會生活中大量出現。但司法實踐中，由於我國法律對隱名合夥未作規定，法院審理此類案件時便無法可依，以致有的將其認定為借貸關系，有的則認其為普通合夥，隨意性很大。同是隱名合夥糾紛，有的法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意見》第43條的規定，把隱名合夥作為普通合夥，適用普通合夥的規定，判決隱名合夥人對合夥債務承擔無限責任；有的法官則把隱名合夥糾紛視為借貸合同糾紛，把隱名合夥人作為出借人，把出名營業人作為借用人，判決出名營業人償付隱名合夥人出資並支付利息，隱名合夥人既不得參與盈餘分配，也不分擔任何損失。這種現象的發生有悖司法公正。如果我國建立了隱名合夥制度，不僅有助於理順隱名合夥的內外關系，規范投資行為，保護投資者、經營者、第三人的合法權益，維護交易安全，避免和減少糾紛的產生，而且一旦發生糾紛訴至法院，法院審理時便有法可依，避免了當前司法不一的狀況，有利於切實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維護法律的尊嚴和統一。
5、確立隱名合夥制度符合合同自由的法制原則。我國《民法通則》第4條規定：「民事活動應當遵循自願、公平、等價有償、誠實信用的原則。」自願原則是我國民法的一項基本原則，也是市場經濟對法律所提出的要求。隱名合夥中，隱名合夥人和出名營業人權衡利弊，自願選擇隱名合夥作為合作方式，雙方對行為可能出現的結果是有所預料並願意接受的。只要隱名合夥合同的內容不違反禁止性法律規范，合同履行不會對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造成危害，就應當允許存在並加以保護，而不應禁止。否則則背離了合同自由的法制原則，因此，如果合夥人願意依隱名合夥承擔權利義務，法律沒有必要加以否認。
綜上，筆者認為，我國確立隱名合夥制度具有一定的現實價值。
【作者介紹】江西省泰和縣人民法院
注釋與參考文獻
1、伯欠曼：《法律與革命》，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1996年版。
2、羅伯特.霍恩：《德國民商法導論》，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1996年版。
3、高富平：《合夥企業法原理與實務》，中國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
4、倪紀暉：《關於制定〈合夥法〉的若干問題》，載《經濟與法》1995年第10期。
5、戴永盛等：《民商法新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7. 高分懸賞： 中德兩國合同法（尤其是購銷合同方面）差異， 越詳細越好
你好,給你找了一些資料,也許對你有幫助:
中德買賣合同制度的比較
德國學者霍恩指出：「在各種交換性的行為中，買賣是最重要的一種。」（註：〔德〕羅伯特·霍恩：《德國民商法導論》，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1986年版，第126頁。）各國合同法大多將買賣置於各種有名合同之首，表明了買賣合同的重要性。就買賣合同制度而言，中德合同制度各具特色。由於中國合同法大量借鑒了德國合同法的經驗，因此，關於買賣合同的許多規定與德國民法的規定有相似之處。但事實上，我國買賣合同制度除借鑒了德國民法的經驗以外，還吸收和借鑒了兩大法系的經驗以及國際慣例和有關公約的有關規定，（註：例如，在該章中，大量借鑒了1980年《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的規定，也參考了美國統一商法典、國際統一私法協會於1994年頒行的《國際商事合同通則》等。）不僅如此，我國本身已有的有關立法和司法實踐方面的經驗，也為我國買賣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參考和依據。從而使買賣合同制度與德國民法的規定又存在著諸多的區別。下面，謹從四個方面對此作出比較。
一、關於買賣合同制度調整的范圍
根據《德國民法典》關於買賣合同的一般規定，其調整范圍不僅包括物的買賣關系，而且還包括權利的買賣關系，特別是債權的買賣關系，《德國民法典》第 433條第1款規定，「因買賣合同，物的出賣人有義務向買受人交付物，並使其取得物的所有權。權利的出賣人有義務使買受人取得權利，並在權利使權利人有權佔有物時，向其交付物。」從該定義中，可見《德國民法典》中的買賣制度適用於權利的買賣關系。該民法典第437條規定了權利買賣的擔保責任；第451條規定了權利買賣的危險移轉和費用；而關於買賣的一般規定中的許多規則（如權利瑕疵擔保制度），既適用於物的買賣也適用於權利的買賣。（註：史尚寬：《債法各論》，榮泰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81年版，第15頁。）買賣合同制度中包括物的買賣和權利的買賣，主要優點在於將各種類型買賣的共同規則抽象為買賣的一般規定，從而可以大大地簡化有關買賣的規定，尤其是因為權利買賣的規定日益復雜，很難完全通過制定特殊的買賣合同規則解決各種權利買賣關系，因此，通過買賣合同制度統一調整物的買賣和權利的買賣，從而使各種權利的買賣關系都具有可供適用的法律依據。
然而，我國合同法關於買賣的制度原則上僅限於物的買賣，而不包括權利的買賣。《合同法》第130條將買賣定義為：「買賣合同是出賣人轉移標的物的所有權於買受人，買受人支付價款的合同。」與《德國民法典》第433條的規定相比較，可見該定義中只是規定了出賣人在轉移標的物所有權方面所負的義務，而並沒有規定權利買賣中的出賣人在移轉權利方面的義務。這就表明了合同法在買賣合同一章中原則上並不適用於權利買賣。我認為，採納這一立法體例的主要原因在於：
（一）權利的買賣的類型較為復雜，有一些類型的買賣與物的買賣存在著差距，不能完全適用買賣的規定。例如，關於債權的買賣涉及到轉讓人、受讓人以及債務人三者之間的關系。與一般的買賣顯然是有區別的。因此，應當在買賣之外設立單獨的規則來規定有關權利買賣的問題。
（二）盡管權利的買賣類型比較復雜，但幾種主要的權利買賣關系已經受合同法的其他制度或者專門法律規定調整。具體來說，第一，有關債權的買賣，我國合同法將其作為合同的轉讓規定在第五章之中，而不是將其規定在買賣合同之中。這一規定具有其合理性，因為債權的移轉涉及到債權人的通知義務、債務人對讓與人的抗辯等問題，與一般的買賣關系不完全相同。尤其是因為債權的轉讓與債務的移轉往往是聯系在一起的，所以將權利的移轉與義務的移轉一並作出規定是有必要的。第二，關於知識產權的轉讓，我國合同法並沒有對此作出規定，有關知識產權的移轉問題由知識產權法作出規定。但在買賣合同中，也涉及到出賣具有知識產權的計算機軟體問題，根據《合同法》第137條的規定：「出賣具有知識產權的計算機軟體等標的物的，除法律另有規定或者當事人另有約定的以外，該標的物的知識產權不屬於買受人。」可見此處涉及到出賣具有知識產權的計算機軟體，仍然只是規定物的買賣問題。第三，關於在例外情況下人身權的轉讓問題，根據我國民法通則的規定，法人的名稱權、自然人的肖像使用權可以依法轉讓。但有關這些權利的轉讓是由人身權制度加以規范的。第四，關於有價證券的買賣問題，例如關於票據、股票、債券、提單等的轉讓，一般是由票據法、證券法、海商法等加以規范的。買賣合同制度沒有必要專門規定權利的買賣。
更多:
1、http://china.findlaw.cn/hetongfa/lilunyanjiu/1216.html
2、http://www.studa.net/guojifa/080817/11550418.html
3、http://chinake.com/law/shi/cs/msf/1433534_5.html
4、
http://www.studa.net/guojifa/080817/11550418.html
5、http://chinake.com/law/shi/cs/msf/1433534_5.html
6、http://www.google.cn/search?hl=zh-CN&newwindow=1&q=%E4%B8%AD%E5%BE%B7+%E5%90%88%E5%90%8C%E6%B3%95+%E5%AF%B9%E6%AF%94&btnG=Google+%E6%90%9C%E7%B4%A2&meta=&aq=f&oq=
8. 考中國政法大學民商法研究生應看哪些大家的著作
著作.....應該不復用吧，把法大的考研指制定用書都看了就成了，因為專業課考試的時候政法的考研題偏司考，在熟練掌握相關司考題後再依據指定用書鑽研理論。學說傾向上肯定還是有一點偏向本校，但是堅持自己觀點也無妨。我現在大三，准備考本校，但我都不敢考我們院的研究生，太難，勸你慎重！
9. 中德合同支取有影響嗎
中德合同支取有影響。
合同取得成本是：核算企業取得合同發生的、預計能夠收回的增量成本。（增量成本如銷售傭金、銷售提成，與業績掛鉤，是企業為了取得合同而額外付出的代價。取得的越多，付出的代價越多）
但是，在合同取得前，發生的一些別的成本，如差旅費、投標費、盡職調查費，這些相關費用在發生時計入當期損益。因為這些成本，就算最後沒有取得合同，還是要發生的。
德國學者霍恩指出：「在各種交換性的行為中，買賣是最重要的一種。」（註：〔德〕羅伯特·霍恩：《德國民商法導論》，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1986年版，第126頁。）各國合同法大多將買賣置於各種有名合同之首，表明了買賣合同的重要性。就買賣合同制度而言，中德合同制度各具特色。由於中國合同法大量借鑒了德國合同法的經驗，因此，關於買賣合同的許多規定與德國民法的規定有相似之處。但事實上，我國買賣合同制度除借鑒了德國民法的經驗以外，還吸收和借鑒了兩大法系的經驗以及國際慣例和有關公約的有關規定，（註：例如，在該章中，大量借鑒了1980年《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的規定，也參考了美國統一商法典、國際統一私法協會於1994年頒行的《國際商事合同通則》等。）不僅如此，我國本身已有的有關立法和司法實踐方面的經驗，也為我國買賣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參考和依據。從而使買賣合同制度與德國民法的規定又存在著諸多的區別。下面，謹從四個方面對此作出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