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民法通論

① 為什麼民法沒有起源於中國

所謂民法典的體系，是在採取法典形式時，將調整平等主體之間人身關系與財產關系的、具有內在有機聯系的民法規則或者法律條文以某種邏輯加以安排，從而形成的體系。簡言之，就是將民法的各項規則有機地組合在民法典中的邏輯體系。在我國民法典編纂工程已經啟動的情況下，立法者所面臨的首要課題就是應當如何構建民法典的體系。
一、確立民法典體系的必要性
研究民法典的體系，其根本的目的在於獲得一個關於民法典的完備體系，從而在該體系的支撐下制定出一部具有高度邏輯性與體系性的民法典。可以說，民法典體系的確立對民法典的制定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其原因在於：
首先，體系化與系統化是民法典的內在要求。近代意義上的法典作為最高形式的成文法，是追求體系化與嚴密邏輯性的法典。美國學者龐德認為，法典不同於其他的法律形式在於「它展示了整個既存的法律體系化的模式」。加拿大學者vander linden也認為民法典的本質特徵是指多個部分結為整體之形式的統一性。lobinger也指出法典化不同於一般的立法在於法典「包含了各種有效的控制主體的法律規則的完整性、邏輯性、科學性」。王涌：《私權的分析與建構》，中國政法大學1999年博士論文，結語。民法典就是以體系性以及由之所決定的邏輯性為重要特徵的，體系是民法典的生命，缺乏體系性與邏輯性的「民法典」只能稱為「民事立法的匯編」。換句話說，民法典必須滿足形式合理性的要求，而這種形式的合理性很大程度上就體現在其體系的完整性上。因此，探求民法典的體系，是由民法典自身的內在屬性所決定的。
其次，體系化既有助於在整個民法典的規則制度中充分貫徹民法的各項基本理念（如平等、私法自治、誠實信用、維護交易安全等），又可有效地防止與消除整個法典中並存的各項理念之間的沖突和矛盾。單行的民事立法固然能夠在社會生活中的某一個或某幾個領域內貫徹一項或多項民法價值觀念，但是無法在全部社會生活領域中實現諸多民法基本價值觀念的和諧融洽。例如，現代民法不僅注重對靜態的財產所有權的嚴格保護，也注重對動態的交易安全的維護。當這兩者發生沖突時，現代民法優先保護的是交易安全。此種優先保護交易安全的理念分別體現在民法典的各個編章之中。例如，總則中的表見代理制度、物權法中的善意取得制度、合同法中的無權處分制度等，都體現了優先保護交易安全的價值選擇。因此，只有依據一定的民法典體系將民事法律規范法典化才能夠使民法中的各種價值觀念貫徹如一，並協調它們相互之間的沖突與矛盾。
第三，體系化有助於消除現行民事法律制度的混亂與沖突，將各項法律制度整合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從而建立起內在和諧一致的民事規范體系。由於我國許多單行民事法律和法規都是在改革的不同階段制定的，有些法律僅僅是為了適應改革的特定階段的需求而頒布的，或者是為了適應特定社會經濟環境而採取的權宜之計，因此立法者通常缺乏一種通常的全局性考慮，從而導致了這些法律法規之間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種沖突或者矛盾。在民法典的制定過程中，通過確立民法典的體系，能夠消除現行民事法律制度中的混亂與沖突，將各項法律制度整合為有機的整體，從而實現我國民事法律的統一，建立起內在和諧一致的民事法律規范體系。在民法典的體系建立之後，可以在民事普通法中形成總則與分則相區分的格局，在民事法律內在結構上也可以形成民法典與各個單行的民事立法尤其是商事特別法之間的和諧體系。民法典的體系構建之後，既可以為法官提供一套完整、和諧、清晰的裁判規則體系，也可以為從事民商事活動的當事人提供相應的行為規范體系。體系化不僅有助於消除各項民事法律制度之間的沖突與矛盾，而且通過體系化能夠有效地保障整個民事法律體系中各種概念、規則的嚴謹性與統一性。例如，在我國現行民事立法中，出現了「民事行為」、「民事活動」、「民事法律行為」、「法律行為」等諸多概念，這些概念究竟哪一個是屬概念，哪一個是種概念，它們的內涵與外延如何界定，民法學者都很難理清一個頭緒。這就需要通過法典化來解決民法概念與范疇的嚴謹和統一的問題。
第四，體系化有助於民法規范的遵守與適用。一方面，民法的法典化可以為法官和其他法律工作者適用民法提供極大的便利，民法典優越於判例法的一個重要的特點就在於適用的方便性；另一方面，體系化也將促使法律工作者在適用民法之時形成嚴謹的、體系化的思維觀念。例如在分析具體案件中原告人享有何種請求權時，應當首先判斷原告與被告之間是否有合同關系。如果有，則產生合同法上的請求權，沒有則判斷是否存在無因管理請求權或不當得利請求權，最後才判斷是否存在侵權損害賠償請求權。體系化可以促使法律工作者用體系化的觀念分析解決個案，從全方位的角度解決社會生活中的糾紛。
第五，體系化有助於通過維護民事法律規范的穩定性，最終實現社會生活關系的穩定性及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的可預期性。誠如我國台灣地區學者黃茂榮教授所言，法的體系不但可以提高法之「可綜覽性」，從而提高其適用上之「實用性」，而且可以提高裁判上之「可預見性」，從而提高「法之安定性」，只要由之所構成的體系「圓滿無缺」，則光憑邏輯的運作便能圓滿解答每個法律問題。黃茂榮：《法學方法與現代民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471頁。民法典的體系化就是要將市民社會生活中最基本的規則抽象出來，在民法典中加以規定，通過此種體系的安排使其成為穩定的規則，獲得長久的生命力，不因國家某項政策的隨意改變而發生變動。至於社會生活中的一些特殊領域，則可以通過頒布單行民商事立法加以調整，盡管此種單行立法可能會因時因地發生變化，但是民事社會生活中基本規則卻不會隨意發生變動。從法國、德國等國家民法典的發展歷程來看，雖然社會歷盡變遷，新的法律問題層出不窮，但是由於法典自身的嚴格的體系性與邏輯性，新的問題通常能夠在民法典體系框架內加以解決，民法典依然保持了生命力，歷經百年而巋然不動，這就充分說明了體系性對保證民法典的合理性，從而維系民法典的存續所具有的重要意義。我國目前正處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設階段，因此在我國建立民法典的體系性具有更為突出的現實意義。
二、確立我國民法典體系時的三個宏觀問題
完整的民法典體系絕非朝夕之間可以形成的，而是經過了漫長的歷史演進。早在羅馬法時代，法學家蓋尤斯在《法學階梯》一書中就提出了一種民法典的編纂體例，該體例將羅馬市民法劃分為人法、物法和訴訟法三部分，後被查士丁尼編纂羅馬法大全所採用，後人稱之為「羅馬式」體系。至法國民法典編纂時，羅馬式體例被民法制定者採納，不過，立法者將訴訟法從民法典中分離出去，同時將物法進一步分為「財產法」與「財產權的取得方法」兩部分。在19世紀末，經過了數十年的法典論戰後，德國民法典的起草者採納了由潘德克頓學派所提出的民法典體系，也就是今天所謂的五編制「德國式」模式，更確切地說，是採納了潘德克頓體系中的巴伐利亞式，潘德克頓式體系可分為薩克遜式與巴伐利亞式，前者的編制結構是總則、物權、債權、親屬、繼承；後者的編制結構則是總則、債權、物權、親屬、繼承。兩者的區別在於物權與債權的位置前後不同，這種位置的安排是為了表達主題的不同的重要性。參見徐國棟：「兩種民法典起草思路：新人文主義對物文主義」，載徐國棟主編：《中國民法典起草思路論戰》，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頁。即將民法典分為總則、債權、物權、親屬及繼承五編。潘德克頓的模式後來為日本民法典所繼受。不過，與德國稍有不同的是，日本民法典採納了薩克遜式體例，將物權置於債權之前。20世紀90年代完成的荷蘭民法典在體例上又有重大的改變，法典的起草者巧妙地將法國法模式和德國法模式結合起來之後，同時又大量吸收了英美法系的經驗，創建了民法典的八編模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該法典在債權和物權之上設立了財產權總則，並改造了德國法的總則模式。荷蘭民法典在頒布之後，得到了包括德國在內的許多國家民法學者的廣泛好評。1994年頒布的俄羅斯民法典在體繫上也有了許多新的發展，例如該法典將債法劃分為兩編加以規定，債法總則包括債的一般規定與合同的一般規定，並在總則的民事權利客體內容中規定了知識產權制度。由此表明，民法典體系並非一成不變的，它是一個隨著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而變化的體系。
在我國制定民法典的過程中，如何確定符合我國國情的民法典體系值得進行深入細致的研究。我們認為，就我國民法典體系而言，有三個宏觀性問題值得進行研究，因為對這三個問題的回答決定了未來我國民法典制定的基本思路與框架問題，同時也直接決定了民法典基本結構的安排問題。
（一）完全照搬德國民法典體系還是合理借鑒並有所創新
應當承認，中國自清末變法以來，基本上可以被歸入大陸法系國家。近代中國的民事立法以及民法學說大量吸收了大陸法系國家（如法國、瑞士、蘇聯、日本等）尤其是德國法的概念、規則與制度。舊中國民法學家梅仲協先生曾精闢的指出：「現行民法采德國立法例者十之六七，瑞士立法例十之三四，而法日蘇聯之成規，亦嘗擷一二。梅仲協：《民法要義》，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序言。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從我國民事立法的內容來看，確實大量借鑒了德國法的優秀成果與立法經驗，這是毫無疑問的。然而，這是否就意味我們在21世紀制定中國民法典時，仍還需要僵化地、一成不變地繼承德國民法典的五編制體例呢？許多學者認為，既然我國要採納德國的體系設立總則，那麼就必須完全採納德國民法典的五編制體例。梁慧星：「當前關於民法典編纂的三條思路」，載《中外法學》2001年第1期。我國民法典體系不能去標新立異，而應當完全繼受國外尤其是德國的民法典體系，無須進行任何改動。對此，筆者不敢苟同。
首先，作為潘德克頓學派結晶的德國民法典，其固然具有概念精密清晰，用語簡練明確，體系嚴謹完整等諸多優點，因此雖歷經百年社會變遷，仍不愧為一部偉大優秀的民法典。但是，德國民法典畢竟是百年前的產物。一百多年來，整個世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經濟生活高度復雜化、多樣化，科技發展一日千里，因此，作為經濟生活的基本法，民法的體系與內容理應與時俱進。世易時移，變法宜矣。「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世而制」，在21世紀制定一部中國的民法典就必須要符合中國現實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需要。例如，德國民法典制定之初，人格權尚處萌芽狀態，多數學者連人格權為何物尚且不知，遑論於民法典中加以規定，立法者當然可以對其漠然視之。然而，隨著二戰以後人權運動的發展，在現代社會，人格權已經成為一項與財產權並行的極為重要的民事權利制度，再考慮到我國長期以來存在不尊重人、不把人當人看的現象，以及現實生活中人民群眾對尊重人格權的強烈要求等因素，我們必須認真對待人格權制度在民法典體系中的地位問題。就是在德國，學者也已開始對其民法典進行反思，如德國著名民法學者梅迪庫斯教授認為，民法典「對自然人的規范過於簡單，因此沒有涉及一些重要的人格權」。〔德〕迪特爾?梅迪庫斯：《德國民法總論》，邵建東譯，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4頁。可以說，在我國民法典中建立全面、完善、獨立的人格權制度是我們這個深受數千年封建專制之苦的民族的現實需要！如何有機和諧地將人格權制度融入民法典正是新時代賦予中國民法學者的機遇。如果僅以德國民法典沒有規定獨立的人格權制度為由，而置現實需要於不顧，將人格權制度在民法典中用民事主體制度或侵權法的幾個條款輕描淡寫地一筆略過，這不僅是削足適履，更是放棄了時代賦予當代中國民法學者的偉大機遇與神聖職責！
其次，德國民法本身也不是僵化的、靜止的體系，而是開放的、發展的體系。一百年來，德國民法在不斷地豐富、發展與完善，德國主要通過三種渠道去補充、修正、發展民法典，使其適應社會發展的要求：一是在法典之外製定單行法。例如，為調整隨著科技發展而大量涌現的危險責任問題，德國在民法典之外陸續頒布了《航空法》、《道路交通法》、《聯邦水利法》等大量的單行法；邱聰智：《民法研究》（一），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50～254頁。二是通過法院的判例修正、補充民法典。例如，德國民法典制定之時為了有效地保障個人的自由，防止行為人動輒得咎，通過規定第823條與第826條而對侵權法的保護范圍作出了嚴格的限定。但是，此種限定卻導致隨著社會發展而出現的一些新型侵權行為（如過失性虛假陳述、產品缺陷致人損害）無法受到侵權法的調整，以致不得不創造出締約過失責任、附保護第三人的契約、默示信息提供契約、交易安全義務等諸多理論，由法院以判例的方式運用這些理論去改變、補充、發展甚至糾正、修正民法典。三是修改民法典。德國為了適應歐盟民事法律的統一已對本國法律作出了一些相應的修改，其中最明顯的就是2002年1月1日施行的《德國債法現代化法》。該法出台的直接動因就是歐盟關於消費品買賣的1999/?44號指令。德國學者文德浩教授稱，債法現代化法是德國民法典自1900年生效以來最為深刻的一次變革，它動搖了德國民法的教條理論大廈的支柱，震撼了那些最為直接地繼受了羅馬法的教義。〔德〕克里斯蒂阿妮?文德浩：「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新債法」，載《德國債法現代化法》，邵建東等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頁。這些都表明了德國民法本身也是在不斷充實、發展以及完善的，而非僵化的、靜止的。
再次，經濟全球化的趨勢日益加深，從而使得各個法系之間出現了融合的趨勢。這主要表現在：在經濟日益全球化的條件下，作為交易的共同規則的合同法以及有關保險、票據等方面的規則日益國際化。英美法受大陸法的影響，日益注重成文法的制定，大陸法系國家的民商法又深受英美法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信託法的制定、侵權法中引入產品責任、醫療過失責任預期違約和根本違約責任等，此外，通過一些國際公約努力將大陸法與英美法加以整合。例如，1980年的《聯合國國際銷售合同公約》、1994年國際統一私法協會制定的《國際商事合同通則》，1985年有關國際機構制定的《海牙信託法公約》等。所有這些現象都表明，因此兩大法系的融合是某種必然的趨勢。謝哲勝：《財產法專題研究》（三），元照出版社2002年版，第19～29頁。正因如此，我們在制定民法典時不能囿於德國的經驗，而應當廣泛吸收借鑒世界各國民事立法中的經驗與成果。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在制定民法典的過程中應當立足於我國實踐，本著兼收並蓄，取菁去蕪的思想，胸懷海納百川的氣度，廣泛吸收借鑒各國民法的優秀經驗，而不是狹隘、盲目地崇拜德國法，受教條主義或本本主義的束縛。惟其如此，我們才能制定出一部符合中國國情、反映時代需要、面向21世紀的民法典，才能真正提升我國民法教學與研究的水平，為世界法學的發展作出我們應有的貢獻！
（二）民商合一還是民商分立
我們在構建民法典體系的時候必須要解決這樣一個重大問題，即我國民法究竟是採納民商合一還是民商分立的立體體例？所謂民商合一就是指，制定一部民法典將其統一適用於各種民商事活動，不再單獨制定一部商法典。而民商分立則意味著嚴格區分民法與商法，在民法典之外還要制定一部單獨的商法典。民商分立的體制最早起源於法國，法國於1804年制定了民法典，在1807年又頒布訂立商法典，從而開創了民商分立的先河。在19世紀末期和20世紀初，有相當多的大陸法系國家在立法時都採納了民商分立的立法體例。然而，到了20世紀初瑞士制定民法典時，在民法典中包括了公司法、商業登記法等商法的內容，從而實現了民商合一的立法體例。謝懷：《外國民商法精要》，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57～58頁。
民商分立和民商合一這兩種體制優越性，在大陸法系學者之間從過去到現在都一直存在激烈的爭論。但是，我們認為，在我國制定民法典時應當採納民商合一的立法體例。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幾點：
首先，誠如我國著名民法學家謝懷先生所言，民商分立的制度並不是一個純粹的理論問題，而是歷史上演變的結果。謝懷：《外國民商法精要》，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頁。它並非如我國某些學者所認為的那樣，是基於科學的理論研究的產物。因此，從民商分立體制產生之初，理論界對於民法與商法的范圍就沒有嚴格的區分。一些學者或採用主體標准，即商人與非商人的區分；或採用客體標准，即商事行為與民事行為的標准；或採用主體與客體相結合的雙重標准，對民法與商法的范圍加以界分，但是這些標准都無法從體繫上理清民法與商法的分工。實際上，民法與商法都是規范調整市場經濟交易活動的法律規則，本質上並無差異，在立法上無法作出區分。
其次，在歷史上，商法獨立於民法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在中世紀的時候存在商人這樣一個獨特的社會階層，需要確立特殊的規則解決商人之間的糾紛。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商人作為特殊的階層已經不復存在，所有商事糾紛、民事糾紛都應當統一提交法院或者仲裁機構加以解決，因此商法已經失去了獨立存在的經濟基礎。如果商法側重於保護法律所規定的商人的利益，只能依據特定的職業把人分成不同的種類，這與人格平等的原則是相矛盾的。隨著商人特殊利益的消失，民法既可以保護一切人，也可以避免在一方為商人，一方為非商人的法律關系中因民商分立而造成的法律適用上的困難。應當看到，在現代市場經濟社會中，存在的主要不是商人與非商人的對立，而是生產者與消費者、雇員與僱主的對立，所以民商分立的意義正在被極大地減弱，相反一些特殊的法律領域如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勞動法的重要性愈來愈凸顯，這也是現代法律發展的一個趨勢。
再次，民商合一適應了社會商品經濟發展的需要，反映了社會化大生產的要求，因而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近代和當代許多國家和地區都開始推行民商法的統一。從1865年起，加拿大的魁北克省在其民法典中對某些商事內容作了規定，放棄了在民法典之外再制訂商法典的做法。1881年，瑞士制訂出一部債法典，這部法典既有民事的又有商事的規范。荷蘭從1934年起實現了民法與商法的實質上的統一，規定商法典的條款適用於所有的人，並適用於一切行為。1942年，義大利在一部民法典內對民法與商法的內容作了規定。巴西也已開始按照瑞士的模式改革私法體系，從而促進民商的合一。最近十幾年來所頒布的民法典基本也都採用的是民商合一的體制，例如1994年、1996年先後頒布的俄羅斯民法典第一部分與第二部分都將票據、保險等商事規范統一納入民法典。可以說，民商合一的立法體例是現代市場經濟下民商事立法的一個總的發展趨勢。
第四，民商合一的實質是將民事生活與整個市場所適用的共同規則和制度集中規定於民法典，而將適用於局部領域或個別市場的規則，規定於各個民事特別法。梁慧星：《民法總論》，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頁。因此，採用民商合一體例，首先意味著在民法典之外不再單獨制定商法典，確切地講，是不制定單獨的商法總則，而將傳統商法總則中商事主體、商事行為、商事代理、商事權利等內容納入到民法典相應各篇章中。申言之，採用民商合一體例並非像《義大利民法典》那樣，把一些商事特別法統統規定在民法典之中，而是承認公司、海商、保險等商事特別法的存在。在此種模式下，所有的商事特別法規定的行為都可以統一適用民法典總則的規定，商事主體適用民事主體的規定，商事行為可以適用民事法律行為的規定，訴訟時效適用統一的民事訴訟時效的規定，商事代理可以適用代理的規定，民商合一的主要意義就在於此。在商事特別法單獨制定之後，其與民法典的關系是普通法與特別法的關系，因此按照特別法優先於普通法的原則，應優先適用商事特別法。例如就法人的問題而言，首先應當適用公司法，如果公司法中沒有相應的條款可供適用的話，應當適用民法的關於法人的規定。如果把商事特別法都匯編到民法典中，民法典的體系就無從談起。
此外，在強調民商合一的同時，我們也應當看到民商法之間的協調與統一，這一點常常是採納民商合一的國家碰到的一個難題，也是強調民商分立的學者的理由之一。不過，在我國，立法已找到了協調民商法關系的辦法，尤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以下簡稱「合同法」)的制定，使得民法與商法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提供了民商合一的典範。合同法採取了三種方法很好地處理了民法與商法之間的矛盾：第一，在某一類合同中同時規定由所謂商人參與的合同關系和非商人參與的合同關系，並確立不同的規則。如《合同法》第十二章「借款合同」中明確規定了公民之間的借款關系和銀行參與的信貸關系。對於前者，如果合同中並未約定支付利息或者約定不明，則視為不支付利息；對於後者，如果沒有約定或約定不明，則應支付利息，利率按照中國人民銀行規定的貸款利率上下限加以確定。第二，在某一類合同中僅規定由所謂商人參與的合同關系，忽略沒有商人參與的另一種關系，或者相反。如《合同法》第二十一章「委託合同」中只規定了商事委託合同。第三，不區分民事規則與商事規則，用統一規則來統一調整，有例外情形的，適用例外性規定，如關於合同行為形式、瑕疵通知義務的規定。既然，我國現行立法已經解決了民商合一體制下遇到的技術性方面的問題，因此也沒有必要僅僅因為商事規則的特殊性而單獨制定一部商法典。
（三）民法典與民事單行法的關系
民法典與民事單行法的關系是我國民法典體系構建中的一大難題。2002年12月22日我國第一部民法典草案——《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草案）》——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這部草案在總則之外規定了八編，分別是：物權、合同、人格權、婚姻、收養、繼承、侵權責任、涉外民事關系的法律適用。此種立法體例中爭議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哪一些民事單行法應當被納入民法典，哪一些不應當被納入。例如，有的學者認為，收養法不應當納入民法典中；也有些學者認為，各種知識產權法如著作權、專利法等應當納入到民法典中；還有的人認為，信託法、勞動法等也應在民法典中加以規定，並獨立成編。
應當看到，民法典的體系並非封閉的，而是開放的。目前民法典草案的九編制體例既非十全十美，也不是民法典體系的終結。法典的體系常常會隨著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而變動，如果將來因社會經濟生活的發展的需要，確實有必要將某些重要的民事單行法納入到民法典的體系當中，那麼屆時對民法典體系作出突破也是可以的。但是，我們必須看到，民法典不是無所不包的、龐雜的法律匯編，否則民法典的體系將不復存在，法典編纂的意義也就大打折扣了。一部缺乏科學體系的民事法律匯編並非民法典，法典編纂與法典匯編的最大區別就在於：前者是通過科學的嚴謹的體系將民事法律規則加以統一整合，而後者僅僅是將民事法律規則簡單地加以排列組合。編纂民法典絕不意味著任何屬於民事方面的法律制度都應當盡可能地納入到民法典中。世界各國的民法典都不存在將所有的民事法律制度都加以容納的情形。世界上不存在著包羅萬象的、無所不包的民法典。這就需要我們正確地處理好民法典與民事單行法的相互關系。我們認為，在制定中國民法典時，為了正確處理好民法典與民事單行法的關系，我們應當注意以下四點：
第一，民法典在整個民事立法體系中處於最一般、最基礎的立法地位，因此民法典必須保持高度的穩定性，並使調整的內容具有一般的公正性，但是這樣一來就必然以放棄變化多端的生活關系本身所要求的細致化、放棄對具體案件作出公正的處理為代價，〔德〕卡爾?拉倫茨：《德國民法通論》（上冊），謝懷等譯，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頁。為此立法者常常具有在法典之外頒布單行法的沖動。但必須處理好民法典與民事特別法的關系。只有那些社會生活中普遍適用的、最基本的規則才應當由民法典加以規定，而那些技術性很強的問題，或者僅僅是特定的職業群體或者生活領域中的問題應由民事單行立法加以調整，不應當納入民法典。例如，物權法主要調整的是人們對有形財產進行佔有、使用、收益、處分的關系，這是市場經濟普遍需要的；而信託法調整的信託關系不是普遍的關系，而是在特殊情形下產生的，信託法的規則是物權法的特別規則，因此物權法應納入民法典，信託法則不應納入。
第二，民法典主要應包括具有長期穩定性和具有普遍適用性的規則與制度。作為最高形式的成文法，民法典必須保證最大程度的穩定性，不可能頻繁地修改或者廢除，這種穩定性正是民法典相應功能的基礎。民法典中一些規則甚至是歷經千百年來實踐的檢驗的，至於那些隨著社會經濟生活常常會發生改變的法律規則，應當由民事特別法加以規定。例如，法人制度中法人成立的基本條件等規則具有長期的穩定性，應由民法典加以規定，而至於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冊資本等其他的成立條件，由於會隨著國家經濟政策的變化而發生改變，因此應由公司法、證券法等民事特別法加以規定。

② 寫一篇法律專業畢業論文，關於用益物權的。請高人指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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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用益物權的內容

摘 要：所有權包括佔有、使用、收益、處分四項內容，用益物權作為以所有權為基礎而產生的物權，其內容亦包括這四項內容。本文認為，用益物權的佔有權能通常體現為直接佔有，在特殊情況下也表現為間接佔有；用益物權的使用權能包括生活性使用、經營性使用、公益性使用三種形式；用益物權的收益權能雖是重要權能，但並不是各類用益物權的共有權能；用益物權的處分權能體現為法律上的處分而不包括事實上的處分。

關鍵詞：用益物權、佔有權能、使用權能、收益權能、處分權能

用益物權的內容，也就是用益物權的權能。關於用益物權的內容，理論上存在著不同的看法，有二權能說、三權能說、四權能說等不同的主張。我認為，用益物權因種類的不同，其內容會存在著差別。但就用益物權的整體而言，其內容應當包括佔有、使用、收益、處分四項權能。當然，這並不等於說每一種具體用益物權的內容都包括這四項權能，具體用益物權的權能只能依該用益物權的特點而定。

一、用益物權的佔有權能

佔有是對物的實際管領和控制。在一般情況下，用益物權的標的物只有在移轉佔有歸用益物權人時，用益物權才能夠行使和實現。例如，不轉移土地的佔有，建設用地使用人就不能在土地上營造建築物；不移轉農地的佔有，土地承包經營權人就無法耕作土地。那麼，用益物權的佔有權能是限於直接佔有，還是包括間接佔有呢？對此，學者的意見不一。有學者認為，用益物權的佔有權能應僅限於直接佔有，間接佔有因不直接佔有實體物，無從加以使用收益；[①]也有學者認為，在用益物權中，標的物必須移轉給用益物權人佔有，包括直接佔有和間接佔有。[②]我認為，用益物權的實現通常須以直接佔有標的物為前提，但在用益物權的存續期間，用益物權並不以直接佔有標的物為必要。在實踐中，用益物權人為了取得更大的收益，或者基於其他原因，也可以將用益物轉移給其他人佔有。因此，用益物權中的佔有權能通常表現為直接佔有。但在特殊情況下，用益物權的佔有權能也可以表現為間接佔有。例如，在典權中，典權人承典房屋後在不轉移直接佔有房屋的情況下，即將該房屋出租給他人，典權人僅取得了出典房屋的間接佔有。因為出租典物是典權人的一項權利，也是一種使用收益的方法。再如，建設用地使用人將建設用地使用權出租，用益物權人對土地的佔有也屬間接佔有。

佔有權能是用益物權的基本權能，是使用、收益權能的基礎。外國法上的地上權、永佃權、用益權、使用權與居住權等，我國法上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建設用地使用權、宅基地使用權等，都具有佔有的權能，當無疑問。但是，地役權是否具有佔有的權能，學者間則存在不同的看法。有學者認為，無論是積極地役權還是消極地役權、繼續地役權還是非繼續地役權、表見地役權還是非表見地役權，均不以佔有供役地為前提，地役權並不包括佔有的權能；[③]有學者認為，地役權包括佔有的權能。[④]我認為，地役權的種類不同，其是否具有佔有權能的情形也不同。有的地役權沒有佔有權能，如眺望地役權、採光地役權等，就沒有佔有的權能；有的地役權則具有佔有權能，如引水地役權、排水地役權、搭梁地役權等，就具有佔有的權能。因此，一概否定地役權的佔有權能是不妥的。那麼，地役權的佔有權能是否具有獨占性呢？對此，學者間的認識也有分歧。有學者認為，地役權的佔有權能沒有獨占性。故地役權人不僅可與供役地人共同使用同一土地，而且也可以與其他地役權或其他用益權人共同使用同一土地。[⑤]我認為，地役權的佔有權能是否獨占性，也不能一概而論。通常情況下，地役權的佔有權能沒有獨占性，但這並不排除在特定情形下，個別地役權的佔有權能具有獨占性。例如，根據個別地役權的特質，如不具有獨占性則無法行使地役權的，則該地役權的佔有即具有獨占性。同時，如果當事人約定地役權人的佔有具有獨占性的，則佔有權能即具有獨占性。

既然用益物權的標的物通常需要由用益物權人直接佔有，那麼，標的物轉移佔有的方式除現實交付外，簡單交付、佔有改定、指示交付等觀念交付是否允許呢？所謂簡易交付，是指以當事人雙方設定物權的合意代替該財產現實移轉佔有的交付方式。可見，簡易交付就是簡化了的現實交付，因此，簡易交付對用益物權標的物的佔有移轉也是適用的。例如，某甲將自己的房屋借給某乙使用，後雙方協商就此房屋設定居住權或典權，則雙方達成居住權或典權合意後，該房屋即視為交付佔有。所謂佔有改定，是指物權的設定人仍直接佔有標的物，而由權利人間接佔有該標的物。例如，某甲將房屋出典給某乙，同時又約定某甲再租賃30天。可見，在佔有改定的情況下，標的物的直接佔有並沒有發生移轉，用益物權人僅取得了標的物的間接佔有。這種以佔有改定方式交付標的物的，也是應當允許的。當然，對於建設用地使用權、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而言，佔有改定的交付方式通常是不允許的。所謂指示交付，是指當財產由第三人佔有時，物權設定人以對於第三人的返還請求權讓與受讓人，以代現實交付。例如，某甲將房屋出借給某乙，然後又將該房屋為某丙設定居住權或典權。那麼，某甲能否以對某乙的房屋返還請求權讓與某丙以代替房屋的交付呢？對此，有學者認為，在用益物權設定後，如果設定人將對第三人行使的返還請求權移轉給用益物權人，即移轉間接佔有時，也必須由用益物權人行使該返還請求權以取得對物的直接佔有，由其在實體上支配標的物。[⑥]這種觀點雖有自相矛盾之處，但實際上是承認了指示交付的有效性。我認為，指示交付也可以適用於用益物權標的物的移轉佔有。但是，如果因用益物權設定人的原因，導致用益物權人不能行使返還請求權或行使返還請求權無效果時，應由用益物權設定人對用益物權人所受到的損失承擔賠償責任。當然，以佔有改定、指示交付方式移轉用益物權標的物佔有的，不能違反法律的規定或者用益物權的設定目的。

二、用益物權的使用與收益權能

用益物權是以使用收益為目的而設定的用益物權，因此，可以說，使用與收益是用益物權的核心權能。

使用是指按照物的性能和用途，對其加以利用，以滿足生產和生活的需要。用益物權的使用權能系對物的具體利用，本質上是實現物的使用價值，故使用權能是一種事實上的權能。使用是直接作用於用益物權標的物上的權能，是各類用益物權所共有的權能，因此，在德國民法上，用益物權在法學中的直接意義就是使用權，即以使用為目的而利用他人之物的物權。[⑦]用益物權的使用主要有三種表現形式：一是生活性使用，即用益物權人為滿足自己的生活需要而使用用益物。生活性使用一般為單純使用標的物，不伴隨收益權能。例如，宅基地使用權人對宅基地的使用，居住權人對房屋的使用等，都屬於生活性使用。二是經營性使用，即以營利為目的而使用用益物。經營性使用由於是出於營利目的，因此，常伴有收益的權能，有時也有處分的權能。例如，土地承包經營權人對土地的使用，其目的在於獲取一定的農產品；建設用地使用人在土地上開發建築房屋，其目的在於出售房屋而營利。因此，這些使用都屬於經營性使用。當然，當建設用地使用權人將所建築的房屋出售後，房屋所有人因居住房屋而使用建設用地的，則屬於生活性使用。三是公益性使用，即用益物權人是出於公益目的而使用用益物。例如，建設用地使用權人的用地屬於教育、科技、文化、衛生、體育用地的，這種使用即為公益性使用。

根據《德國民法典》第100條規定：「收益是指物的或者權利的果實以及依物的或者權利的使用方法所取得的利益。」因此，收益是指收取標的物所產生的經濟利益。這里的經濟利益范圍相當廣泛，不僅包括天然孳息和法定孳息，而且包括在實際生產經營活動中所產生的各種利益。關於收益權能在用益物權權能中的地位，理論上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種觀點認為，用益物權應當兼具使用和收益兩項內容或目的；[⑧]另一種觀點認為，用益物權不必同時兼具使用和收益兩項內容或目的。[⑨]我認為，通過具體分析各種用益物權，可以發現，用益物權的使用權能、收益權能有如下三種情況表現形式：一是僅有使用權能而無收益權能，如宅基地使用權、地役權、居住權一般無收益權能；二是僅有收益權能而無使用權能，如農村土地承包權人轉包後，即僅有收益權能而無使用權能；三是既有使用權能又有收益權能，這種情況最為常見，如建設用地使用權、土地承包經營權等。可見，收益權能並不是各種用益物權所共同具備的權能。至於何種用益物權具有收益權能，則應根據具體情況而定。

三、用益物權的處分權能

在用益物權中，用益物權人除對用益物享有佔有、使用、收益的權能外，是否還包括處分權能呢？對此，理論上有不同的認識。一種觀點認為，用益物權的權利內容不包括處分權，其內容為對於標的物的佔有、使用、收益，不包括法律上的處分。具體而言，在用益物權設定後，物之所有人並沒有將其所有權的處分權能移轉給用益物權人。用益物權人雖然不具有對標的物的處分權，但土地使用權、典權等可以轉讓，也可以設定抵押，對用益物權本身進行處分。[⑩]另一種觀點認為，就法律處分而言，用益物權人對用益物沒有移轉所有權的處分權，但權利人有權利處分權，即移轉權利和設定負擔的權利，如轉讓、設定抵押等；就事實處分而言，因事實上的處分權能往往是對物加以利用的條件，使用和收益權能在很多情況下是與事實處分權能相結合才能實現。例如，為了在土地上營造建築物、種植糧食，就必須對土地進行打地基、翻土、修田壟等，這就屬於對土地的事實上的處分，不許為這樣的處分對土地的利用就是不可能的。因此，用益物權中是應當包含對物的事實上處分的內容的。[？]還有一種觀點認為，討論用益物權處分權能時，通常討論的是權利人能否對其享有的用益物權的標的物加以法律上或事實上的處分。從這一角度出發，就法律上的處分而言，用益物權人不能對標的物進行法律上的處分；就事實上的處分而言，為了使用和收益的目的，法律一般允許用益物權人對標的物進行改良或保存行為，但不允許對其標的物進行顯著的變更或毀損。當然，這種觀點也不否定用益物權人對用益物權本身的處分權能，即除非法律特別規定或者權利性質的特殊要求，權利人原則上可以對權利本身進行處分。[？]可見，這種觀點是以對用益物的處分為前提來討論處分權能的。

從上述各種不同的觀點來看，其存在分歧的原因在於對於處分的理解有所不同。因此，應當首先明確處分的含義和對象。德國著名學者拉倫茨教授指出：「處分行為是指直接作用於某項現存權利的法律行為，如變更、轉讓某項權利、在某種權利上設定負擔和取消某項權利等。處分的對象永遠是一項權利或一項法律關系。所有權人處分其所有權的處分行為，如移轉動產上的所有權以及在所有權上設定有利於第三人的限制物權（如設定用益權、抵押權或質權）等。」[？]關於處分的對象（標的或客體）問題，涉及到權利客體問題。對此問題，拉倫茨教授從三個層次上進行了分析。第一層次的權利客體即第一順位的權利客體，是支配權或利用權的標的，屬於狹義的權利客體。這一順位的權利客體是有體物以及在其上可以有效成立一個第三人的支配權或利用權的無體物，因此，屬於某人所有的物就是第一順位的權利客體。第二層次的權利客體即第二順位的權利客體，是權利主體可以法律行為予以處分的標的。這一順位的權利客體是權利和法律關系。德國民法在使用「標的」（標的物）這一詞語時，總是把它和一個處分的法律行為、或者與一個處分權結合在一起，這就是第二順位的權利客體，也就是處分標的的意思。因此，在某物上存在的所有權作為處分的標的（可以處分的對象）就是第二順位的權利客體。從這個意義上說，在所有權中，所謂的處分應是對所有權的處分，而不是指對所有物的處分。第三層次的權利客體即第三順位的權利客體，是指作為一個整體並且可以被一體處分的某種財產的權利或者某種特殊財產的權利。因此，財產本身並不是一個統一的處分的標的。[？]從拉倫茨教授關於權利客體的三層次論述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發現，處分的標的只能是權利或法律關系，而作為第一順位的權利客體是不能作為處分標的的。當然，拉倫茨教授所指的處分，是僅就法律上的處分而言的。若就事實上的處分而言，處分權能應指向物本身。

在我國民法上，學說上一般認為處分是所有權的核心權能，因此，只在論述所有權的權能時加以說明。我認為，處分作為支配物的一種表現形式，不為所有權所獨有，用益物權和擔保物權也應具有處分權能，只是它們的表現形式有所不同而已。通說認為，處分不僅包括事實上的處分，也應包括法律上的處分。事實上的處分是指對物進行消費，即通過事實行為使物的物理形態發生變化，從而滿足人們的需要；法律上的處分是指對物的權利的處置，即通過法律行為使物的權利狀態發生變動。拉倫茨教授所指的處分，指的就是法律上的處分。法律上的處分有狹義與廣義之分。狹義的法律處分，是指對標的物的權利（如所有權、用益物權、擔保物權）的處分；廣義的法律處分，除包括狹義的法律處分外，還包括對標的物設定負擔，如在標的物上設定用益物權、擔保物權等。

基於上述分析，我認為，在物權的處分權能上，法律上的處分的對象應是權利，而事實上的處分的對象是物本身。在這個前提下，我們可以具體分析用益物權的處分權能問題。

就法律上的處分來說，如前所述，它包括兩種情況：一是對權利的處分；二是對權利設定負擔。就對權利的處分而言，用益物權人自然不能享有處分用益物所有權的權利，否則即構成無權處分。但是，用益物權人應當享有對用益物權的處分權能，即有權將用益物權移轉給他人。因為用益物權是一種非專屬的財產權，通過處分用益物權可以實現用益物權人設定權利的目的。「處分權的缺失有悖於用益物權的支配權屬性，會影響到物的使用權效率。」 [？]因此，法律應設計具體的規范調整用益物權的移轉問題。當然，法律也可以根據某種特殊的原因，限制用益物權的移轉，如居住權就是一種不具有移轉性的用益物權，宅基地使用權在轉移時也受到嚴格的限制。就對權利設定負擔而言，用益物權人有權以用益物權為客體設定抵押、租賃等權利。例如，我國現行法規定的國有土地使用權可以設定抵押，也可以出租。那麼，用益物權人是否享有在用益物上設定負擔的權利呢？對此，有學者認為，用益物權人不可以就標的物設定地上權、地役權、抵押權，但可以在其享有的用益物權上設定次用益物權，該次用益物權是以既存的用益物權為其客體的。[？]我認為，由於用益物權人對用益物只享有定限物權而沒有所有權，所以，用益物權人一般不能以用益物為客體設定負擔，如以用益物為客體設定地上權、抵押權、租賃權等權利。但是，在某些特殊情況下，基於用益目的的需要，用益物權人也可以在用益物上設定負擔。例如，用益物權人可以就用益物為他人設定地役權，典權人可以就典物設定典權即轉典。應當指出的是，在這些情況下，用益物權人所設定的用益物權的客體並不是原用益物權人所享有的用益物權，它的客體與原用益物權的客體是相同的，都是原不動產。

就事實上的處分來說，由於它是對標的物進行實質上的變形、改造或毀損，因而，一般情況下，這種處分權能非屬所有人不可，除非法律另有規定。如前所述，有學者認為，用益物權人對用益物也享有事實上的處分權能。對此，我持有不同的看法。盡管用益物權人對用益物加以利用往往需要對物進行一定的變形、改造，如建造房屋需要打地基、耕植農作物需要修田壟等，但這實際上是用益物權人實現使用、收益權能的前提條件，是用益物利用的一種形式，屬於用益物的改良行為。用益物的改良與用益物的事實上的處分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德國民法典》第1037條第款規定：「用益權人無權對物進行改造或者重大變更。」第2款規定：「在不對土地的經濟用途進行重大變更的范圍內，土地的用益權人可以為了採掘岩石、砂礫、沙士、粘士、陶士、泥灰岩、泥炭或者其他土壤成分而設置新設備。」前者規定的用益物的事實上的處分，屬法律禁止之列；後者規定的是用益物的改良，屬法律允許之列。[？]

注釋：

[①] 溫世揚、廖煥國：《物權法通論》，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394頁。

[②] 屈茂輝：《用益物權制度研究》，中國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第7頁。

[③] 劉凱湘：《論基於他物權的物權請求權》，載《法學論壇》2003年第2期，第33頁。

[④] 謝在全：《民法物權論（中）》（修訂三版），台灣文太印刷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226頁；陳華彬：《物權法原理》，國家行政學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553頁。

[⑤] 溫世揚、廖煥國：《物權法通論》，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471頁；陳華彬：《物權法原理》，國家行政學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553頁。

[⑥] 錢明星：《我國用益物權體系研究》，北京大學2001年博士學位論文，第12頁。

[⑦] 孫憲忠：《德國當代物權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30頁。

[⑧] 江平主編：《民法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95頁。

[⑨] 屈茂輝：《用益物權論》，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頁。

[⑩] 王利明：《物權法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412頁。

[？] 錢明星：《論用益物權的特徵及其社會作用》，載《法制與社會發展》1998年第3期，第18頁。

[？] 尹飛：《物權法·用益物權》，中國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頁。

[？] [德]卡爾·拉倫茨：《德國民法通論》，王曉曄等譯，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36頁。

[？] [德]卡爾·拉倫茨：《德國民法通論》，王曉曄等譯，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78—379頁。

[？] 錢明星、李富成：《中國物權法的觀念》，載蔡耀忠主編：《中國房地產法研究》（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19—120頁。

[？] 錢明星：《我國用益物權體系研究》，北京大學2001年博士學位論文，第8、12頁。

[？] 我在給研究生講課，有學生認為物的改良行為應屬於事實處分的下位概念，因此，對用益物的改良即屬於事實上的處分。但我認為，物的改良與事實上的處分是不同的。前者是在不毀損物的本體的情況下，對物加以改善，以使其增加價值和使用價值，如為房屋的客廳鋪設地板；而後者是對物的本體的毀損或變更，或將房屋拆除。因此，應當將物的改良與事實上的處分區分開來。也正因為如此，我認為，所有權的權能不僅包括佔有、使用、收益、處分，還包括改良等其他權能。

其它相關：

http://www.civillaw.com.cn/article/default.asp?id=17466
論用益物權制度的發展趨勢

http://www.lunwentianxia.com/proct.free.8113507.1/
論用益物權的效力

僅供參考，請自借鑒

希望對您有幫助

③ 存疑讀書法 作文

存疑讀書法，應該是邊看書，一邊對不懂的地方進行提問，同時對與文章有關的，感興趣的地方進行了解，這樣，自己懂得就會越來越多，知識面就越廣。這樣，運用到作文中就會更加靈活，還有五步讀書法，向你推薦一下：

瀏覽：這是讀書的第一步，當拿到一本書後，首先應概要地讀一讀該書的提要、目錄，以便以該書有個大體的了解。

發問：這一階段，要讀書中各章節的標題以及章節承上啟下的內容，一邊粗讀一邊提問。這樣可以激發學習興趣，促進自己的鑽研。（就是你提問的存疑讀書法）

閱讀：如果說瀏覽、發問敲開了書本知識的大門，閱讀則是登堂入室。閱讀就是從頭到尾細讀，對重要、難解部分反復讀。在閱讀過程中，要做到眼到、口到、心到、手到，也就是邊讀、邊思考、邊圈點、邊畫杠杠。要盡可能將自己原有的知識和新知識結合起來，寫眉批寫心得，做讀書筆記。以保存「知識印象」。

復述：即「回憶印象」，如俗話說的「過電影」。離開書本。回憶書中的內容，看自己發問 題目上否獲得了正確的理解。這是自我檢查學習效果的方法，也是鞏固記憶的手段。

復習：一般在復述後一、二天內進行，隔一段時間再重復一次，可以鞏固已有的知識，又能溫故而知新，從中獲得新的體會。

④ 有沒有比較專業的講述 法律關系分析法 這一民法案例分析方法的書

關於法律關系，可以參看拉倫茨的《德國民法通論》下冊，全都是法律關系。龍衛球的《民法總論》也有相當大的篇幅介紹這一理論。專著方面，德文、日文、法文、義大利文都有一些，不過國內不一定好找。德文如弗盧梅的《法律關系》（Werner Flume，Allgemeiner Teil des Burgerlichen Rechts，Band Ⅱ，Das Rechtsgeschaeft），日文如岡松參太郎的《法律行為論》、 山下末人的《法律行為論の現代的展開》，義大利文的如貝蒂的《法律行為的一般理論》（Emilio Betti，Teoria generale del negozio giuridico）等等。這些對深化法律關系的認識很有裨益。
至於法律關系分析方法，這是民法解釋學的重要內容之一，不知具體需要哪方面的內容。只是關於請求權基礎嗎？這方面我見過幾篇博士論文，如段厚省等人的。

⑤ 邵建東的主要學術成果

1、《德國新史》（與陳曉律合著），香港開明書局1991年版，台灣1993年重印。
2、《競爭法研究》（與戴奎生、陳立虎合著），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1993年版（本書獲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三等獎）。
3、《東亞法律經濟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與丁邦開、戴奎生共任主編），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1993年版。
4、《中國競爭法》，獨著，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Unternehmensgruppen und Zusammenschlusskontrolle in China: Empfiehlt sich eine Regelung nach deutschem Modell?》, Peter Lang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1996.
6、《中德商法熱點問題研究》（主編，列第二），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7、《中德法典編輯與法律繼受》（主編，列第二），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8、《德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研究》，獨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9、《Chinesisches Zivil- und Wirtschaftsrecht》 (Hrsg.), Institut für Asienkunde, Hamburg 2001。
10、《Chinesisches Zivil- und Wirtschaftsrecht》 (Hrsg.), Institut für Asienkunde, Hamburg 2001。
11、《德國法學教育的改革和律師職業》，編譯（著），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12、《德國民法總則編典型判例17則評析》，編著，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1、《德國的康采恩與康采恩立法》，載《國外社會科學信息》1993年第4期。
2、《從德國康采恩法看中國企業集團的法律問題》，載《中德經濟法研究所年刊》1993年。
3、《論德國合同法中的合同自由原則和社會約束原則》，載《南京大學法律評論》1994年創刊號。
4、《析德國競爭法對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控制》，載《法學雜志》1994年第4期。
5、《論德國民法中的可撤銷法律行為》，載《南京大學法律評論》1994年秋季號。
6、《德國康采恩法研究》，載《現代法學》1994年第6期。
7、《論可撤銷的法律行為：中德民法比較研究》，載《法律科學》1994年第5期。
8、《德國環境責任法中的損害賠償責任》，載《國外社會科學信息》1994年第5期。
9、《論不正當競爭行為的民事責任》，載《法學》1994年第8期。
10、《論不正當競爭行為的一般構成要件》，載《中德經濟法研究所年刊》1994年。
11、《反不正當競爭法中的一般條款》，載《法學》1995年第2期。
12、《德國競爭法對中小企業的特殊規定》，載《南京大學法律評論》1995年春季號。
13、《不正當競爭民事責任應采推定過錯責任》，載《法學與實踐》1995年第2期。
14、《德國反壟斷法對卡特爾的規定》，載《法學雜志》1995年第3期。
15、《論意思表示的發出與送達――德國法的啟示》，載《外國法譯評》1995年第3期。
16、《Irrefuehrende Werbung als unlautere Wettbewerbshandlung im chinesischen UWG》, in: GRUR Int. 10/1995.
17、《論意思表示的解釋》，載《南京大學法律評論》1996年秋季號（本文被人民大學資料復印中心製作成民商法類學術卡片）。
18、《德國法學教育制度漫談》，載《南京大學法律評論》1996年秋季號。
19、《德國民法中附保護第三人效力的合同》，載《比較法研究》1996年第3期。
20、《論僱主責任》，載《南京大學法律評論》1997年春季號（本文被人民大學資料復印中心製作成民商法類學術卡片，並被人民大學資料復印中心《民商法學》1997年第9期全文轉載）
21、《德國民法典與中國民事立法》，載《中德經濟法研究所年刊》1996/1997合刊。
22、《規范企業合並――德國反壟斷法的啟示》，載《國際貿易》1998年第4期。
23、《論舊中國民法繼受德國民法的原因》，載《南京大學法律評論》1998年春季號。
24、《外國反壟斷法對名牌商品的特殊保護》，載《外國法學研究》1998年第1期。
25、《中國法律對企業合並的控制》，載王曉曄主編《反壟斷法與市場經濟》，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26、《Zur Aufnahme des BGB im alten China》, in: Juristenzeitung 2/1999, S. 80-86. Besprechung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r Zeitung vom 11. Februar 1999 (Vorbildlich). （本文題為《舊中國對德國民法典的繼受》。作者先後在德國多所大學作該領域的專題報告。文章發表在德國著名法學刊物《法學家報》(Juristenzeitung)上。對於本文，德國最大的全國性日報《法蘭克福匯報》(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1999年2月11日作了專題評論，影響甚廣）。
27、《論德國民法中的讓與擔保制度》，載《外國法學研究》1999年第1/2期。
28、《論濫用市場支配地位》，載《南京大學法律評論》1999年春季號。
29、《競爭法方案――德國新招標投標法介評》，載《國際貿易》1999年第9期。
30、《論正當競爭權》，載《中德商法熱點問題研究》，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31、《論德國商法的最新修訂》，載徐學鹿主編《商法研究》第一輯，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
32、《Die juristische Ausbilng in China》, in: Newsletter der deutsch-chinesischen Juristenvereinigung, 2/2000
33、《卡特爾——自由競爭的天敵》，載《人民法院報》2000年8月16日理論版。
34、《中國繼受德國民法的實際效果與歷史功績》，載《中德法律繼受與法典編纂》，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35、《德國反限制競爭法的最新修訂》，載《南京大學法律評論》2000年春季號。（人大復印資料《經濟法學、勞動法學》全文轉載，收錄入《中國經濟法學精粹》2001年卷）《表示意識是否意思表示的要素――德國聯邦最高法院錯誤擔保案研究》，載《民商法論叢》總第17期，金橋文化出版香港公司2000年版。
36、《表示意識是否意思表示的要素――德國聯邦最高法院錯誤擔保案研究》，載《民商法論叢》總第17期，金橋文化出版香港公司2000年版。
37、《德國民法的百年發展》，中國人民大學「民商法前沿「系列講座第八講，2000年12月5日在人民大學作報告，報告內容登載在《中國民商法網》(China Civil and Commercial Law, http://www.civillaw.com.cn/lawfor/salon/lawfore/04.asp)。
38、《德國競爭法如何規范比較廣告行為》，載《南京大學法律評論》2001年春季號。（人大復印資料《經濟法學、勞動法學》2002年第3期全文轉載）
39、《包機合同糾紛案研究》，載王利明主編《判解研究》（中國人民大學民商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編）總第三期，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
40、《善良風俗――德國法界分正當競爭與不正當競爭的一般標准》，載楊紫烜主編：《經濟法研究》第二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41、《德國「雙軌制」法學教育制度及其對中國的啟示》，載《法學論壇》2002年第1期。
42、《論折扣與不正當競爭》，載《南京大學學報》2002年第2期。
43、《中國競爭法應當從實體上規范打折行為》，載《海峽兩岸經濟法學研討會論文集》（2001卷），徐傑主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44、《不正當競爭法律責任比較研究——以中國和德國競爭法為考察對象》，載徐傑主編《經濟法論叢》第3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45、《中國學習借鑒德國民法經驗之我見》，載【台灣】《月旦民商法》2003年特刊。
46、《中國不應當對德國民法說「不」》，論文，載《法治時代》2003年秋季號。
47、《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中的一般條款及其在司法實踐中的適用》，論文，載《南京大學法律評論》2003年春季號（人大報刊復印資料《經濟法學、勞動法學》2003年12期全文轉載）。
48、《論私法在維護正當競爭秩序中的作用》，載《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2期。
49、《憲政與民法》，載《唯實》（江蘇南京）2004年第1期。
50、《中國大陸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法制環境及其完善》，載【台】《社會文化學報》（台灣中央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學報）2004年春季號。
51、《德國法學教育最新改革的核心：強化素質和技能》，載《比較法研究》2004年第1期。 1、【德】松尼曼編：《美國和德國的經濟和經濟法》，法律出版社1991年。
2、【德】梅迪庫斯著：《德國民法總論》，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獲江蘇省第七次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三等獎）。
3、【德】帕拉斯著：《內陸亞洲厄魯特歷史資料》，邵建東、劉迎勝譯，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4、【德】拉倫茨著：《德國民法通論》，王曉曄、邵建東、程建英、徐國建、謝懷栻譯，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5、《德國反限制競爭法》，載《外國法譯評》1999年第4期，2000年第1期至第4期。
6、《德國債法現代化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⑥ 民法書籍推薦

一、民法史與概述

1、謝懷栻：《外國民商法精要（第三版）》，法律出版社 2014 年版

2、[德]茨威格特、克茨：《比較法總論》（上），中國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

3、[美]伯納德·施瓦茨：《美國法律史》，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1997 年版

4、[德]羅爾夫·克尼佩爾：《法律與歷史——論德國民法典的形成與變遷》，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

5、[德]霍爾斯特·海因里希·雅科布斯：《十九世紀德國民法科學與立法》，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

6、[德]維亞克爾：《近代私法史》，上海三聯書店 2006 年版

7、[美]弗里德曼：《美國法律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7 年版

8、[美]弗里德曼：《二十世紀美國法律史》，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6 年版

9、[美]小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普通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06 年版

二、民法總則

（一）教科書

1、王利明：《民法總則》，中國人民大學2017年版

2、[德]哈里·韋斯特曼等：《德國民法基本概念（第16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

3、[德] 漢斯·布洛克斯：《德國民法總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1 年版

4、[日]山本敬三：《民法講義Ⅰ·總則》（第三版），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2 年版

（二）體系書

5、[德]迪特爾·梅迪庫斯：《德國民法總論》，法律出版社 2002 年版

6、[德]卡爾·拉倫茨：《德國民法通論》（上、下），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

7、朱慶育：《民法總論（第二版）》，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6 年版

8、李永軍：《民法總則》，中國法制出版社2018年版

（三）專著

9、董安生：《民事法律行為》，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2 年版

10、邵建東：《德國民法總則編典型判例 17 則評析》，南京大學出版社 2005 年版

11、[德]維爾納·弗盧梅：《法律行為論》，法律出版社 2013 年版

12、芮沐：《民法法律行為理論之全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03 年版

（四）注釋書

13、石宏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條文說明、立法理由及相關規定》，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

三、人格權法與個人信息保護法

1、[日]五十嵐清：《人格權法》，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9 年版

2、王澤鑒：《人格權法》，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3 年版

3、王利明：《人格權法研究（修訂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2 年版

4、謝遠揚：《個人信息的私法保護》，中國法制出版社2016年版

四、物權法

（一）教科書

1、王利明、尹飛、程嘯：《中國物權法教程》，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8 年版

2、崔建遠：《物權法（第四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7 年版

3、孫憲忠：《中國物權法總論（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

4、[日]我妻榮：《新訂物權法》，中國法制出版社 2008 年版

5、[德]曼弗雷德·沃爾夫：《物權法（第 18 版）》，法律出版社 2002 年版

（二）體系書

6、[德]鮑爾、施蒂爾納：《德國物權法》（上、下），法律出版社 2006 年版

7、王利明：《物權法研究（第四版）》（上、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6 年版

8、謝在全：《民法物權論》（上、中、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11 版

9、崔建遠：《物權：規范與學說》（上、下），清華大學出版社 2011 年版

（三）專著

10、王軼：《物權變動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11、田士永：《物權行為理論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12、程嘯：《不動產登記法研究（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18年（即將出版）

13、尹飛：《物權法·用益物權》，中國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

14、崔建遠：《土地上的權利群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15、高聖平：《擔保法論》，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16、程嘯：《擔保物權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

（四）注釋書

17、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民法室：《〈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條文說明、立法理由及相關規定》（第二版），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7 年版

（五）工具書

18、程嘯編著：《物權法一本通》，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

五、債法總則

（一）教科書

1、張廣興：《債法總論》，法律出版社 1997 年版

2、王洪亮：《債法總論》，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6 年版

3、[德]羅歇爾德斯：《德國債法總論（第 7 版）》，中國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

（二）體系書

4、黃立：《民法債編總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02 年版

5、邱聰智：《新訂民法債編通則》，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3 年版

5、孫森焱：《民法債編總論》（上、下），法律出版社 2006 年版

6、[日]我妻榮：《新訂債權總論》，中國法制出版社 2008 年版

六、合同法

（一）教科書

1、崔建遠：《合同法（第三版）》，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6 年版

2、王利明：《合同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

3、謝懷栻等：《合同法原理》，法律出版社 1998 年版

（二）體系書

5、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三版）》（第 1、2、3、4 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依次出版

6、崔建遠：《合同法總論（上卷）》（第二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1 年版

7、崔建遠：《合同法總論（中卷）》（第二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

8、韓世遠：《合同法總論（第四版）》，法律出版社 2018 年版

9、邱聰智：《新訂債法各論》（上、中、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6 年版

（三）釋義書

10、胡康生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釋義》，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

（四）工具書

11、程嘯編著：《合同法一本通（第二版）》，法律出版社 2017 年版

七、侵權與損害賠償法

（一）教科書

1、程嘯：《侵權責任法教程（第三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7 年版

2、[德]福克斯：《德國侵權法》，法律出版社 2005 年版

3、[德]埃爾溫·多伊奇等：《德國侵權法（第 5 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6 年版

（二）體系書

4、程嘯：《侵權責任法（第二版）》，法律出版社 2015 年版

5、王利明、周友軍、高聖平：《中國侵權責任法教程》，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版

6、王澤鑒：，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

（三）專著

7、張新寶：《侵權責任法立法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8、[澳]彼得·凱恩：《阿蒂亞論事故、賠償及法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9 年版

9、[美]彼得·凱恩：《侵權法解剖》，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0 年版

10、邱聰智：《從侵權行為規則原理之變動論危險責任之構成》，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6 年版

11、[德]克里斯蒂安·馮·巴爾《歐洲比較侵權行為法》，法律出版社 2004 年版

（四）釋義書

12、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民法室：〈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條文說明、立法理由及相關規定》，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0 年版

（五）工具書

13、程嘯編著：《侵權責任法一本通》，法律出版社 2018 年版

八、民法方法論

（一）入門階段

1、[德]魯道夫·馮·耶林：《為權利而斗爭》，法律出版社 2007 年版

2、[德]迪特爾·梅迪庫斯：《請求權基礎》，法律出版社 2011 年版

3、[日]北川善太郎：《日本民法體系》，科學出版社 1995 年版

（二）初級階段

4、[德]齊佩利烏斯：《法學方法論》，法律出版社 2009 年版

5、[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學》，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

6、梁慧星：《民法學解釋學（第三版）》，法律出版社 2009 年版

（三）高級階段

7、王利明：《法律解釋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1 年版

8、黃茂榮：《法學方法與現代民法》（第五版），法律出版社 2007 年版

9、[德]卡爾·恩吉施：《法律思維導論（第二版）》，法律出版社 2014 年版

10、[德]卡爾·拉倫茨：《法學方法論》，商務印書館 2005 年版

九、法經濟學著作

1、[德]漢斯-貝恩德·舍費爾等：《民法的經濟分析》（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2、[美]羅伯特•考特、托馬斯•尤倫：《法和經濟學（第 6 版）》，格致出版社 2012 年版

3、[美]斯蒂文·沙維爾：《法律經濟分析的基礎理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3 年版

4、[美]波斯納：《法律的經濟分析（第七版》，法律出版社 2012 年版

5、[美]卡拉布雷西：《事故的成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8 年版

6、[美]蘭德斯、波斯納：《侵權法的經濟結構》，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5 年版

十、民法思維與案例分析

1、王澤鑒：《民法思維》，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9 年版

2、梁慧星：《裁判的方法》，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

3、國家法官學院、德國國際合作機構：《法律適用方法：侵權法案例分析》，中國法制出版社 2012 年版

4、國家法官學院、德國國際合作機構：《法律適用方法：合同法案例分析》，中國法制出版社 2012 年版

⑦ 拉倫茨的著作

著有 《法學方法論》，海德堡 ， 1960
《德國民法總則教科書》， 慕尼黑， 1960
《德國債法總則教科書》， 慕尼黑， 1953年第一版等
《德國民法通論》，慕尼黑，1967年第一版

⑧ 民法中的相對權與絕對權有什麼區別

絕對權與相對權區分的民法意義

（華東政法大學，上海市200042）

【摘 要】絕對權與相對權是民法學上民事權利的重要分類，傳統民法體系下物權與債權的區分就是以此為基礎的，其幾乎涵蓋了所有的權利類型，對民法的立法和適用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可謂是民法的最基本概念。然而隨著社會條件的變遷，不斷產生了一些新的民事權利，這些權利能否確定無疑地歸入絕對權和相對權產生了疑問。從絕對權相對權本身概念入手，與新興民事權利相結合，繼承傳統思維，又賦予了其新的外延，同時對民法典體系的編纂提出了一些看法。

【關鍵詞】絕對權；相對權；民法體系

權利是法律最基本要素，尤其對於崇尚私法自治的民法學來說，民法的發展就是一部不斷誕生新興權利、為權利而斗爭的歷史。關於權利的研究與學說一直是理論的熱點。其中，絕對權與相對權的分類由來已久，這對概念從宏觀上建立起民法的框架結構，影響深遠。

一、定義

（一）德國法

絕對權與相對權的區分起源於德國民法，一般認為，至遲在康德的時代，就已經認識到了絕對權與相對權之間的區別。如康德認為，物權或對物權是得以排除一切其他佔有人對該物進行私人使用的權利。薩維尼則從對人之訴與對物之訴出發建立絕對權與相對權的區分。他認為這兩種訴之間的區別主要在於不特定的相對人或特定的相對人，也就是說，對物之訴可以對抗一切第三人、一切佔有人，而對人之訴則不能；由此，對物之訴所代表的對物權，就以其對抗一切人的普遍效力，而區別於對人之訴所代表的債權。所以，一切權利都可以按照這一標准，分為兩大類：「對抗一切人的權利」與「對抗特定個體的權利」。[1]在此後的學術發展中，尤其是在潘德克頓法學中，絕對權與相對權的區分構成了權利的一種主要分類方式之一。

（二）中國法

我國學者以及承襲德國民法學說體系的台灣地區對於絕對權與相對權的定義表述也很多，較為典型的有如下：

1、「依據利人可以對抗的義務人的范圍，民事權利可以分為絕對權和相對權。絕對權是指義務人不確定、權利人無須通過義務人實施一定行為即可實現的權利，如所有權、人身權。由於絕對權的權利人可以向一切人主張權利，可以對抗他以外的任何人，因此又稱為對世權。相對權是指義務人為特定人，權利人必須通過義務人實施一定行為才能實現的權利，如債權。由於相對權的權利人只能向特定的義務人主張權利，他對抗的是特定的義務人，因此又稱為對人權。」 [2]

2、「權利以其效力所及的范圍為標准，可分為絕對權與相對權。絕對權指對於一般人請求不作為的權利，如人格權、身份權、物權等。有此權利者，得請求一般人不得侵害其權利，故又稱對世權。相對權指對於特定人請求其為一定行為得權利，如債權。有此權利者，不僅得請求特定人不得侵害其權利，並得請求其為該權利內容的行為，故又稱為對世權。」 [3]

（三）區分標准

與上述類似的觀點還有很多，基本上都認為絕對權與相對權的劃分是基於義務主體是否特定以及權利的性質和特點做出的。

然而，近來有人提出此區分標准也存在著一定的模糊性，認為「在劃分的過程中，沒有將這個標准貫徹到底，而是發生了嬗變」，在我們利用這個標準定義絕對權時說絕對權得對一切人主張，主張的內容是任何人均負有不得侵害絕對權和妨害絕對權行使的義務，權利人之外的一切人均為義務主體，義務主體的義務是消極義務，實際是從權利保護的角度來定義絕對權；在定義相對權時，說相對權是指權利人只能夠請求特定的義務人為一定行為或不為一定行為的權利，義務主體是特定的，義務主體的義務是積極義務，實際上是從權利實現的角度來定義相對權，也就是說，從積極效力的角度定義相對權，從消極角度定義絕對權，邏輯上是混亂的，再者，從認識論的角度，我們界定一個事物應當從積極的和肯定的角度，尤其是下定義，我們只能說某事物是什麼，而不能說某事物不是什麼；只能說某事物怎麼樣，而不能說某事物不怎麼樣。[4]我認為，這種說法有一定的道理，論者從出發點上力求實現概念的統一和科學性，這無疑對於我們更明確地認識和辨析事物有著重大幫助，但也不免過分吹毛求疵，從歷史發源和後來的繼承看，我們對於絕對權和相對權有了大致統一的定義，雖然表述有所不同，但對於大部分的權利，我們能夠比較直接迅速把其歸入絕對權或是相對權的范疇，並且絕對與相對是作為一對反義詞存在的，在定義時做講一方是什麼，相對應的另一方自然就不是什麼，這樣的表述更加清晰直接，比較總是能夠使我們更清楚地區分事物，過分的統一有時難以把握。

（四）新的發展

隨著社會生活和學說理論的發展，新的權利出現，很難把它們絕對歸之於絕對權或相對權，學說具有不周延性、滯後性的特點，不可能盡善盡美，不能以後人的眼光要求前人。學說也需要有開放性，絕對權與相對權的劃分也應當是開放的。要准確地認識這些權利的本質，才能進一步對其劃分類別。首先對於債權物權化、物權債權化的提法本身就很有爭議，雖然很多學者接受了這樣的觀點，但也有人主張，一個東西它是什麼就是什麼，不是就不是，不可能既是這個又是那個，物權就是物權，債權就是債權，民法的基本體系不能改變。根據德國民法學界的通說，絕對權和相對權差異的根本意義沒有因此改變，大部分的情況下，一些表現出債券化的物權只是例外，由法律單獨做規定。這樣的區分是明晰的。同樣對於少部分的相對權效力的絕對化，由於牽涉到第三人的利益，，也必須由法律做出明文規定。而對於第三人侵害債權也爭議較多，我國新近頒布的《侵權責任法》沒有採納第三人侵害債權的概念，不可否認現實中會出現這樣的情形，但要明確債權始終是相對權，從根本上說，債權的實現取決於債務人的履行，而不依賴於第三人不侵犯法。並且，在一些第三人侵害債權場合，債權人可以不追究第三人責任，而通過直接追究債務人責任獲得救濟，如我國《合同法》第121條的規定。違約責任的相對性是原則，第三人侵害債權是例外，法律應對第三人侵害債權做出明確的限制規定，否則就是對公民自由的不正當限制，因為此時公民要承擔的注意義務太高。

二、外延：絕對權、相對權與其他權利的關系

在傳統的民法體系劃分下，物權是典型的絕對權，債權是典型的相對權。那麼絕對權等於對物權，相對權等於對人權，這樣的提法或者直接等同是否科學呢。

其實對於對物權與對人權，在提法上並不嚴謹，霍菲爾德在其經典著作《司法推理中應用的基本法律概念》中對之進行了旗幟鮮明的深刻批評，指出「對物權並非針對某物的權利」，「一切對物權皆系對人。這可不是在幾個同樣有效的表達方式或定義中厚此薄彼，而是唯有如此才能保持邏輯上的同一」，因為對物的提法很容易讓人自然而然地做字面聯想：「我們若在字面上理解『對物』一語，並在頭腦將權利因之而存在的那個物當成能夠承擔責任與義務的某種法人，則我們只能永遠糊塗下去」，對物一詞表達的是權利的范圍而非對象，即該權利針對一般人，而非對某物的權利，許多對物權要麼針對或者關於某人，要麼根本無對象可言，對物權或者不特定權利中有直接與物體有關者，有直接與人身有關者，如不得被非法拘禁之權利，也有與有體物或人身無直接關系者，比如隱私權；此外，霍菲爾德還進一步提出「對物權只與一人的一項義務有關，而非與不特定的一大類人中所有成員的多項（或一項）義務有關」，簡單的說明方法就是在涉及訴訟時原告與被告總是特定的人，「義務」一次恰當地表達了特定人對誰負擔債務以及誰負擔此項債務，債權人與債務人必須皆輸確定，義務才能存在，他認為「在義務的影響范圍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種多物權」。[5]龐德也認為「所有權不只是包括一項權利而包括若干獨立又有區別的權利、權力和自由，且每一種權利都與一種義務相關聯」，同時『一般的人』和『特定的人』之間很難做出清晰的劃分，對於一部分人的對物權相對應的就可以看作是對剩下那部分的對人權。其實不管怎麼樣，如同我們在上文所說，爭論的最後我們依然要肯定「對物權」和「對人權」劃分的合理性，因為它至少抓住了兩者的核心區分，任何事物都不是絕對和完美的，總有一些例外的存在，龐德也贊同Holland的一句話「雖然這些詞語不能完全令人滿意，但它們卻得以廣為流傳，這本身值得推薦。並且，它們也許並不比可能提出的任何替代詞差。」 [6]

三、區分的意義

絕對權與相對權的區分不只是權利分類學說研究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意義在於：作為發源私法的一對概念，其對於民法體系的構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我認為，可以采絕對權和相對權二分法的體例，這是抽取了物權和債權二元結構本質特徵，同時也可以使得知識產權和人格權納入其中，雖然這二者也難說到底是絕對權還是相對權，但大體上不影響劃分，我們需要抓住的是效力范圍的內在。這樣我國的民法體系可以是：總則、人格權、物權、債權、知識產權、侵權、親屬、繼承。並且這樣的統一還可以帶來民事責任方式的統一，比如對於絕對權的侵犯，其救濟方式可以物上請求權為參考，權利人可以直接基於客體的損害要求恢復原狀，而相對權以債權的違約責任為參考，採取較為統一的損害賠償金方式。同時，侵犯絕對權可以要求精神損害賠償，因為它與人格利益相關，侵犯相對權則要嚴格限制精神損害賠償的適用范圍。

絕對權與相對權微觀上的區分主要表現在：第一，法律賦予絕對權更完整的訴訟保護，可以直接基於物上請求權請求停止侵害、消除妨害、排除危險，而相對權只能依賴義務人特定的給付才能實現，並且絕對權較之相對權具有固有的優先效力，如物權的優先效力或者優先受償權等；第二，如拉倫茨指出:「絕對的支配權和相對的債權的一個重要區別還表現在破產的情況」，[7]如果債權人對破產的物擁有絕對權，那麼這個物可以從破產財產中分離出來，或者從變價財產中分離出來；相反，如果債權人僅享有的是一個相對權，那麼只能按照一般破產原則按普通債權份額的分配方案得到償還。這一點在我國的《企業破產法》中也有體現，比如破產取回權，別除權等都屬於具有絕對權性質的權利，可以在破產財產之前優先受償，而一般債權只是相對權，按照一般債權分配。

【參考文獻】

[1]金可可.論絕對權與相對權——以德國民法學為中心[J].山東社會科學，2008（11）.

[2]王利明.民法[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46.

[3]王澤鑒.民法總則（增訂版）[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85.

[4]張宏武.絕對權與相對權的區分標准[J].武漢工程大學學報，2010（4）.

[5]Wesly N·Hohfled：Fundamental Legal Conceptions as Applied in Judicial Reasoning,26Yale L.J.,1917.

[6]羅斯科·龐德.法理學（第4卷）[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73.

[7]卡爾·拉倫茨著，王曉曄等譯.德國民法通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301.

⑨ 學習民法應讀那些課外著作

民法總論：王澤鑒《民法總則》、王利明《民法總則研究》、拉倫茨《德國民法通論》
物權回法：謝在全《答民法物權論》、王澤鑒《民法物權》、王利明《物權法研究》
債法總論：孫森焱《民法債編總論》、梅迪庫斯《德國債法總論》、史尚寬《債法總論》
合同法：王利明崔建遠《合同法新論·總則》、崔建遠《合同法總論》、韓世遠《合同法總論》
侵權法：王澤鑒《侵權行為法》、張新寶《侵權責任法原理》、楊立新《侵權法論》
民商法體系書：謝懷栻《外國民商法精要》、江平《民商法學》
民法方法論：拉倫茨《法學方法論》、王澤鑒《法律思維與民法實例》、梁慧星《民法解釋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