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刑法思潮

『壹』 我國的刑事政策是什麼

你好

立法者進行刑事立法（即犯罪化和刑罰化過程），實際上總是根據自己對客觀規律的認識（特別是對當時所處特定歷史條件和犯罪規律的認識），以及自己的刑法觀和自己對人文關懷的態度，來決定犯罪化與刑罰化的范圍和程度。 一般而言，立法者進行刑事立法（也包括司法者進行刑事司法） ，一般要受到以下幾個方面因素的影響和制約：
一個因素，是對刑法觀的不同價值取向的認同。
刑法觀的問題可以說是刑法與刑事司法的一個根本問題，也是我們刑法立法者和刑事司法人員首先必須在思想觀念上解決的一個根本問題；在根本意義上，我們的刑事司法活動都是在一定的刑法觀指導下進行的，它決定了我們刑法立法者和刑事司法人員在價值上的根本取向，因而它也在根本上決定了我們的刑事立法與司法活動的基本面貌。
刑法觀是指關於刑法基本問題如刑法的價值、機能、目的任務、基本原則等問題的根本觀點與基本態度。在刑法史上，刑法觀大致有權力本位刑法觀與權利本位刑法觀、國權主義刑法觀與民權主義刑法觀的區分。權力本位刑法觀又叫國權主義刑法觀、權威主義刑法觀；權利本位刑法觀又叫民權主義刑法觀、自由主義刑法觀。前者立足於刑法的社會保護機能，因而極端強調國家利益，它所針對的對象就是公民個人，它所限制的就是公民的自由，公民只是刑法的客體與對象。 後者則立足於刑法的人權保障機能，因而極端強調公民自由，它所針對的對象是國家，它的所限制的是國家及其刑罰權。
一般而言，現代刑法在基本立場上都是認同並堅持權利本位刑法觀。因而刑法只能是以保護國民的權利和自由為核心、以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自由和嚴格限制國家行為為目的的良性法律，國家刑罰權只能成為個人自由的有力保障而不是相反。這種刑法觀對於我們的刑事立法和司法活動無疑都有重大指導意義。
第二個因素，是對刑法機能的基本特性的認識。
所謂刑法機能，是指刑法在社會中可能並且應該發揮的作用或者效果。關於刑法機能的學理分類，一般存在彼此相通的兩種分類法：一是將刑法機能分為三種，即行為規制機能、秩序維持機能（法益保護機能）、自由保障機能；二是將刑法機能分為兩類，即刑法的保護機能與保障機能。
刑法的行為規制機能，是指刑法具有對人們的行為進行規范、制約的機能。這種機能的基本原理是：刑法通過否定評價（即評價機能）和命令人們作出不實施犯罪行為的意思決定（即意思決定機能），來規范、制約人的行為。
刑法的秩序維持機能，是指刑法具有維持社會公共秩序的機能。這種機能的原理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對法益的保護，刑法依靠剝奪生命、自由和財產權利等強制手段來發揮法益保護機能。二是對犯罪的抑制和預防。
刑法的自由保障機能，是指刑法具有限制國家刑罰權的發動、從而保障國民個人自由的機能。這種機能的原理是：刑法通過明確規定何種行為是犯罪、對犯罪科處何種刑罰，從而有力地限制了國家刑罰權的肆意發動。在此意義上，刑法是「善良公民的大憲章」，是「犯罪人的大憲章」，也是「受刑人的大憲章」。（我國有學者抱怨說：資產階級國家一直都堅持這樣的立場，即「法治的本質特徵在於限制官方權力」；但是，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卻變本加厲地強調「專政、嚴打、規范老百姓」，政府和司法機關基本上是為所欲為，隨意不執行法律甚至超越法律、違法執法。這個問題確實值得我們思考。
第三個因素，是對犯罪機能的認識。
犯罪是絕對丑惡的、消極的東西，還是具有相對的、哪怕是十分有限的積極意義的因素呢？在一般理論上，都主張犯罪原因因素和犯罪功能（犯罪機能）具有兩面性。一方面，引起犯罪發生的諸多因素未必都是妨害社會發展的消極因素，而有利於社會發展的因素同樣可能成為引起犯罪的因素。例如，生產力的迅速提高能夠促進社會的物質文明和改善人民生活，但也可能引起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不協調，激發大量的犯罪現象。作為市場經濟的動力的競爭機制能夠促進資源的有效配置，推動生產力的提高，但也可能驅使人們追求非法利潤進而實施經濟犯罪。另一方面，犯罪功能也具有兩面性，即犯罪在本質上為惡、危害社會、侵犯法益的同時，也具有一定的社會代謝功能和緩解社會張力的促進功能——犯罪作為一種社會代謝現象，微觀上危害社會與宏觀上伴生社會代謝、促進社會發展形成了千古悖論。 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也認為，犯罪並不是絕對丑惡的東西，而是具有其特定歷史烙印、並具有其相對積極性的東西。例如，革命行為在政府當局看來是一種「丑惡的、消極的」東西，但是在革命者、在人民大眾的評判中，革命行為卻是一種「美好的、積極的」東西——而且事實上，革命行為在人類歷史長河中應當說是具有明顯的「積極機能」的一面。例如，就現實生活中的「計算機犯罪」而言，它的作用也不完全是消極的一面，而是還有積極的一面；並且，有的電腦公司還專門設置「擂台」，公開鼓勵那些「黑客」來攻擊，以實現電腦技術、特別是電腦安全防範技術的更新換代——這可以說是計算機犯罪的相對積極的一面。正是在認識犯罪具有有限（甚至是極其有限的）、相對的積極機能的前提下，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就講過：犯罪創造了警察、檢察官、法官和法學教授。這些給我們的啟示是：由於社會生活的極端復雜性和犯罪現象、犯罪機能的極端復雜性，我們在刑法立法和司法過程中，必須謹慎權衡，必須反對極端片面。
第四個因素，是對犯罪規律的認識。
西方有不少學者認為，犯罪是與人類社會所共生共有的現象，如義大利學者菲利認為：「犯罪是由人類學因素、自然因素和社會因素相互作用而成的一種社會現象。」菲利還提出了著名的犯罪飽和論：「犯罪飽和論，即每一個社會都有其應有的犯罪，這些犯罪的產生是由於自然及社會條件引起的，其質和量是與每一個社會集體的發展相應的。」 在我國，也有不少學者認為犯罪是人類社會的必然伴生現象。有學者甚至提出，犯罪是必然的、人類天生的傾向，而「不犯罪」才是偶然的、不正常的現象；因此，與其研究作為必然現象的犯罪的原因，倒不如研究作為特殊現象的「不犯罪」的原因：某些人在同樣的情景下為什麼能夠不實施犯罪？
另外，有些行為到底是不是犯罪，是與特定歷史條件、特定的人群的認識所決定的，某時某地作為犯罪處理，而在另一段時間、另一個地點卻不作為犯罪處理。如：「投機倒把行為」中的長途販運行為、有賞中介行為，在舊刑法里就是一個重罪，但在現行法律體制下卻是一種合法行為、有益行為、人人稱道的行為。墮胎,在我國並不違法,相反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貫徹執行計劃生育政策的值得鼓勵的行為,但是在其他某些國家,墮胎卻是犯罪行為.那麼，到底如何評價「投機倒把行為」與墮胎行為呢，這就涉及到人們對犯罪現象與犯罪規律的認識問題。
第五個因素，是對「社會危害性」的判斷。
我們都知道，將某種行為予以犯罪化，是以該行為具有社會危害性為前提的。只有當行為具有社會危害性的時候，我們才可以說獲得了將其犯罪化的正當根據，這是一個基本道理。
這里，我以經濟犯罪為例來說明社會危害性的判斷問題。我認為，對於所有犯罪、尤其是傳統犯罪的社會危害性判斷而言，經濟犯罪具有相當的代表性；研究經濟犯罪的犯罪化根據及其社會危害性的判斷問題，具有極其重大的啟發意義。因為，我們都知道，相對於殺人、搶劫、盜竊、強奸等「自然犯」而言，經濟犯罪基本上都是「法定犯、行政犯」，因而帶有極其鮮明的主觀意志色彩。那麼，對於經濟犯罪的刑法立法和刑事司法，必須更多地、更加謹慎地進行「社會危害性」判斷。
事實上，經濟犯罪中的許多犯罪並不是天生的就是犯罪，它只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由法律硬性規定的結果，它帶有強烈的「法律硬性規定」的色彩——可以說，它本身並不必然就是犯罪，人們對它也不是當然就憎恨、厭惡；它之所以成為犯罪，只是由於人間法律的硬性規定，是立法者主觀意志強加於這種行為的結果。例如：前面所講的舊刑法所規定的「投機倒把罪」，其中的長途販運行為、有償中介行為等，在當時簡直就是滔天罪行，處刑也不輕（最重的可以判處死刑）；但是在今天，這些行為不但不是犯罪，反而是人人理解並贊賞、當然也是值得鼓勵的行為。再比如：虛報注冊資本罪、非法經營同類營業罪、高利轉貸罪、違法發放貸款罪、逃匯罪、洗錢罪、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侵犯商業秘密罪、非法經營罪等，都是由於法律的硬性規定的結果；要是沒有公司法、金融法、不正當競爭法和刑法的特別規定，人們並不會必然將他們作為犯罪看待。
但是，話又說回來，立法者是否可以不顧國情、人情與法理而隨心所欲地制定犯罪呢？顯然也不行。就經濟犯罪而言，立法者在決定是否將某種具體行為作為犯罪來規定，司法者在決定是否將某種具體行為作為犯罪來追究的時候，大致也要考慮社會危害性的判斷、刑法機能的認識、犯罪機能的認識等各種因素。其中，首要的考慮因素恐怕應當是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判斷問題。
那麼，如何判斷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我認為，從理論上講，這種社會危害性判斷一般要從分析判斷對象、判斷主體、判斷標准等三個方面的因素來進行：
1．關於社會危害性的判斷對象問題
2．關於社會危害性的判斷主體問題
3．關於社會危害性的判斷標准問題
第六個因素，是對刑罰功能的認識。
一般認為，刑罰功能具有一般預防和特殊預防兩個方面的功能。但是，刑罰功能所面臨的第一個詰問是：刑罰是萬能的嗎？我們稍加分析就知道：刑罰不是萬能的。而且人類已有歷史實踐、特別是酷刑實踐已經證明：不可能通過刑罰來消滅犯罪。這涉及刑罰的功能問題。對此，我們有兩個問題需要高度注意：
一個問題是，我們打算進行犯罪化的某種行為是否可以依靠刑法手段來有效遏制。即「可行性原則」。刑罰並不是萬能的，對於部分犯罪而言，刑罰手段是無法發生預防作用的或者其所發揮的作用極其有限。如：部分激情犯罪、政治性或者信仰性質的犯罪、許多愉悅性犯罪、部分無被害人犯罪（如賭博、賣淫、毒品犯罪、同性戀等），刑罰手段基本上或者只在很小程度上具有抑制犯罪的作用。所以，我們不應當迷信刑罰，以為刑罰手段就能夠解決一切經濟問題和犯罪問題。
另一個問題是，該行為是否必須依靠刑法手段才能夠有效遏制。即「必要性原則」或者「最後手段性原則」。由於刑罰手段具有殘忍性、毀滅性、違背人性的一面，如動用剝奪人身自由、剝奪財產甚至剝奪生命的手段，這種手段本身是十分殘忍的並且是毀滅性的，因此，國家及其立法、司法機關應當堅持「刑罰抑制原則、刑罰謙抑原則」，不得濫用刑罰手段；在確定犯罪的時候，只能將那些嚴重違法、危害極大而又不得不動用刑罰手段的行為作為犯罪來規定，而不能夠濫施刑罰，或者說要合理確定犯罪的犯罪量，以及犯罪的刑罰量。在這方面，比較具有說服力的現象是發源自北美並迅速席捲全世界的刑事政策上的「恢復性司法運動」，它主張用預防性的、恢復性的刑事政策取代懲罰性的、報應性的刑事政策，通過對大量犯罪的非犯罪化和創設替代刑事司法的社會性機構來限制刑事司法的活動范圍。 這種刑事政策思想對我們來說是很有啟發意義的。為此，我國已有學者建議引進「刑事和解制度」（這種制度本質上同於「恢復性司法運動」）。 在深層次上，也涉及「執法動機、執法效益」問題，原則上應當盡量動用最少的司法資源、避免最大的經濟損失、獲取最大的社會經濟效益。這就要求我們刑事立法和司法過程中，必須堅持「必要性原則」或者「最後手段性原則」，謹慎、嚴肅、認真進行權衡。
事實上，之所以要強調刑罰手段的最後性、不得已性，還由於刑罰手段本身也是一把雙刃劍，它在打擊犯罪的同時，往往也伴隨著暴力的誤導、以及錯殺無辜的危險。比如，在世界各國，任何完備的刑事司法制度都是以冤假錯案為必要的司法代價的，即使在美國，其死刑執行的數量很少，但是報道認為，美國的死刑中就有相當一部分是錯案，也就是說：所謂的「死刑犯」實際上是被錯殺了。在我們的生活中也一樣：案件是復雜的，有時是模凌兩可的，我們的任何一方的意見都不是絕對的、唯一的「真理」，那麼我們司法人員只能在其中選擇相對合理的、相對公道的處理方法；司法不是萬能的，司法人員包括我們的警察、檢察官、法官以及我們的學者都是有人性弱點的，任何人都不可能是全知全能的，因而我們在處理案件時應當慎之又慎、謙虛再謙虛。當然，有的案件是本身證據有問題，而有的案件則是定性有問題，但都應當盡量作到兼聽則明。
第七個因素，是大眾文化（民眾）對犯罪的態度。
有學者指出，刑法規范實際上是文化規范。這是很有道理的。如美國文化和歷史傳統，就對犯罪是非常寬容的，甚至有不少美國人認為罪犯恰恰是一些「敢作敢為的英雄人物」，不少人對那些敢於破壞社會普遍遵行的「規范」的人十分崇拜——這一點，在美國早期的「西部牛崽影片」里以及其他的「美國大片」里，可以說是隨處可見。近年來，盡管「校園槍擊事件」、「9.11恐怖事件」等一系列震撼美國民眾靈魂的重大事件接連發生，迫使美國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的犯罪對策，特別明顯的是加大了打擊恐怖活動的力度；但是，總的說來，美國的刑事政策並沒有因此發生質的變化，更沒有竭斯底里對犯罪進行所謂「瘋狂鎮壓」（但美國對其國外的制裁對象似乎有點「瘋狂鎮壓」的色彩，如其針對伊拉克、阿富汗等國家和人民的「懲罰」措施就比較極端），即仍然保持在理智、理性的遏制犯罪，仍然注重保障本國公民人權和社會安寧的現狀。但是，我國情況卻有很大的不同。總的說來，我國具有對犯罪「急惡如仇、除惡務盡」的文化傳統，當今更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對犯罪開展「從重從快從嚴的嚴打鬥爭」， 迄今已經20年整；有的省份還開展了「狂飆——A」到「狂飆——G」行動（真不知道還會持續或者「狂飆」到哪一個字母了結），狠不能將犯罪分子生吞活剝了，方能解這口「惡氣」。 這種「心態」確實是不夠理智、不夠理性的，直接導致了我國的刑法制定比較嚴苛、法網過於密集甚至在個別特殊情況下的法外施刑，也導致了我國的刑事訴訟法在更大程度上片面照顧了打擊犯罪的需要，而對公民的人權保護考慮不周，尤其是偵查行為缺乏制約，強制措施經常性地被濫用，等等，弊端太多。不過，相信今後的情況會逐漸好轉。我國已經有不少學者和司法工作者都在呼籲「法治刑法」、「憲政刑法」 ——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我國人民大眾對於犯罪也在逐漸地走向寬容、理解、理智，但是，道路還很漫長。
第八個因素，是對人文關懷的態度。
有學者認為，犯罪及其刑罰問題，其實主要是一個人文態度問題，而不是客觀的科學問題——這涉及「人文與科學」的關系與爭論。刑法的人文性突出地表現在：「人性假設」具有前置性的、基礎性的重大意義。尤其是人性善與人性惡的假設，理性人與非理性人的界分，等等，都成為犯罪化、重刑化、輕緩化、刑罰個別化以及制定有關刑事政策的基本的人文理論根據。例如：中國古代講究「重典治國」、「刑亂世用重典」；而現代刑法思潮則主張：刑罰輕緩、刑罰人道、教育刑、社會防衛思想、刑罰個別化等等，都是出於不同的人性假設和人文主張的結果。其中， 最典型的是死刑問題：現代世界潮流是主張廢除死刑、嚴格限制死刑，也有的國家在廢除死刑後又恢復死刑，但是主流仍然是廢除死刑；但是，我國基本上是大量適用死刑，其數字沒法知曉，於是，有學者提出疑問：「人頭與石頭哪個更值錢？人皮與貓皮哪個更尊貴？人頭到底值幾個錢、要多少錢能夠買一個人頭？」 應當說，這些問題確實十分尖銳的問題。美國前段時間執行了一例死刑，引起舉國關注，新聞媒體的報道規模之大，絕對不亞於對「9.11事件」的報道，可見美國政府與民眾對於死刑的執行、哪怕只是一例死刑的執行，都是十分慎重的；但是我們，對於執行死刑恐怕是已經習以為常了，尤其在「嚴打」過程中更加覺得死刑判決和執行純屬「理所當然」的事。
第九個因素，是關於刑法價值的中道的權衡。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是否將某種行為規定為犯罪、是否規定刑罰和規定什麼樣的刑罰，在打擊犯罪與維護秩序、保障人權之間，總是充滿了矛盾和沖突，實在是難以兩全而只有進行中庸兼顧、中道的權衡。系統科學認為，「只有較好、沒有最好」。因此，制訂和適用一部刑法，確實需要我們進行中道的權衡。
關於刑法價值的中立取向和中道權衡問題，筆者的基本立場是：刑法的價值評判的視角可以是多棱的，對公正、自由和秩序等刑法所追求的價值目標的肯定，以及對保護機能和保障機能等刑法價值的機能價值性認識，都蘊含著真知灼見，但這些價值目標內容和機能價值性沖突需要理性化的重新整合，以使其呈現出一種最佳的價值整合狀態——對此，我們稱之為價值定位。刑法價值的這種價值定位必須是理性的，因為它既要全面（但並不徹底）實現各種價值目標內容，又要綜合協調各種價值目標相互之間的矛盾關系，從而實現整體價值目標的最大化。這種理性的法律價值定位應該是法律價值中立。 理論上認為，法律價值中立，是與價值非中立或者價值傾斜性相對立的價值定位，即指法律不傾向於任何個人、集團、黨派、階級的價值好惡，而是忠實地表達社會所有主體的共同價值需求，是對矛盾著的主體需求以共存為原則所作的共同化的抽象。 現代法律的價值定位之所以必須是中立的，這是由現代法律的本質特徵所決定的。現代法律作為社會主體共同需求的規范化，是現代社會中一種最普通、最基本、最高的社會規則；現代法律作為政治社會與市民社會為了平衡矛盾、減少摩擦而訂立的「契約」，作為用以協調社會關系、平衡社會利益、社會價值和社會行為沖突的社會規則，是立法者以正義為界而對主體需求及其行為所定的寬容規則。 根據權利刑法觀，現代刑法也是社會據以限制國家權力和國家據以管理社會的基本規則，也是以主體自覺自願的法律意識確保、並以國家強制力為後盾通過義務的履行以實現權利的社會規范，總之，現代刑法是反映社會正義的價值中立的社會規則。因此，刑法作為現代法律體系中的基本法律，其價值定位必然遵循並充分反映和體現現代法律價值定位的一般規律，這就是價值中立。這種刑法價值中立，其題中之義當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基本內容：一是公正和功利的有機和諧，而不是只強調其一而不顧其他；二是保護機能與保障機能的合理兼顧，而不是顧此失彼或者重此輕彼；三是工具主義和目的主義的理性統一，而不是只注重世俗實用的工具主義。因此，刑法應該「中立地」對公正和功利給予關注和平衡，並且力求使兩者處於一種理性和諧的整合狀態。其次，刑法功利也要求力求無損於公正。這種公正突出地體現在如下的命題之中：刑法必須「中立地」兼顧好保護機能和保障機能，促使兩種機能協調和諧。刑法兩種機能的沖突，在本質上與刑法公正和功利價值的沖突是具有同一性的，因此總的來說，刑法對這種沖突的解決，仍然必須進行「中道的權衡」，而不應該是厚此薄彼式的選擇。當然，刑法兩種機能的充分實現和協調和諧，只是一種價值定位的理想狀態，在現實生活中難免存在差距；但我們不能因此否認，刑法「應該」中立地兼顧好兩種機能。
我國現行刑法，就是根據我國尚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和現階段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根據我國最大多數人民群眾對客觀規律的認識（特別是對犯罪規律的認識）和對人文關懷的態度，為了維護國家和人民利益，而以國家名義頒布的，規定哪些行為是犯罪及其應付何種刑事責任、判處何種刑罰的法律規范的總和。

『貳』 學習刑法學總論有什麼必看的書籍

1.張明楷，周光抄權二位的刑法教科書

2.王安異《刑法中的行為無價值和結果無價值研究》

3.陳家林《不能犯初論》

4.周光權《法治視野中的刑法客觀主義》《刑法學的向度 行為無價值論的深層追問》

5.賈濟東《外國刑法學原理（大陸法系）》

這是國內目前介紹德日刑法相對最靠譜的書，其他人寫的可以不看（尤其是武漢某T姓教授，槽點太多不想吐）

6.Roxin《德國最高法院判例（刑法總論）》《刑事政策與刑法體系》《德國刑法學 總論》

7.許玉秀《當代刑法思潮》《不移不惑獻身法與正義》（第一本已絕版，第二本大陸沒有）

8.Jakobs《行為 責任 刑法——機能性描述》《刑法總論》

9.何慶仁《義務犯研究》

10.陳璇《刑法中社會相當性理論研究》

11.方泉《犯罪論體系的演變》

12.馬克昌《比較刑法原理——外國刑法學總論》 《近代西方刑法學說史》

13.馮軍《刑法問題的規范理解》

14.王政勛《犯罪論比較研究》

15.賈宇《死刑研究》

『叄』 北京大學法學本科的教材有哪些

法學院本科生用教材：

一、法學院9字班版本法學緒論（入門課）：沈宗靈《法理學》（不常用）
憲法學：許崇德《中國憲法》(不常用),王世傑/錢端升:<比較憲法> 龔祥瑞<比較憲法與行政法>
民法學（1）（總論部分、物權）：馬俊駒《民法原論》（主要是上冊） 民法學（2）（合同法）：崔建遠《合同法》（修訂本）
刑法學（1、2）：張明楷《刑法學》 民事訴訟法學：張衛平《民事訴訟法教程》 婚姻與繼承法學：楊大文《親屬法》、同系列的《繼承法》
中國法制史：葉孝信《中國法制史》（新編本） 知識產權法：鄭成思《知識產權法教程》 刑事訴訟法：陳光中、徐靜村《刑事訴訟法學》
商法學（1）（商法總論、公司法）： 王保樹《中國商事法》（同時也是商法學2） 王保樹《中國公司法原理》等等（主要是這兩種）
外國刑法學：張明楷《外國刑法綱要》 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姜明安《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北京大學出版社 經濟法：王保樹《經濟法原理》
國際法：Akehurst's Mordern Introction to International Law

二、法學院0字班版本（更新至2004年）1 法學緒論/法理學（高鴻鈞、王晨光，許章潤老師）
《法學緒論》使用張文顯主編的21世紀課程系列，北大/高教版。 但實際上基本不講教材。許章潤老師的《法理學》課有參考書單。 2
比較法總論（高鴻鈞老師） 《外國法制史》，由嶸編 《比較法總論》，茨威格特、克茨著 《比較法研究》，沈宗靈 3
刑法學（張明楷、黎宏、周光權老師） 張明楷《刑法學》，法律出版社最新版，黃色封皮的。 4 憲法學（王振民、程潔老師）
許崇德《憲法》，人大出版社出版。金黃色(灰土黃色封皮) 5 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學（田思源老師）
姜明安主編的兩本，一本是21世紀教材系列，北大/高教版。 一本是法律碩士(JM)教材系列，法律出版社的，42塊錢的那本。
兩本教材各有特點，似乎教師更推崇後者，因為比較新，收錄了很多新法規。 6 民法學（師資眾多，不一一列舉）
歷史上曾經使用過馬俊駒老師的《民法原論》，法律出版社九五規劃教材。 物權、債權、侵權法請往下看。 7 國際公法（李兆傑老師）
無教材，主要看講義。李兆傑老師的教材據說年內會出版。 8 國際私法（李旺老師） 李旺《國際私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出版，黃色封皮的。
9 國際經濟法（車丕照、傅廷中老師） 車丕照《國際經濟法概要》，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39.50元。 10 物權法（程嘯老師）
2001級使用《物權法》，梁慧星，法律出版社95規劃教材。
2002級是程嘯老師自編講義，但指定的是王利明主編的《物權法教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11 國際貿易與技術轉讓法（傅廷中老師）
王傳麗的《國際貿易法》政法大學出版社 12 西方法律思想史（高鴻鈞老師） 《西方法律思想史》人民大學出版社，谷春德主編，
另有凱利的《西方法律思想簡史》為重要參考書，法律出版社。 13 債權法（崔建遠、韓世遠老師）
法律出版社2003年出的崔建遠老師的《合同法》（新版是黃色封皮的）、法律出版社
2004年3月版的韓世遠老師出的《合同法總論》和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的張廣興先生的《債法總論》老版本。 14 侵權行為法（程嘯老師）
王利明《侵權行為法歸責原則研究（修訂版）》，政法2003 楊立新《侵權法論》（第二版），人民法院2004

『肆』 闡述西方刑法的理念與制度！2000字左右

1. 古希臘時期對罪與罰的認識
2. 中世紀的刑法與懲罰
3. 近代西方對刑罰和犯罪的新理解
4. 當代對刑罰和犯罪的爭論

『伍』 求推薦幾本刑法方面入門的書籍!

1.張明楷：周光權二位的刑法教科書；
2.王安異：《刑法中的行為無價值和結果無回價值研究》；答
3.陳家林：《不能犯初論》；
4.周光權：《法治視野中的刑法客觀主義》、《刑法學的向度 行為無價值論的深層追問》；
5.賈濟東：《外國刑法學原理（大陸法系）》；
6.Roxin：《德國最高法院判例（刑法總論）》、《刑事政策與刑法體系》、《德國刑法學 總論》；
7.許玉秀：《當代刑法思潮》、《不移不惑獻身法與正義》；
8.Jakobs：《行為 責任 刑法——機能性描述》、《刑法總論》；
9.何慶仁：《義務犯研究》；
10.陳璇：《刑法中社會相當性理論研究》；
11.方泉：《犯罪論體系的演變》；
12.馬克昌：《比較刑法原理——外國刑法學總論》 、《近代西方刑法學說史》；
13.馮軍：《刑法問題的規范理解》；
14.王政勛：《犯罪論比較研究》；
15.賈宇：《死刑研究》；
16.若干老師的論文；

『陸』 漢代刑制改革對當代刑罰法律制度的啟示

1.
而從整體上看仍顯得不夠系統和嚴密.西漢初期由於政治和經濟條件的限制, 無法對繼承而來的刑罰體系中的弊端進行改革.經過西漢初期一段時間的「休養生息」以後,漢代的政治經濟在文景之 際得到迅速發展,社會文明程度也大大提高,這就為刑制改 革提供了良好的社會條件.漢文帝適應形勢的需要,於公元 前167 年下詔廢肉刑,進行刑制改革. 漢初刑罰體系仍沿

2.
緹縈之父淳於意拜得名師,精於醫術.他學有所成之後,職內事多委於屬員辦理.「為人 治病,不辭勞苦,奔波四方」,一時名揚域內,諸侯競相聘他做詩醫.由於他一心深入民間行醫,趙王、膠西王、濟南 王、吳王派人召他入宮,他都一一婉言謝絕了.當時齊王病 重,派人召他,他怕被留在齊王宮中,妨礙為民治病,避而 不見來人,沒有入宮,後齊王因誤治而死,於是權貴

3.
(二)從改革的內容與思想本身來說,是刑罰從野蠻走向相對文明,文景改制的輕刑化價值取向,體現了一種古樸的 人道主義精神,與近年來國際刑法非犯罪化,非刑罰化地潮 流遙遙相應,都體現了重視人的價值,維護刑法的人道取向.

『柒』 北大法學考研用書

一、憲法
王磊《憲法的司法化》《選擇憲法》
周葉中《憲法》（第二版）
肖蔚雲《憲法學概論》（2008版）
張千帆《憲法學導論——原理與應用》（第二版）（該書非專業課考生可挑重點看）
《憲法學》（第二版）法律出版社（用於補充拓展）
二、行政法
姜明安主編《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第三版）。該書前十章為姜教授所撰寫，重點關注。
羅豪才、湛中樂《行政法學》（第二版）關注該書行政行為及行政許可法部分。
羅豪才、湛中樂《行政法學》（自考版）（2008版）與前述之行政法學教材內容基本一致，沒有大的出入，可擇一而看
姜明安《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2008自考版）與前述第一本教材作者陣營基本一致，內容很多是相同的，但該書補充了最新的立法，可以相互補充使用
三、刑法
陳興良教授
1、《刑法適用總論》（上、下卷）（第二版）。可只看上卷。較之於教材較為深入，較之於專著又比較淺顯，因此難度很適合於考研用書的標准。
2、《規范刑法學》。重點關注總論及分論重點罪名。鑒於刑法諸多最新修正案，需要予以補充最新的司法解釋。
3、《刑法學的現代展開》。刑法專業課必備，非專業課可適當拓展。
雙楊《中國刑法論》（第四版）可只看總論部分
馬克昌《刑法學》，高等教育出版社。該書體系清晰，層次分明，亦可作參考用書。
張明楷《刑法學》（第三版）。專業課考生必備。非專業課若有興趣可了解拓展。
另外，刑法專業課考生除以上用書，另外推薦以下用書：
陳興良 《本體刑法學》陳興良文集系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共同犯罪論》（第二版）（該書系陳教授博士論文，鑒於共同犯罪在刑法學中的重要地位，被西方學者稱為「刑法學中的絕望與黑暗之山」，可予以拓展）
梁根林 《合理組織對犯罪的反應》（論文集）
馬克昌 《近代西方刑法學說史略》《外國刑法原理》或張明楷《外國刑法綱要》（建議專業課考生對刑法發展歷史尤其是西方刑法學說有所了解）
儲槐植 相關論文 學有餘力的同學可參考其《美國刑法》
高明瑄等著《刑法專論》（研究生用書）
北大刑法其他教授的論文
另外建議專業課考生若有餘力可閱讀我國台灣地區韓忠謨《刑法原理》、陳朴生《刑法專題研究》、許玉秀《當代刑法思潮》等。
四、刑事訴訟法
汪建成《刑事訴訟法概論》《理想與現實——刑事證據理論的新探索》《沖突與平衡——刑事程序理論的新視角》
陳瑞華 《刑事訴訟的基本問題》（第二版）《刑事訴訟的前沿問題》（第二版）《看得見的正義》《刑事審判原理》（第二版）
陳光中 《刑事訴訟法》（第二版）（汪建成、陳瑞華教授參編）
另外，刑事訴訟法需要關注老師最新論文
五、民法
魏振瀛《民法》（第三版）
馬俊駒、余延滿《民法原論》（第三版）
龍衛球《民法總論》（第二版）
梁慧星 《民法總論》
李永軍《民法總論》 《合同法總論》
劉凱湘《民法總論》（第二版）
梁慧星、陳華彬《物權法》（第四版）或者陳華彬《物權法》（國家行政學院出版社1998版）（總論部分）
崔建遠《合同法》（第四版）
韓世遠《合同法總論》（第二版）
張新寶或王利明《侵權行為法》
王軼 《物權變動論》
另外，人大王利明教授的民法系列專著也可參考補充。
建議閱讀王澤鑒民法總則、民法物權（總論），言簡意賅，簡明扼要，微言大義，體系明了，有助於加深理解。
六、民事訴訟法
潘劍鋒《民事訴訟原理》
劉家興、潘劍鋒《民事訴訟法學》（2008版）
江偉《民事訴訟法》（第三版）

專業課信息部分： 1 因為北大法學院對於法學碩士沒有指定的參考書，所以在此我向大家推薦一些參考書目。 A 卷部分： 憲法 : 《憲法學》，北大出版社，魏定仁等著，第二版 《憲法》，高教北大版，周葉中主編，第二版 《憲法的司法化》《選擇憲法》王磊 《憲法學導論》張千帆。 我推薦周葉中的《憲法》，知識體系非常好。答題模式也可參照此書。如果有空，應該看一看《憲法學導論》，但這本書比較難。 行政法： 《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北大高教版，姜明安主編，第二版 我看的是這本書，但是並不覺得特別好，據說姜老師有本自考教材很好。 刑訴： 《刑事訴訟法學概論》北大版，汪建成著 《看得見的正義》或者《問題與主義之間》陳瑞華老師的書 刑法 《中國刑法論》北大版第三版，雙楊著，郭自力老師參與修訂。 《刑法案例教程》，中國法制出版社，陳興良著 國際法 《國際法》人大版遠程教育系列，白桂梅，朱麗江主編。 白 老師去年有出新書，應該關注一下。 B 卷 法理 《法理學》北大版遠程教育系列，周旺生著。 《法理探索》周旺生著（有時間翻一翻） 經濟法 《經濟法學》北大版，張守文主編（必看） 《經濟法》楊紫煊，北大高教版第 2 版，反壟斷部分這本書稍好 《企業與公司法》北大版，甘培忠著，第四版 《財政稅收法》，法律出版社，劉劍文主編，第三版 《經濟法理論的重構》，人民出版社，張守文著 《稅法基礎理論》，北大版，劉劍文，熊偉著 《金融法概論》北大版，吳志攀 民訴 《民事訴訟原理》北大版，潘劍峰著 民法： 《民法》北大高教版，魏振瀛主編 一套九五計劃藍綠皮的民法教材，梁慧星《民法總論》，梁慧星陳華彬《物權法》，張廣興《債法》 國經： 《國際經濟法》北大高教版第二版，余勁松，吳志攀主編 邵景春的遠程教育的內部教材《國際經濟法》 還可以拿王傳麗的教材做參考，任選。 2 資料的選擇： 凱程的《內部沖刺百題》無論是答題方法還是押題方面都很好。 在上北大英華的輔導班時，陳永生老師（刑訴）給總結了一些專題，非常好，有機會可以把這個筆記復印一下。 《北大法學考研十門核心課》，為北大的研究生總結，內容有好有壞，經濟法，國際經經濟法，民法這些內容過多的科目，看這個筆記可以省比較多的時間。 如果民法能找到王軼老師的課堂筆記，也非常不錯。 國際經濟法王慧老師的講課錄音。 3 關於輔導班： 輔導班在暑假的個人經歷中已經提及。主要有兩個，北大英華和凱程。北大英華更重基礎，持續時間較長，如果基礎好的同學可不必參加。 凱程的應試性針對性很強，在大家知識掌握程度相同時，參加這個輔導班容易讓你勝出。我參加凱程的真題講解班，我從中學到的最重要的是答題方法，老師也講了些復習策略，很有啟迪性。 我還參加了凱程的百題沖刺班，百題沖刺講義，我個人認為非常的好，在最後一個星期里，我把凱程的百題沖刺班講義認真地看了三遍，並且把其中所列的自己不是很熟悉的知識點又查漏補缺，非常幸運的，這本講義押中了好多題。尤其今年的 A 卷部分，本來是比較難的，但刑訴部分刑法部分還有國際法等本分均有押中題目，我便順利通過初試。 4 復習方法： 主要注意三點： （ 1 ）北大的書目多，看書不能看得過細過慢，要先從宏觀上對整個學科的體系脈絡有個很好的把握，然後仔細的看每年的重點，深入理解。我認為應該至少把知識看 4 遍。 （ 2 ） 我比較喜歡框架性記憶。。比如經濟法總論部分，框架性非常明顯，如果在記憶時畫出框架圖，有個整體框架在腦子里，答題的思路就非常清晰。尤其是在答「某某的體系」這一類體型時，作用尤為明顯。民法的重點我也會整理成一個個專題，（內容不用特別詳盡，有框架即可）按照考試時的答題模式整理，有助於最後的記憶。 （ 3 ）反復研究歷年真題，找出重點和出題規律。 小結： 考研這一路走來，我認為成功最重要的因素是信心和毅力。在這一路，選擇北大，尤其是跨專業，也有人說過我考上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自己總是一笑了之，既然做了決定，這些話對自己毫無意義。在這一路，有很多人中途放棄了考研，他們不是不聰明，而是沒有毅力。一些人雖然參加了考研，但成績不理想，我想，在復習中珍惜時間非常重要，決定去考卻不努力，只是浪費時間。而在考研中還想找工作想出國更是不可取，我們的能力與精力都是有限的，努力做好一件事，成功地可能性才會更大。 對於有些人一開始就准備考兩年的，我也奉勸大家先放棄這個念頭，我們要盡自己最大的努力讓其一次成功，人有退路有借口，有時就會鬆懈，破釜沉舟，一舉中的在我看來最可取。 在考研期間的心態調整也很重要，我們要放鬆自己的心情，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光緊張是沒有用的，倒不如快快樂樂的准備考研。

『捌』 車浩本科在哪

車浩本科學校沒有在網上公布。

2000年－2007年，北京大學刑法學碩士、博士。

2007年－2008年，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任教。

2008年－2010年，清華大學法學院從事博士後研究工作。

2010年-，北京大學法學院任教。

兼任北京大學犯罪問題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學刑事法治研究中心副主任，公安部法制局特邀專家，最高人民檢察院第一檢察廳副廳長（掛職），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掛職）等社會職務。

著編

《階層犯罪論的構造》（獨著），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

《刑法教義的本土形塑》（獨著），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

《車浩的刑法題》（獨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

《刑法總論精釋》（副主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6年版

《刑法各論精釋》（副主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6年版

《當代刑法思潮論壇》（三卷本）（副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

『玖』 「德主刑輔」思想對於當代法治思想的意義

儒家「以德治國、德主刑輔」思想是中國形成法治社會的最大障礙

孔子主張「以德治國」，這一思想在內聖層面，就是要求領導者的個人道德修養達到完滿，「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論語•為政》)」領導者只有佔領了道德的制高點，才能夠使被領導者和人民自然而然的信服，就好像北極星一樣，處於中心的位置，自然被群星圍繞、拱衛；在外王層面，「以德治國」就是要以領導者的道德認知為標准和規范來教化民眾，孔子主張「為國以禮」，主張統治者用禮教來教化民眾。孔子說：「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論語•子路》）」，教化民眾的方法就是領導者做出道德表率。

孔子認為在以道德教化為主要手段的同時，對於少數「困而不學的愚人」就要輔之以「刑」。在孔子看來，德是根本的，是主要的手段，是體，刑罰是用，是輔助的手段。對於少數「困而不學」的愚人，在道德教化不發生作用的情況下，才能不得已而施之於刑罰。所以刑罰被孔子放在次要的第二位的地位上，孔子本人所推崇的理想社會狀態，是一種完全棄刑罰而不用，只依靠道德的力量就能達到社會和諧的狀態，所以孔子說：「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論語•顏淵》）」

孔子的這一思想被董仲舒概括為「德主刑輔」。德主刑輔的思想對以後兩千多年的中國社會產生了巨大影響，「以德治國」、「以禮教治天下」幾乎是每一個朝代所標榜、所推崇的，一直到近現代，真正意義上的法治社會在中國依然沒有形成。

孔子的「以德治國」、「德主刑輔」政治思想和教民思想對中國形成法治社會的消極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法治社會，必須有一套完整的、剛性的行為規范起作用，那就是健全的法律體系和法律至高無上的權威。但孔子及儒家的「德主刑輔」思想所推崇的卻是道德原則和規范的優先性，甚至希望完全用道德代替法律來約束社會和民眾，如孔子對「無訟」的追求。然而道德原則從根本上來說是一種有彈性的行為規范，具有不確定性。

其次，更為重要的是，按照儒家由內聖而外王的理論，一個達到內聖的領導者，領悟了道德的真諦，然後施教化於普通民眾，以成外王事功，這樣，道德規范和原則的制定和解釋權就完全掌握在了少數「聖人」手中，理論上的由內聖而外王，在現實中就異化成了由外王而內聖，廣大民眾只有接受教化的義務，而不能對道德原則和規範本身提出異議，更不能不遵守甚至反抗它，否則就是「化之弗變，導之弗從，傷義而敗俗，於是乎用刑矣」（《孔子家語》），就是屢教不改，而訴之於刑罰，「德主刑輔」就變成了「順我者德之、逆我者刑之」。

這樣，具有不確定性的道德原則、道德規范就完全掌握在少數人手中，就成了一件神秘莫測的少數「聖人」用來治民的工具，「以德治國」就是把一切社會價值標准和行為規范神秘化，使之完全以「聖人」的好惡為標准，因而整個社會實際上也就沒有了一個確定的行為規范。《左傳•昭公二十九年》記載，晉國「鑄刑鼎」，將社會行為規范用法律條文的形式固定下來，並且公之於眾。晉國這一做法遭到孔子的強烈反對，孔子說：「晉其亡乎，失其度矣！…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為國？」晉國這樣做，用確定的規則代替了道德，成為一切價值判斷的標准，會打破「聖人」獨斷社會行為規范解釋權的地位，打破「聖人」的道德神聖性，使「貴賤無序」，這在孔子看來是絕對不能容忍的。

再次，孔子和儒家對「刑」的功能和作用的理解，也是造成中國不能形成法治社會的一個重要因素。

（1）在儒家那裡，刑和法是單純懲罰性的工具（法家同樣也是這樣理解的）。刑就是法，法等同於刑，法律只是保證道德規范得以實施的帶有懲罰性的手段。在中國古代，法律的作用只是強調社會成員的義務，從來也不具有維護民眾權利的功能。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刑法超乎尋常的發達，形成過好幾部完備的刑法典，如唐律、大清律，但是卻沒有也不可能產生一部哪怕是最簡單的民法。

（2）刑是對民不對官、對下不對上的。根據儒家的「德治」理論，無論是最高領導者還是各級官吏，他們或者是道德修養達到「內聖」的「聖人」，或者是選拔上來的德才兼備、道德修養能起到模範作用的人才，總之他們的道德修養都已經達到很高的程度，當然不可能也沒有必要施之於刑罰，只有普通百姓才有可能不服教化，達不到統治者的道德要求，所以只有百姓才是刑的施用對象。在儒家那裡，刑就是官治民、上治下的工具，法律是用來懲罰不服教化的普通民眾的，所以才有「刑不上大夫」的說法。中國古代也有「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宣傳，但這句話是站在皇帝的角度說的，是指任何人都不能冒犯皇帝的權威，否則，即使是王子，也要和普通百姓一樣受到懲罰。而作為最高領導的皇帝本人卻是不受任何法律條文的束縛的，中國從來也沒有產生過「皇帝犯法與庶民同罪」的思想。

在一個真正的法治社會，法律不僅僅是治民的工具，它更應該是「治官」的工具，是限制政府的工具。因為官員和政府擁有更多的權力，因而應當受到更多的約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句話，不僅指普通民眾之間、個體與個體之間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它更多的是指個體與集體、集團之間的平等，是指一個普通的百姓與官員、政府機關、政治的或利益集團之間的平等，而這一點恰恰是儒家的以德治國、德主刑輔思想所缺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