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審查權

❶ 什麼是司法審查權有限原則

有限司法審查權是指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下人民法院應當享有的對行政法內規和地方法規的容合法性進行審查的權力。由於合憲性審查權在我國法律中明確賦予給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因而，各級人民法院沒有合憲性審查權，只有合法性審查權，即對行政法規和地方法規是否符合法律的審查權力。這種只有法規合法性審查權的司法審查權就是有限司法審查權。

❷ 美國各級聯邦法院都有司法審查權嗎

聯邦法院和最高法院有，其他法院原則上沒有

❸ 人民法院有無司法審查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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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審查這個詞太寬泛了，請明確你的提問

❹ 美國的違憲審查權

美國建立了專門法院制，由聯邦法院行使違憲審查權。

❺ 什麼叫司法審查權

1、從狹義來講，是指立法行政權的審查權。
2、從廣義上講，是指司法裁判機關對行政執法活動的合法性進行的審查，具體說來就是在行政訴訟中對行政處罰行為的合法性進行審查。

❻ 我國人民法院有法律法規的司法審查權嗎

暫無司法審查抄權！
司法審查權指司法裁判機關對行政執法活動的合法性進行的審查，具體說來就是在行政訴訟中對行政處罰行為的合法性進行審查。
在我國，由於司法機關從屬於權力機關，因此，其所謂的審查只能限於個案審查，且其形式只能採取司法建議的方式。
行政領域內的司法審查也限於個案審查，法院不享有直接改變行政機關行為和代為作出某項決定的權力，因此，只能表明在個案中不適用某項規章或者認定某項行政行為違法，案後以司法建議的形式向行政機關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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❼ 急！違憲審查權的理論來源是什麼。

了監督和來保證憲法的實施自，必須建立相應的違憲審查制度，這已成為我國理論和實踐的共識。但是這么一個理論界不斷呼籲、實踐急迫需要的憲法基本制度至今未能建立起來，個中原因非常復雜，本文僅從法律層面分析這一制度建立的主要障礙。 1、違憲審查的主體模糊不清，違憲審查機構至今未能實際建立起來 2、憲法缺少可適用性，違憲審查失去了根基 3、法律適用與憲法及法律解釋相分離，導致違憲審查權虛置 4、憲法監督欠缺相應的啟動機制，違憲審查無法實際提出 相比較而言，我國的違憲審查應如何啟動包括誰可以針對憲法爭議提起審查、應按照什麼程序什麼方式提起審查、應向哪一個機構提起審查，諸如此類的問題在現行憲法上找不到答案，在實踐中也沒有解決。因此，在實踐中，即使發現了違憲案件或者發生了憲法爭議，也因為欠缺相應的啟動程序而使這些爭議糾紛無法實際進入違憲審查階段甚至不了了之。 上述幾方面的法律障礙表明，我國的憲法監督仍停留在憲法的規定中，離制度化還有相當的距離，所謂的違憲審查遠未進入實際的運作階段，我國憲法監督制度及違憲審查制度的建立任重而道遠

❽ 哪一年確立了聯邦法院的司法審查權

從歷史淵源上看,美國司法審查制是繼承英國普通法司法理念和司法傳統的必然結果。英國普通法的司法理念是,法院的法官可以依照正確的理性和知識去發現、創造和適用普通法。在普通法面前,任何人都要守法,即使是國王也不例外。此理念是在英國普通法發展過程中逐漸完善的。
與上述司法理念相適應,英國形成了獨特的司法傳統、實行判例法、遵循先例原則和司法審查制。英國判例法指的是法官在審理案件中,可以根據自己對法律、慣例的理解,推導出新的法律規則，解釋制定法的精神，這種規則或精神一經形成判決，便具有約束力和說服力。遵循先例原則是判例法的基礎。英國司法審查也獨具特色:由於英國奉行「議會主權」原則，沒有實行嚴格的三權分立,掌握最高司法審查權的上議院本身屬於立法機關,因此，英國對立法的司法審查是相對的。但對行政機關的行為，普通法院可以依據議會制定的法律進真正的審查，對於違法的行政行為和命令，可宣布其為非法或加以撤銷。英國在對各殖民地進行統治時，確立了英國樞密院對殖民地立法機關所頒布的法律，可以進行審查的制度，凡是被認為違反英國法律和政策的立法均被宣布為無效。「據統計,英國樞密院審查北美殖民地的法律多達8563件,並廢除了其中469件。」北美各殖民地對此也紛紛仿效,獨立前,各殖民地制定了「根本法」或「憲章」,承認殖民地法院可對殖民地議會制訂的法律進行審查,並可宣布違憲的法律為無效。
美國獨立後,雖然在繼承英國普通法問題上有過猶豫和爭吵,但美國最終保留並繼承了普通法,並將普通法確立為美國「法制基礎」。一些州先於聯邦政府採用司法審查制,他們在州憲法中承認各州法院有「裁定國會立法是否符合憲法和判定違憲的制定法無效的權力。在1780年到1787年間,至少有8個州的判例直接涉及到維護司法審查權的問題。」 1789年,美國聯邦國會制定的《司法條例》授權聯邦法院有廢止違反聯邦憲法和法律的州憲法和州法律的權力。這表明,英國普通法的司法理念和司法傳統已成為美國人在創建本國法制體系時,無法迴避並可直接借鑒的一筆法制歷史遺產。

❾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審查權是如何形成的

.美國的違憲審查權是指由聯邦最高法院通過司法審判，審查一切法規的合憲專性。這屬一制度原
無成文憲法的依據，是聯邦最高法院在1803 年審理的馬伯里訴麥迪遜案中確立的。違憲審查
制度的確立，使司法權處於優越地位，體現了權力分立和制衡的憲法原則，完善了美國的憲
政制度。

❿ 我國的違憲審查制度

為了監督和保證憲法的實施，必須建立相應的違憲審查制度，這已成為我國理論和實踐的共識。但是這么一個理論界不斷呼籲、實踐急迫需要的憲法基本制度至今未能建立起來，個中原因非常復雜，本文僅從法律層面分析這一制度建立的主要障礙。

一、違憲審查的主體模糊不清，違憲審查機構至今未能實際建立起來

建立違憲審查制度首先要有專司違憲審查的專門機構，這是實際建立起違憲審查制度的國家的共識。在我國，盡管自1954年憲法起就有監督憲法實施的規定，但是作為憲法監督具體體現的違憲審查機構至今未能建立起來，在現行憲法里找不到專司違憲審查的機構，而且關於違憲審查主體的規定模糊不清。

現行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修改憲法，監督憲法實施，有權改變或者撤銷全國人大常委會不適當的決定；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憲法，監督憲法實施，有權改變或者撤銷國務院及省、自治區、直轄市國家權力機關制定的違憲及違法的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及其他規范性文件。從憲法的這些規定來看，我國違憲審查的主體應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它的常委會。但是，憲法又規定，國務院改變或者撤銷各部、各委員會發布的不適當的命令、指示和規章，改變或者撤銷地方各級國家行政機關的不適當的決定和命令；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在本行政區域內保證憲法的遵守和執行，有權改變或者撤銷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委員會不適當的決定，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有權撤銷本級人民政府的不適當的決定和命令，撤銷下一級人民代表大會的不適當的決議；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有權改變或者撤銷所屬各工作部門和下級人民政府的不適當的決定。這些表面上非常健全的規定實際上矛盾百出：這些規定給人的印象首先是，似乎我國的違憲審查權並不專屬最高權力機關，國務院、地方權力機關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都享有一定的違憲審查權，因為上面所謂的「不適當」的各種規范性文件當然而且首先指的是違憲的規范性文件，但是，無論是國務院還是地方權力機關、地方行政機關都沒有憲法解釋權，我國的憲法解釋權是歸屬全國人大常委會，而憲法解釋權是違憲審查權的前提，沒有憲法解釋權就無法審查規范性文件是否與憲法相抵觸，因而，這些規定不僅使我國的違憲審查權的歸屬變得模糊，而且在實踐中無法操作，從而形成了違憲審查「誰都可以管理，但實際上誰都不管」的局面。

不僅如此，就是當然享有憲法監督權的最高權力機關至今亦未實際建立起違憲審查的機構，由最高權力機關監督憲法實施並不意味著違憲審查權只能或者直接由其行使，違憲審查的專業性、技術性、經常性及司法性與最高權力機關的職能及活動方式相去甚遠，由最高權力機關直接行使違憲審查權既不可能亦不現實，然而，我國的違憲審查職能應由一個什麼樣的機構去履行至今仍在學者的討論之中，而且要求突破現行憲法監督模式的呼聲日漸高漲，有的主張設立獨立的憲法法院，有的主張將違憲審查權交與最高人民法院，還有的主張設立憲法委員會與最高人民法院違憲審查庭並行的復合審查制，因此我國未來違憲審查機構的設置至今未有定論。

二、憲法缺少可適用性，違憲審查失去了根基

違憲審查制度的建立系基於這樣一個前提和假定：其他的規范性文件或有關的國家行為可能與憲法相抵觸，這在憲法上通常稱之為憲法爭議，而解決憲法爭議的法律依據和法律適用即是憲法，如果憲法可以用以裁決這樣的憲法爭議糾紛並進而可適用於審理普通的民事、行政或刑事糾紛，這樣的憲法便是具可適用性的憲法。

從憲法監督的歷史看，違憲審查制度的建立必須具備兩個基本的條件：一是憲法的最高性，即憲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其他的一切規范性文件和行為都不得與憲法相抵觸，二是憲法的可適用性，即憲法能夠直接用於審理和解決具體的憲法爭議糾紛。在這兩個條件中，第一個條件說明違憲存在的可能性，而第二個條件則說明了解決違憲案件的法律依據和法律適用，因此，違憲審查與憲法的可適用性密不可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建立起違憲審查制度的美國在憲法中並沒有確立違憲審查制度，也沒有明確賦予法院以司法審查權，但是憲法的最高性及可適用性直接導致最高法院在1803年「馬伯里訴麥迪遜」一案中審查並確認國會1789年通過的《司法條例》第13條的規定與憲法相違背，並由此開創了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審查國會法律的先例〔1〕：而在歐洲大陸， 不少國家則專門設立憲法法院直接以憲法為依據受理憲法訴訟，裁決憲法爭議，制裁違憲行為，追究違憲責任；我國的香港，在基本法出台後香港尚未回歸時，即有人開始討論以基本法為依據開展訴訟的可能性，在香港回歸之後，有香港地區憲法之稱的香港《基本法》已歷經多次訴訟的洗禮，而香港地區的法院亦已以基本法為基礎，依據普通法的原則建立起自己的違憲審查制度，而這一系列訴訟盡管有其復雜的背景，但在法律上都是基於這一理念：即基本法在香港可以直接被引用於具體的訴訟案件中。

憲法的可適用性之所以成為違憲審查制度建立的前提，其道理很簡單，因為憲法只有在具體運用和實際執行中才能發現其他規范性文件或行為與憲法原則、精神及具體內容的不一致，因此，憲法可適用才能真正發現違憲，而違憲審查則是糾正違憲。

長期以來，我國將憲法的作用局限在為具體的立法提供法律依據方面，它不具有可適用性。法院在審理具體的刑事、民事及行政案件中不能直接引用憲法條款或運用憲法原則去審查擬將作為裁決依據的規范性文件的合憲性，也不能受理和審理當事人以憲法為依據提起的憲法訴訟案件，同時憲法也不能直接運用於審理具體的糾紛案件，因而，法院在適用一般的法律文件審理爭議糾紛時是不可能發現這些法律文件與憲法有抵觸的；而作為最高權力機關，盡管在法律上它有違憲審查權，但是，由於它僅僅是制定法律，並不直接適用和執行法律，因此，如果沒有其他因素的推動，它自身是無法發現違憲案件的。

三、法律適用與憲法及法律解釋相分離，導致違憲審查權虛置

從違憲審查制度的產生看，違憲審查是在法律的適用及法律的解釋中產生的，在有成文憲法的普通法國家，由於能夠適用法律裁處爭議糾紛的機關是司法機關，因而，違憲審查最初是以司法審查的形式體現出來的。違憲審查之所以直接產生於法律適用和法律解釋，是因為司法機關在解決具體的爭議糾紛前必須對其所要適用的法律（包括憲法）有準確的理解和認識，又由於法律是立法者的意思表示，而立法者在立法時是不可能預測將來所可能發生的所有情況的，或者文字的表達在適用中存有多種不同的認識和理解，這就必然出現法律的爭議，為了解決法律適用中的爭議，法律的適用機關就首先必須對有爭議的法律條款進行解釋，因此，闡明法律的意義便成為法院的職權；司法機關隨之面臨的第二個問題是：如果其所要適用的法律與上位界的法律特別是與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憲法的原則和精神不一致即出現了違憲的法律怎麼辦？法院同樣要對該違憲的法律的法律效力表明態度，這便是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1803年馬伯里訴麥迪遜案件的判詞中所明確宣告的所謂的「違憲的法律不是法律」。因此，在有成文憲法的普通法國家，「法院的司法權和法律解釋權包含違憲審查權，這被認為是理所當然、天經地義的事〔 2〕」，換句話說，違憲審查制度是建立在法律適用及法律的解釋基礎上的。

我國的司法體制特別是法院的構架類似英美法系國家。在我國，適用法律解決具體爭議糾紛的機關是法院，在理論上它是一個有能力進行法律解釋和違憲審查的機關，但是，在法律上它沒有法律解釋及違憲審查的權力；憲法和法律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大常委會，監督憲法實施的權力屬於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但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並不具體適用法律。由於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並不具體適用法律，因此，對於憲法及法律在具體適用和執行中所可能碰到的問題並不了解，因而，很難感受到憲法解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即使它想解釋也做不到，因為它並不清楚哪些原則和內容在適用和執行中會產生分歧，需要解釋，這就是全國人大常委會事實上很少行使憲法解釋權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從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限的法律解釋看，由於它脫離了具體的法律適用，因而，大部分都不是真正意義上對有關憲法和法律條文在具體適用中的爭議所作的闡述或者說明，而是對法律制定中的疏漏或者針對新的情況所作的補充規定，這些補充規定或者決定嚴格意義上說已越出了法律解釋的范圍而屬於法律的制定或者修改，即使可以看作是法律解釋的「解釋」，也不是為違憲審查而准備的，到目前為止還從來沒有發現全國人大常委會因為需要審查某一法律文件或行為的合憲性而對憲法進行解釋的情形〔3〕，因此， 全國人大常委會行使的這種憲法及法律的解釋權是一種和法律的具體適用相分離的一種抽象性的立法解釋，正因為如此，在普通法國家和地區，立法機關作出這樣的行為，通常被視為是對原有立法的修訂或者補充性立法而不是憲法或法律的解釋〔4〕。 違憲審查意義上的憲法解釋本質上是一種違憲解釋，這種解釋具有明確的針對性、被動性、個案性及司法（或准司法）性，它只有在憲法及法律的具體適用中才可能發生，正因為如此，在普通法國家和地區，「『解釋』法律這個概念本身是和法院的『司法』功能緊密相連，渾成一體的，就是說，由於法院的天職是把法律應用到具體案件之中，從而作出一個具體的判決，……所以如果法律條文的含義有任何不清晰的、可引起爭議的地方，法院的職能便是在聽取訴訟當事人對於這個法律解釋問題的論點後，依據普通法傳統中的法律解釋規則，對有關問題作出裁決，並在判詞中闡明其理由〔5〕」，而在設立專門違憲審查機構的大陸法系國家， 其與司法審查的區別主要在於這些國家將憲法爭議從普通的爭議糾紛中分離出來由獨立的機構適用憲法去審查和解決，它與司法審查沒有本質的不同和區別。

因此，憲法監督實質上是憲法適用中的監督，而憲法解釋及違憲審查又是憲法監督的具體形式，如果憲法解釋及違憲審查不與憲法及法律的具體適用相結合，那麼，為憲法監督而准備的憲法解釋及違憲審查必然空置。

四、憲法監督欠缺相應的啟動機制，違憲審查無法實際提出

違憲審查制度存在的前提是憲法爭議的存在，而憲法爭議作為法律爭議的一部分其處理和解決必須遵守一般法律爭議糾紛的處理規則包括程序規則。在有成文憲法的普通法國家，憲法爭議被視為普通爭議的一種，都由相同的法院以同樣的程序進行審理和裁決，不必給予特別的對待，因而，憲法爭議的處理亦遵循不告不理的原則，憲法爭議不與具體的案件相結合法院便不能對該憲法爭議進行處理，因此，在司法審查制度下，當事人實際提起一個普通的訴訟成為法院啟動違憲審查的程序機制；而在歐洲的大陸法系國家，情況稍有不同，歐洲大陸各國解決爭議糾紛的一個共同點是對各類爭議糾紛按其性質進行劃分，並在此基礎上建立相應的訴訟制度（如行政訴訟、民事訴訟、商事訴訟、社會訴訟、刑事訴訟等），其中憲法性爭議也與其他爭議一樣通過獨立的訴訟即憲法訴訟解決，因此，普通法院不具有裁決憲法爭議的權力，如果它們在審理普通的爭議糾紛中發現存在憲法爭議，只能將該憲法性爭議提交憲法法院裁決，在這種情形下，普通法院的提交即成為憲法法院啟動違憲審查的前置程序。除此之外，憲法法院啟動違憲審查的最經常的機制是當事人針對規范性文件或有關的國家行為而提起的憲法訴訟；另外，憲法法院也可以在沒有憲法訴訟的情況下對規范性文件進行合憲性審查即所謂的抽象監督，但這種抽象的監督和審查同樣需要啟動者，譬如在德國，抽象監督的倡議者為聯邦政府、州議員和不少於三分之一的議會議員。因此，無論是將憲法爭議視為普通法律爭議的普通法系國家還是將憲法爭議作為特殊法律爭議看待的大陸法系國家，其共同之處在於都為違憲審查的提起設置了相應的啟動程序。

相比較而言，我國的違憲審查應如何啟動包括誰可以針對憲法爭議提起審查、應按照什麼程序什麼方式提起審查、應向哪一個機構提起審查，諸如此類的問題在現行憲法上找不到答案，在實踐中也沒有解決。因此，在實踐中，即使發現了違憲案件或者發生了憲法爭議，也因為欠缺相應的啟動程序而使這些爭議糾紛無法實際進入違憲審查階段甚至不了了之。

上述幾方面的法律障礙表明，我國的憲法監督仍停留在憲法的規定中，離制度化還有相當的距離，所謂的違憲審查遠未進入實際的運作階段，我國憲法監督制度及違憲審查制度的建立任重而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