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商法典

⑴ 商行為的規制方式

由於各國商事立法的理念不同，對商事行為的規制方式也不同，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種： 也稱折中主義，即以折中立場，以概括方式和列舉方式相結合確定商事行為。即把商人概念與商事行為概念同時視為商法典的基本概念，並在此基礎上確定商事行為，一方面，一些商事行為是根據商人的經營方法，在營業的場合才加以確認，另一方面，將各種商事行為分類列舉，根據其行為內容來確定商事行為的性質。《日本商法典》和修改過的《法國商法典》是其代表。《日本商法典》第503條第1款規定：「商人為其營業而實施的行為，為商事行為。」同時在第2款中又規定：「商人的行為推定為為其營業而實施的行為」。[3]
以上三種立法方式，由於其產生的背景不同，各有其特點。其差異主要在於，商事行為是商主體所從事的行為，還是一般主體所從事的行為。概括方式有較強的概括性，但缺乏應有的明確性。列舉方式揭示商事行為的范圍，明確清楚，但客觀存在的商事行為舉不勝舉，難以完全包括。折中方式的出現，結合二者優點，克服了二者的不足，更具科學性和規范性。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商行為的規制方式，在各國立法中都不是唯一和絕對的，現代各國商法一般都是吸收概括方式和列舉方式的長處，而避其不足，盡管對商行為規制的方式不同，但本質上是一樣的。例如，《法國商法典》第631條也承認主觀商行為，將零售商、批發商、和銀行經營者相互之間的一切行為歸入商行為，而不問其內容。另外，商法所承認的股份公司和有限公司的一切行為都是商行為。盡管德國立法採取概括方式，但原《德國商法典》第1條，仍列舉出各種主要的商行為。另外，理論上，商行為屬於推定法律行為，在商法實踐中也往往要藉助於法律推定規則。許多國家的商法就明確規定，只要是商主體實施的行為就可推定為其營業實施的行為，從而成為商行為。由此，商行為規制方式的差異對於商法人並無很大的實際意義，其作用更多地表現在對個體商人法律行為的評價。

⑵ 國際商事慣例的構成條件

國際商事慣例是在長期的商業或貿易實踐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用於解決國際商事問題的實體法性質的國際慣例。它具有以下特點： 國際商事慣例（一）經過長期反復的實踐而形成 早在11世紀，地中海沿岸各國的商人團體為了維護自身利益，即開始自行制訂一些規約，即所謂商人法，這種商人法就是商人們長期從事商業活動的習慣做法。這種習慣做法一開始只流行於一定的地區和行業。隨著國際商業的不斷發展，其影響不斷擴大，有的發展到今天已在全世界范圍內通行。 （二）被許多國家和地區認可，具有普遍的適用性 嚴格地講，任何一種國際商事慣例，都不是以正式國際條約這種國家之間的協議法形式出現的，而是由地區、行業、國際組織（通常是民間組織)或商業團體把國際商業長期實踐中所形成的習慣做法歸納成文，給予明確的定義和解釋，公布於天下。國家對國際商事慣例的認可，即意味著國家賦予它任意性法律的性質。 （三）具有確定的內容，針對性很強 目前，世界上普遍適用的國際商事慣例基本上都是成文的，大都是由某些國際組織或某些國家的商業團體根據長期形成的商業習慣制訂的，有明確的權利和義務規定，內容十分確定，是判定有關當事人的權利義務關系，解決有關當事人的爭議，處理索賠、理賠案件的重要依據。 （四）是任意性而非強制性的規則，運用起來十分靈活 盡管國際商事慣例被許多國家和地區認可，具有普遍適用性，但不同於國際條約之於締約國及其國民，也不同於國內法中的某些強制性規定，它對有關國家和國民不具有當然的法律約束力，也就是說它不具有直接的普遍法律約束力。通常，只有當事人在合同中明確約定適用某些慣例時，當事人才受該慣例的約束，該慣例才對該當事人具有法律拘束力。 （五）它仍處在不斷的發展演變之中，而且隨著現代科學技術不斷進步和國際民商事交往的飛躍發展，其變化速度在加快 國際商事慣例取得法律效力的途徑 國際商事慣例不是國家立法，也不是國際條約，不具有當然的法律效力，要取得法律效力必須經過國家的認可。國家認可國際商事慣例的法律效力一般有間接和直接兩種途 國際商事慣例徑。 1.間接途徑 這種途徑是指國際商事慣例通過當事人的協議選擇而間接取得法律拘束力，它是國際商事慣例取得法律效力的最主要途徑。在國際合同領域，「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已為世界各國普遍承認。這樣，特定國際商事慣例就因法院地國或仲裁地國承認當事人的選擇而被間接地賦予法律效力。這一途徑已為一些國際條約所規定。 2.直接途徑 直接途徑不以當事人協議為條件而是直接通過國內立法或國際條約賦予國際商事慣例以法律約束力。 (1)國內立法的規定。《日本商法典》第1條規定：「關於商事，本法無規定者，適用商習慣法，無商習慣法，適用民法。」《瑞士民法典》第1條規定：「本法無相應規定時，法官應依據慣例。」我國《民法通則》第142條第3款以及《海商法》第268條都規定，我國法律和我國締結或參加的國際條約沒有規定的，可以適用國際慣例。此外，美國《統一商法典》明確規定採用國際貿易中普遍承認的原則和慣例。特別是，西班牙和伊拉克已將《國際貿易術語解釋通則》全盤移植到其國內法中，賦予其國內法上的普遍約束力。 (2)國際條約的規定。1964年《國際貨物買賣統一法》第9條第2款撇開當事人的協議，直接認可慣例的約束力：「當事人還須受一般人在同樣情況下認為應適用於契約的慣例的約束。」1980年《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第8條第3款規定：「在確定一方當事人的意旨或一個通情達理的人應有的理解時，應適當地考慮到……當事人之間確立的任何習慣作法、慣例和當事人其後的任何行為」，從而直接認可了國際商事慣例的效力。 （二）國際商事慣例法律效力的表現形式 國際商事慣例取得什麼樣的法律效力取決於國內法和國際條約的具體規定，各國國內法和國際條約的規定可歸納為三種情況： 1.契約性效力 一般說來，有關國內法和國際條約都賦予國際商事慣例以契約上的效力。所謂契約上的效力，是指國際商事慣例只有在當事人同意適用時才對當事人產生約束力，即國際商事慣例的拘束力源於當事人適用該慣例的合意。它是相對於具有強制拘束力的法律而言的。1980年《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第9條就賦予國際商事慣例以契約上的效力，而不是強制性拘束力。這種契約上的法律效力往往是通過國內法和國際條約對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的承認而間接賦予的。 2.強制性效力 如果一個國家通過立法賦予國際商事慣例以普遍約束力，該國際商事慣例就有強制性效力。《國際貿易術語解釋通則》在西班牙和伊拉克已取得國內法的效力。還有些國內法和國際條約雖未將特定國際商事慣例全盤移植，但也對其效力作了強制性規定。在上述情況下，國際商事慣例的法律效力直接源於法律的規定，不再需要藉助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也就是說，不管當事人是否協議選擇，已取得了等同於國內法效力的特定國際商事慣例都必須適用，其效力是強制性的。 3.替補性效力 有些國家的國內法確定了國際商事慣例的替補性效力，即在有關國內法和國家締結或參加的國際條約對有關事項未作相應規定時，適用特定國際商事慣例填補其空缺。

⑶ 中日企業文化比較研究及其啟示

立中小企業的法律地位外，還頒布了一些臨時、個別的為促進某一方面企業發展和採取某種措施而制定的「促進法」、「振興法」、「助成法」、「特別措施法」、「臨時措施法」等等。如《企業合理化促進法》（1952年）、《中小企業現代化資金助成法》（1961年）、《零售商業調整特別措施法》（1959年）、《穩定特定不景氣行業臨時措施法》（1978年）等，從扶持、促進企業發展等方面對搞活企業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立法僅僅是一個方面，執法才是關鍵。日本的企業法大約有85%是由執行部門起草的，官員草擬法案前先和企業代表及大眾商議，商議的方法有非方式的聚會，或是由各個部門召開正式的咨詢會議。由企業代表、研究機構專家及公益團體會員組成的各種咨詢會議在日本多達數百個。經過多方面的協商，獲得通過的政策或法律往往較容易執行，因為立法過程實質上就是企業界與政府間信息和觀點交流的過程。中國的企業法在起草時也進行了調查研究，但要更好地貫徹執行企業法，增強企業活力，仍需進一步努力。

三、增強企業活力的政策措施

增強企業活力是一項綜合性的社會工程，要全社會各個部門共同努力，不僅要有法律性的措施促進和保護，而且還需要有政策性的措施引導。法律性的措施和政策性的措施兩者也不是絕然分開的，兩者從不同的角度和層次共同起作用。法律往往是由成熟了的政策轉變而來，政策為法律實施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

中國在頒布一系列企業法的同時，國務院還制定了一些政策措施，對搞活企業起到了保證和促進作用。全民所有制企業兩權分離，從政策上規定了以經營責任制、承包制、租賃制以及試行中的股份制等形式，著重從轉換企業經營機制方面著手。為了給企業創造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中共中央於1991年9月專門召開了關於當前經濟形勢和進一步搞好國營大中型企業的問題的中央工作會議，分析了搞好國營大中型企業的內、外部因素，制定了20條措施，其中有12條措施就是為改善企業外部環境的；（1）適當增加企業技術改造的投入；（2）酌情減少部分企業的指令性計劃任務，擴大其產品自銷權；（3）適當提高部分企業的折舊率，逐步完善折舊制度；（4）適當增加新產品的開發基金；（5）補充一些企業的自有流動資金；（6）適當降低貸款利率；（7）給予部分企業外貿自主權；（8）進一步做好全民所有制大中型骨幹企業的「雙保」工作（即國家保證企業生產經營條件，企業保證完成國家計劃任務）；（9）繼續抓緊清理「三角債」；（10）進一步做好組建大型企業集團的試點工作；（11）治理「三亂」，切實減輕企業的負擔；（12）降低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的所得稅率。這12條措施集中到一點，就是為企業轉換經營機制創造條件，提供服務，除了改善外部條件的12條措施外，國務院還提出了搞活企業從企業內部方面著手的8條措施：（1）堅持完善承包經營責任制；（2）繼續貫徹《企業法》，健全企業內部領導體制；（3）積極推進勞動工資制度改革；（4）把國營大中型企業推向市場；（5）進一步加快技術進步；（6）堅持從嚴治廠，加強企業內部管理；（7）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8）切實加強對國營大中型企業的領導。

國務院還專門發出通知，將1991年定為「質量、品種、效益年」，進行了「打假捉劣」的「中國質量萬里行」活動；轉變政府的管理職能，消除不必要的行政干預。此外，為了減輕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業的負擔，勞動部提出，對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業要根據其需要及時輸送合格的勞動者，採取其他措施安排城鎮勞動力和企業待業人員就業，不再向企業「塞人」。

始於八十年代初的我國股份制企業，目前已有3220家（不含鄉鎮企業中的股份合作制和中外合資、國內聯營企業），其中企業間法人持股和內部職工持股的試點企業約占股份制企業總數的95%以上。⒁目前我國的股份制企業，大體有四種類型：法人持股的股份制企業；企業內部職工持股的股份制企業；向社會公開發行股票，但股票不上市交易的股份制企業；向社會公開發行股票，股票上市交易的股份制企業。這四類股份制企業各有特點，各地主要進行第一和第二類股份制企業的組建和試點，第三類只限於廣東、福建、海南三省，第四類則只限於上海和深圳兩市。在《公司法》、《證券法》、《證券交易法》等有關法規一時不具備出台條件的情況下，國務院有關部門於1992年陸續頒布了一整套政策性的文件。全套政策、法規由三個層次共15個文件組成：第一層次，是由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等部門聯合頒布的《股份制企業試點辦法》（1992年5月15日），對股份制企業試行的目的、原則、組織形式、股權設置等作出了規定，確立股份制企業組建和試點的指導思想。第二層次，是國家體改委制定的《股份有限公司規范意見》、《有限責任公司規范意見》（1992年5月15日），是關於公司的法規性文件。第三個層次，是關於股份制宏觀管理、會計制度、勞動工資管理、稅收問題、審計、財務管理、國有資產管理、工商登記等12個方面的暫行規定和有關制度。另外，國務院有關部門下發了一些配套的政策文件，為企業股份制的試行提供了保障。中央、國務院於1992年6月16日作出了《關於加快發展第三產業的決定》，也為發展第三產業的股份制企業提供了依據。

日本政府把由產業扶持政策、產業調整政策、產業技術政策、產業保護政策和產業組織的產業政策與有關的經濟計劃結合，保進企業的振興。

1949年，以編制特別會計預算方式的平衡，全面廢止政府補貼、全面停止復興金融公庫的貸出活動、確定一美元兌360日元的固定匯率為目的的「道奇計劃」，以及盡快制定穩定財政、金融、物價和工資、最大限度提高出口的產量等措施的「經濟安定九原則」實施，使戰後持續不斷的通貨膨脹大體上得到了控制。《中小企業診斷制度》（1948年）是政府為指導中小企業提高管理水平和有效運用設備、資金等而制定的。政府根據企業提出的申請，從各種角度就企業的現場設備、生產方法、技術、產品、質量、成本、經營方針、經營內容等加以調查和「診斷」，提出有益於改善技術與經營的勸告，必要時給予指導。由於「診斷」效果顯著，接受診斷的企業不斷增多。政府除了通過「診斷」來協助改善中小企業的經營管理，並從財政金融方面加以政策扶持外，還通過淘汰、合並和「系列化」對企業進行整頓，以確保增強大部分企業的活力。

五十年代始，鋼鐵、煤碳、電力、合成纖維等部門正為其部門合理化而進行設備投資，政府先後制定了《關於我國產業合理化的方針政策》（1951年）、《鋼鐵工業和煤碳工業的合理化政策綱要》（1958年）。1955年，政府運用對重要機械和合理化機械實行特別折舊、對重要產品免稅、對重要機械的進口免徵關稅等特別措施，推行產業合理化以求搞活企業。1953年又制定了扶持合成纖維產業的五年計劃，1955年7月制定出對石油化工部門的扶持政策。

七十年代起，由於中東戰爭使石油價格提高，使日本工業布局的不合理而造成地區工業發展不平衡，以及日本發展中長期積累而得不到解決的矛盾開始激化、表面化，這給日本經濟和企業的發展帶來了巨大的影響。政府為此開始轉向引導企業發展那些能夠抵擋資源沖擊、適應性強、技術性高、能源消耗小的知識密集型產業。政府在增加對國內知識密集型產業投資的同時，指導企業將公害大、耗能多的企業轉向海外，並要求節省能源和資源。《省能源政策基本方向的規定》（通產省1974年公布）、《特定不景氣地區中小企業對策臨時措施法》（1978年）、《特定不景氣產業穩定臨時措施法》（1979年）等的頒布實施，就是為了推行該政策所採取的措施。通過國家強制手斷實施的不景氣對策措施，引導和協助企業擺脫了困難，從政策上為搞活企業提供了保證，也為日本經濟朝加工業、輕工業方面發展創造了條件。從日本主要出口產品的變化可見其產業政策轉變的一斑：六十年代出口產品為鋼鐵、化纖和機械；七十年代為汽車；八十年代初、中期為家電；八十年代後期為計算機、新材料等高技術產品。知識密集型產業下策遭到了靠重工業，化工業發家的壟斷資本集團的強烈反對，大量的投資導致了通貨膨脹，知識密集型產業使大量勞動者失業，等等。這一切說明：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產業政策和其他政策一樣，是隨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生而產生，這些政策既解決了一些矛盾，在某種程度上增強了企業的活力，但又形成了一些更難以解決的新矛盾。資本主義社會無法從根本上根治它經濟上的弊病。

四、企業增強活力的經營管理措施

企業立法和制定相關的政策措施，為搞活企業提供了好的外部環境。企業能否增強活力，關鍵還在於其內因——企業依據法律和政策所進行的經營管理活動。國家今後將只對核電、鐵路干線、郵電通信、糧食、石油等少數行業企業和產品經營和管理，而對於一般企業則完全由企業自主經營。

中國的企業在改革開放後就花大力氣進行內部整頓，廣泛地考察和學習世界各國包括日本的企業管理制度。依據企業法和有關搞活企業的政策，企業從以下幾方面著手搞好管理：（1）在觀念上：摒棄過去完全靠國家計劃的「產品經濟」觀念，樹立起自主經營的「市場經濟」觀念；摒棄「大而全」的封閉、分割觀念，樹立起多層次、全方位開放的觀念。（2）在內部領導體制方面：逐步完善和發展「發揮黨組織的政治核心作用、堅持和完善廠長負責制、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的企業新型內部領導體制。（3）在企業資產管理方面：進一步建立起反映資產經營成果的指標體系，完善激勵、風險、強化約束等機制，切實搞活經營。（4）在資金方面：開展挖潛革新、開源節流、嚴抓產品質量等活動。（5）在職工地位方面：保障工人階級主人翁的地位，解決好企業與職工的關系，提高幹部職工的素質，充分調動他們的積極性。（6）在人員管理和工資管理方面：逐步形成企業「幹部能上能下，職工能進能出，工資能升能降」的機制。

目前，全國已有18.4萬個企業單位建立了廠、車間、班組三級民主管理制度，⒂為加強企業的內部管理、搞活企業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近年來以美國為代表的各國學者對日本企業充滿活力的原因展開了研究，大多歸結為「日本式的經營」。這一結論盡管不夠全面，但也說明了日本企業的管理制度是頗具特色的。

終身僱傭制、年功序列工資制、企業內工會制被稱之為日本企業管理制度的核心或「三大法寶」。（1）終身僱傭制。這是勞資之間一種不成文的默契。職工一般都下決心在企業干一輩子，無特殊原因決不會中途離此而他就；僱主招工後不會輕易解僱，即使在經濟極度困難時也盡量說服僱工共同渡過難關，把解僱面縮小到最低限度。但現在企業中年輕人「跳槽」的現象增多，使傳統的終身僱傭制受到了一定的沖擊。（2）年功序列工資制。即職工的工資隨年齡的增長和在一個企業里連續工作時間的延長而逐年增加。而且年齡和工齡在學歷、能力和貢獻相差不大的情況下，就成為了決定職務提升的重要依據。（3）企業內工會制。本企業的正式職工（被解僱、退職和離職者均失去工會會員資格）無論何工種均混編在一起，工會享有充分獨立的自主權。「三大法寶」使得企業有穩定的熟練工人，也培育了員工們的「歸屬意識」和「忠誠心」，工會在「勞資命運共同體」思想的指導下，把維護本企業的利益奉為最高原則，從而使得提高勞動生產率的生產管理制度、工藝流程和新的自動化機器都比較容易在日本企業中實行使用並推廣。例如1931年美國人始創的「質量管理」（Quality Control）制度，六十年代移植到日本後發展成為不僅包括從產品的生產到銷售的全過程，而且囊括計劃、開發、總務等各個部門的「全面質量管理」（Total Quality Control,TQC）制度。此外，企業的決策、執行機構的統一以及「U型決策方式」（卻企業最高領導者提出戰略性的大方向，讓下級進行討論，並將方案順次地收集到上級組織中，最後由最高領導者批准或決定這一方案），也起到積極的作用。職工在參與「TQC」或「U型決策」活動時最無償的，完全憑積極性和首創精神把質量關和成本關，自覺地獻計獻策，為生產作出貢獻。

「提高勞動者的紀律、工作技能、效率、勞動強度，改善勞動組織」是提高勞動生產率、搞活企業的條件，「也是發展經濟的條件」⒃。資本主義的企業管理制度，「一方面是資產階級剝削的最巧妙的殘酷手段，另一方面是一系列的最豐富的科學成就。」⒄日本企業管理制度中的「TQC」活動和「U型決策方式」是值得我們學習的，事實上很多企業採取這些方法已取得了成效。其企業決策機構和執行機構的統一，也可借鑒。但日本企業的每年春季為增加工資的勞資之間展開的「春季斗爭」，也反映了日本企業與工人的根本矛盾。中國全民所有制企業有其特殊的情況，因而內部實行的是廠長、職代會、黨委各司其職又相互配合的領導體制，對於存在諸如承包的短期行為、廠長權力得不到根本落實、管理人員素質低等影響增強企業活力的因系，通過改革、轉換企業經營機制、學習別人好的經驗和做法，是完全可以解決的。

增強企業活力是一項社會的系統工程，僅靠一個方面、一兩部法律是遠遠不夠的。必須確立企業的法律地位，以法律的、政策的措施為增強企業活力創造條件，企業本身也要逐步完善經營管理制度。

四、健全企業約束機制的法律措施比較

企業要取得預期的經濟效益，在市場中立於不敗之地，就必須進行競爭、聯合，與其他經濟主體發生合同關系。由於企業是獨立核算、自負盈虧的一種經濟組織，是在生產經營活動中享有一定權利、承擔一定義務的經濟法律關系的主體，它往往從其自身經濟利益這一角度出發去開展經營管理活動。而政府則是從整體利益方面來考慮問題的，因而在管理和干預經濟時，對企業的行為就要進行必要的法律約束，以維護正常的經濟秩序、促進經濟發展。對企業的約束機制一般由確定企業的義務、完善企業的管理體制等方面有機組成。

一、企業的義務

在中國，企業一經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核准登記成立，領有《企業法人營業執照》，即具法人資格，在享受權利的同時還須承擔相應的義務。（1）企業對國家應盡的義務：保護國家財產不受侵犯，有效地利用並使之增值，自負盈虧；完成國家規定的社會公益目標或者生產指令性計劃產品；保障國家固定資產的正常維修、改進和更新設備；依法上交利潤和交綱稅金；遵守有關財務、勞動工資及物價管理等方面的規定，接受有關部門的監督。（2）企業對社會應盡的義務：保證產品和服務質量、對消費者和用戶負責；搞好環境污染的防治工作，講求社會效益和環境經濟效益。（3）企業對職工應盡的義務：維護生產秩序，搞好勞保工作；改善職工的生活條件；加強政治思想、法制、國防、科學文化教育和業務培訓，提高職工隊伍的素質；支持和獎勵職工的科研、發明、技術革新、合理化建議和社會主義勞動競賽活動。其他不同所有制的企業，依法也應承擔相應的義務。

企業如果不履行企業法中規定的義務，或者違反其他有關的法律規定，它將受到法律的制裁（即承擔違反法律的責任），主要方式有：（1）民事責任。包括賠償、支付違約金等。（2）行政法律責任。包括行政處分和行政經濟處罰等。（3）直接責任者的刑事法律責任。

在日本，企業作為經濟活動的主體，在享受法律所賦予的權利同時也應承擔相應的義務。一般地，企業法中多以扶持、鼓勵企業的發展為內容；而在民法等中則有罰則的規定。企業除了遵守國家的法律、法令以及依法納稅義務外，根據不同的情況還應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和法律責任。近來年圍繞公害、環境污梁和物價濫漲以及石油危機等問題，不少學者提出了企業的社會性責任的主張。就法律上的企業責任而言，主要有：（1）企業的民事責任。它包括了民法中的民事責任，如侵權行為責任或合同責任；商法中的民事責任；公司法中關於經營者的民事責任；經濟法中的民事責任等。（2）企業的行政責任。如商法規定行政機關對企業干預時可採取向法律提出請求，法院依據該請求發出解散令。（3）企業的刑事責任。如商法中對經濟管理人員的罰則，發起人、董事等的特別瀆職罪（商法第486條）、超量發行罪（商法第492條）等等。

二、完善企業管理體制的措施

對企業的管理，既有約束、監督的一面，也有支持和服務的一面。是兩者的有機結合。

新中國成立後，根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32條的規定：「在國家經營的企業中，目前時期應實行工人參加生產管理的制度，即建立在廠長之下的工廠管理委員會。」國家經濟機關通過對廠長的委派來實施對企業生產行政工作的管理。之後由於歷史的原因，曾實行過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和職工代表大會制、「革命委員會」的一元化領導等，直至粉碎「四人幫」後才恢復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和職工代表大會制。從1980年始在少數企業開始試行廠長（經理）負責制，以後在《廠長工作條例》、《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中加以規定。目前已初步形成了「發揮黨組織的政治核心作用、堅持和完善廠長負責制、全心全意靠工人階級」的企業內部管理體制。

國家對企業的管理，特別是對全民所有制企業的管理，已從過去的直接插手其經營到依照政企職責分開的原則，政府對企業進行協凋、監督和管理，為企業提供服務。對全民所有制企業的財產，國務院代表國家行使企業財產的所有權。政府及其有關部門在分別行使對企業考核、審查、審計，決定或批准企業的資產經營形式和設立、合並、分立、終止、拍賣和批准企業的被兼並和破產申請，決定或批准企業廠長的任免和獎懲等職責。同時，政府還採取一定的措施轉變管理職能，為企業提供服務。

國家對集體所有制企業、鄉鎮企業、外商投資企業和私營企業的管理是多方面的。除了上級主管部門對企業的指導、監督、檢查等行政管理外，有關部門也依法對其行使產品質量、商標、物價、計量、稅收、勞動、外匯、廣告、衛生、環保等方面的管理。同時各地區的企業協會或組織，或者按行業組織的企業聯合會也進行著必要的服務和管理。

長期以來，由於盲目上馬、重復建設，加上企業的技術設備落後，經營管理混亂，造成了產品的大量積壓，連年虧損，使一些企業陷進困境，不但使國家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也使國家的資產不斷地被蠶食。為了打破以前那種「要活活不好，要死死不了」的僵持狀態，除企業自行決定外，國家對長期虧損而又扭虧無望的企業實行關停並轉。這是轉換企業經營機制，建立企業優勝劣汰的機制，加快產品結構和企業組織結構調整，進一步搞好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業的一項重要措施，也體現了國家對企業實施管理。

金澤良雄指出：「對企業的國家管理，是以國家的權力，全面地限制（或約束）私人企業活動，從而使其服從於國家一定目的所採取的企業約束措施。」⒅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日本對企業曾實行國有化或對企業設備徵用。而以後則以綜合性的限制來實施國家的管理，以保證經濟的順利發展。戰後，日本的企業在實現經濟管理現代化過程中，為了適應現代化生產的需要，普遍實行了經營管理體制的改革，採取了分權經營原則，即大企業將經營權層層「下放」，賦予基層企業以一定的主動權，以期實現經營的靈活性和主動性。

日本政府對企業的管理具體通過以下三種方式來實現：（1）自由控制。政府授權私人企業自己去完成發展目標，同時實行自我管理。（2）國家統制。在國家的監督指導下企業的經營權與所有權分離，國家的目標優於企業的目標，企業服從國家之需要。這種方式主要體現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公營企業。（3）官民協調。這種方式是自由控制和國家統制相結合的折衷，企業自己掌握著所有權與經營權，而政府仍然對企業有一定的決策權和影響力。政府在制定有關的企業法或經濟政策、計劃前，採取多種形式徵求企業的意見，在官民協調之中實施政府對企業的管理。另外，如貿易振興會、經濟團體聯合會、行業聯合會等許多私人或半官方機構也分擔一部分政府對企業管理的職能。政府各職能部門如海關、財政等對企業也實施有效的管理。

三、企業經營活動的約束措施

企業對外的經營活動主要體現在競爭、聯合及合同關系方面。政府一方面鼓勵企業正當的競爭和聯合，另一方面又依法對企業不正當的競爭和龍斷性的聯合加以限制和制止，以求建立一個公平競爭的經濟秩序。中國和日本兩國根據自己的特點，對企業加以必要的限制，以健全企業約束機制，在具體措施中既有符合市場經濟發展規律的一些共同之處，又有各自的特點。

改革開放後，中國從過去的產品經濟逐漸向市場經濟過渡，但社會主義性質決定了它是一種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企業處於這樣一種經濟體制中，既要競爭，又要聯合，要與其他企業發生各種各樣的合同關系。不講競爭體現不出市場經濟的規律，否定聯合則也不符合社會主義的要求，沒有合同關系就無法使企業與其他的經濟主體發生商品經濟關系。因而社會主義國家企業之間的競爭，是在公有制基礎上、在國家法律之下、帶有協作性的競爭。企業在具體的經營過程中受一定的約束是必要的。

中國目前雖然沒有一部統一的禁止壟斷法或反不正當競爭法，但從現有的法律來看，對不正當競爭的限制已有了一些規定，並將逐步完善起來。《經濟合同法》、《涉外經濟合同法》和《技術合同法》的相繼頒布實施，還有一系列合同條例及關於清理整頓公司的決定。另外，《商標法》、《專利法》及有關廣告、物價、衛生等管理條例都對不正當競爭、壟斷性聯合、不正當的經營活動作了限制性的規定。

如果企業資不抵債，不能清償到期的債務，為使債權人得到清償，使無能力的企業退出競爭市場，中國還建立起了相應的企業破產制度。雖然1986年頒布的破產法只適用於全民所有制企業，但它體現了破產還債、破產淘汰的特點，也是從最後的措施上對企業的經營、競爭作了約束和限制。依《民事訴訟法》的規定，其他所有制企業法人因嚴重虧損，無力清償到期債務，債權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宣告債務人破產還債，債務人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宣告破產還債。

被稱之為日本經濟憲法的《禁止壟斷法》頒布於1947年，它在日本的經濟法體系中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戰後，美國認為以四大家族血緣關系為中心而形成的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四大財閥通過控股公司等各種手段控制了日本全部企業的四分之一，是日本實施侵略計劃的經濟基礎，因而採取了解散財閥的措施。1947年以美國反托拉斯法為藍本頒布了《禁止壟斷法》，並參照美國的聯邦交易委員會而成立了日本的公正交易委員會來監督實施該法。針對四大財閥以外的一些大企業，日本還頒布了《經濟力量過度集中排除法》，對一些大企業實行分割措施。早在1934年，日本就頒布有《不正當競爭防止法》。因為當時日本參加了《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依公約之要求，公約的參加國應制定反對不正當競爭的法律，所以該法的范圍較窄，僅針對侵犯工業產權行為的限制。1956年為了防止大企業憑借經濟實力以不按期支付加工費、修理費等，故意壓價、任意中斷承包關系等形式欺負下承包的中小企業，為維護公平競爭而頒布了《下請代金支付延遲等防止法》。1962年為了制止企業以贈送禮品、發彩票、對商品質量或效用作誇大宣傳和虛假表示等手段進行不正當競爭，頒布了《不當贈品與不正當表示防止法》。

日本的競爭法體系中，《禁止壟斷法》是中心，其目的是禁止私人壟斷、不正當地限制交易和不公平的交易方法，防止事業支配力量的過度集中，排除以聯合、協定的方式對生產、銷售、價格和技術不正當的限制以及其他一切對事業活動的不正當約束，從而達到促進公平、自由的競爭，使國民經濟發展。

為了對公司經營活動進行必要限制，除《日本商法典》第二編作了原則性規定外，1938年制定了《有限公司法》。1922年的《破產法》歷經十四次的修改，同時還有與之相配套的《和議法》（1922年）和《公司更生法》（1952年）。還有1946年頒布、為了禁止超過政府規定價格的買賣、禁止不正當高價和暴利行為的《物價統制令》，另外還有1959年的《商標法》、《專利法》和《廣告法》等等。

對於競爭秩序的維持，除了公正交易委員會執行有關法規之外，有關行業的企業協會也組織全行業或該地區行業參加，依據有關法律制定出本行業的公正競爭規約，報公正交易委員會認可後即成為參加企業共同遵守的准則。這種自我約束和自我管理的做法，是對政府管理企業的一種補充，也是企業貫徹執行競爭法規、遵守正當競爭秩序的體現。

五、中日企業立法比較研究得出的啟示

中日社會制度、國情及企業的具體情況不同，兩國的企業立法各有所長和不足，相互間不能單純地移植和全盤照搬。但我們可以在分析比較的基礎上學習、借鑒對我們有用的好做法，總結自己的立法經驗和提高立法水平。綜觀中日企業立法的經驗教訓，可以得出以下幾點啟示。

一、經濟發展需要完善的企業立法

經濟的發展，客觀要求企業有生產、經營、發展的條件和可能，在社會上得到承認，在法律中得到保護。因此，企業的法律地位需要確立、權益需要法律保護，而國家則要以法律的手段來引導和管理企業。當今，企業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國家工業經濟的發展程度。

隨著全民所有制企業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承包經營、租賃經營、股份制等新形式的出現，不斷深化的經濟體制改革迫切需要適應時代要求、較為完善的企業立法，以鞏固改革的成果。以《全民

⑷ 商主體的界定

各國由於立法理念的不同，對商主體概念的界定也不同，沒有形成統一的標准。 （一）法國。1807年的《法國商法典》是世界上第一部商法典，該法典第一條明確規定：商人者，以商行為為業者。這一規定強調了商主體資格對商行為的依存，創立了通常所說的規制商主體的客觀主義原則。
（二）德國。德國舊商法仍以商行為來界定商人，1900年的德國新商法典則確立了「商人中心」原則，其第1條第1款規定：「本法典意義上的商人是指從事商事經營的人。」它以商人構成要件來界定商主體，而不管商主體以何種類型出現，將商人分為法定商人、注冊商人和任意商人。同一行為，商人為之適用商法，其他人為之則適用其他法律。這確立了規制商主體的主觀主義原則。
（三）日本。日本現行商法典第四條規定：「本法所謂商人是指用自己的名義，以從事商行為為職業的人。」它以行為標准為核心，兼顧名義標准和職業標准，一方面從一定的行為自身性質將其視為商行為，另一方面又列舉出另外一些行為，僅在特定條件下視為商行為，並將行為人視為商人。比如，未成年人的監護人為被監護人進行以從事商行為為職業的營業活動時，經過登記的，可以認為是商人。這種做法融合了客觀主義原則和主觀主義原則，因而被稱之為折衷主義原則。
（四）美國。美國《統一商法典》對商主體沒有嚴格限定，范圍很廣，第2-104條規定：「商人是指從事某類貨物交易業務或因職業關系以其他方式表現其對交易所涉及的貨物或做法具有專門知識或技能的人。也指僱傭因職業關系表明其具有此種專門知識或技能的代理人、經紀人或其他中介人的人。」
上述界定標准中，以日本商法典為代表的折衷主義原則將概括主義與限制列舉主義有機結合，對商主體概念的界定較為合理，為世界上多數國家採用。我國在制定商法典時也應以折衷主義為界定商主體概念的原則。此外，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商人」的提法已不適合現實需要，因此我國在立法時應統一使用「商主體」這一概念。

⑸ 我司和本公司這兩種稱呼，怎麼用

一般來來說使用「我司」需自滿足以下兩種條件：
1·必須是國家行政執法類機關。
2·級別上必須是司廳局級的行政執法類機關單位。
而「本公司」則非常簡明易懂，就是我們公司的縮寫而已。
本公司是通知、通告、聲明等面向社會人群或組織使用的在日常生活的使用中也更加廣泛。

資料拓展：

公司是依照公司法在中國境內設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是以營利為目的的企業法人。它是適應市場經濟社會化大生產的需要而形成的一種企業組織形式。

指企業的組織形式。以營利為目的的社團法人。在資本主義社會獲得高度發展。我國在建國後對私營公司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國營工、商、建築、運輸等部門中實行獨立經濟核算的經營管理組織和某些城市中按行業劃分的專業管理機構，也通稱公司。隨著我國經濟體制的改革，享有法人資格的各種公司紛紛設立，按章程從事自身的生產經營活動。

⑹ 商法的特點

商法的特點：商法調整行為的營利性；商法調整對象的特定性；商法規范較強的技術性和易變性；商法的公法性；商法的國際性。

商法的原則：商主體法定原則（類型法定、內容法定、公示法定）；公平交易原則（地位平等、誠實信用）；交易簡便、迅捷原則（交易簡便、短期實效、交易定型化）；鼓勵交易原則（維護交易的有效性、對於有過錯的交易行為最大可能的使其有效、通過其他原則如短期實效、意思自治等原則） 。

(6)日本商法典擴展閱讀

商法的種類

1、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

（1993年12月29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五次會議通過根據1999年12月25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三次會議）

2、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夥企業法

（1997年2月23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通過2006年8月27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三次會議修訂）

3、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獨資企業法

（1999年8月30目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一次會議通過 1999年8月3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第20號公布自2000年1 月1日起施行）

4、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

（1979年7月1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 根據1990年4月4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的決定》修正根據2001年3月15目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的決定》第二次修正）

⑺ 清 第一部商法

第一部商法——《欽定大清商律》、第一部訴訟法——《刑事民事訴訟律》、第一部破產法——《破產律》

⑻ 代理與股東投票權相關的代理是指什麼

股東表決權又稱股東議決權，是指股東基於股東地位享有的，就股東會、股東大會的議案做出一定意思表示的權利。股東表決權作為一種固有權、共益權，是股東權利的主要體現，與股利分配請求權一樣居於股東權的核心。表決權的親自行使表決權可由股東親自行使。在股東持有無記名股票的場合，股東必須在股東大會召開前一定日期將其股票交存公司，以使公司確認其股東身份；在股東持有記名股票的場合，得以行使表決權的股東則為股東名簿上記載的股東。若轉讓人將記名股票轉讓於受讓人，但未將受讓人名稱記載乾股票並將受讓人之名稱及住所記載於股東名簿，則不得以其轉讓對抗公司，公司可不承認該受讓人的股東身份，從而該受讓人不得行使其表決權。但此與股份轉讓契約的效力無涉。在以股份設定抵押之場合，抵押權設定人與抵押權人誰可行使表決權，頗值研究。對此，主要有兩種立法例：一種以法國為代表，認為股票為用益權(usufruit)之標的，應由用益權人(Usefrutier)行使表決權，《日本商法典》第207條亦同之；另一種則以德國為代表，認為抵押權人不得妨害股東表決權之行使，應將作為抵押權的股份交付於有信用的第三人，如銀行或股東的代理人，經該股東之同意代為行使，違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抵押權屬擔保物權之一種，股票的抵押權人只能就股票的交換價值優先受償，而不能妨礙抵押權設定人對股票的用益權能，故應以德國立法例為妥。表決權的代理行使由於股份公司特別是上市公司的股權高度分散，多數股東散居全國乃至全球各地，不少小股東不願為出席股東會而支出巨額的交通、食宿費用及行使表決權所花之時間，更有不少股東由於一系列主客觀原因而不能親自出席股東大會，表決權的代理行使制度遂應運而生。《公司法》第108條亦規定，「股東可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大會，代理人應當向公司提交股東授權委託書，並在授權范圍內行使表決權。」自解釋論而言，尚有諸多問題值得進一步探討。1、代理人的資格《公司法》第108條對於行使表決權的代理人資格並未作出規定，解釋上可認為凡具有民事行為能力的自然人均可作為各該股東的代理人出席股東會。由於公司就自己的股份不享有表決權，故公司自身不得擔任本公司股東的代理人；又由於公司就相互持有股份不享有表決權，故公司亦不得就被排除表決權的股份作為代理人行使表決權，均屬理之當然。問題在於，若公司章程規定股東行使表決權的代理人僅限於本公司股東，此種條款是否有效?股東委託代理人的規定為強行法規，將代理人限於股東弊大於利，應解為無效。至於股東之外第三者擾亂股東大會的問題，完全可通過追究其法律責任的方式予以預防和救濟。股東的表決權行使代理人既包括委託代理人，亦包括法定代理人。2、代理人的人數為防止數個代理人擾亂股東大會的正常秩序，不少立法例(如《日本商法典》第239條第5項和台灣省《公司法》第177條第3項)將股東委託的代理人數限定一人。《公司法》亦應作如此解釋。若股東委託的代理人發生重復時，應以公司最先收到的股東授權委託書決定代理人，但股東聲明撤銷前一委託書時不在此限。這樣既可避免數個代理人之間的不必要爭執，又可尊重股東的意思自治。至於一個代理人能否代理數個股東行使表決權，應作肯定解釋。但為防止個別股東乃至股東外的第三人借表決權行使之機，操縱公司決策權，中國立法上應限制代理人同時代理兩名以上股東行使表決權在公司已發行股份的表決權總數的百分比。3、代理權之授予股東委託代理人行使表決權時，代理人應當向公司提交股東授權委託書。由此可見，股東對代理權之授予應采書面形式，而不能採取口頭形式，且此種委託書應由公司統一印發。股東在向代理會授權時，必須在委託書中載明其授權范圍，即對股東大會議案表明贊否的意思表示。為防止少數人不正當地操縱股東大會，《公司法》應規定股東對代理人之授予須於每次股東大會召開前分別為之，不得授予包括的代理權。為便於股東調查股東授權委託書之真偽及其表決權數，《公司法》應仿《日本商法典》第239條第5項、第6項之規定，規定公司董事應自股東大會終結之日起一定時期將股東授權委託書備置於公司住所。4、委託書勸誘的法律問題⑴委託書勸誘的意義及其形態所謂委託書的勸誘，又稱表決權代理行使的勸誘，是指當股東不能或不願出席股東大會，亦未選任適當代理人行使其表決權時，公司及公司外的人(含股東)將記載必要事項的空白授權委託書交付公司股東，勸說股東選任自己或第三人代理行使其表決權的民事行為。委託書的勸誘，既可以是無償的，也可以是有償的，後一場合又稱「委託書的收購」。如果說在一般場合下，股東委託代理人行使表決權是由股東向代理人提出要約，則在委託書勸誘的場合下，股東委託代理人行使表決權是由勸誘者向股東提出要約。委託書的勸誘主要有兩種形態：一是公司為使股東大會之召開具備法律規定的定足數或使董事會提出的議案得以被通過而向公司股東進行委託書之勸誘，在此場合下由於公司自己不能代理行使表決權，故一般由第三人特別是公司的經營管理人員代為行使表決權；二是公司之外的人(含股東)為爭奪公司的經營權而竟相進行委託書之勸誘，競爭達到一定程度便會產生激烈的委託書勸誘大會戰(Proxyfight)。⑵委託書勸誘的法律規制委託書的勸誘，雖可被用於確保股東大會的應有機能以增進公司和股東利益，但亦可被少數投機鑽營分子所利用以掌握公司經營重權，從而謀取個人私利。而且，若不對委託書的勸誘予以必要的法律規制，勢必扭曲表決權的本來意義，致使眾股東的真實意思無法在股東大會中體現出來，即使勸誘者對被勸誘的股東給予一定的甜味劑，但羊毛出在羊身上，最終受損的仍然是公司的眾股東們。為使委託書之勸誘服務於公司和股東利益之增進，保護被勸誘的股東免受不必要的損害，《公司法》或《證券法》需對委託書勸誘予以有效的規制。立法應嚴格規范委託書之勸誘。首先，委託書勸誘應向證券主管機關提出申請，主管機關對不合格的勸誘行為應予取締。其次，勸誘者在勸誘的同時或在此之前，必須將與表決權的代理行使相關的參考文件提供給被勸誘者，參考文件中必須載明法定的必要事項，以便被勸誘者在信息靈通的前提下作出是否同意勸誘、如何決定授權范圍的決策。第三，勸誘者對被勸誘者提供的委託書用紙，必須使得被勸誘者可就決議事項中的各個項目明記其贊成或否定的意思表示。其四，勸誘者在勸誘過程中向被勸誘者提供虛假或誤導信息的，既應向被勸誘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亦應承擔刑事責任。表決權的書面行使1、表決權書面行使的意義前已述及，當股東不願或不能出席股東大會時，股東可委託代理人行使其表決權，但難以避免代理人不按本人意思行使表決權。因為，即使代理人的表決與本人的意願相反，也僅是本人與代理人之間的問題，並不妨礙代理人與公司間的關系，不影響表決的效力。為糾此流弊，表決權的書面行使制度應運而生。所謂表決權的書面行使制度，又稱書面投票制度，是指不出席股東大會的股東在書面投票用紙上就股東大會決議中的有關事項表明其贊成、否定或棄權的意思，並將該書面投票用紙在股東大會之前提交公司以產生表決權行使效果的法律制度。值得注意的是，表決權的書面行使制度是以股東大會的召開為前提的，與有限責任公司的全體股東一致同意不召開股東會的書面表決制度有別。2、表決權的書面行使與代理行使的關系二者的共同點是在股東自身不出席股東大會的前提下，使股東的意思得以在股東大會上反映出來。區別有二：首先，表決權的代理行使制度通過代理人的行為將股東的意思反映於股東大會決議，一旦代理人投票時違反本人的意思，則股東本人的意思不能在股東大會決議中反映出來，而表決權的書面行使制度使股東的意思直接在股東大會決議中反映出來；其次，在股東大會進行中提出動議的場合，若代理人就此種動議享有代理權，則出席股東大會的代理人可就此行使代理權，而進行書面表決的股東由於自身未出席股東大會，故不能就此反映其自身的意思。《公司法》規定了表決權的代理行使，但未規定表決權的書面行使，自解釋論上而言，這並不妨礙公司章程規定表決權的書面行使。鑒於表決權的代理行使與書面行使的區別，公司可從中任選其一，亦可同時採用3、書面投票用紙書面投票用紙，又稱書面表決票。採行表決權書面行使制度的公司必須在股東大會召集通知中，附有書面表決票以及關於表決權行使的法定參考文件。書面表決票中必須就每項議案設有記載股東贊成、反對與棄權一欄，以確保股東意思能准確地體現於書面表決票之中；且必須記載一定的必要事項，以確保股東的知情權。若股東以其書面表決票丟失為由，私自製作書面表決票，其表決權之行使應為無效，這是由於書面表決票理應由公司製作，並記載法定的必要事項，但並不妨礙丟失書面表決票的股東向公司請求重新交付書面表決票。4、書面表決權行使的方法和效果不出席股東大會的股東，在書面表決票上記載必要事項後，應在股東大會召開前向公司提出。若股東大會進行中對原議案提出了修正案，則贊成原議案的投票作為反對修正案的投票對待。以書面行使的表決權數應當算入出席股東的表決權數。

⑼ 急啊!高手幫忙啊~ 法國民商法與德國民商法的區別

關於商法的地位與商事立法問題，學界歷來存在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兩種主張。然一種奇怪的現象是，國內的商法學者多主張民商分立而民法學者多主張民商合一，這其中或許多少帶有一些感情因素。在我看來，商法是否獨立，商事通則制定是否可行，是一個邏輯性、體系性、科學性的論證過程，也是一個立法技術的問題；即使在民商合一的立法框架下，沒有單獨的商法典或是商法通則，也絕不意味著商法地位的沉落，其重要性與獨立性沒有必然的聯系。基於這樣的考慮，我試圖撇開感情因素，談談對這個問題,並做個客觀全面的分析與考察。

商事規范與「商事通則」

（一）關於商事規范內容的通說和立法例

商法就其一般意義而言，是指調整商事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因為對商或商事關系的界定是構建商法的概念、規則、體系的基礎，所以研究商事規范需從對商的認識出發。根據《布萊克法律辭典》的界定，「商是指貨物、生產品或任何種類的貨物之交換。」《韋氏新國際辭典》稱「商是指商品交換或買賣行為」。筆者認為這些界定主要是針對古典商業時代而言的，隨著現代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商事的范圍和種類已越來越廣，越來越多，形成 「無業不商」的局面，商的內涵和外延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凡屬以營利為目的從事交易的行為，在法律上皆可謂之「商」。按學界通說，現代「商」的具體種類包括：其一，買賣商，也即「固有商」，是指以營利為目的直接進行財貨交易的行為；其二，「輔助商」，指以間接媒介財貨交易為目的的營業活動，實際上是輔助固有商營業得以實現的商事行為，如貨物運輸、倉儲、代理、居間、行紀等；其三，雖不具有直接或間接媒介貨物交易的目的，但其行為性質與固有商和輔助商有密切聯系，為其提供商業條件的營業活動，如融資、信託、加工、承攬、出版等，學者稱之為「第三種商」。其四，僅與第三種商有牽連關系的營業活動，如廣告宣傳、人身與財產保險、餐飲娛樂、旅遊服務、信息咨詢等，即「第四種商」。現代意義上的商事是指一切營利性主體所從事的一切營利性活動或事業的總稱。

在世界各國商事立法中，主要存在著民商合一和民商分立兩種立法模式。民商分立就是在民法典之外單獨制定商法典，並以此為基礎形成相對獨立的法律體系，法國、德國、日本、比利時、韓國等40多個國家都制定了商法典。在民商合一的立法體制下，商法僅是民法的特別法，沒有形式意義的商法典，僅以商事單行法和散見於民法及其他部門法、判例中的商法規則為表現形式。考察世界各國的立法例，在采民商分立的國家中，《德國商法典》分為五編：第一編為商人的身份，下設商人、商業登記簿、商號、經理權和代辦權，商業輔助人和商業學徒、代理商、商事居間人七章；第二編為公司和隱名合夥，下設無限公司、兩合公司和隱名合夥三章；第三編為商業賬簿，下設對所有商人的規定，對資合公司的補充規定、對登記合作社的補充規定、對保險企業的補充規定、私人提出賬目委員會及提出賬目咨詢委員會五章；第四編為商行為，下設一般規定、商業買賣、行紀營業、貨運營業、運輸代理營業、倉庫營業六章；第五編為海商，內容另行刊載。它未涉及任何票據法、破產法、保險法的內容，對有限公司、合作社、證券等相關內容也未作規定。《法國商法典》的內容涉及商人、商人會計、商品交易所、居間商、質押和行紀商、商行為的證據、匯票和本票、商業時效以及商事法庭。《日本商法典》採用了總則、公司、商行為及海商四編的體系結構，規定了公司法、票據法、海商法的內容，又規定了買賣、交互計算、隱名合夥、居間營業、行紀營業、承攬運送、寄託保險等商行為，但未涉及破產法。《澳門商法典》分為四卷，即經營商業企業之一般規則、合營企業之經營及企業經營之合作、企業外部活動及債權證券。從上述各國（地區）的立法中可以看出，商法的內容極為龐雜，各國法上規定的內容相差較大，商法並沒有具體明確的法律界線，在尚無成熟的立法經驗可資借鑒的情況下，談我國商事通則乃至商法典的制訂，似乎為時尚早。

（二）關於商事立法的各種主張以及目前的立法實踐

國內學界對於商事立法的形式，大致存在以下幾種主張：

1.主張制定商法典，比如徐學鹿教授。該種主張主要是基於完善商法體系，保障商法統一以及體現商法獨立價值等方面的考慮。此系典型的民商分立主張，而這與我國民商合一的立法傳統相悖，欠缺對中國現實的回應，已經為大部分學者所不採。

2.主張制定商事通則，江平、王保樹等諸多學者持此主張。其理由主要包括：其一，發揮其統率作用，以收綱舉目張之效；其二，民法典自身性質的局限，其內容不可能無限膨脹，更不可能取代商法而形成「私法的一元化」局面；其三，實現商法體系完善的需要；其四，統一市場、統一法制的要求。[1]江平先生也贊成制定商事通則，認為這樣簡便可行並可以充分體現商法的特徵。[2]但對於商事通則的內容，學者也存在或多或少的分歧：比如江平先生主張商事通則應包括商事活動原則、商事權利（包括商業名稱、商業信用、商業秘密等）、商事主體以及商事企業的基本形式、關連企業、連鎖企業、商業帳薄、商事行為、商業代理（包括內部經理人代理以及外部各種銷售代理，如獨家代理等）等內容；[3]也有學者提出商事通則應包括基本原則、商事主體、商事行為與代理、商號、商業登記、商事責任的一般規定、附則等七章，[4]此較前說范圍縮小；王保樹教授認為，商事通則僅僅是一部關於商事主體一般規則的法律。[5]

3.主張商法仍然以商事特別法的形式存在，此多為民法學者所倡，如梁慧星先生、王利明教授等，但也有少數商法學者持此主張，比如趙萬一教授認為「以民法典為基本法，以一系列單行法為特別法，是我國商事立法形式的理性選擇。」[6]筆者贊同此種觀點，基於我國的立法傳統、民法與商法的關系以及立法技術等幾個方面的理由，而且現行的體制運行良好，沒有必要做大的改動。

商法的內容，通說認為包括組織法和行為法兩部分，前者主要涉及商事主體、商業登記、商業賬簿、商事代理等內容；後者主要包括票據法、海商法、保險法、證券法等等。在筆者看來，無論商法的具體范圍如何界定，就其一般意義上的內容，公司法、票據法、海商法、保險法、證券法、破產法等很難找到共同涉及的內容准則，從而抽象出普遍適用的本質特徵及共同規則，因此，制定出一部不受非議的商法典，將會是一件極為費時費力的事。但在現實中卻出現了令人驚奇的事情，那就是深圳市在1999年6月30日出台並於2004年4月16日修改的《深圳經濟特區商事條例》（以下簡稱《深圳商事條例》）。該條例分為8章共65條，第一章總則，第二章商人，第三章商事登記，第四章商人的名稱與營業轉讓，第五章商業賬簿，第六章商業雇員，第七章代理商，第八章附則。這實際上就是一部不大不小的商事通則。自其頒布以來，學界雖有一定的爭論，但褒獎者甚眾，比如有的學者就認為這是對我國商事立法的有益探索。[7]在最近商務部召開的現代市場流通體製法律框架研討會上又傳出了要抓緊制定商事通則的消息。的確，基於深圳特區在我國的突出地位，其第一個制訂商事條例不可能沒有轟動效應，但若主張以此為契機，制訂全國適用的商事通則，則有諸多需商榷之處。而且從其體系和內容上看，它是將商行為法剝離，而僅以商組織法為基礎做出的原則性規定，全文僅有65 條，立法的過於粗線條，其可操作性可想而知。筆者認為是否制定商事通則是一個關乎法律體系和立法技術的問題，需要大量的分析論證，以我國目前的立法傳統和理論基礎，應以舍棄制定商事通則為宜。

⑽ 股東名冊的其他信息

各國公司法都對股東名冊的記載事項做了規定，且各國的規定基本相同。
《日本商法典》
例如《日本商法典》第223條第一項規定：「董事須製作股東名冊，並記載或者下列事項：
1、董事的姓名及住所；
2、各股東持有的股份的種類及數量；
3、就各股東持有的股份發行股票時，其股票的編號；
4、各股份取得的日期；
5、發行附轉換預約權股票時，第175條第二款第四項之5所列的事項；
6、發行附強制轉換條件的股份時，第175條第二款第四項之6所列的事項。
中國台灣《公司法》
中國台灣《公司法》第169 條第一款規定：「股東名簿應編號記載左列事項：
一、各股東之本名或名稱、住所或居所。
二、各股東之股數及其股票號數。
三、發給股票之年、月、日。四、發行無記名股票者，應記載其股數、號數及發行之年、月、日。五、發行特別股者，並應註明特別種類字樣。」
中國《公司法》
中國《公司法》第33條和第134條也對股東名冊的記載事項作了規定。第33條規定：「有限責任公司應當置備股東名冊，記載下列事項：（一）股東的姓名或者名稱及住所；
（二）股東的出資額；
（三）出資證明書編號。」
第134條規定：「公司發行記名股票的，應當置備股東名冊，記載下列事項：
（一）股東的姓名或者名稱及住所；
（二）各股東所持股份數；
（三）各股東所持股票的編號；
（四）各股東取得其股份的日期。
發行無記名股票的，公司應當記載其股票數量、編號及發行日期。」由上可見，中國公司法關於股東名冊記載事項的規定與其他國家公司法的規定基本相同，但也存在一些細微的差別，主要是中國沒有對特別股作出規定。
鑒於《公司法修改稿》第165條保留了現行公司法第135 條的規定，即「國務院可以對公司發行本法規定的股票以外的其他種類的股票，另行作出規定。」而該條規定按照學者解釋，實際上應當就是特別股的規定，只是沒有明確概念而已。從立法的科學性出發，雖然國務院還沒有規定「其他種類的股票」，但是公司法修改應該在股東名冊的記載事項中對「其他種類的股票」預先作出規定，以求完備。另外，在公司法律實踐中，股東名冊一般還須記載股權質權、股權信託等事項，而這些事項的記載又是理論上沒有任何爭議的，實踐中也是必須的。因此，公司法修改中應該在股東名冊的記載事項中增加：「其他與股東權益有關的事項」。這樣實踐中的一些做法才能有明確的法律依據。
股東名冊的封閉和股權登記日
股東名冊上的記載隨著股權的轉讓而處於不斷的變化之中。而公司在召開股東大會或者決定盈餘分配時，必須保持公司股東的確定性，以便股東大會得以順利召開，分配方案得以確定並順利實施。股東名冊的封閉和股權登記日制度就是保持公司股東確定性的兩種方法，在此一並討論。所謂股東名冊的封閉，是指公司為確定得參加股東大會的人選，或者其他可行使股東權或質權的權利人，而在一定期間停止股東名冊的記載。所謂股權登記日，是指公司為確定得參加股東大會的人選，或者其他可行使股東權或質權的權利人而規定的「某個日期」，股權登記日結束時的在冊股東為公司股東。
股東名冊的查閱
股東名冊查閱制度在公司法中意義重大。例如查閱證券登記結算機構或股權託管機構製作的股東名冊可以確定股權歸屬及變動等信息；而股東查閱公司製作的股東名冊則可以獲悉其他股東的姓名、名稱和住所，這樣股東才可以與其他股東共商公司經營事務，例如請求徵集委託書、討論派生訴訟、討論管理層提出的建議，等等。股東名冊查閱制度的內容應區別不同的股東名冊置備主體而作相應的規定。置備股東名冊的主體不同，股東名冊查閱制度的內容也應有別。對證券登記結算機構和股權託管機構製作的股東名冊而言，因為這兩個機構的登記是股權轉讓、股權質押等權利變動的生效要件。一經登記，即發生股權轉讓、股權質押的法律後果，並且具有對抗第三人的效力。證券登記結算機構和股權託管機構的登記實際上就是股權變動的公示方式，因此，由這兩個機構置備的反映股權登記狀況的股東名冊理應向社會不特定的人公開。任何人只須向證券登記結算機構和股權託管機構繳付必要的費用，就可查閱這兩個機構置備的股東名冊，且無須說明理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製作的反映有限公司股權狀況的文件，也是有限公司股權變動的公示方式，應向社會不特定的人公開，自不待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