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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搖刑法

發布時間: 2022-08-14 12:04:13

1. 趙麗穎、楊紫、王祖賢如果同時受傷,大家會心疼誰

說到古裝劇中,男女主角受傷的場景,還是挺常見的,畢竟在古代,打打殺殺什麼的,都是兵家常事呀,都見怪不怪了。而趙麗穎其實也是以古裝劇居多,而且都是有武功的那種,比如《花千骨》,《楚喬傳》,趙麗穎在劇中的武功都挺高強的,而趙麗穎受傷的次數也是不計其數了,數都數不過來,看著趙麗穎受傷的樣子,挺心疼的。

王祖賢這張受傷的樣子,真的是好唯美呀,讓人挪不開眼呀。

2. 東周官制的戰國官制

春秋後期,中原各國由於經濟發展,許多力量較小的卿大夫陸續被強大的卿大夫所兼並;原來的國君因宗族內訌、連年戰爭和國人(國都中的士和工、商)叛變、農民反抗,逐漸衰弱了;而某些卿大夫因其推行的政策符合經濟發展的要求,逐漸代替了原有的國君(如三家分晉、田氏代齊),形成了秦、楚、齊、魏、趙、韓、燕七國並立的局面。七國中小者地方千里,大者數千里。七國之外,還有宋、衛、中山等小國,也都地方500里,遠遠超過了從前的大國。春秋戰國之際,戰爭愈演愈烈,規模越來越大。春秋前期的戰爭,雙方動員的兵力一般不到千人;戰國時期的戰爭,往往是十萬、甚至幾十萬人。
為了應付大規模且頻繁的戰爭,各國不但需要一支可以直接調遣的龐大常備軍,而且還需要一套完善的國家行政機構,以便有效地動員全國的人力、物力。於是,官分文武、建立以國君為首的中央集權制,就成為新時代的要求。「官分文武、君之二術」(《尉繚子·原官》),在中央設置由國君直接任免的相和將軍,由他們負責統帥文武百官;在地方設郡縣,由國君親自任免守土治民的官員;是戰國以來新職官制產生和發展的趨勢。只有這樣,國君才能有效地集中全國的行政、軍事、財政、司法等權力,一切政令才能直達各部門和地方。
戰國時期官僚制度的建立,主要是由於推行了以下四種制度(楊寬《戰國史》):
1.各國對官吏一般都採用俸祿制
當時各國俸祿的計量單位不同:如衛國用「盆」,有「千盆」、「五百盆」等等級(《墨子·貴義篇》);齊、魏用「鍾」,如魏文侯時魏成子為相國,「食祿千鍾」(《史記·魏世家》);秦、燕用「石、斗」,秦國有50石、100石以至500石、600石以上俸祿的官,大體上以50石為一級(《韓非子·定法篇》、《史記·秦始皇本紀》始皇12年),最小的官吏也有「斗食」(《戰國策·秦策三》、《史記·秦始皇本紀》始皇11年);燕國也有300石以上俸祿的官(《韓非子·外儲說右下》、《戰國策·燕策一》);楚國用「擔」。
俸祿制的普遍推行,與當時社會經濟發展有關。當時社會上已出現了僱傭勞動者,有佣客、佣夫、市佣、佣保等,因而各國任用官吏和挑選常備兵,也採用了僱傭制和俸祿制。《荀子·議兵篇》稱這種辦法為「佣徒鬻賣之道」,《韓非子·外儲說右下》載田鮪教其子田章則更為直白地說「主賣官爵,臣賣智力」。從此國君可以隨時任免、選拔各級官吏。
2.已開始用黃金貨幣賞賜功臣
這也與當時社會經濟的發展有關。由於商品經濟的發展,貨幣廣泛流通,黃金已具備貨幣性質。於是,國君可以用黃金貨幣而不必用分封土地的辦法來賞賜功臣,賞賜黃金百鎰、千鎰、百斤、千斤或百金、千金的事,在戰國時代是常見的。俸祿制和以黃金作為賞賜,對於廢除封建領主制度來說,都起著推動作用。
3.建立了公文用璽(官印)和發兵用符(虎符)的制度
春秋後期已有用璽來封的文書,即「璽書」。到戰國時,璽是權力的憑證,無論下達命令或來往公文,都須用璽來封泥(在封簡牘時蓋上璽印的方塊泥記,其作用和後來的火漆印差不多)作為憑信,否則不能生效。秦國長信君嫪毒作亂(前238年),想征發縣卒和衛卒,就偽造了秦王御璽和太後璽來行文征發(《史記·秦始皇本紀》)。王璽玉質,丞相璽金質,一般官吏的璽為銅質。《史記·范雎蔡澤列傳》載蔡澤對御者所說的「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腰),揖讓於人主之前」,就說明丞相是金印紫綬。凡丞相、郡守、縣令等官,任命時由國君發給璽,免職時收回,官吏辭職也必先交回璽。如《呂氏春秋·執一篇》載吳起對商文說:「今日釋璽辭官,其主安輕?」《戰國策·秦策三》也說:「應侯因謝病歸相印。」這些記載都證明了戰國時代凡官必有璽。
符用作調發軍隊,形如卧虎,故稱虎符,上有銘文,分為兩半。右半爿由國王保管,左半爿發給將軍。征發軍隊,必須合符。所以魏國信陵君(魏無忌)救趙時,想奪取將軍晉鄙率領的軍隊前去救趙,必先竊取魏王保管的半爿虎符。秦國曾明確規定:凡用兵50人以上,必須合符才能行動;但如果是突遇外敵入侵,不合符也可行動。
這兩種制度的推行,使得國君掌控了軍政大權。任免官吏以璽為憑,任免將帥以符為憑。
4.在行政管理上創立了年終考核制度
「歲終奉其成功,以效於君,當則可,不當則廢」(《荀子·王霸篇》),即「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政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周禮·太宰》)。這種考核制度叫「上計」,如魏文侯時「解扁為東封上計而入三倍」(《淮南子·人間篇》)。按規定,當時中央重要官吏和地方首長,都必須把一年賦稅收入的預算數字寫於木券上交國君。國君把券剖為兩半,自執右券,臣下執左券。年終時,國君操右券來責成臣下,臣下必須向國君報核。這個報核就是「上計」。
上計由國君親自考核,或由丞相協助考核。如考績不佳,便可當場收璽免官。高級官吏考核下級官吏,也採取同樣的辦法。如《韓非子·外儲說右下》載「田嬰相齊,人有說王者曰:『終歲之計,王不一以數日之間自聽之,則無以知吏之姦邪得失也。』王曰:『善。』田嬰聞之,即遽請於王而聽之計……田嬰令官具押券,斗石之計……田嬰復謂曰:『群臣所終歲日夜不敢偷怠之事也,王以一夕聽之,則群臣為勉矣。』王曰:『諾』。俄而王已睡矣,吏盡揄刀削其押券升石(當是斗石)之計」。從這些記載可以看出當時「上計」的情況。
當時官吏「上計」,採用合券計數的方法,為了明確標准和防止舞弊,就必須統一度量衡制度。所以商鞅變法把統一斗、桶(斛)、權衡、丈、尺也作為重要政策之一。秦孝公18年(前344年)曾頒布標准量器,即存世的「商鞅方升」。田齊的子禾子和陳猶為防止「左關」的官吏舞弊,決定「左關之釜」以「倉廩之釜」為標准,鑄造了標准量器。度量衡器和符節契券都是當時政府考核官吏和防止官吏舞弊的工具,所謂「合符節,別契券者,所以為信也」(《荀子·君道篇》)。
由於這四種新制度的創立,使得整套官僚機構能夠層層控制,權力集於國君,形成中央集權的國家機構。秦漢以後,各朝官僚制度便是沿襲戰國時代的制度而加以發展的。 春秋戰國時,各國經過政治改革,出現了中央集權的官僚政治,建立了以相、將為首的一整套官僚組織。
1.相
相是「百官之長」,多由文人充任,中原六國均有設置。在出土的兵器中,有的兵器上有「相邦義戈」、「相邦呂不韋戈」等字樣,即秦相張儀、呂不韋督制的兵器。「公甲兵各以其官名刻之」(《睡虎地秦墓竹簡·工律》),意為公家督造的兵器要刻上督造者的官名,可見戰國時期相的法定名稱叫相邦。
「相」有輔佐之意,春秋時就已經有了這一官稱,當時只是一種地位不高的禮賓官。「邦」即國,相邦即輔佐國君辦理軍政大事的官員。漢代避劉邦諱,改相邦為相國。先秦時如《莊子·盜跖》稱宰相,《戰國策·趙策三》則稱丞相,都指同一官職。甲骨文中就已出現作為官名的「宰」,春秋時某些國家已有總領百官的冢宰、太宰,也有助卿;總管大夫一家一邑事務的家宰和邑宰。這些冢宰、太宰或相,還是某些強大卿大夫的世襲官職。
作為一國最高行政長官的相,其設置當萌芽於春秋時齊景公(前547-前490)設左、右相。相的職權是「論列百官之長,要百事之聽,以飭朝廷臣下百吏之分,度其功勞,論其慶賞,歲終奉其成功,以效於君,當則可,不當則廢」(《荀子·王霸篇》)。
戰國最早設相是魏,繼後是韓、趙,秦國置相較晚。戰國初期,秦國的最高官職是大良造,掌握軍政大權。所以秦孝公時商鞅由魏入秦,始為左庶長,後升大良造,並未稱相,但其地位相當於三晉的相邦,所以史稱「商鞅相秦」。秦繼三晉之後設相邦,有明顯的承襲痕跡。最早記載的秦相是秦惠文王10年(前328年)以張儀為相。秦武王2年(前309年)初置左、右丞相,樗里疾、甘茂就是秦最早的左、右丞相。此後也有隻設丞相,不分左、右相。戰國中期以後,秦居相邦或丞相位者多為六國客卿,如魏人商鞅、張儀、范睢,樂池初為中山相,樓緩曾為趙武靈王臣,甘茂、魏冉、羋戎、李斯為楚人,蔡澤為燕人,呂不韋為趙人;有的如張儀、魏冉且數度任他國相邦。這些人來自關東,對六國官制必甚熟悉,能結合秦國實際吸收其長處,健全秦國官制。
趙國也曾用過丞相之稱,《戰國策·趙策三》載建信君言「秦使人來仕,仆官之丞相」。趙國除丞相之稱外,還有假相、假相國和守相等,如「假相大將武襄君攻燕」(《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文信侯出走,與司空馬之趙,趙以為守相」(《戰國策·秦策五》)。假為兼理之意,守是指試用或代行官職,假相應為兼任相職,守相則是試用性質的相。此外宋、衛、中山、東周等小國也都設有相。
2.將和尉
相之外又設擅長兵法的人統兵打仗、鎮守邊邑,稱將或將軍。從《秦簡》看,「將」是簡稱,法定官名應叫「將軍」。將軍原是春秋時晉國六卿的稱號,不過晉國六卿軍政皆管,不單是統兵官。春秋時的卿大夫不僅有統治權,而且親自統率宗族和私屬軍隊。戰國時,因統治范圍擴大、官僚機構龐大復雜、建立常備軍、推行徵兵制及戰爭規模擴大、戰爭方式改變,在官僚機構中不得不文武分家,產生文官的首長「相」,以及武官的統領「將」。
將作為最高軍事長官,地位僅次於相。如魏文侯曾先後以魏成子、翟璜、李悝為相,而另有樂羊、吳起、翟角為將;齊威王曾先後以鄒忌、田嬰為相,而另有田忌、申縛為將。燕國樂毅(趙人)、趙國廉頗、魏國吳起、齊國田忌都是戰國時著名的將軍。
秦國初設相位時,文武尚未嚴格分家,秦相張儀、樗里疾、甘茂等也是統軍作戰的將軍。後來,丞相專事文職,而大良造專為武職,如白起屢建戰功,封為列侯,官職還是大良造。秦設將軍始於昭王,昭王初立時以魏冉為將軍,保衛首都咸陽。但秦國的將軍不是固定專職,往往是在出征時由國君臨時委任。
春秋時晉國的上、中、下三軍還設有尉,因中軍地位最尊,中軍的尉又稱元尉(「元」意為大)。戰國時各國仍有中尉一官。《史記·趙世家》載「趙烈侯使荀欣為中尉,選練舉賢,任官使能」,這和《禮記·月令》所說太尉的職責「贊桀(傑)俊,遂賢良,舉長大」是相同的。後來趙國在將軍之下又設國尉、都尉。秦國在昭王時,也在大良造下增設國尉一級,如白起初為左庶長,繼升為左更,再升為國尉,最後升為大良造。秦國設丞相後,大良造便成了高於國尉的武官。後來秦國不設大良造,國尉便成為中央最高軍事長官。秦統一六國後以太尉掌管全國軍事,便是沿襲國尉一職而來的。
3.御史
御史在商周時已有設置,在戰國時本是充任國君秘書之類的差事,別國使臣來獻國書,往往由御史接受;國君臨朝接待外賓,御史常立身邊。《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載,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鼓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國君宴會群臣,御史也常陪同在旁。《史記·滑稽列傳》載,(齊)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召(淳於)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旁,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秦律》規定廷尉每年要到御史處核對刑律。這些都說明戰國時的御史是保管文書檔案、負責記錄、侍從國君的官員。秦統一後,三公中的御史大夫,還是秘書兼監察性質的官,當是沿襲戰國官制。
4.司寇
戰國時各國均設司寇(掌管司法),但名稱不一。三晉沿用司寇之名,趙國李牧曾任此職。秦國雖然也有這個官稱,但卻是指一種刑徒(《秦律·司空》)。秦國掌司法的官稱廷尉。廷尉之名,可能與東周的「討奸之官」尉氏有關,是一種殿中的執法官。齊國掌司法的官稱士師,《孟子·公孫丑下》載:「孟子謂蚔□(音蛙)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又雲:「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從孟子談話的語氣看,士師應是齊國殿中的執法官。士師一名是沿襲周朝的官稱,周的士師就是司寇官屬。
5.其他
趙、韓、秦、楚設郎中(職同後世郎中令);魏、韓、齊、秦設仆(職同後世太僕);趙、秦設內史(掌財政,職同後世治粟內史);韓、秦設少府(職同後世少府);齊設主客(職同後世典客)。 戰國時期各國的統治機構,從國到郡、從郡到縣、從縣到鄉,已有系統地控制著整個國家,形成了非常完善的官僚體制。除了郡守、縣令,各國還有一些地方性的專職官吏,如在關津要道設關吏、津吏,在貿易中心設市令、市掾,在重要河道水利處設河丞等。
(1)縣
縣最初都設在邊地,目的是為了防衛外敵、保護邊疆。春秋初期,秦、晉、楚等國往往在新兼並的地方設縣。春秋中期楚國新設的縣已逐漸多起來,有九縣(九指多數)。春秋後期,晉國又把縣制推行到內地,在卿大夫的領地里也分別設縣。戰國初期,秦國還不斷在東部邊疆設縣,公元前456年開始在頻陽(今陝西富平縣東北)設縣,公元前398年在陝(今河南陝縣)設縣,公元前374年又在櫟陽(今陝西臨潼縣北)設縣。
與卿大夫的封邑不同,縣內有一套集中的行政組織和軍事組織,特別是有徵賦制度,其中包括征發軍實和軍役,以加強國防力量。如(楚圍宋之役)「子重請取申、呂(二縣)以為賞田」,申公巫臣說:「不可,此申、呂所以為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於漢。」楚王聽了申公巫臣的話才沒有答應子重的請求(《左傳·成公7年》)。
戰國初期大概凡是有城市的都邑都已建為縣,所以史書上縣和城往往互稱。只有秦國還未普遍設縣,因而普遍設縣也就成為商鞅變法的主要內容之一。戰國時縣的官僚機構和中央官僚機構差不多。商鞅變法時,每縣設有令(也稱大嗇夫)和丞,丞在縣中的地位相當於國君的相。韓、魏等國在縣令之下還有御史(《韓非子》、《戰國策》),縣御史在縣中的地位相當於國君的御史大夫。從新鄭出土的韓兵器銘可知,韓國還設有縣司寇,主管縣的刑法和兵器製造。
縣的行政組織主要有:
1.縣令(縣嗇夫)是一縣的最高行政長官,其屬官有令史(掌文書、調查案件、率卒捉拿人犯等,屬官有令史掾)。縣令出缺,令史可以代理。
2.縣丞分管經濟和司法,包括徵收糧草和審案;地位僅次於縣令,其屬官有丞史。
3.縣尉分管縣內軍務,有權征發一縣役卒,監督役卒服役和督造文書等;其屬官有尉官吏或尉史、士吏。
4.縣司馬屬官有司馬令史和司馬令史掾。《秦律》規定若馬匹不好使用,司馬要受處罰,可見縣司馬與一縣的馬政有關,或許是專司一縣馬匹的征調和使用。
5.縣司空主管縣內工程建築(以軍事性質為主),因建築工程多用刑徒,所以又分管刑徒。其屬官有司空佐史、司空嗇夫、士吏等。
(2)郡
郡在春秋末年才開始在晉國設置,是在內地推行縣制後設立的。郡本設在新取得的邊地,因邊地荒陋、地廣人稀,其面積雖比縣大,但地位要比縣低。《左傳·哀公2年》載,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垢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杜預注引《周書·作雒篇》載「千里百縣,縣有四郡」,可證春秋時縣大於郡。
戰國時邊地逐漸繁榮、人口增多,因為郡的地盤太大不易管理,便在郡下劃分為若干小縣,產生了郡縣兩級地方組織。這一制度也是三晉最先推行,如魏國上郡有15個縣(為防禦秦國而設),趙國代郡有36個縣(雲中、雁門、代郡為防禦林胡、樓煩而設),韓國上黨郡有17個縣。後來,秦、楚、燕也效法三晉的郡縣制度。
戰國時的郡都設在邊地,主要是為了鞏固國防,所以一郡的行政長官稱守或郡守、太守。《戰國策·趙策一》載,(韓王)令韓陽告上黨之守靳□曰:「秦起二軍以臨韓,韓不能有。今王令韓興兵以上黨入於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效之。」靳□曰:「人有言,挈瓶之知,不失守器,王則有令,而臣太守,雖王與子,亦其猜焉。臣請悉發守以應秦,若不能卒,則死之。」韓陽趨以報王。王曰:「吾始已諾於應候矣,今不與,是欺之也。」乃使馮亭代靳□。可見太守是由武官充任、由國君直接任免的官職,有權征發本郡役卒。
代行或試用期的郡守稱假守。郡的署衙稱府,郡守以下設有都尉(主管軍務)及御史(負責監察)。
(3)其他
齊國設都(類似郡)。戰國時只有齊國始終未設郡,但設有都。齊桓公時,管仲整理政治軍事,實行「叄其國而伍其鄙」的政策,曾把鄙分為五屬來統洽。戰國時齊共設有五都(臨淄、平陸、阿、即墨、莒),可能是從五屬演變而來的,但五都已帶有郡的性質,所以不同於五屬。五都均設有選練的常備軍(稱技擊或持戟之士),因而有「五都之兵」,也稱五家之兵。《戰國策·齊策一》載,蘇秦為趙合從,說齊威王曰:「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錐矢,戰如雷電」。又《戰國策·燕策一》載,齊宣公令「子章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眾以伐燕」。《孟子·公孫丑下》載,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平陸是齊的五都之一,可見都的長官稱大夫。
秦國設道和都(均相當於縣)。道設在少數民族聚居區,有道官(又稱道嗇夫)。都設在有王室私產和宮室的地方,有都官。不屬縣令管轄的地方直屬中央內史,有獨立的機構,屬官有佐、史、嗇夫等。
(4)鄉、里、聚、亭
鄉(縣之下)在春秋時已出現,齊、宋、鄭、楚等國已經設鄉。鄉的官吏有三老(掌教化)、嗇夫(掌獄訟和稅收)、游徼(掌捕盜)。
里(鄉之下)在春秋戰國之交也已出現。當時的行政系統有天下、國、鄉、里(《墨子·尚同》)或國、邑、鄉、里(《呂氏春秋·懷寵篇》)。邑有大有小,大邑相當於縣,小邑則隸屬於鄉、里。里有里正(或稱里典),秦國充任里典的多是鄉間豪強有勇力之人,即「率敖」。里的居民統稱里人,以家為單位,按什伍編組,並設有伍老。編入伍的居民統稱伍人或四鄰,編入伍的各家男丁稱士伍。
聚是民眾聚居的地方,實際相當於村落。商鞅變法時,曾合並鄉、邑、聚為縣(《史記·商君列傳》)。
戰國時各國在邊境設亭、置亭長,以防禦敵人。魏國吳起為河東守時,秦在其邊境設亭,「起攻亭,一朝而拔之」(《韓非子·內儲說上》)。 戰國時最高級的食封貴族稱君或侯,多為王室宗親、嬖倖和功臣。他們從國君那裡得到大片封地(封邑),其特點有:
1.封君只享有封邑租稅,不佔有土地及其人口。如孟常君襲父封,封萬戶於薛,只能派人去收租稅,以供養自己及門客的生活;呂不韋封文信侯,「食河南、洛陽十萬戶」。
2.封君要接受國君統一號令,或由國君直接委派相去監督。如魏國的成侯受封時「手受大府之憲」,受制於國君的統一法令;趙武靈王封長子章於代,號安陽君,同時又派田不禮為相。
3.封邑內只有少量用於自衛的軍隊。
4.由於各國大多有針對世卿世祿的變法和激烈的權力之爭,封君絕大多數難以做到世代相襲。
5.封君特權較一般貴族更多,經濟實力較雄厚。如楚懷王授予鄂君啟錯金銅節,其銘文規定:鄂君啟的舟車所載商品過關時,大多免徵關稅;孟常君在薛放高利貸,一次就「得息錢十萬」。
三晉、齊、燕大致沿襲春秋爵制,可分為卿和大夫兩級。卿有上卿、亞卿之分,如魏國翟璜「欲官則相位,欲祿則上卿」;趙國藺相如、虞卿都曾「拜為上卿」;孟子曾在齊國做過卿;樂毅曾在燕國為亞卿,荊軻曾被尊為上卿。大夫有長大夫、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如魏國吳起做西河守時,曾以長大夫獎勵軍功;後來須賈曾為中大夫;趙國藺相如做過上大夫;齊國淳於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等都做過上大夫。
秦國爵制較特殊,商鞅曾分為20級,級高位尊,依次為:公士、上造、簪裊、不更(相當於士)、大夫、官大夫、公大夫、公乘、五大夫(相當於大夫;五大夫以上有食邑)、左庶長、右庶長、左更、中更、右更、少上造、大良造(或稱大上造)、駟車庶長、大庶長(相當於卿)、倫侯、徹侯(相當於諸侯)。同時,秦國的官、爵不分,自大良造以下既是爵稱又是官稱。此外還有客卿,凡六國人士入秦得到卿位則稱客卿。
秦軍中,地位最低的兵叫「小夫」,無爵。步卒起爵於公士,上造可乘兵車,簪裊可駕御駟馬,不更可「主一車四馬」,但仍屬兵卒性質。大夫以上才是軍官。爵至五大夫,便可享有食邑。 從官吏的來源看,主要可分為兩種:依靠才能或靠各種關系。前者是用人唯賢,後者則用人唯親。對於將領,依據勝敗進行賞罰:立有戰功者,一般按軍功晉升爵級;戰敗受罰,不僅罪及本身,還要連累家屬。趙國趙括被任為將軍時,其母知其不能勝任,怕戰敗受連累,當即向趙王聲明同趙括脫離關系。
選官途徑有:
1.立功仕進。如商鞅定20等軍功爵,只要不斷立功就可逐級晉升;韓非曾主張「宰相必起於州郡,猛將必起於卒任」(《韓非子·顯學》),即從有實際政治或軍事經驗的人中逐級選拔文武官吏。
2.對策或獻策。楚悼王、秦孝公、燕昭王等的求賢令,便是發出策問、征詢對策的一種方式;吳起、商鞅等人就是由於對策言中,一躍而居要職。另一些人為博取功名主動向君主獻策,當時這種風氣極盛,《戰國策》的絕大部分內容就是記載這方面的情況。這些獻策者一旦被賞識便平步青雲、扶搖直上。由於策問、對策和獻策的盛行,各種政治主張層出不窮,氣氛十分活躍。
3.親親入官。這是依靠親屬、裙帶、寵幸等關系作官。這種情況相當普遍,齊、楚尤為突出,齊國執政或將領多出於田氏,楚國重要官位多出於屈、景、昭三大家族。秦國由於改革較徹底,這種陋習較少些。
4.推薦任能。魏文侯時,吳起、西門豹、樂羊等人都是翟璜所薦,另外象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則是魏成子所薦(《史記·魏世家》);著名軍事家孫臏就是經齊將田忌推薦而被威王用為軍師的(《史記·孫子吳起列傳》)。
5.召聘應征。戰國後期,孔子七世孫孔順就被魏王遣使者奉金帛聘以為相(《孔叢子·陳士義》)。
6.賣官鬻爵。在商品交易的影響下,官爵也被當作特殊商品由貴家豪族花錢買官(《管子·八觀》)。

3. 古代「秦會」的簡介

簡介秦檜(hui)
生於哲宗元祐五年(1090年),卒於高宗紹興二十五年(1155年),字會之,江寧(今南京)人。
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年)登第,補密州(今山東諸城)教授,曾任太學學正。北宋末年任御史中丞,與宋徽宗、欽宗一起被金人俘獲。南歸後,任禮部尚書,兩任宰相,前後執政十九年。 宋體字的創建者,註:宋體字原為秦體字,因其政治迫害愛國英雄岳飛而改秦體字為宋體字。 生平秦檜出身在一個中小地主的家庭。他父親當過靜江府古縣(今廣西永福縣境)令,這在宋朝統治階級中只算得上一個小官。秦檜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不可能疾速地飛黃騰達,因此做過鄉村教師。他對這個職業並不滿意,甚至牢騷滿腹,說「若得水田三百畝,這番不做猢猻王」。他要求不高,只要有幾百畝好田,不再當「童子師」、「孩子王」,不再靠束修自給,也就可以了。但自從中進士後,他就扶搖直上了。
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進攻汴京(今河南開封),要求宋徽宗割讓三鎮:太原,中山(今河北定縣)、河間。這時身為職方員外郎的秦檜,提出了較為重要的四條意見。一是金人貪得無厭,要割地只能給燕山一路:二是金人狡詐,要加強守備,不可鬆懈:三是召集百官詳細討論,選擇正確意見寫進盟書中,四是把金朝代表安置在外面,不讓他們進朝門上殿堂.當時要弭兵就得割地。南宋派秦檜和程璃為割地代表同金人進行談判。秦檜在談判中尚能堅持上述意見,於是又升為殿中侍御史、左司諫。後來,金統治者「堅欲得地,不然,進兵取汴京」.朝中百官在討論中,范宗尹等七十人同意割地,秦檜等三十六人認為不可。
在宋徽宗,欽宗被俘後,女真貴族要立張邦昌為傀儡,時任御史中丞的秦檜不發一言。御史馬伸等人上書反對立張邦昌,要求秦檜也簽名。秦檜起先不同意,但數十名官員先後簽名,馬伸「固請」,秦檜無奈,只得簽名。因在上書者中秦檜官職較高(言官之首),於是在靖康二年(1127年),金人以秦檜反立張邦昌,將他捉去,同去的還有他的妻子王氏及侍從等.這時宋徽宗得知康王趙構即位,就致書金帥粘罕,與約和議,叫秦檜將和議書修改加工潤色。秦檜還以厚禮賄賂粘罕,金太宗把秦檜送給他弟弟撻懶任用。從此,秦檜亦步亦趨地追隨著撻懶,逐漸成為他的親信,做出了勸降楚州宋軍等系列漢奸行動。
建炎四年(1130年),金將撻懶帶兵進攻淮北重鎮山陽(即楚州,今江蘇淮安),命秦檜同行.為什麼要秦檜同行呢?從撻懶的策略看,誘以和議,內外勾結,才能致南宋於亡國之境。這個「內」,只有秦檜可用。而秦檜賣身投靠女真貴族的面目,在南宋朝野還未徹底暴露,所以金統治者把秦檜作為合適的人選了。因此,秦檜南行前與妻子王氏密商計議,作了一番戲劇性表演。王氏故意大喊大叫說:「家父把我嫁給你,當時有資財二十萬貫,要你我同甘苦。現在大金國信用你,你就把我丟在路上。」爭吵不休.撻懶妻子一車婆聽到了,就請王氏到家裡問個究竟.王氏全告訴了。這一車婆又說給撻懶,於是也叫王氏以及侍從同秦檜南行。山陽城被攻陷後,金兵紛紛入城。秦檜等則登船而去,行到附近的漣水(今江蘇漣水),被南宋水寨統領丁祀的巡邏兵抓住,井要殺他.秦檜說;「我是御史中丞秦檜。這里有沒有秀才,應該知道我的姓名。」有個賣酒的王秀才,從不認識秦檜,但裝作認得秦檜的樣子,一見就作個大揖說,「中丞勞苦,回來不容易啊」大家以王秀才既然認識秦檜,就不殺他了,而以禮相待,後來把他們送到行在——臨安(今浙江杭州)。
秦檜南歸後,自稱是殺死監視他們的金兵奪船而來的。臣僚們隨即提出一連串的問題;孫傅,何粟、司馬朴是同秦檜一起被俘的,為什麼只有秦檜獨回?從燕山府(今北京城西南)到楚州二干八百里,要爬山涉水,難道路上沒有碰上盤查詢問,能殺死監守人員,一帆風顧地南歸?就算是跟著金將撻懶軍隊甫下,金人有意放縱他,也要把他家眷作為人質扣留,為什麼能與王氏偕行而南呢?這些疑問只有他的密友、宰相范宗尹和李回為他辯解,並竭力舉薦他忠於趙家皇朝.但疑團並沒有完全消除。
《金史》中記載,金宣宗貞祐二年(1214年),中書舍人孫大鼎上書追述秦檜被女真貴族縱歸南宋的事說,金太宗天會八年(1130年),大臣們在黑龍江柳林集會,擔心宋朝復興.宋朝臣趙鼎、張浚志在復仇,宋將韓世忠、吳階知於兵事.這樣既不可威取,又要看到結仇巳深,勢難使南宋人民屈服,還是暗中先放縱為好.另在《金國南遷錄》中記載,金國大臣考慮南宋復仇事,議及放縱秦檜歸國,魯王說,只有放宋臣先回,才能使他「順我」。忠獻王粘罕說,這件事在我心裡已醞釀三年了。只有一個秦檜可用.我喜歡這個人。「置之軍前,試之以事」,表面上雖然拒絕,而內心中經常能「委曲順從」,秦檜始終主張「南人歸南,北人歸北」的政策,今天如能放他回南宋,他必得志。就這樣金人決定放秦檜南歸.結果不出粘罕所料,秦檜回到臨安就力主和議,竊踞相位,專權擅國,殘殺抗金將領。其後,使南北對峙局勢基本形成。
《宋史·秦檜傳》記載,南宋政府雖幾次派代表與金朝談判,但仍是一邊防守,一邊議和。而專與金人解仇議和,實際是從秦檜開始的。因為秦檜在金朝時,首倡和議,所以他南歸後,就成為女真貴族的代理人。
秦檜南歸後,送給趙構的第一件「見面禮」就是,要想天下無事,就得「南人歸南,北人歸北」。其中的「南人歸南」,實只是一句空話,因為,肯不肯讓南人南歸,其決定權全操在女真貴族手中,是由不得南宋王朝如何如何的;而「北人歸北」,則是女真人在 1129年入侵揚州時就曾號召過的,這一次又借秦檜之口把它提出。
由於南宋的軍隊和將領主要是西北、河北和山東等地人組成的,如果照察檜「北人歸北」的主張去辦,就等於把北方土地全部奉獻給女真貴族,而且大批不願降金而南下的北方人士,都得回去受金人統治:就等於南宋自毀長城,自己解除武裝,表明對金放棄武力抵抗。秦檜奉送趙構的第二件「見面禮」是他首先遞上一份致女真軍事貴族撻懶的「求和書』。趙構感到秦檜「忠朴過人」,得到他,高興得連覺也睡不著,說「又得一佳士也」。秦檜得到趙構如此賞識,就迅速爬上了宰相寶座。被罷相伺機再起,與金國簽訂和約。
秦檜的兩件「禮物」擺在趙構面前,又使他十分擔心地「睡不著」。他不得不考慮,秦檜說「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我是北方人,該到哪裡去呢?秦檜又說,有「二策」,即以河北人歸還金國,中原人送給劉豫(他是南宋初年金統治者扶植的傀儡),當宰相幾個月,這「二策」就可轟動天下。而趙構說,自己並沒有聽到什麼震撼性的消息.大臣綦祟禮把趙構的這些意思通告朝廷內外。從此,人們開始認識到秦檜的姦邪了。秦檜的主張引起朝野上下的強烈不滿。只因那時趙構還怵於抗戰派士大夫以及全國軍民的議論和氣勢,還沒有下定要冒天下之大不韙的決心,所以,秦檜的這條投降路線未被採納,秦檜本人竟以此而被斥逐出南宋王朝。 後來證實,金朝使節到南宋,要求全部送還北方人,恰與秦檜「北人歸北」的主張相吻合.有識之士進一步認識到這正是秦檜與金人合謀的結果,秦檜的面目又被看清楚一些。
秦檜投降賣國的政策,一時難以實現,只得忍受著暫時的挫折,靜觀宋金政治風雲的變幻,伺機東山再起。紹興五年(1135年)粘罕死,撻懶得勢。紹興八年(1138年),趙構又起用秦檜為相.吏部大臣晏敦復憂慮地說,秦檜是「奸人相」。但因撻懶是秦檜的老主子,這個老主子是主張用誘降議和的策略來促使趙構上鉤的。秦檜、趙構和撻懶內外勾結,不愁南宋不亡。
秦檜看到宋金形勢在不斷地向有利於自己推行乞和求降政策的方向發展,認為此其機也。於是在宋金談判前夕,以女真貴族代理人的威勢,一而再、再而三地對趙構進行反復試探和考察,增強其求和信心,堅定其投降立場。 南宋大臣在朝見趙構之後,只有秦檜留下面奏.請看一個昏君和一個奸相的絕妙對話;秦檜說:「臣僚們對議和畏首畏尾,首鼠兩端,這就不能夠決斷大事。如果陛下決心想講和,請專與我討論,不要允許群臣干預。」趙構說:「我只委派你主持。」秦檜說:「我恐怕有不方便之處,希望陛下認真考慮三天,容許我向您另作報告。」過了三天,秦檜又留在趙構身邊奏事,趙構想講和的思想已經很堅定了,但秦檜還以為沒有達到火候,他說:「我恐怕別的方面還有不方便,想請陛下再認真考慮三天,容我向您另作報告。」趙構說:「好吧!」又過三天,秦檜就象當初一樣,獨自留在趙構身邊奏事。他清楚地掌握了趙構確實堅定不移地要講和了,於是拿出早已草擬好的向金求和書,仍聲稱不許群臣干預。
紹興九年(1139年),秦檜不顧趙鼎,胡銓、韓世忠、張浚、王庶,岳飛,李綱等反對議和的上書,簽訂了第一個宋金和約。趙構怕事,裝病躲進宮中,由秦檜代行皇帝職權,跪拜在金使面前,簽字畫押.從此,秦檜在朝廷中的身價提高了,宋金戰和問題開始由他左右。
《宋史·秦檜傳》說:「始,朝廷雖數遣使,但且守且和,而專與金人解仇議和,實自檜始。」這基本上是符合實際情況的。從高宗即位到紹興八年秦檜再相,歷時十一年,南宋朝廷大體上做了四件事:(一)養練士卒,形成一支可與金人抗衡的軍事力量;(二)安集流民,恢復生產,涵養支撐政權的財力;(三)統一內部,平定靖康以後群雄割據的混亂局面(包括鎮壓農民起義),形成一個比較穩固的後方;(四)建立各種典章制度,使遭受戰爭破壞的社會秩序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復。這都是立足於守與戰的。正因為如此,才保住相當於北宋時期三分之二的版圖。
就高宗當時的思想狀況來說,是經常動搖於和、戰之間的。靖康以後,群雄割據,義軍蜂起,如果高宗專意求和、乞降,誰願意投到他的麾下去當陪臣?事實上,當時四分五裂的局面,很快能統一起來,各種政治勢力很快能聚合起來,說明高宗還沒有把「抗金恢復」的旗幟丟掉,還有一定的號召力和凝聚力。建炎年間,南宋政權立足未穩,金人必欲消滅而後已,高宗有心乞和而不可得。建炎三年,高宗被金人從揚州一直追到明州,追到海上。建炎四年,金軍從江南退出,高宗從溫州回到越州,再回到杭州,南宋政權才逐漸立住腳跟,先後出任宰相的呂頤浩、趙鼎、張浚等人,都是立足於守與戰的。雖多次遣使通和,大體上都是從策略上考慮的(秦檜除外),按照呂頤浩的說法是「貽書以驕之」,「示弱以給之」,「出其不意,乘時北伐」。紹興二年,呂頤浩請求興師北伐,紹興四年趙鼎請求御駕親征,紹興七年張浚請求高宗駐蹕建康,高宗雖然不十分堅定,畢竟還是同意了。
高宗專意乞和,則是紹興八年秦檜再相以後的事。正像朱熹所曾指出的那樣:
「秦檜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萬死而不足以贖買,正以其始則唱邪謀以誤國,中則挾虜勢以要君,……而末流之弊,遺君後親,至於如此之極也。」(《戊午讜議序》)
秦檜「始唱邪謀」,應該從他代徽宗上書完顏宗翰算起,在那封書中明確表示「世世臣屬,年年進貢」,因而深得宗翰的賞識,宗翰把他推薦給金太宗,金太宗又把他賜給完顏昌。南歸以後,初見高宗,即首建「南自南,北自北」之議,進呈了代擬的乞和「國書」,這份「國書」後來改用劉光世名義發出,高宗因之許以「朴忠過人」。但這時南宋的軍事力量正在逐步加強,主戰派在朝中還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金廷掌權的宗翰一派,還不願放棄消滅南宋的主張,高宗也還動搖在和戰之間,所以,這一階段持續的時間較長。直到完顏宗翰死後,完顏宗磐、完顏昌掌握了金國的大權,對南宋採取了誘降政策,秦檜東山再起,主戰派在自相傾軋中內外受挫,高宗才逐步轉向專意乞和。
秦檜是在趙構委託他充當對金投降的全權代表之後,才開始進入朱熹所說「中則挾虜勢以要君」階段的。進入這一階段之後,朝廷一切重大舉措,都取決於秦檜,高宗幾乎不可能獨立作出任何決定。秦檜在南宋王朝中所處的地位,便不再是居於皇帝趙構之下,而是能夠玩弄趙構於股掌之上,是趙構必須仰承他的鼻息的一個人物了。
當時有個叫胡銓的官員反對「講和」,並上奏章乞斬秦檜之頭,就正是在秦檜挾金人之勢以要君的階段所奏進的。他立即受到秦檜的打擊,由秦檜親自擬定,把他貶往「昭州(今廣西平樂縣)編管」。他因「妾孕臨月」,想稍遲數日起程,結果被臨安府「遣人械送貶所」。幾天以後,秦檜還覺得對胡銓的處分太輕,未必能使反對「講和」的從此鉗口不言,遂又脅迫趙構特地下了一道詔令,說胡銓的上疏是「肆為凶悖」,「導倡凌犯之風」,戒諭中外,不許效尤。(均見《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二四。)
這可見,進入「挾虜勢以要君」這一階段後的秦檜,已經是老虎屁股碰不得了,他的權勢已經可以說是一手遮天,無孔不入了。對這樣一個人而若還稱之為「區區一檜」,還認為他「亦何能」,那若不是真的昧於當時的歷史形勢,就只是被認為是有意為秦檜的各種罪惡行徑進行開脫了。
宋金第一個和約簽訂不到一年,金統治集團內部就發生了政變,對南宋主張用誘降講和策略的撻懶被殺,宗弼(兀術)上台。從紹興十年(1140年)起,金撕毀和約,以宗弼當統帥,揮軍直取河南,陝西。南宋抗金將領岳飛、劉琦在人民群眾的支持下,痛擊金兵,打出了一個大好局面。金兵將校紛紛准備投降,甚至素以狡悍著稱的金帥烏陵思謀,也控制不了部下,只能下令待岳家軍到即降,金將軍韓常想以五萬騎兵內附,岳飛迎著勝利的形勢,非常高興,對部將們說:「直抵黃龍府(今吉林農安,女真族根據地),與諸公痛飲耳!」正待不日渡河,而秦檜卻想把淮河以北土地送給金朝,命岳飛退兵.岳飛給朝廷的報告說:「金人銳氣喪失,氣節敗壞,把裝備糧草全部丟棄,疾走渡河.而我軍將士聽命效勞,所向披摩.時不再來,機難輕失。』要求乘勝進軍。秦檜深卸岳飛抗金意志不可奪,就先撤張俊、楊沂中的軍隊,而後說岳飛孤軍不可久留,嚴令迅速退兵。趙構、秦檜一天之內連下十二道金字牌(用木牌朱漆黃金字,使者舉牌疾馳而過,車馬行人見之,都得讓路,一天要走五百里.用它傳送最緊急的軍令詔令),緊催撤軍,岳飛憤慨惋惜地哭著說:「十年之功,廢於一旦!」下令忍痛退兵.人民攔馬痛哭,岳飛悲泣.以趙構、秦檜為代表的南宋投降派是實權派。他們既擔心抗金戰爭的順利發展會激起女真貴族的不滿,也憂慮岳家軍的迅速壯大,會威脅他們的統治地位,因此,勝利在望之際,迫令岳飛撤退。
紹興十一年(1141年)四月,秦檜唯恐重要將領難於駕馭,就想法收他們的兵權,以掃除不利於他投降活動的障礙。於是密奏召三大將韓世忠、張俊、岳飛入朝,「論功行賞」。三將到臨安,韓世忠、張俊被任命為樞密使,岳飛為副使(樞密使、樞密副使都是負責軍國要政的)。明陞官職,實解兵權。同時還撤銷了專為對金作戰而設置的三個宣撫司。
宗弼得知秦檜解除三大將兵權,自毀長城的消息後,就乘機一再對南宋進行軍事威脅。他通知趙構說,各路大軍水陸並進,南下問罪,示意,如肯順降,須以淮水為界,把淮水以北土地和人民割讓給金國。同時,金朝派人指使察檜,必殺抗金戰爭中最出力的岳飛,才可議和.紹興十一年(1141年)九,十月間,秦檜按金人授意,興起岳飛之獄.他派諫官萬俟卨收集偽證,組織獄詞,羅織罪名。秦檜又串通張俊,收買、勾結岳家軍重要將領張憲部將王貴、王俊等人,秉承秦檜意旨,誣告張憲欲據襄陽為變,以謀恢復岳飛兵權.張憲遂被捕入獄,將岳飛,岳雲父子也送大理寺(甫宋最高審判機關).岳飛被捕後,秦檜加緊投降活動。十一月,宗弼派蕭毅到臨安,提出「劃淮為界,歲幣銀絹各二十五萬,割唐、鄧二州』為議和條件.這就是宋金第二個和約,史稱「紹興和議」。
和約簽訂後,秦檜照女真貴族意圖,變本加厲地迫害岳飛等人。岳飛被捕已兩月有餘,「罪狀』還投編造好.一天,秦檜獨居書室,吃了柑子,用手指劃柑皮,若有所思。秦檜妻王氏素來陰險,看見秦檜的動作就訕笑著說,「老漢怎麼一直沒有決斷呢!捉虎容易,放虎難哪!」秦檜聽懂了王氏的意思,寫一張小紙片送獄吏。岳飛當天就死在獄中,岳雲、張憲被殺於市,這一天正是紹興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142年1月27日)。 秦檜深恨岳飛多次聲盲和議失策,又上書趙構要求制定國家大政方針。這都與秦檜的投降政策相違背,所以秦檜總想殺掉他。岳飛被捕,有正義感的臣民憤憤不平。岳飛將被害時,韓世忠十分氣憤,質問秦檜,岳飛父子究竟犯了多大罪,事實如何,有什麼證據?秦檜說:「莫須有」(這是當時的口語,意思是「可能有」,「也許有)。韓世忠說:「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這時韓世忠已罷樞密使之職,他滿腔憤患,只得騎驢載酒繞西湖了。岳飛被害後,家屬流放嶺南,被株連者或坐牢或流放,或死於獄中,相反,凡跟著秦檜陷害岳飛的,都各有升遷。 總攬大權 排除異已 秦檜除將岳飛等陷殺外,對南宋其他忠臣良將,也不放過。迫害手法花樣翻新。
當時秦檜既已「挾虜勢以要君」既已能把趙構玩弄於股掌之上,則其權勢之伸展和滲透到政治、軍事、財政、刑法各個方面。自亦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單就刑法這一方面來說,則如徐自明的《宋宰輔編年錄》卷十六於秦檜死後所概括敘述的:
法寺禁系公事,並不遵用法律,唯視秦檜一時之私意,死則死之,生則生之。笞、杖、徒、流, 一切希望(秦檜)風旨。故檜權益重,勢益盛,天下之人益畏而忌之。
羅織罪名,誣枉陷害岳飛父子和張憲而置之於死地,這就正是秦檜任憑「一時之私意」而「死則死之」的一樁典型事例。
秦檜死後不久,在趙構所發布的一道詔令中,對秦檜的擅生殺之權的事也已經加以揭露了。據《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七○,紹興二十五年十二月甲申( 1156年1月5日)載:
詔:命官犯罪,勘鞫已經成,具案奏裁。比年以來,多是大臣便作「已奉特旨」,一面施行。自 今後,三省將上取旨。
這裡面的所謂「大臣」,當即專指秦檜而言;所謂「便作『已奉特旨'」,實即「假傳聖旨」亦即「矯詔」的同義語。在此詔中雖則未將岳飛獄案明確指出,但其必然把這一獄案包括在內,卻是斷然無疑的。在《宋史·刑法志》(二)當中,就更明確地指出,岳飛父子和張憲的冤獄,完全是由秦檜矯詔所造成的。其文曰:
詔獄本以糾大奸慝,故其事不常見。……
(紹興)十一年,樞密使張俊使人誣張憲,謂收岳飛文字,謀為變。秦檜欲乘此誅飛,命萬俟卨 鍛煉成之。飛賜死,誅其子雲及憲於市。……
廣西帥胡舜陟與轉運使呂源有隙,源奏舜陟臟污僭擬,又以書抵檜,言舜陟訕笑朝政。檜素惡舜 陟,遣大理官往治之。十三年六月,舜陟不服,死於獄。
飛與舜陟死,檜權愈熾,屢興大獄以中異己者。名曰詔獄,實非詔旨也。其後所謂詔獄,紛紛類 此,故不備錄雲。
與當時的許多史實聯系起來,例如,在岳飛系獄之後,凡要搭救他的,大都是去與秦檜交涉和爭辯,上疏給趙構進行諫阻的人則極少,這就可以知道,《宋史·刑法志》(二)的這段敘述,每一句都是切合實際的。其中的論斷,也全都十分公正。「名為詔獄,實非詔旨」,最能反映出秦檜製造岳飛父子及張憲這次冤案的真實情況。所以,只要我們能夠平心靜氣、實事求是地研討這一歷史事件,我們便無法否認,秦檜是殘害岳飛父子和張憲的元兇大惡。

4. 洪秀全兒子被清軍抓住後說出了什麼秘密,導致慈禧連夜將其凌遲處死

洪秀全政權由盛轉衰,最終洪秀全兒子被慈禧抓走。提到清朝末年,不得不提的就是太平天國運動。太平天國運動出來的洪秀全,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並且建立了太平天國政權,分封了4大天王,最終成為了一方霸主。但最終洪秀全政權沒落,,並且導致自己的兒子被慈禧抓走了。


太平天國運動一定會沒落,只因內部出現問題。學過歷史的人都知道,太平天國運動最終一定會走上滅亡,這是太平天國的領導人咎由自取。洪秀全在剛建立太平天國運動的時候,把土地分給農民,獲得了大批民心,但存在十幾年的太平天國沒落,主要是因為洪秀全大勢的封王,竟然封了2700多位親王,也成了歷史之最。

5. 皇甫誕碑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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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甫誕君碑碑文注釋

隨柱國左光祿大夫弘義明公皇甫府君之碑
銀青光祿大夫行太子左庶子上柱國黎陽縣開國公於志寧制
夫素秋肅煞,勁草標於疾風;叔世艱虞1,忠臣彰於赴難。銜須授命,結纓殉國2,英聲煥乎記牒,徽烈著於旂常3,豈若釁起蕭牆,禍生蕃翰4,強逾七國,勢重三監5。其有蹈水火而不辭,臨鋒刃而莫顧,激清風於後葉,抗名節於當時者,見之弘義明公矣。

1. 叔世:叔,衰,末。叔世即末世。艱虞:指艱難困苦的時代。
2.銜須:口含胡須,表示臨難不屈、大義凜然的樣子。《後漢書?獨行傳?溫序》:「序受劍,銜須於口,顧左右曰:『既為賊所迫殺,無令須污土。』遂伏劍而死。」
結纓:系好帽帶,表示從容就死。《左傳?哀公十五年》:「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
3.記牒:史冊、文字記錄。旂常:「旂(qí)」和「常」,指王侯的旗幟,代指王侯。
4.釁:同「釁」,禍患、禍亂。釁起蕭牆,指禍亂發生在家裡,比喻內部發生禍亂。藩翰:指諸侯王國和大臣。
5.七國,指漢景帝時吳、楚、趙、膠西、濟南、菑川、膠東七個諸侯國,因於前145年同時發動武裝叛亂,史稱「七國之亂」。
三監:周武王滅商後,以商舊都封給紂子武庚,並以殷都以東為衛,殷都以西為鄘,殷都以北為邶(bèi),分別有武王弟管叔、蔡叔、霍叔監之,總稱「三監」。見漢鄭玄《詩經?邶鄘衛譜》。

君諱誕,字玄憲,安定朝那人也6。昔立效長丘,樹績東郡,太尉裂壤於槐裏,司徒胙土於耏門7,是以車服旌其器能,茅社表其勛德,銘功衛鼎,騰美晉鍾,盛族冠於國高8,華宗邁於欒郤9,備在史牒,可略言焉。曾祖重華,使持節、龍驤將軍、梁州剌史,潤木暉山,方重價於趙璧10;媚川照闕,曜奇采於隨珠11。祖和,雍州贊治、贈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膠涇二州刺史。高衢將騁,遽夭追風之足;扶搖始搏,早墜垂天之羽12。父璠,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隨州刺史、長樂恭侯。橫劍梐枑13,威重冠軍;扸瑞蕃條14,聲高渤海。

6.朝那:安定郡朝那縣,在今甘肅平涼一帶。康熙字典解釋,朝,《集韻》追輸切,音株。朝那,縣名。那,《正韻》奴何切,?音儺(nuó)。《說文》西夷國安定有朝那縣。可見,朝那應讀為zhū nuó。
7.昔立效長丘,樹績東郡,太尉裂壤於槐裏,司徒胙土於耏門:這一句涉及兩個典故。
立效長丘,司徒胙土於耏門:《左傳?文公十一年》:「初,宋武公之世,鄋瞞(sōu mán,春秋時北方少數民族的一個小國,屬長狄的一支)伐宋,司徒皇父帥師御之,耏(ér)班御皇父充石,公子谷甥為右,司寇牛父駟乘,以敗狄於長丘,獲長狄緣斯,皇父之二子死焉。宋公於是以門賞耏班,使食其征,謂之耏門。」關於這段文字的解釋,歷來爭訟甚多,此不贅述。從碑文意思看,於志寧是理解為司徒皇父(通「甫」)受封於耏門。上句「立效長丘」,即指「敗狄於長丘」事。胙zuò,賜予:胙土,帝王以土地賜封功臣,酬其勛績。
樹績東郡,太尉裂壤於槐里:指東漢太尉皇甫嵩受封為槐里侯。皇甫嵩,字義真,安定朝那人,東漢末期名將。漢靈帝時為北地太守。黃巾起義爆發時,任左中郎將,與朱儁(jùn)率軍鎮壓起義軍,後官至太尉,封槐里侯。上句「樹績東郡」,即指皇甫嵩曾於東郡倉亭大破黃巾軍事跡。
8.國高:國子和高子,二人皆春秋時齊國上卿。《左傳?僖公十二年》:「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杜預註:「國子,高子。天子所命,為齊守臣,皆上卿也。」
9.欒卻:晉國舊時的望族。
10.潤木暉山,暉通「輝」。趙璧,即和氏璧,戰國時為趙惠文王所得。
11.隨珠,隨侯珠。《淮南子?覽冥訓》:「譬如隨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者富,失之者貧。」
12.高衢:大道,要路。比喻高位顯職。追風:形容馬行之速,此處比喻升遷。
「遽夭」,「早墜」:表示皇甫和去世較早。王昶《金石萃編》將「夭」釋為「犮」應為誤。
扶搖:暴風由下向上升騰。摶(搏):憑借。此句喻仕途得志。
13. 梐枑,bìhù,亦作「梐枒」,俗謂「行馬」,古代官署前攔擋行人的柵欄,用木條交叉製成。
14. 扸瑞:扸,古同「析」。扸瑞,相當於「剖符」,指受封拜官。
番條:即「藩條」,漢代州刺史以六條考察州郡官吏,後以此指代刺史之職。

公量包申伯,稟嵩山之秀氣15;材兼蕭相,降昴緯之淑精16。據德依仁,居貞體道17。含章表質,詎待變於朱藍;恭孝為基,寧取訓於橋梓18。鋒剸犀象,百練挺於昆吾;翼掩鴛鴻,九萬奮於溟海。博韜胥產,文瞻卿雲19,孝窮溫凊之方,忠盡匡救之道。同何充之器局,被重晉君20;類荀攸之宏圖,見知魏主。斯故包羅眾藝,囊括群英者也。
15. 申伯:周宣王的母舅,封於申,故稱「申伯」。《詩經??大雅? 崧高》:「崧高維岳,駿極於天。維岳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於蕃。四方於宣。」崧,即「嵩」。《崧高》一詩,相傳為尹吉甫敘申伯之功業,並為之送行而作。
16. 蕭相:指蕭何。昴緯:昴星,白虎七宿的第四宿,又名髦頭、旄頭。傳說蕭何為「昴星精」。後以「昴降」為稱頌顯貴之詞。
17.據德依仁:把德和仁作為言行依循的標准。語出《論語??述而》:「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居貞體道:遵守正道,躬行正道。《易??頤卦》:「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韓非子??解老》:「夫能有其國保其身者,必且體道。」
18. 含章:包含美質。《易??坤卦》:「六三,含章可貞。」孔穎達疏:「章,美也。」表質,顯示出樸素的本質。詎:豈,怎。朱藍:硃色和藍色。此句比喻人有樸素美好的本質,有待加以顯現。碑文作反問句。橋梓:橋木和梓木,古代比喻父子。這里橋梓引申為孝道。
19.鋒剸犀象:剸,割斷。劍鋒可以斬斷犀牛和大象。
翼掩鴛鴻:比喻才能超越同輩。
胥產:春秋名臣伍子胥和子產。子產是春秋時鄭大夫,治鄭多年,美有政績。
卿雲:漢代辭賦名家司馬相如和楊雄。司馬相如,字長卿;楊雄,字子雲。南朝陳徐陵《報尹義尚書》:「才冠卿雲,智同荀郭。」
20. 何充,字次道(不是「永和擁卷,次道藏書」的那個宋次道),晉灊(qián)縣人。俊逸而能文章,成帝時為宰相,後輔佐幼主,所任皆以功臣為先,不以私恩樹親戚,使國家安定。傳見《晉書》卷七七。

起家除周畢王府長史。策名蕃牧,則位重首寮;袨服睢陽,則譽光上客21。既而蒼精委馭,炎運啟圖。作貳邊服,實資令望,授廣州長史22。悅近來遠,變輕訬於雕題;伐叛懷柔,漸淳化於緩耳23。蜀王地處維城,寄深磐石,建旟玉壘,作鎮銅梁,妙擇奇材,以為僚佐,授公益州總管府司法24。昔梁孝開國,首辟鄒陽;燕昭建邦,肇徵郭隗25。故得馳令問於碣館,播芳猷於平台,以古方今,彼此一也26。

21. 起家除周畢王府長史:史載皇甫誕「周畢王引為倉曹參軍」,碑文或有溢美。
策名:指為官獻身於朝廷之事。蕃牧:指鎮守邊關的大將、大臣。
袨服:盛裝艷服。睢suī陽:即商丘。梁孝王在睢陽建東苑(又稱「梁園」、「兔園」),此園規模宏大,宮室相連,供游賞馳獵。梁孝王在其中廣納賓客,當時名士司馬相如、枚乘、鄒陽等均為座上客。見《史記?梁孝王世家》。
22. 蒼精:蒼帝之精。蒼帝為傳說中主東方之神,名靈威仰。炎運:古時五行家稱以火德而興的帝業之運。舊以「蒼精」和「炎運」指西漢劉邦的興起。此處系泛指,代隋文帝楊堅稱帝。
作貳邊服:邊境叛亂。此句意為邊境叛亂,需要有德之士前去掌守,故被任命為廣州長史。
按:廣州長史,《隋書》作「出為魯州長史」。《金石錄》卷23《隋皇甫誕碑》:「傳與墓誌皆雲為『魯州長史』,而碑作『廣州』,則疑碑之脫漏。」事實上,魯州,乃隋仁壽末避楊廣諱改廣州置,治所在魯山縣(今河南魯山縣),大業三年(607)廢。隋末王世充置,唐武德四年(621)廢,後復置,九年又廢。可知,魯州、廣州實為一地,傳、碑、墓誌(今不傳)均不誤。若以皇甫誕所在時而言,則應以「廣州」為正,故碑用之。
23. 悅近來遠:使近者悅服,遠者來歸。亦謂遠近歸服。語本《論語·子路》:「近者悅,遠者來。」
輕訬(chāo):輕捷,浮躁,輕率。
雕題、緩耳:均為古代南方的少數民族部落。
伐叛懷柔:伐叛,討伐叛逆。懷柔,用政治上籠絡的手段使之歸附。
24. 蜀王:隋文帝楊堅第四子,徙封於蜀,曾任益州刺史,後為宇文化及所害。
維城:連城以衛國。《詩經·大雅·板》:「懷德維寧,宗子維城。」故「維城」也借指皇子或皇室宗族。
磐石:比喻分封的宗室。
建旟:大將出鎮。玉壘:玉壘山在四川省理縣東南。玉壘也常作成都的代稱。
銅梁:銅梁山在四川省合川縣南。山有石樑橫亘,色如銅。
25. 鄒陽:西漢著名溫士。原為吳王劉濞門客,吳王謀反,鄒陽諫止而不聽,遂與枚乘、嚴忌等離吳而去,為梁孝王門客。後被誣陷入獄,險遭處死。他在獄中上書梁孝王,表白心跡,梁孝王見書大悅,立釋,並尊為上客。見《史記·鄒陽列傳》。
郭隗wěi:戰國時燕國人。燕昭王為報齊滅燕之仇,並復興燕國,拜訪郭隗求計問策。郭隗要燕昭王招納賢士,並說「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燕昭王納其諫,「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此舉天下震動,樂毅、鄒衍等人皆來歸附燕國,燕國從此強大起來。見《史記·燕召公世家》。肇:啟,開始。
26. 令聞,美好的聲名。問,通「 聞 」。
碣館:即碣石館,碣石宮。為燕昭王為鄒衍所建之宮。
平台:漢時梁孝王建,並曾與鄒陽、枚乘等游此。
芳猷:美德。唐 白居易 《祭咸安公主文》:「承渥澤於三朝,播芳猷於九姓。」

尋除尚書比部侍郎,轉刑部侍郎。趍步紫庭,光映朝列;折旋丹地,譽重周行27。俄遷治書侍御史。彈違糾慝,時絕權豪;霜簡直繩,俗寢貪競28。隨文帝求衣待旦,志在恤刑,咒網泣辜,情存緩獄29。授大理少卿,公巨細必察,同張季之聽理;寬猛相濟,比於公之無冤30。但禮闈務殷,樞轄寄重,允膺此職,實難其人31。授尚書右丞,洞明政術,深曉治方,臧否自分,條目咸理。丁母憂去職,哀慟裏閭,鄰人為之罷社;悲感衢路,行客以之輟歌32。孝德則師范彝倫,精誠則貫徹幽顯。雖高曾之至性33,何以加焉。尋詔奪情34,復其舊任。

27. 折旋丹地:折旋,古代行禮時的一個動作。丹地,宮殿中塗紅色的地面,借指朝廷。
譽重周行:周行,周官的行列。《詩·周南·卷耳》:「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毛 傳:「行,列也。思君子,官賢人,置周之列位。」後用以泛指朝官。(「周行zhōu xíng」還有很多其他意思,可參考漢語詞典)
28. 霜簡直繩:霜簡,古代御史彈劾大臣的奏章。直繩,以法制裁。
俗寢貪競:指平息了世俗的貪婪競進之風。
29. 求衣:索衣。謂起床。《漢書·鄒陽傳》:「始孝文皇帝 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 顏師古注引臣瓚曰:「 文帝入關而立,以天下多難,故乃寒心戰栗,未明而起。」
恤刑:慎用刑法,尤指減刑。
咒網,通「祝網」。《史記·殷本紀》:「 湯 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 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後因以「祝網」為帝王施行仁德之典。
泣辜:指帝王憐恤罪人。
30. 張季:張釋之,字季。漢文帝時任廷尉,時人稱贊「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
於公:漢相於定國之父,曾參審「東海孝婦」案,認為孝婦有冤。傳「東海孝婦」就是後來「竇娥」的原型。
31.禮闈:指尚書省。漢代尚書省設在建禮門內,又近禁闈,故稱。
務殷:公務繁忙。
樞轄:指中央政權的機要部門。
寄重:借重。
允膺:承當,勝任。
32. 罷社:停止社祭。《三國志·魏志·王脩傳》:「年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來歲鄰里社,脩感念母,哀甚。鄰里聞之,為之罷社。」後用為對別人喪母表示哀悼之典。
33. 高曾:孔子弟子高柴和曾參,二人均事親至孝。
34.奪情:古人父母去世,按禮當守孝三年,不能任職為官。而大臣為國家所重,由皇帝特詔在未滿守制期去除喪服,稱為「奪情」或「奪服」。

於時山東之地,俗阜民澆35,雖預編民,未行聲教。詔公持節為河北河南道安撫大使,仍賜米五百石、絹五百匹。公輶軒布政,美冠皇華之篇;擁節觀風,榮甚綉衣之使36。事訖反命,授尚書左丞。然並州地處參墟,城臨晉水,作固同於西蜀,設險類於東泰,實山河之要沖,信蕃服之襟帶37。授公並州總管府司馬,加儀同三司。公贊務大邦38,聲名藉甚,精民感化,黠吏畏威。屬文帝劍璽空留,鑾蹕莫反39,楊諒率太原之甲,擁河朔之兵。方叔段之作亂京城,同州吁之挻禍濮上40。雖無當璧之兆41,乃懷奪宗之心。公備說安危,具陳逆順,翻納魏勃之策,反被王悍之災42。仁壽四年九月,溘從運往,春秋五十有一,萬機起殲良之嘆,百辟興喪予之悲43,切孔氏之山頹,痛楊君之棟折。贈柱國左光祿大夫,封弘義郡公,食邑五千戶,諡曰明公,禮也。喪事所須,隨由資給,賜帛五千段,粟三千石。

35. 澆:澆薄,指社會風氣浮薄不淳樸。
36. 輶軒布政:輶軒,古代使臣乘坐的一種輕車,代指出使。
皇華:《詩·小雅》中的篇名。《序》謂:「《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國語·魯語下》:「《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於周。」後因以「皇華」為贊頌奉命出使或出使者的典故。
擁節:即持節。古代使臣奉命出行,必執符節以為憑證。
觀風:帝王或大臣到地方考察民風。
綉衣之使:即「綉衣直指」,「綉衣使者」,漢官名。漢武帝天漢年間,民間起事者眾,地方官員督捕不力,因派直指使者衣綉衣,持斧仗節,興兵鎮壓,刺史郡守以下督捕不力者亦皆伏誅。後因稱此等特派官員為「綉衣直指」。綉衣,表示地位尊貴;直指,謂處事無私。後亦稱「 綉衣使者」,省稱「綉衣」。
37. 參墟:亦作「參虛」。參星的分野。當今山西、河南一帶。《左傳·昭公十五年》:「 唐叔受之,以處參虛。」 杜預註:「參虛,實沉之次, 晉之分野。」 孔穎達疏:「實沉之次,晉之分野,上系參之虛域,故雲參虛。」
東泰:啟功先生考證「東泰」應為「東秦」之誤。從文義以及駢文的對仗方面講,啟說頗為可信。
38. 贊務:協助處理事務,也指州郡長官的助理。
39. 屬:恰好遇到。劍璽空留、鑾蹕莫反:均指帝王駕崩(這里指隋文帝為楊廣所殺)。
40. 叔段:即共叔段。春秋時鄭庄公封弟共叔段於京,稱為「京城太叔」。後共叔段謀亂,為鄭庄公平息。事見《左傳》。
州吁:春秋時衛庄公愛妾所生之子,得到衛庄公的寵愛。隱公四年(前719),州吁弒衛桓公自立,後被衛人殺於濮。挻:引發;延及。
41. 當璧之兆:當璧,比喻立為國君。語出《《左傳·昭公十三年》。
42. 魏勃:西漢齊王劉肥的中尉。呂後死後,諸呂欲反,朱虛侯劉章探知其謀,於是派人偷出長安報告其兄齊王劉肥,想讓劉肥發兵西征,朱虛侯、東牟侯為內應,以便誅殺呂氏族人,趁機立齊王為帝。齊王聞訊後,就和他舅父駟鈞、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暗中謀劃出兵。事見《史記·齊悼惠王世家》。
王悍:西漢趙王劉遂的內史。漢景帝時,吳楚反,劉遂合謀起兵。其相建德、內史王悍諫,不聽。遂燒殺建德、王悍。事見《史記·楚元王世家》。
43. 萬機:指皇帝。殲良:誅殺好人。語出《詩經·秦風·黃鳥》:「彼蒼者天,殲我良人。」
百辟:指百官卿士。喪予,典出《論語·先進》:「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惟公溫潤成性,夙表白虹之珍44;黼黻為文,幼挺雕龍之采45。行已窮於六本,蘊德包於四科46,延閣曲台之奇書,鴻都石渠之秘說,莫不尋其枝葉,踐其隩隅47。譬越箭達犀,飾之以括羽;楚金切玉,加之以磨礲48。救乏同於指囷,親識待其舉火49。進賢方於推轂,知已俟以彈冠50。存信舍原,黃金賤於然諾;忘身殉難,性命輕於鴻毛。齊大小於沖襟,混寵辱於靈府51,可謂楷模雅俗,冠冕時雄者也。方當亮采泰階,參綜機務,豈謂世逢多故,運屬道消,未展經邦之謀,奄鍾非命之酷。

44. 夙:早
45. 黼黻fǔ fú:原指禮服上所綉的華美花紋,借指修飾文辭。
雕龍:雕鏤龍紋。比喻善於修飾文辭或刻意雕琢文字。
46.六本:古謂立身行事的六項根本:孝、哀、勇、能、嗣、力。漢劉向 《說苑·建本》:「 孔子曰:行身有六本,本立焉,然後為君子。立體有義矣,而孝為本;處喪有禮矣,而哀為本;戰陳有隊矣,而勇為本;治政有理矣,而能為本;居國有禮矣,而嗣為本;生才有時矣,而力為本。」
四科:孔門四種科目。指德行、言語、政事、文學。《論語·先進》「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邢昺疏:「夫子門徒三千,達者七十有二,而此四科惟舉十人者,但言其翹楚者耳。」《後漢書·鄭玄傳》:「 仲尼之門,考以四科。」
47.延閣:古代帝王藏書之所。曲台:漢時為校書著記之處。
鴻都:漢代藏書之所。石渠:西漢皇室藏書之處,傳為蕭何所造。
隩隅yù yú:室的西南角,借指內室。引申為學問精絕深奧之處。
48.越箭:以越山之竹所造之箭。達犀:穿透犀革。括羽:箭末羽毛,可使箭飛行更快更穩。此句語出《孔子家語·子路初見》:「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
楚金:楚地所產之良鐵,鑄造刀劍,尤為鋒利。
49. 指囷qūn:《三國志·吳志·魯肅傳》:「 周瑜為居巢長,將數百人故過候肅,並求資糧。肅家有兩囷米,各三千斛。 肅乃指一囷與周瑜。」後以「指囷」喻慷慨資助。
舉火:生火做飯,引申為生活。
50. 推轂:原意是推車前進,尤特指古代帝王任命將帥時的隆重禮遇。也引申為薦舉,援引的意思。《史記·張釋之馮唐列傳》:「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 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
彈冠:彈去冠上的灰塵;整冠。比喻相友善者援引出仕。 晉葛洪《<抱朴子>自敘》:「內無金張之援,外乏彈冠之友。」
51. 沖襟:胸襟,胸懷。靈府:指思想,心靈。

世子民部尚書上柱國滑國公無逸,以為邢山之下,莫識祭仲之墳;平陵之東,誰知子孟之墓52。乃雕戈勒石,騰實飛聲53,樹之康衢,永表芳烈。庶葛亮之隴,鍾生禁之以樵蘇54;賈逵之碑,魏君嘆之以不朽55。乃為銘曰:

52. 邢山:在今河南省新鄭市西南。
祭仲:春秋時鄭國大夫,為鄭庄公的權臣。《晉書》卷34《杜預傳》:「吾往為台郎,嘗以公事使過密縣之邢山。山上有冢,問耕父,雲是鄭大夫祭仲,或雲子產之冢也,遂率從者祭而觀焉。」
平陵:漢昭帝之墓,在進陝西咸陽市西北。
子孟:即霍光,字子孟,為西漢三朝重臣,死後以帝禮陪葬於茂陵東側。碑文作「平陵之東」,或為於志寧撰文時誤記。
53. 騰實飛聲:一般作「騰聲飛實」。傳揚名聲與功業,謂使名實俱得傳揚。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序志》:「歲月飄忽,性靈不居,騰聲飛實,製作而已。」
54. 葛亮之隴:諸葛亮之墓。
鍾生:指鍾會。《三國志·魏書·鍾會傳》:「(鍾)會徑過,西出陽安口,遣人祭諸葛亮之墓。」
樵蘇:砍柴打草的人。
55. 賈逵:字梁道,歷仕曹操、曹丕,是曹魏政權中具有政治、軍事才乾的人物。《三國志·魏書·賈逵傳》:「豫州吏民追思之,為刻石立祠。青龍中,帝東征,乘輦入逵祠,詔曰:『昨過項,見賈逵碑像,念之愴然。古人有言,患名之不立,不患年之不長。逵存有忠勛,沒而見思,可謂死而不朽者矣。其布告天下,以勸將來。』」

殷後華宗,名卿胄系。人物代德,衣冠重世。逢時翼主,膺期佐帝。運榮經綸,執鈞匡濟。門承積慶,世挺偉人。夜光愧寶,朝采慚珍。雲中比陸,日下方荀56。抑揚元輔,參贊機鈞。玉葉東封,貳圖北啟。伏奏青蒲,曳裾朱邸57。名馳碣石,聲高建禮58。珥筆憲台,握蘭文陛59。分星裂士,建侯開國。輔藉正人,相資懿德60。中台輟務,晉陽就職61。望重府朝,譽聞宸極。亂階蔓草,災生剪桐62。成師構難,太叔興戎63。建德效節,夷吾盡忠64。命屯道著,身歿名隆65。牛亭始卜,馬獦初封66。翠碑刻鳳,丹旆圖龍67。煙橫古樹,雲鎖喬松。敬銘盛德,永播笙鏞68。
銀青光祿大夫歐陽詢書

56. 「陸」指陸雲,陸機的弟弟,「荀」指荀隱。《晉書》卷54 陸雲傳:「雲與荀隱素未相識,嘗會(張)華坐,華曰:『今日相遇,可勿為常談。』雲因抗手曰:『雲間陸士龍。』隱曰:『日下荀鳴鶴。』鳴鶴,隱字也。雲又曰:『既開青雲睹白雉,何不張爾弓,挾爾矢?』隱曰:『本謂是雲龍騤騤,乃是山鹿野麋。獸微弩強,是以發遲。』華撫手大笑。」
57. 付奏:謂俯伏上奏。青蒲:指天子內庭。
曳裾:拖著衣襟。裾,衣服的大襟。朱邸:王侯貴官的府第。
58. 建禮:本指漢建禮門,為尚書郎值勤之處。借指尚書郎,此即指上文「除尚書比部侍郎」。
59. 珥筆:古代史官、諫官上朝,常插筆冠側,以便記錄,謂之「珥筆」。
憲台:後漢改稱漢御史府為憲台。後為同類機構的通稱,亦以稱御史等官職。
握蘭:漢 應劭《漢官儀》卷上:「﹝尚書郎﹞握蘭含香,趨走丹墀奏事。」蘭,香草。後以「握蘭」指皇帝左右處理政務的近臣。
文陛:宮闕的殿階。借指朝廷。
60. 輔藉正人:以正直之人作為輔佐。藉:藉助,依靠。
相資懿德:以德行美好之人作為相理。相資:相互資助,相互憑借。懿德:美德。
61. 中台輟務,晉陽就職:指離開中央,來到地方任職。
62. 《呂氏春秋·重言》:「 成王與唐叔虞燕居,援梧葉以為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女。』 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曰:『天子其封虞邪?』成王曰:『餘一人與虞戲也。』 周公對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天子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叔虞於晉。」後因以「剪桐」為分封的典實。此處借指楊諒作亂。
63. 成師構難:構難,發起戰爭。成師,春秋時晉穆侯之子,晉文侯之弟,晉昭侯的叔叔。晉穆侯在伐條之戰時兵敗,文侯恰巧降生,穆侯就給他取名仇。兩年後,穆侯報仇,在千畝之戰時大獲全勝,仇的弟弟降生,取名成師。穆侯晚年,其弟殤叔殺死穆侯,自立為君。仇就帶著弟弟成師逃跑。後來,仇殺掉殤叔,奪回君位。文侯寵愛弟弟成師,臨終時委任他監國。昭侯即位後,封其叔父成師於曲沃。很多忠誠明智之人都勸諫說:曲沃為大邑,不次於晉都翼,把桓叔封在曲沃,就會形成尾大不掉,日後必為禍害。昭公認為是自己的親叔叔,不知防備。前739年,晉大臣潘父弒殺了昭侯,迎立曲沃桓叔。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退回曲沃。晉人共立昭侯之子平為君,是為孝侯。此處藉此典指楊諒以兄弟名分興兵爭奪王位的叛亂。
太叔:即共叔段,見前文注釋40。
64. 建德:西漢趙王劉遂之相。參前文注釋42。
夷吾:趙夷吾,楚王之太傅。《史記·楚元王世家》:「戊與吳王合謀反,其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諫,不聽。戊則殺尚、夷吾。」 《史記·孝景本紀》:景帝中元二年,「封四侯」。集解引文穎曰:「楚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趙相建德、內史王悍。此四人各諫其王,無使反,不聽,皆殺之,故封其子。」
65. 命屯:命喪。歿:死。
66. 牛亭,《漢書》卷81《張禹傳》:「禹年老,自治冢塋,起祠室,好平陵肥牛亭部處地,又近延陵,奏請求之,上以賜禹,詔令平陵徙亭它所。」這里以牛亭借指墓地。
馬獦:即馬鬣。清吳玉搢《別雅》卷5:「馬獦,馬鬣也。」馬鬣,或稱馬鬣封,是墳墓封土的一種形狀,亦借指墳墓。
歐陽詢《藝文類聚》卷40引梁任孝恭《祭雜墳文》:「不謂綸繩所用,遂毀牛亭之基;鍬鍤所侵,爰傷馬鬣之勢。」
牛亭始卜,馬獦初封,意思就是墓址已經選定,墳墓的黃土剛剛封起。
67. 翠碑刻鳳,丹旆圖龍:石碑上的鳳形已經刻就,旌幡上的龍圖已經綉好。旆pèi,古代旗末端狀如燕尾的垂旒。泛指旌旗。
68. 笙鏞:亦作「笙 」。古樂器名。鏞,大鍾。《書·益稷》:「笙鏞以間,鳥獸蹌蹌。」 孔穎疏:「吹笙系鍾,更迭而作。」 孫星衍注引鄭玄曰:「東方之樂謂之笙。笙,生也,東方生長之方,故名樂為笙也。西方之樂謂之庸。庸,功也,西方物熟有成功。亦謂之頌,頌亦是頌其成也。

6. 扶搖:楊冪飾演的扶搖當上了璇璣女王之後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在扶搖去道璇璣之後,沒有想到莫名的解開了自己的記憶,讓自己恢復了記憶之後,扶搖知道原來自己才是擁有鳳凰靈性的那個人,而扶搖真實的身份並不是很低下的,扶搖是璇璣的女王,下面就讓我們一起來了解一下,在《扶搖》這部電視劇當中,當楊冪飾演的扶搖當上了璇璣女王之後,立刻就做了一些什麼樣的事情呢?

以上這個觀點僅代表小編個人的見解,如果有任何錯誤,敬請諒解。

7. 《三國演義》中郭嘉、龐統、賈詡、司馬懿智力比較

政治家和軍事家兩者有很大區別的,比如武則天是政治家,劉少奇也是政治家,但他們都不是軍事家,而孫武和霍去病等就是軍事家而不是政治家。
所以2者有一定的聯系,但,不是必然的。
三國中被稱作2家的只有曹操和諸葛亮,這是真理。
諸葛亮的軍事才能——這是人們爭論最多的問題。其實,這個問題本用不著爭論,在《辭海》、《大英網路全書》等權威辭書里,提到三國時代的大「家」就只有兩人:一是曹操——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或詩人),另一個就是諸葛亮——政治家、軍事家。那麼,為什麼會出現爭論呢?這是因為,顛覆歷史已經成了當今歷史學家及其愛好者的特徵——許多歷史人物已經被評了百十年幾百年甚至上千年,如果不顛覆歷史,不和傳統的歷史評價唱反調,如何能一鳴驚人,如何能引人矚目。所以,過去說不好的歷史人物,我一定要為他找一些好處(比如對隋煬帝、對秦檜、對李鴻章);過去說好的歷史人物,我也一定要找點毛病出來(比如對岳飛、對諸葛亮)。於是,歷史學界也不是清水衙門了,歷史學家們也照樣可以成為先富起來的人。只是,歷史真的可以隨意顛覆來顛覆去嗎?

首先,作為軍事理論家,諸葛亮的軍事著述之多,在三國時期無人出其右:《南征》、《北出》、《兵要》、《傳運》、《軍令》(上、中、下)等有案可稽,《將苑》中「夫為將之道,軍井未汲,將不言渴;軍食未熟,將不言飢;軍火未然,將不言寒;軍幕未施,將不言困。夏不操扇,雨不張蓋,與眾同也」這幾句話,已為歷代軍事指揮人員(包括其他行業有識領導)奉為座右銘;

其次,諸葛亮還是三國時代最出色的軍事發明家。他推演確定的八陣圖,使中國傳統軍事陣法達到了最高峰;他發明的木牛流馬,是當時軍隊後勤供給最先進的運輸工具;他「損益連弩,謂之元戎,以鐵為矢,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是當時最具殺傷力的遠程武器,他的這些發明創造同樣是當時無人匹敵的;

當然,處在那樣一個改朝換代的戰亂年代,是否為軍事家,主要還要看他的軍事實踐,即是否有過統兵打仗的經歷以及他的戰績。談及此處,我不由得要先發一段議論:
自從極親曹操(其實,這種所謂的「親」也未必是真的「親」,其目的也不外為了能引人矚目而故作驚人之語)的廈門大學易中天教授在CCTV-10的「百家講壇」中狂吹了賈詡、郭嘉後,這兩個人的所謂軍事才能就被眾多「易粉」和一些滿足於一知半解的聽講者捧上了天,這真是一個極為荒唐極為可笑的現象。我不否認他們的確是曹魏集團的重要謀士,在許多關鍵場合、關鍵問題上給曹操謀劃過具有重要意義的計策,然而,既沒有姓孫武那樣舉世公認的軍事理論著述、又沒有統領過軍隊、親臨疆場指揮打仗的人,居然就成了「軍事奇才」,這豈非咄咄怪事!袁紹陣營中的田豐、沮授甚至呂布手下的陳宮,他們遇事為其主做的分析、提出的建議也都准確、很好,但無奈袁紹、呂布均非明主,所以這幾個謀臣的才能被後人忽略了。其實,除了未能選擇明主外,他們哪一點比賈詡、郭嘉差!郭嘉的確給曹操出了不少的好主意,但並不是曹操的每次勝利都源於郭嘉的計謀:比如,官渡之戰,當與袁紹陷入相持時,曹操有心退兵,是荀彧而不是郭嘉阻止了他。更何況,即使郭嘉在,曹操也不是沒打過敗仗,比如濮陽敗給呂布、宛城敗給張綉、征劉表張綉中賈詡之計等等,易中天為何對此視而不見呢?賈詡也一樣,曹操征宛城破張綉,賈詡除了獻投降計外,別無良策;張綉叛曹後依附劉表,曹操前往征伐,又大破之,賈詡同樣束手無策。曹操因袁紹襲許都而撤兵,此時的賈詡靈感來了,這便有了「賈文和料敵決勝」(對此,《三國演義》的描寫和《三國志》基本相同)。易中天為什麼只提他後面的「料敵決勝」卻避而不談他前面的無計可施呢?郭嘉也好、賈詡也好,有主意他們就可以向曹操獻計獻策,沒有主意他們就可以緘口不言,自有他人出謀劃策,何況曹操本人也是足智多謀。諸葛亮則不同,劉備大事小情都要問計於諸葛亮,而諸葛亮則須每求必應。孰優孰劣,還不一目瞭然嗎?馬謖給諸葛亮出的主意也是百發百中,如果他沒有後來的守街亭,是不是也可稱為「天生的軍事奇才、其軍事能力超過諸葛亮」?如果僅僅出謀劃策紙上談兵就可算軍事奇才,那趙括可稱「天下第一軍事奇才」了。漢初三傑之一的張良,「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尚不被稱為軍事家,也沒有人稱其為「軍事奇才」。賈、郭被稱之為「軍事奇才」,實在是「軍事奇談」。陳壽在《三國志*龐統法正傳》中說:「儗之魏臣,統其荀彧之仲叔,正其程、郭之儔儷邪?」——龐統與荀彧(被曹操稱為「吾之子房」)並駕齊驅,法正和程昱、郭嘉相當——連龐統、荀彧都在郭嘉之上呢,更別提賈詡了。

為了「抗衡」諸葛亮,有些人還抬出周瑜、司馬懿說事兒,然而,他們「抗衡」得了嗎?
周瑜,滿打滿算,就打了「赤壁之戰」這一場硬仗,還是在自己的「主場」。即便是赤壁之戰,也不是他獨自打的:「權…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諸葛)亮詣先主(劉備),並力拒曹公。曹公敗於赤壁…」——《三國志*諸葛亮傳》;「權遂遣瑜及程普等與(劉)備並力逆曹公,遇於赤壁…軍遂敗退,還保南郡。備與瑜等復共追」)——《三國志*周瑜傳》。無論從哪個資料看,赤壁之戰都不是周瑜單獨打的。周瑜功勞確大,但不能全都算在他頭上;
至於司馬懿與諸葛亮相比,我們還是看看蜀、魏、晉之外中立方人士吳人張儼怎樣評價的吧——《裴松之注*三國志*諸葛亮傳》:「吳大鴻臚張儼作默記,其述佐篇論亮與司馬宣王書曰:...魏氏跨中土,劉氏據益州,並稱兵海內,為世霸主。諸葛、司馬二相,遭值際會,託身明主,或收功於蜀漢,或冊名於伊、洛。丕、備既沒,後嗣繼統,各受保阿之任,輔翼幼主,不負然諾之誠,亦一國之宗臣,霸王之賢佐也。歷前世以觀近事,二相優劣,可得而詳也。
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國,其戰士人民,蓋有九分之一也,而以貢贄大吳,抗對北敵,至使耕戰有伍,刑法整齊,提步卒數萬,長驅祁山,慨然有飲馬河、洛之志。
仲達據天下十倍之地,仗兼並之眾,據牢城,擁精銳,無禽敵之意,務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自來自去。若此人不亡,終其志意,連年運思,刻日興謀,則涼、雍不解甲,中國不釋鞍,勝負之勢,亦已決矣。」
「今仲達之才,減於孔明」——這才是客觀的評價!
故而袁子說:行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及其兵出入如賓,行不寇,芻蕘者不獵,如在國中。其用兵也,止如山,進退如風,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亮死至今數十年,國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諸葛亮有焉。
希望大家都看看歷史,好好考慮,不要胡言亂語的。

8. 漳州市龍文郭坑鎮8月14日發生殺人案件扶搖後宅村發生殺人案件真的吧

我國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條規定:故意殺人的,處死刑、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節較輕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故意殺人罪是行為犯,只要行為人實施了故意殺人的行為,就構成故意殺人罪。由於生命權利是公民人身權利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權利,因此,不管被害人是否實際被殺,不管殺人行為處於故意犯罪的預備、未遂、中止等哪個階段,都構成犯罪,應當立案追究。

9. 秦儈生平事件簡介

秦檜出身在一個中小地主的家庭。他父親當過靜江府古縣(今廣西永福縣境)令,這在宋朝統治階級中只算得上一個小官。秦檜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不可能疾速地飛黃騰達,因此做過鄉村教師。他對這個職業並不滿意,甚至牢騷滿腹,說「若得水田三百畝,這番不做猢猻王」。他要求不高,只要有幾百畝好田,不再當「童子師」、「孩子王」,不再靠束修自給,也就可以了。但自從中進士後,他就扶搖直上了。
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進攻汴京(今河南開封),要求宋徽宗割讓三鎮:太原,中山(今河北定縣)、河間。這時身為職方員外郎的秦檜,提出了較為重要的四條意見。一是金人貪得無厭,要割地只能給燕山一路:二是金人狡詐,要加強守備,不可鬆懈:三是召集百官詳細討論,選擇正確意見寫進盟書中,四是把金朝代表安置在外面,不讓他們進朝門上殿堂.當時要弭兵就得割地。南宋派秦檜和程璃為割地代表同金人進行談判。秦檜在談判中尚能堅持上述意見,於是又升為殿中侍御史、左司諫。後來,金統治者「堅欲得地,不然,進兵取汴京」.朝中百官在討論中,范宗尹等七十人同意割地,秦檜等三十六人認為不可。
在宋徽宗,欽宗被俘後,女真貴族要立張邦昌為傀儡,時任御史中丞的秦檜不發一言。御史馬伸等人上書反對立張邦昌,要求秦檜也簽名。秦檜起先不同意,但數十名官員先後簽名,馬伸「固請」,秦檜無奈,只得簽名。因在上書者中秦檜官職較高(言官之首),於是在靖康二年(1127年),金人以秦檜反立張邦昌,將他捉去,同去的還有他的妻子王氏及侍從等.這時宋徽宗得知康王趙構即位,就致書金帥粘罕,與約和議,叫秦檜將和議書修改加工潤色。秦檜還以厚禮賄賂粘罕,金太宗把秦檜送給他弟弟撻懶任用。從此,秦檜亦步亦趨地追隨著撻懶,逐漸成為他的親信,做出了勸降楚州宋軍等系列漢奸行動。
建炎四年(1130年),金將撻懶帶兵進攻淮北重鎮山陽(即楚州,今江蘇淮安),命秦檜同行.為什麼要秦檜同行呢?從撻懶的策略看,誘以和議,內外勾結,才能致南宋於亡國之境。這個「內」,只有秦檜可用。而秦檜賣身投靠女真貴族的面目,在南宋朝野還未徹底暴露,所以金統治者把秦檜作為合適的人選了。因此,秦檜南行前與妻子王氏密商計議,作了一番戲劇性表演。王氏故意大喊大叫說:「家父把我嫁給你,當時有資財二十萬貫,要你我同甘苦。現在大金國信用你,你就把我丟在路上。」爭吵不休.撻懶妻子一車婆聽到了,就請王氏到家裡問個究竟.王氏全告訴了。這一車婆又說給撻懶,於是也叫王氏以及侍從同秦檜南行。山陽城被攻陷後,金兵紛紛入城。秦檜等則登船而去,行到附近的漣水(今江蘇漣水),被南宋水寨統領丁祀的巡邏兵抓住,井要殺他.秦檜說;「我是御史中丞秦檜。這里有沒有秀才,應該知道我的姓名。」有個賣酒的王秀才,從不認識秦檜,但裝作認得秦檜的樣子,一見就作個大揖說,「中丞勞苦,回來不容易啊」大家以王秀才既然認識秦檜,就不殺他了,而以禮相待,後來把他們送到行在——臨安(今浙江杭州)。
秦檜南歸後,自稱是殺死監視他們的金兵奪船而來的。臣僚們隨即提出一連串的問題;孫傅,何粟、司馬朴是同秦檜一起被俘的,為什麼只有秦檜獨回?從燕山府(今北京城西南)到楚州二干八百里,要爬山涉水,難道路上沒有碰上盤查詢問,能殺死監守人員,一帆風顧地南歸?就算是跟著金將撻懶軍隊甫下,金人有意放縱他,也要把他家眷作為人質扣留,為什麼能與王氏偕行而南呢?這些疑問只有他的密友、宰相范宗尹和李回為他辯解,並竭力舉薦他忠於趙家皇朝.但疑團並沒有完全消除。
《金史》中記載,金宣宗貞祐二年(1214年),中書舍人孫大鼎上書追述秦檜被女真貴族縱歸南宋的事說,金太宗天會八年(1130年),大臣們在黑龍江柳林集會,擔心宋朝復興.宋朝臣趙鼎、張浚志在復仇,宋將韓世忠、吳階知於兵事.這樣既不可威取,又要看到結仇巳深,勢難使南宋人民屈服,還是暗中先放縱為好.另在《金國南遷錄》中記載,金國大臣考慮南宋復仇事,議及放縱秦檜歸國,魯王說,只有放宋臣先回,才能使他「順我」。忠獻王粘罕說,這件事在我心裡已醞釀三年了。只有一個秦檜可用.我喜歡這個人。「置之軍前,試之以事」,表面上雖然拒絕,而內心中經常能「委曲順從」,秦檜始終主張「南人歸南,北人歸北」的政策,今天如能放他回南宋,他必得志。就這樣金人決定放秦檜南歸.結果不出粘罕所料,秦檜回到臨安就力主和議,竊踞相位,專權擅國,殘殺抗金將領。其後,使南北對峙局勢基本形成。
《宋史·秦檜傳》記載,南宋政府雖幾次派代表與金朝談判,但仍是一邊防守,一邊議和。而專與金人解仇議和,實際是從秦檜開始的。因為秦檜在金朝時,首倡和議,所以他南歸後,就成為女真貴族的代理人。
秦檜南歸後,送給趙構的第一件「見面禮」就是,要想天下無事,就得「南人歸南,北人歸北」。其中的「南人歸南」,實只是一句空話,因為,肯不肯讓南人南歸,其決定權全操在女真貴族手中,是由不得南宋王朝如何如何的;而「北人歸北」,則是女真人在 1129年入侵揚州時就曾號召過的,這一次又借秦檜之口把它提出。
由於南宋的軍隊和將領主要是西北、河北和山東等地人組成的,如果照察檜「北人歸北」的主張去辦,就等於把北方土地全部奉獻給女真貴族,而且大批不願降金而南下的北方人士,都得回去受金人統治:就等於南宋自毀長城,自己解除武裝,表明對金放棄武力抵抗。秦檜奉送趙構的第二件「見面禮」是他首先遞上一份致女真軍事貴族撻懶的「求和書』。趙構感到秦檜「忠朴過人」,得到他,高興得連覺也睡不著,說「又得一佳士也」。秦檜得到趙構如此賞識,就迅速爬上了宰相寶座。被罷相伺機再起,與金國簽訂和約。
秦檜的兩件「禮物」擺在趙構面前,又使他十分擔心地「睡不著」。他不得不考慮,秦檜說「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我是北方人,該到哪裡去呢?秦檜又說,有「二策」,即以河北人歸還金國,中原人送給劉豫(他是南宋初年金統治者扶植的傀儡),當宰相幾個月,這「二策」就可轟動天下。而趙構說,自己並沒有聽到什麼震撼性的消息.大臣綦祟禮把趙構的這些意思通告朝廷內外。從此,人們開始認識到秦檜的姦邪了。秦檜的主張引起朝野上下的強烈不滿。只因那時趙構還怵於抗戰派士大夫以及全國軍民的議論和氣勢,還沒有下定要冒天下之大不韙的決心,所以,秦檜的這條投降路線未被採納,秦檜本人竟以此而被斥逐出南宋王朝。 後來證實,金朝使節到南宋,要求全部送還北方人,恰與秦檜「北人歸北」的主張相吻合.有識之士進一步認識到這正是秦檜與金人合謀的結果,秦檜的面目又被看清楚一些。
秦檜投降賣國的政策,一時難以實現,只得忍受著暫時的挫折,靜觀宋金政治風雲的變幻,伺機東山再起。紹興五年(1135年)粘罕死,撻懶得勢。紹興八年(1138年),趙構又起用秦檜為相.吏部大臣晏敦復憂慮地說,秦檜是「奸人相」。但因撻懶是秦檜的老主子,這個老主子是主張用誘降議和的策略來促使趙構上鉤的。秦檜、趙構和撻懶內外勾結,不愁南宋不亡。
秦檜看到宋金形勢在不斷地向有利於自己推行乞和求降政策的方向發展,認為此其機也。於是在宋金談判前夕,以女真貴族代理人的威勢,一而再、再而三地對趙構進行反復試探和考察,增強其求和信心,堅定其投降立場。 南宋大臣在朝見趙構之後,只有秦檜留下面奏.請看一個昏君和一個奸相的絕妙對話;秦檜說:「臣僚們對議和畏首畏尾,首鼠兩端,這就不能夠決斷大事。如果陛下決心想講和,請專與我討論,不要允許群臣干預。」趙構說:「我只委派你主持。」秦檜說:「我恐怕有不方便之處,希望陛下認真考慮三天,容許我向您另作報告。」過了三天,秦檜又留在趙構身邊奏事,趙構想講和的思想已經很堅定了,但秦檜還以為沒有達到火候,他說:「我恐怕別的方面還有不方便,想請陛下再認真考慮三天,容我向您另作報告。」趙構說:「好吧!」又過三天,秦檜就象當初一樣,獨自留在趙構身邊奏事。他清楚地掌握了趙構確實堅定不移地要講和了,於是拿出早已草擬好的向金求和書,仍聲稱不許群臣干預。
紹興九年(1139年),秦檜不顧趙鼎,胡銓、韓世忠、張浚、王庶,岳飛,李綱等反對議和的上書,簽訂了第一個宋金和約。趙構怕事,裝病躲進宮中,由秦檜代行皇帝職權,跪拜在金使面前,簽字畫押.從此,秦檜在朝廷中的身價提高了,宋金戰和問題開始由他左右。
《宋史·秦檜傳》說:「始,朝廷雖數遣使,但且守且和,而專與金人解仇議和,實自檜始。」這基本上是符合實際情況的。從高宗即位到紹興八年秦檜再相,歷時十一年,南宋朝廷大體上做了四件事:(一)養練士卒,形成一支可與金人抗衡的軍事力量;(二)安集流民,恢復生產,涵養支撐政權的財力;(三)統一內部,平定靖康以後群雄割據的混亂局面(包括鎮壓農民起義),形成一個比較穩固的後方;(四)建立各種典章制度,使遭受戰爭破壞的社會秩序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復。這都是立足於守與戰的。正因為如此,才保住相當於北宋時期三分之二的版圖。
就高宗當時的思想狀況來說,是經常動搖於和、戰之間的。靖康以後,群雄割據,義軍蜂起,如果高宗專意求和、乞降,誰願意投到他的麾下去當陪臣?事實上,當時四分五裂的局面,很快能統一起來,各種政治勢力很快能聚合起來,說明高宗還沒有把「抗金恢復」的旗幟丟掉,還有一定的號召力和凝聚力。建炎年間,南宋政權立足未穩,金人必欲消滅而後已,高宗有心乞和而不可得。建炎三年,高宗被金人從揚州一直追到明州,追到海上。建炎四年,金軍從江南退出,高宗從溫州回到越州,再回到杭州,南宋政權才逐漸立住腳跟,先後出任宰相的呂頤浩、趙鼎、張浚等人,都是立足於守與戰的。雖多次遣使通和,大體上都是從策略上考慮的(秦檜除外),按照呂頤浩的說法是「貽書以驕之」,「示弱以給之」,「出其不意,乘時北伐」。紹興二年,呂頤浩請求興師北伐,紹興四年趙鼎請求御駕親征,紹興七年張浚請求高宗駐蹕建康,高宗雖然不十分堅定,畢竟還是同意了。
高宗專意乞和,則是紹興八年秦檜再相以後的事。正像朱熹所曾指出的那樣:
「秦檜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萬死而不足以贖買,正以其始則唱邪謀以誤國,中則挾虜勢以要君,……而末流之弊,遺君後親,至於如此之極也。」(《戊午讜議序》)
秦檜「始唱邪謀」,應該從他代徽宗上書完顏宗翰算起,在那封書中明確表示「世世臣屬,年年進貢」,因而深得宗翰的賞識,宗翰把他推薦給金太宗,金太宗又把他賜給完顏昌。南歸以後,初見高宗,即首建「南自南,北自北」之議,進呈了代擬的乞和「國書」,這份「國書」後來改用劉光世名義發出,高宗因之許以「朴忠過人」。但這時南宋的軍事力量正在逐步加強,主戰派在朝中還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金廷掌權的宗翰一派,還不願放棄消滅南宋的主張,高宗也還動搖在和戰之間,所以,這一階段持續的時間較長。直到完顏宗翰死後,完顏宗磐、完顏昌掌握了金國的大權,對南宋採取了誘降政策,秦檜東山再起,主戰派在自相傾軋中內外受挫,高宗才逐步轉向專意乞和。
秦檜是在趙構委託他充當對金投降的全權代表之後,才開始進入朱熹所說「中則挾虜勢以要君」階段的。進入這一階段之後,朝廷一切重大舉措,都取決於秦檜,高宗幾乎不可能獨立作出任何決定。秦檜在南宋王朝中所處的地位,便不再是居於皇帝趙構之下,而是能夠玩弄趙構於股掌之上,是趙構必須仰承他的鼻息的一個人物了。
當時有個叫胡銓的官員反對「講和」,並上奏章乞斬秦檜之頭,就正是在秦檜挾金人之勢以要君的階段所奏進的。他立即受到秦檜的打擊,由秦檜親自擬定,把他貶往「昭州(今廣西平樂縣)編管」。他因「妾孕臨月」,想稍遲數日起程,結果被臨安府「遣人械送貶所」。幾天以後,秦檜還覺得對胡銓的處分太輕,未必能使反對「講和」的從此鉗口不言,遂又脅迫趙構特地下了一道詔令,說胡銓的上疏是「肆為凶悖」,「導倡凌犯之風」,戒諭中外,不許效尤。(均見《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二四。)
這可見,進入「挾虜勢以要君」這一階段後的秦檜,已經是老虎屁股碰不得了,他的權勢已經可以說是一手遮天,無孔不入了。對這樣一個人而若還稱之為「區區一檜」,還認為他「亦何能」,那若不是真的昧於當時的歷史形勢,就只是被認為是有意為秦檜的各種罪惡行徑進行開脫了。
宋金第一個和約簽訂不到一年,金統治集團內部就發生了政變,對南宋主張用誘降講和策略的撻懶被殺,宗弼(兀術)上台。從紹興十年(1140年)起,金撕毀和約,以宗弼當統帥,揮軍直取河南,陝西。南宋抗金將領岳飛、劉琦在人民群眾的支持下,痛擊金兵,打出了一個大好局面。金兵將校紛紛准備投降,甚至素以狡悍著稱的金帥烏陵思謀,也控制不了部下,只能下令待岳家軍到即降,金將軍韓常想以五萬騎兵內附,岳飛迎著勝利的形勢,非常高興,對部將們說:「直抵黃龍府(今吉林農安,女真族根據地),與諸公痛飲耳!」正待不日渡河,而秦檜卻想把淮河以北土地送給金朝,命岳飛退兵.岳飛給朝廷的報告說:「金人銳氣喪失,氣節敗壞,把裝備糧草全部丟棄,疾走渡河.而我軍將士聽命效勞,所向披摩.時不再來,機難輕失。』要求乘勝進軍。秦檜深卸岳飛抗金意志不可奪,就先撤張俊、楊沂中的軍隊,而後說岳飛孤軍不可久留,嚴令迅速退兵。趙構、秦檜一天之內連下十二道金字牌(用木牌朱漆黃金字,使者舉牌疾馳而過,車馬行人見之,都得讓路,一天要走五百里.用它傳送最緊急的軍令詔令),緊催撤軍,岳飛憤慨惋惜地哭著說:「十年之功,廢於一旦!」下令忍痛退兵.人民攔馬痛哭,岳飛悲泣.以趙構、秦檜為代表的南宋投降派是實權派。他們既擔心抗金戰爭的順利發展會激起女真貴族的不滿,也憂慮岳家軍的迅速壯大,會威脅他們的統治地位,因此,勝利在望之際,迫令岳飛撤退。
紹興十一年(1141年)四月,秦檜唯恐重要將領難於駕馭,就想法收他們的兵權,以掃除不利於他投降活動的障礙。於是密奏召三大將韓世忠、張俊、岳飛入朝,「論功行賞」。三將到臨安,韓世忠、張俊被任命為樞密使,岳飛為副使(樞密使、樞密副使都是負責軍國要政的)。明陞官職,實解兵權。同時還撤銷了專為對金作戰而設置的三個宣撫司。
宗弼得知秦檜解除三大將兵權,自毀長城的消息後,就乘機一再對南宋進行軍事威脅。他通知趙構說,各路大軍水陸並進,南下問罪,示意,如肯順降,須以淮水為界,把淮水以北土地和人民割讓給金國。同時,金朝派人指使察檜,必殺抗金戰爭中最出力的岳飛,才可議和.紹興十一年(1141年)九,十月間,秦檜按金人授意,興起岳飛之獄.他派諫官萬俟卨收集偽證,組織獄詞,羅織罪名。秦檜又串通張俊,收買、勾結岳家軍重要將領張憲部將王貴、王俊等人,秉承秦檜意旨,誣告張憲欲據襄陽為變,以謀恢復岳飛兵權.張憲遂被捕入獄,將岳飛,岳雲父子也送大理寺(甫宋最高審判機關).岳飛被捕後,秦檜加緊投降活動。十一月,宗弼派蕭毅到臨安,提出「劃淮為界,歲幣銀絹各二十五萬,割唐、鄧二州』為議和條件.這就是宋金第二個和約,史稱「紹興和議」。
和約簽訂後,秦檜照女真貴族意圖,變本加厲地迫害岳飛等人。岳飛被捕已兩月有餘,「罪狀』還投編造好.一天,秦檜獨居書室,吃了柑子,用手指劃柑皮,若有所思。秦檜妻王氏素來陰險,看見秦檜的動作就訕笑著說,「老漢怎麼一直沒有決斷呢!捉虎容易,放虎難哪!」秦檜聽懂了王氏的意思,寫一張小紙片送獄吏。岳飛當天就死在獄中,岳雲、張憲被殺於市,這一天正是紹興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142年1月27日)。 秦檜深恨岳飛多次聲盲和議失策,又上書趙構要求制定國家大政方針。這都與秦檜的投降政策相違背,所以秦檜總想殺掉他。岳飛被捕,有正義感的臣民憤憤不平。岳飛將被害時,韓世忠十分氣憤,質問秦檜,岳飛父子究竟犯了多大罪,事實如何,有什麼證據?秦檜說:「莫須有」(這是當時的口語,意思是「可能有」,「也許有)。韓世忠說:「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這時韓世忠已罷樞密使之職,他滿腔憤患,只得騎驢載酒繞西湖了。岳飛被害後,家屬流放嶺南,被株連者或坐牢或流放,或死於獄中,相反,凡跟著秦檜陷害岳飛的,都各有升遷。 總攬大權 排除異已 秦檜除將岳飛等陷殺外,對南宋其他忠臣良將,也不放過。迫害手法花樣翻新。
當時秦檜既已「挾虜勢以要君」既已能把趙構玩弄於股掌之上,則其權勢之伸展和滲透到政治、軍事、財政、刑法各個方面。自亦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單就刑法這一方面來說,則如徐自明的《宋宰輔編年錄》卷十六於秦檜死後所概括敘述的:
法寺禁系公事,並不遵用法律,唯視秦檜一時之私意,死則死之,生則生之。笞、杖、徒、流, 一切希望(秦檜)風旨。故檜權益重,勢益盛,天下之人益畏而忌之。
羅織罪名,誣枉陷害岳飛父子和張憲而置之於死地,這就正是秦檜任憑「一時之私意」而「死則死之」的一樁典型事例。
秦檜死後不久,在趙構所發布的一道詔令中,對秦檜的擅生殺之權的事也已經加以揭露了。據《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七○,紹興二十五年十二月甲申( 1156年1月5日)載:
詔:命官犯罪,勘鞫已經成,具案奏裁。比年以來,多是大臣便作「已奉特旨」,一面施行。自 今後,三省將上取旨。
這裡面的所謂「大臣」,當即專指秦檜而言;所謂「便作『已奉特旨'」,實即「假傳聖旨」亦即「矯詔」的同義語。在此詔中雖則未將岳飛獄案明確指出,但其必然把這一獄案包括在內,卻是斷然無疑的。在《宋史·刑法志》(二)當中,就更明確地指出,岳飛父子和張憲的冤獄,完全是由秦檜矯詔所造成的。其文曰:
詔獄本以糾大奸慝,故其事不常見。……
(紹興)十一年,樞密使張俊使人誣張憲,謂收岳飛文字,謀為變。秦檜欲乘此誅飛,命萬俟卨 鍛煉成之。飛賜死,誅其子雲及憲於市。……
廣西帥胡舜陟與轉運使呂源有隙,源奏舜陟臟污僭擬,又以書抵檜,言舜陟訕笑朝政。檜素惡舜 陟,遣大理官往治之。十三年六月,舜陟不服,死於獄。
飛與舜陟死,檜權愈熾,屢興大獄以中異己者。名曰詔獄,實非詔旨也。其後所謂詔獄,紛紛類 此,故不備錄雲。
與當時的許多史實聯系起來,例如,在岳飛系獄之後,凡要搭救他的,大都是去與秦檜交涉和爭辯,上疏給趙構進行諫阻的人則極少,這就可以知道,《宋史·刑法志》(二)的這段敘述,每一句都是切合實際的。其中的論斷,也全都十分公正。「名為詔獄,實非詔旨」,最能反映出秦檜製造岳飛父子及張憲這次冤案的真實情況。所以,只要我們能夠平心靜氣、實事求是地研討這一歷史事件,我們便無法否認,秦檜是殘害岳飛父子和張憲的元兇大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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