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負責刑法

㈠ 我國刑罰的基本原則是什麼

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則是罪行法定原則、罪責行相適應原則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

1.行法定原版則：法無明文規權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

2.責行相適應原則：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的輕重相適應。

3.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基本含義是：對任何人犯罪，在適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許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權。對於一切人的合法權益都要平等地加以保護，不允許有任何歧視。

㈡ 皋陶的人物生平

舜因皋陶生於曲阜，皋陶姓贏（漢朝始誤作偃姓），被大禹選為繼承人，意外死亡，伯益繼承之位。後來改李姓。
堯都平陽（今山西臨汾）。高陽氏的皋陶與高辛氏的契、後稷共同輔佐堯、舜、禹，成為中國先秦史中一位深遠影響的人物。其創刑、造獄，倡導明刑弼教以化萬民的思想為四千多年來我國各個時期制定、完善、充實各項法律制度，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歷史上被人們喻為「聖臣」。
在舜、禹時期任士師、大理官，負責氏族政權的刑罰、監獄、法治，即司法長官。皋陶被聘任為掌握刑法的官後，又被禹選為繼承人，並協助禹處理領導事務。皋陶在禹之先死了，而未能繼位 。皋陶是與堯、舜、禹齊名的「上古四聖」之一，被奉為中國司法鼻祖 。
皋陶「明於五刑，以弼五教」，主張五刑處於輔助地位，對於有過激行為或者犯有罪行的人要先曉之以理，不聽教化，再繩之以法。「五教」是：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意在教育人們懂得並恪守最基本的幾種關系，使人們彼此親睦，互相謙讓，知道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以實現一個沒有犯罪行為的和諧社會，達到長治久安的目的。所以，舜盛贊皋陶：「汝作土，明於五刑，以弼五教，期於予治。刑期於五刑，民協於中，時乃功，懋哉！」
皋陶法律思想具有如下幾個特點 ：一是德法結合，即道德與法律結合、德治與法治結合，「明於五刑，以弼五教」就說明了這個道理；二是民本思想，即強調重民、愛民、惠民，關注民生，聽取民意，「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天聰明，自我民聰明」等即說明此理；三是司法公正，公平公正是皋陶司法的終極目標，獬豸斷獄的故事實質上是神化了皋陶鐵面無私、秉公執法、斷案如神的司法活動；四是天人合一，皋陶所言「天秩有禮」「天命有德」「天討有罪」等是告誡人們要遵循天道，自然之理。 皋陶幫助夏禹當上了中原華夏的大領袖。禹繼帝位後，為了尊重禪讓制度，推舉皋陶當繼承人，並讓他全權處理政務。大禹繼位後，江淮諸國對禹有不滿情緒，他多次巡視江淮，宣講大禹功績：「身執耒鍤，以為民先」，不畏艱險，吃苦耐勞，公而忘私，一心為民排除水患，使民安居樂業。終使淮夷畏威懷德，一致擁戴大禹。皋陶為開創華夏盛世立下赫赫功勛。但是，皋陶在禹帝死前就逝世了，傳說活到106歲。皋陶的死，讓禹又把帝位讓給了伯益。
皋陶死後，葬於六，即今安徽六安市，這里古有皋陶墓，世人稱之為公琴。

㈢ 刑法是如何歸定賣身契的

賣身契怎樣才有法律效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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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有千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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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古代才會有的東西，在現代不管如何定立賣身契都不合法，都不會受到法律的保護，因為我國法律明確規定個人的人身權利神聖不可侵犯。有關賣身契的概念解釋如下：
賣身契開頭，我賣身 結尾，我肯定 最後，我簽名 賣身契 契，本意為刻。通常所說契約，是指人們在社會交往中，將事先約定的事項用刀、筆等工具，刻、寫在金屬、木材、紙帛等物質上，以表示對許諾事項的信守的一種憑證。 在歷史文獻中記載契約的稱謂很多，諸如：判書、質劑、傅別、分支、書契等。《周禮·秋官·朝士》中說：「雲判，半分而合者，即質劑傅別分支合同，兩家各得其一者也。」隨著社會商品經濟的發展，契約則廣泛地應用於雙方的買賣之中，其含義也逐漸演變為專指有關買賣的文書。如：田契、絕賣契、租約、典約等。在敦煌和吐魯番出土的文書中，亦發現許多賣地契、賣牛契、賣宅舍契、賣兒契等。可見契約應用的歷史之久，范圍之廣。 我們在浙江省紹興縣檔案館發現一件題為「舍書全福」的歷史檔案。乍看標題，頗令人費解，但其內容卻十分清楚，這是一張親生母親為生活所迫，不得已將兒子賣與寺廟為僧的賣身契。其文如： 立出舍書。紹興蕭山縣二十三[都]四圖外沙靖江殿人親母周門沈氏，今因年歲不能豐熱（熟），並無依靠，口食難肚，將三子周炳炎，年八歲，生於十一月廿八日，辰時建生，情願挽中削發出家，於本府山陰縣深雲禪寺，投拜蓮元大禪師為徒。拔剃之後，任憑教訓。倘若夜晚山水不測，各從天命。如有親戚哄(騙)逃攔走失，要親母尋還歸寺，兩邊情願，各無悔，永遠存照。丙批當付身價洋銀拾元正。恐後無憑，立此並照。外加盤費洋爭貳元三角。

㈣ 刑法 罪責自負原則

根據我國《民法通則》的規定和學者們的一致看法，民法基本原則主要包括平等原則、意思自治原則、誠信原則、權利不得濫用原則。按照《民法通則》第3條的規定，平等原則即「當事人在民事活動中的地位平等」。從根本上講，這一原則乃是憲法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反映在民法這一部門法中的一脈，體現了民事法律關系的前提要求和基準線;不過，這一原則，依筆者拙見，似宜表述為「民事活動平等」，從而免去「剽憲」之虞。意思自治原則，按照《民法通則》第4條的表述，乃是民事活動應以民事主體自願為基礎，也可以說，民事活動主體應當有自由表達自己內心想法並依照自己的真實意願從事民事活動的權利，這種權利不受他人非法干預與控制。這一原則可以看作平等原則的深化，是民事活動以自我為主導的突顯。從《民法通則》第4 條知，誠實信用原則也是調控民事活動的一個重要原則。與前兩原則相比，誠實信用原則具有較強烈的義務性色彩，是對當事人的主觀「安全性」和可信度的要求，反映出對意思自治原則的限制度的保障。《民法通則》第6條還規定：「民事活動應當尊重社會公德，不得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破壞國家經濟計劃、擾亂社會經濟秩序。」這一規定常被視為權利不得濫用原則的內容和具體要求。從該條的規定看來，這一原則具有較為濃重的公法味道，置之於民事法規之中顯然有些不合。二者之比較性質之比較在各自所具有的性質方面，刑法基本原則與民法基本原則的區別是不難厘分的。首先，就法的范疇而論，刑法基本原則與民法基本原則有顯然的「公」與「私」分野。刑法基本原則屬公法范疇是學界的大體一致的認識，而且在公法領域，刑法原本被視為標本，具有典型意義，作為刑法骨架的刑法基本原則的公法性質尤其難以抹殺。其中，在受制約的主體上，總的說來，可以分成公權力參與方和普通社會成員參與方，而且如所周知，公權力機構的地位和作用都處於主導，這與民法基本原則的作用方式是截然不同的。民法基本原則「私」的性質使得民事法律關系的「民」的成分較為顯著，一般社會成員普遍地成為其主要參與者，公權力的重要性完全游離於民事關系之外。在對權力的確認與設定方面，刑法基本原則與民法基本原則的傾向性也如分涇渭，判然可見。按照刑法基本原則的要求，刑法在賦予刑事法律關系主體權力(利)上存在不對等性，公權力機構具有諸多一般主體不具備的優勢權力;而體現民法基本原則的主體權利(力)卻沒有如此分界，一般都是以對等設置為主，公權力極少介入民事活動中。刑法基本原則與民法基本原則的范疇之別還表現在，刑法基本原則作用於刑事法律關系之調控時表現了對社會效益的注重，起到的是保障社會公正、秩序、人道的主要作用，從整體上看，較少及於經濟效益;而民法基本原則的作用恰恰強調了對經濟效益的追求的重要性與合理性，主要在於維護交易安全，從而根本有利於社會整體發展。其次，二者的性質差異也表現在對權力與權利折的射強度上。刑法基本原則曲折地顯示了其以公權力為重的方面，從而俾使刑法規范具有極強的強制性與制裁性、威懾力，往往不受制於個人的意志。盡管近些年隨著刑法的發展及刑罰體系的改進，刑法規范也滲入了較強的民主與人道主義的色彩，但這總體上不會改變刑法基本原則的尚權力特徵。與此相對照，民法基本原則卻正是以權利為主導的模式，故而具有推重個人意願與公平、自由、平等的特色，體現的是對正當合理追求個體權益之實現的倡導與弘揚;在民事糾紛排解方面，民法基本原則也重在通過民事法律關系主體的主動、自願實現;在合同或契約之下，公權力常常不發生影響，這就最大限度地將個人權利空間釋放並還之於民，是以更其肯定了民事權利的神聖地位。價值之比較就法的原則的概念而論，民法基本原則是民事法律規范的根本規則，通過民事法律規范，民法基本原則撐起了它的根本價值體系。民法基本原則的價值內容，概括起來，主要是平等、自由和效益。民事法律關系不論從其主體、客體還是內容上看，都是私人關系的典型，集中說明了私人利益特別是經濟利益的重要並為核心要求。就民事法律關系主體方面而言，此概念所指系具有權利能力與行為能力的自然人、法人及類法人組織，從法域上講都是不具有公權力資格的主體，不存在縱的強制與接受強制的服從關系;民事法律關系的客體為物或權利，而且都排除禁止流通物、限制流通物和個人無權處置的權利，這從客觀對象的角度說明處理上的自由在民事法律中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可處理的自由度乃是利益特別是經濟利益實現的源起與中心，亦即權利義務的源起與中心，而民事權利義務主體為實現其各式權利(義務)從而實現經濟上的利益必定要重視義務履行及權利實現的成本，以最大限度爭取所謀求的利益。這些根本內容反映在民法基本原則層面也就成為民法基本原則的具深遠意義的方向標，且對民法基本原則的適用有決定性作用。至若刑法基本原則，如筆者前面已經論述，公正、人道、秩序才是其根本價值所在，也是刑法之根本價值點。不言而喻，刑法基本原則之所以以公正、人道、秩序為根底，亦是由其調控的社會關系的特殊性註定的。在這種社會關系中，罪的有無、大小、輕重及制裁、保護並及如何制裁、保護皆關乎一個「度」也就是正義和公平的問題;而一旦涉及當事人則必有人的基本權利的問題，即人道這一根本問題，所有這些總體上又有涉於社會的整體安定有序的問題，即秩序。故此刑法基本原則必以公正、人道與秩序為價值起點。不過，二者在價值體繫上雖各有側重，仍然難免共存相交之點。正義、秩序作為全部法律部門的共產和原點，亦為刑法基本原則和民法基本原則的「公價值」，因為法的存在意義也不能越出此界而自成天地。功能比較「我們一旦認定法律原則是不同於法律規則的獨立的各種准則，我們馬上就會發現它們就在我們周圍，對我們的生活產生影響。」 刑法基本原則和民法基本原則作為國內法中具有最顯著影響力的部門法基線，必然有著極為重要的功用可能。二者參觀互較，可得出以下要點：其一，從這兩大基本原則的功能依託的形式上看，分別之處是較顯眼的。刑法基本原則的功能主要托體於刑法規范和司法解釋，一般與習慣無涉;而民法基本原則的功能不但在民法規范和司法解釋中可尋其蹤，而且也會寓於習慣之中，如行業習慣、公序良俗等。這也反映出二者「剛性」方面的差異。其二，從這兩大基本原則的功能的發揮渠道看，也別有道理。刑法基本原則發揮其功能，鑒於其較大的強制性和低明確度，一般不直接通過個人的蹈循遵依來竣其事，常須以立法和司法為中介;民法基本原則，因具較大明確度和可操作性，甚至可以作為行為人的行為尺度;而立法、司法途徑則與前者共之。其三，從這兩大基本原則的功能與道德平面的高下看，情況也是不同的。刑法基本原則是對社會重大惡性的節制或懲罰，同時這種被節制與懲罰的惡性易於違背道德甚至常去之甚遠，而刑法基本原則的功能僅是止住這種重大惡性，使之不至於為害或再為害，因而去道德的「向善」之要求自然是長途。民法基本原則卻不然，它有明顯的「善」的要求，如誠實信用之類，故而，從整體上來看，民法基本原則則的功能最能觸及道德或護壘道德，因此最具道德「水拔」。其四，從這兩大基本原則的功能與經濟利益的及身的程度看，二者也截然分道。刑法基本原則處理的是「罪」與「罰」的相關問題，最終達到的是預防犯罪、懲罰犯罪者、保護受害者，所以一般不直接與利益的得失增損掛鉤，與經濟利益關聯尤寡;民法基本原則的功能則當然與經濟利益脫不了干係，這也是民事法律關系私法性質這種法律基因所決定的。經過這樣一番研究比較，筆者認為，罪刑法定原則、罪刑相適應原則，無論從我國現有法律規定還是從學理上看，都可以成其為刑法的基本原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卻有無視刑法基本原則與憲法基本原則的差異而生硬搬用之弊，為突顯其刑法特色，依筆者所見，可將其改作「刑法平等適用原則」。而主客觀相統一，其地位固然重要，筆者以為，將其列為刑法基本原則視野並不與前文所論要求相沖突，只是嫌其與罪刑相適應有明顯的重疊之跡，因為「罪當其罰、罰當其罪」理應含有與主客觀相關要求結合的內容。三.結語刑法基本原則所系重大，在整個刑法規范制定實施的過程中都有著舉足輕重的意義。然而欲將這一問題徹底澄清，對任何人而言皆非易事，因為無論是刑法本身還是刑法環境乃至整個法宇宙都在時刻不停地經歷著各式各樣的發展變化，這就使得該問題的探究的難度愈加增大，相應地，對人們的要求也隨之提高。筆者以為，隨著社會發展和刑法進步，刑法基本原則也會有所演變，新的刑法基本原則定然會出現，這也是法與社會相協調並進的要求。但是對於刑法基本原則的「補給」也須審慎，新出現的原則究竟屬於刑法基本原則與否以及該如何判斷，均應經過科學的分析;況且，一個科學的刑法體系的基本原則是不能也不應當頻繁更迭或「刷新」。故此，對刑法基本原則系統、反復地探究是有其必要的;而且，如此上下求索也必將有助於科學的刑法基本原則的體系玉成，進而促進整個法律體系的發展與完善。

㈤ 帝舜任契為司徒後，契都做了哪些事情

帝舜任契為司徒，負責推行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等五倫教化，此即古代教化史上有名的「契敷五教」的典故。

契的工作比皋陶更有成效，他不以法令為先行，而以教化為先，被後人傳為美談。契開展他的教化工作的方法是，他先將5種倫常之教的要義懸掛在「象魏」上，讓民眾都來觀看，然後親自逐條解說，使之深入人心並轉化為自覺的行為准則。

㈥ 古代有幾種刑罰

最經典的是「五刑」：鞭、笞、徒、流、死，具體到各個時代會有不同。

原始社會
原始社會的舜禹統治的時期確認不少有關處罰的習慣。《尚書·舜典》載有：「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撲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 欽哉！惟刑之恤哉。」當時的處罰習慣，將貪贓（墨）行為與劫掠（昏）殺人行為並列，一並處罰，體現了當時的社會已經注重對行政人員的整治和管理，嚴厲制裁瀆職、貪污行為。
《尚書·呂刑》對原始社會末期的處罰方式作了這樣的說明：「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淮作王虐之刑曰法」，「爰始淫為劓、刵、諑、黥」。又據《後漢書·刑法志》說：「（禹）自以德衰而制肉刑」。
夏代
逐步確立了墨、劓、剕、宮、大辟的五刑制度。
商代
刑法嚴酷。盤庚規定「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死刑除去斬刑外，還有醢、脯、焚、剖心、刳、剔等刑殺手段。
西周
古代刑罰形成以圜土之制、嘉石之制為名的徒刑、拘役等刑罰，以及贖刑、流刑等制度作為五刑的補充，這一時期為奴隸制刑罰的成熟階段。
春秋戰國
時期仍然以五刑為主，殘酷性並沒有改變、商鞅被處死時，即用車裂之刑，這一時期為奴隸制刑罰向封建制刑罰過渡的階段。
秦
古代刑罰刑罰出現了新的變化，主要有笞、杖、徒、流放、肉、死、羞辱、經濟、株連八大類。其中前五類相當於現代的主刑，後三類相當於現代的附加刑。秦法尚未形成完整的體系，有明顯的過渡的特徵。
漢代
古代刑罰對刑罰進行了改革，漢文帝十三年，下詔廢除肉刑，著手改革刑制。具體有：凡當完者，完為城旦舂；當黥者，髡鉗為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棄市。這樣就改變了原「五刑」制度。但是也出現問題：第一，斬右趾，改為棄市，擴大了死刑范圍；第二，以笞代替劓刑、斬左趾，結果受刑者「率多死」。後，漢景帝又兩次下詔減少笞數，第一次是笞五百減為三百，笞三百減為二百。第二次是笞三百減為二百、笞二百減一百。改革之後，除死刑以外，還有笞刑，而宮刑未改。到東漢初，明帝詔中又提到斬右趾，說明又以此刑代替棄市，把文帝時由輕入重的一項又回來，至此，兩漢肉刑有宮和斬右趾。
關於徒刑，漢初沿用秦制。但是漢代已經有了明確的刑期。如髡鉗城旦舂，五歲刑；完城旦舂，四歲刑；鬼薪白粲，三歲刑；司寇和作如司寇，皆二歲刑，男罰作和女復作，皆一歲到三月刑。此外，漢代另有「顧山」，是只用於女犯的刑罰，因此也稱為「女徒顧山」。
此外，兩漢還沿用秦代及以前的罰金、徙邊等刑罰。另外有禁錮刑，是漢為禁止官史結黨，對有朋黨行為的官吏及其親屬，實行終身禁為官的政策。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
刑罰體系較前朝有了很大的變化，刑罰的總的變化的特點是逐漸寬緩。「割裂肌膚，殘害肢體」的刑罰手段逐漸減少，向新的封建制五刑過渡。主要體現在：
1、廢除宮刑制度。北朝西魏在大統十三年（公元547年）下詔禁止宮刑：「自今應宮刑者，直沒官，勿刑。」北齊在天統五年（公元569年）也詔令廢止宮刑：「應宮刑者普免為官口」。
2、規定了鞭刑與杖刑。這一刑罰緣於北魏，並為北齊北周沿用。
3、規定流刑為減死之刑。南北朝時期，把流行作為死刑的一種寬待措施。如北周時規定流刑為五等，每等以五百里為差，以據都城二千五百里為第一等，至四千五百里為限，同時附加鞭刑。
4、緣坐范圍有所變化，這種變化主要體現在對婦女緣坐的變化上，總的趨勢是縮小范圍，但司法實踐中卻多有擴大。在整個南北朝時期緣坐的范圍也有反復。《梁律》創從坐婦女免處死刑的先例。
隋
《開皇律》刪除不少苛酷的刑罰內容。廢除不少殘酷的生命刑，把死刑法定為絞、斬兩種。對流刑、鞭刑均作修改。隋文帝明確說明：「絞以致斃、斬則殊形，除惡之體，於斯已極」，所有「梟首轘身」與「殘剝膚體」的鞭刑都廢除不用，確立了封建制五刑。
唐
刑罰比以前各代均為輕，死刑、流刑大為減少。死刑只有絞斬兩種；徒刑僅一年至三年；笞杖數目也大為減少。更重要的是，其適用刑罰以從輕為度；唐律被認為是我國古代社會「得古今之平」的刑罰中的典範。
宋
創設了一些新的刑罰制度。
1、刺配刑。宋太祖為寬貸雜犯死罪而立刺配之法，刺面、配流且杖脊，是對特予免死人犯的一種代用刑。但後來則成了常用刑種之一。
2、凌遲刑。宋時將五代的法外刑凌遲作為法定刑種，初時適用於荊湖之地所謂以妖術殺人祭鬼的犯罪。但後來適用范圍越來越廣泛。
3、折杖法。宋太祖創立折杖法，作為重刑的代用刑。但因存在不足，即「良民偶有抵冒，致傷肢體，為終身之辱；愚頑之徒，雖一時創痛，而終無愧恥。」所以，在徽宗時又對徒以下罪的折杖刑數重作調整，減少對輕刑犯的危害。
元
元法初為習慣法，成吉思汗時有斬決、流放、責打條子等刑罰，後逐漸向漢代的五刑體制過渡，並最終實行。但其死刑中無絞刑，凌遲為法定死刑。
元朝仍保留許多習慣法，包括不少肉刑。一般人犯盜竊罪，除斷本罪外，「初犯刺左臂，再犯刺右臂，三犯刺項。」「強盜初犯即須刺項」，只有蒙古人可不受此刑。為了維護僧侶的特權，元律規定「毆西番僧者截其手，罵之者斷其舌」。
元有警跡人制度。強竊盜犯在服刑完畢後，支付原籍「充警跡人」。在其家門首立紅泥粉壁，上開具姓名，犯事情由，由鄰居監督其行止，且每半年同見官府接受督察。五年不犯者除籍，再犯者終身拘籍。
明清
刑罰有新的發展變化，其特點是刑罰更加殘酷化，並大量復活了肉刑。明清時的刑罰變化有：
1、死刑。明、清兩朝在法律上恢復了梟首示眾之刑，並且范圍逐步擴大。此外，明清時期的死刑執行方面還有一些更加殘酷的方式，如「剝皮實草」、「滅十族」、戮屍等。 清朝針對死刑還有一個獨特的制度，即斬立決和監候制度。
2、充軍刑。「充軍」創制於明代，但是不以充軍為本罪。清朝的充軍則作為流罪的加重刑，並以充軍為本罪。而且充軍的條目也較明代增加。
3、發遣刑，這是一種比充軍重的刑罰。明代時只限軍官和軍人，永不得回原籍。清時則包括犯徒罪以上的文武官員，還可以有機會放還。
4、枷號，是明朝首創的恥辱刑。在明代還變成一種致命的酷刑。清時對一些倫理性和風化犯罪，用此法。
明代還有庭杖制度。指在殿庭前對違抗皇命的大臣直接施以杖刑的法外刑罰。

㈦ 現在賣身契還有法律效應不

沒有任何法律效應，咱們新中國是沒有賣身契的

㈧ 民事法律責任、行政法律責任、刑事法律責任以及違憲責任的區別在於哪些方面詳細一些。

(一)民事法律責任
民事法律責任是指公民或法人因違反法律、違約或者因法律規定的其他事由而依法承擔的不利後果。民事法律責任是現代社會常見的法律責任，主要為補償性的財產責任。民事法律責任的承擔者是具有民事責任能力的自然人和法人。同時，在法律規定的某些條件下，國家也是民事責任的主體。民事法律責任主要是由違法行為或違約行為引起的，這種違法行為、違約行為除了民事違法行為和違約行為外，還包括部分刑事違法行為和行政違法行為。
(二)行政法律責任
行政法律責任是指因違反行政法律或因行政法規定的事由而應當承擔的法定的不利後果。行政法律責任既包括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授權或委託的社會組織及其工作人員在行政管理中因違法失職、濫用職權或行政不當而產生的行政法律責任，也包括公民、社會組織等行政相對人違反行政法律而產生的行政法律責任。
(三)刑事法律責任
刑事法律責任是指因違反刑事法律而應當承擔的法定的不利後果。行為人違反刑事法律的行為必須具備犯罪的構成要件才承擔刑事法律責任。刑事法律責任的主體，不僅包括公民，也包括法人等單位。刑事法律責任的方式為刑罰，即責任主體受到國家強制力的制裁。刑事責任是嚴格的行為人個人責任。刑事法律責任是最嚴厲的一種法律責任。
(四)違憲責任
違憲責任是指因違反憲法而應當承擔的法定的不利後果。違憲通常是指有關國家機關制定的某種法律、法規和規章，以及國家機關、社會組織或公民的某種行為與憲法的規定相抵觸。現代憲法一般都有「合憲性」的規定，即明確規定憲法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因而任何一種違憲的法律、法規、規章和行為都是無效的，都必須承擔違憲責任。在我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負責監督憲法實施，認定違憲責任。

㈨ 什麼是刑法中的責任主義原則，與結果責任論有何區別

責任主義確立作為我國刑法的基本原則，在方法上將責任刑作為量刑的操作性基準，建立以責任刑為中心的量刑方法與程序，通過責任刑制約目的刑，確保刑罰不逾越責任的限度；在量刑中加入期待可能性要素。

在行為的可譴責程度與量刑結果之間建立起直接的、成比例的關系，既確保量刑均衡，又實現刑罰的目的。在違法、有責階層式犯罪論體系下，建立起責任、目的兩大量刑情節體系，規范酌定情節的適用，確保宣告刑的穩定性與准確性。

結果責任，又稱「原因責任」。是行為人無論主觀上有無過錯，只要其行為造成侵害結果即應依法承擔的侵權責任。結果責任原則源自古代的同態復仇慣例，是早期侵權法上的基本原則，18世紀以後，為資產階級民法所廢棄，而代之以過錯責任原則。

結果責任不同於現代侵權法中的無過錯責任。前者是文明不發達社會中社會關系的主要法律反映，體現了漠視行為人主觀過錯的法律責任觀念；後者則是近現代社會的產物，是對過錯責任制度的例外或補充。

(9)契負責刑法擴展閱讀：

過失責任主義與所有權絕對原則以及契約自由原則同為近代民法的基本原則。近代民法法為了保障個人自由活動的權利，原則上採用過失責任主義。這也是法國民法典等大多數民法典的核心原則之一。

但是，隨著現代科學和技術的發達，環境污染，公害，交通事故和原子能災害等危險的產生，過失責任主義不能給受害者提供足夠的救濟，因此在這些領域內，採用無過失責任主義的立法傾向和司法操作正在逐漸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