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法中越權行為法條

『壹』 我國符合越權無效原則的法條

一、越權立法概念的界定

人們通常在兩種不同的層面上界定越權立法。最常見的是從行為的意義上進行界定，即認為越權立法，就是超越立法許可權制定法律規范的行為。比如，在「注意不要越權立法，該制定法律的制定法律，該制定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的制定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1]這句話中，就是在這種意義上使用的。 但學術界也在另一層面上使用該概念，它不是指超越立法許可權制定法律規范的行為，而是指超越立法許可權制定的法律規范，即「有些法規、規章規定的內容超越了許可權」[2]。前者指的是一種行為現象，後者指的是一種規范現象。本文是以《立法法》第87條的規定為出發點，從規范的角度對越權立法進行討論。

立法許可權也是一個具有多種含義的法律概念。因此，當我們說越權立法是指「超越立法許可權制定的法律規范」時，進一步明確立法許可權概念的內涵就十分必要。目前，國內立法學界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界定立法許可權的內涵：

首先，從立法形式上界定立法許可權。比如，按照《行政法規制定程序條例》第4條第2款、《規章制定程序條例》第7條的規定：國務院各部門和地方人民政府的規章不得稱條例。 這就意味著，國務院部門和地方人民政府沒有制定「條例」的權力。他們將這種許可權稱之為「表現形式」上的許可權。 如果有關機關制定的法律文件在名稱使用上違反了這一規定，就屬於形式上的越權。

其次，從立法權力行使的時限上來界定。他們認為「立法許可權范圍這一命題包含兩層意思：一是立法權可以和應當達到何種界限，一是立法權不能超出何種界限。從時限上說，立法許可權范圍，指立法權能在多大的時間跨度上有效或可以行使。這是立法權的時限效力。」[3]立法機關超越時限制定法律規范，就屬於時限上的越權。

再次，從立法事項的角度界定立法許可權，即指「立法權可以和應當對哪些領域、方面、事項加以調整，不能對哪些領域、方面、事項發揮作用。」[4]

超越立法形式的越權立法實屬一種立法上的「低級」錯誤，如果過去曾經發生這類問題，主要根源在於那時的法律規定不明確。在《行政法規制定程序條例》 和《規章制定程序條例》 作出明確規定以後，立法者犯這種錯誤的可能不大。超越立法「時限」的越權立法在立法實踐中有可能發生，西方國家就研究所謂「立法不作為」的問題， 我國法律中也有關於立法時限的規定，比如《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 （以下簡稱《行政處罰法》）第64條就規定：「本法公布前制定的法規和規章關於行政處罰的規定與本法不符合的，應當自本法公布之日起，依照本法的規定予以修訂，在1997年12月31日前修訂完畢。」但既然是立法不作為，就不可能形成法律規范，也就不存在規范形態的越權立法；而遲延立法又難以成為動搖法律規范效力的理由。所以，就本文而言，從以上兩個角度研究越權立法，沒有多大的現實意義。

我們認為，確定立法許可權的內涵應該從《立法法》的相關規定入手。《立法法》是規范法的法，只有從《立法法》中挖掘立法許可權的內涵並作為界定越權立法概念的依據，才對司法實踐具有意義。《立法法》第7條、第8條、第56條、第64條、第71條和第73條分別規定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國務院、地方人大以及國務院各部門和地方人民政府的立法許可權。從這些規定看，《立法法》是以「立法事項」為標准劃定立法許可權的；也就是說，《立法法》確定的立法許可權是指立法機關對哪些事項可以制定法律規范，對哪些事項不能制定法律規范。

由此，可以把越權立法界定為：立法主體超越法定的或授予的立法事項許可權制定的法律規范。

二、從我國立法許可權的劃分看越權立法的認定

既然越權立法是超越立法許可權制定的法律規范，越權立法認定的首要任務就應該是確定各立法主體的立法許可權。授權立法的立法許可權由授權法律規定，所以確定授權立法許可權並沒有太大的困難。但非授權立法許可權的確定則比較麻煩，因為，規定我國立法許可權的法律淵源有多種，除《憲法》外，還有相關的組織法、《立法法》等憲法性法律；此外，有些普通法律，比如《行政處罰法》、《行政許可法》 ，也是確定立法許可權的法律淵源。在諸法律淵源中，《憲法》和相關組織法對立法許可權的規定是原則性的，其他普通法律則僅就某些事項作分散的、補充性的規定，而《立法法》對立法許可權作了比較全面、具體的劃分，特別是劃定了最高權力機關的專屬立法權，因此，它是確定立法許可權最基本和最主要的依據。但從越權立法認定的角度觀察，依然存在諸多模糊地帶，這給越權立法的認定帶來很多困難。

首先是專屬立法事項與非專屬立法事項之間的界線具有可變性。《立法法》第8條在列舉專屬立法事項時規定了一個兜底條款：「必須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法律的其他事項。」這一可變的「其他事項」的規定，為基本法律和專屬立法事項界限的隨時和不斷擴張埋下了伏筆，也為越權立法的認定帶來潛在的困難。

其次是在非專屬立法事項領域立法許可權劃分的模糊性。各立法主體，包括全國人大常委會甚至全國人大、國務院、地方立法機關、自治地方和經濟特區立法機關、國務院各部門、地方人民政府等，在非專屬立法事項范圍基本上是均有立法權，形成「四世同堂」的局面。《立法法》在表述中運用了不同的方式和概念，試圖對各自許可權作一定程度的界分，但這種界分卻極為模糊。具體表現為：

第一，在劃分中央與地方立法許可權時採用「地方性事務」與「全國性事務」的標准不易掌握。《立法法》第64條規定地方立法機關有三項立法許可權，其中第二項為「屬於地方性事務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規的事項」。對於「地方性事務」，有關釋義解釋為「純屬地方性事務或具有地方特色的事務，一般來說不需要或在可預見的時期內不需要由全國制定法律、行政法規來作出統一規定」[5]。但這一解釋還是沒有把問題澄清。某一事項究竟是地方性的還是全國性的，中央立法機關把握可能比較容易，地方立法機關把握困難就比較大。即便是判斷某一事項為全國性的事項，中央是否在可預見的時期內會立法，還是不好預見，因為立法活動是政治性的、程序性的運作過程，能不能立，何時立，都是未知數。

第二，各行政立法主體的立法許可權劃分不清。《立法法》第56條第2款規定，國務院可以「為執行法律的規定」制定行政法規；第71`條規定，國務院各部、委及其直屬機構的部門規章「規定的事項應當屬於執行法律或者國務院的行政法規、決定、命令的事項」；第73條規定地方省級人民政府和較大市的人民政府可以「為執行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的規定需要制定規章的事項」制定規章。不同層次的行政立法主體都具有「為執行法律」或者「執行法律」而制定法律規范的權力，但各自立法許可權的邊界在何處卻不明確。雖然在界定部門規章的立法許可權時用了「執行」的概念，而在界定行政法規和地方性規章時用了「為執行」的概念，但很難發現這兩者之間有什麼區別。

第三，地方人大與地方政府的立法許可權劃分不清。《立法法》第64條規定，地方人大可以就「屬於地方性事項」制定地方性法規；第73條規定，地方人民政府可以就「屬於本行政區域的具體行政管理事項」制定地方政府規章。從兩個法律規范的關系看，第64條規定包括第73條的規定，是包含和被包含的關系。由此，地方人大和地方人民政府在制定「屬於本行政區域的具體行政管理事項」的立法許可權就無法劃分清楚。

上述問題使得在非專屬立法事項領域，各立法主體尤其是「地方國家機關往往不知道哪些事項他們有立法權，哪些事項他們沒有立法權，或者說他們對任何事項都有立法權；」[6]其結果，在非專屬立法事項范圍認定越權立法比較困難，甚至不可能。我們認為，《立法法》實質上就立法許可權只有劃定了一道界線，即專屬立法權與非專屬立法權之間的界線。對專屬立法事項只有法律可以制定規則，對非專屬立法事項則法律、法規、自治條例、單行條例和規章等都可以制定規則。雖然在專屬立法事項與非專屬立法事項之間橫隔著一個「其他事項」，但「其他事項」在沒有被具體事項填充之前，應該是一個空「底兜」。從這個意義上講，《立法法》中的越權，就是超越專屬立法事項范圍，可能越權的只有法規和規章，法律應該不會越權。

上面的闡述只表明，法律以下法規、規章超越專屬立法界限，勢必造成越權；但並不表明，法律以下的法規、規章只有超越專屬立法許可權，才構成越權。因為，前面已經闡明，規定法律文件許可權的法律淵源除了《憲法》、相關組織法和《立法法》，還有其它法律。其它法律的規定是分散的，表述往往也是微妙的，比如《行政處罰法》第10條、第11條、第12條對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規章設定行政處罰的許可權分別作了不同的限制； 《行政許可法》第15條、第16條等對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和規章設定行政許可的許可權作了不同的限制。再如，《行政處罰法》第8條規定的行政處罰「6+1」種類中，作為「1」的「其他行政處罰」只有法律和行政法規才可以設定。[7]這一規定，實質上也規定了其他地方性法規和規章不得設置「其他行政處罰」。可以看出，具體立法許可權會隨著普通立法的發展而發展變化。所以，具體立法主體的立法許可權必須在《立法法》的基礎上，研究其他相關法律才能准確界定。

在確定了具體的立法許可權後，認定越權立法需要考慮的是「設定」和「規定」這一對立法范疇。我國立法上使用「設定」和「規定」兩個立法概念，自《行政處罰法》開始，後在《行政許可法》再次沿用。「設定」系指其他規范性文件尚無對某事項做出規定的條件下，該規范性文件率先做出規定；「規定」系指在上級規范性文件已對某事項做出設定的條件下，就該設定再作具體的規定。「設定」是從無到有，「規定」是從有到有，無非更詳細而已。[8]按此，越權立法應該是「設定」的越權，「規定」一般不會構成越權；「規定」如果超越了已有的「設定」，構成的應該是法規范的沖突，而不是越權立法。因此，認定越權立法應該以設定性立法行為為對象或基準。

可見，確定越權立法的基本思路應該是：第一，確定特定立法主體的立法許可權；第二，判斷特定立法是否屬於設定性立法；第三，判斷該設定立法是否超越了該立法主體的立法許可權，如果超越該許可權，則屬越權立法，否則就不是。

當然，這樣的分析過程，僅僅是越權立法認定的基本判斷過程。法律規范不僅僅是法律概念的組合，更重要的是它包含著立法的目的和價值，所以在具體的個案分析中，還必須考慮法律規范的目的和價值屬性。尤其是，根據《立法法》第66條第2款、第88條第1款第7項的規定，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不得違背法律或者行政法規的基本原則，授權立法不得違背授權目的，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是否違背法律或者行政法規的基本原則，授權立法是否違背授權目的，顯然不能單純採用形式邏輯的分析方法進行評價。

三、從法院的審查許可權看越權立法的處理

探討越權立法認定的目的在於「發現」越權立法，但「發現」並不是「認定」的終極目的，它不過是為處理越權立法創造一個前提。發現和處理越權立法的機關不止一個，但法院無疑是其中主要的一個，本文僅對法院如何妥當地處理越權立法的問題作一分析。法院處理越權立法的原則和方法，應該主要取決於兩個因素：一是越權立法的性質，二是法院對法的審查許可權。

從形式看，立法許可權一般由國家的憲法或者憲法性文件加以規定，比如《德國聯邦共和國基本法》 就有5個條文專門規定聯邦和州的立法許可權 ，其他國家如美國、奧地利也是如此。我國立法許可權也主要是由憲法、組織法和《立法法》等憲法性文件規定的，雖然其它普通法律也對立法許可權有一些補充性規定。從內容看，立法許可權涉及中央立法權和地方立法權、議會立法權與行政立法權的劃分，而這種劃分實際上關涉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和國家的結構形式，它們是國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從法律規范之間的關系看，越權立法與有權立法主體制定的法律規范或者相重復，或者相沖突，破壞了憲法秩序。所以，越權立法應當屬於一種違憲行為。

既然越權立法屬於立法違憲，法院對於越權立法的處理就應按照違憲審查程序處理。具體的程序，根據法院享有的審查許可權來決定。比如美國，普通法院享有對於違憲立法的審查權，但這種審查權僅限於確認和拒絕適用兩個方面，即各級普通法院在審理具體案件的過程中，如果認為某一項聯邦法律違背憲法或者地方州立法違背聯邦憲法或法律，有權拒絕適用。[9]但美國的普通法院不得直接撤銷違憲的法律、規章，只是由於美國是判例法國家，拒絕適用會導致該項法律在事實上喪失效力。奧地利是歐洲大陸最早建立憲法法院的國家。在奧地利的違憲審查體制下，普通的司法機關包括行政法院對違憲的法律、法令均沒有審查的權力。當他們發現聯邦法律、法令和州法律、法令違憲時，不得直接拒絕適用，而要全部提請憲法法院裁決。 德國的違憲審查體制，受奧地利違憲審查制度的影響較深。根據《德國行政法院法》第47條的規定，行政法院僅對依照建築法典的規定頒布的規章，根據建築法典第246條第2款規定頒布的法規，以及其他位階在州法律以下的法規，享有審查權。其他法律法規的審查權全都由憲法法院壟斷。除了美國和德奧模式外，有些國家，司法機關對法律法規沒有審查權，由立法機關自己行使立法監督的權力。

我國奉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現行司法體制下，認為法院不享有對法律的合憲性審查權，基本為大多數人所認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 （以下簡稱《行政訴訟法》）第53條的規定，人民法院對於規章具有違法性確認權和拒絕適用權，但沒有撤銷權，如果要撤銷規章，法院需要依據《立法法》第88條第1款第（三）項、第（五）項、第（六）項 以及《規章制定程序條例》第35條 的規定，申請國務院或者省級人民政府審查。這也幾乎沒有疑問。但對法規，則有不同看法。
如果把法規的司法審查權分為撤銷權、拒絕適用權和確認權三個層次的話，分歧並不在於法院是否對違憲（法）法規享有撤銷權；因為，我國《憲法》、《立法法》等法律已經明確將違憲（法）法規的撤銷權授予了其他機關。憲法第67條明確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行使解釋憲法，監督憲法實施，撤銷國務院制定的同憲法、法律相抵觸的行政法規、決定和命令，撤銷省、自治區、直轄市國家權力機關制定的同憲法、法律和行政法規相抵觸的地方性法規和決議的權力。依此為依據，《立法法》第88條再次把改變或撤銷同憲法和法律相抵觸的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的權力授予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
圍繞法規審查權的爭議主要在於法院是否可以拒絕適用違法（憲）的法規。這種爭議在「河南種子案」 的討論中，表現得尤為明顯。有的學者認為，我國法院享有拒絕適用違憲（法）法規的權力；[10]有的學者則認為，法院不得直接拒絕適用違憲（法）的法規，而應該報請有權機關審查。[11]值得研究的是，憲法和《立法法》把法規的撤銷權授予立法機關是否意味著司法機關沒有拒絕適用權呢？初看，似乎不能得出否定的答案。因為單從法律條文看，《憲法》和《立法法》只規定撤銷權屬於立法機關，但並沒有明確規定司法機關不得拒絕適用。另外一個有力的證據是，雖然《立法法》第88條規定了對於規章的改變和撤銷機關，但《行政訴訟法》第53條還是規定了人民法院對於規章的拒絕適用權。 可見，對於規章，我國是由制定規章的上級機關或立法機關行使一般的、改變或撤銷之審查權，司法機關是行使個案的、拒絕適用之審查權，兩種審查權力並行不悖，從而形成「雙重審查體制」。所以，《憲法》和《立法法》將改變和撤銷權授予立法機關，並不能必然得出司法機關不得拒絕適用的結論。那麼，對於法規的審查是否也是一種「雙重審查機制」，法院依然可以在個案中以拒絕適用違憲（法）的法規呢？我們認為不能得出這樣的結論。

首先，《行政訴訟法》第52條、第53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以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為依據，參照部門規章和地方政府規章。「依據」意味著人民法院審理案件時，對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僅享有適用權，沒有審查權；「參照」則意味著人民法院對於規章享有一定的審查權；只有規章「合法」時，才可以適用。如果認為法院可以拒絕適用違法的法規，那《行政訴訟法》的「依據」和「參照」的區分就沒有任何價值。

其次，《立法法》第90條規定：中央軍事委員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認為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同憲法或者法律相抵觸的，可以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書面提出進行審查的要求，由常務委員會工作機構分送有關的專門委員會進行審查、提出意見。這里《立法法》並沒有列入規章，對此不應該理解為是一種疏漏。它正好說明了，《立法法》的這一規定是和《行政訴訟法》第52條、第53條的規定是相契合的。對於規章，法律適用機關可以通過拒絕適用的方式進行有限的審查；而對於法規，當與憲法、法律相抵觸時，則只能是請求全國人大常委會進行審查，不能直接拒絕適用。

可見，我國《立法法》僅授予法院對於法規違法（憲）的確認權，但沒有給予法院對於法規如同規章般的、個案的拒絕適用權，更沒有撤銷違法（憲）法規的權力。

基於以上認識，法院在適用法律的過程中對越權立法應當作如下處理：對於越權制定的規章，可以拒絕適用，與此同時，可以申請有權機關予以撤銷；對越權制定的法規，則應當逐級上報，最後由最高人民法院按照《立法法》第90條的規定申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進行審查。

四、越權立法撤銷決定對司法裁決的效力

現在需要考慮的是，有權機關撤銷越權立法決定的法律效力問題。依據《立法法》第87條的規定，越權立法可以由有關機關改變或者撤銷，但撤銷的效力究竟如何沒有規定。撤銷決定向將來發生法律效力，被撤銷的越權立法不再作為民事活動、行政行為和法院裁判的依據，這應該沒有問題。有問題的是，如果案件涉及的事實發生在撤銷決定作出之前，但該案件的審理尚在進行中，撤銷決定對其有無拘束力？更有甚者，如果基於該越權立法作出的判決已經發生效力，撤銷決定能不能成為申請再審的法律依據？簡言之，撤銷決定有沒有溯及力？如果有，溯及至何種的程度？這就需要對法不溯及既往原則作一番考察。

『貳』 法定代表人越權行為是怎麼規定的

法律分析：越權代錶行為就是超越法律對代表許可權制的行為、超越公司章程對代表許可權制的行為和其他內部決議對代表許可權制的行為等。法定代表人實施的越權行為，相對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其超越許可權，訂立的合同不發生效力。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 第五百零四條 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非法人組織的負責人超越許可權訂立的合同；除相對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其超越許可權外，該代錶行為有效，訂立的合同對法人或者非法人組織發生效力。

『叄』 公司董事越權行為如何處理

公司董事越權行為，若是對方沒有任何過錯，則由公司承擔責任。公司可以要求越權的董事承擔相應的責任。根據相關法律規定，董事的任期是三年，可以連選連任。
【法律依據】
《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二條
行為人沒有代理權、超越代理權或者代理權終止後，仍然實施代理行為，相對人有理由相信行為人有代理權的，代理行為有效。
第一百七十六條
民事主體依照法律規定或者按照當事人約定，履行民事義務，承擔民事責任。
第一百七十七條
二人以上依法承擔按份責任，能夠確定責任大小的，各自承擔相應的責任；難以確定責任大小的，平均承擔責任。

『肆』 越權行為的修正

越權行為原則從其誕生之日起其合理性就一直受到置疑，學者們屢屢建議廢除它，律師們在起草公司章程 目的性條款時則盡可能廣泛而詳盡地羅列公司的目的或權利，法官們在審理公司越權糾紛案件時為避免濫用越權規則所造成的不公正結果，也盡可能地對公司目的性條款作廣義解釋，從而在事實上也就擴大了公司能力。但是越權行為原則的適用在判例法上仍然存在著巨大的不確定性，對這一原則進行改革也就顯得愈加迫切。於是，近代以降，各國公司法紛紛對此原則進行修正。以英國為例，《1985年英國公司法》第 35條規定：對於善意第三人來說，董事決定的任何交易都被認為是在公司的能力范圍之內，董事為公司設置義務的權力不受公司章程的限制。與公司交易的第三人沒有義務去調查公司的權利能力以及公司股東權力上的限制，只要沒有相反證據，即被推定為善意。《1989年英國公司法》則更進一步在第108條規定，公司章程對公司目的事業的任何限制，都不足以影響公司具體行為的有效性。如果公司某一行為已經生效並引起一定法律義務，法院亦不得否認這一行為的有效性。由此可見，英國實際上已經放棄了越權原則。
由於修改法律對各國來說均非一日之功，往往要經過復雜的程序，而現實生活又是不斷變化的。因此，許多國家在通過修改公司法廢棄越權行為原則的同時，也通過使用一種彈性十足的目的性條款對越權行為原則加以限制，使公司在經營活動中不致陷入越權行為的「汪洋大海」之中。這種條款主要包括：
第一，一般性條款（GeneralClauses）
一般性條款僅僅宣布公司的宗旨是「從事一切合法商事行為」，對公司的權力並不具體列明而只做概括性、一般性的陳述。因而，對於第三人來說，很難准確知悉公司的權力范圍。同時，一旦發生糾紛，法院必須對某一行為是否為公司章程所允許即是否是「合法」的公司行為做出判斷，而這是很棘手的一項工作。英國公司法對此提出以下原則：「越權原則應合理地而不應超出常理以外來理解和應用，凡情況可視為與某些情況的發生有偶然的聯系，或者是由於某些事情發生必然導致的結果，而這些事情又為立法所許可，則不能用司法解釋把它判為越權。」
第二，多目的性條款（MultiplePurposesClauses）
多目的性條款是指公司在其組織章程中列入兩個以上公司正在從事或將要從事的經營活動項目，作為公司進行活動的依據。這種條款一方面給予公司交易以很大的自由，避免目的性條款過於單一而陷入越權無效問題之中；另一方面又為公司開展新的交易提供方便，克服了公司在情勢有異時不得不修改章程帶來的麻煩。不過，多目的性條款也存在缺陷：⑴文字表述過於冗長，影響了公司章程所應具有的語言的簡潔性、內容的精確性和結構的緊湊性等特點；⑵各個目的在公司法上的地位如何，其效力有無差異？這是多目的性條款在實踐中經常遇到的問題。英國法院為解決這一問題，採取了「主要目的條款」的原則。根據這一原則，公司章程如採取多目的性條款作為其宗旨，在闡述公司的主要目的之後，還必須用一般性的詞語來表示公司權力的廣泛程度，而這種廣泛的權力只有在必要時或與達到主要目的有關時，才能加以運用。因此，如果一家公司在其主要目的未達到時，不能把次要權力作為主要目的而繼續進行經營。當然，公司可以在章程中聲明，宣布其多目的性條款所載明的各種權力均為公司的主要目的，如果它們之間並無矛盾，則這種聲明是合法有效的。
第三，「混合性」條款（MinglingClauses）
「混合性」條款是指在涉及公司越權糾紛時，律師可以援用經常出現在公司組建大綱中的一項「混合」條款。這一條款允許公司從事那些對公司來說似乎與特定的宗旨有關而且能很方便地從事的業務。不過，對於這種條款，從理論界到司法實務都存在很大爭議。
從各國對公司越權行為原則紛紛加以限制、修正甚至廢棄可以看出，立法者的立法取向隨著社會的進步已發生了變化：從保護靜態的「享有的安全」到保護動態的「交易的安全」，從片面的公平走向公平與效率的協調統一。這種轉變乃大勢所趨，任何國家概莫能外。對越權原則的適用由嚴到寬，以致逐漸廢棄，正是這種轉變的具體表現。

『伍』 什麼屬於越權行為

法律分析：行政越權是指行政機關及其公務人員超越法定的權力及其限度而作出了不屬於自己行政職權范圍的行政行為,或者非行政機關的組織及其人員在無法確定授權或委託(包括超越授權或委託)的情況下而越權行使行政職權的行為。

法律依據：《國務院關於印發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的通知》 4.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則。依法行政必須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三者的有機統一；必須把維護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政府工作的出發點；必須維護憲法權威，確保法制統一和政令暢通；必須把發展作為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堅持以人為本和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必須把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有機結合起來，大力推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設；必須把推進依法行政與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轉變政府職能有機結合起來，堅持開拓創新與循序漸進的統一，既要體現改革和創新的精神，又要有計劃、有步驟地分類推進；必須把堅持依法行政與提高行政效率統一起來，做到既嚴格依法辦事，又積極履行職責。

『陸』 越權行為有效還是無效

法律分析：需視具體情況而定，通過授權進行的法律行為通常存在代理關系。需要區分是無權代理還是表見代理，如果是表見代理的情況，通常不能違抗善意第三人，法律行為通常是有效的。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

第一百七十一條 行為人沒有代理權、超越代理權或者代理權終止後，仍然實施代理行為，未經被代理人追認的，對被代理人不發生效力。

相對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內予以追認。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視為拒絕追認。行為人實施的行為被追認前，善意相對人有撤銷的權利。撤銷應當以通知的方式作出。行為人實施的行為未被追認的，善意相對人有權請求行為人履行債務或者就其受到的損害請求行為人賠償。但是，賠償的范圍不得超過被代理人追認時相對人所能獲得的利益。相對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行為人無權代理的，相對人和行為人按照各自的過錯承擔責任。

第一百七十二條 行為人沒有代理權、超越代理權或者代理權終止後，仍然實施代理行為，相對人有理由相信行為人有代理權的，代理行為有效。

『柒』 表見代表和越權行為是什麼

法律分析：表見代表是指法人或其他組織的法定代表人或負責人超越了代表許可權實施民事法律行為的，善意相對人基於一定客觀事實有正當理由相信其沒有超越代表許可權的，其代錶行為有效的制度。
越權行為是指法人、其他組織的法定代表人、負責人超越許可權訂立合同，除相對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其超越許可權之外，該代錶行為有效。相關法律承認了表見代理或表見代錶行為的效力。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一條 行為人沒有代理權、超越代理權或者代理權終止後，仍然實施代理行為，未經被代理人追認的，對被代理人不發生效力。
相對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內予以追認。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視為拒絕追認。行為人實施的行為被追認前，善意相對人有撤銷的權利。撤銷應當以通知的方式作出。
行為人實施的行為未被追認的，善意相對人有權請求行為人履行債務或者就其受到的損害請求行為人賠償。但是，賠償的范圍不得超過被代理人追認時相對人所能獲得的利益。
相對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行為人無權代理的，相對人和行為人按照各自的過錯承擔責任。

『捌』 法定代表人的越權行為

一、問題的提出
2009年9月20日，甲公司因資金周轉困難欲向某銀行借款300萬元。因甲公司與乙公司素有業務往來，甲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與乙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私交甚好，王某允諾以乙公司的名義提供保證擔保。10月10日，甲公司與某銀行簽訂了借款合同，王某以乙公司的名義與之簽訂了保證合同。銀行如約提供了借款。但是，甲公司並未依約還貸，乙公司也未履行保證義務。某銀行遂訴到法院，要求甲公司還款，並要求乙公司承擔連帶清償責任。
甲公司對自己的還款責任沒有異議。而乙公司提出，公司章程規定對外提供擔保必須經股東會議決定，否則擔保無效。王某在以乙公司的名義簽訂擔保合同時並未取得公司股東會的授權，故擔保行為損害了公司的利益，屬無效行為。
本案涉及的是一個比較典型的問題，即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權行為的效力如何認定。為對這一問題有一個比較全面和深刻的認識，本文從越權行為原則的演進、公司內部管理規定的效力、《合 同法》對法定代表人越權行為效力的態度等方面進行了闡述。
二、法人越權行為原則的演進
越權原則，亦稱越權行為無效原則，是指公司超越章程規定的目的和權力范圍所從事的行為歸於無效，交易對方不得請求強制執行，股東亦不得事後追認。英美公司法學者一般認為這一越權規則是1875年英國上議院在審理「阿西伯利鐵路公司訴瑞切」一案中確立的。傳統英美公司法上存在兩種越權行為：一是超越公司權力的行為（ultra vires the company）；二是超越公司董事會或股東會代理許可權的行為（beyond the authority）。狹義上的越權行為，指的是超越公司權力的行為。本文探討的是後一種越權行為。越權原則理論依據就是推定通知主義。這一理論認為，既然公司章程已在登記機關登記存檔，就等於告知了公眾該公司的目的和權力范圍，也告知了其對董事或代理人的授權，故推定一切與該公司交易的人都知曉該目的和權力范圍。若仍與其進行目的和權力范圍之外的交易，就屬於咎於自取，不得以不知情而主張該交易有效。該原則的初衷，一是為了保護股東，有效地約束董事或代理人的行為；二是保護交易相對人，促使其主動查詢公司的目的和權力范圍，維護交易安全。英美法系國家或地區全面移植了該原則，日本和我國台灣地區亦受其影響。
然而，隨著經濟的發展，越權原則的弊端日漸明顯。20世紀中葉以來，社會經濟條件發生重大變遷，市場競爭愈來愈烈，信息瞬息萬變，商機稍縱即逝，而越權原則往往讓董事或經理誠惶誠恐，畏首畏尾，缺乏創新精神，往往喪失商機，公司失去發展機會。同時，該原則的適用也增加了交易相對人的交易成本，而且，使得當事人難以對合同形成穩定的預期，徒增交易風險。為此，各國在立法方面或抑制該原則的適用，或明確廢棄該項原則。如英國1985年《公司法》第三十五條規定，由董事所決定的任何交易被視為公司有能力從事的交易，董事約束公司的權力不受章程或細則的任何限制。交易相對人沒有義務查詢公司的締約能力或公司對董事的任何權力限制，除非作出相反的證明，該第三人被推定為其行為是善意的。加拿大的《公司法》也廢止該原則，依該法第15-17條之規定，不僅公司行為不至於因超越章程所限定的目的而無效，而且明確廢除了推定通知制度。我國台灣地區的《公司法》也取消了目的外行為規則，同時，該法第三十六條明確規定，公司對經理職權的限制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
3、越權原則在我國的適用
越權原則在我國主要體現在狹義越權行為上，關於法定代表人越權行為的規定很少見。但是，自1999年合同法頒布後，這種狀況得到了改觀。該法第五十條規定：「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法定代表人、負責人超越許可權訂立的合同，除相對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其超越許可權的以外，該代錶行為有效」。
三、關於我國《合同法》第五十條的理解與適用
1、對「超越許可權」的理解
《合同法》第五十條「超越許可權」可以從三個層面去理解：一是指超越法人經營范圍，即狹義上的越權行為；二是指法定代表人雖沒有超越法人經營范圍，但超越了法人章程對其權力的限制；三是既包括超越法人的經營范圍，又超越了章程對其權力的限制。本文重點討論的是第二種情形。
2、如何理解「知道或應當知道」
即使在國外立法摒棄了「推定通知制度」的今天，仍有人認為，公司章程具有公示作用，如同法律一經公布即推定大家知悉一樣，章程一經提交公司登記機關，包括交易相對人在內的所有人都應知悉章程的內容，從而了解章程對法定代表人的權力限制。且不說國外立法是如何的，僅從我國立法看，這種說法就難以使人信服。首先，《合同法》第五十條本身就排除章程的公示效力。假如我們猜測立法者真有此意，那麼，會產生一個非常低級的立法錯誤——既然章程已登記公示了，就不會有人不知道了，那麼何來「知道或者應當知道」一說？其次，我國公司法僅將章程作為公司設立登記必須提交的文件，並未將之作為登記的內容。根據登記對抗原理，必須將登記的內容附在特定的載體上，才能起到真正的宣示作用。比如，公司法規定公司營業執照必須載明法定代表人、經營范圍、企業性質、注冊資本等內容，而且營業執照必須置於經營場所的醒目位置，以曉喻大家。這些都是公司與外界發生業務行為必不可少的，所以，均為公司法明令必須登記的內容。而章程約束的只是公司、股東、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是內部自治性規定，不具有對外效力。因此，其不具有公示性。
所謂「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應指哪些情形呢？筆者認為至少包括以下情形：一是交易相對人即是股東、董事或公司高級管理人員；二是法定代表人已將其無權代表一事告知了交易相對人；三是交易相對人從其他途徑獲悉法定代表人權力受限的事實。
一個比較有爭議的問題是，銀行能否作為「善意第三人」？
一種觀點認為，銀行不能成為「善意第三人」。其理由是：審查擔保公司的章程等狀況，不僅是銀行的商業習慣，更是部門規章的要求。商業銀行作為專業化的債權人，不同於非專業化的普通債權人，在締結擔保合同時，具有更高程度的注意。實踐中，絕大多數商業銀行在審查貸款及擔保時，都會審查其資信狀況，償還能力、章程、股東會或董事會決議等公司基本情況。2005年12月，中國證監會與中國銀監會聯合發布了《關於規范上市公司對外擔保行為的通知》，要求上市公司在辦理貸款擔保業務時，應向銀行業金融機關提交《公司章程》、有關該擔保事項董事會決議或股東大會決議原件、刊登該擔保事項信息的指定報刊等材料，銀行業金融機構也必須認真審核上述材料，否則，構成違規發放貸款。可見，銀行不但可以獲知章程的內容，從而知悉法定代表人的代表許可權，而且，有義務審查擔保公司的章程等情況。
上述觀點將銀行的謹慎行為與義務混為一談，曲解了《通知》精神。固然，銀行為了保證交易的安全，會盡可能地了解交易對方的資信狀況、償還能力，有的甚至會要求公司提供董事會或股東會決議，然而，這不能成為一項義務，法律沒有這項要求，合同更沒有這項規定。《通知》要求的是公司提供章程，而非銀行必須向公司索要章程，兩者完全不同。從維護交易秩序角度看，如果將獲悉章程內容作為第三人的一項義務，必將增加交易成本，也不符合市場經濟規則。市場經濟下，機遇稍縱即逝，強調交易雙方保持高度的謹慎和注意，交易雙方的心理負擔重，交易程序復雜化，交易成本相應增加。退一步說，假如法律法規認為，第三人負有審查對方公司章程的義務，那麼，該審查究竟是形式審查，還是實質審查呢？而且，又該如何區分形式審查和實質審查？如果是形式審查，即只要公司提供股東會或董事會決議就行，而不問決議是否真實；如果是實質審查，還要審查決議的程序是否合法，是否合章程？股東會成員或董事會成員簽名是否真實？如果是委託，還得審查委託是否真實？相比較而言，形式審查更具有可行性，而實質審查不僅在理念上行不通，在實踐中更是無法操作。因為，社會實踐千變萬化，人們往往不會按部就班，按常規出牌，形式上存在瑕疵的情形應是隨時會發生的，如何處理瑕疵的問題又會使第三人對交易信心不足，最終可能使交易流產。所以，不論是形式審查還是實質審查都將給交易相對人產生巨大的心理負擔，不利於交易發展。
3、如何理解「推定善意制度」
通說認為，我國合同法第五十條規定的「除相對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其超越許可權的以外，該代錶行為有效」確立了「推定善意制度」和「表見代表制度」。表見代表與表見代理規定兩者存在很大的區別。主要表現在：前者適用推定善意制度，而後者需要有理由相信行為人有代理權，這種理由必須是客觀存在的；在程序方面，表見行為人地位優劣明顯。同樣是表見制度，為什麼表面上存在如此大的差別呢？筆者認為，兩者其實沒有差別，其法理依據都是行為外觀主義。之所以存在差別，是因為表見代表制度隱含了一個重要的前提即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是根據法律或者法人組織章程的規定，代表法人行使職權的負責人。法定代表人是法人的執行機構，法定代表人的職務行為由法人承擔民事責任。盡管法律上對法定代表人的職務行為和個人行為作了區分，但是，實踐中，交易相對人很難區分法定代表人的行為是職務行為還是個人行為。這些就是「推定善意制度」和「表見代表制度」的法律和現實基礎。按照表見代理制度的規定，行為人擁有「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就足以使人相對人相信其有「代理（表）權」。
4、超越許可權的行為不存在違反法律強制性或禁止性規定導致無效的情形。
《合同法》第五十條之規定的越許可權的行為，與表見代理行為一樣，不存在違反法律強制性或者禁止性規定而導致無效的情形，而且，也沒有違反國家限制經營、特許經營、行政法規禁止經營規定，否則，不管相對人是否善意，該行為仍然是無效。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十四條規定，「強制性規定」系指效力性強制性規定，而非管理性規定。
四、結語
法定代表人越權行為之效力認定，歸根結底是法律對公司股東和第三人之間的利益平衡問題，當然，若越權行為違反了法律法規的效力性強制規定，那就還涉及到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保護問題。《合同法》第五十條從維護交易安全出發，著重保護善意第三人的利益，是經濟發展的需求，是歷史的選擇，表見代表制度還有利於公司完善內部監督機制，促使法定代表人更加忠實地履行職務。因此，法定代表人超越許可權的行為一般有效，只有該行為違反了效力性強制規定或限制經營、特許經營、行政法規禁止經營規定，該行為才無效。就本案而言，王某的行為盡管違反了《公司法》的強制性規定，但是該規定為管理性規定，違反該規定並不當然導致行為無效。王某的行為也沒有其他導致無效的情形，因此，擔保合同有效。公司及股東合法權益的保護完全可以通過追究法定代表人的賠償責任來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