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層司法所調研

1. 如何加大對基層司法所工作的宣傳力度，樹立良好形象

鄉鎮司法所是我國基層政法組織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化解民間糾紛、普法依法治理、社區矯正和幫教安臵、提供法律援助、維護基層社會穩定、構建和諧社會等方面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是司法行政工作的基礎。
但就目前的狀況來講，基層司法行政工作的落實問題不免讓人擔憂，鄉鎮司法所職能的發揮和作用的凸顯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受限，這其中不免有很多現在還無法排除的制約因素，比如說：基層司法行政隊伍思想不穩，領導重視不夠，影響基層司法行政工作的發展；政治待遇低，工作條件差，影響基層司法行政人員的工作積極性；機構管理不順，業務素質不高，影響基層司法行政的工作效率等。由於種種原因，導致鄉鎮司法所的工作難以展開甚至不願展開，如此下去，基層司法行政工作的作用便無法彰顯，更甚者會形成越不實施越沒有效果、越沒有效果便越不實施的惡性循環。作為一名鄉鎮司法助理員，通過一年多的工作，我對鄉鎮司法行政工作基本情況及發展中存在的問題進行了調研，現就結合自身經歷淺談一下如何將基層司法行政工作落到實處，發表些自己的看法與建議。
一、正確認識工作職責，提高思想認識。要把工作落到實處，真正的展現自身工作的價值和意義，明確職責、提高認識是基礎。尤其是一些新進入基層司法行政系統的公務員和一些年輕公務員，首先應該盡快熟悉和習慣鄉鎮司法工作，明確自身工作職責，通過各種渠道，對本職工作有一個全面的了解。其次應該認識到司法工作的意義，結合自身的實際，提高思想認識，全心全意把工作做好，能真正體會到工作的快樂和價值，做到踏實工作和自我實現的統一。但在現在這個物慾橫流的社會，越來越的人只講享受，不講奉獻，甚至連自己的本職工作也不認真做好，總有這樣那樣的抱怨，思想產生了偏差，似乎拿工資是天經地義但卻忘了這工資得來的緣由。目前我國大多數鄉鎮司法所工作條件差、政治待遇底，這就要求鄉鎮司法工作人員能夠更加經得住考驗和鍛煉，能夠克服不利條件，確實意識到自身工作職責，能夠在其位謀其職做其事，踏踏實實的把工作做好。工作沒有高低貴賤之分，各種工作有各種工作的運行開展方式，如果大家都能兢兢業業的把自己的本分工作做好，那麼其實他的工作就已經落到了實處，這也就是一種貢獻。我們不要總是只計較工作給了我們什麼，而要多想想在自己這個崗位上，真正的做了什麼。
二、加強業務學習，熟練的處理工作方面的問題。明確了自身的工作職責，有了較高的思想認識，還得有較強的業務知識和技能，這是真真正正落實工作的有力保障。只有綜合素質和履職能力不斷提高了，才能避免有心為之而無力的尷尬局面，才能避免成為雷聲大雨點小的映照。各司法所要承擔開展人民調解、社區矯正、安臵幫教、普法和依法治理、法律援助、參與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等多項工作，還要完成上級司法行政機關和鄉鎮黨委政府的交辦的其他有關工作，上級職能部門是多人在做同一工作，具體到司法所，是一人做著多項工作，要逐一履行上述職能，做到扎實有效，難度增大。故要能在人少事多的情況下完成好各項工作任務，只有不斷的提高自身的業務素質和技能，才能有條不紊、游刃有餘的處理各項事務，不至於出現一片混亂的局面。如此，在知識日新月異、時代步伐不斷加快的今天，我們應該經常性地參加范圍不同、層次不同的專業培訓、業務交流等活動，通過活動，不斷加強學習、交流，不斷提高司法隊伍的思想素質、業務能力，為切實落實基層司法所的工作提供強有力的戰鬥力。
三、加強交流合作，提高基層司法行政工作的可操作性。基層司法所工作，有的職能是司法所和其他部門的共同職責，司法所只是起到協調作用。這看似是司法所地位的提高，實則是司法所工作的難點，難在可操作性，如目前的矛盾糾紛排查工作與信訪工作和人民調解工作互相交織，難以明確各自的職責范圍，綜治辦、信訪辦、司法所分別要對各自的上級主管部門負責，由於機構多頭設臵，具體工作分工不明，給工作協調帶來不必要的麻煩，造成工作力量相互抵銷，無形中加大了工作量，降低了工作效率。又如安置幫教工作，單靠司法所是很難開展工作的，而上級部門的有關文件又規范得過於籠統，對由誰管、誰來抓、抓什麼、怎麼抓等沒有作出具體規定，並且缺少相應的制約措施，無法形成合力。故基層司法所更應注重與相關單位部門的協調溝通，可分工、可合作、可協助，以方便、高效的完成工作任務為目標。除此之外，鄉鎮司法所還要處理、協調好上級司法行政機關和鄉鎮人民政府的雙重領導，進一步理順、完善司法所管理體制，杜絕被出現「管事情不管人，管人不管事」的不合理局面，雙重管理的體制會讓我們迷失方向。在局裡，要求我們和鄉鎮溝通，這是你們鎮上的事情；在鎮上，你們要請局裡想辦法，這是你們局裡自己的事情。從而，溝通交流協調、加強基層司法行政工作的可操作性對於基層司法所來說顯得尤為重要，這是落實工作必不可少的要素。

2. 如何更好發揮司法所職能作用的調研

院調研的開展最主要的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加強。
第一、是要堅持正確導向突出司法調研工作重點
應始終堅持「服務大局、服務審判、服務決策」的「三服務」工作方針，不斷強化司法調研工作的針對性和實效性。首先要堅持把司法調研工作作為提升法院工作依法服務大局成效的重要基礎，只有充分認識到調研工作的重要性，才能在審判實踐中切實利用好、開展好調研工作，要突出調研工作的實用性，形成以審判帶動調研，以調研促進審判的良好格局。其次是要堅持把司法調研工作作為增強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的重要手段。始終堅持「司法調研是更高層次的審判」這一工作理念，把提高審判質量、效率和效果作為司法調研工作的著力點，深入研究審判工作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重點課題深入開展調查研究，積極轉化調研成果，有力促進了審判工作質量和水平的提高。在司法調研工作中，應既著力解決突出問題，又注重總結典型經驗。第三是要堅持把司法調研工作作為謀劃法院工作科學發展的重要依據。由於調研工作所針對的問題具有典型性和並且是針對本單位的實施情況，因此具有重大的參考價值和意義。在作出重要決定、召開重要會議、部署重要工作、下發重要文件前，都結合實際開展調查研究，周密論證，確保決策的科學性、可行性。
第二、要充分發揮司法統計分析作用
司法統計以最真實的數據反映司法審判執行工作中存在的問題，是第一手的資料，通過對司法統計數據的分析可以更好的說明問題，並尋找到最佳的解決方案。一是要以信息技術為依託，不斷豐富統計數據資源，增強對第一手資料的佔有能力。司法統計分析的最大特點在於用數據說明問題，分析原因，因此要講司法統計工作和調研工作有效結合起來，避免資源的浪費。二是以整合資源為手段，充分發揮各方合力優勢。一方面要針對調研人員擁有較深法律理論功底、業務庭法官具有豐富審判實踐經驗、統計人員掌握大量案件數據和統計方法的特點，著力通過有效組織協調，使這三部分人員優勢互補、形成合力，從而不斷提升司法統計分析的質量；另一方面是以服務實踐為目標，有效實現成果多元轉化。始終將司法統計分析的成果轉化作為檢驗和評價司法統計分析成效的重要指標，一方面將「決策之前，統計先行」予以制度化、常規化，充分發揮司法統計分析對法院管理和決策的參考作用；另一方面，著力豐富成果轉化的形式，拓寬轉化的途徑和渠道，做到「人盡其才，文盡其用」。
第三、抓制度抓機制實現調研工作科學規范化
科學的工作機制和健全的管理制度，是實現法院調研工作科學化、規范化的重要保障。應從兩個方面著手建立健全調研機制：一是調研工作計劃和考核制度。應當按照上級法院的部署並結合本院實際，制定年度調研工作計劃及具體工作方案，這樣可以清晰的認識到本年度的工作任務和方向，有針對性的開展調研工作。二是調研工作組織協調機制。要注重發揮研究室作為專職調研機構對全院調研活動的組織、協調、指導、引領作用，形成研究室牽頭、相關審判業務庭和其他庭室參加、全體人員共同參與的調研工作新格局。三是調研激勵機制和經費保障制度。出台一系列鼓勵調研的政策，在人、財、物等方面對調研工作適當傾斜，把調研工作同幹警的考核、獎勵、職務晉升等切身利益掛鉤，納入崗位目標責任制考核范圍，形成責任到庭與責任到人相結合、精神鼓勵與物質獎勵相結合、獎勵與懲罰相結合的管理機制。五是調研成果轉化及利用機制。建立調研成果評價制度和效率快、層次高的調研成果轉化機制，依據調研成果的表現形式和成果轉化情況對其進行評價，並進一步規范調研成果轉化的方式、程序。
第四、堅持調審合一強化服務審判的職能
審判與調研並重，是我院歷任領導班子的共識和一貫作風，始終強調讓調研為審判工作提供依據，為領導決策提供參考，為法院改革提供思路，在指導思想上，堅持「一個統籌」，落實「四項覆蓋」。「一個統籌」——統籌調研和審判工作。深刻認識調研工作與審判工作之間的和諧互動和共生。一方面，圍繞審判中心找准調研的切入點，從司法審判反映的難點切入，從法律適用的困惑點切入，從統計數據的異常點切入，使調研工作更多地貼近審判實踐，更多地貼近工作中存在的問題，更多地貼近基層，服務於審判的需要。另一方面，審判工作為調研提供源頭活水，使調研源於實踐又高於實踐。調研工作本身就是審判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貫穿於審判活動全過程，統籌審判與調研，是司法審判活動的特有規律，更是人民司法事業不斷發展的客觀要求。「四項覆蓋」即實現調研對個案審理、審判管理、審判指導和審判延伸的全覆蓋。一是調研覆蓋個案審理。可以確保法官在遇到法律難題時，及時根據輕重緩急予以啟動，為案件正確裁判提供智力保障，尤其有助於把好重大、敏感、復雜案件的質量關。二是調研覆蓋審判管理。審判質量效率評估體系是我院進行審判管理的主要手段之一，近年來，在調研基礎上，我院改進信息反饋方式，將該體系細化、落實到每位承辦法官，定期在全院組織召開案件質量效率講評會，並增加反映審判效果的若干指標，使這一體系真正成為審判工作的「風向標」和「晴雨表」。通過調研，我院進一步完善司法統計台賬，實行統計周報、審判工作情況月通報和季度通報制度，變滯後、靜態的司法統計工作為主動、前置的管理手段。三是調研覆蓋審判指導。針對案件審理反映的熱點、難點問題，開展專題研究，制訂執法規范性意見，統一執法尺度，規製法官的自由裁量權，並逐步探索符合中級法院審級的案例指導制度，力求「同案同判」。制訂案件審判、執行各流程環節的規范指引，確保「陽光審判」。四是調研覆蓋審判延伸。將調研的觸角延伸至裁判之外，通過拓展多種調研載體和平台，全面展示我院法官的職業素養和執法水平。

3. 談談你對基層勞動保障工作的意見和建議你將如何做好這項工作

近年來，基層勞動平台建設克服種種困難，取得了一定成效，為構建和諧社會和推進縣域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做出了一定的貢獻。但是在勞動保障事業不斷發展、城鄉統籌不斷推進的新形勢下，現有的基層勞動保障工作平台還面臨一系列的問題，很大程度上制約了勞動保障工作的進一步發展，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機構建設發展不平衡。由於缺編制少經費，基層勞動保障工作的開展普遍存在機構不健全、人員不到位的問題以及無錢辦事的現象。比如，按政策要求，各基層勞動保障工作站應設專人負責退休人員社化會管理工作，設專人負責勞動監察協管工作等，但由於人員缺位，各類專項勞動保障工作基本上由勞動保障協理員兼職在做。這與勞動保障統籌城鄉發展的要求不相適應，各類專項勞動保障工作在基層缺少有效抓手。勞動保障工作不但沒有加強，相反還有所削弱。

（二）工作人員存在多頭管理。目前大多數區縣鄉鎮勞動保障機構人員是雙重身份，一方面受到街道辦事處居民委員會領導，另一方面受上級勞動保障部門領導，身分尷尬，工作中有阻力。工作中承辦的是各區勞動保障部門交辦的各項工作，但在工作中又難免有些問題要受到街道辦事處居民委員會的影響和干涉。他們不但要承擔繁重的勞動保障業務工作，而且還要承擔街道辦事處居民委員會分配的各項其他工作任務，不能做到專職專用，精力容易分散，區級業務主管部門不便規范管理，對勞動保障工作任務的完成帶來了一定影響，不利於基層工作人員的成長進步和發展。

（三）任務繁重，人員緊張，隊伍不穩定。目前全市各街道勞動保障事務所僅有1名主管為正式編制人員，各社區勞動保障平台工作人員均無編制。他們除了兼職做勞動保障工作，還承擔著其他大量的居民委員會工作。因此存在經常變動的問題，好不容易剛剛對勞動保障工作有所熟悉，就又離開了勞動保障工作崗位，更迭頻繁，導致工作隊伍不穩定，難以保證勞動保障業務的有效的開展，致使勞動保障工作經常處於被動狀態，工作難以正常開展。另外，由於工作人員本來就缺，還有部分人員被街道辦事處抽調到其他部門工作，致使大多數鄉鎮勞動保障機構普遍存在著人員少、任務重、壓力大的問題。很多基層勞動保障一名工作人員服務的對象就是2、3千人，甚至是4、5千人，工作量之大是可想而知的。

（四）人員待遇低和工作經費「缺位」。目前，大多數鄉鎮勞動保障所工作人員屬事業編制，其工資雖由財政解決外，基層社區勞動保障工作人員的每月工資僅894元，生活十分清苦，維持個人的基本生活都較困難，更不要說養家糊口了，過低的收入嚴重影響了勞動保障專管員的工作積極性，致使工作人員工作不安心，工作人員頻繁更換。另外，鄉鎮勞動保障機構承擔著轄區內勞動就業、社會保障等民生事業發展的重擔，沒有收費項目，沒有預算外收入，縣級財政除負擔工作人員工資福利外，工作經費沒納入財政預算。單純依靠上級補助支撐工作運轉。工作人員津補貼得不到保證，養老保險視同繳費，存在「干保障的人沒保障」現象，工作不安心。

在調研中，我們的基層社區勞動保障工作人員李先生如是說：「社區勞動保障工作站是落實再就業政策的前沿，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前沿。一直以來，社區勞動保障工作站承擔著失業人員就業援助與安置、勞動力資源的摸底調查及其動態管理、宣傳黨和政府的就業再就業政策、有針對性地開展就業再就業服務、城鎮居民醫療保險申辦、靈活就業人員養老保險擴面、失業金待遇審核、社會保險補貼申辦、小額擔保貸款申辦、企業退休人員的社會化管理、企業用工信息採集、勞動監察協管等多項重要職能。作為國家對下崗失業人員優惠政策的受益者和執行者，社區勞動保障協理員履行這些職責，需要掌握具有較高的業務知識和政策水平，良好的職業道德和政治修養以及面對面服務於群眾的社區工作技能。我們肩負著神聖的使命，把黨和政府的關愛與溫暖送到每個下崗失業人員的心中，形成一個關愛鏈、溫暖圈。我們是小人物，卻做著一件關系千家萬戶的大事。我們是人民的勞動保障協管員，是下崗失業人員的知音，是改革造就的特殊的人才。我們以真誠服務，無私奉獻，感動著他人，把社區勞動保障的平台建成了承載希望的平台、施展才華的平台，為民造福的平台！我們是享受社會關愛的一批人，卻時時把心中的關愛分享給更多的下崗失業人員，在基層服務的大舞台上充分展示了自己的聰明智慧，以堅忍不拔的毅力和辛勤的勞動汗水，解決了許許多多困擾人民生活的難題，得到了社會的尊重。我們的境界、我們的胸懷、我們的風度、我們的品行，贏得了一片喝彩聲。」

在調研中，我們的基層社區勞動保障工作人員李先生如是說：「由於勞動保障工作的專業性要求，市政府與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門通過報紙面向社會公開招聘勞動保障協理員，在市政府與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門的統一組織下，我們通過嚴格的筆試、面試程序，經過激烈的競爭，走上社區勞動保障協理員這一光榮的崗位，並通過努力學習考取了全國勞動保障協理員四級或三級等級證書。在工作中我們不辭辛苦，及時承擔了大量繁重的再就業援助工作，為國家的各項再就業優惠政策在最基層的落實，為維護社會和諧穩定，促進經濟發展發揮了無可替代的積極作用。每年，僅社保補貼和城鎮居民醫保兩項工作每名勞動保障協理員經手的現金就達幾十萬，甚至數百萬。而這兩項工作僅占我們全部工作的一小部分。由於我們是在基層服務，使用的是社區的辦公場所，接受的是街道辦事處的管理，同時由於街道辦事處委主任的素質良莠不齊很難承擔工作，因此一些社區居民委員會的工作也落到了我們的身上。絕大多數協理員在干本職工作的同時，還要投入大量精力參與人口普查、經濟普查、低保、計劃生育、環境衛生勞動等上級安排的工作。我們不能說社區委主任的工作能力低下，把勞動保障工作納入網格化我們也理解，但是我們義務的承擔著份外的工作，不僅寄人籬下，更倍受歧視，卻是我們每一位勞動保障協理員所難以忍受的。我不能不說，我們每一位勞動保障協理員都是活雷鋒！」

在調研中，我們的基層社區勞動保障工作人員秦女士如是說：「我們直接面對的是最基層的群眾，很多熱點、難點問題都要我們直接去處理。工作的性質決定了我們必須有較高的政治素質和業務素質。就是這樣一支隊伍，今天我們卻被涉及切身利益的工資待遇問題所困擾著。我們很多人原來在企業中是有豐富實踐經驗的技術工人、技術幹部和擔任領導職務管理人員，我們中不乏大學生、具有中級會計職稱的人員、原來在企業中從事主管的高級管理人才，很多人通過全日制、自學考試學習等多種形式取得高等教育學歷，也有很多人原是全民固定工或全民企業幹部。我們從事這一崗位是因為認識到隨著政府職能的轉變，服務基層人民百姓的重要性，認識到國家關注民生服務民生的重要性。我們願意用自己的所學和所能為社會保障工作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我們的工作性質是高尚的，工作內容是辛苦的，工作待遇卻是最差的。老百姓說我們干著公務員的工作，卻不知道我們連最低生活保障的待遇都不如，包燒費沒有，住房公積金沒有，節假日更是連一分錢福利都沒有，有事必須干福利靠邊站，說出來都讓人心寒啊！有的居民更是直接說我們就是個臭要飯的。」

在調研中，我們的基層社區勞動保障工作人員趙先生如是說：「在經濟日益發展的今天，我們的勞動部門不斷的強調企業要遵守按勞分配，同工同酬，甚至在《勞動法》中也都明文規定了這一要求，但是在對於勞動保障協理員的工資待遇方面似乎仍停留在最低水平上。而且我們都獲得了從事這一崗位的相關資格證書，符合國家對這一職位的准入制度，但是卻為什麼不能夠享受國家有關崗位準入與職稱掛鉤的工資制度呢？我們一個月的收入除去自己應繳納的保險費後只有800多元，而這開到手的800多元，卻又很大一部分被我們用於往返於入戶調查及聯系居民群眾的通訊費以及購買辦公用品等。這樣的工資水平怎麼能適應現代化的生活水平需要，勞動保障部門就是要維護廣大勞動者的利益，但對於這么重要的專業化服務隊伍，就是用這樣廉價的勞動力為社會服務嗎？而且，這么多年來，我們的社會保險費始終是視同繳費，實際繳費為0，但我們卻被扣除了自己應繳納的部分。在法制社會的今天，作為勞動保障工作的基層服務人員，我們一方面宣傳著《勞動合同法》，宣傳著按勞分配、同工同酬；另一方面，我們卻連自身都得不到保障，真是可悲復可笑！雖說我們是公益性崗位，但我們中不乏大學生，具有中級職稱的人員以及原來在企事業單位從事主管的高級管理人才，我們不敢賒求和公務員同工同酬，但我們畢竟是用自己的辛勤勞動換取的勞動成果，使人民百姓能夠老有所養，病有所醫，生活得到基本保障，讓下崗失業人員感受到了黨和政府的關懷，重拾生活的信心，看到生活的希望和曙光。我們奉獻了自己的熱血，為社會保障工作貢獻了自己的一份力量，我們得到了人民群眾的認可和稱贊，我們欣慰，因為我們是新世紀最可愛的人。但是，我們得到的卻是如此低廉的回報，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還有著這么明顯的職業歧視和人權歧視，真是令人不解啊！」

在調研中，我們的基層社區勞動保障工作人員張女士如是說：「國家和政府也認識到了基層工作的辛苦與重要性，正在不斷的完善社區服務投入機制，社區居民委員會成員及其所聘用的服務人員的生活補貼、保險等福利待遇在不斷提高。但是同樣工作在基層第一線，比居委會的工作更重要、更辛苦的勞動保障從業人員卻成為了被政府遺忘的角落，每逢節日，居委會們拿到福利的心情舒暢，我們這些勞動保障協理員卻只能滿眼辛酸苦和淚。微薄的收入使很多人實在是無力維寄生活的重擔，不得不離開自己所深愛的這一高尚、神聖的工作崗位，很多人或轉到社區居委會或其它崗位工作，致使勞動保障隊伍流失嚴重。國家培養一個勞動保障協理員至少需要半年到一年的時間，到頭來卻只能任其流失。這不能不說是勞動保障事業的損失，是對國家為此投入資金的浪費。時下，農民工有人關注，企業職工有人關注，但為什麼從事民生大事的勞動保障協理隊伍卻被受冷落呢！」

在調研中，我們的基層社區勞動保障工作人員柳女士如是說：「勞動保障工作關繫到千家萬戶，直接涉及到廣大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基層，是實現小康社會的前提。一方面，各大媒體在報道「勞動保障協理員工作的悲劇化與公務員的貴族化」，另一方面卻不落實改善。協理員到處幫別人維權卻幫不了自己。我們熱愛這一崗位，是因為它能夠幫助人民、服務人民，我們在工作中任勞任怨是因為我們認識到勞動保障工作對百姓群眾的重要性，我們工作在第一線，深知上訪是最讓領導厭煩的事情，更深知社會和諧的重要性，我們也相信政府不是第一次聽到我們的呼聲。我們由衷地希望政府在為其他財政供給人員不斷增資的同時能夠考慮一下我們，讓我們能夠不再為積極付出的同時因不能養家糊口而肝腸寸斷，不再為因勒緊褲腰帶也無法支付的取暖費而緊鎖愁眉，不再因不堪設想的未來而欲哭無淚。」

在調研中，我們的基層社區勞動保障工作人員李站長如是說：「我們認為，勞動保障協理員是受聘於勞動與社會保障局，依其行使的公益職能應屬於事業單位，但卻不享受事業單位編制的一支特殊隊伍，那麼政府就應該參照事業單位來管理。我們深知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也在加大協調力度，關心勞動保障協理員的福利待遇和成長，我們相信政府一定能夠從穩定基層勞動保障工作隊伍出發，激勵勞動保障協理員為改善民生提供優質公共服務，促進我市勞動保障基層服務水平再上新台階。」

三、對策建議

針對以上問題，那麼基層基層勞動保障平台應該如何發展？如何建設？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幾方面提出幾點膚淺建議:

1、按照統籌城鄉發展的要求，把基層勞動保障工作平台建設擺上重要位置。一是加強政策宣傳，讓各級領導和相關部門認識建設基層勞動保障工作平台的重要意義，了解國家、市上對基層勞動保障平台建設的規定和要求，充分認識加強基層勞動保障平台建設對於加快城鄉統籌，改善民生，促進地方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二是將基層勞動保障平台建設作為一項重要指標納入政府目標考核，通過考核促使鄉鎮政府把鄉鎮勞動保障工作平台建設這項工作擺上突出的位置，抓緊抓好。

2、建立縣級業務主管部門對鄉鎮勞動保障機構實行「垂直管理」，減少他們的工作阻力。借鑒公安派出所、司法所、國土資源所等其他垂直管理單位的成功經驗，把基層勞動保障機構劃歸由勞動行政部門垂直管理，這既能穩定基層勞動保障工作人員思想，又有利於基層機構職能職責的發揮，避免了鄉鎮機構改革與基層機構建設的矛盾。

3、加強資金扶持，保障基層社區勞動保障工作站經費。勞動保障工作涉及民生，基層機構工作人員所承擔的就業服務、社保擴面、基金征繳、工傷協查、政策宣傳、勞動者維權等各項工作任務越來越重，服務范圍點多線長，工作成本逐年增加。應將基層機構的工作經費納入縣級財政統一預算，適當提高補助標准，重點傾斜支持基層機構，根據目標任務完成情況實行以獎代補，以彌補基層勞動保障工作人員待遇偏低的問題，讓他們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

4、加大對勞動保障工作平台的資金投入。一方面，要進一步提高各級黨委、政府對基層勞動保障工作平台在維護社會穩定上的認識，在政策、資金、物質上給予支持，並將專項工作補貼和平台建設補助經費直接核撥到街道社區勞動保障機構，各基層勞動保障機構對所有經費集中管理，統一使用，以保證正常運轉。

5、規范鄉鎮勞動保障工作機構，合理配置人員。開展鄉鎮勞動保障工作，首要條件是有機構辦事，有人辦事。一是要爭取上級編制部門的支持，明確鄉鎮勞動保障工作機構的性質和工作職能；二是要根據勞動保障工作的實際需要，合理配備專職工作人員。三是勞動保障工作專職人員不得由鄉鎮人民政府隨意抽調到其他崗位上從事其他工作，通過提高專職人員的比例，建設一支穩定的基層勞動保障工作隊伍。要逐步以專職取代兼職，以穩定的隊伍為基層勞動保障事業發展提供人才保證。

4. 鄉鎮司法所工作怎麼樣

人不過2-3，事情多如牛毛，本職9項工作，還要完成鄉鎮(街道)布置的工作，簡直焦頭爛額，上級只會胡上級，隱瞞基層的現狀，報喜不報憂。

5. 如何構建和諧警民關系調研分項活動問卷調查分析

警民關系是人民警察在提供治安服務過程中與人民群眾間形成的特殊互動關系。現今的社會現實中，由於受多重因素的影響，警民關系存在一定裂痕。 作為黨的群眾路線對司法機關工作的本質要求，構建和諧的警民關系不單純是公安機關、人民警察具體的業務要求，更是公、檢、法、司工作必不可少的有機組成部分。隨著司法隊伍職業化建設的推進，在日常的工作過程中我們看到，警民關系的失諧現象日益凸顯出來並阻礙了司法工作的順利開展，進而影響到社會穩定，為此市政協將警民關系作為重點課題進行調研。 本次調研採用有關部門座談會與調查問卷相結合的形式。座談會的主要內容：公安、檢察院、法院、司法局等部門負責人情況匯報（含對警民關系狀況的整體感受及評價的主要依據、改善警民關系主要應採取哪些措施）。調查問卷主要請被調查者選出對警民關系影響較大的選項。 本次調研由***和辦公室共同完成，共發放調查問卷2000份，回收有效問卷1830份，調查公檢法司工作人員400名、群眾1600名。為了使訪談民警的警齡和崗位分布比例與警察隊伍實際情況盡量一致，調查民警時採用的是抽樣調查法，調查群眾時採用的是隨機調查法。調查數據基本能夠反映客觀事實，具有一定的說明力。 根據調研方案將警民關系整體感受的結果歸納整理為和諧、基本和諧和不和諧三種評價，並將和諧和基本和諧視為警民關系

2 正常狀態，不和諧視為警民關系異常狀態。統計調查問卷結果發現，民警認為警民關系和諧和基本和諧的占 85.9%，而群眾認為警民關系和諧和基本和諧的僅僅占 61.4%。這說明民警對警民關系的評價相對樂觀，而群眾對警民關系現狀並不十分滿意。 一、警民關系現狀 目前，我市現有幹警848名，市民人數58萬，城區下轄15個鎮（街道、區），轄77個住宅小區，轄區內共有17個派出所、4個基層法庭、4個基層檢察室、13個司法所。和諧的警民關系是和諧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努力構建和諧的警民關系，對於切實維護群眾合法權益、提升司法工作水平、促進社會和諧穩定，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當前, 我市警民關系總體和諧、融洽，然而，由於經濟社會高速發展，各種矛盾凸顯，警民關系還存在一些不和諧現象，主要表現為以下幾種情況： （一）幹警與人民群眾之間的距離逐步增大。由於社會人財物大流動的客觀原因和一些群眾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以及求太平思想的影響，與以往相比幹警與人民群眾之間的距離在逐步增大。一是群眾面難見，基層民警工作時間來到轄區，一般很難找到需要熟悉的群眾，找人難成為基層民警的一件頭疼事；二是群眾門難進，不少群眾普遍認為警察找上門來沒好事，因此民警經常碰到這樣的尷尬事，人民群眾躲起來不願見民警，有時將民警拒之門外。三是找群眾了解情況難，不少群眾因怕打擊報復不敢或不願提供情況，在場的證人不肯提供證據，甚至有些受害人自認倒霉不願吐露真實情況。為了改善警民關系，公檢法等相關部門出台的措施有很多，辦法也不少。但做來做去能夠得到群眾擁

3 護和理解的廖廖無幾，每出台一項措施群眾要麼說司法機關想搞錢，要麼說司法機關在作秀，下去做工作的民警很難被群眾認同。例如，在「治理超載」、「嚴查酒駕」期間，為了取得實實在在的行動效果，市公安局派出了大量的警力上街巡邏、設卡、清查。整個行動期間取得了一些令人滿意的戰果，交通事故率也大幅度下降了，但群眾說是公安局要發獎金，所以出來抓人搞罰款。 （二）執法的不規范影響司法機關執法公信力。司法機關是國家重要的執法力量，其警務活動都與執法工作密切相關，執法並維護法律的權威是法律賦予人民警察的重要職權。 因此要求司法工作必須以法律為依據，以維護法制的權威和尊嚴為目的。近年來，一些地方因執法不規范引發了不少問題，甚至導致了群體性事件，使警民關系十分緊張。特別是在執法過程中，少數警察違法違紀、執法不公是造成目前警民關系緊張的最突出原因之一。 （三）警察隊伍老化、幹警素質與形象低差。當前，警察隊 伍出現嚴重老化現象。經調查，全市公安隊伍平均年齡44歲，平均工齡21年，其中35周歲以下的民警僅有36人，僅占總警力的5.9%。幹警的個人素質，特別是執法的素質、質量和水平直接影響到警民關系的和諧與穩定。近年來隨著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不斷深入，使我國執法環境建設取得了歷史性的進步，也使得公民的法律意識和法治觀念不斷增強，從而對警察的執法活動與個人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當前，警察形象與群眾的要求和期待存在著一定的差距。調研中了解到，法院的個別幹警吃了被告吃原告，有的幹警存在著服務不到位、態度蠻橫、吃拿卡要等現象，不僅影響了警察形象，也嚴重影響到警民之間的和諧關系。

6. 鄉鎮司法所如何做好群眾安全感滿意度

鄉鎮司法所應該做好群眾安全感，滿意度的調研以及安撫工作。一般情況下，鄉鎮司法所除了正常的法律普及以外，還應該重點關注群眾的衣食住行為，群眾提供便利。

7. 基層法律服務所目前現狀

基層法律服務所是最早於1980年底出現在廣東、福建、遼寧等地，主要是面向廣大農民群眾，調解生產經營性糾紛，並從事代書、解答法律咨詢等簡單的法律服務工作。自1984年以來經司法部、中央書記處都以會議和文件等形式再三肯定和推廣之後，在全國范圍內迅速發展起來，並迅速普及到大中城市的街道和廠礦企業。自1986年以後，在「鞏固、提高、完善、發展」的方針指導下，全國基層法律服務所呈急劇上升趨勢。截止1989年底，全國共有鄉鎮法律服務所29979個，擁有鄉鎮（街道）法律工作者90333人，全國鄉鎮法律服務所共調解糾紛1377624件，協助辦理公證1727265件，民事訴訟代理117013件，非訴訟代理235037件，擔任基層政府和企業常年法律顧問104073家，代寫法律文書594356件，解答法律咨詢3986602人次，挽回經濟損失212688萬元，各項業務比1988年均有較大幅度增長。 1990年代初，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決定》等有關文件則將基層法律服務所作為「政法基層組織」之一。
自90年代以來，鄉鎮法律服務所開始進入總結、整頓階段，基層法律服務所建設重點轉到了上等級、上水平、上質量、上效益的新階段。司法部先後頒布的《關於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等，確認了基層法律服務所近似於律師的廣泛業務范圍；司法部並統一頒發《鄉鎮法律工作者證》，作為法律服務工作者的資格認證或執業證書（但審查權實際上交給了由縣級司法局）；國務院物價局下發的《關於印發第二批〈國務院有關部門行政事業性收費管理目錄〉的通知》中，將基層法律服務所業務收費列為准予收費的項目。總體來看，90年代的整頓和改革強化了基層法律服務體系。1992年，全國鄉鎮法律服務所經過整頓撤消、合並驗收不合格的所加上新建的所，比整頓前增加1087個；整頓中辭退、解聘不符合條件的法律工作人員之後加上新招聘人員，比整頓前增加10467人；全國具有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鄉鎮法律工作人員佔13.8%，具有高中（中專）文化程度的佔62.3%，並有1205人已考取律師資格；很多法律服務所經過整頓，增加了服務業務的層次和范圍；法律服務所的各項規章制度開始健全，80%以下的所實行了掛牌服務和「兩公開一監督」制度；辦公條件和物質裝備也得到改善。 當時官方文件一致肯定，基層法律服務所在協助基層政府推進依法治理、化解基層矛盾、普及法律常識、整治涉法熱點問題等方面所扮演了重要角色，成為政法基層基礎工作的重要輔助力量。
然而，世紀之交似乎成為基層法律服務所命運的一次轉折點，抑制（或明揚暗抑）基層法律服務所的發展成為官方態度的主流傾向，基層法律服務所的職能、體制和目標在幾經調整後目前可謂撲朔迷離。2000年3月，司法部頒布《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和《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管理辦法》，規定「基層法律服務所按照事業法人體制進行管理和運作」，實行與鄉鎮政府司法所「政事合一」；同年8月，「國辦發（2000）51號」和「清辦函（2000）9號」文件則指出，法律服務所「不再屬於行政掛靠機構或事業單位，實行自主執業、自收自支、自我管理、自我發展的自律性運行機制，成為符合法律中介服務行業規則的合夥制執業組織形式」。嗣後全國各地深入貫徹《辦法》的精神，全面開展基層法律服務所清理整頓，要求各基層法律服務所與司法所按照上述規章進行脫鉤改制。自此，全國基層法律服務所的數量由持續上升趨勢急轉直下。截止2000年底，全國共有基層法律服務所34219個，較1999年減少1164個，不過，也許是慣性作用的影響，該年度全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總數為121904人，較1999年底仍增加2182人；業務量也有所增加，代理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比上年增長6.3%，擔任基層人民政府、村（居）委會和企事業單位常年法律顧問的比上年增長5.9%，其他業務也有所增加。然而到2001年，全國共有基層法律服務所銳減到28647個（較上年減少5572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總數為較上年減少13919人；服務業務除訴訟代理略有上升外，但其他業務都明顯下降。 2002年，基層法律服務所及服務人員數量繼續下降，服務所較2001年減少1758個，從業人員減少9444人。
二、基層法律服務所在基層法律服務體系中的角色
基層法律服務所在基層法律服務體系中的角色主是通過其與這一體系中的其他主體之間的關系來定位的。從這些關系中，也能夠或明或暗地了解對基層法律服務所的現狀評價和未來設計眾說紛紜的原因。
1.基層法律服務所與基層司法所-「一套人馬，兩塊牌子」的形成。
基層司法所作為一級司法行政機構產生於20世紀90年代中期，比基層法律服務所出現約晚10餘年，但基層司法所的職能產生與法律服務所產生幾乎是同期的。1981年11月，司法部《司法助理員工作暫行規定》規定了人民公社（鎮）、街道辦事處設立專職司法助理員，作為基層人民政權的司法行政工作人員，在人民公社（鎮）、街道辦事處和縣（區）司法局（科）的領導和基層人民法院的指導下工作。1996年6月司法部《關於加強司法所建設的意見》明確規定基層司法所的八項主要職能，其中包括指導管理基層法律服務工作，代表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處理民間糾紛。 1991年9月司法部《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也規定，鄉鎮法律服務所辦理各項法律服務業務，應當在本鄉鎮人民政府及其司法助理員（司法所）的領導下進行。由此形成的基層法律服務所和基層司法所的關系是：基層司法所是國家基層司法行政機關，基層法律服務所是社會團體，二者是管理和被管理、指導和被指導的關系；基層司法所經費來自國家財政，由國家核定編制，基層法律服務所經費自籌，自負盈虧，沒有固定編制；基層法律服務所為當事人提供服務可以收費，而基層司法所提供法律幫助不能收費。但從文獻中我們看不出司法所與法律服務所「兩塊牌子，一套人馬」的根據，結合實證調查所獲得的信息，我們了解到，早期的法律服務所所長就是司法助理員，司法助理員又成為後來的司法所所長，於是就形成兩所所長合一、兩所人馬合一、兩所工作職能合一的狀況。
2.基層法律服務所與律師事務所-「剪不斷，理還亂」的冤家。
十幾年前，律師事務所從行政機關逐步脫鉤獨立、完全走向市場（不過在許多農村基層，國營律師事務所仍是當地主要或唯一的律師事務所），時至今日，以鄉鎮、街道為據點的基層法律服務所也正按照同樣的思路開始與其行政主管機關司法所脫鉤、走向市場。根據2000年有關文件，基層法律服務所在完全脫鉤改制後與現有律師事務所體制區別不大，他們在執業過程中享有的權利和承擔的義務，與《律師法》中關於律師執業的權利和義務差別不大，其中包括在參加民事、經濟、行政案件的訴訟代理活動時，向人民法院查閱案件有關材料，並可根據承辦事項的需要，持基層法律服務所證明和《法律服務執照》進行調查，向有關單位和個人查詢、索取有關材料等權利，他們的義務中也同樣包括了「維護法律尊嚴與社會正義」、盡職盡責地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按規定履行法律援助義務等等。不過，基層法律服務所與律師事務所之間也存在明顯區別：（1）地域范圍：基層法律服務所主要服務於本區域農村、城市街道各基層單位和個人，而律師事務所則不受此限制；（2）業務范圍：基層法律服務所不能辦理刑事案件及與此相關業務，律師事務所則可以辦理包括刑事案件在內的所有訴訟和非訴訟業務；（3）執業資格：基層法律服務所從業人員要求取得專門法律服務工作者資格證書，由司法部統一組織考試進行資格認證；律師事務所執業律師要求通過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組織的全國統一司法考試；（4）收支制度：法律服務工作者必須按照各省物價局的規定由法律服務所統一收案、統一委派、統一收費，收費標准低廉，很多案件只收取成本費，有的甚至要求按照法律援助標准不收費；律師事務所收費標准相對較高。 法律服務工作者和法律服務所只需要繳納很低的年檢費，勿須繳稅；律師和律師事務所必須按特定標准繳納個人所得稅和管理費。
3.基層法律服務所與人民調解委員會-同一司法所領導下的職能交叉的服務實體。
根據1989年6月17日國務院發布的《人民調解委員會組織條例》，人民調解委員會是村民委員會和居民委員會下設的調解民間糾紛的群眾性組織，在由司法助理員具體代表的基層人民政府和基層人民法院指導下工作。人民調解委員會委員除村民委員會成員或居民委員會成員兼任外，由群眾選舉產生。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民間糾紛不收費，其工作經費和人民調解員的補貼經費由村民委員會或居民委員會自行解決（後規定調解成功的可適當收費）；在2002年9月最高法院司法解釋頒布後，人民調解協議的效力具有民事合同性質。但基層法律工作者主持達成的調解協議不具有約束力，只能靠雙方當事人自覺履行。當事人一方無故拒不履行的，法律工作者可以告知、協助或者受託代理另一方當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訴。不過，由於作為司法所所長的司法助理員的法定職責包括指導管理人民調解工作並參與重大疑難民間糾紛調解，在只有一名司法助理員的司法所，常常是「三塊牌子，一套人馬」，司法所所長兼任法律服務所所長和調解委員會主任，於是在具體案件中，上述區別意義就不大了。
三、基層法律服務所的社會評價與未來命運
基層法律服務所是基於社會需求而自發產生後，在一種沒有理論論證、沒有市場調查、沒有法律規范的背景下，依賴於政策和行政手段推動擴展的機制，因而它的生死成敗都對政策有很強的依賴性。至於我們特別關注的基層法律服務所的政策急轉直下的主觀原因，目前還沒有十分確切的官方依據。結合與高層官員的接觸和課題組自己的分析，基層法律服務所發展的無序狀態，加之近年來城市地區律師業的迅速發展和競爭日益激烈，基層法律服務所的種種弊端和劣勢日漸顯現出來，特別是低價競爭和劣質服務成為直接威脅基層法律服務所的存在價值的致命抨擊。司法行政管理部門高層領導的人事變動和思路變化，也是導致法律服務所在發展趨勢驟然變化的重要原因。
1999年9月至10月，司法部司法研究所組成4個調研小組，分赴北京、天津、上海、山東、江蘇、河南、陝西、甘肅、廣東、湖北共10省市，就律師事務所與法律服務所的設置、業務范圍的劃分等問題，進行了專題調查研究，聽取了數百名調查對象的意見，主管基層和律師的有關負責人以及基層法律工作者、律師從不同的角度發表了自己的意見。從調查組調查結果來看，法律服務市場存在一些突出問題：（1） 基層法律服務機構名稱混亂， 法律服務所、法律服務中心、法律事務所、法律服務站、法律咨詢中心、法律服務公司、法律咨詢公司等林林總總，五花八門；（2）法律服務所布局不盡合理。總體看來，城市偏多，農村偏少，老少邊窮地區則更少；（3）收費標准缺乏規范。由於部里對法律服務所收費標准沒有統一規定，收費根據只能依據一些省市出台的臨時性的收費辦法；（4）法律服務所設立的審批許可權不統一，有省市司法廳局批准成立的，有地區縣司法局批准成立的，還有非司法行政部門批准成立的，如省編委、省政府、省法制辦、省高院、省檢察院、省工商局、老齡委等等部門；（5）法律服務工作者的任職條件偏低。1987年司法部規定，具有高中文化和一定法律知識的人可以從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但由於在全國范圍內缺乏統一的任職資格考試，各地在掌握任職資格時隨意性較大；（6） 法律服務工作者隊伍急待整頓，主要是一些政法機關離退休人員，有的離退休年限不滿二年就進入法律服務機構工作，辦人情案、關系案，群眾對此反映較大；（7）法律服務所的管理有待規范，缺乏職業道德和執業紀律的規范和約束，等等。
盡管存在上述問題，社會各界對於鄉鎮一級保留法律服務所並無分歧；但對在城市的街道一級是否設立法律服務所分歧很大；關於法律服務所的業務范圍是否應當劃分、怎樣劃分，意見不一。然而，部分高層官員希望法律服務所走向市場、並在市場競爭中自生自滅的意向，已體現為行政結構變更，比如司法部管理法律服務所工作的基層處已由基層工作司調整到律師與公證工作司，基層法律服務所被納入與律師同類的管理體制。然而，這種似乎體現市場化和自治化的意向與高層領導的講話及文件精神並不一致。比如，2002年司法部頒布《關於加強大中城市社區法律服務工作的意見》和2003年司法部長張福森在全國司法廳（局）長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要求基層法律服務立足社區，親民近民、服務便利、收費低廉等特點，以及在滿足城市低收入階層和弱勢群體的法律需求等特殊作用出發，將大中城市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職能定位於「以街道社區為依託，面向基層、面向社區、面向群眾，提供公益性、非營利性法律服務」。我們無法想像，「公益性」、「非營利性」的法律服務與以營利為驅動和杠桿的市場化體制/管理模式如何兼容，我們更無法想像，一個既沒有政府支持、也沒有市場資金來源的基層服務機構如何實現「公益性」目標？合理的推測是，基層法律服務也許能夠依賴於「（立足）社區」而獲得社會捐贈，從而成為公益性和非營利性的法律服務機構？無論如何，對於農村基層法律服務所的前景如何定位目前尚未看到官方文件或講話，然而，官方、學者、以及與大中城市律師界較為接近的媒體卻基於不同立場和目標，正在設想由政府撥款的法律援助機構，和由政府操縱的「群體性自治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