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古典刑法

Ⅰ 誰幫忙介紹下德國德國19世紀著名法學家 馮·李斯特 的簡歷

國內刑法學和犯罪學專業文獻中常常提及馮·李斯特的著名的「馬堡計劃」（marburger programm），但好象還沒有人對「馬堡計劃」進行過研究和介紹。那麼，馮·李斯特的「馬堡計劃」究竟是個什麼計劃、其主要內容是什麼呢？

一、「馬堡計劃」產生的時代背景

當德意志刑法典於1870年問世時，具有完整體系的古典學派業已存在，其理論支柱是意志自由。古典學派認為，國家在倫理上和法律上對犯罪行為作出否定評價是以意志自由為依據的，認為刑法的本質是對犯罪的報應。由於德意志刑法典的問世是在具有完整體系的古典學派形成之後，所以，該部刑法典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古典學派理論的影響。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相信，德意志刑法典在實施過程中並未能實現其期望，德意志帝國的犯罪正以極快的速度和危險的方式增加。自19 世紀80年代初以後，被認為是「正確的法律」出了問題， 人們要求對德國的刑事立法進行合理的改革。馮·李斯特同樣提出了對刑法進行改革的主張，而他的這一主張或這一改革要求，最初見於他在德國馬堡作的關於刑法改革的學術報告「刑法的目的思想」，後人將該學術報告稱為「馬堡計劃」，實際上該學術報告的主要內容是刑事政策問題。「馬堡計劃」的提出，使馮·李斯特成為馬堡學派（die marburger schule，也稱折衷學派vereinigungsschule）的創始人。其後，他又於1889年至1892年間在其《刑事政策的任務》一書中，對其觀點作了進一步的論述和發展【李斯特：《德國刑法教科書》第26版第28～29頁】。

二、「馬堡計劃」的主要內容

馮·李斯特在學術報告中首先要求對犯罪的原因進行科學的研究，以便使作為與犯罪作斗爭的刑罰措施適得其所。與以龍勃羅梭為代表的義大利人類學派相反，作為犯罪社會學派一個分支的馬堡學派擯棄「天生犯罪人」的觀點，認為犯罪根植於社會。

馮·李斯特對現行刑法進行的改革，涉及刑法的一些基本問題是不言而喻的。就「馬堡計劃」的主要內容而言，在我看來恐怕還是涉及刑事政策的內容較多，而且刑事政策計劃也是馮·李斯特較為感興趣的。這些刑事政策要求的實現，馮·李斯特認為，至少要克服符合目的的和有效的刑法道路上的三個重要障礙：

1.從行為刑法轉為行為人刑法；

2.從法官的量刑轉為不確定判決；

3.確定刑法的特殊預防目的。

關於障礙1：從行為刑法轉為行為人刑法。 馮·李斯特一再反對報應刑法原則，反對在已經實施的犯罪行為和刑罰之間確定一種均衡關系（proportionalitaet）。在他看來， 這一原則只能被看作是對「公正」的進行形而上學的理解的結果。在刑罰的種類和期限應當對特定之人起到最大的特殊預防效果的前提下，行為報應原則（das prinzip der tatvergeltung）是違背理性的、不可理解的，轉向行為人和其個性似乎是有更合理的且也是必須的。事實上，馮·李斯特認為，如果刑法反應（刑罰）的最終目的是將某人改造為一個具有特定行為或特定思想者，則在所能提供的措施中進行明智的選擇情況下，必須將行為人的個性作為有效地和符合目的適用刑罰措施的基礎和標准。行為人及其個性是量刑的基礎和條件，如果量刑是以刑罰執行的特殊預防目的為準的話。因此，在此意義上，行為人的行為只具有表明其個性和思想的指示器的作用。「處罰的不是犯罪這一概念，處罰的是犯罪人」是馮·李斯特所堅持的觀點【李斯特文集第1集第175頁】。如果在量刑時均衡關系就應當發揮作用，則「它應當是刑罰和犯罪人思想之間的均衡關系」【李斯特文集第2集第381頁】，對「刑罰的種類和范圍」而言，起決定性作用的應當是「行為人的反社會思想」【李斯特文集第2集第383頁】。馮·李斯特認為，從行為刑法轉為行為人刑法，是刑事立法改革的最高之主導思想。他說：「我們刑法立法的根本錯誤，不僅僅是未考慮人民的法律意識，而且是造成它在與犯罪作斗爭中的無能為力，在於過高地估計了行為的外在結果和未顧及行為人的內心思想……在規定刑罰的種類和范圍時，在法律和判決中，有必要將重點更多地放在行為人的內心思想上，而不是行為的外在結果上」【李斯特文集第2集第377頁】。馮·李斯特對行為刑法的批評是純技術上的， 而非倫理上的：報應原則（vergeltungsprinzip）將阻礙刑罰方法的符合目的的運用。他的這一技術上的態度還清楚地表現在其對「犯罪人類型」的言論之中，他提出「犯罪人類型」的目的，在於改善有效的特殊預防的決定性因素。他說：「現代刑事政策從……主導思想出發，處罰之對象不是犯罪，不是概念，而是行為人；因此，對於刑罰的種類和范圍而言，起決定性作用的不是法學構成要件概念上的區別，如刑法典所表明的那樣，而是不同犯罪人的生物學上的區別。這一刑事政策的主導思想也直接將我自己所從事的工作涵蓋其中：指出並證明當作為規定刑罰種類和范圍的基礎的不同犯罪人之間的生物學上的區別」【李斯特文集第2集第171頁】。

隨著從行為刑法向行為人刑法的轉變要求的提出，馮·李斯特試圖克服一個由以行為為中心的量刑而得以存在的重要的障礙：盡管根據他的觀點，實施犯罪行為是適用刑法的先決條件——在這里未提出純思想刑法（即行為人刑法）——但不應當再取決於這一決定對當事人科處何種刑法後果的行為的質量。如此，刑事政策在實現其目的時能夠自如些，並可使犯罪人的個性特徵作為唯一的決定性因素，無需通過被目的思想（der gesichtspunkt der zweckmaessigkeit）認為是違背理性的行為報應原則（das tatvergeltungsprinzip）來加以限制。

關於障礙2：從法官的量刑轉為不確定刑。 在解決犯罪問題的刑法干預和以犯罪人的特徵和思想為中心方面，馮·李斯特也期望對刑法典作必要的修改，這是明確的，「如此，我們刑法典中的整個刑罰制度將會有重點的改變」【李斯特文集第2集第90頁】。他認為， 在報應刑法中，立法者的藝術在於，為特定的犯罪找到合適的刑罰種類，並按照犯罪行為的客觀的嚴重程度區分不同的刑罰。他設想：「將來的刑法典將會多麼的不同啊！盡管如此，對具體的犯罪仍將科處不同嚴厲程度的刑罰，也許科處最高刑度或最低刑度：所有其他的區別將不復存在了，因為相對於行為人的反社會意義，犯罪行為的法學特徵退居次要的地位」【出處同上】。

馮·李斯特認為，每一個人均必須清楚，「在犯罪人站在面前的幾分鍾或幾個小時內，刑事法官是不大可能對犯罪人的應當作為處罰依據的真實的內心思想，作出恰如其分的判斷的」【李斯特文集第2 集第91頁】。作為該問題的解決辦法，馮·李斯特建議或者講要求適用「不確定判決」（das unbestimmte urteil, die unbestimmte verurteilung），認為刑罰執行機關應當取代法官的位子，根據被判刑人在刑罰執行過程中的表現，最後確定刑罰執行的期限：「為判決之法官根本不確定刑罰期限；刑罰期限應根據在具體情況下是否實現刑罰目的，也即根據刑罰執行的效果來確定」【李斯特文集第2集第91頁及以下幾頁】。 如果我們研究一下馮·李斯特不確定判決的言論，就不難發現，他主要是將不確定判決作為有效地與犯罪作斗爭的工具來看待的。他說：「如果真想改變，則必須找到弊病的根源。但弊病的根源並不存在於刑罰范圍內，它也不存在於刑事法官的軟弱或無能之中；它更多地存在於法官的量刑原則本身……因此，至少部分地取消法官的量刑就成為今天的刑事政策向我們提出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該問題的解決，將導致刑法各個領域的徹底的且非常有益的改變，這種改變必將促進和保證成功地與犯罪作斗爭」【李斯特文集第1集第333頁】。

在對待不可能被矯正的慣犯問題上，馮·李斯特的態度是非常鮮明的。他首先申明，「至少有一半的犯罪人是不可能矯正的慣犯，他們今年進入監獄，成為監獄人口，明年又從監獄里釋放出去」。馮·李斯特認為，在所判處的刑罰執行完畢後，又將他們「象猛禽一樣」放入社會，僅僅是因為對他們報應已經足夠了，是完全「荒謬的」【李斯特文集第1集第168頁及以下幾頁】。對於這種情況，馮·李斯特明確要求從罪責報應原則（das schuldvergeltungsprinzip）轉為特殊預防。他說：「防衛社會則要求使這些反社會因素不可能再危害社會。由於排除了將犯罪行業的所有成員予以絞死或斬首的可能性……，除通過執行自由刑使他們與社會相隔離別無他法……根據我反復強調的今天仍然堅持的觀點，原則上將他們長期監禁直至其死亡，是唯一正確的選擇」【李斯特文集第2集第327頁】。

這里，我們必須弄清楚馮·李斯特所說的「不可矯正者」和「猛禽」究竟是指誰或哪些人：「與慣犯的斗爭是以對它的清楚的了解為前提條件的。但這種前提條件我們至今還沒有。與慣犯的斗爭只涉及慣犯的某一部分，比如作為社會病態現象的最重要的和最危險的慣犯，我們習慣上將之歸結為貧民階級。乞丐和流浪漢、男妓和女妓、酒鬼、騙子、廣義的半上流社會、精神和身體上墮落者——他們構成社會秩序的最主要的反對者大軍，而他們的代表便是那些慣犯」【李斯特文集第1集第167頁】。在馮·李斯特看來，那些沒有希望從根本上改變其思想者，從小偷到銀行劫匪，從低級騙子到高級騙子，應當予以終身監禁，使其不能再危害社會（muessen unschaedlich gemacht werden）， 以行為為中心的報應原則只是我們道路上的不受歡迎的障礙。因為這涉及與慣犯的不服從社會秩序的犯罪傾向作斗爭，這種犯罪傾向是所有不可矯正的違法者所共同具有的特徵，在馮·李斯特看來，這要比根據犯罪行為的嚴重程度所侵害的不同法益的質量給予不同處罰重要得多。馮·李斯特認為，「盜竊、窩贓、搶劫、勒索、詐騙、縱火、毀損、強奸和強奸兒童」，只要是慣犯所為，那麼，它們對社會秩序和法律秩序的危害是一樣的【李斯特文集第1集第169頁及以下幾頁】。

關於障礙3：確定刑法的特殊預防目的。 將刑法的目的確定為特殊預防，不僅僅是轉為行為人刑法，而且還要將行為人的個性置於刑法利益的中心位置。之所以將犯罪人的個性作為量刑的基礎和標准，是因為通過特殊預防，犯罪人的個性首先能夠成為刑法措施的目的：以特殊預防為目的之刑法必須將改變犯罪人的個性，使之在將來的生活中尊重刑法規范作為自己的首要任務。因此，可以得出結論認為，必須尋找有效的行為調節和個性研究方法，並將這些方法始終如一地運用於犯罪人。為了盡可能有效地實現特殊預防目的，刑罰制度必須具有靈活性可變化性。馮·李斯特認為，「具體的刑罰制度的價值取決於使實現刑罰目的成為可能的保安性和靈活性。每一種具體的刑罰措施必須同樣具有保安性和靈活性」【李斯特文集第1集第164頁】。

三、簡要之結語

實際上，在刑罰執行中追求特殊預防目的，存在使犯罪人成為不正當治療的被害人的可能性。確定刑法的特殊預防目的，正如馮·李斯特所堅持的那樣，有可能侵犯當事人的權利，如侵害對其陰私權和意志自由的保護，分割其作為一個人而被承認和尊重的正當要求，而不是成為國家權力的犧牲品。

對馮·李斯特的主張或者說思想進行分析之後，我們不難發現，他的刑事政策計劃（當然不僅僅局限於其「馬堡計劃」中）表明了這樣一種傾向，只有當刑法所涉及的當事人的權利成為刑事政策目的之障礙時，當事人的權利才受到限制。他的「在刑法中實施目的思想」的要求，盡管毫無疑問地具有啟蒙性質或影響，但不能被誤解為要求構建自由主義和人道主義刑法。馮·李斯特的目的思想所追求的是有效的以行為人為中心的刑事政策，它涉及這樣一個問題，即國家如何才能更有效地實現其刑法目的。馮·李斯特完全是從純技術上，而沒有從道德和公正的角度來對待該問題的。易言之，在馮·李斯特看來，最重要的是何種措施和方法最能有效地實現刑事政策目的，而何種刑事政策目的、而何種刑法措施和方法，在規范上是被認為公正的在他看來是無所謂的。公正的刑法被馮·李斯特與有利於刑事政策的刑法等而視之：只要符合公眾利益，可以不擇手段【鮑爾曼：「無節制的刑事政策——關於馮·李斯特的馬堡計劃」，載奧地利《犯罪社會學書目》1984年第11期，總第42期】。

Ⅱ 古典犯罪學派的代表人物及主要觀點

古典犯罪學派亦稱「刑事古典學派」。是反映資本主義上升時期新興資產階級刑法思想和刑事政策的犯罪學思想流派。犯罪學的第一個重要理論學派。產生於18世紀中期。
代表人物為義大利法學家貝卡利亞和英國法學家邊沁。英國啟蒙思想家J．洛克亦提出，只有法律才是善與惡的標准。奠定該學派的理論及思想基礎，被稱為「近代刑法之父」的費爾巴哈完成該學派的理論體系。

Ⅲ 德國刑法典的目錄

目 錄
德國刑法典
(1998年11月13日的頒本經2002年8月22日的法律
作最近一次修改(聯邦法律公報I，第3390頁))
總則
第一章刑法
第一節效力范圍
第二節本法之用語
第二章行為
第一節可罰性之基礎
第二節未遂
第三節正犯與共犯

Ⅳ 德國封建社會時期的法典有哪些

公元843年， 法蘭克王國分裂，東部法蘭克逐漸演變為德意志王國。公元919年， 薩克森公爵一世創立了德意志封建王朝，開始了封建德國的歷史。自公元11世紀至12世紀以後，德國分裂為許多獨立的封建領地，到13世紀，境內形成全面封建割據狀態。與這種分裂割據的社會政治、經濟環境相適應，德國在1871年統一前，始終以其法律的分散性和法律淵源的多樣性為主要特徵。中世紀德國法的發展可分三個階段。

（一）14世紀以前日耳曼法佔統治地位時期
1．這一時期， 德國主要沿用由法蘭克時代的日耳曼法演變而來的地方習慣法（邦法）。13世紀時，開始編纂習慣法法典，較為著名的有：
（1）《薩克森法典》
（2）《士瓦本法典》
2．14世紀前後，隨著城市的興起，開始出現城市法，它們都比較詳細地規定了有關商品貨幣關系的法規。
（二）15世紀以後全盤繼受羅馬法時期
德國法對羅馬法的繼受早在13世紀即已開始。隨著商業的發展、城市的興起、 羅馬法的復興和注釋法學派的影響，這種繼受日漸廣泛。1495年帝國法院正式確認羅馬法為德國民法的有效淵源，各邦法院也加以正式援引，從而導致德國法對羅馬法的全盤繼受。
15世紀末葉，涌現了許多羅馬法學家，他們特別偏重對查士丁尼《學說匯纂》的注釋與研究，並且注重創造出了一些抽象的法的概念，因而被稱為「概念法學」或「潘德克頓法學」學派，他們根據《學說匯纂》 擬定法律的編纂體系，這對後來的德國立法有很大影響。
但是，德國對羅馬法的繼受並未完全排斥固有的日耳曼法。1532年德意志帝國中央議會以帝國名義頒布了《加洛林納法典》，這是一部刑法和刑事訴訟法典，共179條。它無次序地列舉了犯罪和對犯罪行為的各種懲罰，以刑罰異常殘酷為特色。它被作為範本予以推行，被多數邦國長期援用，在德國封建法的發展中具有重要影響，它反映了德國封建後期刑法的特點。
（三）18世紀末開始的法典編纂時期
許多邦進行了法典的編纂，巴伐利亞於1751年率先編纂了刑法典，之後，又制定了訴訟法典和民法典，其他各邦紛紛仿效。其中最有影響的是1794年的《普魯士邦法》，又稱《普魯士民法典》，它以大量篇幅確認和鞏固農奴制度、貴族特權、教會干預世俗法律事務的特權等，同時又宣布所有權是人的最重要和絕對的財產權，是全部法典的基礎。在1900年被《德國民法典》取代之前，它一直施行於普魯士。

Ⅳ 外國最殘忍的刑法

最討厭的就是你們這種復制一大堆的人~~人家問的是外國最殘忍的刑法~~~~`~我覺得是鐵處女~
致命的擁抱：鐵處女（Iron Maiden）

翻開拷問史，在眾多關於拷問器具的記載當中，以人體形狀為模型製作的器具最多。這種器具往往都有左右對開的兩扇門，門裡面裝置有尖銳的釘子，一關上門，裡面的人就會體會到鐵釘刺穿身體的疼痛。在這類刑具中最為有名、而且不得不提的就是德國的「紐倫堡鐵處女」。

讓人意外的是，這種怪異的處刑工具竟然擁有相當久遠的歷史。最早的記載是一名公元前二零五年至一九四年，統治斯巴達的暴君那比斯（Nabis）。他經常會說：「如果我無法說服你，或許我美麗的愛琵加（Apega）可以。」然後，這個倒霉的傢伙就會被領到一個以暴君美麗妻子為外型的雕像面前，雕像的雙臂上有尖利的刀刃，受刑者就會在這致命的擁抱中被殺死。

接著，西班牙人為了拷問那些不願意改信天主教的異教徒，也研發出了類似的工具來。這具雕像通常是由僧侶所雕刻，外面會披上薄紗，手中則拿著象徵信仰的旗幟，外型則是代表著聖母瑪麗亞。由於大多數的拷問室都在地窖中，受刑的異教徒必須走過一段長長的陰森、黑暗、潮濕的走廊之後，才會看到這個恐怖的刑具。行刑者會大聲的念誦一段句子，其意為即使你是異教徒，聖母依舊願意擁抱你。然後，裝有尖刺的雙臂同樣會收攏，讓受刑人的上身被刺穿。在這樣的狀況下，行刑人會繼續審問犯人，要求他認罪，否則就會繼續收攏雕像的手臂。

起初這種刑具只用來懲罰叛教或是污辱聖人的犯人，但稍後它也被用來當作處罰叛國和圖謀不軌的刑罰。在這之中最有名的就是德國紐倫堡的鐵處女了！至今大部分的鐵處女外型都是仿造這台原型機所創造的，唯一可惜的是在同盟國一九四四年二次世界大戰轟炸德國時將它毀掉了，因此目前並沒有保留下來。德國人的手藝果然是最精巧，整個刑具可說是當時工藝的結晶！

由於史書中對該種裝置的使用情況記載得不是很多，所以很難判斷這種刑具的存在是傳說還是事實。因為關於拷問的史料文獻都是以19世紀的研究為基礎，而當時的研究受浪漫主義思想和民間傳聞的影響較深。而有關「鐵處女」使用的記載很少，從1515年8月15日第一次使用該裝置起，只有幾十年的時間。當天，法官把受刑者關入「鐵處女」中，門只是「稍稍」地關了一下：「釘子尖銳的前端慢慢刺入了那男子的身體，先是手腕，然後是腳等其它幾個地方，接著是小腹、胸、膀胱和局部肌肉，接下來是眼睛、肩膀和臀部。看上去雖然很疼，但還不至於立刻要了犯人的命。這期間那男子不停地發出凄慘的叫聲，顯然他非常痛苦，就這樣連續哀號了兩天他才死去。」根據這篇文章的記載，恐怕當時的「鐵處女」內側各個地方都裝有鐵釘，靠改變釘刺的不同部位進行拷問，而且鐵釘還是可以活動的，尤其是會引起劇烈疼痛的地方和靠近致命處的鐵釘是可活動的，執行人故意把這些地方的鐵釘稍稍向外拔了一點，這樣可以延長受刑人的痛苦。

18世紀後，紐倫堡逐漸取消了審訊時實行拷問制度的習慣，在1784年出版的旅遊指南中，明確記載有「『鐵處女』這一可憎的、令人戰栗的拷問器具，成為了弗雷德利克_巴爾巴羅薩時代的古董」的字樣。雖然該書把時代弄錯了將近400年（弗雷德利克_巴爾巴羅薩時代比中世紀還要久遠），但由此我們也可以知道當時的「鐵處女」已經成為博物館中的收藏品了。

鐵處女的外表像個人型棺材，內側各個地方都裝有可活動鐵釘，靠改變釘刺的不同部位進行拷問。尤其是會引起劇烈疼痛的地方和靠近致命處的鐵釘是可活動的。執行人故意把這些地方的鐵釘稍稍向外拔了一點，這樣可以延長受刑人的痛苦。該刑具有四個基本特徵，這四個基本特徵也充分顯示了其非人道的特點。
一，若從小孔向裡面釘入長釘會把受刑者的身體打通。為了增加受刑者的痛苦，還特地避開了受刑者的致命要害。由於該刑具是垂直放立的，因而受刑者在桶棺內完全是被鐵釘懸掛起來的。
二，桶棺內的空間極其狹窄，這會不斷地帶給受刑者的肉體和精神上的痛苦。
三，這種刑具雖然四面也有對開的門，但即使把所有的門都打開，受刑者也跑不掉。
四，該刑具的桶壁做得很厚，不開門的話在外面是聽不到受刑者的呻吟聲和慘叫聲的。而且假如中途把門打開，再關上時，鐵針還會刺入受刑者身上同樣的傷口之中，因此根本不要奢望能夠減輕臨死前的痛苦。

如果只有這樣，德國其實也不配被稱作世界工藝技術最先進的國家。在經過剛剛的一番折騰之後，很顯然鐵處女內部已經一片狼藉，要把屍體處理掉就成了很惡心的一件事情了。但是，德國人在鐵處女底下安置了一整條垂直的地道，行刑者只需啟動機關，打開暗門，屍體就會直直落下。在地道的盡頭則是一連串轉動的刀刃，結合上屍體從高處落下的沖擊和銳利的刀刃，這倒霉傢伙的屍體就會被切成碎片，正好落入紐倫堡中的培革尼茲河，最後流入萊茵河中。行刑者最後只需要把血水沖入隧道中就可以保持乾爽清潔。
取自http://ke..com/view/874666.html?wtp=tt

Ⅵ 德國刑法正當防衛法條

德國《刑法典》第32條第二款規定：

1、正當防衛不違法。

2、為使自己和他人專免受正在發生的不法侵屬害而實施的必要的防衛行為屬於正當防衛。

正當防衛作為一種刑法制度，有以下具體特徵：

正當防衛對不法侵害具有懲罰作用。古代刑法在某些特定的情況下，允許私人復仇，並使復仇合法化進而成為刑罰的補充形式。

(6)德國古典刑法擴展閱讀：

《德國刑法典》第33條規定了不處罰的四種情形：

1、防衛人在惶惑或者恐懼中，抓起刀子和手槍進行防衛，本來用拳頭就可以對付的；

2、不法侵害已經結束或者還不是當前面臨的時候進行防衛的；

3、對無關第三人造成損害的；

4、錯誤地想像一個現在既不存在也沒有存在過的攻擊，並且由於惶惑、害怕或者驚恐，防衛超過了界限的。

Ⅶ 德國刑法學總論的目錄

刑法學是最精確的法學(譯者序) 獻辭中文版序言第三版序言第一版序言縮略語索引第一章基礎第1節 形式意義上的刑法。定義和界一、懲罰(刑罰和保安處分)作為刑法的形式定義標准和二元制懲罰制度二、作為公法的刑法。紀律處分，罰款和秩序性措施作為非刑事性懲罰三、附屬刑法四、作為全體刑法科學部分領域的實體刑法；全體刑法科學中的不同分支五、實體刑法的總論部分第2節 實體的犯罪概念。作為輔助性法益保護方法的刑罰及其與其他類似性懲罰在內容上的界限一、實體的犯罪概念二、作為刑事可罰性條件的法益侵害三、過去各種法益定義的失當四、從憲法中引導出的法益概念五、法益概念的可變性六、法益保護的界限問題七、危險刑法，風險刑法，通過刑法對未來的保護：法益保護的終結? 八、法益和行為對象九、沒有法益保護的刑事法律是沒有意義的嗎? 十、立法者能否承擔懲罰侵害法益行為的義務? 十一、法益保護的輔助性十二、文獻中的不同觀點十三、刑罰與其他類似懲罰手段在內容上的界限第3節 刑罰與保安處分的目的與正當化一、刑罰的目的；刑罰理論二、保安處分的目的與界限；刑罰與保安處分的關系三、賠償作為刑法上的第三條道路? 第4節 1871年以來的德國刑法改革一、1871年的帝國刑法典二、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發展三、魏瑪共和國時代的改革工作四、納粹時代五、改革工作的重新進行六、「1962年草案」和「選擇性草案」 七、1969年以來的改革立法工作八、改革的內容第5節 法治原則與刑法的解釋和在時間上的適用之間的關系一、沒有法律就沒有犯罪和刑罰二、法治原則的四項作用三、關於法治原則的歷史與國際性適用四、法治原則今天仍然具有生命力的國家理論性和刑法性根源五、解釋與禁止類推六、禁止作為刑罰基礎和使刑罰嚴厲的習慣法七、禁止溯及既往和刑法在時間上的適用八、禁止不確定的刑法和刑罰第6節 行為刑法和行為人刑法一、概念性說明。在現行法律中占支配趨勢的行為刑法二、弗蘭茨.馮.李斯特及其繼承者的行為刑法和行為人刑法三、30年代的行為人刑法趨勢。生活方式罪責。犯罪學和規范性行為人類型四、現行法律中的行為刑法和行為人刑法第7節 刑法信條學和刑法體系。一般犯罪理論的基本問題一、信條的任務和刑法的系統學說二、刑法體系的基本概念三、新近犯罪理論的歷史發展四、傳統刑法體系的成就和局限性；刑法信條學的體系性思考和問題性思考五、目的論和刑事政策性的體系性建議的基礎第二章 行為、輕罪、重罪第8節 行為一、行為概念的任務二、刑法信條學發展中的行為定義。闡述與批判三、人格的行為概念第9節 輕罪和重罪一、關於區分的歷史二、現行法律中的規定和實踐意義三、現行法律中「抽象」理論的實現及其在罪刑法定基本原則中的基礎四、界限劃分問題第三章 行為構成第10節 行為構成的理論一、體系性行為構成，保障性行為構成，錯誤性行為構成二、關於行為構成作為體系范疇的發展三、行為構成和違法性的關系四、社會恰當性和排除行為構成五、開放的行為構成和評價總體構成行為的特徵六、客觀的行為構成和主觀的行為構成七、行為構成中的行為無價值和結果無價值八、行為構成的種類第11節 歸責於客觀行為構成第一、因果關系的理論一、關於因果概念在自然科學和哲學上的困難性二、等值理論(條件理論) 三、等值理論的具體問題四、適當理論和意義重大理論第二、進一步歸責於客觀行為構成一一、侵害性犯罪二、危險性犯罪第12節 故意和行為構成錯誤。在因果關系偏離時歸責於故意一、故意的基礎和表現形式二、行為構成錯誤三、在因果關系偏離時對故意的歸責第13節同意一、關於同意的理論地位二、作為排除行為構成根據的同意三、缺乏或者限制同意可能性的行為構成四、同意的宣告、對象、時間和撤消五、理解能力六、同意中的代理人七、同意中的缺乏意志八、關於同意存在的錯誤或者同意不存在的錯誤第四章 違法性第14節 不法理論的基本問題一、違法性和不法二、形式違法性和實質違法性三、被害人信條學和實質性不法四、不法和無法領域五、違法性和法制的統一六、關於正當化根據的體系化七、正當化根據的競合八、正當化的錯誤問題九、正當化根據的作用十、具體正當化根據的表現和劃分第15節 緊急防衛一、緊急防衛權的基本原則二、關於緊急防衛權的歷史發展三、緊急防衛中的攻擊四、攻擊的違法性五、攻擊正在進行六、具有緊急防衛能力的利益七、防衛的必要性八、緊急防衛的要求性九、主權行為和緊急防衛權十、緊急幫助十一、限制在攻擊者及其法益上的緊急防衛十二、防衛的意志作為主觀性正當化因素? 第16節 正當化緊急狀態和相關案件第一、第34條的基本規定一、當前緊急狀態權的發展二、緊急狀態的危險三、利益沖突中的權衡四、適當性條款五、正當化緊急狀態的其他問題第二、民法中的攻擊性緊急狀態，《德國民法典》第904條第三、民法中的防衛性緊急狀態，《德國民法典》第228條第四、正當化的義務沖突第五、類似緊急狀態的狀況第六、《德國基本法》第20條第4款的抵抗權第17節 職務權和強制權；官方的批准第一、職務承擔者的侵犯權第二、違法而又有約束力的命令第三、代替公共機關所為的行為一、臨時羈押二、自助權第四、責打權一、私人責打權二、老師有責打權嗎? 第五、官方的批准第18節 出於允許性風險的正當化根據第一、推定的同意一、正當化根據的結構二、推定同意的輔助性三、自私行為中的推定同意? 四、確定推定意圖的標准五、錯誤和審查義務第二、合理利益的利用一、關於第193條的結構二、作為正當化根據的合理利益的利用三、第193條沒有超越侮辱行為構成的擴展四、利用合理利益的具體條件第三、藝術自由一、作為獨立正當化根據的藝術自由二、根據《德國基本法》第5條第3款產生的正當化根據的條件第五章 罪責和責任第19節 責任原理的基本問題一、罪責和預防必要性作為刑法責任的條件二、從心理性罪責概念到規范性罪責概念三、關於規范性罪責概念的批評四、刑法中罪責的內容性規定(實質性罪責定義) 五、刑罰基礎的罪責和量刑的罪責六、排除罪責的根據和免責的根據? 七、構成行為責任的毛拉赫原理八、構成行為罪責和生活方式罪責第20節 罪責能力第一、成年人的罪責能力一、法律規定的基礎二、生物學和心理學的連接性診斷結果三、理解能力和控制能力四、重大減弱的罪責能力第二、孩子和青少年的罪責能力第三、原因自由行為第21節 禁止性錯誤一、禁止性錯誤的規則。信條性發展和法政策難題二、不法意識的對象三、不法意識的表現形式四、禁止性錯誤的意識形式五、有條件的不法意識六、禁止性錯誤的可避免性七、禁止性錯誤的法律後果八、禁止性錯誤的特殊規則第22節排除責任的緊急狀態和類似案件第一、第35條的緊急狀態一、有關規定的體系性位置和目的論內容二、當前無法用其他方法避免的危險三、能夠在緊急狀態中保護的法益四、享有特權的人員范圍五、避免危險的行為六、根據第35條第1款第2項拒絕排除責任七、對緊急狀態情況的錯誤認識八、緊急狀態行為的參與人第二、第33條的緊急防衛超過限度一、有關規定的體系性位置和目的論內容二、排除責任的沖動三，有意識和無意識的超過緊急防衛限度四、集中的和擴展的緊急防衛超過限度五、對無關的第三人造成的損害六、防衛挑撥狀態下的緊急防衛超過限度七、假想的緊急防衛超過限度八、第33條可以類推地適用於其他對正當化基礎的超越? 第三、良心行為一、德國基本法第4條作為刑法判斷的基礎二、良心行為承擔的刑事可罰性後果三、免除刑罰的良心行為在體繫上的分類第四、民事性不服從第五、在分則中排除責任的根據一、具體案件二、這類案件的信條學討論第六、超法規的排除責任一、非過分要求性作為超法規的免責基礎? 二、危險共同體作為排除責任的基礎三、選擇較小的惡作為排除殺人責任的根據? 第六章 其他刑事可罰性的條件第23節 刑事可罰性的客觀條件和排除刑罰的根據一、超然於責任之外的刑事可罰性條件。設問與舉例二、第四個犯罪范疇在主導理論中的過分擴展三、刑事可罰性的客觀條件和排除刑罰的根據作為刑法之外居於優先地位的目的設定的情況四、其他方案五、在程序性條件中的刑事可罰性條件和排除刑罰根據的界限六、展望。在程序法中的刑法和刑法外的目的設定第七章 過失第24節 過失前言第一、行為構成一、從罪責形式到行為構成的犯罪類型一二、過失性舉止行為的標准三、創設不允許危險的具體化四、關於行為構成性保護范圍的具體化五、過失性標準的一般化或者個別化? 六、無意識和有意識的過失七、過失犯罪的主觀和客觀行為構成八、故意、輕率、簡單和微小的過失作為不法和罪責的等級層次九、過失犯罪和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第二、違法性一、原理性困難二、緊急防衛三、緊急狀態四、推定的同意和同意第三、罪責和責任一、排除罪責的一般根據二、排除罪責的補充根據人名一覽表內容索引
·查看全部>>

Ⅷ 外國刑法中新舊兩派的爭議（觀點，內容）

倫理價值評價與社會秩序價值評價、道義非難與防衛觀念的對立,由於這些對立,以致新舊兩派刑法理論長期爭論不休

近代西方刑法新舊派理論對《欽定大清刑律》的影響
晚清時期，中國社會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歷史劇變。與此相關的沿襲了幾千年的傳統法律制度的變革亦時不我待。《欽定大清刑律》[①]便是晚清修律的標志性成果。19世紀末20世紀初，正是西方刑法理論新舊兩派激烈爭論的時期。東鄰日本，刑法學界也掀起了新舊學派理論爭論的熱潮。日本1907年的刑法典就是在新派理論指導下制定的。深受傳統律學影響的中國法學界，當時還無力形成刑法學派，更談不上參與新舊兩派刑法理論的爭論，但這並不說明晚清刑律的變革未受到新舊刑法學派理論爭論的影響。事實是，清末的修律者們已注意到西方刑法學派的理論差異，在起草刑律時是有取捨的。很難說模範日本近代刑法，移植大陸法系刑法制度的《欽定大清刑律》是在那個刑法學派影響下制定的，但通過日本刑法學家岡田朝太郎及其他渠道傳入中國的新舊刑法學派理論烙印的確打在了《欽定大清刑律》上。探討西方新舊兩派理論對《欽定大清刑律》的影響，既可以探明中國刑法近代化邁出第一時的理論高度，又有助於理清民國刑法變化的理論脈絡。

一、刑法基本原則

西方三大近代刑法原則對《欽定大清刑律》產生了全面而深遠的影響。這三大原則均是西方啟蒙思想的產物，是構成近現代刑法的柱石。舊派理論視為圭臬，晚清刑律改革在基本原則的採用上傾向於古典的舊派理論，特別是罪刑法定主義的明確規定，刪除比附，禁止類推較集中地體現了舊派的理論。基於三權分立和心理強制理論的罪刑法定主義原則首次引入中國，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也體現了古典刑法學派的強大生命力。同時，立法者們也注意到了新派理論關於刑法基本原則含義的詮釋，比如，《欽定大清刑律》在吸納了罪刑相適應原則時，除了舊派的報應論的思想基礎外，也接受了新派功利論的思想，注意教育刑的價值，對未成年人犯罪的感化教育便是例證。

（一）《欽定大清刑律》中的罪刑法定原則

其一，明確宣告罪刑法定原則，否定比附類推。《欽定大清刑律》第10條規定：「法律無正條者，不問何種行為，不為罪。」[②]這是我國刑法史上第一次明確規定的「罪刑法定主義」，沈家本在奏進呈刑法草案折中詳細陳述了立法理由：「本條所以示一切犯罪須有正條乃為成立，即刑律不準比附援引之大原則也。凡刑律於無正條之行為，若許比附援引及類似之解釋者其弊有三；第一，司法之審判官得以已意於律無正條之行為比附類似之條文致人於罪，是非司法官直立法官矣。司法立法混而為一，非立憲國之所應有也。第二，法者，與民共信之物。律有明文乃知應為與不應為。若刑律之外參以官吏之意見則民將無所適從。以律無明文之事忽援類似之罰，是何異於以機阱殺人也。第三，人心不同，亦如其面。若許審判官得據類似之例科人以刑，即可恣意出入人罪，刑事裁判難期統一也。因此三弊，故今惟英國視習慣法與成文法為有同等效力。此外歐美及日本各國無不以比附援引為例禁者，本案故采此主義，不復襲用舊例。」[③]岡田朝太郎認為《欽定大清刑律》「禁比附援引，可謂中國刑律上之一大革命。」[④]

其二，嚴格刑法解釋。《欽定大清刑律》雖然明確了罪刑法定原則，否定了比附類推，但並不排斥對刑法的自然解釋，若需要對刑法進行解釋，必須符合嚴格解釋的原則。民國初年刑法學者在解釋這一條款時作了補箋；「本例雖不許比附援引，究許自然解釋。自然解釋者，即所犯之罪與法律正條同類或加甚之時，則依正條解釋而通用之也。同類者，例如，修築馬路正條只禁止牛馬經過，則象與駱駝自然在禁止之例是也；加甚者，例如，正條禁止鉤魚，其文未示及禁止投網，而投網較垂鉤加甚，自可援鉤魚之例以定罪是。」[⑤]

其三，法不溯及既往。《欽定大清刑律》第1條規定：「本律於凡犯罪在本律頒行以後者適用之；其頒行以前未經確定審判者亦同，但頒行以前之法律不以為罪者不在此限。」沈家本先生在1907年的草案中闡述了立法理由：「本條定刑法效力之關於時者。第一項規定本於刑法不溯既往之原則，與第十條規定採用律無正條不處罰之原則相輔而行，不宜偏廢也。第二項前半指犯罪在新律施行前，審判在施行後，定新舊二律之中，孰當引用也。關於本題之立法例有二：一為比較新舊二法，從其輕者處斷之主義。法國刑法第四條，比國刑法第二條，德國刑法第二條，匈牙利刑法第二條，和蘭刑法第一條第二項，紐約刑法第二條，日本現行刑法第三條第二項，日本改正刑法第六條第二項，那威刑法第三條等皆本乎是。二即不分新舊二法，概從新法處斷之主義，英國用之。我國明律亦主此義。本朝雖有第一主義之例，然律之本文，仍有犯在以前並依新律擬斷之規定。議者謂被告犯罪之時，已得有受當時法律所定之刑之權利。誠如此說，應一概科以舊律之刑，不應復分新舊二律之輕重也。況人民對於國家並無所謂有受刑權利之法理也。或又謂若使新律重於舊律，而舊律時代之犯人科以新律之重刑，則與舊律時代受舊律輕刑之同種犯人相較，似失其平。誠如此說，則使新律施行之後，僅此舊律時代之同犯犯人科以舊律之輕刑，彼新律時代之犯人據新律而科重刑者，若互相比較，則又失其平矣。或又謂刑失之嚴不如失之寬。從新律之輕者，所以為寬大也。然刑不得為沾恩之具，非可嚴亦非可寬者。夫制定法律，乃斟酌國民之程度以為損益。既經裁可頒布，即垂為一代之憲章，不宜復區別輕重寬嚴也。歐美及日本各國多數之立法例，所以採用第一主義者，蓋受法國刑法之影響。而法國刑法之規定則其時代之反動耳，於今日固無可甄擇者。我國自古法理，本有第二主義之立法例，此本案所以不與多數之例相雷同，而仍用第二主義也。第二項後來頒行以前之律例不為罪者，不在此限。其旨與前微異，蓋一則新舊二律俱屬不應為之罪惡，不過輕重之差。一則新律雖為有罪，而舊律實認許其行為，因判決在後，遽予懲罰，有傷期刻也。」進而，沈家本先生在案語的「注意」部分指出：「第一項既採用刑法不溯既往之原則，新刑律施行以前之行為，在新刑律雖酷似有罪之行為，不得據新律之規定而罰之。第二項指未經確定裁判者，雖已有宣告，仍得依上訴而變更之。凡案件具此情節，檢察官即得上訴而請求引用新律。其上訴方法及其限制一以訴訟法為據。」[⑥]

其四，《欽定大清刑律》分則中規定了具體犯罪。在總則罪行法定原則的精神指導下，在分則中對各種犯罪作了明文規定。分則中共規定了侵犯帝室罪等36類罪名，從而為司法實踐的定罪活動提供了明確的標准。

其五，分則中規定了具體犯罪的法定刑。《欽定大清刑律》採取的是相對確定的法定刑，即在法律條文中規定一定的刑種、幅度，並確定其最高和最低期限。它體現了相對罪刑法定的精神。例如，第四章「妨害國交罪」中的第120條規定：「對外國君主或大統領有不敬之行為者，處二等至四等有期徒刑或二千元以下二百元以上罰金。」分則中類似規定，比比皆是。這樣，可以使司法官在法定刑的刑種和幅度內根據案情做出正確宣判。同時也避免了絕對罪刑法定原則過於僵化的弊端。

（二） 罪刑相適應原則在《欽定大清刑律》中的體現

《欽定大清刑律》引入了罪刑相適應原則，並將其精神體現在眾多的具體條文中，大體看來，以下方面較集中地體現了罪刑相適應原則。

第一，法律適用的主體平等。法律適用上的主體平等是罪刑相適應的前提。如果有人犯了罪可以享受種種特權，便談不上罪刑相適應了。為此，《欽定大清刑律》第2條至第8條規定了刑律對人的效力。其中第2條規定：「本律於凡在帝國內犯罪者，不問何人適用之。其在帝國外之帝國船艦內犯罪者，亦同。」從而否定了因身份不同而導致適用法律上的不平等。取消了中國封建法律中長期存在的議、請、減、贖、當、免等特權。為平等的適用法律，在立法上創造了條件。

第二，確立了近代刑罰體系。罪刑相適應需要有科學的刑罰體系相配套，《欽定大清刑律》第37條規定：「刑分為主刑及從刑。主刑之種類及重輕之次序如左；第一，死刑；第二，無期徒刑；第三，有期徒刑；(一)一等有期徒刑——十五年以下，十年以上，(二)二等有期徒刑——十年未滿、五年以上。(三)三等有期徒刑——五年未滿，三年以上。(四)四等有期徒刑——三年未滿，一年以上，(五)五等有期徒刑——一年未滿，二月以上；第四，拘役：二月未滿，一日以上；第五，罰金；一元以上。從刑之種類如左：第一，褫奪公權；第二，沒收。」《欽定大清刑律》所確定的刑名，深受日本1907年刑法的影響，1907年日本刑法廢除了重罪、輕罪、違警罪的劃分，取消了徒刑、流刑的名稱。將主刑分為死刑、懲役、禁錮、罰金、拘留、科料六種，沒收為附加刑。剝奪公權由特別法加以規定，未列入刑法典中。《欽定大清刑律》中的刑罰體系比日本新刑法中的刑名更簡潔、更概括、更清晰。雖然有些地方尚待完善，[⑦]但總體上看，這個刑罰體系按照各種刑罰方法的輕重次序分別加以排列，相關刑種互相銜接，結構嚴密，主附配合。這樣，既能根據已然的犯罪的社會危害性程度予以適用，具有給犯罪人帶來一定痛苦的懲罰性，從而體現報應的意蘊；又能根據未然的犯罪的可能性大小加以適用，例如剝奪自由，限制自由，剝奪財產等刑罰，都具有遏制再犯的功能，從而達到功利的目的。科學的近代刑罰體系的確立，為實現罪刑相適應原則奠定了基礎。

第三，規定了輕重有別的處罰原則。《欽定大清刑律》根據犯罪的社會危害性程度不同，規定了輕重有別的處罰原則。其一，防衛過當，緊急避險減輕處罰。第15條規定：「對現在不正之侵害，而出於防衛自己或他人權利之行為，不為罪；但防衛行為過當者，得減本刑一等至三等。」第16條規定：「避不能抗拒之危難、強制而出於不得已之行為，不為罪；但加過當之損害者，得減本刑一等至三等。前項之規定，於公務上有特別義務者，不適用之。」其二，未遂犯、中止犯減免處罰。第17條規定：「犯罪已著手，而因意外之障礙不遂者，為未遂犯。其不能生犯罪之結果者，亦同。未遂犯之為罪，於分則各條定之。未遂罪之刑，得減既遂罪之刑一等或二等。」第18條規定：「犯罪已著手，而因已意中止者，准未遂犯論。得免除或減輕本刑。」其三，在共同犯罪中，規定從犯減輕處罰。第31條規定：「於實施犯罪行為以前幫助正犯者，為從犯。得減正犯之刑一等或二等。教唆或幫助從犯者，准從犯論。」其四，數罪並罰。第五章為俱發罪，分別情況，對俱發罪進行了詳細地規定。以上種種輕重有別的處罰原則，都體現了《欽定大清刑律》中的罪刑均衡原則。

第四，規定了近代刑罰制度。《欽定大清刑律》的立法者們洞察世界刑法理論發展態勢，借鑒了新派刑法理論規定了一系列刑罰制度。其一，累犯制度。第五章為「累犯罪」，「凡已受刑之執行，復再犯罪，此其人習於為惡，實為社會之大憝。若仍繩以初犯之刑，有乖刑期無刑之義，故本章特設規定。」[⑧]所謂特設規定，主要指累犯加重的規定。」其二，自首制度。第九章為「自首制度」，第51條做了一般規定：「犯罪未發覺而自首於官受審判者，得減本刑一等。犯親告罪向有告訴權之人首服，受官之審判者，亦同。」沈家本闡述了自首減輕的理由「自首減刑為獎勵犯罪者悔過投誠而設。各國多數之例，惟認特別自首者，著之於分則。其有規定於總則者，蓋緣於中國法系也。自首必須備具四要件。(一)自己之犯罪；(二)必於覺前，若於發覺後告言已罪，乃自白非自首；(三)告知於官，惟例外告知被害者亦准自首法；(四)於官署就審判。四者不備即不得將予自首也。」[⑨]符合自首條件者可減輕處罰。其三，酌減制度。第十章為「酌減」，第54條規定：「審按犯人之心術及犯罪之事實，其情輕者，得減本刑一等或二等。」沈家本解釋說：「為裁抑犯罪，制定分則以下各條。然同一犯罪，情節互異，若株守一致，則法律之范圍過狹，反致有傷苛刻。故予裁判官以特權，臨時酌量犯人之心術與犯罪之事實，減一等或二等也。」[⑩]其四，緩刑制度。岡田朝太郎不僅把西方的緩刑制度首次引進日本刑法，而且又把這一制度引入中國。第十二章為「緩刑制度」，第63條規定：「具有下列要件，而受四等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者，自審判確定之日起，得宣告緩刑五年以下，三年以上：(一)未曾受拘役以上之刑者；(二)前受三等至五等有期徒刑執行完畢或免除後逾七年，或前受拘役執行完畢或免除後逾三年者；(三)有一定之住所及職業者；(四)有親屬或故舊監督緩刑內之品行者。」其五，假釋制度。第十三章為「假釋」，第66條規定：「受徒刑之執行而有悛悔實據者，無期徒刑逾十年後，有期徒刑逾二分之一後，由監獄官申達法部，得許假釋出獄；但有期徒刑之執行未滿三年者，不在此限。其六，時效制度。第十五章規定時效，第69條規定了追訴時效：「提起公訴權之時效期限，依下例定之：(一)系死刑者，十五年；(二)系無期徒刑或一等有期徒刑者，十年；(三)系二等有期徒刑者，七年；(四)系三等有期徒刑者，三年；(五)系四等有期徒刑者，一年；(六)系五等有期徒刑、拘役、罰金者，六月。前項期限，自犯罪行為完畢之日起算。逾期不起訴者，其起訴權消滅。」第74條規定了行刑時效：「行刑權之時效期限，依下例定之：(一)死刑，三十年；(二)無期徒刑，二十五年；(三)一等有期徒刑，二十年；(四)二等有期徒刑，十五年；(五)三等有期徒刑，十年；(六)四等有期徒刑，五年；(七)五等有期徒刑，三年；(八)拘役、罰金，一年。前項期限，自宣告確定之日起算。逾期不行刑者，其行刑權消滅。」

第六，按刑罰階梯理論設置了分則的順序。《欽定大清刑律》分則共三十六章，各章順序基本上按照犯罪性質的嚴重程度從重到輕依次排列。

（三） 刑罰人道主義原則在《欽定大清刑律》中的體現

針對西方封建中世紀的刑罰殘酷性、暴虐性，啟蒙思想家提出了刑罰人道主義原則。人類的人道精神促使刑罰的嚴厲性在長期的演變中緩慢但堅定地日趨緩和，刑罰體系從以死刑為中心，到以肉刑為中心，再到以自由刑為中心的歷史發展，背後的決定性力量是人道精神。因此，刑罰人道主義與寬容、柔和、人性等德性詞彙相聯系，與野蠻、殘酷、恐怖、折磨等相對立。刑罰人道主義表現出國家在規定和運用刑罰時對犯罪以及犯罪之實施者的一種寬容的態度，其實質是將犯罪人作為倫理主體對待，而不是物體處理。刑罰人道主義意味著對於人的自主性的承認。可見，刑罰人道主義的基本含義實際上是人道主義形而上學原則的直接套用。只有將這一原則展開為一系列人道主義刑罰規則，才具有刑法上的意義。這些規則包括否定性規則和肯定性規則兩個基本方面。否定性規則是人不能被作為手段對待之形而上學原則的展開，一般以「禁止……」，「不得……」的語言結構形式表達；肯定性規則是人應當作為目的對待之形而上學原則的展開，一般以「應當……」「盡量……」的語言結構形式表達，這兩個方面統一在一起形成一個規則體系，確保人道主義的實現。而且，否定性規則是刑罰人道主義的基礎，肯定性規則是在此基礎上的進一步提升。

經過沈家本等清末修律者們的努力，西方近代的刑罰人道主義原則得以在《欽定大清刑律》中確立。主要表現為：

第一，刪除重法，設置近代刑種。

沈家本、伍廷芳受命修律後，對中西刑律進行了比較研究，「綜而論之，中重而西輕者為多。蓋西國從前刑法，較中國尤為慘酷，近百數十年來，經律學家幾經討論，逐漸改而從輕，政治日臻完善。故中國之重法，西人每訾為不仁。其旅居中國者，皆借口於此，不受中國之約束。」「臣等竊維治國之道，以仁政為先。自來議刑法者，亦莫不謂裁之以義而推之以仁。然則刑法之當改重為輕，固今日仁政之要務，而即修訂之宗旨也。現行律例款目極繁，而最重之法，亟應先議刪除者，約有三事。」「一日凌遲、梟首、戮屍」，「一日緣坐」，「一日刺字」。「以上三事，皆中法之重者。參諸前人之論說，既多議其殘苛，而考諸今日環球之國，又皆廢而不用，且外人訾議中法之不仁者，亦惟此數端為最甚。」[11]

《欽定大清刑律》確定近代刑種為主刑和從刑兩類。其中主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罰金。從刑為褫奪公權和沒收。沈家本認為舊律應變通者有五端，「更定刑名」便是其中之一。[12]楊鴻烈先生對此也給予了高度評價。「將中國法律最落後不合時宜的部分真能愷切披陳，可算是對中國法系加以改造的一篇大宣言。」[13]

第二，酌減死罪，確立死刑惟一制度。

死刑條款的多少是衡量一部刑法人道與否的重要標志之一。沈家本等人對死刑的立法極為重視，雖說廢除死刑的條件不成熟，但減少死刑的適用，也是刑罰人道主義的體現。「死罪之增損代各不同，唐沿隋制，太宗時簡絞刑之屬五十，改加役流，史志稱之。宋用《刑統》而歷朝編敕麗於大辟之屬者，更仆難數，頗傷繁細。元之刑政廢弛，問擬死罪者，大率永系獄中。《明律》斬、絞始分立決、監候，死刑階級自茲益密。歐美刑法，備及單簡，除義大利、荷蘭、瑞士等國廢止死刑外，其餘若法、德、英、比等國，死刑僅限於大逆、內亂、外患、謀殺、放火、溢水等項。日本承用中國刑法最久，亦止二十餘條。中國死刑條目較繁，然以實際論之，歷年實決人犯以命盜為最多，況秋審制度詳核實緩，倍形慎重，每年實予勾決者十不逮一，有死刑之名而無死罪之實。持較東西各國，亦累黍之差爾。茲擬准《唐律》及國初並各國通例，酌減死罪；其有因囿於中國之風俗，一時難予驟減者，如強盜、搶奪、發冢之類，別輯暫行章程，以存其舊，視人民程途進步，一體改從新律。顧或有謂罪重法輕，適足召亂者。不知刑罰與教育互為消長，格免之判，基於道齊。有虞畫像，亦足致垂拱之治；秦法誅及偶語，何能禁勝、廣之徒起於草澤；明洪武時所頒大誥，至為峻酷，乃棄市之屍未移，新犯大辟者即至。征諸載籍，歷歷不爽。況舉行警察為之防範，普設監獄為之教養，此弊可無顧慮也。」[14]沈家本在指出酌減死刑的必要性的同時，也批評了酷刑的不人道。

在死刑的執行方法上同樣能反映刑罰的殘酷與人道；沈家本主張「死刑惟一」。「舊律死刑以斬、絞分重輕，斬則有斷脰之慘故重，絞則身首相屬故輕，然二者俱屬絕人生命之極刑，謂有輕重者，乃據炯戒之意義言之爾。查各國刑法，德、法、瑞典用斬，奧大利、匈牙利、西班牙、英、俄、美用絞，俱系一種，惟德之斬刑通常用斧，亞魯沙斯、盧連二州用機械，蓋二州前屬於法而割畀德國者，猶存舊習也。惟軍律所科死刑俱用銃殺，然其取義不同，亦非謂有輕重之別。茲擬死刑僅用絞刑一種，仍於特定之行刑場所密行之。如謀反大逆及謀殺祖父母、父母等條，俱屬罪大惡極，仍用斬刑，則別輯專例通行。至開戰之地頒布戒嚴之命令，亦可聽臨時處分，但此均屬例外。」[15]《欽定大清刑律》第38條規定：「死刑用絞，於獄內執行之。」

第三，對未成人犯罪的懲治教育。

《欽定大清刑律》第11條規定：「凡未十二歲人之行為，不為罪；但因其情節，得施以感化教育。」沈家本對此解釋為「夫刑者，乃出於不得已而為最後之制裁也。幼者可教而不可罰，以教育涵養其德性，而化其惡者，使為良善之民，此明刑弼教之義也。凡教育之力所能動者，其年齡依各國學校及感化場之實驗，以十六七歲之間為限。故本案拾辨別心之舊說，而以能受感化之年齡為主。同十六歲以下無責任之主義。誠世界中最進步之說也」。沈家本在理由之後又提出了注意事項「因其情節而命以感化教育。蓋以未滿十六歲者，雖有觸罪行為，不應置諸監獄，而應置諸特別之學校。至感化場規則，當另行纂定。不在刑律之內。所謂情節者，非指罪狀輕重而言，乃指無父兄或有父兄而不知施教育者。感化教育者，國家代其父兄而施以德育是也。」[16]憲政編查館認為刑事責任年齡十五歲太寬，主張改為十二歲。最後由皇帝欽定為十二歲，但同時在第50條宥減中加上未滿十六歲人得減本刑一等或二等。[17]

沈家本把懲治教育視為《欽定大清刑律》的重大變化之一，特別看重。「犯罪之有無責任，俱以年齡為衡。各國刑事丁年自十四迄二十二不等，各隨其習俗而定。中國幼年犯罪，向分七歲、十歲、十五歲為三等，則刑事丁年為十六歲以上可知。夫刑罰為最後之制裁，丁年以內乃教育之主體，非刑法之主體。如因犯罪而拘置於監獄，薰染囚人惡習，將來矯正匪易，如責付家族，恐生性桀驁，有非父兄所能教育，且有家本貧窶無力教育者，則懲治教育為不可緩也。按懲治教育始行之於德國，管理之法略同監獄，實參以公同學校之名義，一名強迫教育，各國仿之，而英尤勵行不怠，頗著成績。茲擬採用其法，通飭各直省設立懲治場，凡幼年犯罪，改為懲治處分拘置場中，視情節之重輕，定年跟之長短，以冀漸收感化之效，明刑弼教，蓋不外是矣。」[18]

第四，對精神病人、喑啞人行為的特別規定。

關於精神病人行為，《欽定大清刑律》第12條規定：「精神病人之行為，不為罪；但因其情節得施以監禁處分。前項之規定，於酗酒或精神病間斷時之行為，不適用之。」草案案語說明了立法理由：「本條系規定痴與瘋狂等精神病人，雖有觸罪行為全無責任。精神病人之行為非其人行為，乃疾病之作為，故不應加刑，而應投以葯石。若於必要之時，可命以監禁。各國之規定皆與本條同。」[19]

關於喑啞人的行為，《欽定大清刑律》第50條規定得減本刑一等或二等處罰。沈家本認為「聾啞精神不完備者不能與普通之犯罪者同論，故酌量情節減輕本刑一等或二等。聾啞有生而聾啞者，有因疾病或受傷而聾啞者。生而聾啞乃自來痼疾，不能承受教育，能力薄弱，故各國等諸幼年之列。若因疾病或受傷而聾啞者，不過肢體不具，其精神、知識與普通無異，則不能適用此例。即有可原情形，自有宥恕之例在也。」[20]

第五，對老者的宥減規定。

《欽定大清刑律》第50條規定滿八十歲人犯罪者，得減本刑一等或二等。沈家本解釋說：「八十歲以上精神漸昏眊自不能與普通之犯罪者同論，故酌量情節減輕本刑一等或二等。」[21]

二、犯罪論

（一）未遂犯

「舊派與新派之爭在未遂論方面的分歧至為明顯，可以認為，客觀未遂論與主觀未遂論是兩派爭論的縮影。」[22]舊派注重犯罪行為所產生的法益侵害。法益之侵害為犯罪行為之本質，刑法的目的是保護法益。因此，犯罪行為僅於既遂時，才有處罰之必要。對於重大犯罪，為防止犯罪的發生，也可就犯罪人的危險性給予處罰。如果僅存犯罪的意思，沒有發生法益侵害的客觀危險性，也不能作為未遂犯予以處罰。對於未遂犯「理應採取較既遂為輕的處罰。」[23]新派認為，未遂犯的處罰根據在於顯示出犯罪人的性格危險性的、與法相敵對的犯罪意思。如果某種行為已將這種犯罪意思表現在外部，則未遂犯的意思與既遂犯的意思沒有差異。行為的既遂及其結果，並非重要，犯罪意圖的顯示就是犯罪本質的表現，因此，未遂與既遂本質上相同，兩者均應同等予以處罰。雖可根據情節採取較既遂為輕的處罰，但不是必須如此。《欽定大清刑律》第17條規定：「犯罪已著手，而因意外之障礙不遂者，為未遂犯。其不能生犯罪之結果者，亦同。……未遂罪之刑，得減既遂罪之刑一等或二等」。此條關於未遂犯的規定，以肯定未遂犯罪受罰為前提，對其刑罰的適用是較既遂罪之刑「得減」一等或二等。「得減」不是「必減」，也不是「應減」，而是「可以減」。不難看出，《欽定大清刑律》關於未遂罪的規定，明顯地傾向新派理論。關於這一點，沈家本先生在立法案語中有詳細說明：「現行律所載，有謀殺已行未傷及傷而未死，強、竊盜未得財，強奸未成 等，皆屬未遂罪之規定，惟散見各門，並不到諸名例。隋唐以降，後先一軌。然此固不應僅屬二三種犯罪，實 系通乎全體之規則，本案故列於總則之中。歐美各國及日本之法殆莫不然也。未遂罪者照原則皆在應罰之列。……未遂罪致罪之主義有二：一，未生既遂之結果，損益尚屬輕微，於法律必減輕一等或二等；一，犯人因遭意外障礙乃至不得遂而止，其危害社會與既遂犯無異，故刑不必減。惟各按其情節亦或可以減輕。此二主義，前者謂之客觀主義，後者謂之主觀主義。客觀主義已屬陳腐，為世所非，近時學說及立法例大都偏於主觀主義。本案亦即采此主義。」[24]

（二）不能犯

行為人依犯罪之意思而實行一定之行為，在客體與行為性質上，從一開始就不能實現犯罪之結果者，稱為不能犯，也稱不能未遂。舊派學說認為，不能犯的行為未侵害法益，也未對法益構成威脅，這種既不能發生犯罪結果又無危害性的行為，沒有處罰的必要。新派認為，行為人的犯罪意思已於外部明顯表現出來，其性格的危險性暴露無遺，對不能犯進行懲罰，實屬當然。《欽定大清刑律》採納新派學說，把不能犯視同未遂犯，同樣規定在第17條中。沈家本解釋說：「未遂罪者，即分則所定之犯罪行為著手而未完結，或已完結而未生既遂之結果者是也。……第一項後半，在於不能生結果之情形者。如用少量之毒物，不致於死，及探囊而未得財物之類。在學術上謂之不能犯，其為罪與否頗屬疑問，學者之所爭論而未決之問題也。然此實應與一般未遂罪同論，故特設此規定。」[25]

（三）共犯

共犯理論是新舊兩派爭論

Ⅸ 比較犯罪構成四要件說與三階層的犯罪論體系

犯罪構成中的分體系有四個：客體、主體、犯罪構成的客觀方面和主觀方面。哪一個必要要素不存在，更不用說一個分體系不存在，就會導致整個犯罪構成體系的瓦解，就會導致人的行為中不存在犯罪構成。犯罪構成要素是犯罪構成的組成部分。犯罪構成要素的要件決定它們的特點，使人們能夠將一犯罪構成區別於另一犯罪構成，以及劃清罪與非罪的界限。犯罪構成要素和分體系的要件規定在刑法典總則和分則的規范當中。」

古典三階層：犯罪體系是從實定法的規定歸納出來的，歸納的方法則受到自然科學自然主義(Naturalismus)的影響。自然科學實證主義和刑法上的罪刑法定主義互相契合，在19世紀末影響德國的刑法學。古典三階層犯罪體系便是這種自然科學實證主義風潮下的產物。貝林於1906年發表的著作《犯罪的理論》則標志著古典犯罪論體系的確立，同時，李斯特對於這一體系的實質內容也做出了奠基性的貢獻。貝林主張「構成要件具有客觀性、記述性和規定性的特徵」。

三階層犯罪論體系中構成要件該當性的演變歷程的闡述可以看出，從新古典犯罪論開始，構成要件不再是中性無色的純客觀事實描述。

麥耶認識到規范性和主觀性構成要件要素的存在，認為構成要件是違法性的認識根據；麥茲格更加明確地論述了規范性構成要件要素，並認為構成要件是違法性存在根據，主張構成要件就是違法類型。此後，無論是何種體系，其構成要件中不僅有描述性的、客觀的構成要件要素，同時還具有主觀的、規范性的要素。可見，構成要件由「指導形象」到「犯罪定型」的變化表現為價值不斷填加的過程。

(9)德國古典刑法擴展閱讀

19世紀以來，在實證主義的壓倒性優勢下，任何學科都必須保證其「科學性」而成其為「科學」。在自然科學作為科學典範的時代，法學（刑法學）為了保有「科學」的地位也只能走自然主義的道路。

德國古典犯罪論體系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哲學背景、方法論背景下被造就的：中性無色的犯罪該當類型、中性無色的不法狀態以及中性無色的承擔罪責的心理事實——作為社會科學的刑法學，在犯罪成立的理論上卻恪守自然科學的准則。

實證主義是西方哲學史上第一個明確提出要以實施自然科學的精神來改造和超越傳統形而上學的流派。實證主義對古典犯罪理論的影響，主要是指用實證主義的基本立場或思維方式，特別是用從自然科學中概括出的實證方法來構建和研究犯罪理論體系。

許玉秀教授在論及古典犯罪論體系的「機械性現象」時指出：「自然科學的方法論一直到19世紀末期至20世紀初期才對刑法學產生明顯的影響，亦即認為犯罪行為也可以作機械的切割、分析和檢驗，犯罪行為因而很理所當然地被切割成主觀和客觀兩個部分。

Ⅹ 西方國家刑罰制度的特點及其對中國的啟示

一、西方國家刑法中的刑罰目的
刑罰目的是西方國家刑罰理論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圍繞刑罰目的問題西方學者中的不同學派分庭抗禮，見仁見智，提出了不少頗具價值的觀點。

〈一〉報應主義的刑罰目的

刑罰的報應目的是指刑罰是作為對犯罪的一種報復、回報而存在並付諸實施。報應主義的刑罰目的觀認為，犯罪是一種惡害，刑罰的內容是痛苦和惡害，對犯罪科處刑罰是基於報應的原理，亦即以惡害報應惡害。報應刑論中的絕對報應刑論主張，報應刑理論是一種回溯性的懲罰理論，刑罰只是由於已然犯罪才被科處。刑罰只能是報應，除此之外，作為報應的刑罰本身不具有也不應當去追求其他任何目的。報應刑論的具體主張可進一步分為神意報應主義、道德報應主義、等量報應主義、等價報應主義和法律報應主義。

神意報應主義在西方進入中世紀以後曾占據主導地位。神意報應主義認為犯罪是違反了神的旨意，因此犯罪行為的實施者應受到神的懲罰，神意報應主義以神的旨意作為報應犯罪的理由，並認為國家是神的代理者，國家對犯罪適用刑罰是秉承神意給予防罪人以報應。神意報應借用虛幻世界的神之旨意詮釋現實社會的刑罰，其立論之荒謬是顯而易見的。

西方近代歷史上德國古典唯心主義創始人、著名哲學家康德力主道德報應主義。道德規律不但是規范人們思想和行為的基本准則，同時也是國家立法必須遵守的依據和准則。因為法律價值的核心是公正，康德認為公正的實質與道德規律相符合，因此，可以認為法律規則與道德規律的基礎是基本相同的。[1]犯罪行為的實施者侵害了他人的權利，違背了道德的規律，因而應受到懲罰。康德指出：「法律就是那些使任何人的有意識的行為按照普遍的自由法則確實能與有意識的行為相協調的全部條件的綜合。------任何一個行為，如果它本身是公正的，或者它依據的准則是公正的，那就是：根據普遍法則，這個行為和每個人以及和所有人的意志自由在行動上可以同時並存。」[2]犯罪和違反道德的行為一樣，都是違反了理性的絕對命令的行為，它對意志自由的根本法則同樣構成了侵害。法律肩負著必然的道德使命。因而，刑罰權的理由和根據、國家刑罰的目的，也應求諸於道德，求諸於意志自由的根本法則和絕對理性的至上命令。康德從自由意志論及道德命令，由道德的命令又論及法律規則，從這樣論述中尋找責任的基礎和刑罰的根據。這顯然屬於一種典型的道義報應主義。值得注意的是， 康德從尊重人作為目的的價值出發，認為人是現實上創造的最終目的，對人的行為的反應只能以其行為的性質為根據。雖然惡行必有惡報，刑罰是針對犯罪人因犯罪行為而引起的道義責任所施加的懲罰和報應。但根據理性和正義的要求，犯罪行為人也是有理性的人格主體，國家的管理人或統治者不得將之視為維護社會秩序及預防他人犯罪的工具或手段。與此觀點相呼應，康德還主張刑罰與犯罪對等，即根據犯罪的道德的罪過及其外在表現決定懲罰的方式和程度，實行等量報應。康德的道義報應思想及等量報應體現了人道主義精神及公共正義的要求，但由於以道德罪過來詮釋刑罰的本質，顯然混淆了刑罰與道德的本質區別。同時道德報應是不足以說明刑罰目的的，因為刑罰是法律現象，僅從道德上闡明刑罰目的，不可能作出符合實際的解釋。因此，道德報應主義的缺陷也是不言而喻的。此外，康德主張的等量報應的特點是強調刑罰與犯罪在侵害方式，特別是危害結果上的對等，因而其報復刑理論在一定程度上與同態復仇沒有質的不同。

（二）預防主義的刑罰目的

刑罰的預防目的是指通過對已然犯罪人適用刑罰，實現防止犯罪發生的效果。西方歷史上用預防將來再犯作為刑罰目的的觀點可以追溯到古希臘哲學家羅塔哥拉，此後，古希臘另一著名哲學家柏拉圖和荷蘭的政治思想家、資產階級自然法學派創始人之一的格老秀斯表達了同樣的思想。[5]但在近代西方社會正式提出預防主義刑罰目的的是義大利著名刑法學家貝卡利亞。貝卡利亞對報應刑論持徹底的否定態度，主張刑罰之目的是預防犯罪，並進一步表明了雙重預防的思想。貝卡利亞指出：「刑罰的目的既不是要摧殘折磨一個感知者，也不是要消除已犯下的罪行。------刑罰的目的僅僅在於：阻止罪犯再重新侵害公民，並規戒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轍。」[6]這里所謂「阻止罪犯再重新侵害公民」， 就是指刑罰的特殊預防目的；所謂「規戒其他人不再重蹈覆轍」，則實際上指的是刑罰的一般預防目的。在刑罰的雙重預防中，貝卡利亞更強調一般預防的價值。值得特別注意的是，貝卡利亞不僅指出刑罰的目的在於預防犯罪，而且進一步認識到預防犯罪並不能僅靠使用刑罰來達到。他認為要實現預防犯罪的目的，必須在樹立法律權威的前提下，嚴肅執法，並應建立司法機關的內部監督機制，同時完善對公民的教育措施。

近代德國刑法學者費爾巴哈是繼貝卡利亞和邊沁之後主張一般預防刑罰目的觀的主要代表人物。費爾巴哈以其著名的「心理強制說」對刑罰威懾的心理學根據進行了理論上闡釋，費爾巴哈認為，人人都有趨利避害、向樂避苦的心理，這就是人們實施一切行為的心理動機。犯罪人之所以要實施犯罪，是因為犯罪行為能給他帶來某種歡樂；而如果有一種犯罪後的必然結果能夠讓犯罪人承受大於犯罪歡樂的痛苦，犯罪人就會放棄犯罪念頭。刑罰就是為犯罪人設定的這樣一種痛苦。每個犯罪人在實施犯罪之前必然在犯罪之樂與刑罰之苦之間進行選擇，只要刑罰有可能帶給他足夠的痛苦，他就不會選擇犯罪。如果從刑法學和犯罪心理的角度來理解費爾巴哈的心理強制說，則可以將其解讀為：刑罰是對犯罪人適用的建立在剝奪性痛苦基礎上的最為嚴厲的強制措施，懲罰是刑罰的本質屬性。刑罰在社會心理和個人心理上造成的畏懼和威懾效應，形成了人們遠罪避害的心理和思維定式。也就是說，刑罰的懲罰性和強制性壓抑了人們犯罪意念的形成和對犯罪行為的模仿。

十九世紀後半期，由於自然科學的發展，自然科學實證的研究方法逐漸產生影響。近代學派也都採用「實證」的方法對犯罪現象進行研究，加之當時由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的固有矛盾逐漸顯露，犯罪率急劇上升，尤其是財產犯罪大量增加，累犯 顯著增多，青少年犯罪也呈激增趨勢。曾經備受推崇的刑罰的威懾作用及刑罰一般預防的效果日益引起人們的懷疑。在這種情況之下，以實證主義為思想方法的特殊預防主義應運而生，其主要代表人物是龍勃羅梭、菲利和李斯特。義大利的犯罪學家龍勃羅梭以「先天犯罪人」為依據提出剝奪犯罪能力的理論，他主張應該研究和治理的是具體的犯罪人， 而不是抽象的犯罪，應當針對各個不同的個體犯罪人的特殊情況適用不同的處罰方法，即根據刑罰個別化原則注重刑罰的特殊預防。義大利刑法學家菲利進一步發展了龍勃羅梭的特殊預防目的觀。菲利主張刑罰的目的在於對犯罪人進行改造，使其人身危險性逐漸消失，從而不至於危害社會。菲利根據「犯罪飽和法則」，主張根據造成犯罪人不同的人格的社會情形，使用不同的救治方法取代刑罰，在刑罰學說上，菲利否認國傢具有懲罰犯罪人的刑罰權。菲利的這一刑罰思想被稱為「刑罰替代物論。」德國刑法學者李斯特是著名的教育刑論的倡導者，李斯特主張：「應受懲罰的不是行為，而是行為人。」刑罰不是對犯罪行為的事後報復，而是防止具有社會危險的人實施危害社會的行為。刑罰是以保護有關個人的生命、身體、自由、名譽的利益和保衛國家的存在、安全和統治利益為目的而適用的。只有「法益保護」或「社會防衛」才是刑罰的目的和刑罰的正當化根據。李斯特還認為，刑罰的另一個目的在於改造和教育犯人，消除其危險性，使之重返一般市民生活之中。[8]李斯特強調不同犯罪人主觀惡性及人身危險性的差異，認為刑罰必須以每一個犯罪人的個別情況為標准來確定個別的刑罰，為了達到防止具有社會危險性的人實施危害社會行為的刑罰目的，刑罰必須個別化。正如我國學者所指出的，李斯特的刑罰思想在以下這句名言中灼然可見：「矯正可以矯正的犯罪，無法矯正的罪犯不使為害。」[9]

（三）折衷主義的刑罰目的

西方國家的報應主義與預防主義的刑罰目的觀，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同時又具有難以克服的片面性。為了彌補報應主義與預防主義的刑罰目的觀的缺陷。西方國家的刑法學者開始探索在報應主義的刑罰目的與預防主義的刑罰目的之間進行折衷、調和的可能性與合理性，並由此提出了折衷主義或綜合主義的刑罰目的觀。折衷主義的刑罰目的觀認為刑罰是由於有了犯罪而科處，將刑罰的原因歸之於報應主義；同時承認刑罰的目的，主張刑罰的目的是預防犯罪或防衛社會。刑罰在價值取向上應兼容正義（公平）和功利（效益），用報應主義來限制刑罰對功利的追求，在功利主義的前提下追求公平的報應才是合理的選擇。西方刑罰理論中相對報應刑論即是絕對報應刑論與目的刑論的折衷和調和，相對報應刑論主張，刑罰雖然是對已然之罪的一種報應，但同時具有預防未然之罪的目的，即所謂「因為有犯罪，並為了沒有犯罪而科處刑罰」。

需要說明的是，現代西方國家的刑罰目的論多以折衷主義的二元論或多層次論的面目出現。如德國學者考斯特林認為：「刑罰只有在報應主義的范圍內且達到刑罰目的的必要范圍內才得科處之。」[10]日本學者牧野英一認為，從三個方面觀察刑罰的目的，可將其作用作如下分類：對犯罪人方面，刑罰首先對犯人發揮其作用，稱之為特別預防；對社會方面，刑罰又以警戒一般社會以防後車的傾覆為目的，謂之一般的預防，而同時又有滿足一般社會報應思想的作用；對被害者方面，刑罰對被害者法益不當的侵害不能忽視，而又給予滿足的作用。[11]以英國學者哈特為代表的學者認為，刑罰的根據應視刑事活動的階段性而定。刑罰活動分為立法、裁判與行刑三個階段，與此相適應，刑罰的根據也表現為三個方面。刑罰在立法上的確定，即規定什麼樣的行為應受懲罰以及應受多重的懲罰，主要取決於一般預防的需要。在審判階段，刑罰的裁量則以報應為根據，即只有對已犯罪的人才能適用刑罰，對具體犯罪人所處的刑罰的份量應該與其犯罪的嚴重性程度相適應。刑罰執行階段，佔主導地位的是個別預防，即是說，對犯罪人是否實際執行已判處的刑罰，實際執行刑罰的方式，以及實際執行的刑罰的份量，均應以個別預防為根據，即應與教育改善犯罪人的需要相適應。[12]美國學者麥克爾·D·貝勒斯認為，在已揭示出來的刑罰的諸多基本目的中，下列幾個是較為重要的：使人們不敢實施犯罪行為（威懾）， 報復犯罪行為（報復）。改造罪犯（改造或復歸），以及譴責違背社會價值的行為（譴責）。另外一個可能存在的目的，即對人們進行社會價值的教育，與譴責密切相關，因為教育經常是通過譴責違背社會價值的行為而實現的。[13]由此觀之，西方國家刑法上的刑罰目的論之爭，極大地豐富了刑法理論。其中折衷主義的刑罰目的觀融正義觀念與目的思想於一體，對西方國家的刑事立法、司法活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二、西方國家刑法中的刑罰目的對我國刑罰目的界定之借鑒意義
西方刑法中的報應主義刑罰目的觀蘊含著社會公正觀念，合理的解釋了刑罰正當化根據，由於報應論強調已然之罪對刑罰的決定作用，因而使刑罰的裁量具有了客觀標准，能夠最大限度地避免犯罪人遭受不公平的處罰。西方刑法中的預防主義的刑罰目的觀強調刑罰的個別化，滿足了預防犯罪的社會需要。折衷主義的刑罰目的觀將報應論與預防論予以調和，強調刑罰目的對公正與效益地追求。折衷主義的多層次說的刑罰目的觀確實提出了刑罰目的理論發展的正確方向，這種多層次說或綜合說的刑罰目的觀有著諸多可資借鑒之處。從我國的情況出發，應當認為我國刑罰的目的包括三個層次，三個層次的刑罰目的依次是：懲罰犯罪；預防犯罪；保護法益。下面借鑒西方國家刑罰目的觀，對我國三層次說的刑罰目的中的懲罰犯罪的刑罰目的作一探討。

近代刑罰理論從人本主義出發，以人的主體性或主導性為支點，從而發展了以行為為中心的現代刑罰理論，建立起「分配主義」的罪刑相適應原則 。[14]我國刑法典第5條規定的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就是從傳統的罪刑相適應原則發展而來的。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的含義是：犯多大的罪，就應承擔多大的責任，法院也應判處其相應輕重的刑罰，做到重罪重罰，輕罪輕罰，罪刑相稱，罰當其罪；在確立、適用與執行刑罰時，既要考慮犯罪的客觀社會危害性，也要結合考慮行為人的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該原則合理化的基本因子就是懲罰與預防，其所展示的價值取向則是公正（或正義）和功利（或效率）。雖然罪責刑相適應原則既注重刑罰與犯罪行為相適應，又注意刑罰與犯罪行為人主觀惡性與人身危險性相適應，但不容否認的是，在立法上規定和實踐中適用刑罰時，應當以犯罪行為為客觀基礎和基本依據。義大利刑法學家貝卡利亞指出：「犯罪對公共利益的危害越大，促使人們犯罪的力量越強，制止人們犯罪的手段就應該越強有力。這就需要刑罰與犯罪相對稱」。[15]即犯罪的社會危害程度的大小，是決定刑罰輕重的重要依據。罪責刑相適應作為罪與刑關系的基本准則始終制約著我國刑事活動的全過程，而刑罰目的作為國家創制、適用和和執行刑罰的總體目標也具有普遍指導意義，刑罰目的決定對刑罰方法和制度的選擇與取捨。我國刑罰目的研究中占支配地位的功利型預防論的刑罰目的觀忽略了國家創制、適用、執行刑罰活動的完整性和系統性，忽略了刑罰目的與罪刑法定和罪責刑相適應原則之間的辯證關系。超出罪責刑相適應的界限而追求刑罰的功利性目的即是本末倒置。綜觀我國現行刑事法律規范和司法實踐，可以看出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程度已成為刑罰創制、刑罰裁量和刑罰執行的基本依據或核心。這實際上就承認了刑罰首先是對已然犯罪的回顧。因此，可以認為刑罰懲罰目的是罪刑法定和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對於刑罰目的的必然要求。刑罰目的應以通過刑罰懲罰犯罪，伸張社會正義作為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