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的挑戰
❶ 我要參加辯論，我的辯題是推行陽光司法挑戰大於機遇，我要參加攻辯，幫我想幾個提問對方的問題。
以下言語都是站在您的攻方立場：
1.對方辯友您好，您認為推行陽光司法機遇大於回挑戰，那麼我答是否可以這樣理解為:您已經斷定中國大陸目前的司法體系存在優越性，不需要具有或者說不存在適時改造的方面或機會點，（點的兒化音稍微拖長，嗯，停頓1.5秒為好），那麼自然也就不需要挑戰，更不用說機遇？......（這時候面向觀眾），請大家想想，如果按照對方辯友這種理解，國企豈不是不用改造？政府豈不是不用精簡？。。。。。。
2.以上只是一個例子，只是想告訴您：辯論會開始前多查資料，像您這樣懸賞100分的做法我就很贊同，呵呵，另外，您得分析「推行陽光司法挑戰大於機遇」這個論題，一個一個來分析：推行為什麼不是執行或試行？陽光說明現在的司法還存在少許黑暗，挑戰大於機遇，說明這不是一個非此即彼的論題，而是一個協調發展的論題，千萬不要陷入評委的陷阱里，請您在網上搜索相關辯論的帖子和視頻
3.社會也是黑暗的，注意挑選辯論隊員的時候，長相不要太突出，當然太對不起觀眾也是不允許的，因為長相太突出，評委會考慮：將最佳辯手給予該人，而勝出者給予對手，而對不起觀眾，您知道的，這在哪裡都是大忌！希望對您有幫助！
❷ 怎麼看司法「鬧訪」和威脅法官的行為
法律是一件嚴肅的事情，關繫到社會的穩定，關繫到老百姓的方方面面生活。中國的司法制度一直在努力健全，現在我國的法律制度已經逐步的完善，這一點得到廣大群眾的支持，在世界上也得到認可。法律法規人人需要遵守，有一些個別的人，想要通過一些違法亂紀的行為阻礙法律，威脅法官，這必須受到嚴厲的懲罰。
最近一些時間，我注意到一些新聞，有些地方出現司法鬧訪和威脅法官的事情，我覺得這樣的事情應該堅決的予以打擊，特別是違法犯罪分子必須進行嚴厲的懲處，這樣才能維護司法工作人員的安全，這方面國家應該有專門的針對性保護方案，對於法官和其他法律工作人員進行保護。
出現一些鬧訪和威脅法官的事情，說明有些人對於法官和司法工作者的工作不認可，認為侵犯了他們的利益，這樣的人主要是根據自己的利益來做事情，根本不顧國家的法律法規，更不顧司法工作人員的人身安全，此類人對於社會的危害極大，國家應該成立專門的監管機構進行適當的處理，保護司法工作人員的安全。
從另一個角度分析，司法機關特別是法院的工作者，應該審判案件期間，將每一步做到公開透明，讓當事人立即具體的情況，穩定當事人的情緒，處理好當事人關切的細節，這樣當事人就可以了解自己的案件審理情況，對於司法工作者和法院的審判能夠理智起來，一些法院和司法部門的工作人員，沒有耐心解釋，不給當事人一個透明的辦事的過程，這也是矛盾激化的原因。
我們的社會法制工作者，要積極的宣司法工作，讓老百姓了解司法工作的步驟，了解司法工作的基本職能，知道法院工作的一些程序，這樣可以讓社會明白司法工作的具體情況，老百姓才能理解司法工作者的行為，現在一些司法工作者高高在上，根本不屑聯系群眾，這也是引起矛盾的一個關鍵點。
❸ 執法不規范對司法公正的挑戰
法律分析：認真梳理政法機關、政法幹警在司法執法理念、司法執法機制、司法執法行為、司法執法作風方面存在的突出問題，進一步完善相關保障司法公平、公正、公開，切實維護人民群眾合法權益的制度機制，組織對政法機關執法為民公開承諾情況進行專項督查和明查暗訪。積極穩妥推進司法體制改革，健全完善邀請群眾旁聽案件庭審、庭審同步錄音錄像等司法公開機制，推動健全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的體制機制、司法運行機制、人權司法保障制度，著力從體制機制上解決司法執法中不規范、不公正、不廉潔等問題。加強司法執法活動監督，全年共考評行政和刑事案件1185件，發現和糾正執法問題218個，執法預警2期。開展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專項檢察活動，提出糾正意見32件，通過提出檢察建議收監執行16人。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警察法》 第四十四條 人民警察執行職務，必須自覺地接受社會和公民的監督。人民警察機關作出的與公眾利益有直接有關的規定，應當向公眾公布。
❹ 在案件中鑒於表情符號含義的模糊性，在網路時代給司法者帶來了怎樣的挑戰
網路時代帶來了越來越多新的情況，尤其是司法者如何判定誰是案件的起因，如何判定網路時代的一些網路語言，甚至是表情符號，它本身到底代表著什麼樣的意思？因為誰是這個案件的起因，誰就應該是責任的主要承擔者。
網路時代的發展帶來了新的機遇，但也帶來了新的挑戰，尤其是關於法律執行這方面不同的人，對於不同的事故理解是不一樣的，年輕人和老年人的理解有所不同，然後不同群體的人對於不同的事情理解也不同，對同一件事情的理解也不同，有偏差有可能就會造成一些誤會，如何規范這些網路用語，如何構建一個非常暢通的溝通環境，這是平台的責任也是大家的責任。
❺ 「法治中國」面臨什麼樣的挑戰
與歐美、澳洲相比，亞洲憲政和法治相對滯後，但近年來中國周邊國家和地區也得到了長足發展。農歷大年初四，新加坡國立大學組織召開了「亞洲憲政的變化版圖」研討會。除新加坡本地學者和代表中國大陸的筆者之外，還有來自香港和台灣地區、韓國、印度、印尼等地的學者提交論文並發言。雖然這些國家和地區對我們來說或許不算起眼，但制度改革很有起色。在談論法治和憲政時，都有相當豐富的司法判例作為研究的基礎。「老牌」民主國家印度自不必說，不僅因長期作為英國殖民地而深受普通法傳統熏陶，而且1950年獨立並立憲後一直實行司法審查，最高法院的判例幾乎涉及所有領域的憲法問題，為印度基本人權保障立下了汗馬功勞。韓國和台灣地區則是在1987年幾乎同時轉型後，步入憲政和法治軌道，目前也已產生了相當豐富的憲法判例；從羈押陳水扁或彈劾盧武鉉總統這些引起國際關注的政治性案件中，足以看出司法介入國家生活的端倪。印度尼西亞則是隨著政治轉型到2003年前後才建立司法審查制度，不過從學者論文提供的判例看，印尼以及泰國、馬來西亞等國的法院已經產出了不少憲法判例，甚至對解決政教分離、族群和諧等憲法敏感問題有所作為。巴基斯坦、斯里蘭卡和孟加拉國等相對「落後」的國家也有值得探討的憲法判例，甚至連新加坡都有些許算得上憲法性案例的判決。 相比之下，中國大陸是亞洲最大及經濟發展最快的，卻至今連一個嚴格意義上的憲法案例都沒有；2001年好不容易出了一個針對齊玉苓案(見下注)的批復，但是不僅「後無來者」，而且2008年底最高人民法院還以「已停止適用」的理由廢止了該案的批復。這樣，憲法進入不了人民的實際生活，難以切實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法律文本和現實差距越來越大，法學研究自然也就失去了基本素材。別人都在討論案例，我們除了孫志剛案、鄧玉嬌案、唐福珍案等個人悲劇或群體性沖突產生的社會事件之外，還能談論什麼呢?這些事件中有的確實就是法律訴訟，但司法判決卻沒有為解決問題提供值得探討的方案--相反，某些判決不僅沒有適當解決問題，反而是造成問題的根源，鄧玉嬌案、李庄案都是例子。因此，我們缺乏通過制度本身解決的成功事例，而至多隻能討論一些推動制度改良的社會事件；而這些事件本身就是由制度造成的，它們的存在正印證了制度實施的失敗。坐在憲政和法治都不那麼成熟的亞洲國家和地區的學者中間，筆者仍不免感到一種發自內心的孤獨。 制度的問題並不是偶然的。筆者一直認為，除了新加坡這樣的個例外，威權主義國家不要說施行憲政，就連法治也很難實現，前蘇聯和東歐即為例證。因為無論政體性質如何，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對政府都存在一些基本道德約束，譬如都要求政府「以民為本」，或用我們過去的話說就是「為人民服務」；民本主義是所有政府的合法性基礎，而民主和專制的區別不在於政府的目的，而在於實現目的的手段，也就是對政府組成結構和權力行使方式的制度設計。威權國家因為缺乏程序意義上的民主正當性，因而尤其強調實質性「政績」以彌補合法性缺失。除了經濟增長、社會穩定這些可見的「政績」之外，一個主要標志就是立法成就。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法律看上去都相當漂亮，憲法規定一大堆的公民權利，看起來比美國憲法「先進」得多。但這些憲法和法律的承諾是不可能兌現的，因為一旦要「動真格的」，掌握國家權力的既得利益者就不幹了。 雖然憲政與法治可能對整個掌權集團來說長期有利，但是具體掌權者的理性是有限的。尤其是現代威權國家結合了民主形式和專制形式最糟糕的方面。對於古代世襲統治者，孟老夫子還能用「王者無敵」、「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這套說教開導梁惠王之類的庸君；但在任期有限的現代國家，這一套就不管用了。憲法和法律在某些人手裡只不過是好看的門面，是不可能指望得到真正實施的。由此可見，所謂「潛規則」不只是中國現象，幾乎所有威權國家都有。而無論在前蘇聯或東歐還是在韓國或台灣地區，這種現象也都是在政治民主化轉型之後才有所遏止。所有上述國家和地區都是在上世紀80年代末的政治轉型之後才建立司法審查制度，台灣地區的大法官會議也是在轉型之後才開始真正發揮效用。民主是法治的前提條件，如果政府不通過周期性選舉等民主機制對人民負責，那麼即便政府主動推行的法治也可能是空中樓閣。 如果憲法和法律不能得到有效執行，制度內維權就成了一條死路。我在新加坡會議上提交的論文探討了中國近年來憲政發展的兩條路徑：一是自上而下的「官方路徑」，一是自下而上的「民間路徑」，但目前看來官方路徑已被堵死，民間路徑還是一條艱難曲折的「活路」。首先不可否認，體制內不乏銳意改革的開明人士，企求主動採取改良措施造福於民，或至少為自己的執政基礎增添合法性。這類自上而下的改革猶如「天上掉下的餡餅」，成本低而效率高，但不可靠。這也並不奇怪：既然上面施與的權利不是人民自己爭取來的，那麼上面收回也是順理成章之事。前面提到的齊玉苓案就是這么一塊「餡餅」，當時誰都沒有預期最高法院會下達這么一個瑕不掩瑜的批復，為司法審查制度的建構提供這么好的機會，也為法學界帶來了不小的驚喜、震動和樂觀，但最後還是「竹籃打水一場空」。事實上，比齊玉苓案早兩年並為此案鋪路的司法職業化改革也基本上失敗了，而司法改革也是當時的最高法院自上而下推動的結果。當然，當時法學界有改革的呼聲，現在也還是有改革的呼聲，但由於沒有得到人民的廣泛認同和支持，法學精英的力量並不足以推動制度進步，司法改革終於停滯不前了。 官方路徑不通，並不意味著中國的制度無所進步。事實上，齊玉苓案兩年之後的孫志剛事件另闢蹊徑，那就是通過民間自下而上改革某些剝奪民生、激發民憤的不合理制度。從2003年孫志剛事件到2009年底的唐福珍事件，中國制度改良基本上都是沿著這條民間路徑：某個由來已久的制度(譬如收容遣送條例或城市拆遷條例)激勵官員濫用權力，長期濫用權力最終造成某起嚴重剝奪人權的惡性事件，經過媒體或互聯網報道產生了廣泛而激烈的社會反應，最終震動中央並促使其採取糾錯措施。媒體評出2009年中國的「十大案例」大都涉及公民「身體維權」，通過「開胸驗肺」、斷指甚至自焚等劇烈方式震撼社會良心，最終推動制度的有限進步，而公民之所以不得不採取代價高昂的「身體維權」，正是因為政府主動實施的制度維權之路走不通。 在制度環境未能改善的情況下，民間路徑是一條目前可行的維權之路，但是沒有政府主動參與，民間維權註定帶有根本局限性。一是維權成本極高，有時只有出了人命才可能吸引大眾眼球。二是結果高度不確定，目前維權成功的事例都帶有相當大的偶然性。孫志剛並不是收容遣送致死的第一人，唐福珍也絕不是因城市拆遷而自焚的第一人。在他們之前，早已有人因為這些制度而死，卻沒有得到媒體和社會的充分關注。更為根本的是，民間路徑其實不只是一條自下而上的單行線，而是一種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復雜結合，因為要在憲法和法律框架內維權，就必須得到政府配合，由此產生社會-媒體-中央-地方的諸多環節，而任何一個環節受阻都將造成制度改良無功而返。即便悲劇發生，也得通過媒體或互聯網自由報道才能產生影響，但如果言論自由受到控制，中央就無法知道悲劇發生和全國人民的呼聲；即便悲劇得到報道並產生反響，如果中央猶豫不決，改革措施還是無法出台；即便中央下達了改革舉措，如果地方陽奉陰違，玩起「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游戲，人民仍難以得到中央利民政策的實惠……最後，雖然透過一些案例，我們一路見證了中國公民法治意識的成長，但是公民意識本身並未完全成熟，例如李庄案即顯示相當部分的網民法治意識薄弱。民間路徑完全是靠公民推動的，但若公民自己的維權和法治意識不強，中國制度進步就失去了原動力。 中國是一個世界大國，理應至少在亞洲發揮「榜樣模範」作用，但是比較周邊國家和地區的制度現實，筆者不得不說中國未來的法治進步仍面臨相當嚴峻的挑戰。 【作者簡介】 張千帆，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❻ 如何准備把握司法行政工作面臨的新形勢
一、科學判斷、准確把握司法行政工作新形勢，必須堅持全面觀點：在新的歷史時期，司法行政工作的發展和進步面臨著千載難逢的機遇同時，也面臨著艱巨任務和嚴峻挑戰。但是形勢的主流是好的，做好司法行政工作的有利條件很多。我國經濟平穩較快增長，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為維護社會穩定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科學發展觀深入人心，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成為全黨全國人民的共識，為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從源頭上消除不穩定因素提供了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經過長期的探索和積極工作，在維護穩定工作方面積累了豐富的成功經驗，奠定了良好的工作基礎；五是通過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司法幹警的政治業務素質得到了很大提高，為做好司法行政工作提供了重要組織保證。從國際形勢看，和平、發展、合作是時代的主題，我國的國際地位日益提高，總體上也有利於我國的改革發展穩定。我們完全有信心、有能力維護好重要戰略機遇期的社會和諧穩定。
二、科學判斷、准確把握司法行政工作的新形勢，必須堅持聯系觀點：從國際因素看，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帶來負面影響，傳統安全威脅和非傳統安全威脅，尤其是地區沖突、國際恐怖主義活動對和平、發展的影響和威脅。從我國社會穩定的階段性特徵看，亟待解決的社會矛盾還不少。很多問題，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演變擴大，對經濟社會發展帶來不利影響和不良後果。通過從內部與外部的相互聯系、從各種矛盾相互聯系認識和把握形勢，才能把握本質、抓住要害，從而重點突破，解決矛盾。
三、科學判斷、准確把握司法行政工作的新形勢，必須堅持發展觀點：要深入分析司法行政工作面臨的新情況、新變化、新趨勢，認真總結和探索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的新特點；不斷適應社會新形勢對化解矛盾糾紛、維護社會穩定提出的新要求；不斷適應新形勢下違法犯罪對社會管理秩序的新挑戰；正確面對新形勢下經濟安全和經濟秩序問題對社會穩定的直接影響；努力滿足人民群眾對司法行政工作的新要求、新期望。著眼發展，把握大局，認清規律，開拓創新，不斷推動司法行政工作上新台階。
司法行政部門要科學判斷、准確把握工作大局，適應發展要求，既要充分認識大好形勢和有利條件，又要清醒看到復雜形勢和不利因素；既要看到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的問題，也要深入分析問題的原因；既要看到形勢的靜態特點，也要在動態變化中科學預見發展趨勢；既要看到客觀存在社會不穩定不和諧因素，也要看到工作中不適應的問題，才能真正立足當前，著眼長遠，增強信心和決心，增強責任意識、憂患意識和大局意識，研究總結新形勢、新使命和與之相適應的對策和措施，不斷推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和經濟社會發展進步，為實現黨的十七大提出的宏偉目標作出積極貢獻。
❼ 新形勢下的司法警察隊伍建設,給我們司警專業的學生又面臨著怎樣的挑戰
我覺得真的沒有必要擔心，不管怎麼說國家司法。是一個。法治的。治安管理體系。國家機器正常運行就需要治安人員來管理。不用擔心。
❽ 保障司法公正可以從哪幾個方面入手
加強司法公正的方法
（一）、司法公正的根本制度性保障是司法獨立
由於法治國家的司法權威已處於至高無上的地位，人們對司法權能的價值與作用早已認同和接受，其公信力已確定無疑，因此不存在人們隨意詆毀和懷疑司法權威與價值的問題，但在法治欠缺或法治不發達的國家，由於司法機關地位偏低，並同國家不健全的體制及不科學的權力結構聯系在一起的。因此，司法不公及司法腐敗就往往成為人們普遍關注的社會熱點問題。如何克服和解決司法不公進而實現司法公正呢？本人認為，司法公正不單是司法本身的問題，而是涉及到整個政治體制之問題，包括憲法所確立的國家權力結構等系列問題。本人贊成一些學者的觀點即「司法獨立是司法公正的根本制度性保障。「中國司法中的腐敗行為制度性根源不在於法院和法官接受的監督不夠，恰恰相反，是獨立性不夠。」據此我們認為，司法獨立性問題是與司法公正密切相關的重要問題，司法獨立問題不解決，要實現司法公正是相當有限的，理由是司法倘若不獨立，則法院和法官面臨來自外部或內部的壓力就很大，審判程序及實體適用法律就有可能依非審判者的意志而作出，法律只成為一種有用的工具而不是居中裁判的法定標准，即使許多情形下法院和法官依程序和實體公正做出判決，但由於社會和人們因法院和法官不具有完全獨立的法律地位，而不信任其裁判的公正性，這樣，司法公正的價值及權威就永遠無法確立。
（二）、加強法官職業道德教育，堅定不移地走法官的精英化之路
司法公正的實現有賴於具有優良法律職業素養和品質的法官群體的恪盡職守和不懈的努力追求，加強法官教育培訓，提高法官素質，促進法官司法觀念的轉變，是新時期人民法院隊伍建設所面臨的巨大挑戰。法官做為社會正義的化身，其職業的特殊性決定了法官不僅應具有系統、扎實的法律理論功底、嫻熟的裁判技能和寬厚的人文素養及自然科學知識，而且還應具有強烈的法律意識以及自覺以法律概念進行思考、判斷認識問題的思想方法和思維方式。法官在司法公正的實現過程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這就要求法官應當加強修養，具備良好的政治、業務素質和良好的品行，忠實地執行憲法和法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法官應樹立科學的職業道德觀。同時必須加強廉政建設，作廉明法官。
（三）、完善監督機制
從法院自身來講，當前要把著力點放在強化、完善內部監督上，增強辦案人員公正執法的責任意識，約束執法人員的執法行為。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科學有效的執法監督機制，理順監督關系，堅持對案件監督和對執法人員行為監督相結合，在糾正錯案的同時要追究違法違紀行為的責任，使監督落到實處。另一方面，要提高監督水平，改善監督方式，強化運用程序法的監督，及時糾正程序違法現象；對實體方面的監督，要著重解決適用法律錯誤及明顯判決不公問題。同時，檢察院作為法定法律監督機關，也要依法加強對法院的監督。從法院外部來講，要在自覺接受黨的紀律監督、人大的法律監督、政協的民主監督、人民群眾及新聞部門的輿論監督的同時，大力推進和深化審判公開，增強執法辦案的透明度，為公正執法打下基礎。
司法公正的實現是一項艱巨而又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從根本上說，有賴於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目標的全面實現，即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和有序運行，民主政治得以制度化、法律化，精神文明建設能夠培養出一代又一代具有現代權利與義務觀念的自覺守法公民。然而，在社會轉型時期、利益多元化的時代，司法公正的實現既需要完善的制度保障，更需要觀念的更新。制度建設並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而觀念的變革卻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基礎的。觀念的變革直接關繫到司法公正能否真正實現和國家的長治久安，也反映著我國文明進步的程度。
❾ 司法的特點是什麼
司法的特點：
1、中立性
中立性是司法權的第一特性，這在中美兩國的司法理念中沒有差別。如果將法官比作裁判，司法權的中立性要求：法官不能像有些球類裁判那樣滿場跑，滿場奔跑的裁判難以處於中立地位，不處於中立地位的裁判就容易做出錯誤的判斷，這也是有些球類裁判判罰結果的公正性和准確性為什麼時常容易引起懷疑的主要原因之一。排球裁判卻不一樣，他站在場地之外，立於場地的正中間並高於球網，運動員觸網或過網擊球時自己都不一定能察覺，居中裁判者卻能明察秋毫，判罰結果也很少引起質疑。因此，法官就要像排球裁判那樣居中裁判，不偏不倚地對待原被告和控辯雙方，力求不受立場限制地做出准確判斷。裁判者如果不能保持中立，其裁判結果的公正性就會受到懷疑。我國法院的院徽是由一柱華表支起一架天平來表現其中立性，美國的司法文化中也不乏蒙眼的正義女神手執天平的比喻和圖像。 此外，兩國法院還通過建立迴避制度和嚴格的訴訟程序規則來保障法院和法官的中立地位。 司法權的中立性的另一個層面是其消極性，司法是解決社會矛盾最後的，但不是惟一的手段，通過談判和解、調解和仲裁解決民事糾紛應是當事人的首選方式，不到最終不要隨便動用國家的司法資源去解決民間糾紛。美國法院甚至將調解和和解的理念應用於刑事訴訟之中，建立了辯訴交易制度，90%左右的刑事案件都可以由檢察官與辯方律師或刑事被告在法庭之外達成交易，和解結案，大量節省了國家的司法資源。司法權的消極性還具體表現在司法機關不應該主動出擊，而應被動地等待，一般來說就是實行不告不理原則，法官不能主動地挑起當事人去打官司。
2、獨立性
司法權的獨立性是確保司法公正的必要。馬克思早就指出：「法官除了法律，沒有別的上司。」「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法官以服從法律為天職。」但是，兩國在政治體制和司法體制上的差異使司法權的這一特性在兩國有不同程度的理解。美國作為「三權分立」體制的國家的代表，通過「司法獨立」原則保障其司法機關的獨立性。他們的司法機關不僅完全獨立於立法和行政機關，而且還享有違憲審查權，可以撤銷違反憲法的法律和行政行為。我國憲法第126條規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因此，從嚴格意義上說，我國實行的是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的原則，是在人民代表大會的框架內司法權對「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獨立，也就是對當事人的獨立，因為行政機關經常在行政訴訟中成為法院的當事人，社會團體和個人幾乎每天都在民事或刑事訴訟中「擔任」法院的當事人。但是，在我國的人民代表大會的體制下司法權不能獨立於立法權。我國的審判機關只享有對行政機關的具體行政行為(目前尚不能對抽象行政行為進行司法審查，盡管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時作過上述承諾)的合法性進行司法審查，而無權對立法機關的行為，包括對違反憲法的法律法規進行司法審查。 審判機關不僅要保證對外獨立於當事人，內部也要相互獨立。內部獨立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上下級法院之間是監督和指導關系，而非領導與被領導關系，維持審級獨立。因此上級法院不能在下級法院沒有審結其所管轄的案件時對下級法院的正常審判工作進行干預，除非有法律適用方面的新問題出現，下級法院逐級呈報請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對請示案件的批復就成為了新的司法解釋。美國法院則是絕對禁止上級法院在任何時候干預下級法院的審判活動，只有當事人提出上訴時，上級法院才能對下級法院的裁判做出改判或維持的決定。
3、統一性
統一性有兩個方面的內涵，其一是司法權由法定機關統一行使，其他機關不能分享；其二是用司法解釋或指導性判例統一全國各級審判機關的裁判尺度。司法權的統一性在兩國之間沒有司法理念上的差別。在我國的法律規定比較原則時，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就可以具體地規定對某一法律概念的理解和實施標准，比如刑法上涉嫌犯罪數額的「較大」、「巨大」或「特別巨大」等概念，就需要用司法解釋統一全國各級司法機關的裁判尺度。美國作為案例法國家，主要是通過聯邦最高法院的判例對下級法院的類似案件的審判做出指導，以求各地法院的裁判尺度的統一。 在司法權的統一性保障方面兩國共同面臨的大敵是地方保護主義。不過美國在當初制憲時就預見到了地方保護主義對司法干預的可能性，因而在設計管轄權制度時就明確規定，跨州之間的案件不能由原被告所在州的任何一方州法院管轄，而是交由聯邦法院管轄。這樣就有效地防止了地方保護主義。 從世貿組織的主要成員方的司法實踐來看，入世以後，他們都對與國際貿易有關的案件實行了專門管轄或集中管轄制度，如美國設有專門的國際貿易法院，法國的商事法庭也從普通法院中獨立出來，英國倫敦的高級商事法院則專門受理國際商事和海商案件。因此，從2002年3月1日開始，最高人民法院根據民事訴訟法第19條的規定，決定對涉外商事案件實行集中管轄，即只有省會城市、少數計劃單列市和經濟特區的中級人民法院和基層人民法院才能行使國際商事案件的管轄權。 實行國際商事案件集中管轄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它不僅有利於遏止地方保護主義，維護法院的獨立審判權，而且有利於集中優秀的審判力量專業化審理國際商事案件，提高審判質量，還有利於這些審判員的集中培訓和提高。最重要的是有利於維護國家司法權的統一，並全面履行作為成員方所承擔世貿組織的義務。當然，由於實行集中管轄後，受理國際商事案件的法院數量會受到限制，邊遠地區的涉外商事案件還要跑到省會城市或其他大城市去審理，因此會給當事人帶來訴訟方面的不便。但是，我國和其他國家國際貿易仲裁機構的實踐表明，在可能遇到地方保護主義嚴重干擾的情況下，當事人寧願遠涉萬里到北京、上海或深圳甚至更遠的國外仲裁機構申請仲裁，也不願意就近解決糾紛。由此可見，只要能保證公正的裁判結果，當事人是不會計較路途遙遠的。更何況一次性地公平解決糾紛給當事人帶來的是時間上的節約和免除不斷上訴、申訴的困苦呢？ 在去年兩會期間，許多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提出了很好的提案、議案和建議，其中最有分量的之一是關於設立跨區域民商事法院的建議。該建議提出，應該在東北、華北、中南、華南、華東、西北、西南地區設立七個跨區域民商事法院，專門審理跨省、直轄市和自治區的民商事糾紛，另成立兩個高級民商事法院審理上述七個跨區域法院的二審案件。如果這一提案得以實施就可以從根本上解決地方保護主義和司法權行使不統一的問題。
4、專業性
專業性作為司法權和司法機關的特點在全世界所有國家都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在美國這樣的普通法系國家尤其如此。美國法院的法官不僅都受過嚴格的法學教育和訓練，而且有豐富的司法實踐經驗。初審法院的法官大都是從優秀的律師中產生，上級法院的法官也要從下級法院的優秀法官中選拔，從而保證了法官隊伍的高度專業性。但在計劃經濟時代的我國，這一特點幾乎完全被忽略。因為當時法院的職能主要是辦理刑事案件，憑經驗辦案足矣，民事案件大都僅涉及婚姻家庭問題，基本上沒有商事案件，也不需要專門的法律知識。即使到了市場經濟時期，民商事、行政案件已佔法院工作量的90%，計劃經濟時期的影響仍然存在，沒有系統學習過法律知識的人當法官的現象在基層法院還比較普遍，有的基層法院甚至沒有一個正規法律院校的本科畢業生。另一個主要原因是我國法學教育因「文化大革命」中斷了十多年，分配到法院工作的正規法律院校的畢業生很少，很難支撐起法院對法學專業人才的需求。現在法院受理的股票和期貨案件、涉外案件、海事海商案件、知識產權案件越來越多，不具備專門的法律知識當法官是有危險的。現代社會里，法官掌握著法律賦予的生殺予奪大權，法官的專業性要求不會比醫院低。醫院的醫生必須是具有專門知識的專業醫療人員，讓未經過資格考試和專業技術水平認證的人當外科醫生，我看誰也不敢拿性命去開玩笑。 隨著我國法官隊伍專業化和職業化建設的加強，法官非職業化的現象正在改變。以最高人民法院為例，高級法官和大法官中的法學博士生導師就有了5～6位，已取得博士學位的法官有50人左右，已取得碩士學位的有160多人。
5、公開性
司法權的公開性也可以稱為民主性，在這一點上中美兩國也沒有司法理念上的不同，但做法上有區別。美國在審判程序中通過陪審團制度來提高司法權行使的透明度和人民大眾的參與性，陪審團的成員都從沒有受過法學教育的公民登記冊中任意選任，不過陪審團只能對法庭審理的有關事實做出裁定，比如對刑事被告是否有罪做出裁判，而由法官對適用法律和具體量刑做出裁判。我國則通過人民陪審員制度，讓非職業法官參與案件的審理，並享有與法官同等的對事實的認定和法律適用的裁判權。 在接受社會和新聞媒體監督方面，兩國的人民大眾、法學專家和新聞媒體都可以對生效的司法判決展開評論，如我國中央電視台的《今日說法》等各種新聞媒體欄目展開大量的司法評論，在進行法制宣傳的同時，也吸引了社會各界對司法工作的關注與監督。但不同的是，美國司法機關的公信度很高，人民大眾的法律意識也很強，因而新聞媒體對司法判決的尊崇率也很高，很少對終審後生效的裁判結果做負面評論。 在公開審判方面，兩國的差別也不大，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原則上所有案件一律公開審理，與案件有關和無關的民眾都可以持有效證件到法庭旁聽。但美國的法庭不允許電視現場直播，僅有的一次現場直播辛普森涉嫌殺妻案也遭到了各界的強烈批評，認為現場直播會影響法官的公正判決。但是，兩國的法官都認為，公開性可以有效地遏制司法腐敗現象，陽光下的審判是實現司法公正的基本保證，這一點也充分體現了現代司法制度的民主價值。
6、權威性
權威性作為兩國司法權的最後的，也是最重要的一個共同特點，是其前面幾個特點所決定的。這就是說，司法權的中立性、獨立性、統一性、專業性和公開性決定了它必然具有權威性。立法機關具有立法權威，行政機關具有行政權威，司法機關作為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的施行者和行政執法行為的監督者更需要權威。在這一點上，美國的司法權威顯得尤為突出。當年美國總統選舉出現僵局時，最後還是靠聯邦最高法院的判決定乾坤。與美國的司法權威相比，我國的司法權威還面臨著許多挑戰。從審判機關內部來看，對司法權威挑戰最大的是法官隊伍的素質，即司法權的專業性有待提高。從司法權行使的外部環境來看，司法權的中立性和獨立性還需要更有效的保障。
❿ 在司法實踐中，有的地方的司法機關甚至突破了現有的法律框架，制定什麼
刑事和解的價值與局限
目前，有關刑事和解的爭論愈演愈烈，贊成者有之，反對者亦有之。贊成者認為，刑事和解體現了公正、效率的法律價值，契合了構建和諧社會、維護公平正義的時代主題；反對者則認為，刑事和解事實上放縱了犯罪，破壞了法律的嚴肅性和統一實施，系為富人量身定做的政策。
所謂刑事和解，一般是指受害人和加害人在調停人的主持下就經濟賠償達成和解協議，司法機關根據案件具體情況作出有利於加害人刑事責任處理的訴訟活動。刑事和解源於西方刑事恢復的理論。在我國的刑事法律體系中，雖然沒有刑事和解的法律稱謂及在此理論基礎上構建的完整的刑事和解制度，但個別的法律條文中已有類似於刑事和解的規定，如刑事自訴案件允許自訴人行使或放棄訴權；提起刑事自訴後，允許自訴人與被告人達成和解並從而撤銷對被告人的刑事責任的追究。在司法實踐中，有的地方的司法機關甚至突破了現有的法律框架，制定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輕傷害犯罪嫌疑人，在對被害人進行經濟賠償及取得被害人諒解的前提下，不再追究其刑事責任。
刑事和解的核心價值，既不是所謂的公平正義，也不是所謂的司法效率，而是社會關系的恢復和重建。對被害人而言，因獲得加害人的自願賠償和真誠道歉，財產受到的損失得以補償和救濟，身心受到的摧殘受到慰藉與撫平；對加害者而言，因對被害人自覺進行經濟賠償和懺悔，對其行為加以救贖，再犯的社會危險性降低，同時因刑事和解未受到法律的追究或承擔較輕的刑事責任，為其重返社會建立正常的社會人際關系鋪平了道路。
但是，我們不能高估刑事和解的積極作用，必須充分認識到刑事和解客觀存在著消極性和局限性。刑事和解的消極作用在於降低了刑法的預防和懲罰功能，在部分人群中會潛在的引發「以金錢換刑期」的預期心理。摩擦、糾紛、輕微的違法行為可能會增加，從而造成社會新的不穩定、新的不和諧。由此，刑事和解必須局限地適用在無社會危險性，取得被害人諒解的過失、輕傷害、未成年人等犯罪群體。
我們認為，刑事和解理論的提出及法律制度的設定，必須貫徹黨和國家歷來主張的「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既要順應歷史潮流，把握刑事和解對構建和諧社會的促進作用，又要維護法律的公平正義，充分顧及中國社會幾千年來長期形成的傳統心理。因此，對西方刑事和解的理論及法律制度，可以借鑒，但絕不能全盤照搬。（林東品）
海外刑事和解制度的啟示
依照嚴格的話語環境，西方慎用「刑事和解」（criminal reconciliation）一詞，而更多是使用「刑事調解」（criminal mediation ），因為較之於民事和解，刑事和解中的參與人並不是民事糾紛中的爭議方，他們不需要妥協與讓步，他們之間的「罪」與「非罪」是不可商量的。所謂刑事的「和解」指的是受害人接受了加害人的真誠懺悔和加害人知悉了被害人受到的無比創傷的基礎上所達成的「心理和解」。筆者擔心，我國刑事司法話語中濫用「和解」二字有可能與民間久已有之的利益交換式的「私了」混為一談，從而誤導輿論。
刑事和解制度自於1974年在加拿大開始實施以來，已經越來越受到各個國家和地區的重視。美國於1978年開始引入刑事和解制度，1994年正式得到美國全國律師協會的支持。目前從全球角度上看，刑事和解制度普及率最高的是紐西蘭，已經做到了每一個司法管轄區都在推行刑事和解制度。其次是德國、美國和英國。首倡刑事和解制度的加拿大反而沒能繼續在司法思潮中處於領頭羊的位置。我國澳門地區已經開始著手立法，准備全方位推行刑事和解制度，香港曾於2003年嘗試立法，但沒有成功。
海外刑事和解制度一般都具體附著於基於社區並旨在支持修復性司法的調解項目，簡稱為VOM項目（Victim & Offender Mediation Programme 被害人與加害人和解項目）。項目運作的資金得到社會、政府及宗教團體的支持。據對美國近300個VOM項目的調查，42%的VOM是由社區基金會支持的，23%則靠教堂資助，17%則得到了政府緩刑和矯正部門的撥款，3%則通過受害者基金來運作。由於項目運行時間冗長，花費高昂，沒有來自社會和公共資金的強力支持，和解很難取得預期的效果。
除了資金的考慮外，還有一個重要的一方面是市民的參與。各個國家對刑事和解的參與人的規定有所不同，如以色列強調除了合格的調解員之外，還應有社會代表出席被害人與加害人對話。一項調查表明，美國82%市民表示願意參與VOM項目，而參與了VOM項目的91%以上的人士表示他們的參與純屬自願未受外界壓力。從某種意義上說，刑事和解制度運行能否持久和良好還取決於社會的公民意識和公民對社會責任的擔當程度。
從理論上說，可納入刑事和解的犯罪應該不受限度，不過，事實上，大部分接受VOM項目的犯罪只是與財產犯罪和輕微的人身傷害犯罪有關，從年齡段上看，未成年人犯罪更容易得到VOM項目的積極扶持。一份來自美國的統計數字表明，刑事和解幾乎與重罪犯和成年犯罪無緣：美國所有的VOM項目中，光是只受理未成人犯罪刑事和解案的項目就佔45%，而只受理成年人犯罪的僅佔4%.所受理的VOM案中，30%為財產有關的犯罪，27%為傷害罪，25%為侵犯人身自由罪，7%與侵犯名譽案有關。
從海外經驗上看，大部分VOM項目的啟動不是由被害人或加害人請求啟動的，57%以上的案件是經司法部門或相關機構啟動，而一旦受害人或加害人任何一方表示拒絕加入VOM項目，刑事和解就得停止。這就是自願性原則。從這個意義上說，即使刑事和解制度已經進入實踐，但整體的司法依然以復仇性司法為特徵，用修復性司法的選擇適用來完善的。
由此可看出，刑事和解制度並非可以一蹴而就，其真正發揮作用還有許多法律內和法律外的制約因素。（和靜鈞）
和諧社會呼喚刑事和解
刑事和解，是指通過調停人使受害人和加害人直接交談、共同協商達成經濟賠償和解協議後，司法機關根據具體情況作了有利於加害人的刑事責任處置的訴訟活動，包括經濟賠償和解和刑事責任處置兩個程序過程。在和解過程中，被害人與加害人可充分闡述犯罪給他們的影響及對刑事責任的意見等方面內容，選擇雙方認同的方案來彌補犯罪所造成的損害；在刑事責任處置過程中，加害人能獲得從輕、減輕或免除處罰。在刑事和解中，被害人可以放棄的是其自己的合法權益，他不能放棄他無權放棄的東西。
實踐中已經出現通過補償被害人經濟損失獲得從輕處罰的判例，對於刑事和解，部分人存在諸多的顧慮和擔心，如在中國目前的法治環境下，賠錢則從輕，是否屬於賠錢減刑；富人犯罪，富人可以用錢達到刑事和解的目的，而窮人只好加入刑事懲罰的行列，這無疑會對司法的公平性形成嚴峻的挑戰，是否違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
首先，應當認識到「賠錢減刑」的表述存在誤區。根據法律規定，自首和悔罪可以作為從輕或減輕量刑的情節。《刑法》第61條：「對於犯罪分子決定刑罰的時候，應當根據犯罪的事實、犯罪的性質、情節和對於社會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關規定判處。」《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問題的規定》的第四條：「被告人已經賠償被害人物質損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為量刑情節予以考慮。」因此，被告是否賠償原告，並取得原告的諒解，在定罪量刑時可以作為量刑酌定情節的綜合因素加以考慮。特別是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鼓勵被告人或其近親屬主動地賠償受害者一方，並將被告一方在民事部分的積極表現，作為酌定從輕情節納入刑事審判的量刑環節，是刑事法官在審判案件時依據法律規定行使自由裁量權的表現。
其次，刑事和解的合理性不容忽視。刑事司法和解是一種通過恢復性手段，實現恢復性結果的處理案件的方法。從注重人權、強調人性化辦案的思維出發，達到矯治犯罪，維護受害人的合法權益，使被破壞的社會關系恢復原狀，化解矛盾、減少對抗、促進社會穩定和社會和諧。具體地說就是刑事和解案件的雙方當事人都參與處理過程，辦案機關是中立性的，不強迫任何一方作出決定。雙方當事人共同作出決定是否和解，如何和解。刑事和解追求案件真實基礎上的公正，關注被害人的意願，發揮被害人的作用，避免受害者的家屬由於加害人的行為，生活陷入困境。加害人對其行為主動承擔責任，受害人從社會、情感、經濟方面得到滿足，可以修復犯罪給社會、給受害者以及其家庭的創傷，而加害人則可以贏得被害人諒解和改過自新、盡快回歸社會的雙重機會。
總之，依照法律規定，通過社會的代表（調停人）積極參與、協調加害人與被害人的恢復行動，體現了「由個人解決沖突」的價值理念，使得正義的實現途徑不再是刑罰與服從，而是社會關系的良性互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