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律疏議的刑法原則

⑴ 在《唐律疏議》的刑法適用原則中的比附是是什麼

諸斷罪而無正條，其應出罪者，則舉重以明輕；其應入罪者，則舉輕以明重。

⑵ 簡述唐代刑法適用的主要原則

（一）區分公罪和私罪
唐律規定，官員犯罪要首先分清是屬於公罪還是私罪，公罪從輕，私罪從重。公罪是指"緣公事致罪而無私曲者"，如在執行公務中，由於公務上的關系造成某些失誤或差錯，而不是為了追求私利而犯罪。私罪包括兩種：一種是指"不緣公事私自犯者"，即所犯之罪與公事無關，另一種是指"雖緣公事，意涉「阿曲」的犯罪，即利用職權，徇私枉法，如受人之託，枉法裁判等，雖因公事，也以私罪論處。
公罪與私罪的區分目的在於保護各級官吏執行公務，行使職權的積極性，同時，防止某些官吏假公濟私，以權謀私。
（二）老幼廢疾減免刑罰
唐律將老、幼、殘疾人分為三等：第一等為年七十以上、十以下及廢疾，犯流罪以下，允許收贖；第二等為年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篤疾，犯反、逆、殺人等應死者，上請皇帝裁決；盜及傷人，允許收贖；其他犯罪勿論。第三等為年九十以上、七歲以下，雖犯死罪，亦不承擔刑事責任。唐律還規定，犯罪時沒有達到老、疾而事發時老、疾的，按老、疾對待；犯罪時幼小而事發時長大者，則依幼小論。
唐代立法還將殘疾人分為殘疾、廢疾、篤疾三等。唐律規定殘疾具有完全刑事責任能力，廢疾為不完全刑事責任者，篤疾除重大犯罪外，不承擔刑事責任。
對老幼殘疾減免處罰的規定，體現了儒家的矜老恤幼的仁政思想以及唐律所具有的文明化和科學化的傾向，具有進步的意義。
(三)同居相隱不為罪
唐朝立法以儒家思想為指導完全繼承了封建法律禮法結合的這一傳統，不但沿襲了"親親得相首匿"的原則，而且擴大了相隱的范圍。唐律規定：凡同財共居者以及大功以上親屬、外祖父母、外孫、孫之妻、夫之兄弟及兄弟之妻，有罪皆可互相包庇隱瞞，部曲、奴婢也可以為主人隱瞞犯罪，即使為犯者通報消息，幫助其隱藏逃亡，也不負刑事責任。小功以下親屬相容隱者，減凡人三等處罰。唐律規定這一原則，目的在於以法律的力量將儒家的法倫理道德觀念灌輸於全社會，使之成為每個人思想和行為的准則，通過維護封建家族秩序，進而鞏固封建國家的統治。但唐律同時規定，犯謀反、謀大逆、謀叛者不得適用這一原則，說明維護家族利益必須以維護國家利益為前提。
（四）自首減免刑罰
《唐律疏議•名例》規定：「犯罪未發而自首，免其罪。」即犯罪行為尚未被發覺之前，就主動到官府坦自認罪，構成自首，可以免予追究刑事責任。如果犯罪已被人告發，才去自首，只能減輕刑事處罰。自首可以免除刑罰，但贓物仍須如數歸還物主或國家。對自首不實或不盡者，均有相應的處罰。這一原則的規定是對前代同類規定的繼承和發展，使得自首減負刑罰的原則更加完備。
（五）共犯區分首從
按唐律規定，二人以上共同實施犯罪，即為"共犯"。共犯以造意為首，亦即以主謀為首犯，處重刑；隨從者減一等。若一家人共犯，止坐家長；監主與常人共犯，以監主為首犯；主奴共犯，以主人為首犯。這一規定有利於區別犯罪者在共同犯罪中所發揮的不同作用，重點打擊首犯。但對於如謀反、謀大逆、謀叛（已行）及強盜等之類的嚴重犯罪，則不分首從，一律嚴懲不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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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 簡答題 唐律疏議的主要內容

《唐律疏議》主要內容：

第一篇《名例律》，相當於現代刑法總則，主要規定了刑罰制度和基本原則；

第二篇《衛禁律》，主要是關於保護皇帝人身安全、國家主權與邊境安全

第三篇《職制律》，主要是關於國家機關官員的設置、選任、職守以及懲治貪官枉法等；

第四篇《戶婚律》，主要是關於戶籍、土地、賦役、婚姻、家庭等，以保證國家賦役來源和維護封建婚姻家庭關系；

第五篇《廄庫律》，主要是關於飼養牲畜、庫藏管理，保護官有資財不受侵犯；

第六篇《擅興律》，主要是關於兵士徵集、軍隊調動、將帥職守、軍需供應、擅自興建和征發徭役等，以確保軍權掌握在皇帝手中，並控制勞役征發，緩和社會矛盾；

第七篇《賊盜律》，主要是關於嚴刑鎮壓蓄意推翻封建政權，打擊其他嚴重犯罪，保護公私財產不受侵犯；

第八篇《斗訟律》，主要是關於懲治斗毆和維護封建的訴訟制度；

第九篇《詐偽律》，主要是關於打擊欺詐、騙人的犯罪行為，維護封建社會秩序；

第十篇《雜 律》，凡不屬於其他「分則」篇的都在此規定；

第十一篇《捕亡律》，主要是關於追捕逃犯和兵士、丁役、官奴婢逃亡，以保證封建國家兵役和徭役征發和社會安全；

第十二篇《斷獄律》，主要是關於審訊、判決、執行和監獄管理。

⑷ 唐律的基本制度和法律原則

二十二、《唐律疏議》的體例結構及各篇主要內容

唐朝刑事立法的成就，集中反映在《唐律疏議》上，狹義上的唐律，便指《唐律疏義》這部唐代具有代表性的法典。《唐律疏議》共十二篇，500條，其篇目依次為：名例、衛禁、職制、戶婚、廄庫、擅興、賊盜、斗訟、詐偽、雜律、捕亡、斷獄。篇目的排列有內在的規律，體現了立法者對各項內容及其關系的認識。
《唐律疏議》中，名例律例於全律之首，相當於現代刑法中的總則，是統率其他各篇的大綱、貫徹全律始終的核心，在十篇中居於首要地位。它集中規定了唐律的立法宗旨和五刑、十惡、八議等各項重要的法律制度、刑罰制度及適用於各分則的刑法原則等，是唐律基本精神、原則和特點的集中體現。其後九篇為分則，規定了各種具體的犯罪及其相應的刑罰。最後兩篇規定有關追捕逃犯和審判、執行方面的內容，在現代法律中多屬於程序法的范圍。《唐律疏議》中所確定的這種總則在前、分則在後、實體在前、程序在後的體例結構，與中國早期的法律和封建社會初期的法律相比，科學性、系統性和規范性大大加強，表明封建統治階級的技術已具有相當高的水平。
十二篇的主要內容如下：
第一篇 名例律57條"名者，五刑之罪名；例者，五刑之體例"，規定了唐朝的刑法和刑罰原則，相當於現代刑法的總則部分，集中體現了唐律的立法精神和基本原則。具體包括：五刑、十惡、八議、請章、減章、贖章、官當、劃分公罪與私罪、犯罪自首的要件、對老幼廢疾者犯罪的減免等等。
第二篇 衛禁律33條是有關警衛宮殿和關津要塞的規定。宮殿是皇帝居住與朝臣議政的場所，邊防關卡及城鎮牆垣，事關國家主權和城鎮的安全，都具有特殊的重要意義，是法律重點保護的對象。該篇設有闌入宮殿太廟、向宮殿射箭、沖撞皇帝車駕、私渡關津、走私禁物等罪名。
第三篇 職制律59條是關於懲治官吏違法失職的法律。唐朝建立了較為完備的行政法律制度，從機構設置、官吏職責，到行政程序、公文遞送，都有明確的法律規定。對於違反行政法律制度的官吏，輕者予以行政上的處罰、重者則以刑罰制裁。該篇列有置官過限、貢舉非其人、上書奏事誤等罪名。同時，對於行政官吏的非職務性犯罪，職制律也作了相應的規定。
第四篇 戶婚律46條"戶口、婚姻"。唐朝的土地分配、賦稅徵收及徭役攤派，均以戶籍為依據。戶婚律規定了對違反戶籍、土地、賦稅及婚姻家庭制度行為的處罰，包括脫漏戶口、逃避賦役、盜耕種公私田、違律為婚、立嫡違法等。
第五篇 廄庫律28條是有關公私牧畜飼養、管理和官府倉庫管理方面的規定。在農業社會中，馬牛等牧畜既是生產工具，又是重要的運輸工具。因此，故殺官私馬牛、乘官損傷或載私物以及損敗倉庫物品，都要受到刑罰處罰。
第六篇 擅興律24條，擅為擅發兵，興為興造。擅興律是對違法興造工程、差遣丁夫等行為進行處罰的規定。軍隊的控制與指揮，事關政權的鞏固與社會的安定，興造工程，關繫到整個社會人力物力的消耗。擅自調兵遣將，差遣丁夫，造成兵馬糧草和軍事裝備供應不足等，都屬於違法犯罪行為。
第七篇 賊盜律54條是關於懲治侵犯封建政權和人身、財產等方面犯罪的法律規定。盜與曲是歷朝法律的重點打擊對象，唐代也不例外。賊盜律明確規定了對謀反、謀大逆、謀叛、造妖書妖言等政治性犯罪的處罰。同時，還規定了對謀殺、殺害、強盜、竊盜等重大刑事犯罪的處罰。
第八篇 斗訟律60條，是關於毆斗傷人和控告申訴方面的法律。斗毆類包括斗毆傷、半毆致死、不同身份者相鬥毆致傷害及幾種殺傷罪；告訴訟類包括一般性起訴程序及對於特定犯罪、特定身份人的起訴禁令。
第九篇 詐偽篇27條，偽即偽造，詐即詐騙，是關於懲治偽造和詐騙的法律。前者限於對皇權或政權產生直接危害的行為，包括：偽造皇帝玉璽及各級官印，偽造宮殿門符和發兵符等。後者涉及某些特定的欺騙行為，包括身份性欺騙和行為性欺騙。
第十篇 雜律62條雜律所包含的內容，涉及面較寬。主要包括涉及市場管理、債權債務、犯奸失火的以及其他一些輕微危害杜會秩序和經濟關系的行為規范。
第十一篇 捕亡律18條是有關捕捉逃亡罪犯和其他逃亡者的規定。其他逃亡者包括：出征在營的兵士、服役的丁夫雜匠、入籍的官戶奴婢，甚至也包括無故私逃的現任各級行政官員。
第十二篇 斷獄律34條是關於司法審判和獄政方面的法律。包括審判原則、法官責任、拷訊囚犯、刑罰執行以及監獄管理等方面的確定。
綜上所述，《唐律疏議》以保護君主專制、等級制度的宗法制度為核心，全面地維護封建剝削階級的政治利益、經濟利益及人身安全；其刑罰適用的基本原則之嚴整、概括，其犯罪種類以及其他各種法律關系規定之詳盡、細密，在封建法典中是無與倫比的，內容涉及到政治、經濟、文化、軍事、行政、司法、婚姻家庭等方方面面，堪稱封建製法典的代表，充分顯示了唐代立法的輝煌成就，是中國古代立法的里程碑。

二十三、唐代的主要司法制度(1)

（一）司法機關
在唐代，中央一級設有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三個主要司法機關，稱為"三法司"，分別負責行使審判、復核和監察等項司法職能。大理寺為中央最高審判機關，審理中央百官犯罪與京師徒以上案件，和地方移送的死刑疑案。刑部為中央司法行政機關，負責審核大理寺及州縣審判的案件，發現可疑，徒流以下案件駁令原機關重審，或進行復判；死刑案，則移交大理寺重審。御史台為中央最高監察機關，負責監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活動，也參與某些案件的審判。
上述三大司法機關各司其職，互相配合，同時又互相監督，彼此制約，有利於司法效能的充分發揮和皇帝對司法權的控制。一旦遇到全國性的重大疑難案件，則由大理寺卿、刑部尚書和御史台御史共同審理。這種由三法司主要長官會審重大疑難案件的制度稱作"三司推事"。地方若有重大疑難案件不能審斷，但又不便移送中央的，由中央派"三司使"即三法司的官員前往當地審理，稱為"小三司推事"。
在地方，司法審級與地方行政區劃一致，分為州、縣兩級，司法事務的管理仍沿襲舊制，由地方行政長官兼理，州有刺史，縣有縣令，京都長安設置京兆府，分別負責審理本轄區的刑、民案件。
（二）訴訟制度
在唐代，訴訟的提起主要有告訴、告發和舉劾三種方式。
1．舉劾和告發
由封建官吏代表國家糾舉犯罪，稱為舉劾。唐朝設有專門的監察官舉劾瀆職的官吏；各級長官對屬下犯罪也負有舉劾之責，知所部犯法而不舉劾者，治罪。此外，在唐代對一些重大犯罪，有強制告發的義務。如對反、逆、叛等罪，人人有告發之責，家屬也不例外；對強盜、殺人等罪，親屬與同伍也要告發；放火、失火，知情者須要告發。告發的方式為糾舉、密告，知而不舉者，或杖一百，或徒一年。
2．告訴
告訴分自訴、越訴、直訴和親屬代訴。唐朝對平民的告訴設有許多限制。如，除反、叛、大逆等罪，卑幼不得控告尊長，貧賤不的控告尊貴；在押犯人與年80 歲以上、10歲以下以及篤疾者，一般無控告權。一般訴訟須自縣、州逐級陳告，禁止越訴，違者笞四十。有重大冤屈，可"擊登聞鼓"或"邀車駕"申訴，主管官吏應該受理，不受理者治罪；但申訴不實者，杖一百，事重者從重論。訴訟須要有"訟牒"，寫明被告人的犯罪事實，發生的年月"不得稱疑"，違者笞五十。
（三）審判制度
1．迴避制度
為了防止司法官在審訊過程中因親故仇嫌關系而抱私舞弊，妨礙司法公正，唐律確定了審判迴避制度，當時稱為"換推"。凡主審官與當事人系五服內的親屬或姻親，系師生關系，曾為本部都督、刺史、縣令者以及此前有仇嫌關系者，均應換推。另一種是同職連署連判的官員之間，如果是大功以上的親屬，也應迴避。
2．證據與拷訊
在封建專制制度下，審訊採取"糾問式"，定案主要依據口供。而口供的獲取則主要依靠刑訊逼供。唐朝雖然在審訊中仍沿用拷訊制度，但在"寬仁""慎刑"思想的指導下，總結和繼承了以往有關證據與刑訊方面的經驗，審判中重視證據的使用，並對刑訊作了一系列嚴格的限制。
唐律規定在一般情況下，要求在拷訊之前，必須先通過"五聽"的方法審核口供的真實性，然後反復查驗證據證據是否確鑿，仍狡辯否認的，經過主審官與參審官共同決定可以使用刑訊；未依法定程序拷訊的，承審官要負刑事責任。
唐律關於刑訊的規定還有刑訊必須使用符合標准規格的常行杖，以杖外他法拷打甚至造成罪囚死亡者，承審官要負刑事責任。拷囚不得超過三次，每次應間隔20天，總數不得超過二百，杖罪以下不得超過所犯之數。若拷訊數滿仍不招供者，必須取保釋放。凡有違犯，承審官須負刑事責任。
唐律還規定對兩類人禁止使用刑訊，只能根據證據來定罪。一類是具有特權身份的人，如應議、請、減之人；二是老幼廢疾之人，指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一肢廢、腰脊折、痴啞、侏儒等。
3．判決及法官責任制度
唐律規定："諸斷罪，皆須具引律、令、格、式正文，違者笞三十。"即要求司法官在判決時，必須全面、正確地引用法律條文。若司法官不依律斷罪，適用法律錯誤，以致造成"出入人罪"的，要依律追究司法官的刑事責任。其中，"出罪"是指把有罪判為無罪或重罪判為輕罪，所謂"入罪"是指把無罪判為有罪或輕罪判為重罪。
4．上訴制度
徒刑以上的案件審結後，唐律要求必須向當事人及其家屬宣讀判決。如不服判決的，可以提出要求，由原審機關重審。若仍不能改判的，可以逐級上訴，唐代受理上訴的機關有州司、尚書省、三司和皇帝四級。向皇帝申訴的方式有上表、擊登聞鼓等。但上訴一般不得越級。
5．審判管轄制度
唐律根據犯罪發生的區域、罪行的輕重、被告的身份劃分了各級審判機關的管轄權。審判管轄採取基層初審、逐級判決的制度。所有的刑事、民事案件，都必須先到最基層的州縣衙門立案、審理。"凡有犯罪者，皆從所發州縣推而斷之"。對一般民事案件和笞、杖等輕微的刑事案件，縣一級就有權作出生效判決；對於徒以上犯罪案件，審理後提出判決意見，上報州府復審後，州府即可對徒罪案件作出有效判決，但該判決以及對流罪案件的判決意見還應送到尚書省刑部復核。經尚書省刑部復核無誤的徒刑案件，即可以執行，而流刑案件還要送中書門下詳復；死刑案件奏請皇帝裁定。如有冤假錯案，徒流案件駁回重審重判，死刑案件轉送大理寺重審。

二十三、唐代的主要司法制度(2)

（四）刑罰執行制度
唐律中刑罰執行制度的主要內容包括死刑復奏制度和秋冬行刑等。至於笞刑、杖刑，縣級司法機關判決後即可執行。 死刑的執行，必須經過三復奏程序，即在對死囚行死刑之前，三次奏請皇帝審慎考慮是否立即執行。唐太宗就曾以"人命至重，一死不可再生"為由，將京城死刑改為五復奏，但各州的死刑案件仍三復奏。如果"不待復奏報下而決者，流二千里"。死刑執行的時間限制在每年秋分以後、立春以前，這段時間每月的朔、望日、上下弦、二十四節氣等，均不得奏決死刑。但謀反、謀大逆與謀叛等重大犯罪不拘此限。
（五）監獄管理制度
唐代在京師、州、縣普遍設置監獄。京師、州、縣監獄設典獄官，大理獄設獄丞、獄吏。唐代統治者很重視獄政，刑部每年正月要遣使巡覆。唐代的監獄可分為三種：在中央設有大理獄，關押皇帝敕令逮捕和朝廷犯罪的官吏；在京師設有京兆府獄和河南獄，關押京城地區的罪犯；在地方，各州縣設有自己的監獄，關押當地的囚犯。監獄的管理有一整套嚴格詳密的制度，如依男女、貴賤不同分別關押，何種囚徒應戴何種械具，囚犯的衣食、醫葯要依律予以保障，若因獄官的失職或管理不善造成囚徒死傷的，獄官要負相應的刑事責任等等。體現出唐朝監獄管理制度的完備。
（六）監察制度
在唐代，隨著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的日益加強，監察制度也在繼承前代經驗的基礎上日趨系統和完備，監察官員的職責更加明確，機構進一步擴大，作用也愈加重要。唐代的中央監察機關是御史台，以御史大夫為最高長官，御史中丞二人為輔佐，其下並設台院、殿院、察院。
台院是御史台的基本組成部分，設侍御史若幹人，執掌糾彈中央百官，參加大理寺審判和審理皇帝交付的案件。
殿院設殿中侍御史若幹人，掌糾察百官在宮殿中的違法失禮之事，並巡視京城、郊祀、朝會等，以維護皇帝的尊嚴為主要職責。
察院設監察御史若幹人，執掌監察州縣地方官吏。唐分全國為十道（後增為十五道），每道設監察御史一人，稱巡按史，是皇帝在地方上的耳目。
御史台的主要任務是監察國家各級官吏是否遵守法律。侍御史和殿中御史的主要職責是糾察中央的各級官吏，監察御史則巡察州縣，糾察地方官吏中的違法失職行為。雖然監察機關也參與刑事案件的審判，但和大理寺、刑部不同，它不是司法機關，而是法律監督機關。它參與審判活動的目的，在於糾正官吏的審判中的違法行為。所以，監察機關與其他機關不同，其主要對象是整頓吏治，以保證吏治清明。
由上可知，唐代為鞏固中央集權制度、整頓吏治、提高國家機構統治效能，已經形成了一整套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監察制度。

⑸ 唐律疏議的內容及影響

法律分析：第一篇《名例律》，相當於現代刑法總則，主要規定了刑罰制度和基本原則；

第二篇《衛禁律》，主要是關於保護皇帝人身安全、國家主權與邊境安全；

第三篇《職制律》，主要是關於國家機關官員的設置、選任、職守以及懲治貪官枉法等；

第四篇《戶婚律》，主要是關於戶籍、土地、賦役、婚姻、家庭等，以保證國家賦役來源和維護封建婚姻家庭關系；

第五篇《廄庫律》，主要是關於飼養牲畜、庫藏管理，保護官有資財不受侵犯；

第六篇《擅興律》，主要是關於兵士徵集、軍隊調動、將帥職守、軍需供應、擅自興建和征發徭役等，以確保軍權掌握在皇帝手中，並控制勞役征發，緩和社會矛盾；

第七篇《賊盜律》，主要是關於嚴刑鎮壓蓄意推翻封建政權，打擊其他嚴重犯罪，保護公私財產不受侵犯；

第八篇《斗訟律》，主要是關於懲治斗毆和維護封建的訴訟制度；

第九篇《詐偽律》，主要是關於打擊欺詐、騙人的犯罪行為，維護封建社會秩序；

第十篇《雜 律》，凡不屬於其他「分則」篇的都在此規定；

第十一篇《捕亡律》，主要是關於追捕逃犯和兵士、丁役、官奴婢逃亡，以保證封建國家兵役和徭役征發和社會安全；

第十二篇《斷獄律》，主要是關於審訊、判決、執行和監獄管理。

《唐律疏議》的律文和疏文反映了唐代社會各階級、各階層的法律地位及其相互之間的關系，以及某些政治經濟制度，是研究唐代歷史的重要文獻。

法律依據：《唐律疏議》 第一篇 名例

⑹ 唐朝的法律是什麼

唐代法律的總稱。主要是《永徽律》，還包括《武德律》、《貞觀律》等法典。
《武德律》是唐高祖時以《開皇律》為藍本所制訂的法典，共十二篇五百條，內容與《開皇律》基本相同，於武德七年（公元624年）頒行。
《貞觀律》是唐太宗命房玄齡、裴弘獻等人根據《武德律》編撰的法典，共十二篇五百條，於貞觀十一年（公元637年）頒行。
《永徽律》是唐高祖命長孫無忌等人根據《武德律》和《貞觀律》編撰的法典，共二十篇，五百零二條，篇名依次為名例、衛禁、職制、戶婚、廄庫、擅興、賊盜、斗訟、詐偽、雜、捕亡、斷獄等，於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頒行。《永徽律》以保護封建土地所有制，維護封建宗法制度，加強皇帝的權力，統治和鎮壓農民為主要內容，是中國現存最完備的一部封建法典，全文保存在《唐律疏議》中。
唐朝的主要立法有：
（1）武德時期的《武德律》、《武德令》、《武德式》。
（2）貞觀時期的《貞觀律》、《貞觀令》、《貞觀格》、《貞觀式》。
（3）庸徽時期的《庸徽律》、《庸徽律疏》。
（4）開元時期的《開元律》、《大唐六典》。
（5）大中時期的《大中刑律統類》。
在封建社會，法律是維護封建秩序、維持封建禮教和對人民進行鎮壓的工具。根據這種原則制定的《唐律》，首先把謀反、某大逆、謀叛等定為「十惡」罪，犯者不得赦、減或贖免。其次，保護封建土地所有權，嚴禁妄認、盜賣、盜耕公私田。再次，竭力維護各種封建性的等級特權，皇族、官僚、富人犯法可以通過各種方式減刑或免刑，奴婢、部曲犯法則比「凡人」加等論罪。《唐律》還起調整統治階級內部各集團之間、各成員之間的關系，以及保證統治機構正常運行的作用。
《唐律》是傳世的中國古代最早、最完整的一部法典。它對亞洲許多國家產生過顯著影響。

⑺ 唐律中的刑罰原則是什麼

（1）區分公、私罪的原則。唐律規定公罪從輕，私罪從重。所謂公罪是指「緣公事致罪而無私曲者」，即在執行公務中，由於公務上的關系造成某些失誤或差錯，而不是為了追求私利而犯罪，如「擅賦斂」而無私人獲利者，處罰從輕。所謂私罪包括兩種：一種是指「不緣公事私自犯者」，即所犯之罪與公事無關，如盜竊、強奸等。另一種是指「雖緣公事，意涉阿曲」的犯罪，即利用職權，徇私枉法，如受人囑托，枉法裁判等，雖因公事，也以私罪論處。適用官當時，也要區分公罪和私罪，犯公罪者可以多當1年徒刑。
唐律之所以要區分公罪與私罪 ，主要目的在於保護各級官吏執行公務、行使職權的積極性，以便提高國家的統治效能；同時，防止某些官吏假公濟私，以權謀私，保證法制的統一。
（2）自首原則。一是嚴格區分自首與自新的界限。唐代以犯罪未被舉發而能到官府交待罪行的，叫做自首。但犯罪被揭發或被官府查知逃亡後，再投案者，唐代稱作自新。自新是被迫的，與自首性質不同。唐代對自新採取減輕刑事處罰的原則。二是規定謀反等重罪或造成嚴重後果危害無法挽回的犯罪不適用自首。凡「於人損傷，於物不可備償」，「越渡關及奸，並私習天文者，並不在自首之列」。即對前述犯罪投案的也不按自首處理。因為這些的後果已不能挽回。三是規定自首者可以免罪，但「正贓猶征如法」，即贓物必須按法律規定如數償還，以防止自首者非法獲財。四是自首不徹底的叫「自首不實」，對犯罪情節交待不徹底的叫「自首不盡」。《名例律》規定：「自首不實及自首不盡者」，各依「不實不盡之罪罪之。至死者，聽減一等。」至於如實交待的部分，不再追究。
此外，唐律規定，輕罪已發，能首重罪，免其重罪 ；審問它罪而能自首餘罪的，免其死罪。出於分化打擊犯罪的目的，唐律全面系統地發展了傳統刑法的自首原則；這些內容影響到後世。
（3）類推原則。《唐律·名例律》規定：「諸斷罪而無正條，其應出罪者，則舉重以明輕；其應入罪者，則舉輕以明重。」即對律文無明文規定的同類案件，凡應減輕處罰的，則列舉輕罪處罰規定，比照以解決重案。如疏議舉律文說，謀殺尊親處斬，但無已傷殺重罪的條文，在處理已傷尊親的案件時，通過類推就可以知道更應處以斬刑。又舉例說，夜半闖入人家，主人出於防衛，登時殺死闖入者，不論罪。律文沒有致傷的條文，但比照規定，殺已不論罪，致傷更不論罪。唐代類推原則的完善反映了當時立法技術的發達。
（4）化外人原則。《唐律·名例律》規定：「諸化外人，同類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異類相犯者，以法律論。」即同國籍外國僑民在中國犯罪的，由唐王朝按其所屬本國法律處理，實行屬人主義原則，不同國籍僑民在中國犯罪者，按唐律處罰，實行屬地主義原則。在當時不僅維護了國家主權，同時也比較妥善地解決了因大量外國僑民前來所引起的各種法律糾紛問題。

⑻ 《唐律疏議》中法律思想的主要內容有哪些

1、作為一部以「禮法合一」著稱的法典，儒家的「仁道」精神在《唐律》中也有充分體現。儒家的「仁道」精神反映的是人對人的仁愛之心，表現了對他人的關愛和尊重。律疏說：「平其徽纆，而存乎博愛。」徽纆，捆綁罪犯的繩索，此代指刑罰。

2、《唐律》還規定了「權留養親」的制度，以彰顯儒家的孝道精神，當然也符合「仁道」原則。律疏說：「犯流罪者，雖是五流及十惡，亦得權留養親。」並認為這是當事人蒙受「皇恩」的表現。該制度作為一項司法制度，實際上是將儒家傳統的「仁道」觀念進行了制度轉換。

3、《唐律》中有關老幼廢疾減免刑罰的規定，也反映了一種「仁道」精神。《唐律》規定：「諸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廢疾，犯流罪以下，收贖。」律疏解釋說：「若老小、篤疾，律許哀矜，雜犯死刑，並不科罪；傷人及盜，俱入贖刑。

4、本文從三個方面考察了《唐律疏議》中的司法思想，認為該書繼承了儒家的道德觀念、治國理念和司法理念，就司法對德教的輔助地位進行了界定，並強調司法不僅有助於教化，而且其本身也包含著教化的內容；

(8)唐律疏議的刑法原則擴展閱讀

在法學特別是法史學界，歷來都認為《唐律疏議》是一部優秀的法典，但論者的論據和標准並不相同。國外學者中以日本學者為代表，他們一般是通過與同時代的歐洲法進行橫向比較而提出此說，但他們又都往往是在討論其它問題時提出，並沒有就此專門進行論證。譬如，世界著名的中國法史學者仁井田升教授曾說過：

像唐律那樣的刑法發達程度，可以說在當時世界上無有望其項背的。亦就是連歐洲劃時代的加格林法典，不但在時間上比唐律晚了900多年，其發達程度亦不及唐律。甚至和歐洲19世紀的刑法典相比，唐律亦毫不遜色。

⑼ 刑法里的＂舉重以明輕，舉輕以明重＂原則是什麼意思

在中國古代的唐律中曾規定了這樣一個司法原則，叫做入罪舉輕以明重，出罪舉重以明輕。

所謂入罪舉輕以明重是指一個行為，刑法沒有明確規定為犯罪，要想把它作為犯罪來處理，可以採取舉輕明重的方法，就是說一個輕的行為在刑法當中都規定為犯罪，你這個行為比它重，即使刑法沒有規定，也應當作為犯罪來處理。

所謂出罪舉重以明輕指的是一個行為刑法沒有規定它不是犯罪，要想不作為犯罪來處理，就可以採用舉重明輕的方法。

意思是說一個重的行為刑法都明文規定不是犯罪，那麼這個行為比它輕，當然更不應當作為犯罪來處理。通過這兩種方法就使得法律當中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的行為或者沒有明文規定不是犯罪的行為能夠分別按照罪或非罪來處理。

(9)唐律疏議的刑法原則擴展閱讀：

當然解釋是根據立法目的、條文語義和規則邏輯擴大或限制刑法條文的適用，但這種擴張或限制應局限於詞義的可能含義之內；

類推解釋是在具體事實和法律規定的情形下，在詞義可能包含的含義之外作出的解釋。一言以蔽之，當然解釋是法的解釋，類推解釋是法的創制。以上的定義似乎是清晰的，然而事實上由於當然解釋與類推解釋在思維方法上的同構性，兩種解釋方法在實際運用時並不容易區分。

因為「刑法條文的可能含義」「能否納入法律條文解釋的范圍」這些本身就是模糊不清的概念。如，發動大型車輛（如挖土機）等方式參與聚眾斗毆是否屬於「持械」條文可能包含的含義？認為構成「當然解釋」的論者認為，大型車輛屬於交通工具，即機械的一種，因此將其解釋為「持械」屬於條文可能包含的含義。

認為構成「類推解釋」的論者則會認為，大型車輛與其典型的對象如刀具、棍棒差異明顯，即與「械具」的核心詞義相差甚遠，因此超越了該刑法條文詞義的最遠射程。

為了辨明各種刑法解釋方法，中外刑法學界發展出了多種區別技術，最有影響的是兩個基本標准，即「語義最遠射程」標准和「國民可預測」標准。所謂「語義最遠射程」，意為刑法解釋可以超越條文詞義的常見范圍，但不能越過詞語可能包含的含義。

例如，強奸罪是指「以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手段強奸婦女」，其中「婦女」一詞即使達到詞義最遠射程也不包括「男人」，因此「以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手段強奸男人」如果被解釋為強奸罪，就是類推解釋。

所謂「國民可預測」，就是指對某個刑法條文的解釋沒有超出一般公眾的心理預期和接受范圍。例如，我國刑法第一百二十五條規定的非法製造槍支罪中的「槍支」，其通常含義的核心范圍包括各種槍械如手槍、沖鋒槍、機關槍等，但不包括機關炮，如果把「機關炮」納入「槍支」范圍之內。

事實上超過了「槍支」的日常含義，但沒有超越其詞義的可能范圍，因為將「機關炮」包含在「槍擊」范圍內是一般公眾可以接受的概念，並不會令人大吃一驚。

刑法解釋的正確路徑：以械為例

在刑法視野中，刑法解釋的邊界是罪刑法定原則，即無論怎樣解釋都不能突破罪刑法定原則。在刑法的所有解釋方法中，目的解釋最為重要，即根據刑法規范目的解釋條文詞義。當不同的解釋方法出現分歧時，就要靠目的解釋來引導方向。

然而，單靠目的解釋本身也可能出現類推，這就需要使用前文所述的「語義最遠射程」和「國民的預測可能性」作為檢驗工具。總之，既不要偏離刑法的規范目的，又必須保證解釋范圍限定在公眾可以預見和接受的范圍之內。

按照這一結論，我們可以歸納出一種合理的解釋路徑：首先將案件事實與最接近的相應罪名的典型行為模式進行比對找出異同，將不同之處與法條用語的可能含義進行對比，查明是否符合規范目的，如不相符，就必須禁止解釋；如果符合，還要看是否突破「語義的最遠射程」或者國民的預測范圍，如果沒有，就可以進行當然解釋，從而與類推解釋得以區別。

⑽ 唐律疏議的主要內容

主要內容：

《唐律疏議》總結以往各王朝的立法經驗及其司法實踐，折中損益，使之系統化和周密化，故其立法比較審慎，內容比較周詳，條目比較簡明，解釋比較確當。其立法理論依據儒家學說，並以封建倫理道德為其法律思想基礎，因此是維護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築、調整各方面社會關系的主要工具。為以後歷代刑律的藍本。

通過唐朝與周邊各國頻繁通使和文化交流，《唐律疏議》對古代亞洲各國法典亦產生重大影響。古代日本、朝鮮、越南等國的立法，大都摹訪《唐律》。國際法制史學者將《唐律疏議》與歐洲的《羅馬法》相提並論，並視之為古代「中國(華)法系」的代表著作。

《唐律疏議》的律文和疏文反映了唐代社會各階級、各階層的法律地位及其相互之間的關系，以及某些政治經濟制度，是研究唐代歷史的重要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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