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中的濫訴

⑴ 此種情況可否屬於濫用訴權

一、濫用訴權行為的性質
濫用權利的討論主要集中於民法場域之中,並形成了三大學說。其一為本旨說,即權利濫用是權利人行使權利違反法律賦予權利之本旨（權利的社會性） ；其二為界限說,即權利濫用是權利行使超過法律規定的正當界限；其三為目的與界限混合說,即權利濫用超出權利的、社會的、經濟的目的或社會所不容許的界限而行使。[2]借鑒這種學理研究來分析濫用訴權行為,本文認為既然濫用訴權行為是以損害對方當事人為目的從而獲取訴訟利益,因此,濫用訴權的行為人存在著主觀過錯,加之他實施了超越其權利行使范圍的行為而導致對方當事人遭受到侵害,這一行為同對方當事人的損失是有直接的因果關系。可以這樣認為,濫用訴權行為的認定標准為以下四點:第一,濫用訴權具有行使訴權的一切表徵；第二,濫用訴權行為違背了訴訟的目的或超越了權利正當行使的界限；第三,濫用訴權行為人主觀存在惡意或故意；第四,濫用訴權行為導致對方當事人受到侵害。簡而言之,濫用訴權行為的性質具備兩重性:濫用訴權行為的違法性和侵權性。 針對濫用訴權行為的違法性,國外的立法通過在民事訴訟法中確立誠實信用原則來規制。例如日本,學界認為當事人濫用訴權被視為違背信義,以損害對方當事人為目的,日本民事訴訟法也對誠實信用原則以及一系列具體規制當事人濫用訴權的措施進行了規定。[3]針對濫用訴權行為的侵權性,國外立法例賦予受害方當事人有權提起侵權之訴的救濟途徑。英國、美國等國家將濫用訴權行為視為一種侵權行為。[4]有的國家,例如德國,其立法和司法實踐體現出對濫用訴權行為性質的雙重認識,建構了雙重規制濫用訴權行為的體系。一方面,德國在其民事訴訟法中規定了當事人應當承擔「真實義務「 ,一旦違反,法官可以行使職權而認定其訴訟行為無效；另一方面,在侵犯工業產權案件中,濫用訴權的原告造成了對其他「有組織的商事活動」的侵害,被告方當事人可就原告濫用訴權行為造成的侵害提起損害賠償之訴。[5] 二、濫用訴權行為的法律規制 在目前中國社會司法活動較為活躍的整個大背景下,權利保障和處罰權利濫用上的缺陷一方面使得訴訟的受害者處於彷徨、無奈的境地,另一方面也使得司法者處於極其尷尬的狀態中。有學者認為對於濫用訴權的訴訟,人民法院僅能對無辜被告者做出勝訴的肯定性評價,而對於無辜被告者無端身陷訴訟後為證明清白而四處奔波、調查取證、聘請律師等所花費的代價,法官也只能深表同情,愛莫能助。[6]由於濫用訴權行為的性質不明確,因此,如何認定濫用訴權行為和規制濫用訴權行為也就處於尚不知曉的境地；在這種情形下,立法的空缺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實。面對深受濫用訴權行為侵害的當事人,法院僅僅能夠讓當事人面臨兩種選擇,第一,法院不予立案受理；第二,立案受理,但由於實體法規定的缺陷而無法進行審理,只得動員當事人撤訴；第三,駁回當事人的起訴。這一狀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我國的現實與無奈。 針對我國在規制當事人濫用訴權方面還出於空白的情形下,筆者在確立民事訴訟中誠實信用原則這一規制當事人濫用訴權的大前提下,基於規制當事人濫用訴權的目的而提出對我國民事訴訟費用制度的改革意見,並確立責任費用分擔規則。確立當事人濫用訴權損害賠償責任制度是建構規制當事人濫用訴權行為的第三條路徑選擇。 （一） 在民事訴訟法中確立規制濫用訴權行為的誠信原則 誠實信用是指當事人在為或不為一定的行為時,在主觀上持有公正和正直的態度,並確信自己的行為不會給他人造成損害。之所以將發源於民法領域的誠信原則用於規制濫用訴權行為,理由有三:第一,濫用訴權行為自身的非道德性。濫用訴權規制不單單是一個獨立的僅存在於概念上的問題,它還植根於法律規范和道德規范雙重控制的語境中。「濫用」的基本內涵就是對公正、誠信等法律和道德的最根本價值的極大違背。因此,作為民法中最為標志性的誠信原則可以作為規制濫用訴權行為的基本准則。 第二,對濫用權利進行規制發源於實體法。濫用訴權的概念在古代法中並沒有出現,而是隨著現代法的不斷發展,伴隨著訴訟主體權利的擴大化而出現的負面產物。在司法實踐中,大量濫用財產權的行為,導致了法國最先在法律中提出「濫用權利」（Abuseof Droit） 的概念。[7]在法國當時所處的十九世紀「, 禁止權利濫用」被用於清除財產法現代化進程的障礙。[8]伴隨著財產權社會價值之升華「, 禁止濫用權利」的適用范圍也獲得拓展,既重視財產權又重視權利行使同社會利益的協調。最為明顯的發展是將濫用權利同受害人的利益相聯系,受害人的利益不僅包括實體利益,還包括訴訟利益。如學者傑拉德（Jessrand） 所說,程序意義的介入並非是偶然的因素,而是通過最普遍的權利濫用行為這一介質而體現出來。在此之後,法國民事訴訟法典明確規定了當事人必須具有「合法利益」才能起訴,除非當事人的權利受到侵害而需要司法救濟外,以其他理由提起訴訟或反訴就是濫用訴權。 第三,濫用訴權行為類型的多樣性和難以確定性在實質上拓展了誠信原則的適用范圍。一個人可能會說沒有哪個法律制度會全然不顧當事人濫用訴權的存在,但這樣的認識僅僅是認識當事人濫用訴權的第一步。正如學者所言:「對象是一些具有不可重復性的歷史個體,因此,它們之間的關系就並非線性的、單義的自然因果關系,而是一種由多種原因決定的多元因果關系。」[9]我們就可以發現,當事人濫用訴權的情形多種多樣,加之立法相對滯後,有效規制當事人濫用訴權成為一道難題。縱觀外國的做法和嘗試,在民事訴訟法中確立誠信原則或與之類似的真實義務將可以有效地規制濫用訴權行為。 發揮誠實信用原則在規制濫用訴權行為中起決定性作用,筆者認為在具體訴訟中,法官可以根據誠實信用原則作為理由而排除當事人濫用訴權的行為,其主要包括兩方面。第一,一方當事人惡意起訴,法院可以根據誠信當事人違背誠信原則而駁回當事人起訴。第二,一方當事人通過濫用訴權的行為而獲取的訴訟結果,法官可以根據誠信原則直接認定無效。當然,由於誠信原則作為一種道德規范條款,其本身具有適用范圍的不確定性,可能會賦予法官過度的自由裁量權。因此,誠信原則規制濫用訴權行為的同時,法官裁量權使用的恰當性也需要進行規范。 （二） 改革訴訟費用制度,設立當事人責任費用分擔規則我國民事訴訟法規定,訴訟費用一般由敗訴方承擔（這里的訴訟費用指法院規費,不包括勝訴方的律師費用） 。基於敗訴方負擔規則,具體的實施又形成了一系列的變通規則:第一,當事人的訴訟請求部分勝訴、部分敗訴,訴訟費用人民法院根據雙方當事人責任大小,確定雙方當事人按比例分擔相應的具體數額。第二,案件經人民法院調解,當事人雙方達成協議的案件,其訴訟費用的負擔,也應由雙方當事人充分協商後加以解決,如果協商不成,可以由人民法院決定各自負擔的比例。第三,原告提起訴訟後,因種種原因決定撤訴,凡撤訴的案件,人民法院應收取原告預交的訴訟費用的50 % ,另外50 %由原告負擔。從變通規則中我們不難發現,現行訴訟費用負擔規則在相當程度上激勵著當事人盡最大可能獲取勝訴的結果,從而一方面獲得通過訴訟實現的實體利益,另一方面則意味著將訴訟費用的損失降低到最小。訴訟結果的極大利益促使當事人行使訴權,這也加重當事人濫用訴權情形的發生。 筆者認為,我國民事訴訟費用制度及其分擔規則應本著以當事人為本位的思想進行改革,使當事人對訴訟進程可以基於訴訟費用制度及其分擔規則做出合理的預測,能夠將自己的訴訟成本掌控在一定的范圍內,在此基礎上實現合理正當行使訴權,實現訴訟效益的最大化。基於完全放棄我國現行民事訴訟費用制度及其分擔規則而完全從新建構相關制度的現實障礙,逐步的、漸進的改革路徑具有更強的可行性。筆者建議,還原敗訴方負擔規則的原貌,實施真正的敗訴方負擔規則。為此,現行民事訴訟費用制度的其他內容應該進行相應的革新。一是通過立法合理規范律師收費的辦法和標准,改變律師亂收費的現狀；二是將律師費用納入民事訴訟費用的制度體系。這樣,當事人可以根據自身的經濟狀況,決定是否聘請律師代理,是否進行訴訟,以及一旦訴訟後,能夠預測自己投入的訴訟成本,從而指導自己的訴訟行為及訴訟決定。 以此為契機,我國民事訴訟費用制度還可以通過設立當事人責任費用負擔規則的確立來規制當事人濫用訴權行為。當事人之間責任費用分擔是指當事人雙方在負擔一般訴訟費用後,通過減低受濫用訴權行為侵害一方的全部或部分訴訟費用來救濟受害方。這是一種在大陸法系國家廣泛使用的對當事人雙方訴訟費用分擔的變通規則,從改變訴訟費用分擔的基本原則「敗訴方承擔全部訴訟費用」的角度來規制濫用訴權的當事人。即使濫用訴權的當事人勝訴,他同樣也會承擔訴訟費用,或者他將不能獲得對方當事人所提供的訴訟費用補償金。 當然,當事人之間責任費用分擔的基本情形因濫用訴權一方當事人的行為性質而有所區別。首先,如果一方當事人濫用訴權的行為導致他最終獲得勝訴,他濫用訴權的行為對於他勝訴與否是決定性的,在這種情形下,受害方敗訴的訴訟費用應該由濫用訴權一方當事人全部承擔。例如在當事人濫用起訴權的情形下,被告本可完全避免身陷訴訟,如果訴訟的結果又讓起訴方獲得勝利,這無疑對被告而言是極其不公正的,這樣的訴訟所產生的訴訟費用,本文認為應由濫用訴權一方當事人承擔。第二,如果濫用訴權的當事人其濫用行為對於他勝訴的結果是有一定影響的,但不是決定性的,則濫用訴權的一方當事人應承擔由於他濫用訴權而導致的那部分訴訟費用。例如,勝訴方當事人在訴訟中濫用申請財產保全權,則法院執行財產保全的相關費用應該由他自身承擔,而不應歸入敗訴方當事人承擔的訴訟費用中去。 （三） 確立濫用訴權行為規制的侵權損害賠償責任制度 當事人濫用訴權,法院雖然可以適用誠信原則而駁回起訴,但是對方當事人仍將遭受損失。因此,規制濫用訴權行為的侵權損害賠償責任制度的建立將救濟受濫用訴權行為侵害的對方當事人的實體利益。[10] 由於濫用訴權行為符合一般侵權行為的四個構成要件:第一,濫用訴權的當事人具備侵權的主觀過錯或過失；第二,當事人實施了濫用訴權的行為；第三,受害人的損失與該行為有著直接的因果關系；第四,濫用訴權行為的行為導致了受害人遭受經濟上和精神上的損失等後果。因此,本文認為濫用訴權行為的損害賠償責任制度應包括兩部分的內容,即濫用訴權者應承擔受害人為訴訟所支付的金錢方面的賠償責任和濫用訴權者應承擔受害人的精神損害的賠償責任。 濫用訴權者承擔的受害人為訴訟所支付的金錢方面的賠償責任,其范圍應包括受害人為訴訟支付的顯性經濟開支和因訴訟而耽誤工作等的隱性經濟開支。根據我國訴訟費用的相關規定,律師費用由各方當事人自行負擔,本文認為,如果法院認定一方當事人因為濫用訴權而導致對方當事人侵權成立的話,受害方當事人的律師費用因作為受害人為訴訟支付的顯性經濟開支而由濫用訴權方負擔。至於因訴訟而耽誤工作等等其他的隱性經濟開支則由法官根據具體情況予以判定數額。濫用訴權者承擔受害人的精神損害賠償責任源於濫用訴權者對受害人的名譽權的侵害。法官可以根據具體的侵害程度而責令濫用訴權者用金錢補償的方式賠償受害方。如果侵害程度不是太大,法官可以要求濫用訴權者向受害者賠禮道歉、消除影響以恢復名譽。 當然,我們還需要注意的是,受害方獲得濫用訴權侵權損害賠償的實現,還需要受害方以濫用訴權者的行為給自己所帶來的侵害為由提起侵權之訴。這一訴訟是獨立於存在有當事人濫用訴權行為的前一訴訟,它是一個新的訴訟；這可能將會給受害方帶來另一層面的訴訟拖累:由於一方當事人濫用訴權而導致另一方當事人遭受損失,甚至還可能存在著敗訴後承擔訴訟費用的可能。在這種情形下,受害方當事人可能因「本訴」而身敗名裂、甚至破產。如果在這種情形下,再讓他提起另一個訴訟,無疑對他來說是有著相當的難度；訴訟結果的難以預測性和風險性,受害方有時不得不選擇放棄。因此,在我們目前訴訟制度還存在這樣那樣不合理因素的情形下,設立當事人濫用訴權損害賠償責任制度雖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但是我們仍然應對「遠水解不了近渴」的情形設計出相應的應急措施。 三、結語 濫用訴權是現代法的產物。隨著司法制度的不斷發展,權利過度自由地行使已經使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其所帶來的危害。學者耶林談到:「如果只是為了維護個人所擁有的特權,則法的規定就不能全面得到實施。」[11]規范當事人訴訟權利的過度自由行使而引起的濫用訴權就成為必然。隨著我國法制進程和司法改革的推進,當事人訴權得到了很大程度的保障。當事人享有訴權是否完備,是一個國家法律是否現代化、文明化的重要標志。法律授予當事人訴權,其目的在於當他們自身權利受到侵害時,能夠尋求法律救濟。但是由於我國缺乏具體的、有效的約束制度,導致八十年代以來出現了大量的當事人濫用訴權的現象。針對濫用訴權行為規制的適時性,規范的濫用訴權行為規制體系的建立無疑是我國法制建設不應忽視的內容。

⑵ 「惡意民事訴訟」指的是什麼

惡意訴訟是當事人出於非法動機，通過合法形式提起訴訟，給對方當事人造成某種損害後果的行為。
惡意訴訟的構成要件及表現形式
惡意訴訟可以從構成要件方面進行界定：
1.主觀要件：違背誠實信用原則。誠信原則是公民和法人從事民事活動和民事訴訟活動的一項基本原則。訴訟主體起訴的動因是維護自身合法權益還是惡意損害他人合法權益是認定訴訟行為是否違背誠實信用原則的標准，也是鑒別該訴訟行為是否為惡意訴訟的標准。
2.行為要件：缺乏正當訴由。判斷惡意訴訟的實質性標準是其缺乏合法合理的實體法或程序法的訴由。如（1）無訴權而偽造或變造證據以達到符合法定起訴條件而訴訟；（2）不符合起訴要件或雙方並無實質爭議但為達到非法目的而故意提起訴訟；（3）採取不符合法律也沒有合理理由的訴訟行為，以達到拖延履行債務的目的而提起的訴訟。
3.結果要件：構成對權力、權利雙重侵權和實體、程序雙重違法。惡意訴訟通過欺騙享有公權力的法院和法官來實現侵犯他人合法權益的目的，一方面，既侵害了他人的合法權益，又浪費了司法資源，損害了司法權威，還擾亂了正常的訴訟秩序。另一方面，惡意訴訟為實現實體法上的非法利益，又通過濫用訴訟程序來實現其非法目的，不僅具有實體上賠償的司法可訴性和違法懲罰性，還具有程序上的司法防範性和違法懲罰性。也就是說，行為人必須是惡意地和缺乏事實及法律依據地實施了起訴、抗辯或其他訴訟行為才能構成惡意訴訟。
根據啟動惡意訴訟程序的當事人是否享有訴權，惡意訴訟可以分為沒有訴權的惡意訴訟和有訴權的惡意訴訟。前者是指無訴權而起訴民事案件企圖追究對方民事責任的行為，主要是虛假訴訟；後者是指有一個正當的訴權，但是起訴後為追求正當訴權以外的非法目的的不當訴訟行為，屬於濫用訴權。
1.虛假訴訟，是指當事人出於不合法的動機和目的，虛構事實、隱瞞真相，採取虛假的訴訟主體、事實及證據的方式提起民事訴訟的行為，是民事惡意訴訟最常見的形式。虛假訴訟多發於財產糾紛案件中，主要有：通過虛假民間借貸轉移離婚財產；通過虛假民間借貸轉移企業財產規避破產風險；通過虛假民間借貸轉移即將被法院執行的財產；通過虛假訴訟認定馳名商標；通過虛假訴訟打擊競爭對手商業信譽。
2.濫用訴權，是指有正當的訴權，但是為追求正當訴權以外的非法目的而進行不當訴訟行為，違背了「權利不得濫用」的自然法則。通常表現為以下五種形式：(1)濫用反訴權；(2)出於損害他人商業信譽或其他非法目的而濫用財產保全和知識產權訴前臨時措施；(3)為了拖延訴訟、拖延債務履行時間或其他不正當目的而濫用上訴權；(4)以損害競爭對手商業信譽或實現其他非法目的濫用知識產權訴權行為；(5)濫用申請先予執行權、迴避權、申訴權等程序性權利的行為。
我國涉及惡意訴訟的民事及刑事法律適用
1.我國涉及惡意訴訟的民事法律適用
雖然我國現行民事法律規范中沒有提到惡意訴訟這個概念，也沒有關於惡意訴訟的實質性的、具體性的規定。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民事惡意訴訟不受我國現行民事法律的規制。恰恰相反，根據我國憲法第五十一條禁止權利濫用的原則性規定，以及民法通則第一百零六條第二款「公民、法人由於過錯侵害國家、集體的財產，侵害他人財產人身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的規定，我們有充足的依據對民事惡意訴訟行為進行侵權懲戒。
一般侵權行為理論要求行為主體實施了違法行為，並且這一違法行為給行為相對方造成了損害後果。依據民事侵權行為法理論及前述民法通則第一百零六條第二款的規定，民事惡意訴訟侵權應該具備以下要件：（1）惡意訴訟行為。認定惡意訴訟應當堅持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惡意訴訟行為主體主觀上具有惡意，客觀上因其惡意而實施了損害他人合法權益的訴訟行為。（2）損害後果。惡意訴訟侵權行為的成立，仍需以實際損害結果的發生為必要。但應該注意，這種損害不應該僅包括直接的財產損害，還應該包括依據現在證據足以認定的名譽、精神等其他利益損害，這些損害的認定仍應依據現有民事法律規范。（3）因果關系。即受害人所遭受的損害是由行為人所提起的惡意訴訟造成的。因此，在因果關系認定上，只要依照一般社會見解，按照當時社會所達到的知識和經驗，一般人認為在同樣的情況下會發生同樣的預期結果即可，而不要求有因必有果的必然因果關系。
2.我國涉及惡意訴訟的刑事法律適用
我國現行刑法沒有直接規定訴訟欺詐罪，但涉及對虛假訴訟進行懲處的罪名較多，包括刑法二百六十六條規定的詐騙罪，第一百九十八條規定的保險詐騙罪，第一百七十七條規定的偽造變造金融票證罪，第一百七十八條規定的偽造、變造國家有價證券罪和偽造、變造股票、公司、企業債券罪，第二百八十條規定的偽造、變造、買賣國家機關公文、證件、印章罪和偽造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印章罪以及偽造、變造居民身份證罪，第三百七十五條規定的偽造、變造、買賣武裝部隊公文、證件、印章罪，第三百零七條規定的妨害作證罪和幫助毀滅、變造證據罪，第三百一十三條規定的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
最高人民檢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2002年作出的《關於通過偽造證據騙取法院民事裁判佔有他人財物的行為如何適用法律問題的答復》(以下簡稱《答復》)指出：以非法佔有為目的，通過偽造證據騙取法院民事裁判佔有他人財物的行為，不宜以詐騙罪追究行為人刑事責任；如果行為人偽造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印章，或者指示他人作偽證，構成犯罪的，應當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條第二款、第三百零七條第一款的規定追究刑事責任。《答復》主張以虛假訴訟方法行為的偽造性來認定虛假訴訟整體行為的性質，排除了其他偽造性行為(如偽造公民個人簽名)進行虛假訴訟構成犯罪的可能性。盡管《答復》不等同於法律，但是檢察院作為公訴機關，就虛假訴訟行為形成的公訴口徑，對整個公訴案件進入審判程序起著決定性作用。因而，目前我國刑事審判中，虛假訴訟行為仍很少被定性為詐騙及相關犯罪，而更多的是以偽造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印章罪，偽造、變造居民身份證罪等定罪處罰的。當然，如果涉及虛假訴訟的行完全符合詐騙罪的基本特徵，司法實踐中也將其作為詐騙罪定罪處罰。
我國惡意訴訟的現行程序法律適用
古羅馬法就非常重視對訴訟程序中發現的惡意訴訟進行懲戒。根據皇帝憲法令，在訴訟過程中，任何一方可以要求他方作「誣告宣誓」，如果原告不肯宣誓，其訴權即行作廢；如果被告不肯宣誓，則等於自認。被告也可以對原告提起「誣告訴」，原告如果敗訴，就處以其請求權的1/10作為罰金；如果其起訴是由於受賄，則一經查實，就被判處4倍的罰金。法國民事訴訟法典第32條規定，以拖延訴訟方式，或者以濫訴方式進行訴訟者，得科以100法郎至1萬法郎的民事罰款，且不影響可能對其要求的損害賠償。日本現行民事訴訟法第2條規定「當事人應當遵從信義，誠實地進行民事訴訟」，第384條第2款又規定：「在根據前條第1款規定駁回控訴的情況下，認為控訴人提起控訴，僅以拖延訴訟的終結為目的時，告訴法院可命其交納作為提起控訴手續費而交納金額的10倍以下的現金。」可見，各國訴訟法都不同程度地對訴訟過程中發現的惡意訴訟行為進行了立法懲戒。
1.我國現行程序立法對惡意訴訟的懲戒
我國現行民事訴訟法及相關司法解釋中有許多條文對惡意訴訟仍有明顯的懲戒作用。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二條規定：訴訟參與人或者其他人有下列行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情節輕重予以罰款、拘留；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1)偽造、毀滅重要證據，妨礙人民法院審理案件的；(2)以暴力、威脅、賄買方法阻止證人作證或者指使、賄買、脅迫他人作偽證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163條規定：在訴訟中發現與本案有關的違法行為需要給予制裁的，可適用民法通則第一百三十四條第三款規定，予以訓誡、責令具結悔過、收繳進行非法活動的財物和非法所得，或者依照法律規定處以罰款、拘留。《人民法院訴訟收費辦法》第二十五條規定：由於當事人不正當的訴訟行為所支出的費用，由該當事人負擔。
2.有關惡意訴訟的程序法律適用
有人主張把惡意訴訟放在立案時進行處理，這是不現實的。根據我國民事訴訟法的規定，只要起訴符合案件受理條件的，法院就應該立案。並且，在起訴時絕大多數原告還是從維護自己的權益出發的，並不是惡意訴訟。法院沒有必要在受理案件時進行過於嚴格的審查而延長訴訟期間，也沒有時間和精力對案件進行嚴格的把握。因此，應當對撤訴進行嚴格審查和限制。
當事人發動惡意訴訟後，發現其不正當的訴訟目的不能實現或已經實現，往往提出撤訴申請，以規避可能對其不利的法律後果。因此，對濫訴者撤訴申請的審查是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撤訴權是民事訴訟法賦予原告的一項訴訟權利，但是否准許，應由人民法院審查後決定。在對方當事人針對惡意訴訟行為提起損害賠償請求的情況下，鑒於在先的起訴能否成立對在後的賠償請求有事實上的關聯，如果經審理能夠認定在先訴訟構成權利濫用，法院應當直接判決駁回濫訴人的訴訟請求；如果經審理不能認定在先訴訟構成權利濫用，則應當允許在先起訴人撤回起訴，同時駁回請求人的賠償請求。當然，出於對處分權利的尊重，經法院釋明，對方當事人針對惡意訴訟行為仍僅作抗辯而不提出損害賠償請求時，法院應該准許撤訴，而不應該依職權繼續審理。
此外，在案件審理過程中，發現存在偽造、毀滅重要證據，妨礙人民法院審理以及以暴力、威脅、賄買方法指使、賄買、脅迫他人作偽證等惡意訴訟行為的，可以依據民事訴訟法及相關司法解釋的規定對相關人員予以訓誡、責令具結悔過、罰款、拘留等。發現惡意訴訟行為可能構成犯罪的，還應將相關材料移交公安機關處理。
（註：本文作者浙江省寧海縣人民法院法官辛元剛、陳佳強）

⑶ 有關民法中禁止權利濫用原則的案例

巨型浴缸入室 房屋不堪其重

案情：業主顧某購買了一隻佔地面積約8.9平方米，可放水約4.2噸的巨型浴缸，准備安裝在其居住的第29層的物業內，遭到了周圍業主的強烈反對。物業管理公司向有關專家進行了咨詢，以房屋樓板無法承受浴缸使用時的重量為由，制止顧某吊裝巨型浴缸。

問題：購置財產是否都可以安置在自己的物業內？

判決：顧某要求將自己所有的浴缸搬入自己物業內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

依據：《上海市居住物業管理條例》第二十七條規定：「業主、使用人應當遵守法律、法規的有關規定，按照有利於物業使用、安全以及公平、合理的原則，正確處理供水、排水、通行、通風、採光、維修、環境衛生、環境保護等方面的相鄰關系。」第二十九條第二款規定：「物業管理企業應當對裝修住宅活動進行指導和監督，發現違反本條例第十八條的行為，應當勸阻制止。」

公民只能在法律規定的限度內自由行使佔有、使用、收益、處分個人財產的權利。應當本著安全、合理的原則使用物業，並遵守法律、法規及業主公約的有關規定。長期使用巨型浴缸必然對大樓的樓板強度及承重結構造成危害，使大樓存在潛在的安全隱患。同時還應當顧及相鄰各方的利益，以不損害公共利益和他人權益為前提，否則應加以必要的限制。

⑷ 民事訴訟法中訴的利益是什麼

關於訴的利益的涵義，其中必要性是指有無必要通過本案判決解決當事人之間的糾紛；實效性是指通過本案判決能否使糾紛獲得實質性解決。訴的利益是歸屬於訴訟要件和訴權要件的，如果不加以規制，很有可能會浪費司法資源，同時助長濫訴風氣。

民事訴訟，是指民事爭議的當事人向人民法院提出訴訟請求，人民法院在雙方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的參加下，依法審理和裁判民事爭議的程序和制度。

當事人之間由於利益沖突而訴至法院，在訴訟中，一方提出訴訟請求，另一方則進行防禦、 抗辯，因而在訴訟中形成一種對立或對抗的基本態勢和結構。法院作為國家的司法機關在民事訴訟中處於中立的地位，平等地對待當事人，以保證裁判的實體公正和形式公正。

這樣一來，民事訴訟就呈現為一種類似幾何上等腰三角形的結構。不承認民事訴訟的這種現實結構，就無法正確認識民事訴訟。

當事人之間雖然會就訴訟中的某些事項達成協議，甚至通過調解或和解解決糾紛，但這不過是當事人對自己權利的處分，是一種讓步或妥協，並不能否定他們之間的對抗本質。

⑸ 濫用訴權的司法解釋

依法懲治濫用訴權、虛假訴訟。當事人之間惡意串通，或者冒充他人提起訴訟，企圖通過訴訟、調解等方式侵害他人合法權益的，人民法院應當駁回其請求，並予以罰款、拘留；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一、民事訴訟法濫用訴權的類型有哪些
濫用訴權主要表現為兩種形式：惡意訴訟和不正當行使訴權。
(1)惡意訴訟是當事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自己的訴訟主張缺乏事實或法律依據，但為了實現自己不正當的利益或損害他人合法利益的目的，而提起的訴訟行為。惡意訴訟一般包括假意訴訟、欺詐訴訟、騷擾訴訟等形式。
(2)不正當行使訴權是當事人出於故意或者重大過失，缺乏合理的根據，違反訴訟目的而行使法律賦予的各項訴訟權利，糾纏法院和相對方當事人，拖延訴訟，從而造成不必要的人力和財力浪費的行為。
二、具體的認定條件是什麼
(1)惡意訴訟。惡意訴訟是指訴訟的當事人濫用訴權，惡意提起訴訟，損害對方當事人的合法利益的行為。惡意訴訟作為一種針對應訴人的行為，它不僅會給應訴人造成物質上的損失，有時還帶來精神上的極大傷害。此外，在現有法律還無法對惡意訴訟形成強有力制約的情況下，試圖通過「打官司」破他人之財、揚自己之名的事例越來越多。
(2)訴訟欺詐。訴訟欺詐是指行為人在虛構的事實或者偽造的證據的基礎上，通過提起民事訴訟，經由符合訴訟程序的表面形式，使法院作出錯誤裁判，從而達到損害他人利益、謀取非法利益的目的的違法行為。對於「訴訟欺詐」與「惡意訴訟」的關系，論者的觀點多有差異，有等同說、區別說、部分重疊說等。
(3)通謀。通謀作為要件僅適用於原、被告通過訴訟詐害案外第三人合法權益的情形。通謀應當形成於行為人起訴之前，至於通謀是否以另一方對詐害的具體目的有完全清楚的認識，筆者持否定的態度，只要雙方彼此了解並不存在提起訴訟所依據的事實理由即可。例如在轉移財產逃避債務的訴訟中，原、被告之間對於是否存在債權債務關系自然是心知肚明，如果被告對於原告的起訴採取接受的態度，即可推定通謀的存在。
法律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的解釋》第六十九條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經立案的，應當裁定駁回起訴：
（一）不符合行政訴訟法第四十九條規定的；
（二）超過法定起訴期限且無行政訴訟法第四十八條規定情形的；
（三）錯列被告且拒絕變更的；
（四）未按照法律規定由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代表人為訴訟行為的；
（五）未按照法律、法規規定先向行政機關申請復議的；
（六）重復起訴的；
（七）撤回起訴後無正當理由再行起訴的；
（八）行政行為對其合法權益明顯不產生實際影響的；
（九）訴訟標的已為生效裁判或者調解書所羈束的；
（十）其他不符合法定起訴條件的情形。
前款所列情形可以補正或者更正的，人民法院應當指定期間責令補正或者更正；在指定期間已經補正或者更正的，應當依法審理。人民法院經過閱卷、調查或者詢問當事人，認為不需要開庭審理的，可以逕行裁定駁回起訴。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零七條之一以捏造的事實提起民事訴訟，妨害司法秩序或者嚴重侵害他人合法權益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並處或者單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單位犯前款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並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有第一款行為，非法佔有他人財產或者逃避合法債務，又構成其他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從重處罰。司法工作人員利用職權，與他人共同實施前三款行為的，從重處罰；同時構成其他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從重處罰。

⑹ 如何界定與甄別小額訴訟中的濫用訴權

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以下簡稱《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二條規定：「基層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審理符合本法第一百五十七條第一款規定的簡單的民事案件，標的額為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上年度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百分之三十以下的，實行一審終審」，這標志著在經過全國90個基層法院試點後，小額訴訟制度正式為法律所設立。毋庸置疑，小額訴訟制度的確立對當前我國平衡公平與效率具有重要意義，但立法並未對小額訴訟制度的適用范圍、具體程序以及救濟進行明確細致的規定，為了充分發揮其價值和效用，有必要針對小額訴訟制度存在的問題進行完善。一、小額訴訟制度概述

（一）小額訴訟的概念

當前，理論界對小額訴訟概念的界定有廣義說和狹義說兩種觀點，廣義說認為小額訴訟與普通訴訟沒有實質區別，其只是簡易程序內的一種特殊程序；狹義說則認為小額訴訟是一種以提高辦案效率和促進司法服務大眾為目的，有別於普通程序與簡易程序的民事審判第一審程序。另外，還有的學者認為不管如何界定小額訴訟的概念，都可以對其從法院和當事人兩個角度分別闡述，從法院角度看，小額訴訟制度的理想狀態是通過科學、縝密的程序設計，對有限的司法資源進行合理、優化配置，進而緩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解決司法資源稀缺性和對司法資源需求無限性之間日益凸顯的矛盾；從當事人角度看，小額訴訟制度就是為公民提供一種低成本的司法救濟，保障公民不因受侵害權利「微小」而得不到法律保護。筆者認為，借鑒國外經驗，結合我國司法現狀，小額訴訟制度是一種專門針對案件輕微、標的額特別小的案件的民事訴訟制度，其程序應區別於普通程序和簡易程序，通過簡單、快捷、靈活、低廉的訴訟方式快速解決小額、輕微案件糾紛，實行一審終審。但從新修訂的《民事訴訟法》將小額訴訟制度設置於簡易程序這一章來看，立法者認可的顯然是小額訴訟的廣義說。

（二）小額訴訟制度的意義

近年來，基層法院「案多人少」的狀況日趨明顯，而隨著我國商品經濟的發展，小額糾紛訴訟的數量日益增多，導致法院審判壓力巨大。小額訴訟糾紛多產生於百姓日常生活中，當事人主體具有廣泛性，案件數量在法院受理案件中佔有較大比重，法院若無法及時高效地實現當事人訴求，隨著時間的推移，會增加當事人的訴訟成本，導致其不堪訴累而遠離訴訟，造成司法公信力下降的窘境。對此，雖然相關法律法規對法院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案件的諸方面問題做了較為詳細地規定，但仍達不到許多當事人對案件「簡易」審理的要求。普通訴訟程序在保證程序正義的同時，已顯現無法快速及時處理急速增長的大量案件的現實矛盾和制度缺陷。小額訴訟制度制度的確立，對於解決這些矛盾具有多重意義。

首先，從成本和效益角度看，小額訴訟制度能夠大量簡化民事訴訟程序並提高效率，從而減少法院的司法成本以及當事人的訴訟成本，最大限度的平衡公正與效率。其次，從保障當事人訴訟權利角度看，小額訴訟能夠把復雜或高度專門化的訴訟程序簡約為一般人都能夠理解的常識性糾紛處理過程，更加平易簡單。再次，從司法為民、便民角度看，小額訴訟可以使日常生活中經常發生的輕微、小額民事糾紛迅速進入訴訟程序，大大降低了訴訟門檻並提高了司法效率，讓相對缺乏專門知識的當事人能夠更加便利地使用作為公共服務的訴訟審判，從而維護自身合法權益。最後，從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角度看，小額訴訟程序的強制適用可以訴前調解等程序相結合，從而引導相當一部分小額糾紛分流到訴訟之外，有利於在程序法定原則和程序操作的融通性、靈活性之間形成平衡，促進社會和諧穩定。

二、小額訴訟制度立法和司法適用存在的問題

新修訂的《民事訴訟法》雖正式確立了小額訴訟制度，但並未對其適用范圍、具體程序以及救濟進行明確細致的規定，程序設計等諸多方面在理論上仍有較大爭議，而在司法實踐中，小額訴訟制度的司法適用也存在一些問題有待解決。

（一）立法層面

1.制度設計不科學。首先，從大的方面來說，新修訂的《民事訴訟法》對小額訴訟制度的規定過於粗糙，將小額訴訟制度歸在簡易程序下，僅在此基礎上對某些小額案件適用一審終審，這一做法既忽視了小額訴訟程序和簡易程序的區別，沒有體現小額案件獨特的程序需要，也缺乏對小額訴訟相關制度的具體規定。一般來說，簡易程序是相較於普通程序而言更為簡易的程序，但其仍有完善的訴訟程序和訴訟法理約束，追求的價值在於「訴訟效率」與「公共便宜」；而小額訴訟程序雖是一種比簡易程序更為簡化的程序，但由於其理念和適用范圍的特殊性，所以突出的是非訟程序理念，提高程序效益是小額訴訟的基本價值取向。由此，鑒於小額訴訟的特殊性，將其歸在簡易程序下並不科學，有必要在簡易程序之外設置獨立的小額訴訟程序。其次，從具體程序設計方面說，由於小額糾紛需要快速高效的處理，在訴訟程序和救濟等方面有其特殊需求，而我國相關法律法規對小額訴訟制度並沒有規定具體的簡化程序、簡化訴訟判決，也沒有對救濟程序進行細致規定，難以充分發揮小額訴訟制度的價值和功能，也給法官司法實踐中適用小額訴訟制度帶來了困難。

2.標的額劃分不合理。應該看到，我國《民事訴訟法》對小額訴訟標的額的規定「為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上年度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百分之三十以下」較為科學，由於我國人均收入明顯低於發達國家且不同地區收入水平差別較大，立法不宜對小額訴訟標的額搞「一刀切」， 理應根據各個地區人均經濟收入進行確定。但是，對小額訴訟案件的適用採用簡單的標的額標准劃分，過於簡單，並不是說只要訴訟標的額符合標准就可以適用小額訴訟程序。司法實踐中，往往有些標的額較小的案件可能是復雜、影響力較大的案件，這些案件顯然不適用於小額訴訟程序。如果當事人雙方對爭議事實的陳述有較大出入，權利義務關系並不明確，當事人對案件的是非、責任以及訴訟標的爭執存在原則性分歧，即便訴訟標的額符合了法律標准也不能適用小額訴訟程序。另外，理論界對於是否應單純以標的額來決定是否適用小額訴訟有爭議，有的學者認為，小額訴訟的受案范圍應分為兩類，一類是輕微案件，並不以金錢給付為必要；一類是小額案件，即事實清楚，權利義務明確的小額給付案件。

3.一審終審缺乏救濟。審級制度的確定與公正和效率兩大價值目標緊密相連，審級越多，公正性相對越高、效率越低；審級越少，效率越高、公正性相對越低。新修訂的《民事訴訟法》對小額訴訟明確規定為一審終審，但從司法實踐來看，受司法水平、人情利益等因素的制約，基層法院對小額糾紛一次審判很難保證案件的質量，一審判決不當的情況比較普遍，因此，新《民事訴訟法》這種完全堵住了當事人的上訴渠道，使得救濟途徑只能通過審判監督程序的規定肯定是有問題的，它無疑會使小額案件流向申訴和上訪渠道，從而帶來更多的負面問題。但是，從另一角度看，如不實行一審終審，則無法體現小額訴訟提高程序效益的基本價值，其設置的目的不可能實現，因此，當前法律規定小額訴訟實行一審終審而又沒有設置救濟程序，讓小額訴訟走向兩難境地。

（二）司法適用層面

1.程序運行不明確。由於新修訂的《民事訴訟法》將小額訴訟制度歸在簡易程序下，因此，法官在審理小額訴訟案件時，由於法律沒有規定小額訴訟具體程序，因此，對其是適用簡易程序，還是適用更為簡化的程序有爭議。司法實踐中，法院適用時，對於小額訴訟的基本程序大多還是按照普通程序或簡易程序進行，但由於法官對程序運行觀點的不統一，難以做到公平。另外，小額訴訟程序所適用的案件條件中除了標的額這個可以量化外，其他如法律關系單一、爭議不大等要求過於抽象，不利於實施。

2.審理機關不統一。由於法律並未明確小額訴訟的具體操作程序，因此，對具體案件的程序操作，不同法院存在不同做法，如對小額訴訟案件的審理主體，有的法院設立專門的小額訴訟法庭，有的法院是立案庭，還有的法院是民事審判庭，審判主體尚且不統一，更遑論訴訟程序。正是由於法律的空白，各地基層法院在對小額訴訟程序操作時，存在諸多不規范的地方，造成不公平現象的出現。

3.操作隨意性大。小額訴訟在司法實踐中的操作基本上是由法官主導，向當事人告知並指導其選擇高效的方式處理糾紛，導致法官自由裁量權范圍擴大。一方面，許多法官因小額訴訟程序簡單而缺少責任感，隨意性很大，往往馬虎了事，讓當事人感覺權益不受重視，進而對裁判結果產生懷疑；另一方面，由於法官受職業理念和習慣支配，在適用小額訴訟程序時容易由簡到繁、恢復到習慣訴訟模式的軌道中，忽視小額糾紛的特點與當事人快速審理的要求，忽視當事人的處分權。在我國司法權威不足、法官素質有待提高的情形下，由於法律規制的缺失，極易導致法官小額訴訟操作隨意性大，這既增大了效率導向下小額訴訟程序被濫用的風險，也會加劇民眾對司法和法官更多的不滿。小額訴訟的運行不僅不會提升司法公信力，反而可能會導致一審終審置設下當事人對小額裁判認可度的降低。

4.當事人濫用權利。由於適用小額訴訟程序的成本較低，當事人僅需支付少量成本就可以使用司法資源，能夠促進司法服務大眾，但是，它同時也容易激發當事人的訴訟慾望，難以避免有些人濫用司法資源，產生濫訟現象。因為小額訴訟程序有起訴金額的限制，當事人可能會將本不屬於該程序的請求分拆為多份，進而利用小額訴訟程序。從而出現一方面法院的壓力有增無減，另一方面其他糾紛解決方式閑置，優勢無法發揮,最終導致糾紛解決方式的畸形發展、司法資源極大浪費的情況。另外，由於法律並未限制公司或其他組織提起小額訴訟，小額訴訟程序有可能演變為銀行、物業公司和大企業等組織針對消費者或用戶的討債程序。

三、完善小額訴訟制度的建議

（一）明確適用范圍

新修訂的《民事訴訟法》對小額訴訟的適用規定了兩個前提，即事實清楚、權利義務關系明確、爭議不大和標的額為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上年度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百分之三十以下。具體來說，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部分基層人民法院開展小額速裁試點工作的指導意見》，小額訴訟的受案范圍應為權利義務關系明確的借貸、買賣、租賃和借用糾紛案件；身份關系清楚，僅在給付的數額、時間上存在爭議的撫養費、贍養費、扶養費糾紛案件；責任明確、損失金額確定的道路交通事故損害賠償和其他人身損害賠償糾紛案件；權利義務關系明確的拖欠水、電、暖、天然氣費及物業管理費糾紛案件。離婚、收養等具有人身關系性質的案件不宜適用小額訴訟程序；勞動爭議、家庭鄰里糾紛、人身損害賠償等案情復雜的案件，也不宜適用小額訴訟程序。另外，在確定小額訴訟標的額數額後，應該重視避免當事人為適用小額訴訟而分割訴求。

（二）設置獨立程序

1.獨立設置。客觀來看，受當前我國司法現狀以及法律環境影響，短期看，將小額訴訟程序歸在簡易程序下不失為一時權宜之計，但由於小額訴訟制度程序本質上是獨立於簡易程序的特別程序，從長遠看，為充分發揮其價值和功能，應在逐步健全和完善簡易程序的基礎上，將小額訴訟獨立出來，進而完善其制度設計和程序。

2.明確內部程序。立法應明確小額訴訟的具體程序。（1）賦予當事人程序選擇權。對於小額訴訟，法律應明確賦予當事人程序選擇權，法院應在受案時向當事人告知該權利以及小額訴訟的優缺點，當事人既可以選擇小額訴訟程序，也可以選擇簡易程序。（2）大力簡化訴訟程序。借鑒台灣、香港的做法，小額訴訟的提起無需以起訴狀的形式，可以採用表格化的訴狀或口頭起訴，訴訟只需標明當事人基本情況、訴訟請求、爭議事實，口頭起訴的法院記入筆錄即可；盡可能縮短審限，既然案件事實清楚，無需較長審限，建議以15日為宜，答辯期、舉證期不宜超過7日；強化當事人出庭，不主張當事人不親自出庭而以律師全權代理出庭的方式，在一定條件下限制律師參與小額訴訟；簡化判決書的格式，只記載主要的事實與判決結果，無需附詳細理由；限制上訴、禁止反訴，實行一審終審，並通過禁止反訴從而有效提高審判效率。另外，結合訴前調解制度，可以對一些案件事實比較清楚、當事人均無異議的案件進行訴前調解，而不進入訴訟程序，同時探索建立小額訴訟調解與審理一體化的糾紛解決機制。

3.限制訴訟權利。為避免當事人權利，有必要對當事人小額訴訟權利進行限制。首先，當事人不得為適用小額程序而將訴求分拆，僅就一部分起訴，但如果原告向法院陳明就余額不再另行起訴則可以允許；如果其已經陳明不再另行起訴而又另行起訴的，依照一事不再理等原則，對其另行起訴訴求裁定予以駁回。其次，應該對金融企業、機構以及電力公司等特殊機構每年利用小額訴訟的次數加以限制，具體次數可以借鑒國外經驗並結合我國司法現狀來確定。

（三）完善救濟程序

從國外立法實踐來看，為充分保障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多對小額訴訟程序規定了訴訟救濟方式，如英美法系國家採用動議的救濟方式，即向小額索賠法院提交的撤銷原判決之動議；英國和我國台灣地區採用特殊上訴作為小額訴訟程序救濟方式，嚴格限制上訴主體和上訴理由，並規定一定期限；日本則採用裁判異議方式，也是有上訴主體、上訴理由以及期限的限制，如異議合法，則採用通常程序進行案件審理並裁判。雖然小額訴訟的程序效益價值導向優先，但任何一種訴訟制度都必須充分堅持正義，因此，對於我國小額訴訟制度構建救濟程序也是必然。

通過對國外救濟程序的比較，筆者認為在小額訴訟救濟機制的立法選擇上，應充分我考慮我國小額民事案件不斷攀升、民眾法治觀念仍需加強的司法現實，基於此，日本的裁判異議方式顯然更適合我國。具體來說，對裁判異議主體，原告和被告均可以提出裁判異議；對裁判異議的提起，原告或被告應在收到小額訴訟裁決十日內提起裁判異議，且只能就適用法律錯誤或法官存在受賄等嚴重違法行為向原審法院提出；對異議的審查和處理，原審法院應重新指定審判員對異議申請進行審查，經審查異議不成立的，原審法院應在3日內裁定駁回異議；一旦異議合法、成立，原審法院應撤銷原判決，重新組成合議庭，適用普通程序對案件進行審理。

⑺ 如何理解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八條中「原告是與本案有直接利害關系

修訂後，2013.1.1.起施行的《民事訴訟法》 第一百零八條規定的是： 當事人對保全或者先予執行的專裁定不服的，可以屬申請復議一次。復議期間不停止裁定的執行。
第一百一十九條規定：起訴必須符合下列條件：
（一）原告是與本案有直接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
（二）有明確的被告；
（三）有具體的訴訟請求和事實、理由；
（四）屬於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訴訟的范圍和受訴人民法院管轄。

⑻ 民法上「不當得利」指什麼

一，不當得利的構成要件

《民法典》第122條規定：「因他人沒有法律根據，取得不當利益，受損失的人有權請求其返還不當利益」。

根據《民法典》的規定以及民法學通說原理，不當得利是指沒有合法根據，使他人受到損失而自己獲得利益的事實，因此不當得利是指得利人沒有法律根據取得不當利益的，相對應遭受損失的人可以請求得利人返還取得的利益。這是對於不當得利的基本理解。

根據我國《民法典》第985條的規定，認定不當得利成立需要符合以下四個構成要件：一方獲得利益、他方受有損失、獲得利益與收到損失之間具有因果關系、獲得利益沒有法律上的原因。

首先，所謂一方獲得利益，是包括兩種情況。第一種情況，財產積極增加，指財產本不應增加而增加；第二種情況，財產消極增加，指財產本應減少而未減少。

其次，他方受有損失。同樣這里的損失並不是侵權賠償中的損失，而是相對於取得利益方而言，另一方的利益因為利益轉移導致的利益減少，或者債務增加。

第三，一方獲得利益與另一方受到損失之間具有引起與被引起的因果關系，這是司法實踐中認定不當得利之債是否成立的一個重要依據，獲益的另一面必然有他人的損失作為一個對等關系。如果一方獲得的利益並不損害他人的合法利益，則不構成法律上的不當得利。

第四，獲得利益沒有法律上的原因。如果具有法律上的原因，是不成立不當得利的。

我們來舉一個例子說明一下，甲把房屋出租給乙，月租金是2000元，租期是5年。在租期內，乙未經甲同意，將房屋轉租給丙，月租金4000元，租期4年。第一個問題，對於乙獲得的2000元差價，甲能否對乙主張不當得利？答案是不能。因為乙獲得該利益具有法律上的原因，法律依據來自甲乙之間有效的房屋租賃合同，這一合法有效的房屋租賃合同，就是我們所說的法律上的原因。在甲乙租賃合同存續期間，根據《民法典》第720條，乙對房屋享有收益的權能。乙雖擅自轉租，但乙每個月取得租金4000元具有法律上的原因，所以對甲不構成不當得利。

那什麼時候構成不當得利呢？若甲因乙擅自轉租，甲自知道或者應當知道乙擅自轉租之日起6個月，通知乙解除甲乙的租賃合同。解除合同後，乙拒不返還房屋，繼續出租房屋給丙，則自合同解除之日起，乙對房屋喪失佔有使用收益的權能，其收取的租金差價就不具有法律上的原因，甲據此對乙享有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

二，不當得利的排除情形

《民法典》第985條專門針對排除不當得利的情況進行了規定：「得利人沒有法律根據取得不當利益的，受損失的人可以請求得利人返還取得的利益，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為履行道德義務進行的給付；（二）債務到期之前的清償；（三）明知無給付義務而進行的債務清償。」

以下三種情形都屬於給付型不當得利的范疇：

①因履行道德義務的給付排除在不當得利之債外，目的在於調和法律與道德之間的關系，使法律規定符合一般的道德觀念。

舉個小例子，乙被收養，乙的親生母親老年之後缺乏生活能力，沒有生活來源，乙誤以為自己對於親生母親負有贍養義務，乙就對缺乏生活能力又沒有生活來源的親生母親按月支付贍養費，支付了5年以後，親生母親訂立遺囑將財產遺贈給他人。乙心裡不是滋味，就找到律師，詢問自己到底有沒有贍養親生母親的義務，律師說，你沒有，你被收養了，你和她之間的母女關系已經解除了。乙才知道原來沒有贍養義務，要求對親生母親主張不當得利返還。這種情況，確實是構成不當得利，乙沒有贍養義務而誤以為有。但支付贍養費，屬於非債清償，雖然自始缺乏給付目的，但屬於履行道德義務而為給付，因此，雙方間雖成立不當得利關系但是排除了利益受損人的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

②債務人為清償未到期債務而提前給付也排除在不當得利之債的適用范圍外，主要原因是債務未屆清償期的抗辯並不是永久性抗辯，債務到期前的清償，債務並非不存在，債權人受領給付，不能稱之為無法律上的原因。

例如，甲在債務屆滿前6個月償還了借乙的一個億，後來覺得一個億，提前六個月歸還太虧了，理財可以理出好多呢，由此依據不當得利之債要求乙再還回來。甲提前歸還債務的情形雖然符合不當得利的構成要件，但法律對於這種情況明確排除了受損失一方的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甲不能主張不當得利之債。

③明知無給付義務而進行的債務清償，目的在於維護誠實信用，禁止當事人出爾反爾，理論基礎在於禁反言原則。

例如，生效判決已經確認雙方的債務不存在、無效或被撤銷，給付人明知判決生效的情況下依然清償了本不應給付的債務，則屬於明知無給付義務的債務清償。這里的重點在於「明知」而非「誤解」，明知無給付義務而向對方支付相關錢款，這是其對自己財產的合法處分，錢款支付至對方，處分完畢，所有權已發生轉移，給付人不得以不當得利為由主張返還。

這里我們還需注意區分第三人代為清償問題，第三人清償債務後不能因為其與債權人之間沒有債務，而主張不當得利返還，而只能取得原債權人對債務人的債權。兩者分屬不同的法律制度，法律適用亦不一樣。《民法典》在第524條新增加了第三人代為清償制度，即：「債權人接受第三人履行後，其對債務人的債權轉讓給第三人，但是債務人和第三人另有約定的除外」。此處債權轉讓的規定就排除了第三人向原債權人主張不當得利的可能。

三，不當得利的司法認定

一、對不當得利的性質予以准確定性

在我國司法實踐中，不當得利制度的適用並不普遍，主要原因是不當得利請求權經常會與物權請求權、侵權請求權競合，而當事人往往會選擇其他請求權。由於我國並沒有採納物權行為獨立性和無因性理論，在合同被宣告無效或者被撤銷以後，受損失的人一般會直接依據物權請求權要求受領給付的一方當事人返還，而不會再去行使佔有的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在因權益侵害發生的不當得利中，當事人和法官通常都會直接適用侵權責任制度規則。並且，在不符合侵權責任構成要件的情況下，為了公平，法院也會以誠實信用原則或者公平原則作出裁判，其實是一種向一般條款逃逸的現象。所以，在司法實踐中，首先要重視不當得利的價值和功能，明確不當得利的性質，與其他請求權基礎進行區分。

二、不當得利的舉證責任

不當得利的一方獲利、使他方利益受損兩個要件屬於權利發生要件，應由不當得利債權人承擔證明責任，這一點在理論和實務界都是毫無爭議的，而有關不當得利的證明責任分配的難點問題，集中在沒有法律上的原因這一點上。沒有法律上的原因作為一個消極事實，其是否可以定性為請求權發生要件，需要我們從實體法出發進行綜合分析。

按照證明責任分配的一般原則，主張權利的一方就對其有利的權利發生要件負有證明責任。因此不當得利的請求權人應對沒有法律上的原因這一要件承擔證明責任。而這一觀點的反對者們提出的最大的問題是，沒有法律上的原因屬於消極事實，依照證明責任的消極事實學說，為消極的事實陳述的人不負證明責任。

我們認為，應將給付型不當得利的舉證證明責任分配給原告，主要出於以下考量：首先，誰主張，誰舉證是民事訴訟中舉證責任分配的總體原則，對於舉證責任倒置應以法律的明文規定為准。我國立法並未規定不當得利糾紛適用舉證責任倒置，原告既然主張被告系不當得利，就應當承擔舉證證明責任。

其次，認為應當由被告承擔舉證證明責任的觀點，其主要的論據是一方獲益沒有法律根據屬於消極事實，消極事實不易舉證。然而，仔細分析可以發現，沒有法律根據並非全部為消極事實，也存在積極事實。例如因給付目的嗣後不存在形成的不當得利，原告當初進行給付的原因以及事後法律關系發生變化導致給付目的不存在的事實均屬於積極事實，原告對此舉證並無大礙。退一步講，即便是存在消極事實的情形，例如原告因輸入號碼有誤而向他人手機賬號存入話費，原告可以通過證明自己的手機號與被告的手機號有多位數字一致、極易混淆予以主張，可見原告並非無法證明。

再次，不當得利訴訟其實是對已發生給付行為的一種撤銷，從某種意義上，也屬於對以往交易往來和社會經濟秩序的擾動，原告作為訴訟的發起者，應當承擔舉證證明責任，以此來督促原告謹慎起訴。假如由作為受益人的被告來承擔舉證證明責任，原告只需要起訴，被告就被拉入訴訟並且要承擔舉證不能即敗訴的重責，如此之低的訴訟成本極易導致原告濫訴，對社會經濟秩序的穩定造成損害。

三、不當得利的返還內容

無法律上原因而受有利益，應當返還的是得利人所取得之利益。我們需要掌握的基本原則是：1.原物存在的，返還原物以及因為原物而取得的其他利益（包括原物的孳息以及使用利益）；2.原物不存在的，折價賠償；3.原物毀損後存在代位物的，比如因原物毀損而獲得的保險金、補償金、賠償金，應返還原物的代位物。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關於原物折價後償還的價值額的計算，在理論上存在「主觀說」與「客觀說」兩種不同的觀點。舉例而言，當得利人所受領的利益為某物的所有權時，該物的市場價值為5萬元，當得利人以6萬元或4萬元的價格將該物轉賣給善意的第三人時，因第三人善意取得該物的所有權，得利人不能原物返還。此時，依據「客觀說」，得利人應當返還的是該物的市場價值5萬元，而不論得利人轉讓該物時的價額為6萬元或4萬元；而依據「主觀說」，則認為得利人應當償還的為其轉賣該物所得價款，如所得價款為6萬元，則應當償還6萬元，所得價款為4萬元則應當償還4萬元。目前，通常採用客觀說，因為受領人以原物為手段、依據法律行為所取得的對價，不屬於其所有利益以及基於該利益產生的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