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商法發展趨勢

Ⅰ 論我國商法體系構建的科學化

商法是民事法律或私法中的重要板塊，它調整的是在國民經濟運行中極為重要的商事貿易關系。我國自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以來，歷經了計劃經濟、商品經濟直至建立初步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三大基本經濟制度。高度的計劃經濟時期，真正的商事貿易極度匱乏，因此，我國商法中的單行法大多數是在改革開放以後逐步頒布實施或完善的。在現階段，我國商法的發展現狀存在關於民商合一的爭議、商法「泛公法」化以及「商法典」的頒布爭議。民法與商法在我國現階段基本上屬於調整民事關系的「基本法」與「重要補充」的關系；而商法在有宏觀調控的市場經濟中的重要作用又使得其呈現出「泛公法」化的重要特徵；商法典是否頒布也在我國目前模糊的商法界限中爭議頗多。
由於商法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商法典的頒布在我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中就顯得異常重要，我國商法正在向著法典化、獨立化的方向發展。我國商法的未來發展，並不取決於民法和商法的關系問題。我國商法現存的法典化形式足以確保我國商法的獨立發展。我國商法的未來發展應當關注以下兩個問題的解決：即商法觀念的獨立化問題和商法制度的整合問題。毋庸置疑，商法在未來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中將發揮愈來愈重要的作用，可以預見的是，我國商法將伴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而逐步完善、成熟。
商法在世界法制史上發展成為一種全新的法律體系，出現在中世紀的歐洲。中世紀末期，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在封建社會內部日益壯大。16、17世紀，隨著歐洲中央集權國家的強大，歐洲諸國將在各國商人之間普遍適用的、具有國際性的各種商事習慣、商事規范納入本國的國內法，從而開始了近代商事立法。法國路易十四時期頒布的《商事條例》（1673）和《海事條例》（1681）就是世界上近代最早的兩部商事法令。
在我國，至今沒有頒布民法典，因此也就更談不上商法典。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後，我國逐步實行了私有財產的社會主義改造，建立了國家所有和集體所有的社會主義公有制，並以此為基礎，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在我國長達近半個世紀的社會主義建設期間，不僅沒有適用商法的需要，而且連商法的觀念都被社會遺忘了。
如今我們所能夠感覺到和談論的「商法」，則是隨著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建設過程逐步發展起來的一種法律現象，它只是涉及規范商事活動的諸多商業活動法的綜合體，而我國實際上並不存在名為「商法」的法律。在現階段，我國商法中呈現「民商合一」、商法的「泛公法」化、商法各單行法的「法典化」、「修正式進步」等發展現狀，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逐步發展完善的需要，中國商法體系的發展呈現獨立化、內部整合的趨勢，相信商法典的頒布也將變為現實。
一、 我國商法發展現狀
（一）我國法律制度中的民商合一 自上個世紀70年代末改革開放以後，經濟活動中商業行為的急劇增多、個人合法權益得到保護，促使我國的「商法」步入快速發展進程。由於涉及「商法」的法制建設處於長期的停滯狀態，從理論和實務上講，在我國，法學界常說的「商法」只能在「民商合一」的體制范圍內進行思考。但也有學者持不同觀點，認為我國民商法制度採取的是民商分立的模式，無論是立法形式上還是運行機制上，均采民商分立。實際上，筆者認為，民商分立還是民商合一，是關於民法典與商法典的關系問題的論點；民商分立是指在民法典之外另行制定商法典的模式，民商合一是指就民商事關系僅制定一部統一的法典，對於不能合並到民法典中的有關商事的規定，另行制定單行法規。
大部分法律界人士認為，我國實行民商合一的制度。因為在我國的立法史上，立法者一般不分商事和民事，通過頒布法律建立保護民事權利和維護私權利秩序的統一的私法制度，民商法構成我國統一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的組成部分；而在我國的司法實務上，民法是規范社會生活、經濟秩序的基本法，而商法則是對民法的有效補充。
在逐步完善民法體系、促進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過程中，我國不僅頒布有民法通則、繼承法和合同法，而且先後頒布了海商法、公司法、票據法、保險法、證券法等具有提高效率和維護交易安全特點的單行法，這是我國民商法獲得發展的重要事實，它們在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中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由於沒有民法典，我國的民法和商法均是以單行法的形式出現的，但民法的理念、原則和基本制度則已經滲透到我國的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而我國所謂的「商法」除了單行法的表現形式外，由於基礎薄弱，其理念、原則和基本制度並沒有被社會普遍接受，尤其是商法理論的研究則更是捉襟見肘。
在20世紀80年代推行改革開放後十餘年，即開始建立私法制度之時，我國法學界法律體系中民法和商法的界限就不是清楚的，而這個時期又有長期存在的民法和經濟法之爭，商法似乎已經被人們所忽視。其實，我國自20世紀80年代初就開始了所謂的商事交易規則的創制，只不過這個法制進程並沒有讓人們真正認識到商法在我國的存在。我國在改革開放初期頒布的《經濟合同法》規定有買賣、倉儲、保險等多種交易制度，若視其為商事交易的法律，一點也不過分；特別是該法所規定的「買賣」、「保險」，更屬傳統意義上的「商行為」。為了滿足國際經濟交往的商業需求，在1985年，我國頒布了《涉外經濟合同法》，其所包含的法律內容也應當是名副其實的「商行為法」。然而，在長期的法學研究中，我們卻很少稱那個時期所頒布的《經濟合同法》和《涉外經濟合同法》（甚至後來頒布的《合同法》）為「商法」，因為從當時的法學理論上來講，它們太不像「商法」而更像「民法」。實際上，我國在改革開放後的相當長的時期內，立法者將許多原本應當屬於商法規范的交易制度，諸如貨物買賣、保險等，通過以民法通則為核心的民事立法來調整，民法的影響力頗為巨大；只是在後來，我國頒布的有關商事活動的法律多了，人們才習慣性地將海商法、公司法、票據法、保險法、證券法、信託法等稱為「商法」。
由此可見，在新中國數十年的法制建設過程中，民法固有的理念、精神、原則和制度幾乎影響甚至包容了我國民商事立法的所有內容。現階段，我國社會經濟活動方面基本上是在實行民商合一的法律體制，可以預見，獨立的商法制度在短期內較難形成。
（二）我國法制進程中商法的「法典化」
盡管存在「民商合一」的現狀，但不可否認的是，在中國的法制化的進程中，「商法」也以國家立法部門所頒布的有關商事活動的單行法「法典化」的獨特形式展現在人們面前。筆者認為，雖然現階段中國社會經濟活動中施行「民商合一」的法制體制，但相對獨立的商法還是在逐漸脫離民法領地的過程中獲得了相對自由的發展。自「商法」在我國的法律體系中形態逐漸清晰以來，買賣、票據、行紀、承攬、運送、保險、海商等即被作為主要的商行為規定在商法之中，由此構成了我國商法初級形態中的商業活動法。
在改革開放以後，由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我國加快了商事領域的立法步伐，立法機構先後頒布了海商法（1992年）、公司法（1993年） 、票據法（1995年）、保險法（1995年）、證券法（1998年）、合同法（1999年）、信託法（2001年）和投資基金法（2003年）等。另外，在逐步完善社會主義法制進程中，我國在1986年還頒布了體現法治下的市場經濟的 「企業破產法」，該法適用於國有企業（從事商事交易的國有企業）法人的條款規定被稱作具有里程碑意義。
事實表明，在改革開放後的數十年經濟建設中，我國頒布的有關海商、公司、票據、保險、證券、信託和投資基金等內容的法律，為我國建立起商事主體、交易和秩序的法律制度，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這些法律所包含的原則、已經建立或者試圖建立的制度，具有明顯不同於民法的原則和制度的特點，甚至有些制度的差異導致民法原則和制度在商事活動領域的「不適用」。例如，保險法所稱「保險合同」已經完全實現了格式化，附加合同成為保險法上的合同制度的普遍現象，民法上的合同自由原則幾乎被拋棄。甚至，保險法上的誠實信用原則，有其自身的特有內涵，利用「民法」上的原則和制度是難以解釋的。事實上，這些被稱之為「商法」的法律和民法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異，而這些法律似乎等同於大陸法系國家所稱的「商法」，它們的客觀存在基本上能夠成為我國存在「商法」的理論上的事實依據。
但由於大陸法系的商法是因為歷史的原因而形成的，而在我國法學界，因為欠缺商法傳統以及商法歷史，更因為學術上無相應理論基礎甚至仍然爭論商法和民法的關系，致使人們無法真正看清楚我國「商法」的邊界。我國商法的范圍或者外延到底在哪裡，仍然是存在疑問的。盡管如此，不可否認的是，我國商法正處在一個快速的發展階段，不斷涌現的商法「法典化」的單行法即是例證。 （三）我國商法的「泛公法」化
關於公法的概念，目前在法學界還沒有統一的解釋。有學者認為凡是規定私人之間事情的就是私法，反之則為公法。商法從根本上來講，應該是屬於私法的范疇，然而，隨著市場經濟活動的深入發展，商法也逐漸呈現「泛公法」化的發展現象。相對於「私法味」較濃的民法來講，商主體承擔較民事主體更高的注意義務，商事行為的外部約束對於交易的安全更有意義，而這些都需要藉助國家公權力來得到更好地落實和貫徹。 在我國，為了保證經濟健康發展、社會穩定，商事立法中越來越多地體現政府經濟職權色彩和干預意志、調節個人與政府和社會間經濟關系、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內容，這些內容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公法的明顯屬性。例如商業登記制度、商業帳簿制度，公司法中的公司組織形態、公司章程的法定記載事項、公司股份轉讓與公司合並的條件與程序等規定；海商法中的船舶登記、運輸單證、海事賠償責任限制、船舶抵押權等規定；保險法中的責任准備金、再保險、保險代理人與保險經紀人、保險業的監督管理等規定；破產法中的和解整頓、債權人會議、破產財產范圍、債務清償順序等規定，均屬公法性質的規定。筆者認為，商法的公法化，在性質上主要還是限於國家公權力對商事活動的消極干預，即設定商主體必須遵循的強行法制度，以限制商主體的意思組織和加重商主體的法律責任。從建立公平有序的市場經濟環境的角度來講，商法的公法化不應當倡導國家公權力對商事活動的積極干預。 由於我國商法在建構其制度的過程中吸收了更多的、不規則的國家公權力積極干預商事活動的公法內容，所以從我國商法的單行法內容可以看到，國家公權力介入商事活動更加積極和主動，呈現出泛公法化的特點。例如，我國保險法規定有保險業的監管機構——保監會及其監管許可權，並詳細規定有保險業監管機構的監管內容和方式，以法律的形式授權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對保險業進行全面的監管；證券法規定有證券交易的監管，以法律的形式授權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對證券交易進行全面的監管。這些都是我國「商法」單行法中所體現的「泛公法」化。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我國的經濟制度所建立的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這種經濟制度中，存在「宏觀調控、經濟調整」等許多特有的經濟現象，這就是支持我國商法呈現「泛公法」的經濟基礎。這種商法的「泛公法」化也必將在今後的法制進程中進一步得到體現。
（四）我國商法的「修正」式發展
由於我國的商法（或者說是商法單行法）脫胎於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最初的構建過程中，因此我國已經頒布的「商法」存在或者遺留著諸多計劃經濟的痕跡或者不盡合理。而經濟的發展、社會的進步使得其中的很多條款急需整改甚至廢除。例如，我國1995年頒布的保險法規定，商業保險的主要險種的基本保險條款和保險費率，由金融監督管理部門制定。這是國家公權力積極干預企業自主經營的典型事例。而且，我國建設市場經濟法制的經驗不足，更加缺乏「商法」的原則和制度設計的經驗。除個別的「商法」如海商法，因為吸收國際經驗的緣故，其不足相對較少外，涉及公司、證券、票據、保險、信託等法律都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對這些法律、法規進行深刻的修正，然後進行「具有中國特色」的創新，將成為我國的商法發展的特有現象。 我國商法的「修正」式發展，本身意味著我國商法的發展過程存在曲折，修正商法的目的顯然是要完善欠缺妥當性的法律規范。修改法律，無非是法律規范的價值再發現的結果，是立法者對法律規范的價值判斷的優化選擇。我國已經修正過的「商法」，有公司法和保險法等。通過修正，公司法和保險法都體現了市場經濟不斷發展、社會觀念變遷的需要，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其更加成熟。

Ⅱ 簡述商法的存在形式及其內涵

商法是調整商事關系的法律規范，是法律體系中的一個重要部門。商法起內源於地中海沿岸國容家的商人習慣法。隨著經濟貿易活動的發展以及商事規則的豐富，大陸法系國家紛紛制定了商法典及其他商事單行法規，形成了民商分立的格局。

Ⅲ 民商合一還是民商分立更符合國情

伴隨著近現代專制制度的盛行，傳統式社會發展分散化在不一樣機構手上的地方立法權慢慢規整到專制制度手上，我國慢慢替代其他組織變成法律法規的唯一歷史淵源，而在地方立法權集中化的全過程中，清除法律規范內部的分歧和矛盾變成關鍵工作中之一。

當今世界共同市場貿易會員國中間為消除出口外貿阻礙，使產品和幣幣交易更簡單易行，也都規定法律法規統一，使民法典與商法統一起來。由此可見，民商合一融入了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需，當今民法典和商法的發展趨向理應是「民商合一」。

Ⅳ 商法在我國法律體系中的地位是怎樣的求簡潔答案

商法是調整商事關系的法律規范，是法律體系中的一個重要部門。商法起源於內地中海容沿岸國家的商人習慣法。隨著經濟貿易活動的發展以及商事規則的豐富，大陸法系國家紛紛制定了商法典及其他商事單行法規，形成了民商分立的格局。此後，由於商人身份的弱化及商事活動的擴大化，逐漸出現了民商合一的趨勢。我國作為大陸法系國家，自清末以來一直採用民商合一的立法體例，但商法具有其特殊的屬性，因此通說認為商法是民法的特別法。

Ⅳ 商法的性質

對於以商事關系為調整對象的商法，其性質是什麼，在當代中國的法學界雖未見有學者
以「性質」為篇名作系統的闡發，但許多學者在談到商法的特徵時多少有所涉及，而其中所
涉及的內容似乎尚有深入研討的必要。
商法的性質即商法的本質屬性，從普遍的意義上說，此處並不涉及其政治性質問題，因
為中國法律毫無疑問是社會主義性質的。
從商法產生時起，大陸法系國家的學者就認為商法是私法的特別法，屬於私法范疇。也
就是說，商法的首要性質是私法。對於商法這種性質的揭示不僅適合於19世紀的歐洲，同
樣適合於當代中國。
關於當代中國是否應採用公、私法的劃分問題，在國家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確定為我國
的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之後被法學家提了出來，盡管如同國外的情況一樣有少數學者持
否定的態度，但較為多數的學者認為「公私法的區分，是現代法秩序的基礎，是建立法治國
家的前提。」①依區分公法和私法的通行標准，商法的私法性質十分明顯。
第一，作為商法調整對象的商事關系是一種平權關系，主體雙方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
商事關系是發生在商事活動中的商人之間形成的財產關系，商人或稱商事主體是市民社會的
主體之一，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即是人們通常所說的市場經濟主體，它們或是公司、合作
社，或是獨資企業、合夥企業以及個體工商戶等等。它們是合理地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
人，是市場之中實在的人在法律上的表現，是實實在在的「經濟人」而非「道德人」。因此，
商人是私法的主體，商事關系屬於私法調整對象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二，商法規定的權利是商事主體從事商事活動的權利。這種權利的核心是商事主體擁
有在法律預先設定的范圍內的充分的經營自由，以實現其營利目的。為達到這一點，商法首
先要以嚴格主義(強行性規范)確立商事主體的主體地位，賦予其商事權利能力和行為能
力;其次，是必須確保商事主體的意識自治，以使其通過自己的獨立的行為去享有權利和承
擔義務，體現在法律規范上，即是較多的任意性規范的存在。例如，關於商行為，在許多情
形下，只要不違背社會公共利益或損害他人的合法權益，均可由當事人自行約定或自行訂
定。
，湖南師范大學法學院法律系副教授。
①肖揚主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制建設講座》，中國方正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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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不論是商法的任意性規范，還是其強行性規范，都以確認、保障和促進商事主體
的營利為宗旨。商法關於商事主體的營利性調整機制並不是保證每一個商事主體都獲利，實
際獲利的數量與當事人主觀願望的差異，是由當事人雙方能力決定的事情，商法對此不加干
預。商法的使命是保障交易程序的公平，即以建立交易的公平競賽規則為己任，向所有依法
經營的商事主體提供公平獲利並將其合理地分配於投資者的一般性條件，但如果交易使一方
無利可得，就違反了交易在分工條件下使雙方皆獲利的本質，尤其是在交易中發生欺詐、脅
迫行為，商法則對此嚴加干預。很顯然，這一機制是典型的市場經濟機制和現代私法的調整
機制。
如此判定商法，必然招致不少人的非議。在一些人看來，商法是典型的「公私混合法」
或是具有公法因素的私法。對於此論，我們不敢妄加否定，但至少可以說，這是不全面的，
因為它涉及到公私法的區分層面的問題和對商法概念的理解問題。
依我們的理解，公私法的區分主要是從法律規范的層面著眼的，雖然有時也及於其調整
領域和法律文件，但對於後二者而言，這種區分的意義是十分有限的。在現代社會中，一則
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要達到平衡，二則一定的社會關系范圍往往需要多種法律規范的綜合調
整，如財產權和人身權既需要民法保護，也需要刑法保護。亦即存在一些學者所謂的「私法
公法化」的現象。如果僅以法律規范為考察對象，公法與私法的區分是比較清楚的，私法規
范從沒有「公法化」過。
正如一些權威著作總結的那樣，商法是一個內涵很不確定的術語。①學者們在回答什麼
是商法時，都要從形式意義和實質意義上加以闡述。考察當今世界各國的商事立法，在形式
意義的商法中，其法律規范無不包括私法規范和公法規范兩大類。再加上當代世界是一個國
際往來十分活躍的世界，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兩大主題，因此，每一類商事規范又都含
有國內法規范和國際法規范。我們認為，通常所指的作為民法的特別法的商法僅指商私法規
范，且以國內法規范為主。正如後文將要談到的，商法的意義應當是實質意義上的而不是形
式意義上的。如此則其中商公法規范應當歸入經濟法或刑法之中。如果從立法(法律文
件)這一層面去著眼，則當然可以得出「商法的公法化」的結論，然而卻不好理解「商法是
民法的特別法」或「商法是私法的特別法」這一點。總不能說，其中的刑法規范也是私法
(民法)的特別法吧!其實，「商法公法化」的准確說法是「商事活動的公法調整得到加強」，
因為隨著社會的發展，早期單純地只由私法規范調整的領域演變成以私法規范調整為主、為
基礎，公法也將其納入自己調整范圍之內的態勢。明顯的例證是，平等主體之間的財產關系
和人身關系由私法調整，但是平等主體之間只存在私法關系嗎?顯然不是，許多犯罪行為均
是平等主體之間發生的，當然應當由刑法(公法)進行調整。商事領域同樣是如此。
因此，單純地說，「商法是公私混合法」或「商法具有公法性」是不太確切的。就形式
意義的商法而言，這是完全正確的，但作為民法的特別法來說，則是不準確的。否則，一方
面劃不清商法同經濟法的關系，另一方面刑法也就會被各個領域的法所肢解，即出現所謂的
商刑法、環境刑法、經濟刑法、文化刑法等。不過話又說回來，如果僅是從這些方面進行科
學研究當然是無可非議的。
商法的第二個性質是實體法。將法律區分為實體法和程序法是近代以來的做法。按照羅
①參見(牛津法律大辭典》，光明日報出版社19%年版。第120頁。
馬法上的公法與私法的概念，民事訴訟法屬於私法范疇。直到《拿破崙法典》制定時，作為
程序法的民事訴訟法已被從私法中分離出來作為公法處理。①雖然法國於1807年頒布的商
法典中專門規定了商事法院組織和訴訟程序，1958年法國的司法制度改革法沒有變動商事
法院在法院司法體系中的地位，可是大多數國家並未單設商事訴訟程序法，而將商事糾紛依
民事訴訟程序法處理。考察各國的形式意義的商法，可以發現其法律規范大量的是實體性規
范，雖然也存在有一定數量的程序性規范，如公司登記的具體程序，但它主要是告知主體如
何去行使自己的權利，至於國家主管機關究竟應如何辦理，則因這些法律中不可能包含如此
瑣細的規范，往往要有其他的實施性規定的出台始為實用，而這些具體的規范性質上則屬於
經濟法規范(一些學者稱之為經濟行政法規范)。另外，破產法從其發生來看本屬於傳統的
商法之中，一些國家規定，破產只適用於商人而不適用於一般的民事主體。然而，破產法在
性質上主要是程序法(當然其中也有不少經濟法規范)，隨著法律體系的不斷發展和人們對
體系化追求的強化，應當不再將其認為是商法，個中理由就與人們不將民事訴訟法歸於民法
是一樣的。②總之，現代商法已經從傳統的實體法程序法合二為一的商法發育而成實體法的
商法。
在我們看來，商法在性質上是國內法而不是國際法。有人認為商法的發展趨勢是「國際
法—國內法—國際法」。從表面來看，此論好象不錯。但仔細思考一下，我們覺得似乎
不太准確。
誠然，商法早在其古典時期就已表現出國際法的特徵，形成於中世紀的商事習慣法特別
是海事習慣法實際上已被歐洲大陸各國的商人普遍接受並適用其商事活動，當時的商人團體
甚至視商法為「國際法或自然法之一部分」。③我們不禁要問，這種習慣法可以與現代國際
法同日而語嗎?回答無疑是否定的。那時的商事習慣法充其量是具有國際法的某些特徵而
已，貌似而神不似。
至於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已是國際范圍內的大市場，國家間商品的流通和人
員、資本、勞務的流動日趨自由，於是商法的統一化、國際化趨勢得到加強，一系列的國際
商事公約、協定和地區性的商事公約逐漸問世。這的確是個不爭的事實。然而即使是這種事
實，仍然得不出現代商法是國際法的結論。一則，是否參加這些公約，對這些公約中的某些
條款是否保留，完全是一國主權范圍內的事，一國基於其自身利益的考慮可以參加某公約也
可以不參加某公約，即便是國際市場的動力促使其加入某公約，還是要經過一國以主權形式
表現出來;二則，現代世界各國的普遍性的做法是，並不因為有國際性的商事法律規范的存
在而不進行國內商事立法，也就是說，國內商事法規范與國際商事法規范是同時存在的，國
內立法只是吸取國際上的先進做法而已，而不是以國際商事規范直接代替國內商事規范。歐
共體國家的情況雖有點特別，但歐共體畢竟只涉及幾個國家。其實，從嚴格意義上說，所謂
的「商法一體化」主要表現為各國商事法律規范的相似或相同，就一國的商法而言，其法律
規范包括了國內法規范和國際法規范兩部分，國內法規范是基礎，是佔主導地位的。

Ⅵ 民商合一的中國的發展現狀

「民商合一」和「民商分立」，是針對處理民法和商法關系的兩種立法形式或編纂模式。不同模式的形成都有它當時的歷史背景和條件；不同的國家在同一時期，一個國家在不同的時期，採取不同的立法形式，都是由它所處當時當地的諸如歷史、法律文化等各種因素所決定的。
衡量各種因素，我國採取了「民商合一」的立法形式。其理由在於：
1、由於民法的商事化和商法的民事化，已經使得民商法的關系愈加密切。
所謂民法的商事化、商法的民事化，是指隨著民事關系和商事關系的互相滲透和交融，民法規范吸收了許多商事法律規則和慣例，並將調整范圍擴充到商事領域；或與此相適應，由於商人特殊地位的消失，商法日益變成適用於平等主體之間的商業交易的法律，從而使得商法規范具有民法規范的特徵。
雖然民法已經日益商事化，但商事化的民法，在充實了現代商事關系的規范後將具有更強的生命力和適應性，對現代經濟關系的調整將會釋放出更大的能量。無論如何，民法的商事化不會影響民法在當代私法體系中的根本的主導地位；而商法的民事化，正好反映了商法規范被民法所同化和吸納的趨勢。
當今社會之所以會出現民法商事化、商法民事化的現象，最根本的原因 在於商事關系與民事關系的傳統界限已被打破。隨著生產社會化的發展和參與商業交易的主體的非特定性，商業交易的范圍已擴展到工業、農業、不動產、有價證券、期貨等領域，「泛商化」的發展，便促使商法向民法的「回歸」和靠攏，促使民、商法之間的互相滲透，這已是當代私法的主流。
2、世界和中國的立法實踐，證明民商合一是可行的。
盡管大陸法系傳統民法的代表——《法國民法典》、《德國民法典》、《日本民法典》均采民商分立，但並沒有因其廣泛傳播而使民商分立主義各國立法所借鑒。我們看到，20世紀以來，瑞士、蘇俄、泰國等國紛紛采民商分立主義，舊中國的民法也從民商分立走向民商合一。「民商合一」已成為當今世界之潮流。
舊中國的民商立法發展了傳統的民商合一理論，同時吸收了民商分立制的某些優點，創立了由民法典和商事單行法構成的開放性民商合一模式，較好地解決了現代經濟生活中民法與商法的關系問題，可為我國制定民法典所借鑒。
南京國民政府在制定民法典時，由立法院院長胡漢民、副院長林森提議制定民商統一之民法典，筆者以為其所陳述的理由是相當深刻、科學的，迄今對我們理解及對待商法仍不乏參考價值。不妨引述其要點如下：
(1)「商法之於民法以外，成為特別法典，實始於法皇路易十四。維時承階級制度之後，商人鑒於他種階級，各有其身份法，亦遂組織團體，成為商人階級。而商法法典漸相因而成，是商法之與民法對立，乃基因於歷史上商人之特殊階級也。我自漢初馳商賈之律以後，四民受治於一法，買賣錢債，並無民商之分。清未雖有分訂民法法典及商法法典之議，民國以來，亦治其說，而實則商人本無特殊階級，亦何可故為歧視。
(2)「反對民商法典合一者之言曰：商法所定，重在進步，民法所定，多屬固定。此在昔日之陳跡，容或有之，不知凡法典應修改者，皆應取進步主義，立法者認為應修改即修改，與民商合一與否無關。例如英國民商合一，而公司法施行後亦有數次之修改，而德國為民商分立之國，乃商法之改變還不如英國，於此可見進步與否，並不在民商之合一與否。
(3)「反對民商法典合一者之言曰：商法具有國際性，民法則否。此亦狃於舊見之說，民商合一，對於商事法規應趨於大同與否，立法者盡可酌量規定，並不因合一而失立法之運用。
(4)「昔時各國之商法，以人為標准，即凡商人所為者，均入於商法，德國於1897年所訂之商法亦然。法國自大革命之後，以為不應為一部分之人專訂法典，故其商法以行為為標准，即凡商行為均入於商法。然何種行為系商行為，在事實上有時頗不易分，我國如亦編訂商法法典，則標准亦殊難定。
(5)「各國商法之內容，極不一致，日本商法分為總則、公司、商行為、票據及海商五編。德國商法無票據，法國則以破產法及商事法院組織法訂入商法法典。可知商法應規定之事項，原無一定范圍，而劃為獨立之法典，亦止自取煩擾。再法典應訂有總則，取其綱舉目張，足以貫串全體，關於商法則不能以總則貫串其全體。
(6)「在有商法法典之國，其商法僅系民法之特別法，而最重要之買賣契約，仍多規定於民法，而民法上之營利社團法人，仍須准用商法。則除有特別情形，如銀行交易所之類外，民法商法牽合之處甚多，無取於兩法之並立。且民商劃分，如一方為商人，一方非商人，適應上亦感困難。」
新中國的立法實踐，亦體現了「民商合一」之立法體系。尤其是《合同法》的制定，使民法與商法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提供了民商合一的典範。《合同法》採取三種方法很好地處理了民法與商法之間的矛盾。第一，在某一類合同中同時規定由所謂商人參與的合同關系和沒有商人參與的合同關系。如《合同法》第十二章「借款合同」中明確規定了公民之間的借款關系和銀行參與的信貸關系。第二，只規定由所謂商人參與的合同關系，而忽略另一種關系，或者相反。如《合同法》第二十一章 「委託合同」中只規定了商事委託合同。第三，不區分民事規則與商事規則，用統一規則來統一調整，有例外情形的，適用例外性規定。如《合同法》關於合同行為形式、瑕疵通知義務的規定。
3、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需要。
按照我國政府確定的建設法治國家的目標，要在2010年前建成一個與發展市場經濟和建設法治國家相適應的完善的法律體系。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所必須，尤其是我國加入WTO後，更需盡快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法律體系。近幾年，我國立法機關已經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顯著的成果。市場經濟的一個重要特徵就在於強調市場主體的平等性，否定其身份上的差別，因而人為地把「商人」作為一類特殊的主體對其行為進行規范，在民法典之外再制定一部商法典，這與當今市場經濟的發展潮流相違背，是不切實際的，也是不必要的。
當然，還必須指出的是，我們要建立的「民商合一」的立法體系，應該是「開放式」的。開放式的民商合一模式，既不同於民、商法典並行的民商分立，以維護民法與商法在私法本質上的統一；又不同於傳統的民商合一，後者偏執地要求將商法內容全部納入民法典。開放性的民商合一模式，應該是民法典與作為民事特別法的商事單行法的有機結合。

Ⅶ 中國商法體系特點

中國商法體系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是在分析一些問題的時候，為了更加有力地論述自己的觀點，有的放矢地巧妙地有機地結合國外相關國家的法律文化背景，為闡釋自己的觀點提供有利的佐證。如在論述民商分立問題時就通過對於德國、法國、日本、俄羅斯等國商法立法模式的特點的分析，為自己的論述做鋪墊。

二是本書用較大的篇幅對中國古代和近代的商業發展和商事法律規范的基本情況進行了較為詳細、概括、歸納和理論性的論述，此為中國目前商法理論專著中極少涉及的內容。這對於釐清我國商法發展的脈絡，總結我國商法立法的特點與模式是有益的。

三是全書語言平實、內容覆蓋面廣、重點突出、論述有力，可讀性較強。

四是論述內容較新，幾乎涵蓋了目前我國商法總則研究領域的主要領域，有一定的學術價值，有的部分（如關於中國商法發達史部分）還有一定的歷史資料價值，值得民商法學者和一切關心中國商法發展的讀者一讀。

五是在每一章後，都有一個「本章結論」，將本章中作者的主要結論用言簡意賅的幾句話予以概括性的敘述，使得讀者能夠對於各章作者的主要論點一目瞭然。

Ⅷ 論文題：商法在中國的起源及歷史沿革（包括古代、近代、現代）

商法的歷史發展與獨立成因

商法，又稱商事法，是調整市場經濟關系中商事交易主體及商事行為的法律規范的總稱。關於商法的起源，現代大多數民商法學者通常認為，近代商法實際上形成於中世紀地中海沿岸的一些自治城市，其最早的形成是商人習慣法，即商人法。

（一）中世紀的商法

商人習慣法是商法的最初形式，但這一制度的形成有著特定的社會根源④。中世紀的歐洲（約395—1500）處於封建專制統治之下，商品經濟極為潺弱，主要表現為自已自足的手工業經濟，同時也是農業社會。11世紀後期，以農為本的歐洲進入了發展時期，伴隨著十字軍東征的勝利，使歐洲大量的剩餘商品湧向東方市場，商品經濟開始迅速發展活躍。這種東西方貿易的發展促進了地中海海上貿易的發展和地中海沿岸的一些新興城市的商業貿易的繁榮，隨著地中海沿岸城市的成長，行業分工細化和商品交換的進一步發展，產生了調整商人內部經濟關系的自律組織——商會。此間，數個單一的商人基於共同的經濟利益關系已成為眾多階層中的一個獨立階層，他們迫切需要對其利益給以法律上的保護，以實現商業發展和商事交易的自由。然而，中世紀的歐洲大陸實際上仍是處在封建法和寺院法的支配之下，很多商業城市的貿易狀況與封建法制的實際狀況，極端的不協調，有關保護商業活動的一系列條件均缺少必要的法律反映，許多國家的法律甚至對商人還加以種種歧視。正是貿易發展與封建法制處於尖銳的矛盾斗爭之中，商會不得不另立規范以求發展。在商會自身的發展中，逐漸形成了自己的自治權和裁判權，有條件的利用商事生活習慣訂立自治規范，並實施於本商會內，於是該種規范經11世紀至14世紀實行數百年後，終於形成了中世紀商法，即商人習慣法。

（二）近代商法

近代商法是以中世紀商人習慣法為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進入16世紀後，孕育已久的資本主義商品經濟關系開始萌芽，並顯示出了蓬勃的生機，與此相比，歐洲一些國家的封建割據勢力日漸衰落，這促使統一的民族國家逐步形成。與此相適應，中世紀占統治地位的寺院法開始被廢棄，這就形成了民族國家制定統一法律和商人習慣法向成文法轉變條件，新生資產階級必然首先要關心制定自己的法典，以保護資本主義商品經濟關系，在這一形勢下，歐洲的德國、法國率先開始了本國商事法律統一運動。與此同時，同處歐洲的英國和其他歐陸國家也制定了商事法，由此推動了國家公力干涉促使「商法國民化」的過程。

（三）現代商法

18世紀末期，資產階級革命在歐洲如火如荼並逐個成功，封建專制的社會關系被徹底粉碎,整個社會隨之發生了根本變革。保護資本主義商品經濟關系，推動商事活動，促進統一完整的商品市場形成，成為許多新興國家的基本國策。19世紀初，歐洲大陸國家相繼開始了大規模的法典制定活動，至此以後，商法開始在大多數大陸法系國家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出現⑤。

可以看出，商法的產生，決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經濟、政治原因。

1、商法產生的根據原因是商品經濟進一步發展。商品經濟的發展促使掌握了一定經濟基礎、積累相當物質資料的商人形成一種勢力，他們要求脫離封建領主的司法管轄及宗教勢力的支配，對商品生產交換用一個統一的社會規則進行概括，以保護和發展自由貿易，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後，商品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使原來作為自治規范的商人法必然發展成為國家制定的統一的商事法律。

2、商法的產生是國家推行重商主義政策的結果。16、17世紀，由於新大陸的發現，世界市場突然擴大，地中海海上貿易隨之遍及世界角落，各國政府為了發展本國經濟，大力推行促使經濟發展的重商主義政策，這一政策導致了商人地位的特殊性和商業活動的特殊化。於是，商法作為獨立的法律部門出現，各國紛紛制定了商法。由此可見，商法只所以迅速在各國法典法，只不過是各國重商主義政策的法律化。

法國學者丹尼斯·特倫曾指出：商法的形成實際上來自於實踐，它們的系統化過程不是民法學者的傳播，而是由於推行者的努力⑥。

Ⅸ 在整個私法領域中，中國採取的是民商分立制度對嗎

商法是私法領域的重要板塊，它調整在國民經濟運行中極為重要的商事貿易關系。在現階段，我國民商合一的制度已與與現代市場經濟體制不合，呼籲民商分立，制定商事通則是我國商法未來的發展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