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範刑法典

1. 唐朝的法律是什麼

唐代法律的總稱。主要是《永徽律》，還包括《武德律》、《貞觀律》等法典。
《武德律》是唐高祖時以《開皇律》為藍本所制訂的法典，共十二篇五百條，內容與《開皇律》基本相同，於武德七年（公元624年）頒行。
《貞觀律》是唐太宗命房玄齡、裴弘獻等人根據《武德律》編撰的法典，共十二篇五百條，於貞觀十一年（公元637年）頒行。
《永徽律》是唐高祖命長孫無忌等人根據《武德律》和《貞觀律》編撰的法典，共二十篇，五百零二條，篇名依次為名例、衛禁、職制、戶婚、廄庫、擅興、賊盜、斗訟、詐偽、雜、捕亡、斷獄等，於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頒行。《永徽律》以保護封建土地所有制，維護封建宗法制度，加強皇帝的權力，統治和鎮壓農民為主要內容，是中國現存最完備的一部封建法典，全文保存在《唐律疏議》中。
唐朝的主要立法有：
（1）武德時期的《武德律》、《武德令》、《武德式》。
（2）貞觀時期的《貞觀律》、《貞觀令》、《貞觀格》、《貞觀式》。
（3）庸徽時期的《庸徽律》、《庸徽律疏》。
（4）開元時期的《開元律》、《大唐六典》。
（5）大中時期的《大中刑律統類》。
在封建社會，法律是維護封建秩序、維持封建禮教和對人民進行鎮壓的工具。根據這種原則制定的《唐律》，首先把謀反、某大逆、謀叛等定為「十惡」罪，犯者不得赦、減或贖免。其次，保護封建土地所有權，嚴禁妄認、盜賣、盜耕公私田。再次，竭力維護各種封建性的等級特權，皇族、官僚、富人犯法可以通過各種方式減刑或免刑，奴婢、部曲犯法則比「凡人」加等論罪。《唐律》還起調整統治階級內部各集團之間、各成員之間的關系，以及保證統治機構正常運行的作用。
《唐律》是傳世的中國古代最早、最完整的一部法典。它對亞洲許多國家產生過顯著影響。

2. 唐朝的主要立法有哪些

問：唐朝的主要立法。

答：（1）武德時期的《武德律》、《武德令》、《武德式》。

（2）貞觀時期的《貞觀律》、《貞觀令》、《貞觀格》、《貞觀式》。

（3）庸徽時期的《庸徽律》、《庸徽律疏》。

（4）開元時期的《開元律》、《大唐六典》。

（5）大中時期的《大中刑律統類》。

問：唐朝的法律形式。

答：有律、令、格、式四種。律、令、格、式，互為配合，互相補充，構成了唐王朝完備的法律體系。

律是刑事法規，相當於近代的刑法典；

令是關於國家體制和基本制度的法規；

格是國家機關各部門在日常工作中據以辦事的行政法規；

式是國家機關的公文程式。

問：《唐律疏議》的結構。

答：（1）律文。即法律條文，十二篇，502條。

（2）疏議。即解釋律文，三十卷。

（3）問答。作者對可能出現疑問律文的疏議部分，採用問答的方式，對問題作進一步闡釋。

（4）注。作者對律文的解釋比較抽象的地方，再用贖議的方式加以解釋。

問：《唐六典》的主要內容及歷史意義。

答：《唐六典》是以唐朝現行各部門機關按卷分篇，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管理體制、機構組織、職權、官員品級、編制員額、考課以及相關制度等方面的明確規定。

《唐六典》是保存至今一部最早的、完整的、具有封建國家行政法典性質的文獻。在中國行政立法史上具有重大意義，對唐以後歷代會典的編纂具有深遠影響。

問：唐朝對科舉制度有何發展完善？

答：（1）擴大考生來源，參加考試的由國子監和州、縣學的生徒，還有不在學的自行向州、縣報考，合格後由州、縣舉送中央的鄉貢。

（2）增加考試科目，主要有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明字、明算、道舉、童子八科。

問：唐朝科舉制度的意義何在？

答：（1）打破了魏晉以來「門第」界限，改變了「上品無寒門」的現象，為中小庶族地主出身的知識分子入仕創造了條件；

（2）為唐朝選拔優秀人才進入政權，推動封建文化的繁榮與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問：唐代吏部考試科舉生的標準是什麼？

答：（1）體貌豐偉；（2）言詞辨正；（3）楷書遒美；（4）文理優秀。

問：唐代封建制五刑。

答：（1）笞刑。以十為一等，分五等，即從十到五十下。

（2）杖刑。以十為一等，分五等，即從六十到一百下。

（3）徒刑。刑期分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五等。

（4）流刑。里程分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三等。

（5）死刑。分絞和斬二等。

問：唐代管理犯贓罪的種類。

答：（1）受財枉法贓，是指官吏受人請求收人財物違法處斷公事的行為。

（2）受財不枉法贓，是指官吏受人請求收取財物，對所請求之事並未違法處置。在量刑上比受財枉法較輕。

（3）監主受財枉法，是指官員接受下屬或所管轄內百姓財物的行為。

問：唐代法律規定的其他物權的取得方式。

答：其他物權的取得，除了買賣、繼承、增予等方式外，還有：

（1）山野之物的取得，以先佔為取得原則。

（2）宿藏物即地下埋藏物，應與地主均分。如果是古器物，須送官府，官府給一定酬金。

（3）闌遺物，應歸還原主。

（4）漂流物，先招人認領，原主要給予撈的人補償；若無人認領，撈的人取得所有權。

（5）孳息物，應歸原主。

問：唐代法律規定違律為婚的情況。

答：（1）同姓不婚； （2）非同姓有血緣關系的尊卑之間不得為婚；

（3）不準與逃亡婦女為婚； （4）不準監臨官與轄區內之監臨女為婚；

（5）不準良賤為婚； （6）不得妄冒為婚，如有意隱瞞身份、年齡、身體狀況等。

問：「兩稅法」的主要內容。

答：（1）中央根據財政支出定出總稅額，各地依照中央分配的數目向當地人戶徵收；

（2）土著戶和客居戶都編入現居州縣的戶籍，依照丁狀和財產的多少定戶等；

（3）兩稅分夏秋兩次徵收；

（4）租庸調和一切雜徭、雜稅全都取消，惟丁額不廢；

（5）兩稅依戶等納錢，依田畝納粟；

（6）沒有固定住所的商人，所在州縣依照其收入徵收三十分之一的稅。

問：唐代的中央司法機關。

答：中央司法機關為大理寺、刑部、御史台。

大理寺是中央最高審判機關，負責審理中央百官犯罪與京師徒以上案件，以及地方移送的死刑疑案。

刑部為中央司法行政機關，負責審核大理寺及州縣審判的案件，發現可疑，徒、流以下案件駁令原審機關重審或逕行復判，死刑案則移交大理寺重審。

御史台為中央最高監察機關，負責監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活動，也參與某些案件的審判。

問：唐代御史台的組織。

答：（1）台院。參加大理寺審判和審理皇帝交付的案件。

（2）殿院，掌糾察百官在宮殿中的違法失禮之事。

（3）察院，是皇帝在地方上的耳目。

問：唐律的刑法原則。

答：（1）老、幼、廢疾、篤疾犯罪減免刑罰。

（2）自首減免刑罰。

（3）同居有罪相為隱。

（4）共犯區別首從。

（5）二罪以上俱發，合並處理。

（6） 本條別有制與例不同。

（7）斷罪無正條

（8）化外人相犯

問：唐律十二篇的篇名。

答：第一篇《名例律》；第二篇《衛禁律》；第三篇《職制律》；第四篇《戶婚律》；第五篇《廄庫律》；第六篇《擅興律》；第七篇《賊盜律》；第八篇《斗訟律》；第九篇《詐偽律》；第十篇《雜律》；第十一篇《捕亡律》；第十二篇《斷獄律》。

問：唐朝初期的立法指導思想。

答：（1）禮刑並用。唐太宗李世民總結歷史上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在魏徵和封德彝辯論的基礎上，積極推行以教化為宗，刑罰為輔的政策，由他主持制定的《貞觀律》，就是以禮刑並用作為立法指導思想之一。高宗李治繼承「德禮」作為推行政治教化的根本，刑罰只是為保障「德禮」而設的遺風。

（2）法令簡約。法令簡約就是條文簡明，使人易知。唐統治者認為隋朝敗亡的原因之一就是法王太密，所以唐歷代統治者提出「簡而易從，約法之章，疏而不漏」的立法指導原則。

（3）寬仁慎刑。所謂寬仁就是提倡用輕刑，所謂慎刑，就是對罪犯處刑採取慎重的態度。唐統治者以隋滅亡為鑒，從長治久安的目的出發，採取寬仁慎刑的立法指導思想。在這一思想指導下制定的《貞觀律》是封建社會對同種罪行處罰最輕的法典。

問：《唐律疏議》的篇目內容。

答：第一篇《名例律》，相當於現代刑法總則，主要規定了刑罰制度和基本原則；

第二篇《衛禁律》，主要是關於保護皇帝人身安全、國家主權與邊境安全；

第三篇《職制律》，主要是關於國家機關官員的設置、選任、職守以及懲治貪官枉法等；第四篇《戶婚律》，主要是關於戶籍、土地、賦役、婚姻、家庭等，以保證國家賦役來源和維護封建婚姻家庭關系；

第五篇《廄庫律》，主要是關於飼養牲畜、庫藏管理，保護官有資財不受侵犯；

第六篇《擅興律》，主要是關於兵士徵集、軍隊調動、將帥職守、軍需供應、擅自興建和征發徭役等，以確保軍權掌握在皇帝手中，並控制勞役征發，緩和社會矛盾；

第七篇《賊盜律》，主要是關於嚴刑鎮壓蓄意推翻封建政權，打擊其他嚴重犯罪，保護公私財產不受侵犯；

第八篇《斗訟律》，主要是關於懲治斗歐和維護封建的訴訟制度；

第九篇《詐偽律》，主要是關於打擊欺詐、騙人的犯罪行為，維護封建社會秩序；

第十篇《雜律》，反不屬於其他「分則」篇的都在此規定；

第十一篇《捕亡律》，主要是關於追捕逃犯和兵士、丁役、官奴婢逃亡，以保證封越國家兵役和徭役征發和社會安全；

第十二篇《斷獄律》，主要是關於審訊、判決、執行和監獄管理。

問：唐朝維護貴族官員及其親屬的法定特權有哪些？

答：（1）議，即八議。指八種人除了犯「十惡」罪以外，可以享受「議」的特權。這八種人是議親、議故、議賢、議能、議功、議貴、議勤、議賓。這八種人犯死罪，司法機關不能直接審理，必須先將其所犯之罪行及符合「議」的條件，奏請皇帝，由大臣集議，最後由皇帝裁決。

（2）請，是通過上請的程序減輕刑罰。上請者的限制比享受「議」者嚴格。

（3）減，指七品以上的官員及有爵位應「請」者的祖父母、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孫犯流罪以下，可以享受減刑一等的優待。

（4）贖，指應議、請、減和九品以上的官及應「減」者的祖父母、父母、妻、子孫犯流刑以下的罪，享受以銅贖刑的優待。

（5）官當，指官員犯罪可以用官品和爵位折抵徒刑和流刑的刑罰。

（6）免官，指有品級的官員犯徒罪，通過免去官職折抵刑罰。

問：試述「十惡」。

答：「十惡」是以隋唐為代表的封建法律所規定的十種最嚴重的犯罪總稱。犯十惡者要受到嚴厲處罰，為「常赦所不原」，並不得享有議、請、減等優待辦法。

一曰謀反，企圖推翻唐王朝的統治，奪取皇位的行為。

二曰謀大逆，就是預謀毀壞宗廟山陵及宮闕的行為。

三曰謀叛，圖謀叛國投降敵方的行為。

四曰惡逆，指毆打和殺害尊親屬。

五曰不道，犯罪者手段殘忍，違背了做人的正道。

六曰大不敬，侵犯皇帝尊嚴的行為。

七曰不孝，嚴重違反孝道。

八曰不睦，即親族間互相侵犯的行為。

九曰不義，本非血緣關系，根據名分，應遵守道義，但卻被棄道義的行為。

十曰內亂，家族內部紊亂人倫的行為。

問：《唐律疏議》的主要特點。

答：（1）體例完備，結構嚴謹。

體例完善是說一部唐律幾乎把當時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法律關系，都囊括其中，從而使它成為具有典型性的封建法典。

結果嚴謹主要表現在《名例律》和其他各篇的關系，以及律條彼此之間的照應，特別是篇目排列的次序，反映了立法者運用法律調整各種社會關系的輕重緩急。縱觀唐律篇目的排列順序，結構嚴謹，一環扣一環，反映了唐代立法技術已達到相當成熟階段。

（2）用刑持平。

首先，主刑都是採用一罪一刑，而不是採用一罪數刑的辦法。

其次，唐朝處決死刑的方法比歷代律典少，指有絞和斬兩種。

再次，刑罰加減以從輕為原則。

最後，設立加役流，取代可殺可不殺而不殺的死刑犯。

問：《唐律疏議》的歷史地位。

答：（1）唐律將秦、漢以來的法律思想和行之有效的立法、司法經驗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成為一部完備的具有代表性的封建法典；

（2）唐律不僅對唐朝封建法制秩序的形成以及保證經濟的恢復、政治的穩定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在漫長的封建法制發展史中，處於承先啟後的重要歷史地位；

（3）唐律對亞洲許多國家的封建立法也有重要的示範作用。朝鮮的《高麗律》和日本的《大寶律令》都以唐律為藍本；

（4）唐律作為中華法系的典型代表，曾在古代大放異彩，在世界法律發展史上也佔有重要地位。

3. 《刑法》第20條第3款是什麼

《刑法》第條第3款是對正在進行行凶、殺人、搶劫、強奸、綁架以及其他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採取防衛行為，造成不法侵害人傷亡的，不屬於防衛過當，不負刑事責任。

刑法第20 條第 3 款是對特殊防衛權的規定。為了使國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財產和其他權利免受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而採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為，對不法侵害人造成損害的，屬於正當防衛，不負刑事責任。

根據此款，正當防衛應該符合下列條件：

一、正當防衛所針對的，必須是不法侵害；

二、必須是在不法侵害正在進行的時候；

三、正當防衛不能超越一定限度。

(3)示範刑法典擴展閱讀：

別需要指出的是，大致有以下10種行為不屬於正當防衛：

1．打架斗毆中，任何一方對他人實施的暴力侵害行為。兩人及多人打架斗毆，一方先動手，後動手的一方實施的所謂反擊他人侵害行為的行為，不屬於正當防衛。

2．對假想中的不法侵害實施的所謂「正當防衛」行為。不法侵害必須是在客觀上確實存在，而不是主觀想像的或者推測的。

3．對尚未開始不法侵害行為的行為人實施的所謂「正當防衛」行為。

4．對自動停止，或者已經實施終了的不法侵害的行為人實施的所謂「正當防衛」行為。

5．不是針對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者本人，而是無關的第三者的所謂「正當防衛」行為。

6．不法侵害者已被制伏，或者已經喪失繼續侵害能力時的所謂「正當防衛」行為。

7．防衛挑撥式的所謂「正當防衛」行為。即為了侵害對方，故意挑逗他人向自己進攻，然後借口正當防衛加害對方。

8．對精神病人或者無刑事責任能力的未成年人的侵害行為實施的所謂「正當防衛」行為。

9．對合法行為採取的所謂「正當防衛」行為。公安人員依法逮捕、拘留犯罪嫌疑人等合法行為，嫌疑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實行所謂的「正當防衛」。對緊急避險行為也不能實行正當防衛。

10．起先是正當防衛，但後來明顯超過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損害的行為。此種行為，法律稱為「防衛過當」，不屬正當防衛的范疇（出現刑法第二十條第三款規定的情況例外）。

4. 國際人權公約中刑事司法准則有哪些積極意義

【正文】
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表明中國已融入世界經濟貿易體系，從而加速了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國入世，其意義決不限於經濟貿易，它必將對中國的政治、社會與法律的發展帶來深刻的影響。本文僅就國際刑事司法准則與中國刑事司法改革的互動關系略述己見。
一
國際刑事司法准則是指在聯合國的主導下，國際社會形成的有關刑事法律的制定、實施和遵行的標准、規范和政策。國際刑事司法准則具有以下三個特徵：1.國際性。國際刑事司法准則是世界各國所奉行的最低限度的刑事司法的標准、規范和政策。毫無疑問，各國均有各自的刑事司法准則，這種刑事司法准則是各國根據本國的實際情況，在同犯罪作斗爭中形成的，具有本國的特色。但隨著國際交往的加強，全球一體化同樣會對刑事司法帶來重大影響，在聯合國的主導下，形成了國際刑事司法准則。這些刑事司法准則為各國所遵循，因而成為刑事司法的最低標准。2.刑事性。國際刑事司法准則是指與刑事有關的標准、規范和政策。刑事司法涉及對犯罪的懲治，因而與一個國家的刑事政策是有密切聯系的。刑事司法活動涉及刑罰權的行使，以往被認為是一個國家主權的重要內容，他國是不能幹涉的。但隨著國際刑事司法准則的形成，國家刑罰權的行使同樣要受到國際刑事司法准則的限制。3.選擇性。國際刑事司法准則作為國際化的規范，並不具有對各國天然的強制性。各個國家可以自主地決定是否加入某一國際公約以便決定是否受這一公約的約束。但一旦加入某一國際公約，就要遵守其所規定的義務。從這個意義上說，國際刑事司法准則具有選擇性。聯合國通過發布為數眾多的示範性和建議性的刑事司法准則，便於幫助各國根據各自的需要和可能作出適當的選擇。國際刑事司法准則往往是經國內立法確認以後才發生法律效力的，因而國內法對國際刑事司法准則的確認具有重要意義。
我國刑事司法目前正在經歷一場深刻的變革，這就是逐漸地擺脫以專政為核心的刑事司法理念，向以人權保障為歸依的刑事司法理念演進。在這一過程中，我認為借鑒國際刑事司法准則是十分必要的。歷史的教訓值得汲取。清末，中國曾經開展過一場法律改革運動，引入大陸法系的法律制度，吸收當時先進的法律文化。在刑法改革中，就是廢除中國封建專制社會殘酷的刑罰，引入罪刑法定原則等體現法治的刑法觀念。但這些先進的法律文化受到當時專制的法律文化的排斥。如罪刑法定原則的實質在於限制國家刑罰權，保障個人的自由與權利，它導致中國傳統法律株連家族這類極其野蠻的制度的廢除。但罪刑法定原則所確立的「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的精神，是頑固的保守派所不能接受的。當時的御史吳思敬就認為，法無明文規定的行為一概不予處罰，會「縱惡長奸，莫恥為甚，駭人聽聞。」可見，其抵觸與反應是十分強烈的。正因為如此，清末的法律改革運動雖然宣告了中華法系的死亡，引入了大陸法系文化，而其價值內容與精神實質卻並未獲得。從這個意義上講，清末的法律改革運動不能說是成功的。正如我國學者指出：清末歷史留下的結論是：以本國文化特殊性去抗拒外來文化中所包含的普世性因素，實質是以中世紀的宗法專制否定現代性。[1]轉瞬間，又一個世紀過去了。值此世紀之交，中國又迎來了一場司法改革運動，而且同樣面臨是排拒還是引入世界上先進的法律文化的重大選擇。應該說，經過百年發展，中國社會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不僅做好了在經濟上迎接全球化的准備，而且在法律上同樣做好了這種准備。因此，引入國際刑事司法准則，推動中國刑事司法改革是勢在必行的。
二
國際刑事司法准則的內容是極其廣泛的，在中國刑事司法改革中，引入國際刑事司法准則，我認為應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一）價值上的轉換
國際刑事司法准則不僅是一種規范體系，更重要的是一種價值體系。聯合國刑事司法准則所追求的價值目標是：第一，實現司法公正，保障基本人權；第二，控制犯罪滋長，維護法律秩序。我國學者指出，國際社會對這兩個目標的不懈追求是推動聯合國刑事司法准則體系不斷發展的動力，而保持這兩個目標之間的平衡是各國面臨的共同挑戰。記載聯合國刑事司法准則的各項文件，有的側重於司法公正和人權保障，有的側重於控制犯罪和維護秩序。但是，國際公認的原則是不得以犧牲司法公正或威脅基本人權為代價來控制犯罪或建立秩序[2]。上述兩個價值目標，司法公正和人權保障也就是通常所說的保障機能；控制犯罪與維護秩序也就是通常所說的保護機能。就中國當前的社會狀況而言，兩者都十分重要。一方面，隨著現代化進程的加速，中國逐漸地建立起一個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相對開放的現代社會。由於社會迅猛發展，流動人口大量增加，中國目前正在面臨巨大的犯罪壓力。因此，控制犯罪是當務之急。自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我國一直奉行「嚴打」的刑事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未能從根本上解決社會治安問題。另一方面，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市民社會正在形成，對自由與平等的呼聲越來越高。人權保障的觀念逐漸地成為社會共識。因此，刑事司法的保障機能與保護機能都應受到重視。但在兩者發生沖突的情況下如何選擇，是一個重大的問題。國際刑事司法准則確認的以人權保障為主導的價值觀念，同樣應當成為中國刑事司法的價值選擇。長期以來，中國受到封建專制思想的影響，對於個人的權利是較為淡漠的，沒有將其放到應有的重要位置上。因此，在刑事司法活動中，強調保護機能而輕視保障機能，往往以犧牲個人的權利與自由為代價而保護社會整體利益與維護社會秩序。隨著國際刑事司法准則的引入，中國司法改革首先要完成價值觀念上的重大轉換。惟此，才能適應當前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
（二）制度上的改革
中國刑事司法制度經過這些年的建設，已經取得了很大的進步。尤其是1996年刑事訴訟法的修改和1999年刑法的修訂，使中國的刑事司法制度得以完善。但是，對照國際刑事司法准則，中國刑事司法制度還存在著不少需要改進的地方。例如，勞動教養制度就是亟待改革的一項制度。中國目前實行的勞動教養是指對嚴重違反治安管理，屢教不改，尚不夠刑事處罰的人或者構成犯罪但不需要判處刑罰的人，收容於勞動教養場所，實行強制性教育改造的一種措施。關於這種措施的性質，在理論上一般被認為是一種非刑罰性的強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處罰。但實際上，勞動教養比某些刑罰還要嚴厲，對勞教人員實行收容關押剝奪人身自由，有時長達三年之久，必要時還可以延長一年。顯然，勞動教養是違反國際刑事司法准則的。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條第一項規定：「除非依照法律所確定的根據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剝奪自由」。根據國際刑事司法准則，任何公民被剝奪自由，必須經過司法程序，經由法院判處。而勞動教養作為一種剝奪公民人身自由長達三至四年的措施，沒有納入司法程序，它名義上由各地勞動教養委員會決定，實際上是由公安機關決定的。這種制度的存在，使得公民的權利與自由得不到司法的切實保護，使刑事法治建設取得的一些成果化為烏有。因此，在引入國際刑事司法准則以後，勞動教養制度面臨著何去何從的選擇。我國學者提出，參照國際刑事司法准則，改革中國勞動教養制度的途徑有兩種選擇：一是基本上取消勞動教養制度，將其中某些需保留的部分整合到其它法律之中（如行政處罰等）；二是保留勞動教養制度，並作如下的改革：(1)更名為「保安處分」或者「公共安全處分」，或者其他更適合的名稱，先制定單行法，條件成熟後再納入刑法典；(2)時間應縮短，一般半年，最長不超過一年；(3)決定機關為法院，即由公安機關提出，法院經聽審程序決定是否採取；(4)允許上訴，遭受錯誤保安處分者有權得到賠償；(5)加強檢察機關對此制度的法律監督[3]。對於勞動教養制度不宜採取一廢了之的方法，因為中國刑法中的犯罪概念存在數量因素，勞動教養的大多是輕微的犯罪行為，這些行為在世界各國一般都是作為犯罪處理的。因此，我贊同對勞動教養制度進行改造。無論如何改造，關鍵的一點就是司法化，即經法院依照法定程序決定。只有這樣，才能與國際刑事司法准則保持一致，充分保障勞教人員的訴訟權利。由此可見，隨著國際刑事司法准則引入中國，中國現有的刑事司法制度有其相關制度都面臨著需要改革的問題。
（三）規范上的更新
中國的刑法與刑事訴訟法雖然先後在1996年和1997年進行了修改。在修改後的刑法中確立了罪刑法定原則，在修改後的刑事訴訟法中確立了無罪推定原則，這是一個歷史性的進步。但同時應看到，在刑事法規范中體現罪刑法定原則與無罪推定原則都是不徹底的。從關於罪刑法定原則的規定來看，刑法第3條規定：「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刑；法律沒有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刑。」我國學者將前半段稱為積極的罪刑法定；後半段稱為消極的罪刑法定。這些學者認為，積極的罪刑法定的基本精神是嚴肅執法，懲罰犯罪，保護人民；消極的罪刑法定的基本精神是要用刑法來防止國家刑罰權的濫用，以保障人民的權利不受其非法侵害。根據這些學者的觀點：積極的罪刑法定原則與消極的罪刑法定原則的統一，運用刑罰權，懲罰犯罪，保護人權與約束刑罰權，防止濫用，保障人權的統一，這就是罪刑法定原則的全面的正確的涵義。[4]應該說，這是對中國刑法第3條規定的正確詮釋。但問題在於：罪刑法定原則是否應當包括所謂積極的內容。縱觀世界各國刑法，罪刑法定都是在消極意義上規定的，其基本蘊含在於「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因此，罪刑法定原則的精神是限制機能，即通過限制國家刑罰權（包括立法權與司法權）而達到人權保障之目的。由此可見，中國刑法對罪刑法定原則的規定並非建立在對罪刑法定含義的正確理解之上。同樣，在刑事訴訟法關於無罪推定原則的規定中也存在缺陷。刑事訴訟法第12條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這一規定的內容雖然類似於西方國家關於無罪推定的規定，但刑事訴訟法第93條又規定了犯罪嫌疑人具有如實回答的義務。這一規定與無罪推定所包含的被告人享有沉默權顯然是對立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國學者指出：由於未賦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權，法律並明確規定犯罪嫌疑人有如實回答偵查人員訊問的義務，在偵查、起訴、審判各階段均有關於訊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程序設置，因此很難說在中國刑事訴訟中已經完全確立了無罪推定原則。[5]]因此，在引入國際刑事司法准則以後，中國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則和刑事訴訟法中的無罪推定原則都有待進一步完善。由於是刑事法規范，還需要根據國際刑事司法准則進行更新。
三
國際刑事司法准則是國際社會在聯合國的主導下，經過長期努力形成的，是世界各國先進的與文明的刑事司法經驗的總結，也是國際社會在刑事司法上達成的共識。中國通過加入WTO，融入國際社會，不僅經濟制度存在一個與國際接軌，而且刑事司法制度也存在一個與國際接軌的問題。我認為，在正確處理國際刑事司法准則與中國刑事司法改革關系的時候，應當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一）國際化與本土化
引入國際刑事司法准則，意味著在刑事司法制度上向國際標准靠攏，這是一種全球化的努力。但任何一個國家的刑事司法制度畢竟是與這個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與社會等相關因素密切相聯的，是根植於本土的。因此，在移植國際刑事司法准則的時候，要充分考慮中國的特色。例如，國際上對於死刑一般都持否定態度，廢除死刑已經成為國際趨勢。但在中國，由於存在嚴重的犯罪問題，對於那些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人，需要適用死刑。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在相當一個時期內不可能採納廢除死刑的政策。當然，對於死刑加以限制是必要的。總之，只有立足於中國本土，才能使國際刑事司法准則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發揮作用。
（二）積極與穩妥
國際刑事司法准則之引入，實際上是一種法律的移植。在進行移植的時候，我們既要抱著一種積極的態度，又要切忌急躁，而應當逐漸地消化。中國刑事司法改革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之間完成，而應當緩慢地推進。我們首先要根據中國的實際狀況，引入那些國際上通行的刑事司法的最低標准。在此基礎上，逐漸地提升中國刑事司法的水平。只有以一種穩妥的、適當的方式，才能使中國刑事司法制度接近國際刑事司法水平。
（三）引入與融通
引入國際刑事司法准則，並不是機械地照搬，而是要對國際刑事司法准則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加以融通。這里的融通，是指融會貫通，因而包含一種創造精神。尤其要注意利用現有的刑事司法制度資源，經過改造，使之適應刑事法治的要求。

5. 國際刑法的歷史發展

一、國際刑法的歷史發展

一個多世紀以來，許多哲學家、法學家、社會學家、經濟學家和政治家們為維護人類和平、安全與發展作出了不懈的努力，雖然這些努力遠沒有達到人類所期望的結果，但畢竟在維護和平的進程中取得了一些成績，如常設國際法院（the Permanent Court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聯合國（the United Nations）、國際法院（the International Court Justice）等國際性特殊機構，以及一些區域性機構，如歐洲共同體（European Community）和歐盟（European Union）等機構的建立。特別是歷經兩次世界大戰的洗劫之後，國際社會懲治國際犯罪的意識更為濃烈，國際刑法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繁榮。國際法委員會在起草編纂國際刑法典草案的同時，國際社會及時組織審判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各種危害人類的犯罪行為，並且形成了一些具有示範效應的國際刑法基本原則，如個人刑事責任原則、國家之間刑事司法合作與協助條約及協議原則等，這些原則至今仍有其現實作用。由此觀之，國際刑法的發展歷程實際上是國際刑事實體法和國際刑事程序法的演進史，或者是國際刑事法典編纂和國際刑事審判發展的演進史。這一歷史進程總體上沿著一條從高潮到低谷再到高潮的曲線發展，在總體發展趨勢下分析，國際刑事實體法和程序法兩者的發展又非同步進行。

（一）國際刑法發展的肇端（1919年以前）

從實體上考察，國際社會對國際犯罪的認識肇始於17世紀習慣國際法對海盜罪（Piracy）的認識，「海盜一直被認為是逐出法外之人，一種『違反人類的罪行者』。按照國際法，海盜行為使海盜喪失了其本國的保護，因而喪失其國家屬性；而且他的船舶，或者飛機，雖然過去可能具有懸掛某一國家旗幟的權利，也喪失了這種權利。國際法上的海盜行為是一種『國際罪行』；海盜被認為是一切國家的敵人，他可以被『落入其管轄權的任何國家』加以法辦」。2自1841年至1982年國際社會制定了一系列可適用於海盜罪的國際性法律文件，雖然當時海盜罪行少有發生，但1937年9月14日的《尼翁協議》（Nyon Arrangement）認為「海盜」是一種「恐怖主義」的行為，並將該罪行列入國際犯罪種類之內，使之成為國際社會最早認同的典型的國際犯罪。因此，在以後界定國際犯罪種類時常以海盜罪作為藍本，即考察犯罪行為是否具有嚴重性和國際譴責性。3此後，販賣奴隸行為4和戰爭行為5應受國際譴責的特徵逐漸顯露出來，因而成為國際社會譴責的對象。這些罪行不僅危及國家利益，而且威脅著國際社會的和平與安寧，然而，這一時期國際社會尚未考慮從事國際罪行法典的編纂工作。

從程序上考察，國際社會對國際刑法的認識可以追溯到1474年，當時27名聖羅馬帝國法官審理了皮特。馮。哈根巴士（Peter Von Hagenbush）允許其軍隊實施強奸、殺害和掠奪無辜平民財產的行為，並因這種行為侵犯了「上帝和人道法」（Laws of God and Man）而認定其有罪。6這次審判嘗試被國際社會視為國際刑事審判的序幕。然而，由於當時國際刑事審判機構以及其他國際性審判或司法機構均未誕生，所以這項審判屬於在「非正式」場所中進行的審判活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Carnegie Endowment建立了一個唯一具有國際特色的非政府委員會，該委員會負責調查1912年第一次巴爾干戰爭和1913年第二次巴爾干戰爭中針對平民和戰犯實施的那些應受指控的暴行。在第二次巴爾干戰爭開始時，為了向西方國家提供一個「受影響地區正在發生事件的清晰的、可靠的畫面」，該委員會調查了沖突的整個過程及個人行為。巴爾干委員會組織了幾個事實調查團，在事後根據他們發現的事實作出了實質性的報告，並於1914年7月遞交了這些報告，同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該報告的作用便成為歷史的縮影。7

因此，從形式上看，國際社會對國際刑事程序法的認識似乎早於實體法。盡管實體意義上的國際刑法或程序意義上的國際刑法都沒有進入規范化的過程，即既沒有進行國際罪行實體法的編纂，也沒有從事正規的國際性刑事審判，但這一時期國際刑法的雛形已露端倪，特別是在19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國際刑法完全呈現出一種獨立發展的態勢，並且努力試圖形成一種集中立法和審判機構的模式。這種發展態勢顯示了基於國家調查和執行的多邊法律文件或機構的增長，與國際領域犯罪作斗爭的政治必要性相比，法律在這一領域的獨立發展已經有力地說明一般國際刑法的發展。8多邊公約的增長賦予國際刑法廣泛的內涵，使國際刑法擺脫了僅適用於危害人類罪方面典型案件的局限性。一些新的國際公約已經涉及非普通的國際犯罪、長期存在的焦點問題、引渡制度等，特別是那些真正具有高度國際政治寓意的國際犯罪。

（二）國際刑法發展的第一次高峰（1919—1955）

兩次世界大戰爆發給人類社會帶來災難的同時，也推動了國際刑法的發展，這一期間是國際刑法發展的第一個高潮。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是國際刑法進入發展高潮的直接誘導因素。此時，國際刑法在實體和程序上的發展並駕齊驅。從實體上講，人類社會認識到戰爭罪行和反人道主義罪行的嚴重危害結果，進一步明確戰爭罪和違反人道主義罪屬於嚴重的國際犯罪；從程序上講，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法國、英國、美國、義大利等戰勝國經過多方妥協最終達成《凡爾塞條約》，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正式的戰爭發起者責任與刑罰委員會。該委員會提出895名應受指控的戰爭罪犯名單，並希望通過協約國軍事法庭進行一次較為正式的國際刑事審判，即根據1907年《海牙公約》序言中馬頓斯條款的規定，起訴1915年在土耳其境內實施大規模屠殺亞美尼亞人的土耳其官員以及其他實施「違反人道主義罪行」的個人。9 盡管由於當時政治等多方面的因素，使協約國的審判活動沒有成為現實，特別是萊比錫的審判。10因此，有學者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政治家們的目光短淺和對陌生事物的恐懼傾向，已經使國際刑法的發展受到一定的阻礙。11但這一時期國際社會所作的努力已經表明國際社會懲治嚴重危害人類和平與安全犯罪的強烈願望，從而使國際刑法呈現急速發展的趨勢。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促使國際刑法的發展達到第一個顛峰，同時也為國際刑法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石。這一時期，實體法上除了強調戰爭罪、反人道罪、危害人類罪及侵略罪等嚴重國際犯罪以外，還肯定了滅絕種族罪等其他國際犯罪。從程序上講，紐倫堡審判12和東京審判13不僅在社會意識上獲得了成功，而且滿足了民眾企盼和平與懲治戰犯的渴望。紐倫堡法庭憲章及其審判活動，以革新的方法創制了解決武裝沖突的法律，創設了新的國際法原則-紐倫堡原則（其中包括著名的個人責任原則）。14盡管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確立的個人刑事責任原則屬於事後的立法行為（ex post facto legislation），沒有依據當時國際社會廣泛崇尚的罪刑法定原則（nullum crimen sine lege， nulla poena sine lege）。15 但是紐倫堡審判的合法性卻毋庸質疑。因為在紐倫堡審判之前，國際社會已於1928年訂立了旨在通過和平方式解決國際爭端的《關於廢棄戰爭作為國家政策工具的一般條約》，即《凱洛格—白里安條約》（或稱《巴黎條約》）。在簽署條約的63個國家中包括德國、義大利和日本，這些國家作為締約國對條約的內容及宗旨顯然有明確的認識。雖然《凱洛格—白里安條約》中沒有刑事罰則的規定，但紐倫堡審判恰好彌補了該公約的這一缺陷，這也正是紐倫堡審判發展國際法的功績所在。雖然東京審判略晚於紐倫堡審判，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傳統國際法基礎上審判那些違反戰爭法規或習慣的普通戰爭犯罪與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相同，而且還確立了破壞和平罪和反人道罪的審判實例，然而，這些原則的確立是對紐倫堡原則的擴展，特別是有關「共同陰謀」進行侵略的理論，東京審判較紐倫堡審判進行了更為深入的探討。

紐倫堡審判和東京審判不僅把國際刑法的發展推向高峰，其深遠意義還表現在另外兩個方面：一是促使聯合國將注意力轉移到建立一個常設國際刑事法院問題。1948年召開的聯合國大會要求國際法委員會（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16研究建立國際刑事法院的價值性和可行性，聯合國大會在審查了該委員會的報告後得出結論，建立這樣一個法院既值得又可行，並決定由聯合國17個成員國組成一個國際刑事司法協會，籌備建立國際刑事法院的具體事宜，該協會於1951年提交了一份規約草案，1953年委員會第二次修訂這一草案。1953年規約草案規定建立一個常設法院，法院將對任何「自然人」（natural persons）包括國家元首和其他政府機構人員所犯「國際法公認」的罪行具有管轄權（這些罪行通常認為是在《懲治危害人類和平與安全罪行法典草案》（以下簡稱《法典草案》）中規定的具體犯罪）。17法院將根據罪行發生地國家以及罪犯的國籍國根據「公約、特殊協定或根據單方聲明」授予法庭的管轄權來行使屬人管轄。二是促進有關國際罪行法典的編纂工作。有學者指出，歷史上編纂罪行法典的設想總是與建立國際刑事法院的設想相伴而行，但是在兩個設想之間卻沒有必要的聯系。假如國際刑事法院沒能建立，那麼國際刑法典沒有法院的建立便無處施行。通過國家之間合作或依賴地方訴訟的「間接執行」，很難化解公眾對嚴重違法行為的憤慨。18

我們認為，兩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這段較短的期間之所以被譽為國際刑法發展的一次高峰，是因為這一時期的國際刑事實體法與程序法的發展相輔相成。國際社會由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對國際刑事審判的希冀，步入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國際刑事審判實際操作，進而轉入呼籲常設國際刑事法院的建立，這種思維變遷業已表明國際刑法在程序上的行進步伐，在此期間進行的國際刑法典編纂工作同樣說明國際刑事審判對實體刑法的迫切需求。自1924年以來，國際刑法學協會一直致力於籌建國際刑事法院和編纂國際罪行法典工作，直至紐倫堡審判時，方始加快實現這種願望的進程。1946年第一屆聯合國大會期間，確認了「紐倫堡憲章和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中所承認的國際法基本原則。」191947年聯合國大會指令國際法編纂委員會（即國際法委員會的前身）20制定一部總的關於違反人類和平與安全的罪行法典。21決議授權進行工作的內容包括：（1）制定紐倫堡法庭憲章和法庭判決中所承認的國際法的一些原則；（2）起草一部關於違反人類和平與安全的罪行法典，明確指出與第（1）部分提及的內容相一致的地方。22 兩年後，國際法委員會遵照決議的精神開始制定「紐倫堡法庭憲章中的基本原則」，並起草「違反人類和平與安全的罪行法典草案。」23 委員會下設一個附屬委員會，任命一名專門的報告起草人，起草違反人類和平與安全的罪行法典草案。24 1954年草擬的法典草案雖然僅有5個條款，列舉了13種獨立的國際罪行，但是國際罪行法典草案的積極編纂和國際刑事審判的成功進行共同構築了這一時期國際刑法的繁榮景象。

（三）國際刑法發展的低谷（1955—1992）

如果說是國際性歷史事件推動了國際刑法的發展，那麼自國際社會審判第二次世界大戰國際戰犯之後，國際社會似乎度過了一段虛假平和時期。然而，由於這一時期沒有所謂巨大的歷史事件發生，所以國際刑法的發展亦隨之處於低迷階段。

在此期間，國際社會基本上沒有進行任何國際性的刑事審判，國際法委員會仍在繼續從事一些有關國際罪行法典的編纂工作。正如國際法委員會在1984年的報告中所說，「委員會編纂國際刑法試圖遵循的程序是：詳審認為構成國際犯罪的違反國際制度（公約、宣言、決議等等）的行為，選擇其中一些最為嚴重的行為，因為並不是所有的國際犯罪都會對國際和平與安全產生危害。」25而且國際法委員會還在1988年《法典草案》中，將「offence」易為「crime」，26目的在於增強對犯罪行為嚴重程度的認識；由於侵略罪的定義遲遲沒有定論，乃至影響了整個法典的編纂進程。

這幾十年中，盡管國際社會在編纂國際法和創建國際法院方面的興趣較低，但有關國際犯罪種類的界定卻發生了重大變化。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逐漸從戰爭罪、危害人類罪等極其嚴重的國際犯罪轉向一些新型的犯罪，諸如侵略罪、種族滅絕罪、種族隔離罪、國際恐怖主義罪行以及非法販運毒品罪等。1990年，國際社會已經著手處理出現的兩類新型的國際犯罪，即環境犯罪27和盜竊核武器和核材料罪。28 這一時期，聯合國仍在認真努力編纂國際罪行法典，並積極籌劃國際刑事法院建立進程，盡管「冷戰」阻礙了這一進程的推行，但自1990年以來國際刑法的發展已逐漸走出低谷。

（四）國際刑法發展的第二次高峰（1992—1998）

1991年以來前南斯拉夫境內發生了嚴重違反國際人道主義法的國際性武裝沖突，1994年盧安達境內的武裝沖突中也出現了滅絕種族罪和嚴重違反國際人道主義法行為的事件，這些事件的發生再次推動國際刑法朝著一個新的峰值邁進。這一時期國際刑法發展的顯著特點可以歸納為三個方面：

其一，國際刑事特設法庭的建立。1992年10月6日安理會正式通過第780號決議建立前南斯拉夫調查戰爭罪行專家委員會，這個專家委員會負責對前南斯拉夫沖突中的「嚴重違反日內瓦公約和其他違反國際人道法的行為」的調查和取證工作。291993年2月22日，繼專家委員會遞交第一份臨時報告後，30安理會第808號決議明確規定，「設立一個國際法庭來起訴應對1991年以來前南斯拉夫境內所犯的嚴重違反國際人道主義法行為負責的人。」1993年5月25日前南國際刑事法庭（ICTFY，以下簡稱前南法庭）在海牙正式成立。繼前南法庭建立之後，1994年7月安理會通過第935號決議，旨在調查盧安達內戰期間嚴重違反國際人道法的行為，並建立了盧安達調查違反國際人道法專家委員會，其中包括調查可能實施種族滅絕行為的專家委員會。同時安理會第995號決議批准了盧安達法庭規約和審判機制。

我們認為，前南法庭和盧安達法庭的建立及運作是國際刑法在程序方面的重大發展，這兩個法庭的建立從本質上鞏固和發展了紐倫堡、東京審判中確立的國際法基本原則。這些進展主要表現為三個方面：一是法律淵源上的進展。兩個法庭都是聯合國安理會依照《聯合國憲章》的規定並根據安理會決議設立的國際特設法庭，因而兩個法庭對及時有效地解決當時歷史條件下發生的嚴重違反人道主義法行為發揮了積極的功效。31二是拓展了國際法原則。兩個法庭在紐倫堡法庭和遠東法庭基本原則的基礎上，將只由沖突一方承擔刑事責任的理論擴展為不受限制，只要行為人實施了違反國際人道主義法行為，無論其為沖突任何一方均應承擔刑事責任。三是進一步糅合國際法和刑法的基本理論。在訴訟活動中，兩個法庭合理使用的一些原則沿展了國際刑法基本原則的內涵，諸如並行管轄權的行使問題、32一罪不二審原則的明確適用、33強調司法獨立的原則、34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權利保障和國際司法協助等。

其二，罪行法典草案的編纂與草案的通過。經過國際法委員會、國際刑法學協會等國際性機構積極努力，危害人類和平與安全國際罪行法典草案的編纂和頒行工作順利完成。1991年《法典草案》的文本正式形成，聯合國綜合各方提出的意見不斷對草案進行分析修訂，並於1996年正式通過了《法典草案》。該《法典草案》是歷史上確定國際犯罪種類最多的一次，共包含了26種國際性犯罪。35這部法典的製作擺脫了原有國際公約不含刑罰特徵的弊端，吸收了現代國際公約及國際刑法發展中逐步形成的有關刑罰適用的規定和特點，如《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憲章》確立的個人刑事責任原則，以及應受到國際刑事審判的國際犯罪等。同時，該法典還充分展示了國際犯罪行為的固有特徵：（1）構成國際罪行禁止性行為的明確規定，或依照國際法構成的國際犯罪；（2）通過確立禁止、預防、起訴和懲罰及類似的義務，來間接認可行為的刑罰性；（3）禁止性行為的犯罪化；（4）起訴的義務；（5）懲罰實施禁止性行為的義務；（6）引渡的義務；（7）在起訴、懲罰（包括刑事訴訟程序的司法協助）方面的合作義務；（8）刑事管轄根據的建立（刑事管轄的理論或刑事管轄的優先）；（9）國際刑事法院或國際刑事法庭的建立；（10）取消上級命令的辯護理由。36《法典草案》的編纂與通過不僅滿足了國際刑事審判活動的法治需求，而且還為常設國際刑事法院的建立提供了屬物管轄的選擇空間。

其三，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的誕生。1992年11月25日聯合國大會一致通過一項決議，要求國際法委員會開始根據1992年國際法委員會組成的工作組的建議，起草國際刑事法院規約。1994年國際刑事法院規約草案出台，國際社會於是加快了建立國際刑事法院的進程，1995年聯合國成立了建立國際刑事法院籌備委員會，1996年10月28日籌備委員會向聯合國第51屆大會遞交了報告，請求擴大籌備委員會的工作范圍，並決定於1998年完成統一的公約文本、規約和附加議定書。1998年6月15日至7月17日在義大利羅馬舉行的世界外交官大會上《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Rom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被正式通過。國際刑事法院規約的誕生是國際刑法發展的里程碑。這一方面是國際社會各學術機構和國際法委員會積極努力的結果，另一方面是在世界各國渴望和平、安全與發展的共同期待下，克服各種文化觀念和價值觀念之間的差別，求大同存小異的結果。從規約制定的過程及其內容上看，國際法委員會希望盡可能地體現不同的法律文化和價值觀念。作為創立國際刑事法院依據的主要法律文件，規約確立了嚴格的訴訟機制和行政機制，其細微之處囊括了國際刑事法院的各個環節。這不僅為國際刑事法院的有效運行提供了極大的便利，而且是國際法在實體和程序上有效結合的典範。

罪行法典草案和國際刑事法院規約的誕生足以表明這一時期國際刑法發展的豐碩成果。那麼，此後國際刑法將如何發展，是平穩直線發展，抑或有所振盪，則取決於國際關系格局以及社會發展變化的影響。

6. 高二歷史問答題

《拿破崙法典》是人類歷史上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資產階級民法典，原則鮮明，編排合理，邏輯嚴謹，語言簡潔，是世界法制史上的一個里程碑。這部誕生於1804年的法國民法典是法國大革命時期，為保衛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果實而制定的。隨著拿破崙在歐洲的軍事擴張，《拿破崙法典》也被應用到法軍所到之處。由於該法典的系統性、完整性和規范性，因而對後來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立法產生了巨大影響，起到了立法規范的作用，從而具有了廣泛的世界意義，其內在的價值和思想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光彩奪目。

詳細資料看這里
http://ke..com/view/115315.htm
該法典在不少資產階級國家裡有頗大的影響。首先，在1804年原屬法國因而自該法典施行之日起即屬於它的效力范圍的一些國家中適用，比利時和盧森堡現在仍然把它作為自己的法典。該法典在法國的某些前殖民地中也仍在施行。例如，加拿大的魁北克省現行的民法典，部分以該法典為基礎，部分以《巴黎習慣法》為基礎。美國的路易斯安那州自1825年起採用了該法典，不過作了若干修改和補充。其次，有些國家以該法典為藍本制定本國的民法典。例如，1838年的《丹麥民法典》是依據該法典制定的，1940年的《希臘民法典》也是以該法典為範本的 。最後，還有很多國家的民法典在編纂時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該法典的影響，如1896年的《德國民法典》、1907年的《瑞士民法典》、1867年的《葡萄牙民法典》、1889年的《西班牙民法典》、1855年的《智利民法典》、1869年的《阿根廷民法典》、1916年的《巴西民法典》等。

7. 什麼是「死刑犯不引渡」原則

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了中國與西班牙簽署的引渡條約。條約中確定了「死刑犯不引渡」的原則和先例。條約規定：「根據請求方法律，被請求引渡人可能因引渡請求所針對的犯罪被判處死刑，除非請求方作出被請求方認為足夠的保證不判處死刑，或者在判處死刑的情況下不執行死刑」，否則，被請求方「應當拒絕引渡」。

有人認為，這一原則「不會對我們現行的司法框架構成威脅，相反，它只會加強我國司法鉗制犯罪的能力，擴展我國司法的約束邊界」；認為「糾結於某一條款當仁不讓，從而延宕整個國際司法合作的進程，實屬不智之舉」。中西引渡條約談判中方代表團團長、外交部條約法律司參贊徐宏說：「現在我們首先面臨的並不是要不要判死刑的問題，而是能不能把他們抓回來的問題。」外交部副部長武大偉認為，引渡條約「作出這樣的規定，並沒有改變中國現行法律關於死刑制度的規定」。

筆者不敢苟同。個人認為，這是在對外司法合作史上開了一個極端錯誤的先例，其直接的結果，就是破壞了中國自己確定的法治原則，這與「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憲法要求及引渡的初衷是背道而馳的。

我國刑法的基本原則是：罪責刑相適應、罪刑法定、刑法面前人人平等。

「死刑犯不引渡」，就是說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引渡回國後將被判處死刑或被執行死刑，則會被拒絕引渡。

在我國沒有廢除死刑的情況下，如果仍然嚴格依法判刑，就會被有關國家拒絕引渡要求。這與沒有引渡條約或者有引渡條約而不接受「死刑犯不引渡」原則的效果是一樣的。因此，從這一角度來看，承認此一原則意義不大。

如果為了能夠將該判死刑的犯罪嫌疑人引渡回國，而刻意承諾或保證不予判處死刑，則將嚴重違反「罪責刑相適應、罪刑法定、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刑法基本原則。承認「死刑犯不引渡」原則，極有可能引起的後果是，那些自知可能被判死刑的犯罪嫌疑人，從這一原則中得到「鼓勵」，想盡辦法潛逃國外。即使被引渡回國，這一原則也會成為一道免死金牌。同樣條件下，沒有逃跑出國的反而受到死刑制裁。這在普通民眾看來，只要能逃跑出國就能獲得一種變相的特權，這是一種惡劣的示範。這使刑法喪失了尊嚴和公正，失去了積極的教育和預防作用。果真如此，則刑法典的權威性、嚴肅性就會受到嚴重的損害，就是明顯地「有法不依」。我國本來就十分脆弱的法治精神將受到沉重的打擊，對我國現行的司法框架就構成了現實的威脅。

在司法上付出如此沉重的代價，以換取少數潛逃國外的犯罪嫌疑人能被引渡回國，能夠獲得更廣泛的司法管轄，真的值得嗎？

出現這一困局的症結在於，中國存在死刑制度。姑且不論我國當下廢除死刑是否符合我國的國情，是否具有現實可行性，如果中國廢除了死刑，死刑犯不引渡原則造成的引渡障礙就不存在了。

有人認為，廢除死刑、保護人權，是世界潮流、國際慣例，我國也可以廢除死刑。

誠哉斯言。

實行死刑的歷史證明，死刑對於那些罪大惡極的罪犯其實並沒有多強的威懾作用，他們自知罪惡深重，難逃一死，死刑立即執行卻恰好滿足他們的期望－－長痛不如短痛；死刑緩期執行其實就是勞動改造二十幾年，就可以被釋放。從這個意義上說，死刑並沒有起到它原本意義上的作用。

愚以為，廢除死刑，不失為很好的解決辦法。但有人認為，廢除死刑，不符合中國的國情。筆者的看法是，對於嚴重暴力犯罪，中國人有一命抵一命的觀念，但並不是不能改變的；法律是滯後的，但並意味著法律處處都是被動的，它可以引導和糾正人們的某些觀念和意識；對於嚴重經濟犯罪，單靠判處死刑剝奪生命的極端制裁方式，並不能有效遏制腐敗的發生和蔓延，國內腐敗現象禁而不止，屢屢發生，就是明證。遏制貪腐犯罪最終取決於制度的健全和法律環境的完善。

在廢除死刑的同時，可以改變刑法中規定的數罪並罰原則（「吸收原則」、「限制加重原則」），效法美國改用多罪累加原則，並對罪惡深重者規定不予減刑或赦免。這樣，死刑造成的引渡障礙自然消除，累加刑期既可以體現罪刑的輕重，也可以對嚴重的犯罪施以嚴厲的懲罰，讓罪大惡極者無望地在監獄中度過餘生，其懲戒和威懾作用一定比死刑更好、更有效。

8. 唐朝初統治階級的主要法律思想有哪些

唐初的立法指導思想： ●唐初的立法指導思想：唐太宗認為，「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之下，他又提出了「安 人寧國」的治國方針。為了貫徹這一治國方針，在立法指導思想上主要表現為：
一、奉行「德主刑輔」的法律思想；
二、在立法上採取約法省刑。
三、注意法律的連續性和穩定性。

●唐朝的立法概況
1． 《武德律》 --唐高祖武德年間制定。 12 篇 500 條

2． 《貞觀律》--唐太宗李世民命長孫無忌等人在《武德律》基礎上修定而成，仍為 12 篇 500 條，以隋開皇律 令為藍本作了較大改動，奠定了唐律的基本風貌。
3． 《永徽律疏》--唐高宗永徽年間，以《貞觀律》 為基礎 編纂出《永徽律》共 12 篇 500 條。此後又對 500 條律文逐條逐句進行注釋，稱作疏議。律與疏具有同等法 律效力，是唐代法典的代表作。後人將律疏附於每條律文之後，合在一起稱為《唐律疏議》 《唐六典》。
4． 唐玄宗開元年間制定，
內容涉及國家機關的組織與職掌， 是中國封建時代最早的一部綜合性行政法典。 《大 5．
中刑律統類》--唐宣宗時張戣（kuí）編定。所謂刑律統類即將同一性質的律、令、格、式混合編在一起的法 典形式。

●唐朝的法律形式

1．律--是「正刑定罪」的刑法典。違反令、格、式法律形式，要以律論罪定刑。
2．令--是關
於國家體制和基本制度的法規。
3．格--是國家機關各部門在日常工作中據以辦事的行政法規。
4．式--是國家 機關的公文程式。

唐律的刑法原則： ；
●唐律的刑法原則：劃分公罪和私罪；自首減免刑罰；共犯區分首從；二罪以上俱發，以重者論（合並論罪） 累犯加重；同居相隱；比況類推；老小廢疾減免刑罰；涉外案件的處理原則；同罪異罰；區分故意和過失。

．唐律的主要特點
（1）規范詳備、科條簡要
（2）中典治國、用刑持平
（3）諸法合體、以刑為主
（4）依禮 制刑、禮法合一
唐律堅持以禮為綱的指導思想；其法律條
文皆「一準乎禮」。 2．唐律的歷史地位 ．唐律的歷史地位（1）唐律是一部完備的具有代表性的封建法典，在漫長的封建法制發展史中，處於承先
啟後的重要歷史地位。 （2）唐律對東亞許多國家的封建立法也有重要的示範作用。

●唐律關於物權和債權的規定
1．關於物權--唐律嚴格保護所有人對物的佔有使用收益和處分之權，嚴格禁止
他人侵犯；規定物權取得的條件。2．關於債權--唐律規定了買賣、借貸、賃庸、寄託等債的關系；規定債務 擔保制度。

●唐朝的司法制度 1
司法機關
（1）中央司法機關--大理寺(中央最高審判機關)、刑部(中央最高司法機關)、御史台(中央最高監察 機關)。

（2）三司推事--重大案件，由大理寺、刑部、御史台長官共同審理的制度。 （3）地方司法機關--行政 長官兼理司法。

2．訴訟制度
（1）管轄--根據犯罪發生區域、罪行輕重、被告身份，劃分了各級審判機關的管轄權。
（2）起 訴--舉劾、告發、告訴三種方式。
（3）審判--以原告訴狀為准；採取「五聽」的審判方式，同時也以眾證定罪；
（4）執行--徒流刑應送配所，死刑的執行須奏報皇帝批准 。 3．監獄管理
4．監察機關對司法活動的監督：御史台的主要任務是監督國家各級官吏是否遵守法律。其下設台院、殿院、 察院。台院和殿院的御史主要糾察中央及京城的各級官吏；察院御史則巡察州縣，糾察地方官吏的違法失職 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