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法釋

⑴ 刑法的司法解釋

1、最高人民法院印發《關於適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懲治虛開、偽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犯罪的決定〉的若干問題的解釋》的通知，載於1997年《司法文件選》第1期第26頁。

3、最高人民法院印發《關於審理詐騙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的通知，載於1997年《司法文件選》第2期第23頁。
4、國家計劃發展委員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於印發《扣押、追繳、沒收物品估價管理辦法》的通知，載於1997年《司法文件選》第8期第29頁。
5、《國家稅務總局關於不申報繳納稅款定性問題的批復》，載於1997年《司法文件選》第8期第48頁。
6、《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依法不再核准類推案件的通知》、《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刑法時間效力規定若干問題的解釋》，載於1997年《司法文件選》第11期第9-10頁。
7、《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辦理減刑、假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載於1997年《司法文件選》第12期第39頁。
8、《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確定罪名的規定》，載於1998年《司法文件選》第1期第25頁。
9、《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對故意傷害、盜竊等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的犯罪分子能否附加剝奪政治權利問題的批復》，載於1998年《司法文件選》第1期第25頁。
10、《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刑法第十二條幾個問題的解釋》，載於1998年《司法文件選》第3期第39頁。
11、《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在裁判文書中如何引用修訂前、後刑法名稱的通知》，載於1998年《司法文件選》第3期第40頁。
12、《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載於1998年《司法文件選》第4期第22頁。
13、《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拒不執行判決、裁定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載於1998年《司法文件選》第6期第31頁。
14、《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載於1998年《司法文件選》第6期第33頁。
15、《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載於1998年《司法文件選》第6期第37頁。
16、《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挪用公款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載於1998年《司法文件選》第6期第40頁。
17、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關於印發《關於依法查處盜竊、搶劫機動車案件》的規定的通知，載於1998年《司法文件選》第6期第40頁。
18、《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嚴厲打擊有關非法出版物犯罪活動的通知》，載於1998年《司法文件選》第8期第25頁。
19、《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深入開展嚴厲打擊走私犯罪專項斗爭的通知》，載於1998年《司法文件選》第9期第44頁。
20、《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對懷孕婦女在羈押期間自然流產審判時是否可以適用死刑問題的批復》，載於1998年《司法文件選》第12期第30頁。
21、《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懲治騙購外匯、逃匯和非法買賣外匯犯罪的決定》，載於1999年《刑事審判參考》合訂本第243頁。
22、《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騙購外匯、非法買賣外匯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載於1998年《司法文件選》第12期第32頁。
23、《全國法院維護農村穩定刑事審判工作座談會紀要》，載於1999年《刑事審判參考》合訂本第283頁。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辦理騙匯、逃匯犯罪案件聯席會議紀要》，載於1999年《刑事審判參考》合訂本第332頁。
24、《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機動車輛肇事後由誰承擔損害賠償責任問題的批復》，載於1999年《刑事審判參考》合訂本第295頁。
25、《公安部監察部關於開展嚴厲打擊破壞森林資源違法犯罪活動專項斗爭的通知》，載於1999年《司法文件選》第1期第30頁。
26、《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載於1999年《司法文件選》第1期第30頁。
27、《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於鐵路運輸過程中盜竊罪數額認定標准問題的規定》，載於1999年《司法文件選》第4期第36頁。
28、《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在辦理受賄犯罪大要案的同時要嚴肅查處嚴重行賄犯罪分子的通知》，載於1999年《司法文件選》第7期第31頁。
29、《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村民小組組長利用職務便利非法佔有公共財物行為如何定性問題的批復》，載於1999年《司法文件選》第8期第40頁。
30、《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審理單位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有關問題的解釋》，載於1999年《司法文件選》第8期第42頁。
31、《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審理倒賣車票刑事案件有關問題的解釋》，載於1999年《司法文件選》第11期第11頁。
32、《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組織和利用邪教組織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載於1999年《司法文件選》第12期第41頁。
33、1999年12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涉及條款為本162條、168條、174條、180條、181條、182條、185條、225條。載於2000年《刑事審判參考》第1期第46頁。
34、《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拐賣婦女案件適用法律有關問題的解釋》，載於2000年《司法文件選》第4期第33頁。
35、《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強奸案件有關問題的解釋》，載於2000年《司法文件選》第4期第35頁。
36、《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對受託管理、經營國有財產人員挪用國有資金行為如何定罪問題的規定》，載於2000年《司法文件選》第4期第36頁。
37、《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全國婦女聯合會關於打擊拐賣婦女兒童犯罪有關問題的通知》，載於2000年《司法文件選》第5期第12頁。
38、《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刑事裁判文書中刑期起止日期如何表述問題的批復》，載於2000年《司法文件選》第6期第40頁。
39、《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國家工作人員挪用非特定公物能否定罪的請示的批復》，載於2000年《司法文件選》第6期第46頁。
40、《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擾亂電信市場管理秩序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載於2000年《司法文件選》第7期第35頁。
41、《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農村合作基金會從業人員犯罪如何定性問題的批復》，載於2000年《司法文件選》第7期第38頁。
42、《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敲詐勒索罪數額認定標准問題的規定》，載於2000年《司法文件選》第7期第39頁。
43、《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以暴力、威脅方法阻礙事業編制人員依法執行行政職務是否對侵害人以妨害公務罪論處的批復》，載於2000年《司法文件選》第7期第44頁。
44、《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毒品案件定罪量刑標准有關問題的解釋》，載於2000年《司法文件選》第8期第33頁。
45、《全國法院審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載於2000年《刑事審判參考》。
46、《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對〈關於中國證監會主體認定的請示〉的答復函》，載於2000年《司法文件選》第8期第3頁。
47、《公安部關於對爆炸物品購買證有關問題的批復》，載於2000年《司法文件選》第8期第37頁。
48、《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破壞土地資源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載於2000年《司法文件選》第9期第40頁。
49、《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貪污、職務侵佔案件如何認定共同犯罪幾個問題的解釋》，載於2000年《司法文件選》第11期第31頁。
50、《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對索取法律不予保護的債務非法拘禁他人行為如何定罪量刑問題的解釋》，載於2000年《司法文件選》第11期第34頁。
51、《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退休後收受財物行為如何處理問題的批復》，載於2000年《司法文件選》第11期第35頁。
52、《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如何理解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條規定的「挪用本單位資金歸個人使用或者借貸給他人」問題的批復》，載於2000年《司法文件選》第11期第36頁。
53、《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偽造貨幣等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載於2000年《司法文件選》第11期第40頁。
54、《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未被公安機關正式錄用的人員、獄醫能否構成失職致使在押人員脫逃罪主題問題的批復》，載於2000年《司法文件選》第12期第15頁。
55、《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走私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載於2000年《司法文件選》第12期第24頁。
56、《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單位犯罪案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是否區分主犯、從犯問題的批復》，載於2001年《司法文件選》第1期第28頁。
57、《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對軍人非戰時逃離部隊的行為能否定罪處罰問題的批復》，載於2001年《司法文件選》第2期第49頁。
58、《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載於2001年《刑事審判參考》第2期第55頁。
59、《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於經濟犯罪案件追訴標準的規定》，載於2001年《刑事審判參考》第6期第48頁。
60、《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問題的解釋》，載於2001年《司法文件選》第3期第37頁。
61、《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搶劫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載於2001年《司法文件選》第3期第41頁。
62、《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破壞森林資源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問題若干問題的解釋》，載於2001年《司法文件選》第3期第43頁。
63、《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破壞野生動物資源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載於2001年《司法文件選》第4期第43頁。
64、《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對變賣、倒賣變造郵票行為如何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載於2001年《司法文件選》第4期第43頁。
65、《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載於2001年《司法文件選》第4期第43頁。
66、《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財產刑若干問題的規定》，載於2001年《司法文件選》第4期第47頁。

⑵ 刑法的解釋

刑法：掌握政權的統治階級，為了維護其階級利益和統治秩序，根據本階級的意志，以國家的名義頒布的，規定犯罪、刑事責任、刑罰的法律規范的總和。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在我國，狹義的指刑法典；廣義的指一切規定犯罪、刑事責任和刑罰的法律規范的總稱。
單行刑法：是指國家立法機關對刑法規定進行部分補充、修改或廢除部分刑法規定的單行規范性法律文件。
刑法體系：廣義的指刑法的各種淵源及其相互關系；狹義的指刑法典的組成和結構。

⑶ 刑法 司法解釋

1. 刑法司法解釋是指對刑法規范蘊含的闡述。刑法條文所具有的一定程度上的抽象性和穩定性，決定了刑法解釋在正確領會立法意圖、准確適用法律上的必要性。 
在刑法理論上，關於如何對刑法進行解釋，存在主觀解釋論與客觀解釋論之爭。
主觀解釋論認為，法律是立法者為社會一般人設計的行為規范，表達了立法者希望或不希望、允許或不允許人們從事什麼樣的行為的主觀願望，因而法律應該具有明確性。就刑法而言，刑法應以成文法的形式明確規定什麼行為是犯罪以及應受何種刑罰處罰。 
客觀解釋論認為，法律是社會的產物，法律解釋必須符合實際的社會生活。因此，所謂客觀，在詞義上是指客觀的社會現實的需要，以此對應於主觀解釋理論主張的立法者的主觀狀況。客觀解釋論者指出，法律並非死文字，而是具有生命的、隨時空因素的變化而變化的行為規范。

⑷ 刑法解釋是什麼

刑法的解釋是指對刑法規范含義的闡述。

刑法的解釋就是對刑法規范含義的闡述。只有正確了解刑法規范的真實含義，才能正確的加以適用。刑法規范之所以需要解釋。

主要是因為刑法條文具有的一定程度上的抽象性和穩定性，有的抽象用語具有多義性，難免使人們產生不同的理解，加之現實生活又是千姿百態和復雜多變的，為了統一理解，為了使抽象的法條適用於具體案件，使司法活動能夠跟上客觀情況的變化，就需要對刑法規范進行解釋。

文理解釋:

文理解釋，又稱為文義解釋或者平義解釋，是指對法律條文的字義，包括單詞、概念、術語以及標點符號，從文理上所作的解釋。

對於法律解釋來說，文理解釋是一種首選的解釋方法。在一般情況下，通過文理解釋可以獲得對於刑法條文的正確理解的，就不應當再採用其他解釋方法。

文理解釋依賴的是法律賴以表達的語言的日常意義。由於語言的文義具有多重性，因而有時需要在數個文義中根據立法精神加以選擇。

為了避免日常語言這種歧義性而引起對法律的誤解，在法律實踐中創設了專業語言，即所謂法言法語，這種專業語言是法律所特有的，例如刑法中的累犯、假釋等概念，對這種法律專業術語的解釋被認為是一種特殊文義解釋方法。

當然，在法律文本中，法言法語只是少數，大多數採用的是自然語言。由於自然語言的含糊性，因而文理解釋方法是有很大局限性的，正確的法律解釋還須藉助於論理解釋方法。

⑸ 《刑法》第八十七條司法解釋

法律分析：刑法第八十七條是關於犯罪追訴時效期限的規定，犯罪經過一定期限不再追訴。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第八十七條 犯罪經過下列期限不再追訴

（一）法定最高刑為不滿五年有期徒刑的，經過五年

（二）法定最高刑為五年以上不滿十年有期徒刑的，經過十年

（三）法定最高刑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經過十五年

（四）法定最高刑為無期徒刑、死刑的，經過二十年。如果二十年以後認為必須追訴的，須報請最高人民檢察院核准。

⑹ 刑法第二百一十五條司法解釋

法律分析：本條是關於非法製造、銷售非法製造的注冊商標標識罪及其刑罰的規定。

本條規定了兩種行為。第一是偽造、擅自製造他人注冊商標標識的行為。構成這一犯罪，行為人必須實施了偽造、擅自製造的行為。「偽造」是指按商標所有人的商標標識進行仿製的行為。標識本身就是假的。「擅自製造」主要是指商標印刷單位在與注冊商標所有人的商標印製合同規定的印數之外，又私自加印商標標識的行為。商標標識本身是真的。「商標標識」，是指在商品本身或者在商品的包裝上使用的附有文字、圖形或其組合所構成的商標圖案的物質實體。如商標紙、商標的包裝、裝演、服裝上的商標織帶等。第二是銷售偽造、擅自製造的注冊商標標識的行為。這里的「銷售」包括批發、零售，包括在內部銷售，也包括在市場上銷售。上述行為，必須達到情節嚴重的程度才構成犯罪。這是罪與非罪的重要界限。根據以往的司法實踐，「情節嚴重」一般是指經工商行政管理機關處罰又非法製造、銷售他人注冊商標標識的；非法製造、銷售已經注冊的人用葯品商標標識的及造成惡劣影響等情況。

對非法製造、銷售他人注冊商標標識的犯罪，本條規定了兩個處罰檔次：即對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並處或者單處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一十五條偽造、擅自製造他人注冊商標標識或者銷售偽造、擅自製造的注冊商標標識，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並處或者單處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⑺ 根據刑法司法解釋可分為哪幾類罪

根據解釋的效力不同刑法解釋可以分為立法解釋、司法解釋、學理解釋。學理解釋一般是指由學者或者其他個人及組織對法律規定所作的不具有法律拘束力的解釋。
【法律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條
為了懲罰犯罪，保護人民，根據憲法，結合我國同犯罪作斗爭的具體經驗及實際情況，制定本法。
第三條
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刑；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刑。
第五條
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

⑻ 刑法司法解釋2021

法律分析：刑法司法解釋2021是《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

法律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 第一章 管轄

第一條 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自訴案件包括：

(一)告訴才處理的案件：

侮辱、誹謗案(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條規定的，但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除外);

暴力干涉婚姻自由案(刑法第二百五十七條第一款規定的);

虐待案(刑法第二百六十條第一款規定的，但被害人沒有能力告訴或者因受到強制、威嚇無法告訴的除外);

侵佔案(刑法第二百七十條規定的)。

(二)人民檢察院沒有提起公訴，被害人有證據證明的輕微刑事案件：

故意傷害案(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條第一款規定的);

非法侵入住宅案(刑法第二百四十五條規定的);

侵犯通信自由案(刑法第二百五十二條規定的);

重婚案(刑法第二百五十八條規定的);

⑼ 刑法中的法律解釋

在刑法規范體系中，刑法司法解釋雖然不是一種具體的法律淵源(法律表現形式)，但是其指導刑事司法實踐的作用是巨大的。刑法司法解釋的大量出台，對於統一法律適用標准，澄清刑事司法中的模糊認識，無疑具有重要意義，其是否會對刑事法治的健康發展產生不利的影響？對此，在學界尚存諸多疑問：刑法司法解釋與刑法規范(即實定法規范)之間的關系如何？刑法司法解釋權是否會僭越刑法立法權？刑法司法解釋的范圍應如何界定？等等。現行刑法司法解釋體制為我國法治所認可，而其存在確實符合中國現今的法制現狀，因而目前關於刑法司法解釋的首要問題不是否定或者重新配置司法解釋權，而是如何完善刑法司法解釋體制，並將法治原則貫穿始終。刑法司法解釋權歸屬於「兩高」，自1981年6月10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通過《關於加強法律解釋工作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開始確立，因而刑法司法解釋權的合憲性不成問題；而如何行使這一權力，則必須以法治的視角予以認真審視。基於此，筆者認為，刑法司法解釋在制定過程中應堅持以下四條原則：

一、附屬性原則

所謂附屬性，就是刑法司法解釋的內容必須附屬於具體的刑法條文，刑法司法解釋的制定只能以現有刑法規范為惟一根據。這也可以看作是刑法司法解釋的一個特徵。刑法司法解釋的目的就是澄清刑法條文所承載的刑法規範本身的確切含義，是法律適用中的一種司法活動，因而不能創設新的罪刑規范，否則即屬於越權解釋。由於刑法司法解釋與刑法規范之間具有附屬與被附屬的關系，而不具有任何獨立性可言，因而某一刑法司法解釋的內容必須與特定刑法條文建立依附關系。

二、謙抑性原則

所謂謙抑性，是指刑法司法解釋制定的前提必須是當刑法具體條文已經出現嚴重歧義，或者需要制定刑法司法解釋來統一法律尺度時。在制定刑法司法解釋過程中保持一種謙抑的精神，一方面要求制定機關應當在自己的許可權內來進行解釋，不能超出法律本身設定新的規范，另一方面要求制定機關嚴格出台刑法司法解釋的程序，對刑事司法實踐中存在較大爭議、具有普遍性的法律適用問題進行解釋。反之，對於已經為刑法基本理論所公認，為司法實務所認同的問題，或者雖有爭議但是根據現有理論容易形成共識的問題，或者純粹屬於事實認定的問題，則沒有必要單獨制定司法解釋。例如「兩高」《關於對軍人非戰時逃離部隊的行為能否定罪處罰問題的批復》的內容，完全可以從刑法典第四百三十五條的規定邏輯地推出，因為該條第二款已經明確地表述：「戰時犯前款罪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自然該條第一款即應指非戰時的情形。顯然該批復實質上只是重復了刑法的規定。

三、明確性原則

所謂明確性，是指刑法司法解釋應當語義明確，邏輯清晰，將被解釋對象的含義能夠准確、無歧義地表達出來。刑法司法解釋的目的就是要澄清刑法條文所承載的刑法規范的確切含義；語義含糊、邏輯不清的解釋內容顯然與刑法司法解釋的目的相違背。將明確性作為一條刑法司法解釋的原則，其價值自不待言；然而如何貫徹，確實並非易事，這主要涉及到制定刑法司法解釋的技術問題。目前關於刑法司法解釋的批評意見也多集中於某些解釋內容表述中的不確切問題。例如，《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行為人不明知是不滿十四周歲的幼女雙方自願發生性關系是否構成強奸罪問題的批復》中後半句「行為人確實不知對方是不滿十四周歲的幼女，雙方自願發生性關系，未造成嚴重後果，情節顯著輕微的，不認為是犯罪」，其表述就易產生歧義：如果造成嚴重後果，或者情節超出「顯著輕微」程度的，是不是就可以適用刑法典第二百三十六條第二款以姦淫幼女型強奸追究刑事責任？顯然不能，但是如此表述卻很可能導致不必要的誤解。為保證刑法司法解釋的明確性，在努力提高制定解釋的技術水平的同時，應當盡可能開展較為廣泛的制定前的咨詢活動，以便集思廣益，避免可能存在的語義不確切等問題。

四、客觀解釋原則

所謂客觀解釋原則，是指制定刑法司法解釋時應以被解釋的刑法條文的客觀含義為准，即將刑法條文現時的客觀意思作為理解刑法的根據。客觀解釋相對於主觀解釋而言，兩種解釋論爭訟已久，在不同國家的司法實踐中亦各領風騷。採取何種解釋論，必須與本國的立法體制、立法現狀相照應，脫離本國立法實際進行選擇則缺少說服力。在我國，刑法立法過程中並沒有一個全面的立法說明(草案說明的作用十分有限)，探尋立法原意所依據的載體並不存在，因而堅持追求立法原意作為解釋根據的主觀解釋論，其解釋的根據及結論即難以讓人信服。堅持客觀解釋原則，就要求制定刑法司法解釋應當以被解釋的刑法條文現時的一般含義為基本出發點，而不宜去推知立法者立法時的主觀心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