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民法典119條
⑴ 德國民法典的概說
《法國民法典》(拿破崙民法典)公布之後,立即風靡於當時的歐洲的大部分。歐洲許多國家都接受它的影響,或者直接採用它作為自己的民法典,或者以它為模式制定自己的民法典。在幾乎一百年的長時間里,歐洲竟沒有出現一部足以與《法國民法典》匹敵的民法典。這種情況,直到《德國民法典》的出現才得到改變。
《德國民法典》與《法國民法典》在民法的發展史上的地位,各有千秋。在開創近代民法歷史、為資本主義社會開辟道路一點,德國民法典無法與法國民法典相比,但是在其他一些方面,德國民法典確有勝過法國民法典的地方。有的比較法學家將由法國民法典形成的法系稱為「羅馬法系」,將由德國民法典形成的法系稱為「德意志法系」(例如德國法學家K·茨威格特與H.克茨合著的《私法領域里的比較法導論》一書),從而使德國民法典取得了與法國民法典並肩而立的地位。
在歷史地位與在社會經濟發展方面的作用,以及思想精神方面,德國民法典是無法與法國民法典比擬的。法國民法典是一部革命性的法典,開創了一個時代,是公認的典型的資本主義初期的法典,是資產階級戰勝封建階級的勝利成果。而德國民法典則是一部保守的、甚至守舊的法典。德國民法典的產生正在自由資本主義走向壟斷資本主義時代,可是它並沒有表現出這個時代的特色(這些問題,本文將在下面詳論)。對於德國本國說,德國民法典只完成了一個任務——統一德意志帝國的私法,並未能把德國社會向前推進。不過德國民法典較法國民法典遲出一百年,它在一百年來法典編纂與法學(特別民法學)學術發展所積累的經驗與成就的基礎上,在法典編纂技術與民法學發展兩方面,較法國民法典有顯著的進步。這是我們研究兩部法典時應該注意的。這兩部法典各從不同方面對法學作出貢獻,並得到本國人民的愛戴和各國法學家的稱贊。因此兩個法典都成為壽命很長的法學傑作。
從我們中國人來說,德國民法典與我們的關系,遠較法國民法典為密切。從民國初年直到現在,中國(包括現在的台灣)的民法一直受德國民法典的影響。中國的民法學者,從德國民法吸收的營養,也遠較從法國民法得到的多。在中國,對德國民法典的研究,也勝過對法國民法典的研究(這從中國法學刊物上的論文和譯文可以看出)。當然,我們絕對不應該對法國民法典有絲毫的忽視,特別對它所建立的自由解放的精神應該加深認識,不過就發展中國民法學的研究、建立中國的民法體系說,我們必須著重去研究德國民法典。
《德國民法典》,在它的本國的名稱就是《民法典》(Buergerliches Gesetzbuch,簡寫BGB)[1]。它不像法國民法典那樣,稱為《法國人的民法典》,更沒有像《拿破崙法典》那樣輝煌的名稱。因此雖然德國的國體和國名幾經改變,這部《民法典》在它本國的名稱一直未變。不過我們對它的名稱則從德意志帝國民法典、德意志共和國民法典而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民法典,簡稱為德國民法典。一百年來,法典的內容當然有很大的變化,不過也同法國民法典一樣,其外貌並無根本性的改變。本節對德國民法典的研究,仍限於原來的情況,不及於後來的修改。
⑵ 德國民法典共有多少條
德國民法典共有復五編,總計制2385條。
德國民法典是德意志帝國於1900年1月1日施行的民法法典,全稱為Bürgerliches Gesetzbuch(簡稱BGB),是大陸法系中最重要的民法典之一。法典共有五編,分別為總則(Allgemeiner Teil)、債務關系法(Recht der Schuldverhältnisse)、物權法(Sachenrecht)、家族法(Familienrecht)和繼承法(Erbrecht)。該法典不同於法國民法典之處在於,將規定債權關系的條文移至物權法之前,反映了新型的債權法理念。該法典對於同時期制定的日本民法典也有著深遠的影響。
⑶ 現在婚姻法裡面夫妻之間什麼是共同財產,什麼財產不是
一、夫妻財產制
夫妻財產指的是婚姻關系存續期向夫妻婚前財產和婚後所得財產的所有權制度。包括財產的歸屬、使用、收益、處分以及債務的清償,離婚時財產的分割制度及內容。我國現行夫妻財產制是法定財產制與約定財產制相結合。
1、夫妻法定財產制
我國現行《婚姻法》第17條規定:「夫妻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下列財產,歸夫妻共同所有:(一)工資、獎金;(二)生產經營的收益;(三)知識產權的收益;(四)繼承或贈與所得的財產,但本法第十八條第3項規定的除外;(五)其他應當歸共同所有的財產。夫妻對共同所有的財產,有平等的處理權」。可見,我國的法定財產制是婚後所得共同制,它是指夫妻雙方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依法歸夫妻共同所有的財產。它具有的特徵:①夫妻共同財產的所有權必須是具有合法婚姻關系的夫妻雙方。無效婚姻、非法同居或通姦的男女不能作為夫妻共同財產的所有權人。②夫妻共同財產必須為夫妻關系存續期間一方或雙方所得的合法財產。夫妻的共同財產所有權開始於婚姻關系成立之日,消滅於夫妻關系終止之時。所以,除雙方另有約定或法律另有規定屬於個人特有財產以外,任何一方的合法所得均屬於夫妻共同財產的范圍。有一案例:張某與楊某結婚已11年,11年來,張某任勞任怨,將家務事全部攬到自己身上,一心幫扶丈夫的小說創作事業,故楊某在小說創作方面小有成就曾先後出版過三部長篇小說。不料,時至今日,楊某卻以性格不合為由起訴與張某離婚。對於離婚,張某也表示同意。但楊某又有一篇長篇小說已完稿,且正在與出版部門洽談出版事宜。張某認為其中同樣凝聚著她的心血,其著作權張某也應該分享。張某能否分享丈夫的著作權?筆者認為:「著作權」是指文學、藝術和科學作品的作者對作品所依法享有的專有權,包括署名權等人身方面的權利和取得稿酬等財產方面的權利。人身方面的權利只能由作者專有,妻子不能分享。但是根據我國婚姻法第十七條的規定,夫妻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知識產權收益,歸夫妻共同所有。妻子完全可以分享丈夫著作權中的財產權利。但是,由於該小說現在尚未出版,稿酬收益尚不確定,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處理財產分割問題若干具體意見》第十五條的規定:「離婚時一方尚未取得經濟利益的知識產權,歸一方所有。在分割夫妻共同財產時,可根據具體情況,對另一方適當照顧。」據此,張某同樣無權分享其財產權益,但在分割夫妻共同財產時,張某有權要求法院給予適當照顧。
夫妻對共同財產權的行使。夫妻共同財產的性質是共同共有,就是說夫妻雙方對共同財產平等地享有、佔有、使用、收益、處分的權利,任何一方不得以對方沒有收入或收入少等為借口妨礙甚至剝奪他方對共同財產享有的權利。這其中處分權是所有權中最重要的權能。如2001年《婚姻法》第十七條第二款規定:「夫妻對共同所有的財產,有平等的處理權」。對共享財產的處分雙方應當相互協商,意見統一後再進行,未經雙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擅自處理。有一案例:張男與李女1995年結婚,1997年生一女孩取名張靜(化名)。1999年男方在個體經營中認識了趙女後很快發展為情人關系。2000年張男為趙女花30萬元購一房產,房產證辦在趙女名下,2001年張男與趙女生一女取名張麗(化名)。2003年張男患病身亡,留下遺書表示將個人財產30萬元贈與趙女。李女清查其與張男的共同財產為150萬,在清查中發現了張男為趙女花30萬買的房產,李女於是起訴趙女要求其交出房產。而趙女和張麗起訴李女和張靜要求分割張男的遺產。筆者認為:首先,夫妻在處理共同財產方面的權利是平等的,其權利的行使應採用協商一致的原則,每個人在共有關系存續期間擅自處分共有財產是無效的。所以,張男與李女在婚姻存續期間的財產為夫妻共同財產,張男擅自為趙女購房系無效民事行為。這樣,兩人的共同財產的180萬元。但張男的死亡導致夫妻共同財產的解體分化,也就是說,這180萬元財產中有一半即90萬元是張男的,張男有權利遺囑處分個人財產,其意思表示真實且不損害任何人的利益,所以遺囑贈趙女30萬元合法有效。另外,張麗作為非婚生女應與婚生女一樣受法律保護,所以李女、張靜和張麗系同一順序的繼承人。
夫妻個人特有財產是指夫妻婚前個人享有的財產和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並依法應歸夫妻一方所有的財產。我國2001年婚姻法第一次明確規定夫妻個人特有財產制度,具有重要意義。這主要是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社會經濟的發展,家庭財產日益豐富,家庭財產關系和人們的價值觀念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因此夫妻財產關系出現多元化的趨勢,這與個人身份、生活、勞動不可分割的財產內容收益增多有一定的影響。設立夫妻個人特有財產制度,有利於維護夫妻合法的財產收益,進一步完善我國的家庭財產法律制度,另外,規定夫妻個人財產制,有利於在審判實踐中明確共同財產和個人財產的界限,在處理夫妻對財產權益爭議時,有法可依,提高審判質量和效益。根據2001年《婚姻法》第18條的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為夫妻一方的財產:(一)一方婚姻前財產。它是指夫妻一方在婚姻關系成立之前已經享有所有權的財產。即包括一方享有單獨所有權的財產,也包括與他人共同享有所有權的財產。(二)一方因身體受到傷害獲得的醫療費、殘疾人和生活補助費等費用;這裡面指的是夫妻一方依據《民法通則》第119條的規定,當身體受到傷害時,侵害人應當賠償的醫療費、殘廢者生活補助費,這些費用與個人的人身密不可分,應當歸受到侵害的個人享有。(三)遺囑或贈與合同中確定只歸夫或妻一方所有,應當嚴格執行遺囑,認定財產歸一方所有。如果贈與人在贈與合同中指明將財產贈與給夫或妻一方,同所贈與的財產就應當屬於夫或妻一方所有。據資料載:2000年12月鄭某(男)與秦某結婚。婚後鄭某的姑姑送給鄭某一架鋼琴。但鄭某不喜歡音樂,從來未動過鋼琴。秦某經常彈奏鋼琴。秦某認為丈夫缺少情趣、不懂得生活。而鄭某認為秦某太現代,不是理想中的妻子。雙方最終協議離婚。對離婚及其他財產的處理均無爭議,但雙方對結婚之一後鄭某姑姑送給鄭某的價值一萬元的鋼琴歸屬產生分歧。秦某認為這架鋼琴盡管是鄭某姑姑給鄭某的,但是在婚後給的,所以應視為夫妻共同財產平等分割。鄭某認為盡管鋼琴是在婚後取得的,但是鋼琴是姑姑贈與自己的,所以應屬個人財產,秦某無權分割。筆者認為:根據《婚姻法》的規定,夫妻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歸夫妻共同所有,並界定了共同財產的范疇,包括一方或雙方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接受贈與的財產。當然如果贈與人在贈與合同中明確表示只歸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財產,就應歸一方所有。本案鄭某的姑姑未明確將鋼琴只是贈與鄭某,所以鋼琴應視為夫妻共同財產。根據《婚姻法》規定,在分割財產時,應根據財產的具體情況和有利於生產及生活的原則,鋼琴歸秦某所有較為妥當。當然秦某應給予鄭某一定價值的補償。(四)一方專用的生活用品,好衣物、帽、化妝品等,但貴重金銀首飾不屬於生活用品,不是一方特有的財產。(五)其他應當歸一方的財產是指比如一方獲得的有紀念意義的獎章、獎品等。
2、夫妻約定財產制
夫妻約定財產制是指法律允許雙方以協議之方式,對夫妻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所有權的歸屬、使用、收益和處分的事項作出的約定,以排除法定共同財產制適用的制度。隨著我國改革開放及社會的發展,人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日趨提高,公民財產的日益豐富,夫妻要求用文件形式處理雙方財產是很正常的,另一方面,隨著婚姻問題上的封建觀念不斷破除,離婚不再是悲劇,也不是醜事,離婚案逐漸增多,再婚夫妻特別是老年人再婚也隨之增加。據資料提供:再婚夫妻進行財產約定的約占現有約定財產制夫妻比例的29%,涉外婚姻和港澳台婚姻也不斷增多,法律允許夫妻對財產問題進行約定,可以照顧到這方面的各種復雜情況。有利於保護這部分婚姻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根據我國2001年《婚姻法》第19條規定:「夫妻可以約定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以及婚前財產歸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案例:畢某(男)與劉某婚後第三年下崗。畢某向朋友楊某借款三萬元開始做服裝生意。由於不了解市場行情,畢某的生意難有進展。2001年10月之後,畢某的經營處於虧損狀態。劉某開始擔心風險太大,遂於2002年1月與丈夫約定,畢某的生意與家庭無關。家庭的共同存款6萬元全由劉某掌握。之後,畢某的服裝全部積壓,資金難以回收。楊某多次上門催畢某還款,但畢某都說無力償還。後楊某聽說劉某有6萬元存款,因此再度提出還款一事。但畢某告知楊某自己與妻子有約定,自己的經營與妻子無關。楊某在協議無望的情況下,訴至法院要求畢某夫妻以共同財產承擔還款責任。筆者認為:只要夫妻雙方的約定符合我國法律規定就具有法律效力。但《婚姻法》第19條同時規定:夫妻對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約定歸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對外所負的債務,第三人知道該約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財產清償。夫妻就財產關系進行約定後,即對雙方當事人及第三人發生法律約束力。首先,對夫妻雙方發生法律約束力,這是對內效力。其次,根據公平原則,為保護第三人的利益和維護交易安全,夫妻財產約定須為第三人所明知或經公證的,才能發生對外效力。也即第三人知道夫妻財產各自所有的約定,該約定對第三人具有法律效力。如果第三人對夫妻財產約定的不知情,該約定的效力不能及於第三人。也即債務不能由夫妻一方承擔,而是由雙方承擔。本案中畢某與劉某的財產約定從表面上符合法律規定,但為規避經營中的風險,進行了財產約定,顯然對第三人即債權人楊某是極不公平的。因此這一財產約定對楊某不具有法律效力。根據《民法通則》及《婚姻法》的有關規定,畢某所欠債務,應以其家庭財產承擔清償責任。
二、夫妻間相互扶養的權利和義務
我國2001年《婚姻法》第20條規定:夫妻有互相扶養的義務。一方不履行扶養義務時,需要扶養的一方,有要求對方付給扶養費的權利。夫妻相互扶養義務是法定的,具有法律強制性,無論就財產的歸屬作出怎樣的規定,都不能免除扶養義務。夫妻之間的扶養義務是相互的,一方不履行扶養義務時,需要扶養的另一方,有權經過調解或訴訟程序,要求對方履行義務。對拒絕履行扶養義務情節惡劣的,應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各國法律均明確規定夫妻有相互扶養的義務。1900年《德國民法典》規定:夫應依其社會地位、財產及收益能力扶養其妻。如夫不能扶養自已者,妻應依夫妻負有相互扶養的義務,按其財產及收益能力給予夫社會地位相當的扶養。《瑞士民法典》第159條規定:兩配偶須相互協力,保持共同生活之幸福……並為扶助之義務。東歐國家的婚姻家庭法典,除規定夫妻之間有相互扶養的義務外,還規定夫妻一方不履行其義務時,他方有要求對方給付扶養費的權利,以保證夫妻扶養義務的實現。可見,在配偶相互扶養上,各國的立法都是一致的。
三、夫妻遺產繼承權
夫妻相互享有繼承權是以夫妻身份關系為前提的,一種財產權利,是夫妻雙方在婚姻關系、家庭關系中地位平等的一個重要標志。在我國封建社會,長期以來實行「父死子繼」的繼承製度,妻在繼承問題上處於無權地位。在明、清律條規定:婦人之無子守志者,合承夫份。須憑族長擇昭穆相當之人繼嗣。其改嫁者,夫家財產及原有妝奩,並以前夫之家為主。新中國成立後,1950年《婚姻法》確立了男女平等原則,在繼承問題上,徹底改變了以男子為中心的宗法繼承製度,在法律上賦予女子與男子同等順序繼承權。1985年通過繼承法將配偶與子女,羅列為第一順序繼承人。1984年婚姻法和2001年修改後的繼承法均明確規定,夫妻有相互繼承遺產的權利。法定繼承人的范圍,受到嚴格的法律限制。其立法的依據是血緣關系、婚姻關系、扶養關系。世界各國對法定繼承范圍的界定均是建立在血緣關系與婚姻關系基礎上的。現代世界的立法趨勢開始突破完全以血緣關系與婚姻關系作為確定法定繼承人范圍的傳統框架,開始將扶養作為確定繼承人范圍的重要依據之一。我國《繼承法》第30條規定:夫妻一方死亡後,另一方再婚的,有權處分所繼承的財產,任何人不得干涉。根據該規定,離婚婦女有帶產再嫁的權利。「倒插門」的女婿在妻子死亡後有帶產再婚的權利。據資料提供:王某(女)再婚老伴去世不久就因繼承問題和繼子女鬧矛盾。老伴和她再婚後從單位購得一套房改房,繼子女以有父親的遺囑贈與他們為由,要求她退出房子。老人說,自己十年前和一位姓張的老人再婚。她有一個兒子,張老頭有一子一女,在他們再婚時都成年了。再婚後,她一直盡心照顧老伴,兩人的晚年生活有滋有味;她和繼子女們的關系也一直很好。在此期間,她老伴的單位房改,他們購買了一套90平方米的房子。老伴退休後,每月的退休金可觀,生活很富足。但不久前,老伴因病不治,由此引發了房產糾紛。老人的繼子女找到老人,說他們的父親留有遺囑,父親死後,單位房改的房子歸他們所有。繼子女還以此為由,要求老人搬出現在住的房子到她自己的兒子處居住,房子由他們繼承。筆者觀點:如果按照法定繼承,對於死者的遺產,老人將先分得一半,然後再和其他繼承人分剩餘的一半,這顯然對老人是有利的。但如果死者生前有遺囑,並將房產全部贈與他人,這份遺囑也是部分有效的。因為,這份房產是夫妻共同財產,死者只能處分他所有的部分,而不能將老人擁有的部分贈與他人。因此,老人的繼子女要求老人的搬出房子於法無據。
近代資本主義國家在夫妻遺產繼承權上丈夫優於妻子。現代資本主義國家大多承認了夫妻平等的繼承權。以配偶是否有繼承權為標准可以分為兩種立法主義:一是將配偶作為獨立順序的法定繼承人;二是將配偶作為隨從繼承人,與法定繼承人共同參與繼承,按法定比例分配遺產。以配偶繼承權的內容為標准可以分為2種立法主義;一是配偶享有遺產的所有權;二是享有遺產的用益物權或債權,以滿足生存方的生活需要。依據我國婚姻法和繼承法的有關規定,我國夫妻遺產繼承權採取了獨立順序的立法主義和取得遺產所有權主義。
⑷ 被稱作「歐洲民法雙璧」的德法民法典,有什麼特殊魅力
一、歐陸法律的經典:法、德兩國民法典
《德國民法典》是德意志帝國從19世紀末期開始研究編纂,最終於1900年1月1日確定施行的民法法典。該法典還與我們熟知的《法國民法典》一道被稱為“歐陸法系中最重要的兩部法典”。德國民法既繼承了羅馬法的傳統,同時又結合了日耳曼部落的習慣法,是一部綜合性很強的法典。
魏瑪共和國時期進行投票選舉的民眾
文史君說:
法、德兩國的民法典是大陸法系的兩大支柱和源流,對後世形成的《日本民法典》和《中華民國民法》等一些國家的民法立法都有著充足的影響。值得一提的是,《法國民法典》還是歐洲首部保護猶太人平等權利的法律。同樣,即便在後來經歷了德意志帝國時期的淬煉和納粹統治時期的扭曲。《德國民法典》也一直順利延續到了今日。兩部法典內容和風格之干散流暢,條文術語之詳略得當,可以說處處閃耀著人類智慧的光輝!
⑸ 論合同責任的歸責原則
違約責任,又稱為違反合同的民事責任,是指合同當事人不履行合同義務或者履行合同義務不符合約定所應承擔的採取補救措施、賠償損失、支付違約金等民事責任。違約責任制度在合同法中居於十分重要的地位。合同當事人的意志之所以能夠產生法律拘束力是以違約責任制度的存在為前提的。正是因為有違約責任的強制性作為保障,當事人的合意才能夠象一把「法鎖」一樣拘束他們自己。①本文擬就我國《合同法》中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等問題作簡要的分析和論述。
一、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概述
違約責任中的歸責是指合同當事人因不履行或不適當履行合同債務的行為發生以後,應依何種根據使其承擔責任。此種根據具體體現了法律的價值判斷。例如,針對已經發生的行為,法律是以當事人的過錯,還是以已經發生的違約後果作為判斷標准,明確認定違約當事人應當承擔的責任。該種明確責任的過程,即責任的判斷過程,就是違約責任的歸責過程。在歸責過程中必須遵循的、正確認定責任的一定的法律原則,即是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因此,所謂歸責原則,乃是確定違約當事人的民事責任的法律原則。②各國立法對合同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主要有過錯責任原則和嚴格責任原則。
合同法中的過錯責任原則,是指合同當事人違反合同約定的義務,不履行或不適當履行合同時,以當事人主觀上有無過錯作為確定責任的要件和確定責任范圍的依據。過錯責任原則最初產生於羅馬法。公元前287年,羅馬平民會議通過了保民官阿奎利烏斯提交的一項法案,即《阿奎利亞法》。這部法典中,明確規定了過錯責任的內容,確定了「對偶然事件誰也不負責任」和「無過錯則不受處罰」等原則。此後,在《阿奎利亞法》規定的基礎上,通過法學家的學術解釋和裁判官的判例,羅馬法形成了較為系統和完備的主觀歸責體系。③大陸法系國家較多採用過錯責任原則作為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如1900年的《德國民法典》規定「債務人如無其他規定,應就其故意或過失的行為負責任」。
合同法中的嚴格責任原則,是指違約發生後,確定違約當事人的責任,不考慮當事人有無過錯,即不考慮當事人主觀上有無過錯或過失,而是只考慮違約後果是否因當事人的行為造成的一種歸責原則,其特點在於不考慮違約當事人的主觀狀態,只要當事人的違約行為與違約後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違約責任即告成立。嚴格責任原則多為英美法系國家採用。如美國《合同法重述》第2版第260(2)規定,「如果合同的履行義務已經到期,任何不履行都構成違約」。
實踐中,不同的歸責原則的確定,對違約責任制度的內容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具體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直接決定著違約責任的構成要件。根據過錯責任原則,當事人主觀上的過錯是違約責任的一般構成要件;嚴格責任原則則一般不以當事人的主觀有過錯為責任構成要件,盡管在某些情形下過錯並不是在違約責任的歸責中絕對不能考慮的因素。
第二,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決定著舉證責任的負擔和內容。通常情況下,採用過錯責任原則的國家和地區的合同中,以違約當事人有過錯為責任要件,即所謂有過錯即有責任,無過錯即無責任。但在訴訟中,為保護非違約方的利益,減輕其過錯舉證負擔,一般都採用過錯推定的方式,即不要求非違約方舉證證明違約方有過錯,而是在查明違約事實時,即推定違約方有過錯,使其承擔違約責任。同時,允許違約方就自己無過錯舉證,如果違約方能夠證明自己對於違約沒有過錯,即可獲得免責。採用嚴格責任原則的國家和地區的合同法中,由於不以過錯為責任構成要件,違約方則無必要證明自己沒有過錯。
如上所述,一般認為大陸法系國家和英美法系國家分別採用過錯責任原則和嚴格責任原則作為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但是,實踐中,該兩類原則在各個國家和地區並非是相互排斥的。隨著世界各國和地區經濟交往的日益密切,交易關系的日益多樣,造成違約發生的原因及違約所致的後果日益復雜,違約責任歸責原則已呈現從單一化向多元化發展的趨勢,以能夠更好地體現法律公平、正義的價值目標,保護合同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維護社會的經濟秩序。
二、我國《合同法》中違約責任歸責原則的有關規定
根據《合同法》第107條規定,即「當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義務或者履行合同義務符合約定的,應當承擔繼續履行、採取補救措施或者賠償損失等違約責任」,我國對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適用嚴格責任原則,這一原則的確立有著一定的發展過程。
眾所周知,最早制定的《經濟合同法》關於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採用的是過錯責任原則,即「由於當事人一方的過錯,造成經濟合同不能履行或者不能完全履行,由有過錯的一方承擔違約責任」。後來制定的《民法通則》、《涉外經濟合同法》、《技術合同法》對此有所發展,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採用了嚴格責任原則,如《民法通則》第111條規定:「當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義務或者履行合同義務不符合約定條件的,另一方有權要求履行或者採取補救措施,並有權要求賠償損失」,《涉外經濟合同法》、《技術合同法》也都是這樣規定的。鑒於此,新《合同法》為統一立法和實踐的不同理解和做法明確規定違約責任的歸責採用嚴格責任原則,理由如下:
第一,適用嚴格責任原則,違約責任的構成僅以當事人不履行或不適當履行合同約定的義務為要件,違約方免責的可能性在於證明有免責事由的存在。因此,在訴訟中,非違約方只須證明違約方未履行合同義務的事實,違約方如無證據證明有免責事由,則應依法承擔違約責任,由於不履行和免責事由均屬於客觀存在的事實,其存在與否的證明與判斷相對來說比較容易,因此可以方便裁判,有利於訴訟。
第二,嚴格責任原則之下,有違約行為就有違約責任,有利於促使當事人嚴肅對待合同,維護合同的嚴肅性,並防止在過錯責任原則下違約方尋求無過錯以逃脫責任的現象,增強當事人的責任心。
第三,嚴格責任原則更符合違約責任的本質。侵權行為和違約行為的發生有著顯著的區別。侵權責任一般發生在不存在直接聯系的當事人之間,法律上要求侵權行為人承擔責任就不應僅以損害發生為前提,在損害事實之外還應該另有理由,即可歸責性。過錯就是侵權責任的可歸責性,只有對造成的損害按照過錯責任原則追究責任,才不至於不適當限制人們的行為,從而有利於社會的發展。與侵權責任不同的是,違約責任是由合同義務轉化而來的,本質上是出於當事人雙方約定,這本身就使違約責任具有了充分的合理性和說服力。因此,合同責任理應嚴格。④
第四,符合國際上合同法發展的趨勢。英美法系國家一向以嚴格責任作為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大陸法系的一些國家,如德國也從過錯責任向嚴格責任原則發展。《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公約》對違約責任同樣採用嚴格責任原則,作為參加國,該公約已對我國生效。最近幾年公布的由英美法系國家和大陸法系國家法學家共同參與擬訂的《國際商事合同通則》和《歐洲合同法原則》也都採用了嚴格責任原則。因此,我國《合同法》採用嚴格責任原則,既與我國參加的國際公約接軌,也符合國際合同立法的要求。
應當注意的是,《合同法》對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原則上適用嚴格責任,但在《合同法》的分則中對某些特殊的情況則規定適用過錯責任原則,如《合同法》第189條、第191條、第222條、第265條、第303條、第320條、第374條、第394條、第406條關於贈與合同、租賃合同、承攬合同、運輸合同、保管合同、倉儲合同、委託合同等的規定。上述例外並未改變嚴格責任原則在我國《合同法》中的主導地位。
綜上所述,我國《合同法》關於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已經形成了以嚴格責任原則為主,過錯責任原則為輔的多元化的科學歸責體系,既符合國際合立法的發展趨勢,也更好地適應了保護合同當事人合法權益,維護社會經濟秩序的立法目的。
三、違約責任的免責事由
所謂免責事由,是指免除違反合同的債務人承擔違約責任的原則和理由。免責事由總是與一定的歸責原則和責任構成要件聯系在一起,它以既定的歸責原則和責任構成要件為前提。由於免責事由的成立足以推翻根據責任構成要件所作出的責任成立的判斷,所以,它實際上是對歸責事由和責任構成要件適用的否定。⑤因此,對免責事由的限定是違約責任歸責過程中一個主要的問題。
一般來說,免責事由可分為法定的免責事由和約定的免責事由。法定的免責事由是由法律直接規定,不需要當事人約定即可援用的免責情形,包括一般的法定免責事由和特別的法定免責事由。前者是指具有普遍適用性的不可抗力,即不能預見、不能避免並不能克服的客觀情況;後者是指法律特別規定的其他免責事由。關於特別的法定免責事由,我國《合同法》的主要規定有:第311條規定,「承運人對運輸過程中貨物有毀損、滅失承擔損害賠償責任,但承運人證明貨物的毀損、滅失是因不可抗力、貨物本身的自然性質或者合理損耗以及托運人、收貨人的過錯造成的,不承擔損害賠償責任」;第394條第2款規定,「因倉儲物的性質,包裝不符合約定或者超過有效儲存期造成倉儲物變質、損壞的,保管人不承擔損害賠償責任」;第119條規定,「當事人一方違約後,對方應當採取適當措施防止損失的擴大;沒有採取適當措施致使損失擴大的,不得就擴大的損失要求賠償」。約定的免責事由是指當事人在合同中約定的免除責任的情形,這種約定稱為免責條款。原則上說,雙方當事人的約定不存在無效事由時,應承認其效力。但是,免責條款不得違反法律的強制性規定和社會公共利益,否則無效。我國《合同法》第53條規定,合同中造成對方人身傷害和因故意或者重大過失造成對方財產損失的免責條款無效。第40條規定,提供格式條款一方免除其責任、加重對方責任、排除對方權利的免責條款無效。
應該說,我國《合同法》對免責事由的規定已形成體系,但並不能說完善,典型的如沒有規定合同目的落空的免責事由⑥,這些都有待於在今後的立法和司法實踐中加以探索和研究。
⑹ 民法典的德國民法典
《德國民法典》是19世紀末資本主義由自由資本主義階段向壟斷資本主義階段過渡時期的時代產物。其因適應壟斷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需要,在貫徹資產階級民法基本原則方面有所變化。如:絕對所有權有所限制;契約自由原則含義與法國民法典的「一經有效成立就不能隨意變動必須履行」不同,其分離了契約的成立與契約履行,契約有效並不等於或必然履行等。但其依然肯定了公民私有財產權不受限制、契約自由、以及過失責任等這些資產階級民法的基本原則。
德國民法典在立法模式、文字語言、結構方面各有其特殊性。
《法國民法典》文字語言既簡潔明晰,又通俗易懂,讓一般人理解起來毫無困難。體現了立法者的法律平民化的理念。在法典的總體結構上,是以國法大全之《法學階梯》人、物、訴訟三編制為基礎,構建了人、財產以及所有權的各種變更、取得財產的各種方式三編制的體例。
《德國民法典》在語言上力求用抽象化、概念化的專門術語進行表述。對事實構成的表述採取了抽象的——概括式的表達方式。其構成體現了邏輯推理和體系化的思想。具有鮮明的德意志民族哲理思辨的特點。
《德國民法典》在結構上採取了五編制體系,與法國民法典最大的不同就是:為了避免重復和促進體系化,其採用將適用於多個領域的共同性規定放在特殊規定之前的邏輯結構,從而形成各級法律規范的「總則篇」。
⑺ 德國民法典的介紹
《德國民法典》(德國民法典),是德意志帝國在德國(丙申年)制定的民法典。1900年1月1日施行,以後為德意志共和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繼續適用,現在仍然有效。這是繼《法國民法典》之後,大陸法系國家第二部重要的民法典。它繼承羅馬法的傳統,結合日耳曼法的一些習慣,並根據19世紀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新情況而制定,因而在內容上超出了自由資本主義時期法律原則的范圍,在一定程度上適應了壟斷資本主義時期的需要。但它在某些地方仍保留了德國容克地主經濟的特點。
⑻ 行人過馬路應該以什麼為准啊是機動車指示燈,還是非機動車指示燈,那麼什麼是非機動車指示燈
非機動車指示燈 昨天下午,解放路勝利路口至軒亭口的道路上,施工人員在寒風中忙碌著。他們擦除地上原有的標線,然後劃上新線。路邊的市民看到,機動車道上多出了兩條虛線,非機動車道的標線稍往人行道「靠了靠」。從今天開始,這一路段由原先的雙向兩車道調整為雙向四車道,並增設護欄隔離機動車道和非機動車道。調整後,該路段不再允許臨時停車。 =Z+^n ?"
這是市交警支隊將市區主要道路調整為雙向四車道方案的一個試點。如果試點效果較好,整條解放路和市區其他有條件改為雙向四車道的主幹道也將分步實施車道調整。 n{Qy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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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紹興所謂的「調整」就是縮減非機動車道寬度!有關部門,你們想過嗎?現在的非機動車道不僅僅只是原來的「自行車道」了,自行車要走,電瓶車要走,三輪車也要走,公交車停靠也要佔用……還有許多無良司機把四輪車停在上面!!!這樣的寬度,夠嗎??這種拆東牆補西牆的做法,不要也罷
⑼ 德國民法典的內容
前面說過,德國民法典比法國民法典遲了將近百年,在法典編纂與民法學方面都有相當豐富的經驗和深厚的基礎足資利用,它在內容上有很大的進步與發展,是當然的,也是應該的。
從前面關於分編的敘述可知,德國民法典分為五編,確實比法國民法典合理得多。這種編制也就使德國民法典的整個內容要更具條理。對於法國民法典第三編的那些批評(說該編是大雜燴,見本文第二節),絕不會施之於德國民法典。其次,德國民法典的內容比法國民法典充實得多,這是時代進步的當然結果。一些在法國民法典中極其簡略的規定,在德國民法典中都發展成為體系嚴密的整套規定。即如關於無因管理與不當得利,法國民法典沿襲羅馬法,只規定了包括管理他人事務與非債清償兩種情形的11個條文,而且不適當地稱之為「准契約」(第1371—1381條)。德國民法典將無因管理與不當得利各規定為一節,各有11條(第677—678條,第812—822條)。各設有定義規定、原則規定與特殊情形。又如侵權行為,法國民法典僅有5條(第1382—1386條)德國民法典有31條之多(第823—853條),而且創設了違反以保護他人為目的之法規的行為(第823條第2款)與故意以違背善良風俗的方法加損害於他人的行為(第826條)均屬侵權行為的規定。只舉這兩點,就可見德國民法典內容充實之一斑。
德國民法典中有些規定是法國民法典中完全沒有的。這些幾乎都是社會經濟發達與潘德克頓法學發展的結果。例如法人制度完全是法國民法典沒有的。又如代理制度。在法國民法典中,代理不成為一個獨立的制度,與委任混淆不分。德國民法將代理與委任分開,而且從性質上加以區分。德國民法典債編中規定了債務約束及債務承認、指示證券、無記名證券,並從而建立了一套「抽象法律行為」的理論和制度。德國民法典不承認法國民法典中的「原因」(第1131條),而承認「無因債務」。
德國民法典採用了許多法國民法典所沒有的概念,如「權利能力」、「行為能力」。最重要的是「法律行為」這一概念。法律行為是對民法中許多行為的高度概括,是民法總則的核心。法律行為的要素是意思表示,意思表示也是德國民法典首先採用的。意思表示理論為近代民法的個人意思自治原則樹立了牢固的基礎(在各種法律事實中突出個人意思的地位,這正是近代民法的特點)。法國民法典只就合同講錯誤、詐欺等問題,德國民法典則就意思表示講這些問題。這是一個重要的發展[22]。
有的問題,德國民法典與法國民法典的規定很不相同。例如在買賣、贈與等行為中,物的所有權的移轉,法國民法典實行意思主義,規定所有權在合意成立時移轉(第1583條、第938條)。德國民法典實行表示主義,規定所有權在交付或登記時移轉(第873條、第929條)。這種不同以後成為大陸法系中德法系與法法系的差異。
法國民法典的時代是資本主義的初期,德國民法典出現時,資本主義已在向壟斷階段過渡,工業已高度發達。這種情況對兩個法典關於所有權的規定有顯著的影響。法國民法典第544條規定:「所有權是對於物有絕對無限制地使用、收益及處分的權利,但法令所禁止的使用不在此限。」這里對所有權的限制只有一點,即「法令所禁止的使用」。到德國民法典,對所有權的限制增加了許多。第903條規定:「物之所有人在違反法律或第三人權利之范圍內,得自由處分其物,並得排除他人對物之一切干涉。」這兩條的不同表示所有權絕對原則(民法三大原則之一)在這一百年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至於德國民法典第904條、905條、906條,都規定的是對所有權的限制。像第905條和第906條顯然是保護日益發達的產業資本家和大企業家的利益。
德國民法典對契約自由(合同自由)原則作出一些限制。第310條至第313條規定某種約定無效或應經裁判上或公證上的認證,就是一例。又如第315條、第319條、第343條都限制個人意思,加強了法院對個人意思的干預。第393條規定對於因故意為侵權行為所生的債權,不得主張抵銷。這也是對個人意思的限制,是法國民法典所沒有的。德國民法典較之法國民法典擴大了契約及於第三人的效力。法國民法典於第1165條明文規定「契約僅於締約當事人間發生效力。」德國民法典專門規定了一節《向第三人給付的約定》,這當然是適應發展了的經濟的需要。
德國民法典的一大特點是規定了一些「一般條款」(Generalkausel)。所謂一般條款是一種抽象的原則性的規定,與那些規定具體情況的條文顯然不同,因為法官可以把一般條款用到各種具體案件去以解決他要解決的問題。最著名的是關於誠實信用的規定。德國民法典有兩個條文規定了誠信原則。一是第157條規定:「契約應依誠實信用的原則及一般交易上的習慣解釋之。」另一是第242條:「債務人須依誠實與信用並照顧交易慣例履行其給付。」法官可以運用這兩條來處理他認為依許多具體條文處理時有失公平的案件。事實上,以後德國法院就利用這一原則處理了第一次大戰後因通貨膨脹、德國馬克貶值而發生的債務案件。另一種一般條款是關於善良風俗的,也有兩條。第138條第1款規定:「法律行為違反善良風俗的無效。」第826條規定:「以背於善良風俗的方法故意加損害於他人者,應向他人負損害賠償義務。」這種規定使法律與道德接近,與法國民法典第6條不同。後者規定:「個人不得以特別約定違反有關公共秩序和善良風俗的法律。」這條要求不得違反的是表現善良風俗的法律,而德國民法典則直接要求法律行為不得違反善良風俗。還有德國民法典第226條,這條規定:「行使權利不得只以加損害於他人為目的。」這就是權利不得濫用的原則。德國民法典中一般條款的作用,要到幾十年後才發揮出來。德國法學家還從這些一般條款出發,發展出一些新的理論,如締約過失、情事變更、法律行為基礎喪失等。所以有人說:「德國民法典第242條的一般條款已經成為使契約法適應於那個社會已經改變了的社會倫理觀念的一種重要手段。」「在法國,使法官有發展法律的機會是法國民法典的缺漏和技術上的缺陷而德國法院則主要依靠民法典第138條、第157條、第242條和826條的一般條款。這些一般條款起著一種安全閥的作用,沒有它們,德國民法典的一些僵硬的、嚴謹的條文可能已經在社會變化的壓力之下爆炸了。[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