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刑法

㈠ 宋朝的刑法是怎樣規定黥刺刑罰的

北宋時，黥面之抄刑一律改用針刺，因而又稱為黥刺。犯人罪行不同，針刺的位置及所刺的字排列形狀也有區別。凡是盜竊罪，要刺在耳朵後面；徒罪和流罪要在面頰上或額角，所刺的字排成一個方塊形；若為杖罪，所刺的字則排列為圓形。凡是犯有重罪必須發配遠惡軍州的牢城營者，都要黥面，當時叫做刺配。例如著名小說《水滸傳》中寫林沖被刺配滄州牢城，陸謙指使董超薛霸在半路上結果林沖性命，特意囑咐他們揭取林沖臉上刺字的那塊麵皮來復命。武松被刺配孟州牢城，他被黥面是刺在額角上的，後來他扮成行者，把頭發垂下來可以遮蓋著被刺的字。小說的這些描寫，可以幫助我們今天了解北宋時期黥刺刑罰的詳情。北宋名臣狄青年輕時也曾被刺配，雖後來顯貴，仍保留著針刺的印記，而不願去掉它。

㈡ 宋代代表刑法是什麼

宋太祖建隆四年編成《宋建隆重詳定刑統》，簡稱《宋刑統》。它是我國歷版史上權第一部刊版印行的封建法典。其條文只是《唐律疏議》的翻版，變化之處在於：增加"折杖法"；收集自唐末至宋初150年間的敕、令、格、式中的刑事規范209條附於律文之後；篇目仍是12篇、502條，但在每篇下設有門，合計213門。

㈢ 簡述宋代刑事法律的主要內容

趙宋王朝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重要的朝代，其主要法典《宋刑法》是我國第一部刻板印刷的刑事法典。差誤較小。本書主要研究《宋刑法》的刑法制度和刑法思想，兼論宋代的其他刑事法規，同時還介紹了與宋同時期的遼、金和西夏的刑法制度，以便讀者對宋代空上特定歷史階段的刑法制度有一個全面而系統的了解。
一、宋代強化中央集權的立法思想 德主刑輔，是中國傳統社會正統法學世界觀的核心內容，宋初統治集團對此也十分重視，並在實際操作時更加註重「刑輔」這一手，而且，比較強調對一般犯罪的寬恕與輕刑，對謀叛、謀反及賊盜等危害到統治階級之根本利益的犯罪的嚴懲不貸。宋朝經過宋太祖、宋太宗兩代的治理，在經濟和政治上都取得了諸多成就。然而，如上所述，由於宋朝從太宗時就開始採取「守內虛外」的國策，[1]以及對地主豪強兼並農民土地採取放任的政策，所以，到宋真宗去世、劉太後主政以及宋仁宗親政時期，北宋的經濟和政治危機也開始逐漸暴露，表現為外有遼、西夏等強敵壓迫，內有京東王倫、京西張海等的暴亂。同時，國家機構的「三冗」（即冗官、冗吏和冗兵），以及因富者無限占田而出現的百姓傾家盪產、流離失所的現象也日趨嚴重。在這種情況下，北宋統治階級更為重視立法改革，試圖進一步加強法律治理國家的力度。與此同時，自宋代開始，「理學」成為統治階級思想的主流，它將法律視為維護封建社會正常統治秩序的重要工具，是輔助儒學教化的手段，但有時，為了鎮壓「犯上作亂」的民眾，還必須施以重刑。為了使法律的功能得到充分的發揮，理學主張振綱紀、厲風俗，使天下人都能各循其「理」。由於理學將維護三綱五常說成是「天理」，而法又是由「理」產生，為「理」服務的工具，因此，理學同時主張在據罪論刑時，必須以三綱五常為斷獄聽訟的原則。此外，由於理學嚴格要求「存天理、滅人慾」（朱熹語）、「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程頤語），作為「理」的派生物的「法」，就是一種「滅人慾」的工具，法中的權利因素被徹底抽空，只剩下了義務性、強制性和鎮壓性的功能，法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也進一步受到破壞，其社會地位也進一步降低。 二、宋代重懲賊盜的國策 兩宋的刑事法律規范主要是《宋刑統》，其後所附的敕文則加重了對「盜賊」的處罰。同時，制定特別法，繼續加重對「盜賊」的處罰，其中包括《窩藏重法》《盜賊重法》和《妻孥編管法》。 「凡重法地，嘉祐中始於開封府諸縣，後稍及諸州。」{1}可見仁宗時即制定了關於劃分「重法地」，懲治「盜賊」及其窩藏之家的特別法《窩藏重地》。神宗時制定《盜賊重法》： 立《盜賊重法》。凡劫盜罪當死者，籍其家貲以賞告人，妻子編置千里；遇赦若災傷減等者，配遠惡地。罪當徒、流者，配嶺表；流罪會降者，配三千里，籍其家貲之半為賞，妻子遞降等有差。應編配者，雖會赦，不移不釋。凡囊橐之家，劫盜死罪，情重者斬，余皆配遠惡地，籍其家貲之半為賞。盜罪當徒、流者，配五百里，籍其家貲三之一為賞。竊盜三犯，杖配五百里或鄰州。雖非重法之地，而囊橐重法之人，以重法論。其知縣、捕盜官皆用舉者，或武臣為尉。盜發十人以上，限內捕半不獲，劾罪取旨。若復殺官吏，及累殺三人，焚舍屋百間，或群行州縣之內，劫掠江海船栰之中，非重地，亦以重論。{1} 《盜賊重法》的特點是：對罪犯家屬的刑事處罰及賞告人的規定，與英宗時的《重法》相比，變化不大；但對窩藏之人的處罰則加重，可判至死刑，且非重法地，亦依重法地論；對「若復殺官吏，及累殺三人，焚舍屋百間，或群行州縣之內，劫掠江海船栰之中」的「重法之人」，雖非重法地，亦從重處罰，這便使重法的適用范圍更加擴大。 哲宗時制定，對盜賊家屬的處罰作了進一步規定。 「凡重法地，嘉祐中始於開封府諸縣，後稍及諸州。以開封府東明、考城、長垣縣，京西滑州，淮南宿州，河北澶州，京東應天府、濮、齊、徐、濟、單、兗、鄆、沂州、淮陽軍，亦立重法，著為令。至元豐時，河北、京東、淮南、福建等路皆用重法，郡縣浸益廣矣。元豐敕，重法地分，劫盜五人以上，凶惡者，方論以重法。紹聖後，有犯即坐，不計人數。」{1} 仁宗時，「重法地」僅限於開封府及附近州縣，神宗時擴大到京東、京西、淮南、河北、福建等路和一些州軍，但神宗時須「劫盜五人以上，凶惡者，方論以重法」，而哲宗「紹聖後，有犯即坐，不計人數」，又繼續加重。 實行「保甲法」，嚴防「盜賊」。「建炎三年四月，苗傅等疾閹宦恣橫，及聞王淵為樞密，愈不平，乃與王世修謀逆。詔御史捕世脩鞫之，斬於市。七月，韓世忠執苗傅等，磔之建康。」{2}不僅一概處死，而且均使用酷刑。 宋代除了重典懲罰賊盜外，還加重了對其他嚴重危害統治秩序犯罪的處罰。比如造祅書祅言罪。「左道亂法，妖言惑眾，先王之所不赦，至宋尤重其禁。凡傳習妖教，夜聚曉散，與夫殺人祭祀之類，皆著於法，訶察甚嚴。故奸軌不逞之民，無以動搖愚俗。間有為之，隨輒報敗，其事不足紀也。」{1}也就是說對妖言罪「至宋尤重其禁」，即加重「造祅書祅言罪」的處罰。 三、宋代的刑罰體系 （一）折杖法 宋朝的刑罰制度，基本上是沿襲唐代的五刑，以笞、杖、徒、流、死為基本刑制，但《宋刑統》又有所改動，創制了折杖法，用決杖來代替笞、杖、徒、流四刑。宋初，為改五代之苛，太祖時即定折杖之制。 凡流刑四：加役流，脊杖二十，配役三年；流三千里，脊杖二十，二千五百里，脊杖十八，二千里，脊杖十七，並配役一年。凡徒刑五：徒三年，脊杖二十；徒二年半，脊杖十八；二年，脊杖十七；一年半，脊杖十五；一年，脊杖十三。凡杖刑五：杖一百，臀杖二十；九十，臀杖十八；八十，臀杖十七；七十，臀杖十五；六十，臀杖十三。凡笞刑五：笞五十，臀杖十下；四十、三十，臀杖八下；二十、十，臀杖七下。常行官杖如周顯德五年制，長三尺五寸，大頭闊不過二寸，厚及小頭徑不得過九分。徒、流、笞通用常行杖，徒罪決而不役。{1} 對於「折杖之制」，後人大多以為是將刑罰折輕了，是宋初減緩刑法的措施之一。如清人沈家本就認為，折杖之制使「流罪得免遠徙，徒罪得免役年，笞杖得減決數」。但筆者認為，折杖之制比起五代的酷刑濫殺，或許是一種減輕，若同唐代刑罰相比，則仍是加重。因為折杖是折成重杖，特別是折成脊杖，對人體的損害很大。唐代就曾禁止行笞杖刑時擊打罪犯的背部。如「（唐）太宗嘗覽《明堂針灸圖》，見人之五藏皆近背，針灸失所，則其害致死，嘆曰：『夫捶者，五刑之輕；死者，人之所重。安得犯至輕之刑而或致死？』遂詔罪人無得鞭背」。{3}之所以要改行折杖法，是宋太祖認為五代時期刑罰過於苛重，而折杖法具有「流罪得免遠徙，徒罪得免役年，笞杖得減決數」的好處，體現了省刑從輕的精神。但是折杖法不適用於死刑及反逆、強盜等犯罪。宋初採行折杖法，對於糾正刑罰越來越嚴酷的趨勢、緩和社會階級矛盾起到一定作用。但是其中的刑種和刑等設置並不科學合理，輕重懸殊，難免有畫蛇添足之嫌。{4}194（二）刺配刑 為了彌補折杖法輕重懸殊的缺陷，宋開始使用刺配刑。刺配，是將杖刑、刺面、配役三刑同時施加於一人，即處脊杖、刺面後發配到遠惡州、軍終身傅軍籍，服苦役的刑罰。「凡應配役者傅軍籍，用重曲者黥其面。會赦，則有司上其罪狀，情輕者縱之，重者終身不釋。」{5}比唐代的加役流更為嚴酷。始創於五代後晉天福年間，原為寬恕死罪之刑。至宋初逐漸突破寬貸死罪的使用的范圍，後逐步用於重罪犯人和累犯之人，有關法律條文也日益增多。「諸配隸，《祥符編敕》止四十六條，慶歷中，增至百七十餘條。至於淳熙，又增至五百七十條，則四倍於慶歷矣。配法既多，犯者日眾，黥配之人，所至充斥。」{5}刺配遂成為宋代用之最多的刑種。配隸之刑特別是刺配刑的廣泛適用，使宋代刑罰趨於殘酷。 刺面因情節輕重而有大小、部位之不同。神宗時規定：「凡犯盜，刺環於耳後：徒、流，方；杖，圓；三犯杖，移於面。徑不過五分。」{5}刺字的部位、形狀，因犯罪之性質和情節之輕重而不同。南宋時臣僚載論及刺配刑時，也提到：「如入情重，則仿舊刺面，用不移不放之格；其次稍重，則止刺額角，用配及十年之格。」{5} 配隸者根據犯罪情節之輕重決定遠近和地點，情節嚴重者刺配遠惡州軍，無復地里之限。對性質、情節嚴重的犯罪及累犯，則刺配遠惡州軍或登州沙門島。宋初，只將死罪減輕處罰者刺配遠惡州軍或沙門島，即「犯死罪獲貸者，多配隸登州沙門島及通州海島，皆有屯兵使者領護。而通州島中凡兩處官煮鹽，豪強難制者隸崇明鎮，懦弱者隸東州市。太平興國五年，始令分隸鹽亭役之，而沙門如故」。{5}仁宗時規定：「配隸重者沙門島砦，其次嶺表，其次三千里至鄰州，其次羈管，其次遷鄉。斷訖，不以寒暑，即時上道。」{5}配隸的地里增至3000里以上。女犯則配役於妻窯務或軍營致遠務。宋初，婦人有罪至流，亦執針配役。太平興國五年，詔罷免之。「婦人應配，則以妻窯務或軍營致遠務卒之無家者，著為法。」{5} 對配隸者，罪輕者會赦可釋放；次輕者會赦可遷移近（家）州軍；罪重者不放不移。南宋時期，有不少大臣認為刺配之刑過重過濫，建議進行改革。如，孝宗淳熙十一年: 校書郎羅點言其太重，乃詔刑、寺集議奏聞。至十四年，未有定論。其後臣僚議，以為「若止居役，不離鄉井，則幾惠奸，不足以懲惡；若盡用配法，不恤黥刺，則面目一壞，誰復顧藉？強民適長威力，有過無由自新。檢照《元豐刑部格》，諸編配人自有不移、不放及移放條限；《政和編配格》又有情重、稍重、情輕、稍輕四等。若依仿舊格，稍加參訂，如入情重，則仿舊刺面，用不移不放之格；其次稍重，則止刺額角，用配及十年之格；其次稍輕，則與免黥刺，用不刺面、役滿放還之格；其次最輕，則降為居役，別立年限縱免之格。儻有從坐編管，則置之本城，減其放限。如此，則於見行條法並無牴牾，且使刺面之法，專處情犯凶蠹，而其他偶麗於罪，皆得全其面目，知所顧藉，可以自新。省黥徒，銷奸黨，誠天下之切務。」即詔有司裁定，其後迄如舊制。{5} 可惜最終還是未改成，仍沿用舊制。 寧宗嘉泰四年，「臣僚言：『配隸之人，蓋有兩等。其鄉民一時斗毆殺傷，及胥吏犯贓貸命流配等，設使逃逸，未必能為大過，止欲從徒，配本州牢城重役，限滿給據，復為良民。至於累犯強盜，及聚眾販賣私商，曾經殺傷捕獲之人，非村民、胥吏之比，欲並配屯駐軍，立為年限，限滿改刺從正軍。』從之。」{5}對一般犯罪，限滿後可予釋放；對累犯強盜，及聚眾販賣私商，曾經殺傷捕獲之人，雖改刺從正軍，但仍須服苦役。 對刺配之刑，後人多有評價。這些評價，均指出了刺配刑的殘酷性，但對刺配的殘酷性又都言之未盡。「刺配集肉刑、勞役多種刑罰於一身，刑罰苛重，而且使用過濫，引起了一系列的惡果。」{4}194-195筆者認為：刺配沙門島，實等於死刑。沙門島上所配隸之人數，神宗以前定為200人，以後增為300人。如熙寧六年，「審刑院言：『登州沙門砦配隸，以二百人為額，余則移置海外，非禁奸之意。』詔以三百人為額。」{5}「罪人貸死者，舊多配沙門島，至者多死。」{5}刺配遠惡州軍，也與死刑無異。如熙寧六年，「廣南轉運司言：『春州瘴癘之地，配隸至者十死八九，願停配罪人。』詔：『應配沙門島者，許配春州，余勿配。』」只要刺配春州，倖存者不多。此外，刺配刑是「斷訖，不以寒暑，即時上道」。雖然臣僚吳充建請：「『流人冬寒被創，上道多凍死。請自今非情理巨蠹，遇冬月聽留役本處，至春月遣之。』詔可」。但被處刺配刑者絕大多數都是「情理巨蠹」，仍須「不以寒暑，即時上道」，故路上凍死者仍很多。{5} （三）死刑 宋代死刑有多種法定執行方法，分斬首、絞殺、凌遲、杖殺、腰斬。《宋史·刑法志》提到了凌遲這種刑罰。「凌遲者，先斷其支體，乃抉其吭，當時之極法也。」即以利刃碎割受刑人的肢體和肌膚，使之在痛苦重緩慢死去。凌遲是封建社會後期最殘酷的死刑執行方法。凌遲刑產生於五代，大遼國率先襲用之。如《遼史·刑法志》稱：「死刑有絞、斬、凌遲之屬。」宋初未用，真宗景德四年，「御史台嘗鞫殺人賊，獄具，知雜王隨請臠剮之，帝曰：『五刑自有常制，何為慘毒也。』入內供奉官楊守珍使陝西，督捕盜賊，因請『擒獲強盜至死者，望以付臣凌遲，用戒凶惡』。詔：『捕賊送所屬，依法論決，毋用凌遲。』」{1}提出使用凌遲刑者，均受到皇帝的斥責，故至遲在真宗時，宋代尚不允許使用凌遲刑。但在仁宗明道以後，凌遲刑已經開始使用。北宋仁宗時荊湖地區出現殺人祭鬼的惡性，仁宗敕令：「有首謀若加功者，處以凌遲刑」，首開凌遲先例。凌遲的廣泛適用，是宋代刑罰走向殘酷的重要標志。以後，元、明、清三代凌遲之刑沿襲不變。

㈣ 中國宋代刑法有哪些

中國宋代刑法有《宋刑統》。
宋太祖建隆四年（公元963年），時任工部尚書判大理寺竇儀主持立法，是年7月制定完成了《宋建隆重詳定邢統》，簡稱《宋刑統》，由宋太祖詔令頒行全國。
唐宣宗大中七年（853年）頒布《大中刑律統類》， 將《唐律疏議》的條文按性質拆分為121門，然後將「條件相類」的令、格、式及敕附於律文之後。這種將律、令、格、式、敕混為一體，分門編排的體例，改變了自秦、漢以來的法典編纂的傳統，開辟了新的立法形式，後人簡稱該形式為《刑統》。
《大中刑律統類》的立法模式為後世效法，五代至宋，「刑統」取代「律」，成為主要的法典，如《同光刑律統類》《大周刑統》。
宋朝沿用該立法模式，頒布了《宋刑統》，並由大理寺刻板印刷發行全國，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刻板印行的法典。
《宋刑統》和唐律一樣也是十二篇，除了個別要避諱的字外，內容和唐律基本一致，可見唐律對於《宋刑統》巨大影響。除了大量本朝的詔敕外，也收錄了唐朝的一些法令和詔敕，作為參考。
五刑制度也沿用了唐律的規定，其他有關定罪量刑的規定如議、請、減、贖等也和唐律相同。但宋朝的刑罰也有了一些變化，如凌遲刑的開始合法化就是在宋仁宗時期。

㈤ 宋代刑法制度

宋代婚姻形態的幾個特點.
從上面的敘述中,我們大概弄清了不平等是封建婚姻制度的共同本質之後.現
在所要探討的問題是:封建婚姻制度發展到宋代,究竟呈現出了哪些與前代不盡相
同的新特色.
(一),禁止族際婚
我們知道,宋朝的江山是不完整的.宋從開國以來,就受北方民族的威脅,
與其並立的政權就有遼,金,西夏等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因而這樣的社會背景反
映在宋代的婚姻制度上就是禁止漢族同其他民族通婚.也就是禁止族際婚.這也是
宋代民族矛盾突出的重要表現.
宋代禁止族際婚據《宋史·太宗本記》記載,宋太宗至道元年(公元995
年)八月的詔令為憑,這道詔令的內容是:"禁西北緣邊諸州民與內屬戎人昏娶".
值得注意的是,這道族際之間不得通婚的禁令不僅施行於西北沿邊,而且在原則上
適用於東南沿海.在這方面,朝廷身體力行,斷絕了自漢唐以來與少數民族首領"和
親"的慣例.如慶歷二年(公元1042年),遼屯兵幽薊,聲言南下,並派遣大臣出
使宋朝,在提出割地的同時,要求把宋公主嫁與遼興宗之子.宋朝廷則寧肯增加歲
幣,也絕不實行和親,結果"罷結婚之儀".但在北方的遼朝和金朝則均無此禁.
遼開國初,遼太祖阿保機在如何對待族際通婚的問題上,便接受了謀臣韓紹芳的建
議,實行"許婚"政策.會同三年(公元940年),遼太宗又專門下詔:"契丹人接
漢官者從漢儀,聽與漢人婚."後來,遼道宗為了對付境內各族人民的起義,才改
變了這一政策,在大安十年(公元1094年)規定:"禁邊民與蕃部為婚".[6]可是,
這已經是遼朝末年的事情了.至於金朝,對於族際通婚,比遼朝放得更開.不僅從
未禁止,而且予以提倡.大定十七年(公元1177年),金世宗為了防範在他統治下
的契丹人民的反抗,曾經採取措施.鼓勵契丹族"與女直人相為婚姻"[7]明昌二年
(公元1191年)四月,尚書省為了緩和遷移到中原地區的女真屯田戶與當地漢族人
民的矛盾,提出建議:"齊民與屯田戶往往不睦,若令遞相婚姻,實為國家長久安
寧之計."金章宗當即批准這項建議,鼓勵族際之間"遞相婚姻".由以上可知,女
真族在金代是可以同漢族,又可以同契丹族通婚的.因而,在如何對待族際通婚的
問題,宋朝同遼金等朝所推行的政策差別十分明顯.
我國自第一個朝代——夏建立以來,在婚姻問題上,都不曾明文限制過漢族與
少數民族不能通婚.在漢,唐兩代還大力提倡.從而減少了許多民族矛盾.但在宋
朝,有了明文規定禁族際通婚,與其之前的所有朝代都不同.因此,我們可以說禁
止族際通婚是宋代社會特有的婚姻制度.
(二),禁止異輩婚
宋朝是一個十分重倫理的朝代.這反映在婚姻問題上,則表現在宋代社會嚴禁
婚姻亂倫,反對異輩婚.所謂反對異輩婚,是指宋代十分注重輩分.輩分不可混淆
這一觀念在婚姻制度上得到充分體現.為了防止"尊卑混亂,人倫失序".頒布於
北宋初年的《宋刑統》,就嚴厲禁止異輩為婚,在《名例律》,《戶婚律》,《雜律》
中反復申明此禁.後在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八月,又將其中有關禁止異輩為婚
的條文予以重申,並對起其禁止范圍作了某些擴大.
異輩不婚的原則不僅適用於普通人,即使士大夫和皇帝也不例外.宋代禁止異
輩婚,比唐代嚴格得多且卓見成效.我們知道,在唐代盡管禁止異輩通婚的法律比
前代嚴密得多.但是,唐代異輩婚的現象並不比魏晉南北朝時期少.那是因為,唐
朝的最高統治者便立法犯法,帶頭實行異輩婚.皇帝與後妃輩分不合的事情簡直不
勝其舉.如徐堅的"長姑為太宗充容,次姑為高宗婕妤."[9]徐氏兩姐妹居然分別
嫁與太宗,高宗兩父子.而高祖女常樂公主,肅宗女郜國公主,代宗女昇平公主的
女兒分別做了中宗,肅宗,憲宗的皇後.則是姑奶奶把女兒嫁與侄孫子.這3位皇
後分別比中宗等3位皇帝高了一輩.而在民間,唐代異輩婚的事例也不少.如據《太
平廣記》卷160《秀師言記》條記載,崔昭與李仁鈞是表兄弟,但崔昭竟把自己的
親生女兒嫁給李仁鈞做妻子.又據當代史學大師陳考證.大詩人白居易的父母是舅
舅與親甥女結為夫妻.
然而,在宋代異輩婚是絕對不行的.不但普通人不可以,即使士大夫,皇帝也
不行.因而,在宋代的官場斗爭中,只要抓住對方這方面的把柄,即可將其置於尷
尬的境地.僅以歐陽修為例,他先後遭到過兩次這樣的攻擊.一次是在慶歷五年(公
元1045年)八月,歐陽修的政敵誣告他與其外甥女張氏有不正當關系.這還了得,
仁宗立即下令追查,後來盡管查明並無此事,但歐陽修任然被貶官.另一次是治平
四年(公元1067年)三月,神宗即位之初,歐陽修的政敵又誹謗他與其大兒媳婦
吳氏有苟且行為,建議朝廷將他"貶竄".這一次,歐陽修可不答應,他立即杜門
不出,躺倒不幹,並接連上了三道奏疏,請求朝廷一定要把這件事弄個水落石出.
大臣吳充作為吳氏的父親,歐陽修的親家,也把這件事視為奇恥大辱,"上章乞朝
廷力與辨證虛實,明示天下,使門戶不致枉受污辱."[10]結果很快查明,此事純屬
捏造,歐陽修的政敵因此被貶官.上述事實表明,在宋人看來,長輩與少輩關系曖
昧尚且是個十分嚴重的問題,更不用說異輩為婚了.因此,宋人是十分反對異輩婚
的,不只是朝廷限制,就連民間的輿論也不允許,在這一點上唐朝與宋朝是有很大
的區別的.
(三),廢止收繼婚
宋代社會重倫理,還有一點重要的表現是"廢止收繼婚".收繼婚指的是兒子在
父親死後娶後母為妾,弟弟在哥哥死後娶寡嫂為妻,哥哥在弟弟死後娶弟媳為妻.
當然,這是原始社會群婚習俗的殘留,有著防止家庭財產不分散,勞力不外流的用
意.這種風俗風行於某些地區,與那些地方男多女少的人口構成,可以節省一筆嫁
娶費用等情況有關.然這一婚姻習俗早在先秦時期,就遭到了人們了指責,被輕蔑
的稱為"蒸報",並採取了"叔嫂不通問"[11]一類的防範措施.到了漢代,法律明
文禁止收繼婚,倘若違犯,便屬於"禽獸行,亂人倫,逆天道,當誅".[12]魏晉南
北朝時期,後趙的建立者石勒也曾經"不書禁國人不聽報嫂".[13]可是在實際生活
中,收繼婚未見其止.就漢代而論,燕王劉定國,江都王劉建,南利侯劉寶無不與
其父親"爭妻".當然,在中國歷史上最負臭名的"蒸母"者,要算隋煬帝.當隋
文帝彌留之際,"姿貌無雙"的宣華夫人陳氏"為太子所逼,夫人拒之得免."文帝
得知此事,氣急敗壞:"畜生何足付大事"!可是,他已病入膏肓,力不從心,文帝
死的當天晚上,陳氏即被"太子蒸焉".此後,"容儀婉嫕"的容華夫人蔡氏"亦為
煬帝所蒸".[14]
禁止收繼婚的法令,待到了唐代已經相當嚴密.但是唐代社會的實際情況與法
律的有關規定相差很遠.最高統治者實行收繼婚的事例就不少.如唐太宗便收繼了
其弟李元吉的妃子楊氏.而盡人皆知的武則天14歲時就做了唐太宗的才人.唐高
宗在其父死後,居然把武則天封為昭儀,最後武則天還坐了皇後的位置.可在宋代,
禁止收繼婚的法律規定雖與唐代完全相同.但是,宋代譴責收繼婚的社會輿論之強
烈,絕非唐代可比.北宋時,程頤就指斥唐朝的最高統治者"其妻則娶不正".抨
擊唐太宗"其惡大",而"娶元吉之妻"即是重要證據之一,並由此發出浩嘆:"唐
之有天下數百年,自是無綱紀".[15]
與前代情況不同,宋代最高統治者絕無收繼婚後母,寡嫂之例.皇親國戚並不
享有突破這一婚姻禁忌的特權.如仁宗時,洪州別架王蒙正"與其父婢霍私通",
盡管他是真宗劉後的哥哥劉美的親家,而霍氏又並非他父親的妻妾,僅僅是侍婢而
已.可是,朝廷發現此事,立即作為要案,進行嚴肅處理.不僅王蒙正本人被"除
名,配廣南編管,永不錄用",而且他的女兒和親屬也受到株連.又如,孝宋時,
徽宋鄭後的侄子,保信軍節度使鄭藻"娶嫂".[16]這一奇聞一經傳出,滿朝大臣莫
不驚詫,紛紛上書彈劾.因此,在宋朝社會輿論與政府法令相結合,在社會上形成
一股禁止收繼婚的強大約束力.而正是這樣,宋代社會才會出現了"事繼母孝","事
寡嫂謹"的美德.
上述種種不僅對當時的社會有影響,對後世的婚姻習俗也都產生了不忽視的影
響.在今天,漢族居住的地區,異輩婚早已成為歷史,而收繼婚也僅局部地存在於
某些邊遠地區,並被看成是"奇俗".我想,這些改變要從歷史上找原因的話,大
多與宋朝的嚴格禁止有很到的關系吧!
(四),寡婦再嫁問題
在本文剛開頭時,曾說過在封建社會男女地位十分不平等.反映在婚姻上,講
的是單方面的"一夫一妻"制,有的只是"夫休妻"的制度.而女子不管在怎樣的
情況下,都是不可再婚的.如若不然,就會被社會輿論譴責,認為不守婦道.而每
當提到宋代婚姻制度的又一大特色時.人們立即想到的便是:男子可以再娶,女子
不可再嫁.雖然男尊女卑,夫主妻從由來已久.從總體上說,整個中國封建時代已
無疑是封建禮教居於統治地位的時代.不過,禮教束縛畢竟有個由松而緊的發展過
程,貞節觀念終究有著從寬到嚴的前後演變.問題在於,這一過程的轉折點何在
人們通常把它確定在唐宋之際:認為唐代禮教束縛不嚴,宋人貞節觀念頗重.而其
主要依據是:唐代婦女改嫁者甚多,宋代極少;唐代法律准許婦女再嫁,宋代不許;
唐代社會輿論並不譴責婦女再嫁,而宋代提倡死守貞節.但是否真的如此,值得更
進一步的推敲.
其實,關於宋代婦女再嫁的事例很多.如大詩人陸游的妻子唐婉,在和陸游離
婚後而改嫁.又如,北宋名臣范仲淹的母親謝氏,王安石的兒媳龐氏,岳飛的前妻
劉氏等等.而這些都是有史料可查的.而人們之所以大都認為唐代的婦女改嫁較多,
宋代較少.都是從這樣一些數據來看的,唐代共有公主210人,除幼年早死,出家
入道,情況不明的外,已婚公主130人.其中二嫁者27人,三嫁者3人,改嫁公
主共30人.佔全部已婚公主的23%;而宋代共有公主88人,已婚公主41人,其
中改嫁者不過2人,僅佔全部已婚公主的5%.並以次作為典型材料,作出唐代婦
女改嫁多而宋代少的結論 .但是,我們看到的並不是只是皇室,而是整個社會.
就整個宋代社會而言,宋代婦女再嫁者不是極少,而是較多.當然,這樣的結論並
不是無史料可尋的.這是有現存的洪邁所撰的《夷堅志》一書為例.這本書雖然取
材傳聞,有似小說家言,未必事事有據,但從反映社會生活的廣度上說,其價值未
必沒有正史高.這本書中所載的婦女改嫁的事竟達61例之多,其中再嫁者55人,
三嫁者6人,而改嫁的時間可考者有41例.從這也說明,宋代婦女再嫁者並不少.
而關於唐代社會上婦女再嫁也有一本書《太平廣記》,其性質與《夷堅志》相似,
這本書記載的唐代婦女再嫁的事例不過41例,比之宋朝要少了許多.
然在法律上,如果不允許婦女再嫁的話.何以宋代婦女再嫁者這么多.而且宋
皇室中公主也有改嫁.再我們來看一些宋代法律條文實行中的一些例子.如在仁宗
時,參知政事吳育的弟媳"有六子而寡",寡後多年未嫁.御使唐詢抓住此事,大
做文章,竟向皇上控告吳育:"弟婦久寡,不使再嫁".[17]還有在紹興初年,鼎州
士兵周的妻子向政府報告:"夫死無以自存",請求居喪"改嫁"."令行禁止","政
以猛聞"的知州程昌寓,不止"與之錢,使殮死者",並且"從其情,准許她提前
於服喪期間另嫁".[18]不只是這些例子,在宋代的法律,《宋刑統》中,禁止的只
是居喪改嫁,強迫改嫁,背夫改嫁以及嫁娶有夫之婦,但這些條文基本上抄自《唐
律疏議》.這些怎麼能說唐代法律准許婦女再嫁,而宋代不許呢
再說在宋代社會的輿論上,宋代的社會輿論是否真的譴責婦女再嫁.我們也可
舉例說明.在宋代所謂"節婦"當中不乏再嫁的婦女."節婦"是封建時代的道德
楷模,改嫁婦女在宋代不會因其改變而被另眼相看.只要他們做出了某種符合封建
道德規范的行為.仍然完全有資格推崇為"節婦".如當時著名的"淮陰二節婦",
便是兩位再嫁婦女.一位是張生的妻子卓氏,她在紹興末年被金軍頭目俘獲之後,
"即與之配".不久金軍潰敗,卓氏趁機拔刀斬其後夫,再尋訪前夫,破鏡重圓.
另一姓氏無可考,只知她夫死改嫁,"居三年,生二子"後方知後夫竟是殺害前夫
的兇手.於是馬上"走投保正,擒盜處官".這兩位婦女,不但未被譴責,還受到
人們的稱贊,贊許"此二女相望於百年間".[19]其次,在宋代業已改嫁的母親仍然
是兒子盡孝的對象.相反,如果事之不恭,倒要遭社會輿論的非難.如在乾道年間,
孝宗還為一再嫁婦女親自舉行葬禮.試想,如果社會輿論果真普遍譴責婦女再嫁的
話.又何以有以上的事,又何以,宋代婦女再嫁不是我們想的那麼難,而是較容易.
因此,不管是從宋代的法律上,還是宋代社會的輿論上,都並非人們常說的宋
代婦女再嫁是受法律限制,輿論譴責的.但是,說宋人貞節觀念頗重者也並非純屬
虛構.那是因為在宋代出了一大批的理學家.他們提出了許多不利於婦女的觀點.
其中,影響最大的莫過於程頤的那句名言:"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20]可是,
就我們所知,理學似乎並不是宋朝政府的官方哲學和主要統治思想.眾所周知,宋
代學派林立,各有各的思想,是互不相讓的.理學只是其中的一個派別,它的思想
並未能在宋代獨霸社會.而對我國明,清時期的制度較了解的人都知道.理學的那
些說法似乎在明,清時期更為流行.而宋只不過是其興起的時期.
(五),榜下擇婿
宋代是個文人輩出的時代.宋朝的開國皇帝趙匡胤從來就認為,只有習武之人
才能威脅到趙家天下,而習文之人再厲害也不可能推翻一個政權.因此,他大量重
用文人.不但文官用文人擔任,就連武官也用文人擔任.這樣可以說宋朝是文人的
天下,是讀書人得志的黃金時代,這也是為何宋代社會文人輩出的原因.而宋代婚
姻的"榜下擇婿"就與這些文人有關.
以上說過,宋朝是個重文輕武的時代.朝廷大量使用文人做官.文人的地位可
以說是空前提高.文人做官的途徑,便是通過科舉考試.宋代的科舉制度比前代更
為完善.因此,文人只要通過了科考便可平步青雲.而宋代所謂的"賢才","良婿",
通常指的就是考上科舉的進士,只要中了進士,那就是"一日成名天下知"[21]了.
宋代是婚姻不問閥閱的時代,再加上朝廷所實行的政策.使得當時的達官顯貴,富
室豪商在選擇女婿時"一不問家世","二不問人品","三不問婚否".只要是考中
了進士就是他們選擇的對象.這種現象的出現使得考中進士的人十分搶手.有時,
有的大家族由於晚了,而未能招得進士為婿,後悔不已.因此,後來每逢到科舉考
試揭曉的那天,官僚地主家庭一大早便紛紛出動"擇婿車",到"金明池上路",爭
相選擇新科進士做女婿,一日之間"中東床者十之九".[22]在宋代史籍中,不乏這
類記載,如真宗時,范令孫"登甲科,人以公輔器之".宰相王旦立即"妻以息女
";[23]仁宗時,翰林學士胥偃初會到歐陽修,便"一見奇之",認為"子當有名與
天下",待歐陽修"登弟,及以女妻之";[24]神宗時,蔡卞"登科"宰相王安石馬
上"妻以女".[25]凡此種種,舉不勝舉.
榜下擇婿既然風靡一時,達官顯貴之間勢必為此展開激烈爭奪.如洪皓"登政
和五年弟",正紅得發紫的王黼,朱靦二人"皆欲婚之".但洪皓"力辭",[26]一概
予以拒絕.這時,軟的不行,有的達官顯貴便來硬的.據《宋史·馮京傳》記載,
外戚張堯佐在仁宗時就對狀元馮京採取過極其粗魯的行為.另據《皇朝名臣言行錄》
卷三《太師徽制傅忠肅公(察)》記載,徽宗時還發生過蔡京強逼進士傅察為婿是
事.這兩件事雖然馮京和傅察最後總算是推脫了.可這樣擇婿,哪裡的擇,分明是
搶,是捉.由此,南宋人朱域乾脆把榜下擇婿,叫做"榜下捉婿".
宋代榜下擇婿之風的盛行,無疑是直接地被當時的政治制度所決定的.與其時
中上層社會的心理狀態,也關系極大.如果說魏晉南北朝時期在嚴格的門閥政治下,
形成了"崇尚閥閱"的社會心理.婚姻"重其門第"即是"尚姓"的表現.那麼兩
宋時代在典型的官僚政治下,便形成了"崇尚官爵"的社會心理,而榜下擇婿即是
"尚官"的反映.宋代也確實是個"尚官"的時代,宋人把宋代社會稱為"官人世
界"[27]可謂一語道破.
(六),婚嫁失時
宋代出現了結婚年齡增大的趨勢.從某種角度上說,榜下擇婿之風的盛行,多
多少少對其有些影響.由於宋朝對讀書人的優待,使讀書人都把考中科舉作為自己
的目標.讀書人都講"先立業,後成家".因為只有考中了進士,便什麼都有了.
即如宋真宗寫的這首詩一樣:"富家不用賣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安房不用架高
梁,書中自有黃金屋;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自有顏如玉;出門莫恨無隨人,書中
車馬多如簇;男兒欲遂平生志,六經勤向窗前讀."這就造成了許多男子"壯年未
娶".
據陳師道《後山詩話》記載,有個杭州舉子中弟時年逾古稀,以致友人風趣地
祝賀道:"應是窮通子有時,人生七十古來稀.如今始覺為儒貴,不著荷衣便著誹."
而像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又如,在宋高宗時,有個叫陳修的"年七十三"才登科,
"尚未娶",實在是個"老大難".他本人束手無策,只能"凄然出涕".宋高宗乃
"出內人施氏嫁之,年三十",以致好事者大開其玩笑:新人若問郎年幾 五十年
前二十三.[28]司馬光在講到婚齡時,曾經指出:"男不過三十,女不過二十耳,
過此則為失時矣."[29]可見,男性讀書人假若堅持"榜下娶妻",難免造成婚姻"失
時","壯年未娶".
男子婚嫁失時是由於"先立業,後成家"的原故.而女子婚嫁失時,大多是因
為婚嫁之費猛增的原因.在"風俗奢靡,日甚一日"[30]的宋代,婚嫁之費項目繁
多.光大擺酒宴一次,花費就十分驚人.榜下擇婿之風,使進士"娶妻論財".如
淳熙年間,太學生黃左之登第後,做了汝陽王生的女婿,便"得奩具五百萬",頓
時"花窮薄為富豪".[31]可見,在宋代要得一"佳婿",要付出多麼大的代價.
在當時就連神宗的弟弟楊王趙顥"有女數人,婚嫁及期,私用不足",[32]不得不
不向神宗伸手,預借俸料錢.因此,"有生一女而種杉萬根者,待女長則鬻杉以嫁
資".[33]如不早種杉作準備,事到臨頭不是債台高築,便是嫁女失時.
總之,宋代社會婚姻制度的現象.還是由當時的政治決定的.宋代社會的婚姻
制度可以說是多種多樣的.這些制度不隻影響了當時的社會,也對後面的社會造成
了一些影響.我們通常說到宋朝,對於這個朝代的認識,大多也只鑒於宋詞,而並
非對這個時期的其他方面有更深的認識.其實說來,宋代社會的魅力不只限於宋詞
上,也不只是在婚姻制度上.

㈥ 宋代的代表性刑罰是什麼

宋代的代表性刑罰是刺配

刺配是我國唐末五代以來出現的一種特殊的刑罰方法。北宋時, 統治者沿用和發展了後晉以來的刺配之刑，作為對死刑的寬宥。刺配之刑成為集刺面、杖刑、流配三種處罰於一身的重刑， 僅次於死刑。

(6)宋代刑法擴展閱讀

北宋時，統治者又實行折杖法，以杖刑代替原來的笞、杖、徒、流四種刑罰的執行。但同時又沿用和發展了後晉以來的刺配之刑，作為對死刑的寬宥。刺配之刑成為集刺面、杖刑、流配三種處罰於一身的重刑，僅次於死刑。

宋代的刺配按罪輕重的不同而不同，分為刺配本州、鄰州、500里、1000里、2000里、3000里及沙門島等不同等級，刺面也分為「大刺」和「小刺」。凡犯重罪的，就把字刺得很大，而且根據不同的罪行，所刺的形狀也不一樣。

如，宋朝曾規定：凡犯盜罪，刺環於耳後；處徒刑、流刑的刺方形；處杖刑的刺圓形，三犯杖刑移於面，「徑不過五分」。後來又規定，「凡強盜抵死特貨命之人」，在額頭上要刺強盜二字，餘下的字分刺兩頰。所刺內容除「選配某州（府）牢城」外，也有把其犯罪事由等刺於臉上的。

到了配所後，所服勞役的種類很多，而大量的是充當軍役。服役也沒有一定的期限，因為宋代大赦多，幾乎每兩三年就有一次。每次大赦，由主管刺配犯人的官吏將配役者的情況上報，對其中犯罪情節較輕的，或服役期間表現較好的，可以釋放回家；而罪行嚴重的，則要終身服役。

㈦ 宋代的代表性刑罰是什麼，宋代常用的刑法都有哪些

宋代統治者發明了獨具特色的刺配法，並得到了充分發展。

所謂「刺配」，就是集刺、杖、流於一身的刑罰，是指臉上刺字，外加杖脊而後流配充軍。正如明朝人丘浚在《大學衍義補》中說：「宋人承五代為刺配之法，既杖其脊，又配其人，而且刺其面，是一人之身，一事之犯，而兼受三刑也。」
宋代常用的刑法：
刺配。

隋唐以後，五刑制基本為以後各朝代繼承，成為官方明文規定的刑罰體系。為此，解決流刑三等懲治力度的不足也成為各朝代重要的司法課題。到了宋代，統治者發明了獨具特色的刺配法，並得到了充分發展。

所謂「刺配」，就是集刺、杖、流於一身的刑罰，是指臉上刺字，外加杖脊而後流配充軍。正如明朝人丘浚在《大學衍義補》中說：「宋人承五代為刺配之法，既杖其脊，又配其

人，而且刺其面，是一人之身，一事之犯，而兼受三刑也。」值得注意的是，刺配必須得黥刑的參與。在漢文帝改革刑罰後，後世雖偶有使用黥刑，但總的來說，以笞代黥在北朝時已形成定製。隋唐兩代均不再使用黥刑。因此，後晉刺配的創制，實際上是黥刑復活的標志。刺配對後世的影響很大，遠遠不止一個宋朝，實際上，自此以後直到清朝的各個朝代都無一例外地援用了刺配之刑。

刺配自宋初作為免死的刑種出現以後，行用逐漸頻繁，法規日見繁密，實施日見規范，為司法者所倚重至於出現濫施的局面。刺配起到的其實是五刑制中流刑本應承擔的任務。

《宋史·刑法志》中說：「配法既多，犯者日眾，刺配之人，所至充斥。」在《水滸全傳》中，宋江、林沖、武松等人臉上都有刺字（時俗稱「金印」）。因此，武松醉打蔣門神，先要用一塊膏葯貼住臉上的金印，以防他人識其身份。宋慈在《洗冤集錄》中也談到屍體檢驗時要仔細查看並記錄屍體上有無刺字及刺字的內容。當時有些流配犯人採用「艾炙」或「葯取」的方法消除身上可供識別身份的標記。宋慈說，用竹子打擊身上炙過的地方就可以看出原來刺的字或圖形。可見，當時的主法者和犯罪者都已認識到刺字對人身識別的價值。宋朝以後，歷代執法者均沿用刺配法，直至清末。

「配刑」於宋代形成制度，原因復雜，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為完善刑罰體系的需要。

從《宋刑統》的內容看，宋代刑罰制度沿制，仍為笞、杖、徒、流、死五刑，但宋初「折杖法」創設，使其刑罰制度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所謂「折杖法」，據《宋史·刑法志》記載：

「太祖受禪，始定折杖之制。凡流刑四：加役流，脊杖二十，配役三年；流三千里，脊杖二十，二千五百里，脊杖十八，二千里，脊杖十七，並配役一年。凡徒刑五：徒三年，脊杖二十；徒二年半，脊杖十八；二年，脊杖十七；一年半，脊杖十五；一年，脊杖十三。凡杖刑五：杖一百，臀杖二十；九十，臀杖十八；八十，臀杖十七；七十，臀杖十五；六十，臀杖十三。凡笞刑五：笞五十，臀杖十下；四十、三十，臀杖八下；二十、十，臀杖七下。常行官杖如周顯德五年制，長三尺五寸，大頭闊不過二寸，厚及小頭徑不得過九分。徒、流、笞通用常行杖，徒罪決而不役。」

以上是為「折杖法」的內容。按「折杖法」，笞、杖、徒刑被折為臀杖或脊杖執行後即予釋放。流刑和加役流被處脊杖後，其一年或三年的勞役刑就在本地執行，不必遠徙。這樣刑法典中所規定的笞、杖、徒、流、死五刑就變成杖刑（包括臀杖和脊杖）、徒刑和死刑，而且徒刑的適用范圍還很窄，形成「刑輕不能止惡，故犯法日益眾，其終必至於殺戮，是欲輕反重」的局面。刑罰體系輕重失衡，等級結構極不合理。

於是，宋朝政府遂在前代關於配刑規定的基礎上充實其內容，使其成為一個獨立的刑種，並創設編管之刑，形成了以杖刑、徒刑、編管、配刑、死刑為內容的新的、等級結構基本合理的刑罰體系。

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為滿足國家不斷增長的各種工、雜役的要求。宋代商品經濟的發展，使人們進一步認識到勞動力的價值。又因為宋代差役制度的弊端，使百姓惟恐避之不及，因此而產生的階級矛盾也很尖銳。為減輕百姓的賦役負擔，緩和階級矛盾，統治者便將一些雜役，以及官辦的鹽場、礦坑等場務的工役交由罪犯承擔。

按唐制，徒刑最多服役三年，流刑只服役一年加役流也僅服役三年，短期勞役刑對國家不斷增長的工、雜役的需要無所補益。而前代已經出現的配刑則是長期甚至終身服役，可較大程度地滿足上述需求，故宋朝政府著意發展了這一刑種。從現有資料看，宋代配隸所服的正是各種雜役、工役，如仁宗天聖時曾規定：「今後軍人合移配者，並刺配商州坑冶。」坑冶務即官辦礦山或冶煉作坊，其工役特別繁重，除服工役，宋代的配隸主要是送往廂軍的本城營和牢城營服雜役。配隸中有一些人還被轉充廂兵，如哲宗元符元年（1098年）詔：「罪人應配五百里以上，皆配陝西、河東充廂軍，諸路經略司各兩千人止。」而宋代的廂兵，主要承擔國家各種雜役，因為宋代廂軍本身就是役兵，如《宋史·兵志三》於篇首即指出：

「廂兵者……在京諸司之額五，隸宣徽院，以分給畜牧繕修之役，而諸州則各以其事屬焉。建隆初，選諸州募兵之壯勇者部送京師，以備禁衛，余留本城，雖無戍更，然罕教閱，類多給役而已。」

宋代配刑的適用范圍極廣，幾乎對各種犯罪均可適用配刑。宋真宗時關於刺配的法律規定有46條，仁宗慶歷時有l70餘條，南宋竟多達570條。宋律規定，流、徒、杖刑都可以同時黥刺。一般作為附加刑使用，特別流刑和充軍、一定要附加黥刑，而且黥刺的方法多種多樣。初犯刺於耳後，再犯、三犯刺於面部。流刑、徒刑犯刺方形，杖刑犯刺圓形，直徑不過五分，也有刺字的。《水滸傳》中的武松，刺的是兩行金印。強盜犯、竊盜犯在額上刺「盜」、「劫」等字樣，臉頰上還往往刺有發配的地點。這一來，一人之身，一事之犯，要兼受杖其脊、配其人、刺其面三種刑罰，比唐律要嚴酷得多。到南宋孝宗時，到處充斥被刺配的人，全國各地牢獄達幾十萬人。

元明小說中有很多有關刺配充軍的記載。如《水滸傳》有關林沖發配滄州的記載。林沖是施耐庵所著《水滸傳》中梁山農民起義的傑出人物。他本是宋徽宗時汴京八十萬禁軍教頭，武藝超群，為人正派。後因殿帥府太尉、奸臣高俅縱子行凶，助子為虐，為達到其兒子高衙內霸佔林沖妻子的目的，設計陷害林沖，將其刺配滄州。又暗中命令解差董超、薛霸二人在野豬林殺害林沖。未逞，又派陸謙、富安持書信到滄州賄賂勾結管營，施行火燒草料場之毒計，妄圖再次置林沖於死地。結果逼得林沖怒殺陸謙、富安和差撥，雪夜奔上樑山。林沖

，這個封建統治的依附者，一變而成為反抗封建統治的造反英雄。

林沖在史書上雖沒有記載，卻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滄州也因《水滸傳》而聞名天下，成為歷史上著名的流放地。《水滸傳》有關發配的記載很多，還有如武松被發配滄州牢城營，宋江被發配江州，盧俊義被發配沙門島等記載，可見宋代發配之頻繁。

刺配刑彌補了「折杖法」實施後所造成的刑罰等級結構不合理的缺陷，同時也為國家增加了勞動力。但由於刺配大量行用，其弊端也充分暴露出來。

一方面，配刑附加刺面，毀人面目，留下終身恥辱之印記，易造成罪犯自暴自棄，不願接受改造，從而使罪犯無由自新，如南宋時洪邁指出：「涅其面而刺之，本以示辱，且使人望而識之耳。久之益多，每郡牢城營，其額常溢，殆至十餘萬，凶盜處之恬然，蓋無所恥也。」

另一方面，配隸太多，給不少州縣帶來極大的經濟負擔，對逃亡的配隸有的地方政府故意不加緝捕，這些人則多重新淪為罪犯。宋朝的刺配法對後世有直接影響，元明清均沿襲未改。

㈧ 宋代具有代表性的刑法是什麼

宋太來祖建隆四年編成源《宋建隆重詳定刑統》，簡稱《宋刑統》。它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刊版印行的封建法典。

凌遲始於五代時的西遼。宋仁宗時使用凌遲刑，神宗後成為常刑。至南宋，在《慶元條法事類》中，正式作為法定死刑的一種。
刺配也是宋太祖時期復活的一種刑罰，是古代「黥」刑的復活，對後世刑罰制度影響極壞.
五馬分屍也叫車裂，到唐末基本上已經廢除干凈了。

所以，刺配應該是宋代的代表性刑罰，當然，凌遲也是宋代酷刑的一種。

㈨ 宋代的代表性刑罰是

刺配，也就是在臉上講罪犯所受的刑罰刺上字，並附帶發配到1000里外的刑罰。這是宋代最為典型的刑罰。

㈩ 宋代代表性刑法是什麼

1、《宋建隆詳定刑統》，簡稱《宋刑統》，刑事法典。三十卷。宋竇儀及蘇曉、奚嶼、張希讓、陳光義、馮叔向等人集體編纂而成。書成於宋乾德元年(963年)。它是我國宋朝第一部刑事法典，也是我國第一部刊版印行的封建法典。
2、特點：
所謂「刑統」，是按照新的體隸編纂的刑書，一般以刑律為主，而將其他刑事性質的敕、令、格、式分載在律文各條之後，依律目分門別類地加以匯編。
在內容上，《宋刑統》幾乎是《唐律疏議》的翻版，只是作了三點修改：
第一，變更了刑罰制度。在五刑部分增加「折杖法」將笞、杖、徒、流摺合相應的臀杖或脊杖，作為原刑的代用刑，表示省刑、從輕之意.比如笞十、二十決臀杖七，杖六十決臀杖十三，徒一年決脊杖十七，流二千里決脊杖十七、配役一年。死刑無此類的代用刑。
第二，增設了新的條目。《宋刑統》將《唐律》十二篇的內容全部抄襲外，又加了新條目。卷十二增加了「戶絕資產」門。此門由令、式、敕、起請條組成。其中唐之《喪葬令》規定：「諸身喪戶絕者，所用部曲、客女、奴婢、店宅、資財，並令近親轉易貨賣，將營葬事及量營功德之外，余財並與女……」《宋刑統》在「臣等參詳」中刪去「部曲、客女、奴婢」。這說明當時部曲等已不能出賣，反映此三種人身份地位的提高。
第三，刪去一些不必要或過時的文字。如《唐律疏議》每篇之首都有一段歷史淵源的敘述，《宋刑統》則概行刪去。又如衛禁律「宮等冒名守衛」條，刪去「若朱雀等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