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可調節性

Ⅰ 法院可以調解刑事犯罪嗎

刑事案件法院調解僅針對部分輕微刑事案件，典型的是因民間糾紛引起的一些案件。那麼刑事案件法院怎麼調解呢？首先要求的是加害人承認犯罪。（2）由被害人描述犯罪行為給其身體、生活、工作、學習等方面產生的影響。（3）與犯罪行為結果有關的人敘述他們的感受。（4）在對犯罪行為及其造成的後果進行了充分的討論之後，調解員可以詢問被害人希望從這次和解中獲得的補償或賠償項目，從而幫助確定加害人應當履行的義務。（5）所有的與會者都可以對加害人如何補償、如何解決犯罪事件發表意見。（6）最後的環節，在聽取了所有的與會者意見後，調解員主持和解參加人達成和解協議，督促與會者簽署和解協議。人民法院或司法行政部門派出的監督員應當對整個和解過程的進行及各方所達成的和解協議進行監督，發現有違法的情形應當及時予以指出，並建議予以糾正。法律規定：《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八十八條 下列公訴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誠悔罪，通過向被害人賠償損失、賠禮道歉等方式獲得被害人諒解，被害人自願和解的，雙方當事人可以和解：(一)因民間糾紛引起，涉嫌刑法分則第四章、第五章規定的犯罪案件，可能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二)除瀆職犯罪以外的可能判處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過失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內曾經故意犯罪的，不適用本章規定的程序。第二百八十九條 雙方當事人和解的，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應當聽取當事人和其他有關人員的意見，對和解的自願性、合法性進行審查，並主持製作和解協議書。第二百九十條 對於達成和解協議的案件，公安機關可以向人民檢察院提出從寬處理的建議。人民檢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從寬處罰的建議;對於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可以作出不起訴的決定。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對被告人從寬處罰。

Ⅱ 觸犯刑法能調解嗎

法律分析：附帶民事賠償的部分可以調節，如果被害人一方出具了諒解書，法官在做出刑事判決時可以在量刑上酌情從輕處罰。另外，法律規定的特定的公訴案件也可以以雙方和解，雙方達成的和解協議可以作為法院從寬量刑或檢察院不起訴的參考依據。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 第二百八十八條 下列公訴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誠悔罪，通過向被害人賠償損失、賠禮道歉等方式獲得被害人諒解，被害人自願和解的，雙方當事人可以和解：（一）因民間糾紛引起，涉嫌刑法分則第四章、第五章規定的犯罪案件，可能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 （二）除瀆職犯罪以外的可能判處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過失犯罪案件。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內曾經故意犯罪的，不適用本章規定的程序。

Ⅲ 刑法的特徵

刑法的特徵：調整范圍的廣泛性，調整對象的專門性，刑罰制裁的嚴厲性，刑法發動的補充性和保障性。
【法律分析】
刑法是規定犯罪及其法律後果的法律規范，而其他法律規定的都是一般違法行為及其法律後果。一般部門法都只是調整和保護某一方面的社會關系，而刑法所調整和保護的社會關系相當廣泛。一般部門法對一般違法行為也適用強制方法，但其嚴厲程度輕於刑法所規定的刑罰。刑法具有補充性，即只有當一般部門法不能充分保護某種社會關系時，才由刑法保護；只有當一般部門法還不足以抑制某種危害行為時，才能適用刑法。刑法是其他法律的保障法，即其他法律調整的社會關系和保護的合法權益，也都藉助於刑法的調整和保護。刑法保護社會生活中至關重要的利益，從國家安全、公共安全、經濟秩序到公民個人的人身權利、財產權利，而其他法律如民法、經濟法、行政法可能僅涉及社會生活的某一方面或某一層面的利益與關系。嚴重違反其他法律的行為（嚴重危害社會的行為），都有可能進入刑法的調整范圍，刑法為其他法律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和保障。刑法的強制力度較其他法律的強制力度嚴厲得多。刑法的特點集中體現在其對犯罪行為的法律後果上，這種法律後果的嚴厲性是其他法律如民法、行政法所不能比擬的。違反刑法的後果是刑罰制裁，刑罰制裁的方法包括剝奪生命、自由、財產、資格等重要的權益。
【法律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第二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任務，是用刑罰同一切犯罪行為作斗爭，以保衛國家安全，保衛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保護國有財產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財產，保護公民私人所有的財產，保護公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維護社會秩序、經濟秩序，保障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

Ⅳ 刑法調整范圍的廣泛性。我想問問，為什麼說，「調整」一詞，調整的意思是怎麼調整

可以理解為調整即管轄。法律的調整范圍就是法律規定的相關問題。
刑法調整范圍即適用刑法處理的法律關系。

Ⅳ 怎麼理解刑法，調整對象的專門贏

您好，刑法是規定犯罪、刑事責任和刑罰的法律 ，是掌握政權的統治階級版為了維護本階級政治權上的統治和各階級經濟上的利益，根據自己的意志，規定哪些行為是犯罪並且應當負何種刑事責任 ，並給予犯罪嫌疑人何種刑事處罰的法律規范的總稱。
刑法的調整對象是作為犯罪人的公民個人的基本人權與保障全體公民基本人權為內容的國家法律制度之間的關系，而不是調整的任意一種社會關系，因此，刑法調整的對象具有專門性。
如能給出詳細信息，則可作出更為周詳的回答。

Ⅵ 調整性法律關系與保護性法律關系

法律分析：民法規范大部分屬於調整性法律關系，刑法規范大部分屬於保護性法律關系。

保護性法律關系是在主體的權利與義務不能正常實現的情況下通過法律制裁而形成的，它是在違法行為的基礎上產生的，是法的實現的非正常形式。調整性法律關系是不需要使用法律制裁，主體權利就能正常實現的法律關系，它建立在主體的合法行為的基礎上，是法的實現的正常形式。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

第五條

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應當遵循自願原則，按照自己的意思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法律關系。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第一條

為了懲罰犯罪，保護人民，根據憲法，結合我國同犯罪作斗爭的具體 經驗及實際情況，制定本法。

第二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任務，是用刑罰同一切犯罪行為作斗爭，以保衛國家安全，保衛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保護國有財產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財產，保護公民私人所有的財產，保護公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維護社會秩序、經濟秩序，保障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

Ⅶ 強奸罪可不可以內部調解

強奸罪不可以內部調解。
強奸罪是非常嚴重的刑事犯罪案件，不可以庭外和解。強奸罪，是指違背婦女意志，使用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手段，強行與婦女發生性交的行為，或者故意與不滿14周歲的幼女發生性關系的行為。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
1、強奸婦女、姦淫幼女情節惡劣的；
2、強奸婦女、姦淫幼女多人的；
3、在公共場所當眾強奸婦女的；
4、二人以上輪奸的；
5、致使被害人重傷、死亡或者造成其他嚴重後果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條 【強奸罪】以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手段強奸婦女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姦淫不滿十四周歲的幼女的，以強奸論，從重處罰。
強奸婦女、姦淫幼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
（一）強奸婦女、姦淫幼女情節惡劣的；
（二）強奸婦女、姦淫幼女多人的；
（三）在公共場所當眾強奸婦女、姦淫幼女的；
（四）二人以上輪奸的；
（五）姦淫不滿十周歲的幼女或者造成幼女傷害的；
（六）致使被害人重傷、死亡或者造成其他嚴重後果的。第二百四十一條 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強行與其發生性關系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六條的規定定罪處罰。第二百五十九條 利用職權、從屬關系，以脅迫手段姦淫現役軍人的妻子，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六條的規定定罪處罰。第三百條 組織和利用會道門、邪教組織或者利用迷信姦淫婦女、詐騙財物的，分別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六條、第二百六十六條的規定定罪處罰。

Ⅷ 刑法中的規定大多數是調整性規則

這是法理學中的概念。對法律關系的分類：調整性法律關系和保護性關系，第內一容性法律關系和第二性法律關系，縱向型法律關系和橫向型法律關系，單向型法律關系、雙向型法律關系、多向型法律關系。
合法行為引起調整性法律關系，違法行為引起保護性法律關系。
刑法是關於犯罪與刑罰的法，因為應當主要是保護性法律關系。

Ⅸ 信用卡刑事案件可以調節嗎

你說的是調解嗎？刑事案件一般是不能調解的
但是我找到的一篇文章可能對你有所幫助：
有點長，如需要請耐心看完
信用卡詐騙犯罪之刑事和解制度探析
天津市河西區人民法院 童文星

一、信用卡詐騙犯罪刑事司法現狀與問題
信用卡，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上的信用卡包括貸記卡和借記卡。狹義的信用卡僅指貸記卡。根據2004年12月2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信用卡」含義的解釋，即「刑法規定的『信用卡』是指由商業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法發行的具有消費支付、信用貸款、轉賬結算、存取現金等全部功能或者部分功能的電子支付卡」，我國刑法中所指的信用卡應為廣義上的信用卡。信用卡作為金融市場的一種重要工具，它的使用為人們帶來了便捷和安全，在當今社會得到迅速的普及，但它在深受大眾青睞的同時，也產生一些問題。據央行數據顯示，截至今年一季度末，我國境內累計發行信用卡1.5億張。今年第一季度，信用卡逾期6個月未償信貸總額達49.70億元，同比增加133.1%，占期末應償信貸總額的3%。[1]
信用卡詐騙犯罪，是指以非法佔有為目的，進行信用卡詐騙活動，騙取數額較大公私財物的行為。根據《刑法》第196條規定包括：使用偽造的信用卡或使用以虛假身份證明騙領信用卡、使用作廢的信用卡、冒用他人信用卡、惡意透支幾種犯罪形式。有學者認為，信用卡詐騙犯罪，還包括刑法第177條「偽造、變造金融票據罪」中的偽造信用卡罪等。[2]近年來，伴隨著信用卡業務的高速發展，加之信用卡業務本身涉及環節多、風險不易察覺、銀行對於信用卡發放監管不力等原因，相關的犯罪活動也日趨嚴重。公安部門有關數據顯示，截至2007年10月，全國公安機關共立信用卡詐騙案件2311起，較2006年同期上升40.4%；涉案金額8166萬元，較2006年同期上升24.3%。[3]
我國信用卡詐騙犯罪刑事司法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為：
1、不能妥善解決損害賠償問題。隨著信用卡詐騙案件的激增，給金融機構造成的經濟損失越來越大，也使很多持卡人成為受害者。而在司法實踐中，加害人及其親屬往往在加害人受到刑事制裁後，對要求經濟賠償的民事訴訟產生抵觸情緒，繼續賠償受害人損失的積極性降低，導致民事訴訟的調解率很低，逃避民事責任的情況經常出現，增大了民事判決的執行難度，金融機構和持卡人的損失難以追回，不利於此類案件的圓滿解決。
2、法律規定存在不足。信用卡詐騙刑事立案標准較低，現階段該類犯罪的起刑點僅為5000元，對於惡意透支案件的認定來說，其與我國經濟發達地區的消費狀況已不相適應，並且和鼓勵人們使用信用卡在信用額度內（最高可達5萬元）刷卡消費的理念存在矛盾。實際生活中不少人都是由於工作忙、沒有收到賬單等原因忘記按時還款的，而在惡意透支犯罪的法律規定中，對發卡銀行催收還款的標准、善意透支與惡意透支之間的界限沒有明確，導致信用卡詐騙犯罪成案較為容易。信用卡詐騙罪並處罰金較重，最低也達2萬元，存在加害人在償還欠款之後無力交納罰金被判處實刑的情況。
3、刑事司法面臨壓力增大。以天津市河西區人民法院為例，該院2007年受理信用卡詐騙案件9件，2008年受理21件，2009年截至6月份則受理25件，呈逐年遞增趨勢。不法分子利用信用卡詐騙錢財的方式呈現多樣性，犯罪手段日趨復雜，團伙犯罪屢屢出現。例如有的不法分子使用信用卡從超市、電器城大量購買商品後，將商品以較低價格售出，套出大量現金，再用一部分現金進行分期付款或最低還款，這樣既能佔用大量現金也能拖延還款期限。有的不法分子辦理多張信用卡，利用信用卡取得大量現金用於向他人提供「小額貸款」，並且以此作為賺錢謀生的方式。這些新情況給案件的查處和審理增加了難度。
二、刑事和解概述
刑事和解是在西方被害人學產生；被害人權利保護復興；監禁、矯正政策瀕於失敗，司法資源嚴重浪費；利益恢復理論興起等背景下產生的一種刑事司法制度。對於它的理論基礎，一般認為是美國犯罪學家約翰.R.戈姆在《刑事和解計劃：一個實踐和理論構架的考察》一文中所提到的「恢復正義理論」、「平衡理論」和「敘說理論」。[4]有學者認為，刑事和解是指在刑事訴訟中加害人以認罪、賠償、道歉等形式與被害人達成諒解後，國家專門機關不再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責任，或者對其從輕處罰的一種制度。[5]有學者認為，在我國所謂刑事和解，是指犯罪行為發生後，經由司法機關的職權作用，被害人與犯罪人面對面地直接商談，促進雙方的溝通與交流，從而確定犯罪發生後的解決方案，目的是恢復犯罪人所破壞的社會關系、彌補被害人所受到的傷害，使犯罪人改過自新，復歸社會。[6]刑事和解是一種以協商合作形式恢復原有秩序的刑事糾紛解決方式，屬於一種訴訟行為。在達成協議過程中，受害人和加害人得到較高的實體處分權，國家尊重受害人的程序主體地位，受害人能夠自主決定與自己利益密切相關的事項，這包括通過與加害人達成和解協議來解決刑事糾紛，彌補自己物質和精神上的損失，在這一過程中，受害人權益的保護優先於國家對加害人追懲權的實現。
近年來，在我國法學理論界關注和研究該項制度的同時，各地政法機關也根據具體情況進行了有益嘗試，例如：2003年7月北京市政法委下發了《關於北京市政法機關辦理輕傷害案件工作研討會議紀要》，對辦理輕傷害案件進行規范，規定「對確因民間糾紛引起的輕傷害案件，犯罪嫌疑人、加害人的犯罪情節輕微，有悔罪表現，已全部或部分承擔被害人醫療、誤工等合理賠償費用，被害人不要求追究刑事責任，雙方自願協商解決的，可由雙方協商並達成書面賠償協議。此類案件，在被害人向政法機關出具書面請求後，可以按照規定作出撤銷案件、不起訴、免予刑事處罰或判處非監禁刑等從寬處理。……」[7] 2006年5月，上海市公檢法司聯合制定《關於輕傷害案件委託人民調解的若干意見》，該意見規定，對於符合委託人民調解條件的輕傷害案件，雙方當事人願意接受人民調解的，公檢法機關可以委託人民調解委員會進行調解。經調解達成協議並履行完畢的，公檢法機關可以分別作出不予立案、撤銷案件、不起訴、准予當事人撤訴、免予刑事處罰的決定。[8]浙江、安徽、江蘇等地也相繼進行了類似的探索。但這些刑事和解方面的嘗試基本上涉及的都是侵犯人身權利的輕傷害案件，像信用卡詐騙這類侵犯金融管理秩序及公私財產的犯罪則較少涉及，原因在於刑事和解的內容目前只體現在我國就自訴和附帶民事訴訟案件的相關規定中，對於公訴案件未規定可以適用。解決的根本還是從法律規定上明確確立刑事和解制度。
三、將刑事和解制度引入信用卡詐騙案件審理的合理性
刑事和解的優勢效用在於能夠更好的保護被害人利益，有利於加害人改過自新，提升糾紛解決的滿意度，提高訴訟效益，這使之成為解決刑事糾紛的有效機制。當然並不是所有犯罪案件的處理都可以引入刑事和解，如危害國家安全、貪污賄賂類犯罪就不能適用，這是由案件性質、犯罪對象與客體、公眾觀念等原因決定的。下面就信用卡詐騙犯罪引入刑事和解制度的合理性作出分析。
（一）在辦理信用卡詐騙犯罪過程中引入刑事和解制度的必要性
1、有利於保護被害方權益，妥善解決損害賠償問題。在刑事和解過程中，由於和受害方協商對話的結果會直接影響到加害人是否會受到刑事制裁或者制裁輕重，這就促使加害人積極參加到對話中來，向對方賠禮道歉、真誠懺悔，努力與受害方達成協議，以全額或更高的賠償數額補償對方的損失，這樣能更好的平復受害方的創傷，比通過再提起民事訴訟的辦法更加迅速、實惠的彌補受害方的經濟損失，減輕了訴訟之累。
2、有利於加害人的改過自新，使他們可以盡早地復歸社會
信用卡詐騙案件大部分都屬於判刑結果較輕的刑事案件。以天津市河西區人民法院為例，該院2008年審結的21件該類型案件共涉及被告人21人，其中判處有期徒刑5-7年的2人，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4人，拘役1人，三年以下有期或拘役宣告緩刑的14人。2009年1-6月份審結的19件案件中涉及被告人21人，其中判處有期徒刑3-5年的1人，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5人，拘役2人，三年以下有期或拘役宣告緩刑的13人。上述共計42名被告人中，判處短期自由刑以下刑罰的為39人，占總人數的93%。目前國內外理論界對短期自由刑這一刑種存在著不少非議，認為由於它時間短並不能起到教育糾正的目的，反而容易使罪犯間「交叉感染」、產生「標簽化」效應，浪費社會資源。
客觀上講，這些社會危害性較輕的信用卡詐騙案件，給被害方造成的創傷並不是很深，尤其對銀行而言不存在心理傷害問題。一般情況下，在加害人賠償了受害方經濟損失並積極道歉、誠懇悔過後，能夠獲得對方的諒解和寬容，受害方並非一定要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責任。而按照現行法律制度，加害人一旦被提起公訴，一般就面臨著被判處刑罰的結果。對於加害人來說，判處何種刑罰都會給其帶來非常嚴重的後果，不可避免的會被開除公職、軍職、終止學籍，失去從事某些職業的資格，給將來的工作生活蒙上巨大的陰影。隨著信用卡案件數量的不斷增長，這類輕微犯罪人的數量也會越來越多，對於社會來說，應該給予他們更多的人文關懷，而過多罪犯的產生也不利於和諧穩定的局面。
在引入刑事和解制度後，對雙方達成和解協議的案件可不再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責任，或者僅以較輕微的方式追究其刑事責任，這樣占很大一部分比例的信用卡詐騙案件中的加害人就免於因一時之過被永遠貼上「 罪犯」的標簽，讓他們重新擁有獲得更好前途的機會，有利於改過自新，不至於自暴自棄，再次危害社會。也能夠減少服刑罪犯數量、減輕社會負擔，修復加害人與受害方之間的關系，恢復社會生活常態。
3、有利於提高司法效率，節省司法資源。
訴訟效率是當前社會比較關注的司法問題之一。就刑事司法而言，提高訴訟效率不僅是為了節約司法成本，緩和辦案經費的緊張，更重要的是使犯罪分子及時得到懲罰，使被害人早日得到精神上的撫慰和物質上的補償。[9]如前所述，信用卡詐騙犯罪的大部分案件都屬於危害程度較輕的刑事案件，基本上可以通過刑事和解制度予以解決。這樣能大大提高辦案速度，使犯罪問題及時得到處理；妥善及時的彌補受害方的損失；在加害人認罪的情況下，能更輕松地查明案件事實，減少查處該類案件的成本，緩解辦案壓力。此外，還能夠提高公眾對糾紛解決的滿意度，減少上訴、申訴、上訪案件，並省去了民事訴訟及民事賠償部分的執行程序，減輕民事案件的執行難問題。
4、有利於在信用卡詐騙案件中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
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是我國在長期的司法實踐過程中逐步發展完善的一項基本刑事政策，對司法實踐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人民法院應從以下四個方面貫徹執行這一政策[10]：（1）依法嚴厲打擊嚴重刑事犯罪，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2）加強刑事司法領域的人權保障。（3）當寬則寬，最大限度地減少社會對立面。（4）積極參與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刑事和解制度的內涵正符合貫徹寬嚴相濟政策的要求。在處理信用卡詐騙案件的過程中，對佔大多數的社會危害性較輕的案件，通過刑事和解制度予以解決，體現了保障人權和當寬則寬的精神，使大多數加害人能夠改過自新、回歸社會，從而化解矛盾、消除對立，有利於把更多的司法資源，投入到查辦那些嚴重破壞市場經濟秩序的金融詐騙案件中去，做到突出重點、區別對待。而在目前刑事和解尚沒有形成制度體系的情況下，「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則為刑事和解提供了充足的刑事政策依據。」[11]
（二）在辦理信用卡詐騙犯罪過程中引入刑事和解制度的可行性
「和解」在我國的古代訴訟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雖說現代刑事和解理論興起於西方，但「我國傳統文化中以『天人合一』、『以和為貴』等理念為代表的合和文化才是如今刑事和解制度的真正文化基礎和理論淵源」。[12]我國自古就強調各種社會關系的和睦相處，反對以訴訟解決糾紛，提倡用調解的方式處理問題，主張以情理來教育民眾，化解矛盾。「以『人情』及其關系為主題和根本，倫常為重，利害為輕；情義為重，講理為次；教化為主，刑罰為輔；靈活性強，形式性弱；這就是原典儒學滲透刑政法律的『禮法交融，儒法互用』」。[13]這種傳統的「和諧」觀、「情理」觀一直影響至今，在我國的現行司法制度中也被體現出來，民事調解制度的成功運用就證明了和解理念的生命力。因而根據國情，制定和運用中國特色的刑事和解制度，有其生長的土壤，能夠為民眾積極接受，會取得良好的效果。
就信用卡詐騙犯罪引入刑事和解制度而言，該類犯罪中大部分都屬於輕微的犯罪案件，加害人的主觀惡意較小，對社會的危害程度較輕，單個案件給受害方造成的損失不嚴重，因而可以率先在辦理此類輕微犯罪案件中引入刑事和解制度：
1、從雙方立場上分析，該類案件的加害人與受害方容易達成和解。
對於重視獲得補償的被害人和有支付能力的加害人而言，從和解中獲得的利益要大於從正規訴訟程序中獲得的利益，這也是和解這種糾紛解決方式具有強大生命力的重要原因所在。[14]信用卡詐騙案件大部分屬於輕微侵犯財產權利的案件，受害方心理情感方面受到的傷害比其他普通犯罪要低得多，對加害人的報復慾望不是很強，更多地是重視財產損失的補償。以銀行為例，它生存發展的首要目的就是使企業能夠獲得更大的經濟效益，因而它最關注的是對被騙取資金的追索和訴訟效益，對於加害人的刑事處罰要求排在第二位。實踐中甚至存在銀行本可以通過民事程序以借貸糾紛為案由起訴，但由於不願墊付訴訟費，且通過刑事訴訟銀行不需要交納任何費用，所以轉而向公安機關報案，通過刑事訴訟程序追討錢款的情況。對於那些輕微的信用卡詐騙犯罪，如果加害人能夠及時賠償銀行的損失，銀行一般不會刻意追求對加害人的刑事處罰。對於加害人來說，由於能夠被免除或減輕刑事處罰，這就促使其積極地投入到對話協商中來。而由於數額不大，加害人及其親屬一般也有經濟能力賠償損失。雙方通過對話達成和解後都能夠受益，進行對話談判的可能性要遠大於其他普通犯罪。
2、運用刑事和解處理此類案件帶來的消極影響較小。
由於該類案件主要侵犯的是金融管理秩序及公私財產，較少涉及道德倫理、公序良俗問題，進行刑事和解能夠為社會公眾所接受，不像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等犯罪經常會在救助弱者和實現刑罰正義之間產生矛盾，司法機關可以在較為輕松的條件下主持和解工作。輕微信用卡詐騙犯罪個案涉及的犯罪金額較少，一般加害人及其親屬能夠負擔得了，在和解過程中很少會出現不同加害人因賠償能力懸殊導致處罰結果不平等的問題。
四、信用卡詐騙犯罪刑事和解的制度構建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我國治國理政的總體目標，也是制定各項司法制度的政策理論依據。有學者指出，和諧社會並不是一個沒有矛盾和糾紛的社會，更不是一個沒有犯罪的社會。和諧社會是指在一個社會，矛盾和糾紛能夠得到及時的調解，犯罪能夠得到有效的控制。而法律就是各種社會關系的調節器，各種社會矛盾的化解器。[15]正確的制定和適用刑事和解制度將會使之成為一個很好的「調節器、化解器」。但在我國現階段，來自傳統理念、配套制度、司法人員素質、民眾寬容度等方面的影響，是引入該項制度所必須考慮的問題。有學者指出，我國應當規范刑事和解的適用，但要將之限制在一定范圍內，使刑事和解與訴訟裁判同為糾紛解決方式，在不同的范圍和軌道內並行不悖，相得益彰。[16]信用卡詐騙案件數量大、大部分案件社會危害性輕、涉及公共利益、道德倫理方面因素少、受害方更注重挽回經濟損失等方面特點使得該類案件在適用刑事和解時遇到的阻力更小，能夠成為構建和完善我國刑事和解機制的「試驗田」。下面就信用卡詐騙罪刑事和解制度構建中的問題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
（一）信用卡詐騙案件刑事和解的參與主體
信用卡詐騙案件刑事和解的參與主體應包括受害人、加害人及司法機關。其中受害人包括持卡人和銀行。對於銀行這種法人受害人能否成為刑事和解的主體，目前尚有疑問。筆者認為，對於法人受害人來說同樣存在著要求恢復犯罪行為造成的損害後果的問題，通過刑事和解一樣有利於它們權益的保護。就受害人為銀行的輕微信用卡詐騙案件而言，如前文所述，適用刑事和解能夠更好地彌補銀行的損失，且信用卡詐騙犯罪大部分都是判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刑罰的案件，這些案件社會危害性小，不涉及公序良俗等問題，雙方更容易達成和解。信用卡詐騙案件數量不斷增加，也需要刑事和解這樣一種高效的糾紛解決機制來予以應對。所以銀行這種法人受害人完全可以成為刑事和解的主體。
（二）信用卡詐騙犯罪適用刑事和解的原則和條件
應在法律上明確規定此類案件適用刑事和解的原則和前提條件，防止刑事案件處理的隨意性和不公平性。
1、在刑事和解過程中應嚴格遵循自願原則。受害方和加害方必須是完全出於自主意識決定進行對話，防止公權逼迫、直接利益牽制等情況的出現。
2、信用卡詐騙案件的加害方必須認罪並真誠悔過。加害方應完全意識到自己的錯誤並真誠地向受害方表示歉意，陳述犯罪過程，協助司法機關查清案件事實。「如果一名加害人實施了加害行為，卻毫無悔意，甩出錢來和解，說明此人蔑視法律的權威，人身危險性沒有真正的降低或消除，是不符合和解條件的」。[17]對於銀行來說，不能因急於追回錢款補平賬務，而不考慮加害方的認罪態度，與其達成和解。此外，對於此前已經就此類案件和解過一次的加害人，再犯此罪不能再適用刑事和解。
3、雙方達成的刑事和解協議的內容不得違反法律規定，不能違背公序良俗和公共利益。
（三）信用卡詐騙案件受害方與加害方達成刑事和解協議的法律後果
法律應對雙方達成刑事和解後的法律後果做出明確規定，使刑事和解成為免除、減輕、從輕處罰的一項依據，這是構建信用卡詐騙案件刑事和解制度的必要前提。對確認為雙方真實意願表示的和解協議，司法機關應認可其效力，在審查起訴階段，應規定檢察院有權根據情況做出相對不起訴或暫緩起訴的決定；在審判階段，規定法院有權作出免予、減輕、從輕處罰的決定。對於信用卡詐騙犯罪還需指出的是：達成協議後加害方償還了受害方全部損失的，法院如做出對主刑從輕或減輕的決定，一般還應做出完全免除罰金刑的決定，這樣有利於提高加害人達成和解的積極性，這是受害人權益保護優先於國家對加害人追懲權的體現。協議一經簽署，就表明被害方放棄追懲權，加害方也必須履行協議規定的賠償義務，除非情勢變更，雙方不得反悔。刑法也可以增加一些如社區服務、公益勞動這樣的非刑罰處罰方式，有利於加害人復歸社會。[18]
（四）信用卡詐騙案件刑事和解的適用范圍
在我國在剛開始制定、運行刑事和解制度階段，不宜將其適用范圍規定過寬。對於信用卡詐騙犯罪案件應將其適用范圍限定為社會危害性不大的輕微案件。可考慮將《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規定的「進行信用卡詐騙活動，數額較大的」，可能判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2萬以上20萬以下罰金」的信用卡詐騙案件劃為可適用刑事和解的范圍。
（五）信用卡詐騙案件刑事和解的適用階段
對於刑事和解的適用階段，有兩種不同意見。一種意見認為在偵查、起訴和審判階段都能進行刑事和解，另一種意見認為刑事和解只能在審查起訴和審判階段由檢察院或法院主持進行。筆者支持後一種觀點，理由如下：1、公安機關的首要職責是查清案件事實，收集相關證據。雖然通過加害人與受害方達成和解的方式可能解決糾紛，但犯罪事實還是必須要查清楚，這是達成刑事和解的基礎。2、假如在沒有搜集到確實充分證據的情況下就達成了和解，偵查活動不再進行，一旦當事人事後反悔，而某些重要證據無法再收集，會導致案件難以處理。3、刑事和解機制的運行同樣需要監督和制約。僅在偵查階段就以此方式結案，而沒有司法機關的介入，不符合刑事訴訟分工負責、相互配合、相互制約的原則。不能保證案件辦理過程的公開公正。綜上，在刑事和解機制制定實施的摸索階段，不宜在偵查階段就適用該項制度，信用卡詐騙案件刑事和解應在審查起訴和審判階段進行。
小結
構建刑事和解制度涉及刑法、刑事訴訟法等法律的修改，對我國剛剛建立起來的對罪刑法定、程序正義原則的信仰有一定的沖擊，司法機關、社會公眾對它有一個逐步接受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考慮這些情況，穩妥起見，可以先出台試行規定，選擇如輕微信用卡詐騙這樣的一類或幾類案件先行適用刑事和解制度。這樣做的好處一是有一個緩沖期，可以在實踐過程中總結經驗、發現不足，為全面構建刑事和解制度做好准備；二是讓公眾看到這一制度的優勢效用，有助於公眾逐漸接受這一新的刑事司法理念。三是在這類案件辦理過程中，即使出現問題，也不會造成太大的社會反響，不會影響到這一制度的成長發展。四是有利於解決信用卡詐騙犯罪這樣的大批量增長案件，緩解司法壓力。於實施取得一定成效後，再進一步修改相關法律規定，擴大適用案件的種類和范圍，全面推行該項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