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體制改革文章
A. 法律方面論文
你好，法律方面的論文大部分是按照這個思路去寫的：
1.選題，你在生活中發現存內在容哪些法律問題，你對這個法律問題有看法。比如：論保險代位求償行使中的若干法律問題。
2.選好你要寫的論題後，就開始查找有關論題方面的資料，比如現行規定，學者們對這方面的定義，主流的觀點，這方面的案例等。
3.大概熟悉在你論題方面的基本知識和對問題的認識後，就可以開始著手正文了。
4.各個學校都有對論文格式的要求，一定要嚴格按照學校要求的格式來完成論文。多和同學交流，不懂就問老師。
5.跟你說說正文怎麼寫。
本科論文可以分成三部分進行，
第一部分是中文摘要，引言，相關概念特徵，立法現狀等；
第二部分，重點是第二部分，這一部分要求你提出在存在的問題，然後針對問題給出解決的辦法。
第三部分就是把你的參考文獻列出，再致謝就可以了。
謝謝，請採納！
B. 司法部關於基層法律工作者改革的近幾天的新聞
消除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陰影為基層法律工作者順利開展民事訴訟代理掃除障礙
2013年1月1日，新修改的民事訴訟法施行後，將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與律師並列為第一類訴訟代理人，也是專業訴訟代理人，使基層法律工作者看到了司法體制改革的曙光，感受到了基層法律服務所生存發展的希望和空間。然而在具體的執行中，受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的影響，作為享有審判權的人民法院仍然對基層法律工作者代理訴訟行為存在著歧視性看法。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處處長、法學博士吳兆祥先生在民事訴訟法修改條文理解與適用中的諸多觀點。正是由於有吳博士觀點作支撐，作者在深圳市福田區法院代理北京等地的當事人承辦申請執行事務時，才遭到拒絕。
細探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出台的背景和理論依據，作者發現這個批復的出台是司法體制改革的一次大倒退，且引用的是已經失效的或需要修訂的部頒規定，它的出現使無數有作為、能夠為「非轄區」當事人提供優質服務的基層法律工作者陷入了尷尬的境地。
為了基層從事法律服務的同行能夠正常開展「轄區外」訴訟代理業務，為了司法部高層能聽到最底層的聲音，作者從四個方面諫言，希望司法部決策層能夠及時作出反應，以消除司復[2002]12號批復產生的陰影。
一、從深圳兩級法院對基層法律工作者代理民事訴訟的不同做法，看兩級法院法官對《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八條第二款第一項規定的差別執行。
2011年3月以來，在山西省原平市南城法律服務所執業的作者，開始為以北京人為主的17名出借人，遠赴深圳市的兩家法院承辦被告為深圳市三家私營公司的民間借貸糾紛案，案件總量為54件，涉案金額為986萬元。由於該案有其特殊性和復雜性，作者先後在深圳兩家基層法院進行了4批次的訴訟，到2013年5月17日，四批次判決書全部發生效力。兩批17案已經中止執行，准備向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申請破產還債。
2013年9月2日，當作者持北京市、內蒙古自治區等五省市區16名委託人簽發的授權委託書、本所的專用函和本人執業證，再次踏進廣東省深圳市福田區人民法院立案樓，代理這些當事人承辦37件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的執行事宜時，被負責承辦執行案件窗口的女法官告知，因基層法律工作者不能代理非本轄區外的案件而拒絕接受相關訴訟文書。
此前，在深圳市福田區、羅湖區法院無論是起訴當初的代為立案、出庭代理訴訟，包括前兩批17個案件的申請執行，都沒有因為作者是一名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以下簡稱法律工作者）而被拒之門外。
作者向這位女法官再三說明為這些當事人代理訴訟，並不是第一次來深圳，且已經生效的這37案判決書上的共同委託代理人就是本人。然而，這位法官依然堅持她執行的正是新《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八條第二款第一項的規定。
而作者的觀點正好與之相反。作者認為，既然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已經通過立法確立了法律工作者的訴訟代理地位，就不應當看著已經過時的老黃歷，再拿已經失效的批復作擋箭牌。況且，十年前司法部一個批復怎麼能對抗立法機關的規定，任憑怎麼解釋都無濟於事。這位法官還為作者支招說，可以由當事人推舉訴訟代表人親自前來法院立案，以解決法律工作者代理權受限的問題。
由於作者在福田、羅湖區法院分別代理的前兩批共17件案件已經中止執行，將進入破產還債程序，作者帶著草擬的相關訴訟文書來到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請教。並與立案庭接待法官探討進入破產還債程序法律工作者能否享有代理權時，接待法官請示領導後明確答復，法律工作者的代理權不會受到限制。
在深圳這座高度開放的城市，兩級法院審查立案的法官對法律工作者代理訴訟兩種截然不同的做法，說明深圳市中院的同志對《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八條第二款第一項的規定有正確的認識，業務素質更過硬，同時反映出執法者對新施行法律的理解仍存在著不同認識。
為了爭取37案執行階段的代理權，作者再次返回福田法院與這位法官交涉。承辦法官認為自己無權決定，請示負責立案審查的領導。這位領導很負責任，不僅與作者進行了溝通，還給深圳市中級致電了解了法律工作者代理權的問題，確認作者所反映的情況屬實後，又給其他基層法院打電話了解對類似情況的做法。最後女法官作出答復依然是，中院是中院的做法，基層法院就這么做，並以龍崗、羅湖區等法院都是這種做法為由拒絕。
作者提出是否可以給個書面答復，該法官答復可以，但須領導給出編號。等了好大一會兒，該法官告訴作者，已請示領導不能給予書面答復，也拒不接收相關訴訟文書。為了說服作者，這位法官還拿出由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奚曉明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修改條文理解與適用》（以下簡稱民訴法修改條文的理解與適用）作為其拒絕的依據。
兩方各執一詞，僵持不下，其直接後果便是影響當事人權利的實現。為了節省資源、節約時間，徵得委託人代表同意後，作者與深圳市一家規模律師事務所簽訂了《委託代理合同》，將這批37案的執行事務轉交當地律師代理。
作者代理的訴訟案件，真正符合「本轄區」條件者少之又少，也沒有被拒之門外。這是作者本人從業24年來，因法院執行司法部《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的規定，第一次被法院剝奪訴訟代理權。
二、其實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出台當時引用的條文已經失效，卻在之後的十餘年間仍大行其道，且產生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整個行業的良性發展。
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不顧法律工作者當時已經走向法律服務市場的現實，援引的又是已經過時、失效，且存在立法技術缺陷的《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存在的主要問題是：
一、1991年9月20日由司法部頒布的《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總則部分第六條規定「鄉鎮法律服務所應當立足基層，主要面向本轄區內的政府機關、群眾自治組織、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承包經營戶、個體工商戶、個人合夥組織以及公民提供法律服務，服務方式力求便民利民，及時有效」，根據該條的規定，已經明確定位為「主要面向本轄區」，而沒有限定非本轄區。卻在分則部分的第二十四條第四項出現「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限制性的規定。
從立法技術層面看，如果分則部分的規定違反總則部分的規定，應當作為無效條款來看待，卻在當時缺乏立法法指引的情況下，加上擬稿人、審稿人法學理論的欠缺或疏忽，才作出如此不嚴謹的規定。因為法律服務業本身包括訴訟代理服務業務。事實上，當年中國的法學人才已不再匱乏，司法部應該有一批法學專家、法律專業人才。如果當時有人能夠意識到它的副作用，以及立法技術上存在的缺陷，只要在《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發布之前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的規定刪除便可。
當然，我們不能忘記這項規定出台的歷史背景是法律工作者照樣拿著政府的工資、使用著政府的經費，穿著與公安、司法助理員一樣的警服，還從事著非法律服務工作，其工作性質具有一定的行政色彩。
同時應當肯定，當時全國基層法律服務正方興未艾，多數法律服務工作還處在「摸著石頭過河」階段，出台「工作細則」在特定時期確實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二、《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制定的基礎是，1987年5月30日由司法部發布的《關於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根據暫行規定第九條「鄉鎮法律服務所實行『有償服務，適當收費』」的原則。……那時還沒有全面推行「兩不四自」。
從以上規定可以看出，司法部當初的本意已經是鼓勵、扶持這個行業的發展，而不是進行打壓、限制它生存、發展的空間。
之後，司法部又倡導「不佔編制、不要經費」，提出法律服務所走「自主執業、自收自支、自我管理、自我發展」的道路，其意圖正是為法律服務所走向市場創造條件。當時對法律服務所代理訴訟業務加以限制，更多的顧慮可能來自對法律工作者業務能力的擔心。
三、2000年3月31日，由司法部發布的《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第五十一條規定「本辦法自發布之日起施行。1987年5月30日司法部發布的《關於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同時廢止」，那麼到2000年4月1日之後《關於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這部曾經指導我國基層法律服務業建設、發展的部頒規章便失去存在的基礎。
《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這部新制定的部頒規章最具劃時代意義的做法是，將「鄉鎮法律服務」變更為「基層法律服務」，兩字之差確實是一種進步。按照常識和發展的眼光，曾與《關於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相配套的細則、解釋，如不修改重新發布便將作廢。
十分遺憾的是，就在新規頒布實施9個月之後，司法部竟不當引用效力待定的《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在2002年12月10日，以司復[2002]12號作出《關於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的批復》。
這份批復是「根據《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的規定，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是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代理民事、經濟、行政案件應當具備的條件之一。」
根據邏輯學大提前錯誤，其推出的結論必然錯誤的基本原理，在《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效力待定或失去存在基礎的情況下，作出「因此，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結論肯定錯誤。
然而，正是因為這個批復的存在，將我國基層法律服務業的發展影響了十餘年，給工作優秀、具有社會影響力的基層法律工作者帶來的卻是災難性後果，它束縛了有能力的基層法律工作者的手腳。其間，江蘇省司法廳《關於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能否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的請示》(蘇司辦2002)69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經過長期深入的調研，全國政協委員孔維克發現，「2013年1月1日起實施的新《民事訴訟法》第一次在法律層面上確定了基層法律工作者訴訟代理人的地位，明確規定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可以被委託為訴訟代理人代理案件。但司法部於1991年針對政府撥款的法律服務所而制定的《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卻依舊未改，仍令行於當今自收自支的合夥製法律服務所」。孔維克委員同樣認為，「這一限制性的規定與民事訴訟法將基層法律工作者列為訴訟代理人的立法精神相悖。」
綜合評價這個批復，不僅沒有起到規范法律服務市場的作用，沒有給基層法律工作者帶來工作便利，反而給沒有執業資格的其他人員代理訴訟留下了存活的空間。從現實意義看，它的存在將制約新修訂的民事訴訟法的順利實施、成了法律工作者代理訴訟的拌腳石，是司法體制改革的大倒退。
三、吳兆祥博士對法律工作者代理民事訴訟的范圍及性質所持之觀點，既沒有考慮法律工作者產生的歷史背景，更沒有發現《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存在的缺陷，也忽視了已經步入成熟的法律服務所對社會所作出的貢獻，更沒有從發展的眼光正視民事訴訟法作出的新規定，所發言論頗具消極意義，對法律工作者開展「轄區外」訴訟代理業務產生的影響深遠。希望吳老能夠更新觀念，重新定位法律工作者在民事訴訟活動中的地位。
《民訴法修改條文的理解與適用》第十一章作者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處處長、法學博士吳兆祥先生撰文（以下簡稱吳文）認為，「基層法律工作者主要業務包括代理參加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活動。但是基層法律工作者的業務范圍受到一定的限制，司法部（司復[2002]12號）《關於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的批復》規定：根據《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的規定，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是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代理民事、經濟、行政案件應當具備的條件之一。因此，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這是在代理訴訟業務時，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與律師的主要區別。（見吳文P117第20行至第28行）
作者認為，吳兆祥博士可能沒有認真研究中國基層法律服務業的發展史，也忽略了司復[2002]12號批復出台的背景，更沒有根據立法法的基本原理，仔細梳理新法與舊法的關系，上位法與下位法的不同效力，更沒有質疑該批復是否合規有效，因此才直接引用了司復[2002]12號批復，因而才作出「基層法律工作者的代理訴訟業務范圍受到一定的限制」的結論。
吳兆祥博士在文中還指出「這次《民事訴訟法》修改之前，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代理民事訴訟，是作為律師代理之外的公民代理的一種形式。」（見吳文P117倒數第1行至P118第1行）
作者認為，這種觀點很值得商榷。修改前的民事訴訟法，對「公民代理」的范圍沒有明確的規定，但是在司法部部頒規章已有明確規定的前提下，執意要把基層法律工作者劃入「作為律師代理之外的公民代理的一種形式」，顯然是對取得執業資格的基層法律工作者執業行為的不尊重，或者說是對基層法律服務整個行業的岐視，也沒有將司法行政機關核發的《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證》當回事。
吳兆祥博士在文中最後指出「修改後的《民事訴訟法》將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與律師並列為訴訟代理人，就其訴訟法律地位而言，是仍然作為公民代理，還是成為一種獨立的代理人類型尚需進一步研究。（見吳文P118第1行至第4行）」
作者認為，從吳兆祥博士的說法可以看出，吳兆祥博士顯然是對全國人大的立法沒有信心。既然最高立法機關已將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與律師並列為同一層次的訴訟代理人，說明雙方在訴訟中的地位平等，功能相同，而沒有高低貴賤之分。所不同的是，律師就是律師，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還是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只因各自取得資格的渠道、條件不同，核發證件的部門不同，而稱謂有別。但發證機構都是在各級司法行政機關領導下的兩個工作機構。若再將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看成「公民代理」，顯然與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八條第二款第一項的規定和立法本意相悖。
試想，如果司法部、國務院法制局及最高立法機關真得採納了吳兆祥博士提出的以上意見，在修改《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管理辦法》或更高級別的《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條例》、《基層法律服務法》時，真將其觀點溶入其中，那麼在未來的十到二十年內，基層法律工作者將再無出頭之日。最為直接的後果便是使得最高立法機關作出的基層法律工作者與律師並列的民事代理訴訟地位變成一紙空文。
為此希望吳兆祥博士能實身處地考慮一下基層法律工作者面臨的現實困難，在《民訴法修改條文的理解與適用》再版時，將第十一章的內容進行適當調整，以免繼續以誤傳誤，成為各級法院法官阻礙基層法律工作者「跨區域」代理訴訟的擋箭牌。
四、要改變人們的偏見，最終須從頂層設計著手，取消這些不適時宜的規定。在新規一時難以出台的情況下，最為便捷的做法是司法部以批復的形式廢止司復[2002]12號批復，為基層法律服務所健康發展掃清障礙。
自2000年3月31日，由司法部《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管理辦法》施行以來，基層法律服務業本來已經步入了正軌，法律工作者的隊伍得到了空前的發展。正如吳博士稱言「2000年12月24日，司法部組織了首次全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資格統一考試。2000年底，全國基層法律服務共有工作者總數達到121904人，比1999年底增加2182人，具有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達到57561人，占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總數的47%。」（見吳文P117倒數第6行至第2行）
然而，2002年12月10日由司法部司復[2002]12號作出《關於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的批復》，卻如當頭一棒，給正在處於發展時期的法律服務業戴上了「經箍咒」。
就是這么一個龐大的服務群體，多數同志完全能夠勝任民事訴訟代理業務。卻讓他們各自為陣、劃地為牢，只能在自己所持執業證確定的執業機構所轄區域內從事代理訴訟業務。
就此河南律師馬玉峰認為，司復[2002]12號批復，對法律工作者的執業地域進行限制，即「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如果雙方當事人不在法律工作者執業的轄區內就無權代理案件。那麼就明確禁止了基層法律工作者跨地辦案，成為好些律師、法官的利用品。
作者認為，在推進城鄉一體化的今天，鄉鎮、城區街道基層法律服務要發展、要生存，就應當適應市場需求，根據客戶的需求提供服務。作為市場主體的基層法律服務所，不應當拒絕非區域當事人的服務請求，同時也沒有理由拒絕為非區域當事人提供服務，如此做法勢必剝奪了法律消費者的自主選擇權。當今交通、通信如此發達，對基層法律服務的「執業區域」限制事實上已成為不可能。
再則，法律服務所既不是行政機構，也不是公安派出所，更不象派出法庭的職能，也沒有任何上撥經費，它不會將有服務需求又送上門的客戶拒之門外。
作者認為，這樣規定並沒有實際意義，反而制約了服務所的業務來源，給並不景氣的法律服務所帶來生存壓力。無須諱言，業務開展較好的法律服務所沒有一家不越過這條「紅線」去執業。而沒有能力代理訴訟，信用度不高的法律工作者，即便將法律服務所設在當事人的家門口也沒人敢用。
作者所在的法律服務所，如真嚴格司復[2002]12號批復的規定，可能早已關門停業，改行另謀生路。事實上，全國多數地區的法院包括北京市，並沒有因為非轄區當事人委託的案件而限製法律工作者出庭代理，就連深圳市兩級法院也是如此。因此規定「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確實沒有存在的價值和必要。
多少年來，為了法律服務所的生存與發展，無數的法律工作者、新聞工作者、法學界專家奔走呼籲，撰文立說，試圖改變法律工作者當前的命運。列舉如下：
2008年6月4日，《記者觀察》雜志記者張鵬在《10萬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面臨存廢之爭》一文中，指出「法律工作者認為，國家既然對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頒發了「准生證」，就應當允許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為社會提供法律服務。這是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最基本的生存權和工作權！」
2008年6月1日以後，部分省的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要求與司法部高層領導人就「中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的訴訟代理權」問題進行對話，卻至今沒有下文。因為法律工作者沒有自己的行業協會，無法通過上級協會向司法部高層表達訴求。
當年4月3日，作為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的代表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區蜀漢法律服務所主任李雙德與司法部公證律師工作指導司基層法律服務處處長蔣建峰，探討了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的訴訟代理權和《基層法律服務法》的立法。然而，直到今天司法部也沒有從根本上解決中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在法院辦理訴訟業務中的障礙。反而因為法院引用了司法部並不適當的批復，而使得法律工作者被拒之門外。
在法律服務所摸爬滾打過、已取得律師資格的河南黎光律師事務所律師馬玉峰，客觀評價道「法律工作者來自於鄉村，法律工作者由於生在農村，同情弱者的觀念較強，代理案件有著相當強的責任感，忠實於法律，忠實於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代理費的收取低廉，有些優秀的法律工作者的水平不亞於律師。由於法律工作者服務基層，紮根基層，案源業務不斷的擴展，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在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中發揮著作用」
為了讓基層法律服務業能有健康發展的空間，全國政協委員孔維克在今年的全國政協會上提案指出，「由於基層法律工作者的代理權經常受到不合理的限制，他們卻不得不面臨著『斷奶』又『斷糧』的窘境。」為此建議，「司法部廢止1991年9月制定的《鄉鎮法律工作者業務工作細則》，制定新的法律工作者業務管理辦法以適應新的法制環境，擴大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服務范圍和領域，讓這個群體能夠在跨區域的競爭服務中得到鍛煉提高，給基層百姓提供更多的選擇」
湖北省京山縣坪壩法律服務所主任王偉，深深感到，「在農村，離開了法律約束的經濟活動矛盾重重，成功的很少；離開了法律指導的改革問題多多，多半失敗」，為此在《當前農村基層法律服務業面臨的困境及出路探討》一文中呼籲，「司法部應借鑒《律師法》和《公證法》的起草和頒布過程中的經驗，盡快通過立法的形式，將有些內容已過時的司法部59號令和60號令修改後上升為行政法規或法律，確保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能依法執業。或者由司法部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律師法》第十四條和第四十六條進行修改，然後作出立法解釋，將基層法律工作者的訴訟代理業務上升到法律許可的范圍，這也是當前基層法制建設的當務之急」
參與過北京市海淀區司法局和中國政法大學律師學研究中心《北京地區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現狀及對策研究》調研工作的中國政法大學碩士研究生朱桐桐，發表專著建議制定《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法》。……
當然，希望廢除法律服務所之聲也不絕於耳。
2013年4月8日，司法部基層法律服務處向社會發布《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管理辦法》的修訂草案，使作者很興奮。只見樓梯響不見人下來的時代可能就要結束。
根據上級司法行政機關的安排，作者撰寫了《只有成為市場主體，才有更大生存發展空間》文章，忻州市司法局領導曾來所進行調研，對作者的提法和一些做法給予肯定，作者所持觀點或許能為高層立法有所幫助。
根據《立法法》的相關規定，出台一部新規需要經歷的程序或步驟可能還會太多。為了消除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造成的陰影，作者建議，可否考慮由某個省級司法廳就是否繼續執行《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的規定向司法部作出請示，由司法部以批復的形式予以撤銷司復[2002]12號批復，或以已經過時為由不再適用此批復作出批復。
司法部如果能及時出台這樣一個新批復，便可解決基層法律工作者「跨區域」訴訟代理的問題，為基層法律工作者順利開展民事訴訟代理掃清障礙。
C. 論司法獨立
論司法獨立
內容提要：司法獨立是法治社會的內在要求，對保證司法裁判的公
平、正義，維護社會秩序，滿足社會成員對效益的需求具有重要的意
義。司法獨立是司法改革的中心環節，要求圍繞這一中心進行必要的
制度重構。司法獨立和對司法的監督不存在根本性的對立，兩者的出
發點都是要實現司法程序和實體的公正，在堅持司法獨立的前提下完
善對司法的監督是處理好兩者關系必須遵循的原則。
關鍵詞：司法獨立制度構建司法監督
一司法獨立的含義概述
對司法獨立含義的理解，關系著司法獨立原則的貫徹，而要全面正
確地理解司法獨立，必須知道什麼是司法。在其他國家，普遍的觀點
認為，司法、司法權和司法機關既不同於立法、立法權和立法機關，
也有別於行政、行政權和行政機關，司法機關即審判機關或法院，司
法權即審判權或法院的職權，司法即審判。例如，美國《聯邦憲法》
第3條第1款規定：「合眾國的司法權屬於最高法院及國會隨時制定與
設立的下級法院。」日本《憲法》第76條第1款規定：「一切司法權
屬於最高法院及由法律設置的下級法院。」[1]正因為如此，司法
獨立也稱為審判獨立。我國學術界一般認為，司法機關有狹義和廣義
之分，狹義的司法機關指法院或國家審判機關，但對廣義的司法機關
的范圍認識卻不統一，主要有三種不同的理解：第一種認為除法院
外，還包括檢察機關；第二種認為行使國家審判權、檢察權和管理司
法行政工作的機關都是司法機關；第三種認為除了第二種觀點以外，
還包括公安機關。綜觀我國高等院校中的所有法學教材，一致認為中
國法中的司法權既包括審判權，也包括檢察權，我國的司法體制也體
現了這一點，稱法院、檢察院為司法機關，這在中國是約定俗成的。
狹義的司法含義沒有爭議，也體現了司法改革的方向和意義，故本文
所稱司法採用狹義，界定為：國家確權的中立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按照
法律規定的程序和方法對沖突事實適用法律的活動。
要給司法獨立下一個定義，其實並非易事。德國學者將獨立而不受
干涉具體界定為八個方面：1.獨立於國家和社會間的各種勢力；2.獨
立於上級官署；3.獨立於政府；4.獨立於議會；5.獨立於政黨；6.獨
立於新聞輿論；7.獨立於國民時尚與時好；8.獨立於自我偏好，偏見
與激情。[2]從中不難看出，司法獨立意味著一個社會中特定司法實
體的法律自主性，而這種自主性以排除非理性干預為內容、為標志。
所以，筆者這樣表述司法獨立的含義：經國家確權的中立機關及其工
作人員在按照法定程序和方法對沖突事實適用法律的過程中排除任何
非理性干預的法律自主性。
我國憲法規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
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美國法學家亨利?米斯也認為：
「在法官作出判決的瞬間，被別的觀點，或被任何形式的外部權勢或
壓力所控制或影響，法官就不復存在了┅┅法院必須擺脫脅迫，不
受任何控制和影響，否則他們便不再是法院了。」[3]憲法從審判權
（狹義的司法權）運行的角度確定司法獨立原則，而亨利?米斯則精
闢地表述了法官獨立、法院獨立的重要性。從中外學者的基本觀點來
看，司法獨立可以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含義就政治層面而言，司法
獨立指司法權獨立，源於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原則；第二層含義是法
院獨立，法院獨立是司法權獨立的制度表現，包括法院獨立於非法院
機構和法院之間相互獨立；第三層含義是法官獨立，既獨立於其他職
業的公民，又須特別強調法官與法官之間的自主性，法官獨立是司法
獨立的最高形態。法官個人獨立與法院獨立是司法獨立不可分割的兩
個方面，沒有法院獨立，單個法官無法履行其職責；同樣，如果法官
不能免於其獨立審判可能會帶來的種種擔心，就不可能有獨立的審理
與判決，也就不可能有司法獨立。法院獨立審判與法官個人獨立之間
的關系就如同結構與其組成部分之間的關系，沒有一個好的結構，組
成部分豪無根據，沒有組成部分，結構毫無意義。[4]正因為如此，
絕大部分國家的司法獨立都十分強調這兩個方面，據對世界142部成
文憲法的統計，有105部憲法規定了司法獨立和法官獨立。[5]如德
國基本法第97條規定：「法官具有獨立性，只服從憲法和法律」；日
本憲法第76條規定：「所有法官依良心獨立行使職權，只受本憲法和
法律的拘束」。保障法官獨立也是現代西方國家司法制度尤其是法官
制度的核心，對於法官的資格、任命、任期、薪俸、懲戒、免職、退
休等各個方面都作了詳細規定，主要的制度和措施有：一由法律家充
任法官；二高度集中的任命體制；三法官的身份得到法官不可更換
制、高薪制、專職制和退休制等制度的切實保障；四嚴格的彈劾懲戒
程序。[6]而我國，雖然法官法第八條與其他有關法律法規為法官獨
立行使職責提供了保障，並也已正式簽署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
利國際公約》，承認法院內部實行法官獨立審判，以順應世界潮流。
[7]但實際上法官並未能夠獨立。不論是從法院的內部結構還是從審
判方式來看，包括上下級法院的關系及法官個人和法院的關系，中國
的司法制度基本上建立在機構獨立與統一的觀念之上，法官個人獨立
在整個制度中並沒有得到承認。
二司法獨立的意義分析
（一）司法獨立是司法公正的必要條件。司法獨立作為司法活動的
一項原則，其本身又是由司法活動的本質所決定和要求的。所謂本
質，指一事物區別於其他事物的內在規律。而事物總是在一定范疇之
內才能進行區別。按照現代政治學的劃分，國家的職能大致分為立
法、行政、司法三大塊。立法以議事、決策和立制為特徵；行政以命
令、統籌和執行為特徵；司法以中立裁判為特徵。這些不同的特點既
是不同事物的本質特點，又使這一事物不同於其他事物而成為這一事
物，而司法活動不同於立法、行政活動的本質就在於裁判。耶林說：
「法律的立場，就如一位公正的調解人，是要評判所有互相競爭的需
要及主張。」[8]公正對於司法裁判具有極其重要的價值，「法哲學
家們通常認為公正在解決沖突這一特殊過程中具有更高的價值」，
[9]而不公正的司法對一個法治社會的損害無比嚴重，「一次不公正
的（司法）判決比多次不平的舉動為禍尤烈。因為這些不平的舉動不
過弄臟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斷則把水源弄壞了。」[10]為保證具有
如此重要價值的司法裁判的公正性，要求行使該權力的機關和個人必
須中立於爭執雙方，與爭執雙方及所爭執的問題沒有感情和利益的糾
葛，更不能從屬於或受制於其中的任何一方。美國學者福布森指出：
「不論成敗，也不論好壞，裁判總是法官的使命。不過裁判的正義總
是與中立者聯系在一起。」[11]確實,中立並不必然通向裁判正義,
但裁判正義必然要求中立,中立是實現裁判正義的必要條件,沒有裁判
的中立性,就不存在公正的判決。雖然中立與獨立不是同一含義,但實
現中立要求司法獨立。司法不獨立，卻從屬於或受制於他人,法官不
得不服從權勢者施加的種種壓力,司法豈能保持中立?裁判者的居中立
場一旦被動搖,公正的判決從何而來?我們知道,公正的裁判以裁判者
中立為必要條件,裁判者中立又以裁判者獨立為必要條件，換言之,公
正的裁判以裁判者獨立為必要條件,無法保障裁判者的獨立地位就不
能保證裁判的公正。
（二）司法獨立有利於定分止爭,化解矛盾，維護社會秩序和穩定。
法院和法官不僅是私人之間所生爭執的公斷人,而且還是行政權力乃
至立法權力的「憲法裁決人」。[12]司法真正獨立能夠緩解諸多矛
盾，維持社會穩定；司法不獨立，導致的結果必然與我們希望和追求
的效果背道而馳,南轅北轍。在司法不獨立的情況下,當事人只要不服
法院的裁判,就可以不斷地通過上訪改變對其不利的裁判;允許當事人
向司法機關以外的機關和部門申訴,其結果可能是使一方當事人暫時
獲得他原來的期望的滿足,但是另外一方當事人也可以通過同樣的手
段獲得自己願望的滿足,於是糾紛就這樣永無止境地進行下去,最後獲
勝的絕不是掌握真理或代表正義的一方,而是在訴訟方面更有耐心和
更有毅力的一方。[13]這樣不僅無法解決矛盾，反而促使矛盾的激
化,長期惡化下去，法律在廣大群眾的心中,只會一紙空文,「三級法
院四個判決八年官司一張白紙」[14]的事例也將比比皆是,
法律的終極權威性將不復存在,法律不再是社會控制的有效手段，人
們將寄希望於非法律途徑解決本應按法律程序解決的問題，社會的動
盪不安可想而知。只有司法能夠獨立，才能在公民心目中形成權威，
法院才能成為任何團體和個人在受到他人或政府的不公正待遇時的最
後選擇，獨立公正的審判，使敗訴方承認失敗並接受最後的結果，這
就緩和社會的矛盾和沖突，維護社會的穩定。
（三）司法獨立能夠使社會或人們以較少的投入獲得較大的產出，
以滿足人們對效益的需要。「在資源有限的世界中，效益是一個公認
的價值。表明一種行為比另一種行為更有效當然是制定公共政策的一
個重要因素。」[15]在司法過程中，法院、當事人都要投入一定的
人力、財力、物力和時間，它們構成了審判成本，而通過獨立公正的
審判，迅速有效地解決社會糾紛的數量和質量就是審判效果，以盡量
少的時間消耗和物質的投入，實現更大意義上的公正已成為現代司法
一個綜合的理想要求。司法獨立，避免了不必要的人力投入，消除了
許多不合法的影響裁判的因素，節約了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降低了
訴訟成本，並能夠在更大程度上保證裁判的公正和高效。顯然，愈接
近於獨立的司法愈有利於公平、效率的優化配置；反之，如果司法獨
立還只是一個遙遠的理想，司法效益的實現必將受到很大影響。
在司法改革的各個環節當中,司法獨立處於核心地位,猶如文章的中心
思想,文章的各個部分不能偏離中心思想,同樣，司法改革的各項措
施都與司法獨立存在著千絲萬縷的內在聯系,都圍繞並體現著司法獨
立的精神。可以說，司法獨立是真正實現依法治國的前提和基礎。在
中國這樣一個缺乏司法獨立的歷史傳統並十分看重「關系」的國度,
司法獨立顯得尤為重要。當打官司被戲稱為「打關系」，我們在付之
一笑的同時，更應該挖掘這種不合理、不合法現象的制度根源。權大
於法，以權壓法的事例也並不鮮見，這些絕不是文明的法治社會所可
以容忍的。
黨和國家早已敏銳地認識到司法獨立的重要價值和深遠意義,鑒於我
國保障司法獨立的制度尚不健全,黨的十五大報告確立了依法治國,推
進司法改革,建立健全司法獨立制度的宏偉目標。實現依法治國方略,
司法改革是重點環節,不僅要改造和建立健全相關制度,而且要引導包
括司法人員在內的廣大公民樹立正確的法律理念。雖然制度的改良不
能一蹴而就,但相對於意識形態的變遷而言,畢竟容易得多,況且制度
的建立必然有利於與之相適應的思想的推廣和普及。
三司法獨立的制度構建與設想
司法活動對於立法、行政而言，具有明顯的軟弱性和被動性。法院
實行不告不理的原則,法官是在被動地適用法律。「行政部門不僅具
有榮譽,地位的支配權,而且執掌社會的武力.立法機關不僅掌握財
政，而且制定公民權利義務的准則。與此相反，司法部門既無軍權，
有無財權,不能支配社會的力量和財富,不能採取任何主動的行為。故
可正確斷言:司法部門既無強制,又無意志,而只有判斷,而且為實施其
判斷亦需要藉助於行政部門的力量。」[16]司法部門的弱小必然招
致其他部門的侵犯,威脅和影響,卻無從成功地反對其他兩個部門。正
如德國法學家沃爾夫甘?許茨所說,「行政侵犯司法,特別是侵犯法官
的獨立,在任何時代都是一個問題。」[17]如果不具備切實可行、
堅強有力的制度保證司法部門不受非法干擾,司法活動處於無法「自
保」的尷尬境地,主持社會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土崩瓦解,社會將一片
混亂,就無法克服朱總理曾痛心疾首地指出的「司法不公,而國危矣」
的危險局面。因此建立完備的制度來保障司法獨立的實現就顯得尤為
重要。
（一）改革法院設立體制，確保司法權完整運行，擺脫司法權的地
方化，克服地方保護主義。眾所皆知，由於司法機關的組織體系、人
事制度以及財政制度等都受地方政府的管轄和控制，國家在各地設立
的法院已逐漸演變為地方法院，由此而產生的地方保護主義以及相應
的徇私枉法、任意曲解法律、彎曲或掩蓋事實真相的現象不斷蔓延升
級，使司法的統一性遭到嚴重破壞。在地方各級黨委或組織部門的領
導掌握司法人員升降去留大權的情況下，同級司法機關要依法行使職
權而不受黨委或組織部門領導的某些干涉，顯然是不可能的。司法人
員有時難免處於要麼堅持原則，秉公辦案而被撤職、免職或調離；要
么聽之任之，違心辦案而保住「烏紗帽」的兩難境地！要消除這些弊
病，根本的辦法是改變法院的整體構成和運作機制。章武生，吳澤勇
兩學者從整體性的角度提出了法院體制改革的具體方案，認為全國各
級法院可以這樣設置：
1.最高法院的改革著重於以下三點：第一，借鑒外國經驗，對向最
高法院上訴的案件進行限制；第二，最高法院審理上訴案件不作事實
審只作法律審；第三，取消最高法院對具體案件的批復。2.高級法院
的改革，一是嚴格控制受理一審案件的數量，使其主要精力放在上訴
案件的審理上；二是完全打亂現行的司法區與行政區重合的法院設置
模式，按照經濟、地理、人文等客觀因素，從方便公民訴訟的角度出
發，重新劃分，全國可以設10個左右的高級法院為普通案件的上訴法
院。高級法院之下可設兩個左右分院，這樣現有的高級法院機構實際
上可以得到保留，又可以排除地方保護主義的影響。3.中級法院的改
革，應當作為普通案件的初審法院來設置，並應當精簡數量，但可設
派出機構。4.對於基層法院應當設簡易庭和普通庭兩種審判機構，但
以簡易庭和簡易程序為主；法律規定范圍的簡易小額案件由簡易庭適
用簡易程序審理，超出該范圍的案件，當事人可選擇向基層法院的普
通庭起訴，也可以選擇向中級法院起訴。5，對於人民法庭，應當是
基層法院的派出機構，其職權是審理一般民事案件和輕微刑事案件,
指導人民調解委員會的工作,進行法治宣傳。[18]這種構想能在很大
程度上克服司法權的地方化影響，具有極大的參考作用，在改革法院
體制時可以在此基礎上進行完善。
（二）建立法官任期終身制度和司法經費的全國統籌制度。前述方案
雖然能夠較大程度的解決司法權地方化的不良影響，但由於要大面積
地重構法院體制，工程巨大，在短期內難以實現。[19]在今後一段
時間內，我國的審判機關按行政區劃設置的格局以及在人財物方面受
制於地方的體制不會發生大的變動。因此，建立法官任期終身制是較
為可行的方案。在實行司法獨立的大多數西方國家，其法官都是由總
統或內閣任命，一旦被任用，只要沒有法定的失職和違法犯罪行為就
一直任職到退休，任何機關和個人非依法定條件和非經法定程序不得
降低、撤換其職務或者對其職務作出不利於他的變動，我國也可以借
鑒這樣的制度。對法官的彈劾應有其所在法院提出，對法院院長的彈
劾由同級人大常委會提出，這樣法官可以依法獨立行使職權而無後顧
之憂。這種制度一方面解決了地方黨政隨意更換「不聽話」的院長、
法官的老大難問題，使司法獨立在人事上有了切實的制度保證，另一
方面也無需增加新的的審判機關，無需新增大量司法人員。二是建立
司法經費的全國統籌制度，具體方案是每年初由地方各級政府按照上
年度國民生產總值或財政收入總數的一定比例逐級上繳中央財政，然
後由中央財政部門全額劃撥最高人民法院，再由最高人民法院按人數
和地區情況逐級下撥地方各級人民法院。這樣做雖然給財政部門和中
央司法機關增加了一些工作量，但切斷了地方政府部門藉此干涉和影
響司法工作的渠道，為地方各級司法機關保持獨立地位提供了可靠保
證。
（三）理順上下級法院之間的關系，切實貫徹審級制度。我國憲法
規定的上下級法院之間監督與被監督的關系不僅在實質上是自己監督
自己，在具有一定利益關系的情況下根本發揮不了任何積極作用的內
部監督，而且也是被打上了行政化的烙印，實際上架空了審級制度，
取消了二審程序，使越來越多的人認為上訴沒有意義的症結所在。現
實中，下級法院向上級法院請示匯報的現象比較常見，最高人民法院
也常以「批復」、「復函」、「解答」等方式「指導」下級法院處理
具體案件，其實質仍然是上級法院對下級法院審理案件的具體審判行
為的直接指導，[20]有違法院之間相互獨立的司法獨立要求。其
實，法院等級的不同只是審級的不同，受理許可權的不同，裁決終極效
力的不同，而不是上級法院應對下級法院審理案件的活動進行指導、
約束。上級法院可以改變下級法院的判決，是為了糾正下級法院已經
出現的錯誤，並不意味著後者成為前者的下屬。尤為重要的是，上級
法院對下級法院的糾錯程序是以上級法院不幹預下級法院的審判為前
提的，如果上級法院經常提前介入下級法院的審判，則下級法院的判
決體現的就是上級法院法官的意志，在這種情況下，二審程序不可能
實現糾錯的功能。也難怪越來越多的人對上訴失去了信任和興趣。因
此，必須從制度上消除下級法院向上級法院請示匯報的可能性，實現
各級法院之間的真正獨立，讓審級制度發揮應有的功能和作用。
（四）改造審判委員會的運作機制，保證法官獨立和司法公正。審
委會制度在歷史上對保證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的貫徹執行以及保證
案件的審判質量發揮過重要作用。鑒於目前審判人員的業務素質總體
上仍不高，在遇到重大疑難案件時確實難以作出決斷，在杜絕向上級
法院請示匯報時，難免會在如何裁判上猶豫不決，特別是新形勢下，
各種社會關系日益復雜，法院又必須作出處理，調解也常達不成一致
意見，在這樣的情況下，讓一個由工作經驗比較豐富，學識相對較高
的法官們組成的審委會來作為人數眾多的合議庭對案件進行審理，確
實能起到集思廣益，兼聽則明的作用。但審委會的組成大部分為外
行，了解案情的內行――該案的承辦人卻沒有表決權；其討論決定案
件的程序和過程不具有最低限度的公正性，換言之，其是通過剝奪原
告、被告與其他當事者的基本權利――獲得公正審判的權利來運行
的；由於審委會會議由院長或副院長啟動和討論，討論案件的范圍存
在任意擴張的可能性，討論的案件越多，對單個案件討論所花費的時
間和精力就越少，出現錯誤的可能性就越大，其實施結果無法使人滿
意。[21]成員們不參加庭審，只依賴承審法官的匯報就對重大復雜的
疑難案件作出決斷，確有武斷之嫌，如果承審法官在匯報時由於主官
或客觀的因素而對案件的把握有所偏誤，無疑會造成錯判，浪費了訴
訟資源，降低了工作效率，既非公正，又不高效。更嚴重的是，由於
審委會成員都是院長、庭長，常過問法官對案件的審理，以其高人一
等的身份干涉法官獨立辦案。所以必須重新制定審委會規程，確定其
合理許可權，嚴格限定其討論決定案件的范圍；規范其工作程序，使審
委會審理案件不能游離於審判規則之外，也必須按照法律規定的審判
程序進行，在親自體驗和個別感悟之上建立內心確信，而不是聽聽匯
報就隨意作出判決。同時要提高審委會成員的業務素質要求，避免誰
行政職別高誰就是其成員的弊端，應以法律意識、專業知識、辦案能
力，工作經驗的綜合水平為選拔標准。這樣才能避免其短，發揚其
長，維護司法獨立，提高審判質量。
（五）建立法官平等化、專家化制度，確保法官之間互相獨立。我
國法官隊伍雖然龐大，但素質確實不高，而且個體之間也參差不齊，
這是不爭事實。第一，但一型的人多，復合型的人少；第二，經驗
型的人多，知識型的人少；第三，成人教育培養的人多，正規院校培
養的人少。[22]這樣的整體構成使眾多的法官缺少深厚的人文素
養，缺乏扎實系統的理論功底，難以養成以法律的概念去思考問題的
習慣，更不能形成良好的繼續學習的氛圍，缺乏敬業精神。也許正是
為了適合素質不高的狀況，法官之間人為地出現了不同的等級，使法
官之間無法平等。在同一審判中，由於等級不同，對案件的意見得不
到同等的對待等奇怪現象，也就有制度根源可尋了。出現這些情況確
實不足為怪，卻使合議庭在較大程度上變相成為獨任審判。等級有別
是行政權的特徵表現，目的在於使下級服從上級，保證行政命令的傳
達與執行，與法院的運作要求完全背離，法官被劃分為三六九等，無
疑是司法獨立、法官獨立所不容的。正如賀衛方所言，等級的劃分過
於細致和繁瑣，可能造成法官對級別問題過於敏感，產生嚴重的級別
意識，法官是一種反等級的職業，法官最重要的品格是獨立，如果在
相關的制度安排方面過分強化人們的級別意識，導致法官過於關註上
級法院或本院「領導」的好惡，就很可能破壞司法獨立。[23]
法官獨立是司法獨立的要求，而法官獨立也需要法官具有獨立判斷
的經驗和智慧。「法官的責任是當法律適用到個別場合時，根據他對
法律的誠摯的理解來解釋法律。」[24]法官要勝任這樣的工作，非得
有大智慧高素質不可。而我國對法官的任職條件要求太低，加上一些
政策性的任命，法官距離專家化的差別很大。由不合格的人充當專業
性、實踐性要求很高的法官，司法裁決的低劣質量以及司法的不公和
腐敗可想而知。我們的一些法官逐漸失去民眾的信任，其素質低下是
一大原因，也正是法官群體這種自身難以克服的缺點使他們自己無法
意識到獨立的價值，根本不能、不願去追求自己的獨立意志，成為制
約法官獨立的存在於法官群體當中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六）制定傳媒活動的規則，科學處理新聞自由與司法獨立的關
系，建立新聞審查和司法記者資格考試制度。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
各類新聞媒體迅速發展，在現代化建設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宣傳、引
導、監督作用；同時，我們也經常看到某些報道干擾了司法獨立，制
定科學的規則對司法獨立和新聞輿論對司法的監督都有積極意義。
在傳媒與司法的關系問題上，新聞自由與公平審判是一對矛盾，矛
盾並不只意味著此消彼長的簡單對立，而是對立與統一的有機結合。
確實，新聞自由與審判公平既具有正相關關系，又具有負相關關系；
其正相關關系，是指負責任的報刊媒體應當是公正有效的司法運轉所
必不可少的輔助機構；其負相關關系，是指新聞自由在追求自由報道
的過程中有可能對公平審判構成的侵害，以及司法機構為避免因相關
報道使自身的運作陷於癱瘓而設計並採取的限制媒體采訪和傳播功能
的措施，以及由此引發的與新聞自由的沖突。[25]新聞自由發揮推
進公平審判的作用，還是造成妨礙司法獨立的影響，其實不在於新聞
自由本身，對新聞報道司法的活動勒令禁止未必是科學的舉措。提高
新聞工作者的素質，制定可行的規范，使新聞自由按章運行，完全可
以發揚新聞對司法的促進功能，避免其與司法的負相關關系。只要使
這樣的負面作用失去了興風作浪的條件和基礎，新聞自由能夠達到對
司法有利而無害的境地。
新聞講究真實、及時,真實需要一定的時間去調查事實真相,而及時
性的特點對調查的時間作了較大限制,兩者可謂此消彼長，不可兼
得。優秀的新聞記者應採取科學的態度，根據不同的情況和要求對兩
者的關系作不同的處理和協調。某些情況下，新聞報道的輕微失實無
法避免，這也可以諒解，但如果是關於庄嚴的法律方面的報道就不能
不採取慎重的態度，應該更多地關懷真實。在當代信息社會，報紙的
法律專欄、電視的庭審直播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法律意識也相應提
高，是件大好事。也正是如此，如果法律報道不真實，將對當事人和
法院乃至法律的權威造成極大損害，甚而影響社會穩定。而在法律報
道過程中，有些記者在案件尚未審結時就采訪專家、發表評論，甚至
根據自己的意願修改專家的專業化表述，由於新聞的影響范圍廣、程
度深，已給司法的正常運行造成不少障礙。因此，非常有必要制定相
應的規范使新聞和司法兩全其美，對涉及法律問題的報道各新聞單位
應該嚴格把關，設立合法性審查制度，以確保其真實有據、合理合
法。
鑒於我國部分記者的法律素養對於司法報道的要求仍有需提高之
處，可以嘗試建立司法記者資格考試制度，讓一些素質高的記者專門
或主要負責法律方面的報道，沒有取得資格證書的記者不得進行這方
面的報道，這既有利於對司法進行有效的監督，又可以盡可能的不影
響司法獨立。從長遠來看，有必要培養專業的司法記者隊伍，應開設
司法記者專業的大學課程，使這些學生既懂法律，又掌握新聞知識，
由這些經過專業訓練的人才擔任司法記者，將在保證司法獨立的情況
下發揮巨大的監督作用。
D. 急需一篇社會安全感的論文
公眾安全感，就是社會大眾基於特定時期的社會治安狀況的主觀感受和評價，是公眾在一定時期內的社會生活中對人身、財產等合法權益受到或可能受到侵害及保護程度的綜合意識反應，也就是社會治安的滿意率，反映了人們對社會治安的肯定程度及相應的生活態度。
發展是第一要務，穩定是第一責任，沒有穩定的社會環境，就沒有群眾的安居樂業。因此，各級幹部應高度重視人民群眾對提升公眾安全感的要求，以更高昂飽滿的激情、更加有為的狀態、更加有力的舉措，全力做好維護穩定和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全面提升人民群眾的安全感。
安全感屬於人的意識范疇，它的形成過程有多個渠道。
一是直接遭受刑事犯罪侵害或親眼目睹刑事犯罪發生，群眾感受最深，反應也最強烈。
二是親屬、鄰里、同事、朋友等親近人員遭受不法侵害。
三是道聽途說發生的刑事案件或者媒介的誤導。社會宣傳工具出於吸引觀眾和增加發行量等考慮，加大對犯罪及打擊犯罪細節的宣傳，往往起到負面的影響。
四是整體破案率不高。案件發了破得了，公眾安全感就能得到維護，案件發了又破不了，隨著數量的增多，公眾就會失去安全感。
五是外來流動人口密集。據跟蹤研究表明，流動人口過多一直是居民感覺不安全的主要因素。
六是執法、服務質量還有差距。執法不公、執法不文明現象仍然存在；服務群眾的水平有待進一步提高。
六是基層警力相對不足，群眾見警率不高，使群眾在一定程度上會產生安全缺乏保障的感覺。
至於如何提升公眾安全感，結合公安部對公眾安全感調查成果及實際，我覺得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提升公眾的安全感。
（一）要強化責任，要強化治安巡防，加強街頭巡邏警力，健全機制，加大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力度三、抓住重點，嚴厲打擊，夯實基礎，著力整治社會治安突出問題，全力構建治安防控體系，以震懾違法犯罪分子，讓群眾實實在在地體會到平安就在身邊。要把殺人、綁架、強奸等嚴重刑事犯罪作為打擊的重中之重，努力提高破案率，把犯罪造成的惡劣影響降到最低。
（二）司法機關和公安人員的形象和地位是影響公眾安全感水平的重要因素。為此要積極推進司法體制改革，規范司法行為，擴大司法公開，進一步加強政法隊伍建設。不斷充實警力、提高素質、規范執法、改進作風，樹立政法部門的良好形象。提高司法機關和公安人員的執法、服務質量。積極推進憲法和法律實施，保障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尊嚴和權威；不斷提高人民群眾對司法活動的滿意率。
（三）要切實保障外來人員的合法權益，和加強流動人口服務和管理。城市中的外來人口之所以傾向於組成基於地緣與業緣的團伙，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利益得不到有效保護。因此，要依法保障我市外來人員的合法權益，從制度及心理層面消除對外來人員的歧視，並切實解決其實際困難，是實現治安好轉、公眾安全感提升的重要途徑。
（四）樹立正確的輿論導向。從公眾安全感的形成渠道以及影響公眾安全感的因素分析中，我們已經知道媒介對於公眾安全感的特殊作用。因此，在日常的宣傳報道，特別是對社會治安、刑事案件的報道中，必須把握正確的輿論導向，充分發揮宣傳媒介的正面作用，注意防止進行個案炒作，消除負面影響。
（五）建立犯罪被害補償制度。長期以來，刑事司法由於自身特點所限，注重打擊犯罪、維護社會秩序等國家利益，而忽視被害人權利保障，這些往往使被害人在受害後處於無助狀態，導致其安全感急劇下降。因此，從提高公眾安全感的角度出發，有必要建立犯罪被害補償制度。
（六）增強公眾的防範意識。犯罪互動規律表明，犯罪往往是犯罪人與被害人之間相互作用的結果。因此，應通過宣傳、教育、警示等各種有效方式而使公眾明白預防犯罪的有效途徑，並在生活中有意的調整自己的言行舉止以防被害。要切實按照黨的十七大的部署，深入開展法制宣傳教育，不斷增強全社會的法治意識；
（七）開展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活動。舉辦了形式多樣的法治理念教育學習培訓班，引導廣大政法幹警牢固樹立依法治國、執法為民、公平正義、服務大局、黨的領導的理念。宣傳造勢，營造氛圍，提高群眾對平安浮梁建設的知曉率、參與率、滿意率 。要緊緊依靠群眾，充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努力形成平安建設人人有責、和諧社會人人共享的生動局面。
總之，我們一定要按照構建和諧社會的要求，大力發展經濟，著力改善民生，切實轉變幹部作風，努力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不斷提升公眾的安全感、群眾的滿意度和人民的幸福感。
E. 試析西學東漸對近代中國法律觀念的更新有哪些表現
：「西學東漸」背景下的中國近代司法思想
發布時間: 2005年3月9日 閱讀次數:307 默認字體 9pt 10pt 11pt 12pt 13pt 14pt 15pt 16pt 17pt 18pt 20pt 25pt
所謂「西學東漸」，是指西方文化傳入中國。它始於明代中葉（如萬曆年間利瑪竇在華傳教），此時的「西學」主要是指自然科學方面的知識。鴉片戰爭後，「西學」對中國文化進行了全方位滲透（此時的「西學」主要是指西方近代政治法律思想、哲學及價值觀念等），尤其是來自西方的政治法律思想對當時的中國知識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並進而刺激了政治上的變法運動。本文將主要考察在「西學東漸」背景下中國近代「維新派」（以梁啟超和嚴復為代表）、「法理派」（以沈家本為代表）與革命派（以孫中山和章太炎為代表）的司法改革思想。
一、維新派的司法思想
作為資產階級維新派的重要理論家，梁啟超深受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三權分立」學說的影響，認為中國要建立真正的法治，就必須打破司法權與行政權不分的傳統。他提出了「司法獨立」的口號，主張在中國建立憲政必須「以司法獨立為第一要件」1。他強調說：「司法之權若與立法權或與行政權同歸於一人或同歸於一部，則也有害於國人之自由權。」2為此，他積極呼籲改革中國傳統的司法體制。1913年，他發表了一篇題為《呈請改良司法文》的文章，認為在肯定司法獨立的前提下，還應對司法制度作如下改革：第一，法院審級需要改正；第二，審理輕微案件應該省略形式；第三，應當確立審限；第四，應當制定刑律施行法；第五，應該設立法官養成所（培養法官）；第六，必須嚴格限制律師資格；第七，法院經費應由國稅支付；等等。
另一位維新派健將嚴復（曾翻譯孟德斯鳩的《法意》即《論法的精神》）也大力宣揚三權分立理論，鼓吹司法獨立，要求司法權獨立於行政權之外，獨立行使審判只能。他說：「所謂三權分立，而刑權之法庭無上者，法官裁判曲直時，非國中他權所得侵官而已。」3他根據孟德斯鳩「三權分立」的理論，要求在中國實行「三權分立」的政體，認為在這樣的政體下，司法獨立才有保障，法官可以不受行政機構的干預並依法獨立審判，使公民受損的權利得到司法救濟。
二、法理派的司法思想
「法理派」是指清末參與修律（自1902年始）的官員（或學者）集團，以沈家本為代表。沈家本不但有豐富的理論素養，而且因其主持了晚清的修律工作，所以也具有豐富的法律實踐經驗。
沈家本(1840-1913)是一個學貫中西的人物，其司法思想既受中國傳統司法思想的影響，也受西方近代司法思想的影響。西方近代學者所提倡的有關"罪刑法定"、"刑罰人道主義"以及"刑罰平等"等司法思想，直接被沈家本吸收，並落實到其修律實踐中去了。
西方近代刑事古典學派提倡的罪刑法定原則強調：無法律即無犯罪，無法律即無刑罰。這一原則在1810年的《法國刑法典》中得到確認，並為後來許多國家的刑法典所繼承。沈家本在主持撰修《大清新刑律》時也採納了這一原則，如該律第十條規定："法律無正條者，不問何種行為不為罪。"承認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就必須反對比附類推的原則，這是西方刑事古典學派所堅持的觀點。沈家本也採納其說，反對比附斷獄的司法傳統。他在《歷代刑法考·明律考》中指出："凡刑律於正條之行為若許比附援引及類似之解釋者，其弊有三：第一，司法之審判官得以己意，於律無正條之行為，比附類似之條文，致人於罰，是非司法官，直為法官矣。司法、立法混而為一，非立憲國之所宜有也。第二，法者與民共信之物，律有明文，乃知應為與不應為，若刑律之外，參以官吏之意見，則民將無所適從。以律無明文之事，忽援類似之罰，是何異以機阱殺人也。第三，人心不同，亦如其面，若許審判官得據類似之例，科人以刑，即可恣意出入人罪，刑事裁判難期統一也。"這是說，法律允許比附(即類推)斷獄，無異於肯定法官造法，使立法與司法混而不分，這就為法官任意出入人罪打開了方便之門，使百姓無所適從，深受其害。沈家本指出，中國古代本有依律斷獄的傳統，明代以前雖有比附，但法律予以嚴格限制，他很贊賞西晉學者劉頌提出的"律法斷罪皆當以法律令正文，若無正文依附名例斷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論"的觀點，認為這與西方罪刑法定說有異曲同工之處。但至明清時期，隨著專制皇權的加強，比附斷獄之風泛濫，如清律公開主張"若斷罪無正條者引律比附"，結果造成大量的司法冤案。例如，康熙時有名的戴名世《南山集》文字獄，漫為比附，株連無辜，駭人聽聞。沈家本由此而生感慨："比附之未足為法，即此一獄可推而知矣。"為此，他把"刪除比附"作為修改舊刑律、制定新刑律的一個宗旨，這也體現了他的人道主義司法思想。
義大利著名刑法學家、刑事古典學派的代表人物貝卡里亞(1738-1794)極力提倡刑罰人道主義，認為罪犯的人格尊嚴應得到尊重，禁止使用酷刑和侮辱人格刑等不人道刑罰手段制裁罪犯，主張廢除死刑（只在極特殊的情況下才適用死刑）並盡可能減輕刑罰。這種刑法思想對沈家本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他從罪名和刑名兩方面比較了中國與西方各國的刑法，認為"中重而西輕者多"，因此，西方人普遍批評中國刑法不人道，"其旅居中國者，皆借口於此不受中國之約束"。為了使中國刑法合乎人道主義原則，他主張刪除舊律中凌遲、梟首、戮屍三種不人道的酷刑，而代之以斬決、絞決、監侯三種；反對株連無辜，緣坐除知情者外，余皆寬免；革除刺字（類似於墨刑）之法；禁止刑訊逼供，廢除笞杖之刑，並改良監獄等等。
沈家本還從中國歷史上考察，認為治平之世均表現出了司法寬和的特點，三代聖王及漢初文景二帝及唐太宗等明君皆反對重刑治民。《唐律》以"寬平"著稱，使當時"民樂其安，重於犯法，改治之美，幾乎三代之盛時"，而"漢文廢肉刑，千古之仁政也"。他批評歷史上的暴君皆信奉酷刑主義，實行"非法之法"，給國家和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他認為，重刑非但不能使天下大治，反而會使天下大亂。許多君主不明白百姓犯罪的根源是"生計窮"和"德不修"，而是一味強調用重刑威嚇百姓，相信"重其刑誅可禁奸止暴"，結果"朝治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之，屍未移而人為繼踵，治癒重而犯愈多"，由此可知重刑無益於治。即使像朱元璋那種喜用重典治世的人，晚年總地教訓時也深有感悟："善為國者，惟以生道樹德，不以刑殺為威。"沈家本謂此語可以後世治國者借鑒。
沈家本還主張，量刑輕重須有"限斷"，"法必有限斷，若任意輕重，即屬非法。今之人輒曰加重，遇一事而加重矣。設遇一事情更有重乎是者，抑更加乎?抑不加乎?更加則法必有時而窮，不加則無以副人從重之意，並無解於向者之加重也。法無限斷，其弊必至於是。"這就是說，量刑必須以法為准，不能任意輕重，若一味加重，而其他犯罪情節重於此者則更應加重，如此必然導致法窮而不止，法律的權威也將受到損害。沈家本認為，任意從重的刑法即為"非法之法"，在真正的法治國家中必須禁止這種"非法之法"。他還主張，司法官應做到"以恕為心"，按推己及人的恕道去斷獄量刑，就能"用法而得其平"，使法律的人道主義精神得以體現出來。
西方近代學者所提倡的"刑罰平等"的司法思想對沈家本也有一定的影響，這種刑罰平等的思想主張刑罰不能因人而異，即不能根據犯罪人種族、性別及社會地位的不同而施以不同的刑罰。沈家本也明確主張刑罰平等，反對同罪異罰。他猛烈抨擊了清律中有關"官員打死奴婢僅予罰俸，旗人故殺奴婢僅予枷號"的規定，認為這"較之宰殺牛馬，擬罪反輕，亦殊非重視人命之義"。針對清律對旗人與漢人同罪不同罰的規定，沈家本提出了"一體同科，實行發配，現行律例折枷各條，概行刪除，以昭統一而化畛域"。他之所以有此主張，是由於他認識到"法不一則民志疑……故欲安民和眾，必立法之先統於一法，一則民志自靖"。沈家本的這種要求法律統一、刑罰平等的主張，無疑是對封建等級特權法的一種否定，盡管這種否定由於歷史的局限而不夠徹底，但在當時確有較大的進步意義。
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歐洲興起的刑事社會學派(代表人物為德國刑法學家李斯特)提出了刑罰目的在於保衛社會的主張，強調通過教育的手段來改造罪犯，使其適應社會生活並重返社會。這種被後世刑法學界視為 "教育刑"的觀點對沈家本頗有影響，他提倡的感化教育說就是明證。他認為"設獄之宗旨，非以苦人辱人，將以感化人也"，監獄是進行感化教育的場所，故必須改良監獄，"無適當之監獄以執行刑罰，則遷善感化猶托空言"。尤其是對青少年犯，沈家本更加強調對其進行教育，通過教育改造而使其重返社會並無害於社會。這也反映了沈家本對司法人道主義的追求。
從司法人道主義的立場出發，沈家本要求法官必須具備高尚的道德品質。因為只有通過道德高尚的法官來從事司法實踐，才能使法律的人道價值得以實現。他說：
夫法之善者，仍在有用法之人，苟非其人，徒法而已。
……有其法者尤貴有其人矣。大抵用法者得其人，法即嚴厲亦能施其仁於法之中。用法者失其人，法即寬平亦能逞其暴於法之外。此其得失之故，實筦乎宰治者之一心，為仁為暴，朕兆甚微，若空言立法，則方冊俱在，徒虛器耳。4
在他看來，光有善法而執法者不善，則善法也形同虛文。他舉例說，《唐律》號稱輕重適中，得古今之平，無疑是封建社會的一部「善法」，貞觀時期，執法得其人，結果天下一年斷死罪僅有數十人，刑輕而犯少，四海昇平。而武則天當政時，因任用周興、來俊臣之徒，大興酷獄，導致民怨沸騰。開元時期，號稱治平，人罕犯法，而至李林甫用事，任羅希奭、吉溫之徒，復起大獄，濫殺無辜，結果盜賊群起。沈家本由此得出了「有其法者尤貴有其人」的結論。
這一主張與梁啟超的觀點頗為相似，梁啟超在1911年發表的《箴立法家》一文中說：「治國非獨恃法也，法雖善，非其人亦不行。然使法而不善，則不肖者私便而賢者束手焉。無論得人不得人，皆不足以為治。」5這是說，對一個國家的統治者來說，不要以為立了法就萬事大吉，從某種意義上講，法律的實施或司法實踐更加重要。法律是由人來執行的，法律再好，沒有品德高尚的人執行也形同虛設。上引沈家本的言論也反映了他對司法實踐問題的重視，在其看來，司法者的道德品質是至關重要的，只有品行端正者才能使法律在良性的軌道上運作，而品德敗壞者執法無異於毀法，法律將成為其徇私舞弊的工具，法律的權威也將隨之喪失殆盡。
沈家本在《法學盛衰說》一文中指出：「吾獨不解，骫法之人，往往即為定法之人。……法立而不守，而輒曰法之不足尚，此固古今之大病也。自來勢要寡識之人，大抵不知法學為何事，欲守其法，或反破壞之，此法之所以難行，而學之所以衰也。」6「骫法之人」即枉法之人，枉法之人，往往為立法之人，從而嚴重影響了法律的實施。這揭示了封建法制的一個重大缺陷。在封建社會里，皇帝擁有立法、司法、行政三項大權，若皇帝不帶頭守法和嚴格執法，法律的權威則很難樹立，法律也就很難實施。皇帝帶頭守法或不守法，與其個人道德修養有密切關系。道德修養高的皇帝不僅能帶頭守法，嚴格執法，而且會立善法，這種善法往往以恤刑省刑為宗旨，體現出一種仁者之風。
他批評秦法之嚴酷，並引《漢書·刑法志》之言：「秦始皇兼吞戰國，遂毀先王之法，滅禮誼之官，專任刑罰，躬操文墨，晝斷獄，夜理書……而姦邪並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潰而叛之。」他感悟道：「觀於斯言，則重刑之往事大可鑒矣。世之用刑者，慎勿若秦之以刑殺為威，而深體唐虞欽恤之意也。」7為此，他主張廢除舊律中的凌遲、梟首、戮屍、緣坐、刺字等酷刑，死罪至斬決而止，反對刑訊逼供和株連無辜等等。他又說：「……舍道德而言刑名，其刑名必不得其中，立法者可忽之乎。」8這點明了道德和法律的關系，法律應體現出一定的道德精神，立法應遵循一定的道德取向，而只有品德高尚的立法者才能做到這一點。沈家本指出：「清明之世，其法多平。陵夷之世，其法多頗。」9這又說明了法律與政治的關系，善政有善法，惡政有惡法。沈家本在《刪除律例內重法折》的上書中說：「臣等竊維治國之道，以仁政為先，自來議刑法者，亦莫不謂裁之以義而推之以仁，然則刑法之當改重為輕，固今日仁政之要務，而即修訂之宗旨也。」10照這種說法，善法是建立在仁政的基礎之上的，它以輕刑化為基本特徵，體現了一種仁愛的道德精神。
沈家本也提出了司法獨立的要求，對中國傳統的司法與行政不分的體制進行了抨擊。他說：「西國司法獨立，無論何人皆不能幹涉裁判之事，雖以君主之命，總統之權，但有赦免而無改正。中國由州縣而道府而司而督撫而部，層層轄制，不能自由。」又說：「政刑叢於一人之身，雖兼人之資，常有不及之勢，況乎人各有所能，有所不能。長於政教者，未必能深通法律；長於治獄者，未必為政事之才。一心兼營，轉致兩無成就。」上述分析，可謂切中肯綮，闡明了司法獨立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在清政府宣布仿行憲政後，沈家本又把司法獨立提到了實施憲政的高度來認識，稱「司法獨立為異日憲政之始基」，反映了其對司法獨立的極端重視。
沈家本還提出了改革訴訟與審判制度的主張：第一，區別實體法與程序法；第二，實行公開審判；第三，區別民事訴訟與刑事訴訟；第四，禁止刑訊，不以口供為必要證據；第五，不許羈押證人；第六，建立律師制度。顯然，上述制度來源於西方。
他還把西方的人道主義與中國古代儒家的「仁政」結合起來，並以此為根據提出了人道化刑法改革的主張：「……治國之道，以仁政為先，自來議刑法者，亦莫不裁之以義而推之以仁。然則刑法之當改重為輕，固今日仁政之要務，而即修訂之宗旨也。」這反映了沈家本的人道主義法律觀，正是基於這樣的法律觀，才使他提出了一系列的司法改革的主張，對後世中國的司法制度產生了積極影響。
三、革命派的司法思想
戊戌變法的失敗使近代中國的進步人士放棄了「和平改良」政治的幻想，而代之以暴力革命的追求。一個新的階層——資產階級革命派登上了歷史舞台，其代表人物有孫中山、章太炎等人。他們主張用暴力革命徹底推翻封建專制統治，在中國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政體。
孫中山基於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立場，反對嚴刑重罰、刑訊逼供，主張司法寬和。他在任臨時大總統期間，頒布了《大總統令內務部司法部通飭所屬禁止體罰文》、《大總統令內務部司法部通飭所屬禁止刑訊文》等法令，嚴禁使用殘酷的肉刑。他說：「不論行政司法官署，及何種案件，一概不準刑訊。鞫獄當視證據充實與否，不當偏重口供。其從前不法刑具，概行焚毀。」11他還提出了「四級三審」的審級體系，目的是為了更好地保護人民的訴權。另外，他又主張建立律師制度和公開審判制度，使人民的政治權利得到司法保障。
孫中山在西方三權分立說的基礎上更進一步，提出了「五權分立」（即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考試權與監察權）的主張，並強調司法獨立的重要意義。他認為，「司法為獨立機關」，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不受任何勢力的干涉。並要求以立法的形式規定法官必須獨立審判、法官不得被減俸、轉職和解職（法定原因除外）、法官資格必須通過考試來獲得，等等12。
章太炎也是司法獨立的鼓吹者。他認為，要保證司法獨立，須採取如下的措施：第一，立法權不能由官府和豪門來行使，而是應由精通法律、通曉歷史、了解民生的人來行使，法律制定後任何人（即使身為總統）都不許違反，否則將受法律制裁；第二，法官不能由政府任意黜陟，也不能從豪門中選任，而應由「明習法令者自相推擇為之」，從而使法官不受官府控制與豪門影響，獨立行使司法權。13他還指出，「當專以法律為治，而分行政、司法為兩途徑」，由此而「長吏不奸裁判之權，則無由肆其毒」14。可見，章太炎的司法獨立說也反映了一種以司法保護民權的司法人道主義精神。
綜上所述，中國近代的司法思想因受西方保護人權的司法理論的影響，而表現出了明顯的人道主義色彩。正是基於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立場，中國近代許多思想家才提出了諸如司法獨立、司法平等、司法公正、司法寬和、審判公開、改良獄政、反對刑訊逼供以及建立律師制度等主張來，從而使其對今天的司法改革也具有了一定的借鑒意義。需要指出的是，近代中國一些提倡司法改革的思想家也注意從中國古代的司法思想中尋找人道主義的精神資源（如沈家本就肯定儒家的「仁者司法」的傳統），並將其與來自西方的司法人道主義理論結合起來，從而提出了系統的司法改革主張。這也是值得我們借鑒的一個思路。
F. 聽說明年開始司法考試要改革了，有誰知道是怎麼改嗎
根據司法部頒發的《國家司法考試實施辦法》規定，現在的司法考試模式將在2011年截止，之後是延續老辦法還是出台新規定，受到了廣大考生和業界的廣泛關注，除了可以肯定的貧困地區照顧分數線將會取消之外，目前一些網上及業界流傳的消息基本上都是不準確的，那麼未來的司法考試到底會進行那些變革呢?
根據我們掌握的各種信息綜合判斷，司法考試改革將在2012年開始，預計有如下變化：
一、確定的變化
（1）報考條件中的學歷條件，一律提高到本科文憑。
切不可小覷這一變化，報考人數和通過率都會大幅下滑的，估計會比以往下滑20%—30%，甚至更多。2010年報考40多萬人，那時報考人數能有30萬就不錯了。當然，這些變化都是報考條件變化所致，並非司法考試本身改革的實質變化，對於持有本科學歷的朋友參加考試並無影響。但是具體到放寬學歷地區的朋友，如果把握不住2011年的機遇，特別是在修自考本科課程的，什麼時候能報考都是未知數了。自學考試本科段的學習，2年能修完畢業的，算是優秀的了，一般人會考個3年、4年的，社會考生考個5年、6年也很正常。想想吧，要到2014—2018年才符合學歷文憑的報考條件（那時報考條件是否會更嚴格呢），那時估計司法考試的改革已經完成了，也許已經實行兩考了，又要幾次才能通過司法考試呢？
（2）法律職業資格證書的分類僅有A證、C證。
根據現有政策，法律職業資格證書的分為A證、B證、C證三類。其中，取得A證的條件：1）本科學歷報考；2）達到全國統一錄取分數線（一般是360分）。取得B證的條件：1）法律專科學歷報考（放寬學歷報名地區）；2）達到全國統一錄取分數線（一般是360分）。取得C證條件：1）可法律專科或本科學歷報考；2）達到國家放寬地區錄取分數線（一般照顧地區為315分，西藏地區為280分）。由此可知，2012年及以後不再存在B證的問題了，C證的構成亦有了變化。
二、不確定的變化
（1）自2007年以來寬松的司法考試政策，隨著2012年取消2007—2011年實行放寬地區報名學歷條件的政策而收緊，恢復到2007年以前的狀態。司法考試的通過率將由最近5年的20多個百分點回落至10來個百分點。
（2）一年實行兩考制度。司法體制改革是近幾年及之後幾年的中央著力的大政策方針，司法考試亦為其中的一個環節。近幾年，關於司法考試改革的文章、座談會、論證會也如火如荼的進行著，這些會議的報道在華夏考資網首頁的司考動態欄目都可以看到，2012年，正趕上實行統一司法考試的10周年之際，是否會應景推出新的司法考試政策，實在難說。但是就最近幾年的司法考試實際情況而言，每年都會從試題結構（主要體現在卷四）、內容、試卷答題要求上所有變化，時刻在嘗試、完善司法考試。
（3）2012年停考，為2013年實行新的政策做准備。這種可能性是很小的了，因為有了2001年的前車之鑒，應該不會再出現為了改革而停考的事情。
對於不確定的變化，並非本人臆測。本人所了解的培訓機構的保過班協議中，即有2012或2013年司考改革，如何履行協議的條款。
三、2011年必須練就「一劍封喉」的本領
綜合目前的信息來看，2011年政策比較穩定，會延續07年以來的做法，2012年很有可能會是風起雲涌的一年，所以有志於法律職業的朋友們，是時候了，平時多訓練，戰時少流血，該起航了……2011年，要一劍封喉、一考中的！
G. 試論關於職務犯罪 特點、成因及對策
[內容摘要]：職務犯罪是公職人員常見的犯罪，其社會危害性較大，必須加以整治。文章分析了市場經濟條件下職務犯罪的新情況新特點及其主客觀原因，並從思想上、立法上、完善監督機制和加大打擊力度等方面深入探討具體的治理對策。努力營造「不想犯」、「 不敢犯」、和「不能犯」的氛圍。
[關鍵詞]：職務犯罪、特點、成因、對策
所謂職務犯罪是指國家公職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濫用職權或者放棄職責、玩忽職守而危害國家機關正常活動及其公正、廉潔、高效的信譽致使國家、集體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行為。
職務犯罪是腐敗現象的極端表現，它侵害了國家機關的正常活動，以及公職人員行為的廉潔性，危害改革開放，破壞經濟建設，敗壞黨風和社會風氣，危及政權核心。因此只有掌握其特點，了解其成因，制定出對策，才能更好地做到「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並舉、注重預防」和「教育、制度、監督並重」，有效防治這個「政治之癌」，推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經濟建設、法制建設、黨風和社會風氣的健康發展。
一、當前職務犯罪的新特點
（一）大案要案急劇增多。十六大以來的近5年中，全國查處的貪官達20多萬人。過去貪污受賄數萬元可算為大案，而現在犯罪金額在幾十萬元、幾百萬元甚至上千百萬元的屢屢出現，金融界犯罪金額上億元的也不乏其案。如成克傑任職其間單獨或夥同他人收受賄賂款物4000多萬元。浙江第一貪官溫州王天儀收受賄賂180多萬元、美金1萬元、巨額財產來歷不明1400多萬元。
（二）從「高幹」到 「村官」一樣犯案。如已查處的案件中，有高級領導幹部陳希同、王寶森、成克傑、胡長清等；僅2003年，就查處15個部級領導幹部，平均每周有一個廳級幹部落馬，每天有一個處級幹部犯案。有湖南政府原副秘書長王道生，江西紙業集團公司姜和平以及棗陽市原土地局局長章大梁等廳處級以上領導幹部等案件，這些案件涉案金額均在幾百萬元至上千萬元，他們位高權重，所造成的破壞後果極為驚人。而過去被認為不入「官」流的「村官」也屢犯大貪案。如安徽省隆崗村守業賢參與私分公款31萬元，受賄1萬元。中國「村官」經濟型職務犯罪呈逐年上升趨勢。2003年，浙江省長興縣檢察院立案查處了農村基層幹部貪污挪用土地專項資金55件。
（三）窩案串案、團伙作案日增。表現為犯罪分子內部串通、內外勾結、合夥密謀、長期群體作案坑害國家。如廣東湛江走私案、廈門遠華走私案和福州陳凱特大販毒、走私、組織偷渡案中的貪污受賄以及中國華潤總公司下屬的鄒秀海、劉板、楊三合夥挪用公款2.4億元，受賄67.5萬元特大挪用公款案、窩案、串案觸目驚心。其中陳凱案件中的原福州市委常委秘書長方長明因收受巨額賄賂而造成國家的經濟損失1000多萬元之巨。
（四）經濟職務犯罪廣為蔓延。腐敗不但在經濟管理熱點行業，而且在科教文衛等「清水衙門」也不斷出現，教育部門已不再是一塊凈土，貪污、受賄呈現出惡劣蔓延趨勢。教育系統在基建發包、教學設備、物品采購、輔導資料印刷、代理發行、人事調動、幹部任免等環節也屢屢發生職務犯罪。從2004年南京市檢察機關查處的南京中醫葯大學馮小龍受賄案，涉案金額102萬元；南京經濟學院基建辦方慕鈺受賄案，涉案金額155.9萬元，美金2000元；南京財經大學副校長劉代寧受賄案，涉案金額161.7萬元，美金3000元及實物字畫等幾起重大案件足以說明教育部門經濟職務犯罪的趨勢及其嚴重性。
（五）國企領導犯罪突出，國有資產流失嚴重。由於國企體制存在著深刻弊端，腐敗案件呈上升趨勢，領導利用職權貪污受賄，揮霍浪費，挪用公款，隱匿、轉移、私分國有資產等現象日益突出，國有資產流失嚴重。北京市豐台區法院在分析2002年以來審理過的國家工作人員涉嫌貪污犯罪案，發現國企領導幹部和財務人員犯罪現象突出，占被告人總數的76%，涉案金額達678萬元，占涉案總額的91.8%.據統計，2003至2004年8月，全國檢察機關共查辦國企人員貪污賄賂犯罪25322人，國企改制過程中的職務犯罪造成了國有資產大量流失。北京市檢察機關的有關資料顯示，犯罪造成的損失從5年前的不足億元增加到了4.7億元。從已查的案件中，國有資產嚴重地隱匿、轉移、私分、流失嚴重，成為「最後晚餐」。如陝西西光電儀器廠原總經理劉某以隱匿手段把1300餘萬元國有資產流入個人腰包；福建廈門市汽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黃某趁國企改制之機以轉移手段，侵吞公司股權及紅利3700餘萬元。浙江金華市某飲食服務公司領導班子在公司改制時，集體決定將公司價值1700餘萬元的房產不報評估，後變更產權共同予以貪污等等，足以說明其嚴重程度。
二、產生職務犯罪的主要原因
（一）主觀原因。
⒈思想道德防線潰敗，以權謀私。面對改革開放復雜的外部環境和個人工作生活經歷，有些國家工作人員迷失了正確的政治方向，喪失了共產主義理想信念，喪失了黨性，與黨離心背德，在關鍵時刻把握不住自己。私慾觀念和特權思想作祟，思想變質、道德防線潰敗，不以為人民謀利益為己任，反而處處以權謀私，最終走上腐敗墮落的不歸之路，葬送了自己的前程。一個人走上犯罪道路是從思想上變質開始，然後道德上滑坡，最後觸犯刑律、落入法網。
2.自律意識法制觀念淡薄，存在僥幸心理。職務犯罪者由於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蛻變，使他們成為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的俘虜，導致他們在思想上貪得無厭，行為上放縱自己缺乏自律。為所欲為，視黨紀國法於不顧，最終背棄了黨和人民鋃鐺入獄。
（二）客觀原因。
1.社會的負面影響。體制改革為我們黨和社會注入了新的活力，但也給一些職務犯罪者有機可乘，他們鑽制度的漏洞，混水摸魚，在「空檔」地區打「擦邊球」，大肆進行貪污受賄；貪官給人們樹立了「腐敗的領導人榜樣」，社會分配不公，「不撈白不撈」 ，對貪官懲治不力，受賄數百萬也不會被處死。
2.監督乏力，監督機制不到位。權力高度集中，制度不完善，監督不到位等弊端，給犯罪者提供了犯罪的空間和條件。而失去制約的機制必將產生腐敗。雖然已建立各級人大、政協、紀檢、檢察機關、政府的監察審計和人民群眾監督等多層次監督體系，並已頒布《黨內監督條例》和《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但受「官本位」思想影響，大部分監督機關不敢於監督、不善於監督，尤其是對 「一把手」的監督形同虛設。正如原山東省泰安市委書記胡建學被捕後所說的：「官當到這個份上，就沒有人管了，想干什麼就可以干什麼。」
①權力高度集中，缺乏民主和監督。由於歷史的原因，我國長期實行高度集中的管理體制，又由於民主集中制沒有有效地貫徹執行，使權力過分集中到個別領導者手中。權力過分集中的一個主要弊端就是容易產生特權現象，以及對領導幹部監督管理的軟弱無力。過大的權力集中膨脹了一些自恃大權在握者的個人意志，他們為所欲為，自恃無恐，驕橫跋扈 ，違法亂紀，以權謀私，權錢交易，大肆進行貪污受賄，終於鑄成了胡長青、成克傑之類的高官和李乘龍、肖作興等廳級幹部走進了犯罪的深淵。李乘龍在案發後曾經說：「我任玉林市委書記5年，沒有一個人找我談過話，如果我開始犯錯誤的時候有人提醒我一下，我也許不會走上死路」。可見權力作為雙刃劍，既是造福社會的手段，又是腐敗的根源。古今中外的歷史一再證明如果權力失去制約，就必然出現濫用權力的現象，不受監督制約的權力只能導致腐敗。
②制度不健全，監督管理不到位。表現在：個別單位無章可循、有章不循，有些制度形同虛設，制度不健全，漏洞多，空隙大，內部管理混亂，財務賬目不清，從客觀上給經濟職務犯罪提供了空間；私設小金庫，搞體外循環，賬目不公開，「一支筆」審批，缺乏監督，客觀上為犯罪分子提供了便利條件，成為滋生腐敗和犯罪的溫床。這不僅表現在行政、事業、經濟管理部門，就連不起眼的村一級也因私設小金庫，財務混亂，監督管理不到位，而出現了守業賢之類的貪污受賄職務犯罪。
③監督機構形同虛設，輿論監督不夠。盡管我國設置了諸多的權力監督機構，監督機構之多是世界上罕見的，幾家監督機關的重復監督還不如香港廉政公署工作效率高。但由於體制沒有理順，致使監督機制不暢，監督效能不高，某些地方的監督機構形同虛設。同時輿論監督也乏力，表現在群眾對貪官的抨擊常常很難轉化為組織制度的有效制約，從而使得某些握有權力者的無所顧忌。現實中，對一些貪官的看法，群眾意見歸意見，提拔的還是照樣提拔，助長了貪污受賄犯罪行為。
3.法網疏漏，執法不嚴，打擊不力。
①廉政法制不夠完善。財產申報是廉政法制的重要內容，可至今尚未出台相關法律。即使已有的法律，也因為立法粗疏，概念模糊，可操作性差，也難以有效地懲治職務犯罪，特別是經濟職務犯罪。
②執法不嚴，打擊不力。近年來，盡管查處了大批經濟職務犯罪，特別是領導幹部職務犯罪，改變了過去「刑不上大夫」的做法，但由於立法不完善，地方保護主義，關系網干擾，查處力度相對薄弱，對經濟職務犯罪發案不報，包庇袒護，打擊不力 ，表現為立案少，有影響的大案要案少，判決少，辦案效果差等情況的發生，使得查處犯罪數與實際發案數相差很大。同時由於受「自古不打送禮者」觀念的影響，司法機關比較少查處行賄者，這雖然是從考慮有些行賄者是為了辦事方便，出於無奈才去送禮的，但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對職務犯罪的打擊。由於執法不嚴，影響了法律法規的嚴肅性，也達不到以儆效尤的作用，使違法犯罪人認為有利可圖，膽子越來越大，助長了犯罪的僥幸心理，從而出現了經濟職務犯罪上升，涉案金額大，大案要案增多等令人擔憂的現象。
三、防治職務犯罪的具體對策
（一）加強思想教育，提高拒腐防變能力
一個人走上犯罪道路是從思想上變質開始，「千腐敗、萬腐敗，都是思想先腐敗」，高官落馬是從思想蛻化變質開始，逐步滑向腐敗深淵的，這已經成為一條規律。為此必須加強思想教育，築起預防職務犯罪的堅固堤壩。
1、加強理論學習，提高思想政治水平。要把反腐倡廉納入當前的「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中。使黨員幹部認真學習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每個公務員尤其是領導幹部都要帶頭學習政治理論和業務知識，「多學習、少應酬」，「活到老、學到老」，要把黨性教育和法制教育作為黨員幹部培訓的必修課。加強思想教育是一個基礎工程。既要突出教育的廣泛性，又要講究教育方法的多樣性和針對性；既要講時效，又要造成一定的聲勢。
2、提高道德素質，築牢思想道德防線。貫徹實施《公民道德實施綱要》，不斷提高道德素質。要把反腐教育與道德修養結合起來，面向全社會，努力營造濃厚的法制氛圍，使每個公民都能學法、懂法、守法，堅持「八榮八恥」，樹立正確的榮恥觀。堅定理想信念，不斷提高自身素質和黨性修養，築牢思想道德防線，增強拒腐防變能力。要集中力量，發揮優勢，形成網路。牢固樹立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自覺經受住執政的考驗和改革開放的考驗，預防減少職務犯罪，使領導幹部不想犯也不敢犯罪。
（二）強化監督機制，加強對權力的監督和制約
職務犯罪的本質是對公共權力的濫用，以公權謀取私利。如果掌權者得不到制約，那麼就很容易違法犯罪。為此，在權力系統中必須強化監督和制約，才能營造不能犯的外部條件，從客觀上預防和控制職務犯罪。
1、強化黨內監督。要通過加強民主集中制，加強黨的組織生活制度，加強對黨員領導幹部的評議制度等，強化黨委內部的監督和紀委的監督。
2、強化權力機關的監督。要充分發揮權力機關對「一府兩院」的監督作用。監督其是否正確行使國家賦予的權力。對國家工作人員是否有違法、瀆職行為等依法進行監督。這種監督職能，對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濫用權力等行為是一種強有力的制約和抑制，對預防和減少職務犯罪的發揮著重要作用。這有利於解決監督機構形同虛設的問題。
3、強化行政監督。應當擴大政府監察部門的許可權，例如，給予監察機關查閱、查封銀行存款權、停職檢查權、獎勵權，以及開除的處分權等。同時要完善行政監察管理體制，使之能真正依法獨立行使監察權，不受其他機關、團體或者個人的干涉。
4、強化群眾監督。《憲法》規定，公民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力；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和違法失職行為，有向有關國家機關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力。為此，要明確便於群眾對於權力監督的重要內容和監督的方法，同時要依法保護群眾的監督權，調動群眾監督的積極性，提高群眾監督作用。
5、強化輿論監督。要在堅持黨的四項基本原則的前提下，嘗試給予新聞媒體的知情權、調查權、評論權、曝光權，使之不失為制約職務犯罪的銳利武器，營造不能犯的外部條件。
（三）建立和完善預防職務犯罪的法律體系
1、借鑒外國立法經驗，建立預防職務犯罪的法律體系。職務犯罪是全球性問題。我們要借鑒世界各國的立法經驗，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積極探索有效途徑。筆者認為，預防職務犯罪法制化是應然之選擇。具體途徑可以有以下幾種：一是由立法機關制定《預防職務犯罪法》和《反貪污賄賂法》；二是在刑訴法中增加預防職務犯罪的內容；三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一項關於預防職務犯罪的決定。
2、對職務犯罪人員增設資格刑。如何預防和控制職務犯罪人員服刑後故伎重演，重犯新的職務犯罪，這是近年來較為突出的問題。筆者建議對職務犯罪人員增設資格刑處罰，即在人民法院判決其有期徒刑或者其他刑罰之後，附加限制其在刑滿後一定時間內，或者管制、緩刑期間，不得擔任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國有企業的領導和重要管理型工作，以減少職務犯罪。
（四）強化刑事司法，加大查處力度，震懾犯罪分子
1、確保刑罰的確定性。公檢法、紀檢監察、審計等執法執紀部門既要通力協作，積極配合，打擊查處經濟職務犯罪，但又要明確職責，做到紀檢等部門一旦發現公務人員有可能構成犯罪的情況下，就應立即移交給司法機關，以確保刑罰的確定性。
2、確保刑罰的及時性。案件能否及時偵破，直接關系犯罪人能否早日發案，不致再犯，而且也關系刑罰威懾效果的強弱。因而，刑罰具有威懾性與有效性，不可避免性和及時性。《刑訴法》明確規定了公、檢、法三機關的辦案期限，保證及時打擊犯罪分子。
3、嚴格執法。檢察機關作為職務犯罪的偵察機關，必須加強自身建設，即要有過硬的業務素質，又要有敢於碰硬的心理素質，在辦案中敢於排除各種干擾，剛正不阿、執法如山。要堅決杜絕以言代法，以權代法，以權壓法，以罰代刑，以及貪贓枉法的職務犯罪問題的發生，做到發現一件，查處一件，嚴懲不貸，「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沒有特殊公民。只要違法的都要依法嚴懲，以震懾犯罪分子。
4、打擊行賄行為。行賄之風在當今社會已經成為普遍的社會風氣，從生病時要給醫生送紅包，到辦各種證件要送紅包，一直到集體性的「公賄」。行賄行為直接促成了職務犯罪的泛濫成災，按照現行《刑法》規定，行賄也要承擔法律責任，因而很有必要對行賄者給予打擊。但受「自古不打送禮者」觀念的影響，司法機關比較少查處行賄者，這是考慮到有些行賄者是為了辦事方便，出於無奈才去送禮的。
5、加大對重點部門的打擊力度。當前必須嚴肅查處行政、企事業單位、經濟管理、建設、司法等熱點部門的經濟職務犯罪，重點查處縣處級以上領導幹部、司法人員，行政執法人員的貪污受賄經濟職務犯罪案件，國家工作人員充當黑勢力「保護傘」利用職便參與包庇、縱容、破壞經濟秩序從中收受賄賂犯罪案件。通過打擊犯罪，震懾犯罪分子，有效地抑制經濟職務犯罪率的上升和蔓延。
（五）深入體制改革，從源頭上預防經濟職務犯罪
經濟職務犯罪的許多方面與體制改革密切相關,因此必須進一步深化體制改革和創新，從「思想反腐」過渡到「制度反腐」，建立完善各種規章制度，從源頭上治理腐敗，營造不能犯的外部條件，以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
1、深化幹部人事改革，推進幹部人事工作的制度化。貫徹實施《國家公務員法》，杜絕「拉關系、走後門」、「買官賣官」、「跑官要官」現象，加大考試力度，公開競聘，擇優錄用，營造學習型機關，培育專家型領導。讓有能力、有水平的人出任要職。福建省委省政府於2005年公開向社會招考20名副廳級領導幹部，共有4000多個公務員和專業技術人員報考，社會反響良好。大家希望今後加大考試力度，減少考核幹部的數量。
2、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完善規范政府行為的制度。認真貫徹落實《行政許可法》實施政務公開，從源頭上堵住「審批腐敗」，讓「權力尋租」沒有市場；有關行政許可事項、條件、程序、收費、審批時限以及審批結果等必須公開，不允許暗箱操作，讓公開、透明原則及制約機制，為政府行為透明化提供法律保障，防止行政機關在設定和實施行政許可中出現灰色地帶而帶來腐敗。
3、深化財政、金融和投資體制改革。形成財政資金規范、安全、有效運行的機制；實施金融法律法規，建立健全現代金融企業制度、金融監管制度，確保資金運營安全；建立和完善投資監管體系，改進並加強對政府投資的管理。
4、推進司法體制改革，制定和修改有關法律。完善司法機關的機構設置、職權劃分和管理制度，形成職責明確，相互配合、相互制約、高效運行的司法體制，保障司法機關依法獨立公正地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完善訴訟程序、人民陪審、審判公開等相關制度，完善檢察機關監督職能。健全司法工作規范和違法司法行為責任追究制度。
5、通過體制改革和創新，從源頭上治理犯罪。規范和完善工程建設招投標、土地使用權出讓、產權交易、政府采購等制度，建立完善相應管理體系和監管制度。通過體制制度改革和創新，推進從源頭上治理經濟職務犯罪。同時建立檢察、紀檢、監察等部門個案聯系制度，發現漏洞，及時堵塞，做到各個部門齊抓共管、形成合力，互相配合，綜合治理，有效地預防懲治經濟職務犯罪。
綜上所述，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職務犯罪出現了新情況、新問題，只有理論聯系實際，針對職務犯罪的特點，分析其成因，採取有效對策，才能有效地預防和治理職務犯罪這個「政治之癌」。懲治腐敗是提高我黨執政能力的重要標志，相信在新一屆黨中央領導集體的正確領導下，隨著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進程的不斷推進，公務員隊伍將會更加廉潔，政治將會更加民主和諧，社會將會更加文明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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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司法獨立的意義是什麼
我國憲法規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專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屬人的干涉。」從中外學者的基本觀點來看，司法獨立可以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含義就政治層面而言，司法獨立指司法權獨立，源於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原則；第二層含義是法院獨立，法院獨立是司法權獨立的制度表現，包括法院獨立於非法院機構和法院之間相互獨立；第三層含義是法官獨立，既獨立於其他職業的公民又須特別強調法官與法官之間的自主性，法官獨立是司法獨立的最高形態。法官個人獨立與法院獨立是司法獨立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沒有法院獨立，單個法官無法履行其職責；同樣，如果法官不能免於其獨立審判可能會帶來的種種擔心，就不可能有獨立的審理與判決，也就不可能有司法獨立。法院獨立審判與法官個人獨立之間的關系就如同結構與其組成部分之間的關系，沒有一個好的結構，組成部分豪無根據，沒有組成部分，結構毫無意義
I. 幫忙寫個論文中國法官制度的完善
1、監督。這里所討論的監督問題，指的是對於每一個法官個體也就是對人的監督的問題，因為歸屬在法官制度的范疇內，所以並不涉及包括審判監督、行政監督等其他意義上的監督問題。從監督主體來劃分，對法官的監督不外乎內部監督和外部監督兩種形式。在我國，外部監督一般是指人大的監督、檢察機關的監督、行政機關的監督和人民群眾與社會團體的監督，最主要的方式是黨內監督，除黨內監督之外的監督方式基本被虛化。黨內監督，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組織領導形式，實踐證明這是長期以來行之有效的監督制約機制，但客觀的說，它並不是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葯，仍存在相當的局限性。同時作為我國憲法明確規定的國家法律監督機關，人民檢察院所承擔的監督職能和作用又一直得不到切實的貫徹，這樣就造成了法院平時沒人管，出了事情誰都管的局面。對於作為國家的審判機關的法院的監督是關乎依法治國方略成敗的頭等大事，豈能沒有一套完整的以法律形式固定的、切實可行的措施加以規范。還有內部監督，其實質是黨內監督系統在法院內部的派出機構，名為監督，很多卻流於形式，遠沒有切實發揮其應有的作用。以社會主義法治理念觀之，我國關於對法官的監督，意識上始終還停留在對一般黨員幹部的管理的層面，並沒有充分認識到作為被監督的法官是一個特殊的群體，這個群體整體素質的優劣直接影響我國法治建設的進程，對這個群體的監督的制度有效與否是我國司法體制改革成敗的關鍵。
2、考評。如果說監督是針對法官的職業操守，目的是約束個人行為的話，那麼法官的考評則是針對法官的業績而言，目的是提高法官的審判業務水平，建立完善的業績評價標准體系。我國現行法官考評機制主要仍然是行政化的考評方式，對法官的考評套用公務員的考評標准，主要從「德、能、勤、績」四個方面進行評定。總體來說，「德、能、勤、績」目前真正能夠較客觀衡量的只有「績」，標准就是結案數和結案率。根據法社會學中的「撒夫爾定理」，訴訟發生系數與經濟發展指數是成正比的。你不能說一個經濟較發達地區案件數量很多的法院的法官，他的工作成績就一定比另外一個經濟相對落後地區案件數量較少的法院的法官要好。結案率的標准雖然可以對提高審判效率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不能忽視由此而帶來的一系列問題。年底控制收案，虛報審結數字，違反法定程序突擊結案，這樣的情況在個別地區仍然存在。總體來說，當前的法官考評基本沒有擺脫群眾評議加領導拍板的模式，行政領導的個人好惡往往左右考評的結果，主觀性色彩過於濃厚，人際關系和利益糾葛成為決定性的因素，既不客觀，也不公正。
3、懲戒。懲戒是監督和考評的結果，監督和考評是懲戒的目的，懲戒與它們之間是密不可分的關系。雖然我國《法官法》以立法的形式規定了這部分的內容，但仍然缺乏必要的實質要件。不管是懲戒、監督還是考評，首先都必須有明確的實施主體，即一個固定的組織機構來進行。世界各主要法治發達國家，基本都遵循法官的懲戒處分不得由行政機關施行的原則，建立由法官或者由法官和其他人士組成的懲戒組織；建立司法式或准司法式的懲戒程序；側重保護被懲戒法官在程序中的各種權利，公平地聽取雙方證據和陳述等，大致有三種具體形式：一種是法院自己作為法官的懲戒機構，上一級法院負責審理下級法院的懲戒案件，像日本和德國以及美國的一些州，他們在最高法院內部都設有專門的機構，如德國的「紀律懲戒法庭」。一種是美國聯邦所採取的司法系統的管理機構（司法行政決策機構）行使法官懲戒權，其在各巡迴區上訴法院依法設立「司法委員會」，成員是地區法院法官和上訴法院的法官。還有一種就是法國的模式，由國家設立專門的司法委員會，兼管法官懲戒事務，組成人員由總統、司法部長、法官、檢察官等人員構成。可以看出，不論採取哪一種形式，都是由一個獨立於當事法院的機構來處理法官懲戒事務。在我國，現行法官懲戒制度是從我國黨政機關統一實行的「紀檢監察制度」基礎上照搬過來的，法院內部設立紀檢或監察機構，隸屬於政治部（處），其主要職能僅僅是負責對舉報揭發的違法違紀線索進行初步調查，並不具備懲戒的決定權。其他包括對象的區分、審理程序、證據規則、證明標准等諸多方面都沒有明確的規定。
J. 我國法律是如何維護我國社會有序運行
社會主義法治應該作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本保障，只有以法律手段來治國理政，使國家權力的行使和社會成員的活動處於嚴格依法辦事的狀態，經濟、政治、文化發展與社會全面進步才有基本的秩序保障，整個社會才能成為一個和諧的社會。
一、依法治國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具有重要作用
法治是社會關系和社會矛盾的調控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離不開依法治國。
(一)、依法治國為維護社會的安定有序提供法律保障。一個和諧的社會，必然有穩定安寧的社會政治環境和有條不紊的社會生活秩序。如果社會動盪不定、秩序混亂、矛盾激化，人們就不可能和睦相處、安居樂業。然而，任何一個社會都不可能沒有矛盾、沖突和分歧、裂痕。法治以法律的規范性、強制性為特點，通過立法和法律實施，調整社會關系、平衡社會利益，整合社會資源，維護社會秩序。只有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活各方面都有章可循，才能以文明、平和的方式消除社會不穩定、不和諧因素，真正做到政治安定、社會安定、人心安定。
(二)、依法治國為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提供製度支持。自然環境是人類生存的前提和物質條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獲得空前發展，但面臨著人口膨脹、資源匱乏、環境污染等嚴重問題。保護和改善生態環境，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客觀要求。以法律的形成確立人與自然和諧的基本原則，抑制和制裁破壞自然環境的行為，是建成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社會的必由之路。
(三)、依法治國為協調各種社會利益關系和矛盾創造有利條件。社會公正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也是和諧社會的核心價值取向。維護和實現社會公正，關鍵在於妥善處理和協調各種利益關系，在全社會形成合理的利益格局。改革開放的深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帶來了我國利益主體和利益需求的多樣化，使得社會利益關系更加復雜。如果各種利益關系和矛盾不能及時有效地得以調整和解決，就會在各個社會階層和群體之間造成對立，甚至引發社會不穩定。以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出發點，通過在民主基礎上制定的法律法規，確定利益主體、界定利益范圍、指導利益分配、協調利益關系，並對生活困難群眾給予救助，就能維護社會公正，避免社會利益之爭的激化，使各個階層實現共贏共榮，共享社會發展進步的成果。
(四)、依法治國為人們之間的誠信友愛創造良好環境。沒有人與人之間的誠信，就沒有相互的合作和普遍的社會認同，也就沒有社會和諧。和諧社會要求社會成員之間團結友愛、和睦相處。法治社會可以創造誠信友愛所需的社會環境，有利於培養人們內心的寬容、謙讓和互助友愛地相處。
(五)、依法治國為激發社會活力創造寬松氛圍。社會活力不斷增強，是推動社會不斷發展進步的動力源泉，也是現代社會的重要標志。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尊重勞動、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創造，最廣泛最充分地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發揮各方面的創造活力。依法治國通過法律的形式確認和維護勞動者的創業動力、經濟利益和創造成果，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形成鼓勵人們創新的良好氛圍，營造平等競爭和共謀發展的社會環境。
二、加快依法治國進程，推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從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需要來看，還有不少問題亟待解決，必須加快依法治國進程，為構建和諧社會提供支持。
(一)、強化法律宣傳，營造法律至上、敬畏法律的社會氛圍。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最根本的是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要高揚民主和法治的旗幟，樹立和維護憲法、法律的權威，把依法執政的過程作為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過程。要堅持人民當家作主，不斷拓寬渠道，積極引導人民群眾合法、負責、理性、有序地參與國家和社會管理。要繼續在全體公民中增強法律意識、普及法律知識，特別是加強對黨員領導幹部的教育，牢固樹立法治觀念，樹立黨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的觀念，支持和保證國家機關依法行使職權，為維護法律尊嚴、公民權利和社會公正創造良好的法制環境。
(二)、強化立法工作，完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完備的法律體系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條件。目前，我國以憲法為核心的法律體系初步形成，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的主要方面 基本上實現了有法可依，但立法的領域、數量、質量等與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還有差距，必須下大力氣研究解決。應樹立以人為本和尊重人權的立法理念；對立法重點和利益協調方式進行相應的調整，實現立法與社會發展的和諧統一。應高度重視社會管理、公共服務，以及環境保護、資源利用和生態維護方面的立法；高度重視人民群眾關注的熱點、難點問題的立法，特別是加強應對各種突發事件、保障農民利益、促進就業和完善社會保障，以及科技、教育、文化、衛生等社會事業發展方面的立法。加強環境保護立法，以法律制度維護和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相處。
(三)、強化機制創新，推進司法體制改革。深入推進司法體制改革，首先要逐步建立健全"權責明確、相互配合、相互制約、高效運行"的司法體制，按照司法權的權屬性質，合理劃分和科學配置司法權，形成良性的制約監督關系，最大程度地防止司法領域里各種腐敗現象的滋生。其次，應確立司法公正的價值目標，全力構建維護社會公正的司法體制，使司法成為維護社會公正的有效平台；充分發揮司法機關解決糾紛、化解矛盾、維護社會穩定的司法功能；實行司法公開特別是審判公開，接受社會監督，確保司法公正的實現；提高司法效率，把效率和公正有機統一起來，及時化解社會沖突。
(四)、強化打擊力度，確保社會穩定和政治安定。和諧社會是一個穩定安寧的社會。政法機關要堅持"嚴打"方針，堅決打擊危害國家安全的民族分裂勢力、宗教極端勢力、暴力恐怖勢力等犯罪活動，維護國家的統一和安全；嚴厲打擊殺人、搶劫、綁架、傷害等嚴重影響群眾安全的多發性犯罪，努力創造良好的治安環境；依法懲治各類擾亂和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的犯罪，穩定社會主義市場秩序；積極查辦職務犯罪案件，促進黨風廉政建設與和諧社會建設。
(五)、強化綜合治理，發揮社會管理作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社會管理是篇大文章，經濟越是發展，越要重視和加強社會管理。一是加強對流動人口的管理。要充分尊重流動人口對於人際關系需要，加大對其居住地的安全防範力度，認可他們對於城市建設作出的貢獻，增強他們的"歸屬感"、"安全感"。二是要加強對各種社會人的管理。研究加強對社會人進行管理的有效措施，嚴格落實屬地責任、行業責任和單位、社區、企業法人責任，確保無上級主管單位的民營高科技企業職工、流動人口、下崗失業人員、民營高校學生等不脫管失控。三是加強對社會組織的管理。應當建立政府對社會組織的資助機制，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等措施，發揮社會組織在社會管理中的作用，推動社會組織發展。同時，要依法加強對境外非政府組織在華活動的管理。
(六)、強化執法監督 ，促進司法公正。一是加強黨委、人大對司法工作監督。二是發揮人民群眾和社會輿論監督。三是發揮檢察機關法律監督作用。檢察機關通過發檢察建議、出庭支持公訴、抗訴等法定程序，對訴訟活動實行全程監督，還有接受人民群眾的控告申訴。通過這些做法，確保法律的統一正確實施，把立法意義上的公平正義，變成了人民群眾看得見、摸得著的現實，增強人民群眾對法治的信心、對法律的尊崇和守法的自覺性。
(七)、強化人權意識，更新司法理念。一是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是進一步加強政法隊伍思想政治建設的重大舉措，也是法律創制和實施的先決條件，只有把人民主權、保障權利、制約權力、法制統一、公正司法、依法辦事等社會主義微觀法治理念貫穿到立法、司法、執法和守法的全過程，才能保證黨的方針政策貫徹落實和依法執政，實現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是法治現代化進程的牽引動力。只有首先推進法治理念的現代化，培植和構築先進法治的社會根基，才能推動法律制度創新和實踐探索，使社會主義法律制度和司法實踐更好地體現時代性、把握規律性、富於創造性，加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現代化進程。二是樹立平等保護的司法理念。維護公平正義，既要維護國家利益、集體利益，也要保護公民和個體私營、民營企業的合法權益。尤其要加強對社會弱勢群體的法律保護，妥善審理涉及進城務工人員、低保失業人員利益及勞動爭議糾紛案件，促進社會保障機制的建立和完善。用法律手段保障中央關於解決分配不公、消除城鄉和地區差距、兼顧各階層利益的措施得到落實。二是樹立寬嚴相濟的司法理念。還要逐步擴大不捕、不訴、減刑、假釋、緩刑的范圍，總結推廣"社區矯正"的經驗。要擴大調解的范圍，建立符合我國國情的社會糾紛處置機制。要加快研究無罪推定、疑罪從無、非法證據排除、有限再審等訴訟觀念在我國的改造運用問題。要把適用刑罰的過程看作是教育人、挽救人的過程，看作是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的過程，通過採用人性化的執法方式，不斷擴大和諧穩定的社會基礎。
總之，和諧是社會發展的至高境界，我們所要構建的和諧社會，是整個社會的和諧，而實現和諧社會的推動力則是依法治國，隨著社會的進步與發展，更加迫切的需要依法治國順利進行，也需要我們全社會共同努力才能實現社會和諧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