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讀本有感

1. 河南初一男孩在午休時間沉浸式讀《刑法》，此男孩身上有哪些可貴品質

非常專注於看書、刻苦學習、對新的知識有求知慾、涉獵面廣泛、積極主動等可貴品質。

2. 羅翔說刑法：2021，感悟與共勉

非常感謝各位同學過去一年的陪伴，在新年開端和大家分享一點感悟。

我經常說一句話： 人生唯一確定的就是不確定的人生。 對於剛剛經歷2020年的我們而言，或許更能體會這句話的含義。人不可能兩次邁進同一條河流，但又希望能夠找到相對確定性的局面。

在線性的時間中，每一個特定的時刻都具有了特定的意義。所以在新年伊始進行回憶和總結也是有意義的。

當然，所有的回憶都不應該是一種痛苦的自憐，也不該是一種炫耀的自戀，而是讓我們展望將來，在今後的人生選擇中不至於誤入歧途。

2020年春節，我為自己制定了很多激動人心的計劃，要寫作，要看書。結果一場突如其來的疫情打斷了所有的計劃。我和很多人一樣，充滿恐懼、憤怒、抱怨，後來才慢慢開始想為什麼會有這些消極的情緒？

其實這完全源於我無法接受生命中的不確定性。在互聯網時代，我們太習慣掌控人生，只要有手機有WiFi有電量，就覺得一切盡在掌握之中。我們厭惡一切破壞計劃的意外，意外讓我們陷入對未來的恐懼，而且是一種毫無道理的恐懼，讓一切行為都失去意義。

但很多時候，這些意外其實是一種人生常態。我漸漸覺得，與其生活在抱怨、憤怒、指責之中，不如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畢竟只有去做才能對抗內心的恐懼，盡我們的一切所能來對抗明天的不確定。

我們作為個體真的非常渺小，沒有哪一個人僅靠自己能夠完全獨立地活下去。我們要接受自己的有限性，才能夠破除那種恐懼。疫情期間，很多同學都困在家中，我當時就覺得也許可以靠閱讀來對抗這種恐懼，所以組織了一個特別的讀書活動，邀請學校里的老師一起來帶領大家閱讀，當時我在公眾號上寫了這樣一段話：

在過去的幾天，也許各位和我一樣都不時處於恐懼和擔憂之中。我們為疫病的蔓延憂心忡忡，我們為身處災區的民眾涕淚嘆息，我們為醫護人員的英勇擔當感慨不已。

我們知道不應該恐慌，但知道和做到存在巨大的鴻溝。

然而，人類從來沒有遠離各種風險的威脅，在人類 歷史 上瘟疫此起彼伏，不斷提醒人類的有限性。人們對於無法掌控的事物總是會心生恐懼，人最應該恐懼的就是恐懼本身。

因此，面對疾病，我們要積極應對，做好必要防護，剩下的就是以坦然的心接受一切，不要因為恐懼而忘記了自己日常的各種事物。

也許你每天都在刷微博微信，為各種信息所牽掛憂心，但卻無能為力，虛空度日。

我們邀請你一起來讀書，度過這段特殊的時日。

孟德斯鳩說過：讀書對於我來說是驅散生活中的不愉快的最好手段。沒有一種苦惱是讀書所不能驅散的。

來，拿起書，與人類偉大的靈魂對話，超越我們日常的憂慮和有限，清心從容的接受人生中的一切挑戰。

所以，在春節的特別讀書活動中，我們讀了四本書。

第一本是村上春樹的《東京奇譚集》。生活中有許多看似偶然的事情，但卻又是必然。也許生命中沒有偶然，只有一次又一次的命定。

第二本是加繆的《鼠疫》。人生看似荒謬，但如何能夠在荒謬的世界中尋找到生活的勇氣，這是一個永恆的話題。

第三本書是孔飛力的《叫魂》。在一個缺乏法治保障的 社會 ，無論身居何位，都沒有安全感，每個人都渴望分享權力及其殘羹冷炙，底層互害必然是一種 社會 常態。

第四本書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不知這本書能不能讓你從超人哲學、功利主義、虛無主義等等所謂進步觀點中抽身而出，認識自己自己內心的幽暗，明白人生真正的意義。

人類 歷史 上有許多令人恐懼的時刻。二戰期間，英國倫敦的荷蘭屋圖書館（Holland House library），經過德國空軍襲擊，已經被炸成了廢墟，鋼筋、水泥、瓦礫遍布。結果在硝煙彌漫的時候有三個紳士在廢墟中靜靜地閱讀。

Harrison for Fox Photos Limited,1940.10.23

其實，在某種意義上，大家會發現越是艱難的時候，精神性的追求就變得越為重要。 只有當你意識到當下要做的事情，也許就能對抗不確定所帶來的焦慮和恐懼。

2.

2020年，我接到了一個意外的劇本，開設了B站的帳戶，被越來越多的公眾認識和關注。

當一件事情來臨的時候，最初的感覺是猝不及防，然後你才會開始尋找這件事情的意義，並承受它帶來的後果。

柏拉圖告訴我們，每種職業都有職業本身特有的追求。當你追求職業本身的初衷時，它的附隨結果可能會帶來名和利，但是一個人不能為了得名得利而去做一件事情，否則你就會失去這件事情本該有的意義。

醫術高明的醫生，如果把名和利當做一生唯一的追求，可能最終富可敵國，但醫術也許就停滯不前，不再被認為是好醫生。

我一直定位自己是一名老師，職業生涯最大的期待就是被稱為一名好的老師，或者更大更高一點的期待成為一名好的法律人。作為老師，對我的一個挑戰就是有教無類。我經常自省小時候也挺笨的，但我的老師也願意花時間教我。有教無類很難，但要盡量做到有教無類。

我時常在想，蘇格拉底、孔子，這些人類最偉大的教師如果生活在今天，會不會開賬號成為UP主呢？

大家經常聽我提一個人叫愛比克泰德，他是羅馬的一個奴隸，有人說他生下來就是跛子，也有人說他的腿是被奴隸主掰斷的。愛比克泰德平靜地接受了自己的命運，只做好該做的事情，最後成為羅馬帝國最偉大的教師之一。

18世紀的著作中繪制的愛比克泰德（Επίκτητος）形象

他說過這樣一句話： 我們這一生一定要知道我們能做什麼，我們只能在能力范圍內做我們該做的事情。對於我們不可改變的東西，我們保持樂觀；對於我們可以控制的事情，我們要保持謹慎。

在過去的2020年，我發現自己好像成了一個名人，在機場有人認出我，在賓館辦入住也有人跟我打招呼。老實說，這種感覺很奇特，有一種極度的虛榮感。我總是會想起《魔鬼代言人》里的一句台詞：虛榮是魔鬼最喜歡的原罪。

Vanity is definitely my favorite sin

每當我虛榮的時候，我也會想起我外公的教導，「你當自卑視己，切勿狂妄自大」。

其實，很多外人看來的春風得意，只有自己知道苦楚，而且是無法對別人說的。也有人問我2020年的糟心事是什麼？我說能夠對外人說的糟心事都不叫事，真正的糟心事你只會對樹洞說，對最親密的人說。

當這種至暗時刻來臨的時候，其實一切的掌聲，一切的榮譽，一切的榮耀都變得毫無意義。

只有在那種時候，你才會覺得自己的渺小，自己的無助。你會感到人生的艱難，每天都是度日如年，但是你依然希望能夠有繼續前行的力量。

所以非常感恩的是，當我痛苦的時候，總是有朋友有親人能夠依靠，他們可以賦予我繼續前行的力量，所以我也希望在別人無助痛苦的時候，能夠像別人一樣去給予幫助。

人生真的不容易，只有經歷了黑暗，你才能感恩生活中一切的習以為常。一切平凡的幸福，真的就是極大的幸福。

在湖南耒陽話中，「昨日，今日，明日」發音是「差日，艱日，良日」，我覺得這是古人的智慧，今天是艱難的，但是明天就會更好嗎？

當我們說明天會更好，其實只是在欺騙我自己。明天不一定會更好，因為對很多人而言，你把希望寄託在明天，只會讓希望一次一次地破滅。於是你會走向徹底的虛無主義。

我們沒有能力去控制明天，我們只能努力地活好今天。人越專注於明天就越害怕明天，以至於對現在都失去了過好今天的信心和動力。

在普通話中，「今」跟「精」發音也很接近，這就提醒我們今天是艱難的，但是今天也可以是精彩的。線性的時間中，每個今天都可以聽到永恆的回聲。活好當下，做好今天該做的事情，做好自己能做到的事。

在我的職業追求中，做一個稱職的老師就已經足夠。作為一個稱職的法律老師，能夠真正地傳播法治的理念，讓法治的種子真正埋在大家的心中，真的就已經足夠。雖然人生有很多責任，但對我個人的職業生涯，我最大的責任就是成為一名合格的老師。

我現在依然站在普法的舞台上，就希望能夠演好這個劇本，並且把這個接力棒傳遞給千千萬萬願意成為法治之光的朋友。

最後，獻上我新年的祝福，同學們經常聽我引用《功夫熊貓》的那句台詞：「昨天已經成為 歷史 ，明天還是一個未知，但今天是一個禮物。」

我們都在借來的時間中生活，每個當下都是一個禮物。非常感謝大家在過去的一年裡把如此寶貴的禮物送給我，因為我們每個人的時間都在滑向終點。

希望我們都能夠誠實地對待每一個當下，

用每一個當下去觸摸永恆，

用每一個當下去做你應該做的事情，

用每一個當下去愛你身邊的人，

用每一個當下去傳遞溫暖，

尤其在這樣一個寒冷的冬天。

祝各位新年快樂，工作順心，平平安安！

謝謝各位。

3. 急用刑法學感悟！

一、我國刑法三大原則為：罪行法定原則，適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則，罪責相適應原則。
關於罪行法定原則有人提出其含義是「法律有規定的就要按照法律規定處罰，無規定的就不要處罰」，這種觀點是錯誤的。因為罪行法定原則的出發點是從「疑罪從無」的角度提出的，而不是從有規定的就按照規定的角度出發提出的，不然，罪行法定原則會蛻變成「疑罪從有」。
適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則嚴格來說不能作為刑法的原則，因為這原則是我們法律的原則，而不是刑法特有的原則，刑法中的原則應當是刑法特有的原則。資本主義刑法也有三大原則，是罪行法定原則，罪責相適應原則和刑罰人道主義原則。而刑罰人道主義不是我國刑法的原則。
三大原則的根本精神是有利於被告。

二、刑法的溯汲力
我國的規定是：從舊兼從輕；這與罪行法定原則是一致的。台灣地區規定「從新兼從輕」，其結果與我們的一樣，但是價值取向不一樣，從新兼從輕無法體現罪行法定原則。

三、犯罪客體
1、沒有犯罪行為就沒有犯罪客體。犯罪客體指的是我國刑法所保護的而為犯罪行為所侵犯的社會主義社會關系。
搶劫罪的客體包括公私財產所有權和公民人身所有權利，我國刑法將該罪的主要客體定為財產所有權，所以搶劫財產未到手，是未遂；但是財產雖未到手卻致被害人死亡的，卻是既遂。
2、任何犯罪都使犯罪客體造成侵害，但是不一定對犯罪對象造成損害。
3、任何犯罪都有犯罪客體，但是有的犯罪沒有犯罪對象，如脫逃罪。

通過司法考試，究竟是一種釋放還是一種回收？

4. 在二十二世紀的刑法下讀後感

對風險刑法觀的反思
目前，風險刑法觀已經成為當代頗具影響力的刑法思想。其最大的影響就是將刑罰的目的從消極的一般預防論轉變為積極的一般預防論，即為了消除風險社會中，人們對未來的極度的不安，保障社會安全，立法者就大量採用了刑事干涉普遍化和刑事處罰提前化的做法。前者表現為刑法干涉范圍的擴大，將許多過去由行政法規調整的行為納入刑法的處罰范圍之內；後者是通過採用處罰抽象危險犯或者將預備犯獨立成罪的方式，將處罰的重心從引起結果轉移到實施行為本身上去了。
筆者認為，刑事干涉普遍化和刑事處罰提前化明顯存在以下問題：一是違反刑法謙抑性原則。風險刑法觀之下，一個最為顯著的特點就是擴大刑法的處罰范圍、加重刑法的懲罰力度。眾所周知，刑罰在具有強烈的保護法益作用的反面，也會造成許多弊端。因此，刑法應當盡量慎用。在使用民事救濟或者行政制裁等其他手段能夠解決問題的時候，就不應將該行為作為犯罪而納入刑法的處罰范圍。在風險刑法的名義之下，大量擴張刑法的處罰范圍，將一些傳統上使用行政手段或者民事手段處罰的行為納入刑法的處罰對象，顯然違反了刑法的謙抑性原則。
二是違背了近代刑法的基本宗旨。在刑法明確地將罪刑法定原則視為基本原則的當今，應當說，刑法的最基本任務還是保護公民的自由，而不是消除人們的不安感。雖說西方國家目前已經進入到了自由為安全讓路的時代，但西方國家經過幾個世紀的自由主義的熏陶，在保障公民自由方面已經形成了一套比較完善的制度和法律保障，但我國在這一方面還有漫長的路要走。因此，在這種現狀之下，貿然提倡風險刑法，大力擴張刑法處罰范圍，可能會出現物極必反的效果。
三是為侵犯人權提供借口。風險刑法一個最重要的理由就是，以刑法創制和形成新的規范意識，讓大家相信和忠誠於法律，從而達到社會安全的效果。用刑法手段創制和形成新的規范意識，一個顯而易見的結果就是，混淆法律和道德的調整范圍的界限。不僅如此，還極有可能將人們的內心思想作為判斷社會危害性的標准，最終使得罪與非罪的界限模糊不清。
（黎宏 ，「對風險刑法觀的反思」，載於《人民檢察》

5. 在觀看過羅翔說刑法後，你都有哪些體會

有的人他真的能閃閃發光。羅翔老師吸引人的不僅是知識量，有趣的課堂風格，還有他的三觀。

偶然刷到好友的朋友圈刷到一個學化學，正在立志考教師資格證的朋友分享的羅翔老師講課截圖，有被驚到。驚訝我的不是截圖的內容，不是有關張三的一千個小案例，而是這個朋友和我一樣學理，高考填志願時我有一個院校里選了法學專業，遭到了她的極力勸阻，她給出的原因是，學法要背的東西太多，發際線容易和學計算機一樣撐不住，而且，要背的東西那麼多，整本書都是密密麻麻的字，一定很無聊。所以我非常非常好奇，到底是什麼促使她積極主動的尋找法學相關課堂來看，而且像看綜藝、追劇一樣看的津津有味，時不時的向周圍朋友安利。

6. 讀《治安管理處罰法》有感作文400字

學習《〈中華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心得體會 3月份,我校組織全校老師學習了<<中華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通過學習,我們了解到,從2006年3月1日起，我國開始施行一部新的《治安管理處罰法》，這部法律將通過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化解社會矛盾，力求創建一個和諧、穩定、發展的中國。通過對這部法律的學習，得到以下體會: 一、學會自律 學法律，就要首先做到知其文曉其意。《治安管理處罰法》明確規定：擾亂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權利、財產權利，妨害社會管理，具有社會危害性，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規定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尚不夠刑事處罰的，由公安機關依照本法給予治安管理處罰。這就很好地區分了治安管理處罰法與刑法之間的關系

7. 老師讓讀一本書關於法律的書，並寫讀後感，不少於1000字(越等就可以）

腦中的革命——《法律與革命》讀後感[「外國法制史」讀書報告選登（之六）]
時間:2006年11月29日 作者：葉昊然（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學生） 來源:學術批評網

哈羅德??伯爾曼的《法律與革命——西方法律傳統的形成》是一部當之無愧的巨著，不單是指其書本厚度而言，更是指其思想之深度與探究之廣度，實在是大大拓展了我們學習和研究西方法律傳統的視野。對於這樣的著作，我自知沒有能力進行評價。這里是對其書第一部「教皇革命與教會法」的讀後感。

一、無無源之水

一切事物都有其原因，無因即無果，這是正理。但我們於學習時卻經常犯一步到位的錯誤，不考慮事物的原因就全盤接受一些概念。比如已經成為老生常談的「封建」概念，稍微一動腦筋，誰都能明白「分封建制」是這個詞的內涵，而再稍微一思考，就懂得我們中華的歷史上自秦以降就再無大規模的封建制度。但出於教育的緣故，我們還是習慣於不假思索地接受一些明顯錯誤的觀念。在伯爾曼的書中，一切概念皆有其源頭，很難從邏輯的角度對他的立論產生質疑。這就是用「科學的方法」所進行的歷史研究。作者從西方法律傳統的背景——民俗法開始，分別論述西方法律傳統的三個起源——教皇革命、大學和神學，繼而詳細介紹第一個西方近代法律體系——教會法，再分析教會法律體系的結構要素，環環緊扣，結構緊湊，沒有任何地方給人以突兀的感覺。

「只有上帝才能看透一個人的思想、內心和靈魂，而人間法官只能知道外部表現出來的行為，『教會對隱秘的事物不予裁決』逐漸為人們所普遍接受……即僅僅是犯罪准備（即使到了裝配犯罪工具的地步）尚不能受到懲罰……」 學習刑法時大家都明白犯罪預備不構成犯罪，且不進行懲罰。但到底為什麼呢？歸根結底到其神學的淵源，即便是無信仰的中國人，也能夠理解了。雖然這並非伯爾曼的發現，我卻用它來證明本書極強的緊湊感……即其中每一事件必有其原因，這實在需要進行耐心的考證和擁有嚴謹的態度。從以前的閱讀中，總是想當然地假定西方法律傳統乃是啟蒙運動時期，從諸位偉大的頭腦中自然躥出來的。而在讀本書中，時時汗顏，從前對中古時期的不屑和太過想當然的進行聯系，已經使自己的無知蔓延。不過幸好，及時讀了本書，避免了更加可怕的自大產生。

二、精神之法

法律並非一種單純的條文體系，或者什麼反映統治階級意志的工具，它應該是活的，物質與精神所並存的系統。從教會法乃是第一個西方近代法律體系便可看出，法律的精神涵義其實比想像得深刻。在審判之時，為何要以賦予罪犯以特定的尊嚴和權利，而不是單純地法官高高在上對其進行審判為原則？按理來說，罪犯即是有罪之人，似乎犯不著給他尊嚴之類。從普遍的認識角度講，是說不出道理的。那麼，其來源還是神學還是精神層面的東西：「盡管犯罪與罪孽之間的聯系造成了罪犯方面對於上帝的無限責任，然而包括守法者在內的所有社會成員共同具有的罪的屬性卻起到了降低自以為是的義憤作為刑法組成部分重要性的作用。 」這個原則對於有宗教背景的人而言，自然是非常淺顯，但由此又引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對於不信教的人來說，這個原則的意義何在？西方法律的許多原則建立在神學背景之下，至少是在信仰的背景下。對於只把法律當作實現自己利益、保護自己權利的工具的國人來說，並不存在對法律精神上的信仰和傳統，那麼如何從本民族的精神出發，尋找一條結合的道路，而不產生排斥，真是非常復雜的一個問題。

三、偏見的惡性

偏見給我們帶來巨大的傷害，在歷史上屢見不鮮。其反映在學習上時，也是一個道理。對於中古時代和基督教會的偏見，使我們一直認為這些是那個時代落後的代表，並無不自豪地說著「西方不亮東方亮」，將野蠻、落後等詞語同歐洲中古時代相聯系。其實並非如此，尤其在讀過本書之後。近代西方的一切思潮，其實並非只是對希臘羅馬文化復興後、擯棄中世紀糟粕而產生的。法律體系、學術方法、相互制約的權力（封建權和教權）、神學思想……那些後來成為啟蒙思潮精華並且一直延續至今的東西，都可以從中世紀找到它的源泉和基礎。比如，以前對於格里高利的教皇革命，更多看到的是一些負面的評價，本書以非常大的熱情頌揚這次革命的意義，並將其與英國革命、宗教改革、法國大革命等並稱為偉大的革命。還有一個一直以來的偏見是，歷史可以用確定的規律予以描述，任何國家或者民族的歷史都脫不開這個規律。這自然是受達爾文進化論影響。正如作者在書中所說：「從歷史的觀點看，黑格爾假定意識決定存在的觀點是錯誤的，但這一事實並不意味著馬克思所主張的存在決定意識的觀點是正確的。在歷史的真實生活中，誰也不『決定』誰；它們通常是並駕齊驅；當情況不是這樣時，便有時是這個有時是另一個成為決定的因素。」 並沒有誰說的規律可以解釋一切歷史活動，那麼這就說明，歷史並不是可以套用公式的。但可惜的是我們的教學中目前還是堅持著這一套，至少是在大學以下的教育中。「要知生命創進不受任何限制雖然可能有其勢較順之順序，卻並無一定不易之規律……在生物界中，雖不妨有高下之第，卻無必進之階。」幾十年前，梁漱溟老人即已能看得如此透徹，為何現今發達而開放之世，反倒後退了許多！

四、關於大學

有關大學的起源這一部分是寫的很有意思的。從波倫亞大學的出現和歷史來看，由學生掌控權力，到教授們力量漸漸增強，整個過程值得人玩味。就現在的國內大學來看，行政權竟然是首要的，而教師和學生無法與行政抗衡。按理來說，甚至從大學的歷史來看，都絕然應該是學生主導，或者教授控制學校的領導權力。因為學生是大學出現的原因，而教授是大學存在的基本。為何現在看到的皆是，學生維權無用，德高望重的教授終身住一小破樓房，這樣一些違背大學本意的現象。或許我們的大學確實不能算真正的大學吧。扯遠了。大學的研究為法律體系的產生提供了方法基礎，還有一大批人才，但並非唯一的淵源，這仍是與大學在當時的地位有關。

五、道德之底線

歐洲人對法律的依賴與信任，是與基督教信仰密不可分的。法律體系的出現本身就有很大一部分是基督教的功勞，這也是本書第一部中一直討論的內容。出於上帝對他們精神領域的掌控，他們寧可相信法律——這樣一個諸多原則來自於神學的制度——能夠成為他們最終的救濟渠道。那麼這種信任，在東方是否存在呢？答案是不的。我們的法律並沒有這樣一個信仰基礎，而是直接建立在皇權之下，從而使國人對法律的敬畏源自對皇權的敬畏。那麼現在沒有了皇權，法律的權威性如何體現？無源之水終將乾涸，這是個實際問題。由於對「罪」的神學解讀，使西方人在做事時有一道德底線，即為死後考慮，為最後的審判考慮，這令其惡能得到限制。而我們的這種限制已經磨滅了。現在在中國大地上出現的無數「潛規則」正在日益浮上檯面，見得天日，再這般下去，以這些所謂「潛規則」代替了原有的道德規范，實在是很可怕的事情。

六、其他

本書還有一個令我震撼的方面，是引用。引用之多、廣泛和豐富，實在令人咋舌。全書600多頁篇幅的正文，竟有150多頁的注釋。這與其他某些專著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些引用不但說明了作者的閱讀面之廣博，也說明了他極其認真的學術態度。有這許多的引用，在讀的同時一可令人大大放心創作部分的質量，二可方便讀者翻閱相關的資料，不至於以偏概全。這實在是我們應該學習的地方。

法律在書中革命，書在我腦中革命。單是本書的第一部，就在我腦中進行了一次革命。對從前各種知識的重新排列，偏見的解除，實在是令人暢快。作者嚴密的寫作結構和流暢的字詞句法，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接下來要看第二部了，相信這會是另一次革命。

學術批評網（www.acriticism.com) 2006年11月29日 讀《法律教育讀本》有感

2.張老師經常用綜合實踐課，讓我們閱讀《法律教育讀本》，讓我受益匪淺，以前我經常聽人們說法律的事，可總是沒有一個大概的概念，上了這幾節課後，讓我懂得了法律的真正概念，法律是一個國家的基礎，而不是虛無縹緲的。

這本書介紹了很多未成年少年的犯罪經歷，其中有許多原因，可能因為父母的教育錯誤；也可能因為父母沒時間去管孩子，造成了孩子長大後的犯罪。原因是多方面的，我覺得有可能父母沒起到很好的榜樣作用，但我們可以自覺，不一定要靠別人。

這本書十分有趣，用一個個真實的故事來啟發我們，故事後面還有采訪犯罪少年的真實談話，還有相對的法律條文。

法律是真實的，它是對每個人都一樣的，這些犯罪少年大多自律能力十分低，在他們犯罪之前，他們都是祖國的花朵，都有可能成為祖國的棟梁，但他們沒有控制住自己……。

我們不能重倒他們的覆轍，要學會自覺，也要抽空適當的閱讀一些與法律有關的文章。我們一定要好好讀書，抗擊犯罪.

8. 學習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有什麼感想

呵呵，希望成為全國人大代表，為刑事訴訟立法建言獻策，為推動中國法制進步作貢獻啊！
制度立法層面，個人感覺有不健全之外，但這是與當前公民法治理念與社會各層矛盾關系，即中國特色因素造成，需逐步完善。但更重要的應是實踐中嚴格落實現在法律規定的問題，其實現實中很多不良執法或社會不公很大程度上是以權代法、不嚴格依法辦事造成的，解決這一問題，也許一方面要喚醒民眾法治理念，一方面要加速現代科學立法步伐。
刑事訴訟法中程序正義的意義和價值
正義的實現有兩種途徑，即實體正義和程序正義。前者通過配置權利、義務的內容，而後者則通過設計獲得正當性結果的步驟與方式。實體正義是一種結果的正義，其正義是由事物的因果關系決定的；而程序正義是一種過程的正義，其正義是由程序建立或保證的。
刑事訴訟法中之所以需要重視程序正義，是因為：首先，程序正義是以保護人權為追求目標，凡是被懷疑實施犯罪行為的人都有權要求偵查、公訴、審判機關嚴格按照法律程序行使職權，以避免有權機關濫用職權，侵犯公民的基本權利；其次，刑法作為實體法，因社會情況變化等，自身存在著導致結果不確定性的主觀和客觀因素，而通過刑事訴訟中程序正義的實現，可以最大限度地防止判決的不確定性和隨意性；再有，程序正義也有助於增強法律的可信度和權威性，從而最終實現司法正義和社會正義的價值目標。
但是當實體正義和程序正義發生沖突時，應該以程序正義為先。正義的程序並不必然產生正義的結果，其只能保證裁判結果的權威性和推定出實體結果的正義。因此，在追求刑事訴訟價值時，難免要發生沖突，由於程序正義要求的是法律真實，而不是客觀真實，因此在個案中，對程序正義的要求有時是以實體正義的喪失為代價的。我們必須認識到，一般情況下，正義的程序比不正義的程序能夠產生更加正義的結果，因為如果放棄程序正義而追求實體正義的話，沒有了程序對人權的保障，可能就會使無辜的人受到不應有的處罰，而使真正的罪犯逍遙法外，這樣就會使受到懲罰的無辜者和知情的民眾必然會對法律的正義產生質疑，法律的權威也受到挑戰，這對於人們樹立法律信仰是極其不利的。而如果優先追求程序正義，有可能放縱了犯罪分子，但偵查機關仍可繼續追查，一旦有新的證據發現，仍然可以追究其刑事責任。但如果錯誤地追究了無辜者的刑事責任，一旦發現錯誤，將會出現兩難選擇：糾正錯誤，在一定程度上將會影響到法律的權威和人們對法律的信仰；不糾正錯誤，來掩蓋當時的錯誤追究，這樣也許能夠維護部分人<對冤假錯案有責任的人)心目中的所謂的「法律權威」。我們應該牢記法律權威是建立在神聖的正義基礎上的，這種知錯不改的行為，只會褻瀆法律正義和權威，一旦為公眾所知，後果不堪設想。

9. 武裝押運人員學習憲法.刑法的心得體會怎樣寫好

提綱：
1、簡要介紹一下什麼是武裝押運，押運過程如何
2、武裝押運需要注意哪些方內面。比如要注意哪些安容全？按照怎樣的步驟來？發生緊急情況要如何處理等等。
3、你在押運過程中嚴格地遵守了了規章制度，沒有過一絲懈怠，每次都嚴格要求自己，圓滿完成任務等等。就是寫自己的實際押運情況
3、你對武裝押運這一行的看法。比如這是一個怎樣的職業？它有何等的重要性，它對於保衛國家和人民的生命財產有何重要意義？等
4、寫一寫干武裝押運工作對你自己的影響。比如它讓你更加堅定了維護祖國和人民利益的決心，讓你認識到這個社會需要更對像你這樣的人，讓你感覺到自己肩上的擔子很重，提高了你的鬥志和責任感……
5、寫一寫你覺得武裝押運還有什麼不足，有什麼改進建議？最後稍微抒發一下情感
搞定！

10. 關於刑法文章的讀書筆記 2000字左右

你好。

最近，我讀了張明楷教授的《刑法的基本立場》一書。這本書於2002年月由中國法制出版社出版，全書共31萬4千字。按照本書的內容提要的說法，本書旨在促進中國刑法學派之爭的形成，作者以刑法規范為根據，以學派之爭為主線，對刑法學的重大問題展開了深入研究，表明了基本立場：客觀主義、實質的解釋論、結果無價值論、客觀的未遂犯論、部分犯罪共同說、並合主義等。

在通讀全書之後，總的感覺是這本書是刑法學界很有特色的一部理論著作。它的主要特點在於比較全面的闡述了作者的基本觀點，並且從自己堅持的基本立場出發去解釋具體的法律條文，討論具體的疑難問題。在論證自身具體觀點的合理性時，非常注重前後立場的一致和自身理論體系的和諧，避免出現立場對立的具體結論。這在國內刑法學者中是不多見的。大多數學者在研習刑法的過程中，基本上是就事論事，首先形成一系列的具體觀點，在各方面的知識儲備達到一定程度時，才初步形成具有一定特色的刑法理論體系，而這種體系又很少被自身刻意疏理，顯得模糊而雜亂，甚至窮其一生也不能形成統一的刑法立場。張明楷教授在這方面受德日刑法的影響比較深，注意總結自己的根本出發點，重視對刑法學領域中的最基本的理論問題的研究，思想相對成熟之後即表明自己的理論傾向性，因此在學術研究的高峰期就有了理論的歸宿，這在刑法學界是領風氣之先的。當然，是否需要明確的理論立場，在研究到什麼階段形成自己的理論體系，我國的刑法學界是否象德日那樣需要有對立的刑法學派，這些問題都尚無定論，還需要歷史的檢驗。

在讀過了張明楷教授的書之後，我對上述這些問題沒有形成自己的看法。結合幾年的學習經歷，隱約感到，一個刑法學者採取什麼樣的基本立場，是需要多年的積累和反復的思考的，在我國目前的研究現狀下，恐怕能總結出自己的基本立場的學者不會很多，應該是經過多年的探索逐步形成理論體系的少數資深學者。對一個剛剛入門的年輕學者來說，似乎不宜先入為主，給自己設定下主觀主義或者是客觀主義的框架，這樣可能會束縛手腳，反而不利於開拓思路，找到自己真正認同的基本立場。

本書的第一部分，是刑法學界的舊派與新派的比較和分析。同時，作者對中國刑法學界的理論研究特點作了必要的論述。作者認為，從總體上看，雖然我國刑法理論一直聲稱堅持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在事實上卻與重視主觀內容與心態的主觀主義觀點沒有本質的區別。

本書的第二部份，是犯罪論當中的客觀主義與主觀主義的比較和分析。在權衡兩者的利弊得失的同時，作者表明了自己傾向於客觀主義的基本立場。並且認為，從我國新舊兩部刑法的立法思路的變遷來看，舊刑法更多地體現了主觀主義的刑法理論，而新刑法則有意的向客觀主義傾斜。作者對新刑法向客觀主義傾斜的立法態度表示了贊賞，同時對傳統理論當中包含的比較濃重的主觀主義色彩，提出了學理上的批判。

本書的第三部分，是論述如何解釋犯罪構成要件的問題。作者全面論述了形式的解釋論與實質的解釋論，表明了自己傾向於實質的解釋論的立場。在作者看來，實質的解釋論側重於犯罪的本質，有利於確定犯罪的合理范圍，這樣研究時也更有深度，也是更接近立法原意的。從作者前後的刑法立場來看，作者提倡實質的解釋論，這與作者認為犯罪的本質是法益侵害是有著密切的聯系的。在犯罪的形式概念和實質概念之間，顯然作者更看重的是犯罪的實質概念，即法益侵害。

本書的第四部分，是關於結果無價值論與行為無價值論的比較和分析。因為作者堅持客觀主義的立場，認為法益侵害為犯罪的本質特徵，所以在結果無價值論與行為無價值論之間理所當然地會選擇結果無價值論。作者認為，提倡結果價值論，有利於合理控制犯罪的范圍，保障公民的合法權益，使得沒有發生實際危害結果的行為不受刑法的制裁。此外，在判斷正當行為是否成立時，其客觀的危害結果是重要的判斷指標。在緊急避險當中，受到損害的法益和被避免發生損害的法益相同時，根據結果無價值理論，這樣的結果是法益並沒有受到損害，因此不能認為是犯罪。對於傳統理論當中一直主張按照犯罪未遂處理的對象不能犯和工具不能犯，作者認為，根據結果無價值理論，這些行為根本不可能造成實際的客觀危害結果，根本沒有任何法益受到損害，因此不能作為犯罪處理。

本書的第五部分，是客觀的未遂犯論與主觀的未遂犯論。作者認為，從實質上看，新刑法採取的是客觀的未遂犯論。作者在兩者之間傾向於客觀的未遂犯論，基於這一基本立場，作者提出了在犯罪停止形態的認定方面的一系列的新觀點。作者主張的既遂和未遂的認定標准，更多的包含了客觀行為，特別是實際的危害結果和危險性的要素，與帶有濃厚的主觀主義色彩的傳統理論差別很大。

本書的第六部分，是關於共同犯罪的理論。作者論述了犯罪共同說和行為共同說，表明了自己贊同部分犯罪共同說的立場。作者認為，在數個行為人基於不同的犯意同時對某一法益實施侵害行為的情況下，不同的犯罪構成之間的重合部分可以構成共同犯罪。在教唆犯教唆之罪與被教唆者所犯之罪不一致的情況下，也可以在教唆之罪與實際實施之罪的重合部分的范圍內成立共同犯罪。

本書的第七部分，是共同犯罪理論中的共犯從屬性與共犯**性。作者論述了共犯從屬性理論和共犯**性理論的含義，並且評價了中國刑法學界某些學者主張的共犯從屬性與**性兩重性理論和共犯**性理論。作者認為，這些理論不符合刑法的從屬性理論和**性理論的基本含義，是不可取的。作者在共犯理論上堅持既非**性，也非從屬性，更非兩重性的立場。

本書的第八部分，是關於刑罰的基礎理論。作者論述了絕對主義與相對主義，以及作為折中理論的並合主義，表明了自己傾向於並合主義的基本立場。並且認為，1997年通過的新刑法體現的正是作為折中理論的並合主義。

讀完此書之後，我認為其中最值得贊賞的是作者論述基本理論問題時和諧統一的思路，以及研究具體問題時表現出的大局觀。當然，這不是說有了統一的嚴密的基本立場作基礎，就足以保證具體結論的科學性。事實上，在作者為說明基本立場而列舉出的諸多具體問題的論述中，時常可以見到抽象理論指導下的簡單推理，這就直接影響了最終結論的科學性。這些現象主要出現在作者簡要論述的一些問題中，而對諸如共同犯罪中的教唆犯、停止形態中的未遂犯等問題的論述還是相當細致的，經得起推敲。

從我自身的理**底和學術心得來看，對本書作一個整體性的評價是非常困難的。對於作者在書中提到的各種刑法基本范疇，雖然偶有心得，但是似乎還沒有能力深究其利弊得失，在自己的頭腦中也尚未形成自己確信的所謂基本立場，在考慮具體問題時常常在兩級之間搖擺，以求實現某種體現公正的平衡，然而心中又不免產生這樣一個疑問：這種理想狀態下的平衡是否存在，如何才能實現？因此，就我自身的學力而言，只能對其中的某些問題作一番評論，這些問題主要是我自己平時也曾經考慮過的一些問題。在作者論述的各個刑法基本范疇中，我最感興趣的是法益理念。作者極力推崇法益理念，將其作為犯罪的本質特徵，並且直接指導刑法解釋的推理過程，甚至在諸如工具不能犯的評價等問題上都堅決貫徹法益理念。對此，我是非常贊同的。我在以前的學習過程中，包括在去年撰寫碩士學位論文時，都在思考法益（犯罪客體）在刑法理論中的重要性的問題，深感理論界對客體，特別是個論中的具體犯罪的客體研究得很不夠，而且在研究構成要件諸問題時一般也很少考慮法益的意義。張明楷教授宣揚的法益理念具有很強的針對性，是值得提倡的。張教授在書中寫道：「由於犯罪的本質是侵害法益，故對構成要件進行實質的解釋，意味著發揮法益作為犯罪構成要件解釋目標的機能。即對犯罪構成要件的解釋結論，必須使符合這種犯罪構成要件的行為確實侵犯了刑法規定該犯罪所要保護的法益，從而使刑法規定該犯罪、設立該條文的目的得以實現。」（第128頁） 我覺得，在司法實務界和刑法理論界都存在著輕視法益的風氣。司法實務界輕視法益，其實無可厚非，畢竟實務中依據的是現有的規范，自由發揮的空間似乎不大，而且法益本身過於抽象，理論研究不充分，立法上也存在模糊甚至錯誤的規定，所以難於取捨，只好敬而遠之。而刑法理論界應當承擔起這個任務，多從法益的角度考慮具體問題，似乎更有利於問題的解決。例如訴訟欺詐問題，理論界討論的比較多，在研究究竟應當認定為何種犯罪時，似乎更多的是依據慣常的思維方式，先找出可能構成的犯罪，然後在分別分析是否符合其構成要件。這種思維方式在實務部門中是很有效的，有利於快速的解決具體的案件。

但是，在作純粹的超然於立法之外的學理研究時，不妨先從這種行為的本質特徵入手，分析其主要侵害的是哪些社會關系，然後對這些社會關系的重要性作出權衡，根據重法益來確定犯罪的性質。經過不太成熟的思考，我認為訴訟欺詐行為侵害了敗訴一方的財產所有權，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更嚴重的法益侵害發生在訴訟過程中，行為人的虛構事實、編造偽證的行為直接侵害了司法機關的司法權威，應當屬於妨害司法罪的范疇。對民事訴訟中的誣告和偽證行為，也許現有的條文中沒有對應的規定，但這是立法完善的問題，不應成為否定其犯罪性質的依據。[1]當然，我作出這樣的論斷並沒有經過深思熟慮，恐怕經不起推敲。

當然，對張明揩教授提倡的法益理念，也應當作具體的分析和甄別，其中一些結論在我看來是不能接受的。例如，在論述緊急避險中的法益衡量問題時，張明揩教授認為：「當價值一百萬元的甲利益與價值一百萬元的乙利益發生沖突，保護甲利益的唯一有效方法是損害乙利益時，從整體上來考察，行為人所實施的避險行為對法益實際上沒有造成新的損害。即使行為人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犧牲了他人的同等利益，也只是道德上與民法上的責任，不能因此追究刑事責任。」我認為，這段論述從推理的過程到最終的結論，都是錯誤的，也是不符合張教授倡導的法益理念的。法益的衡量應當是具體的，因為每一個具體的法益受到侵害之後，都有一個具體的承擔者，這是不能抵消的事實。提倡法益保護，其基本出發點正是充分保護社會個體的具體法益免受侵害，因此對法益受侵害的情況作總體的評價是不符合法益理念的。在緊急避險中，最終受到侵害的法益是客觀存在的，不能因同時避免了同等的法益就認為沒有法益受到侵害。因為作為無辜的第三方，他的法益受到刑法的保護，侵犯其法益的行為均有可能構成犯罪。緊急避險最終不構成犯罪，並不是因為行為人沒有侵害任何法益，而是事出有因，考慮到行為人不具有嚴重的人身危險性，所以法外施恩，這是刑法對人性弱點的容忍。因此，犧牲他人的同等法益，實質上仍然是侵害了他人的法益。此時的行為是刑法難以容忍的，既然損害他人法益並不能在總量上減少損失，為什麼還要損害他人的法益呢，自己承受同樣的損失即可，因此法外施恩的理由並不充分，原則上還是應當作為犯罪處理的，只不過在處理時從輕發落。如果按照張教授的觀點處理，在同等法益是人身權利時其不合理性則更為明顯。一個人為了避免自己死亡而殺死另一個人，難道不是犯罪嗎？被害人的生命難得不是受到侵害的法益嗎？在這種情況下，行為人有什麼權利將死亡的結果轉嫁於他人？如果此時行為人的殺人行為是緊急避險的話，被害人就無權對殺害自己的行為進行正當防衛了，保護自己生命的行為反而可能構成故意犯罪，刑法的公正性價值又從何體現呢？

在這本書中，讓我比較感興趣的理論問題是張明揩教授倡導的部分犯罪共同理論。這種理論以犯罪共同說為基礎，認為「二人以上雖然共同實施了不同的犯罪，但當這些不同的犯罪之間具有重合的性質時，則在重合的限度內成立共犯」（第262頁）。這種學說的出現，主要是為了解決同時犯的刑事責任問題和共同犯罪中各個行為人最終罪名不一致時的刑事責任問題。我從總體上對部分的犯罪共同說持否定態度，下面分別加以分析。部分的犯罪共同說主要應用於以下幾個方面：

1、數人同時實施類似犯罪行為的情形。「甲以殺人的故意、乙以傷害的故意共同加害於丙時，只在故意傷害罪的范圍內成立共犯。但由於甲具有殺人的故意與行為，對甲應認定為故意殺人罪。」（第262頁）這種行為就是一般意義上的同時犯。按照傳統理論，同時犯由於不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不成立共同犯罪，分別定罪量刑。事實上，行為人的行為對其他行為人的犯罪行為實施是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的，數個行為之間的相互補充、配合的作用是客觀存在的，僅僅依照各自的行為分別定罪，似乎不能表明這種共同侵害的嚴重性，也不利於打擊實踐中的趁火打劫的現象。但是，我並不認可部分犯罪共同說。我認為，應當運用犯罪共同說對同時犯進行全新的審視。所謂的同時犯，可分為事先預謀的同時犯和臨時起意的同時犯。對於有預謀的同時犯，雖然數個行為人沒有就某種具體犯罪達成共同犯意，但是對對方的意圖是了解的，也明知自己實施的另一種犯罪行為對其的幫助作用。因此可能在實施一罪的同時構成另一罪的幫助犯，除非數個犯罪行為之間不具有客觀上的關聯性，即數個行為之間沒有相互幫助的實際作用。而部分犯罪共同說所指的具有重合的構成要件的數個犯罪，肯定是具有這種關聯性的。此時行為人對幫助他人的結果所持的心態，應當是放任的。這樣，在每一個行為人身上存在著兩個犯罪，本罪的實行犯（直接故意），他罪的幫助犯（間接故意），成立想像競合。對於沒有預謀的同時犯，也可能在實施犯罪行為時形成幫助故意，成立他罪的幫助犯；或者是為了實施自己決意下的犯罪行為而放任幫助他人實施犯罪行為的結果，此時可能成立片面共犯，對片面幫助之罪的心理態度是間接故意。在最終的罪數形態上，有可能構成想像競合。

實際上幾種理論得出的結論是幾乎相同的，都是行為人實施的本罪是最終的定罪罪名。區別在於推理過程不同，罪數形態不同。當出現不同於典型的構成要件的危害結果時，差別就表現出來了。例如，甲乙二人分別以殺人和傷害的故意打擊丙，甲朝丙的頭部重擊一下，打偏，乙朝丙的大腿打擊，擊破股動脈，導致丙因失血過多而死。甲的行為實質上是殺人未遂，乙的行為實質上是故意傷害致死。如果按照部分犯罪共同說的理論，兩罪構成要件的重合部分在哪呢？重行為只導致了輕結果，輕行為卻導致了重結果。究竟在什麼范圍內成立共同犯罪呢，恐怕只能在故意傷害（排除致死結果）的范圍內成立共同犯罪。可是這個共同犯罪的罪名對甲和乙來說都不合適。我認為，還是認定為甲構成殺人未遂和故意傷害致死的幫助犯的想像競合，乙構成故意傷害致死和殺人未遂的幫助犯的想像競合比較合適。

2、存在轉化犯的情形下。「甲邀約乙為自己的盜竊行為望風；乙同意，並按約定前往丙的住宅外望風；但甲在犯盜竊時，為窩藏贓物……而當場使用暴力，乙對此一無所知。……如果採取部分犯罪共同說，那麼，甲與乙便在盜竊罪的范圍內成立共同犯罪……對乙就必須追究盜竊罪的刑事責任，但由於甲的行為另成立搶劫罪，故對甲的行為只能認定為搶劫罪。」（第269頁）對此結論，我是完全贊同的。但是，我認為，並不是只有部分犯罪共同說才能得到這樣的結論，傳統的犯罪共同說也同樣可以得到這樣的結論。刑法第25條規定的共同犯罪不僅可以表現為最終的定罪罪名，同樣可以表現為犯罪過程中形成的階段性共同犯罪形態。在上述例子中，乙的幫助行為和甲的實行行為成立盜竊罪的共同犯罪，無論從主觀方面的共同盜竊故意來看，還是從客觀方面的共同盜竊行為來看，都不存在任何問題。之所以最終沒有認定為同一罪名，是因為甲在構成了共同盜竊的基礎上又向前發展了一步，從而使自己先前的盜竊行為轉化為搶劫行為。從發展過程來看，甲的入室盜竊行為與乙的室外望風行為是密不可分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甲之後實施的暴力行為屬於共同犯罪中的實行過限行為，單獨對此承擔責任。只是一般情況下的實行過限導致行為人成立數罪，對因實行過限行為而轉化為重罪的則少有論述。而根據部分犯罪共同說，盜竊罪的構成要件是盜竊罪與搶劫罪的重合部分，因此在盜竊罪的范圍內成立共同犯罪。這實際上是把甲的先盜竊後轉化為搶劫的行為和乙為協助甲盜竊而望風的行為看成是兩個**的行為，否認客觀上曾經存在過的共同盜竊的事實，然後在抽象意義上比較兩個罪的構成要件，認為盜竊罪的構成要件是其中的重合部分，進而認為兩者在盜竊罪的范圍內成立共同犯罪，這是不符合案件發展過程的實際情況的。此外，判斷兩個罪的構成要件的重合部分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實際上盜竊與搶劫僅僅是行為方式不同，不能簡單的得出盜竊加暴力等於搶劫這樣的結論。

3、教唆未遂的情況下。這主要是指被教唆人所犯之罪不是教唆之罪，而是與之有關之罪。「根據部分犯罪共同說，只要被教唆的人所犯之罪，在規范意義上包含了教唆犯所教唆之罪，那麼，教唆犯與被教唆犯便在兩罪性質重合的部分成立共同犯罪，一方面，對教唆犯不能適用刑法第29條第2款；另一方面，對教唆犯應當適用刑法第29條第1款，即按照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處罰。」（第283頁）作者認為，甲教唆乙盜竊，結果乙在盜竊過程中轉化為搶劫，則搶劫包含了盜竊，因此在盜竊罪的范圍內成立共同犯罪，對甲認定為盜竊罪，乙認定為搶劫罪。我同意這樣的結論，但是認為依據傳統的犯罪共同說的理論完全可以得到這樣的結論，理由與上述第2種情況相同。由於在乙的行為發展到盜竊階段時成立了共同犯罪，甲教唆的內容得以實現，對此時的甲乙都可以認定為盜竊罪。因此盡管最終甲乙兩人被認定的罪名不同，仍然應當認為乙曾經實施過甲教唆的犯罪，因此，對甲不能適用第29條第2款。

反過來看，如果教唆之罪包含被教唆人實際所犯之罪的話，如何處理呢？根據張明楷教授倡導的部分犯罪共同說，在被包含的實際所犯之罪的范圍內仍然成立共同犯罪，對實行犯以該罪論處，對教唆犯則認定為重罪。「如果甲教唆乙犯搶劫罪，而乙僅犯了盜竊罪，那麼，雖然也可以認定甲與乙在盜竊罪的范圍內成立共同犯罪，但由於應當認定甲的行為構成搶劫罪，而乙的行為並不包含搶劫，故對甲仍應適用第29條第2款。」（283頁注1） 我同樣同意這樣的結論，但不認可論證的依據。部分犯罪共同說所說的在盜竊罪的范圍內構成共同犯罪沒有任何依據，已經完全脫離了共同犯罪存在的基礎。從主觀上看，雙方沒有就盜竊達成共同的犯意，客觀上，僅僅是乙實施了盜竊行為，甲對此毫不知情。主觀與客觀兩方面的條件都不具備，何來盜竊罪的共同犯罪？張明揩教授依據的僅僅是觀念上的各個犯罪的構成要件的包含與被包含的關系，共同犯罪的認定沒有任何的事實依據，而且會產生許多矛盾。既然認定甲和乙在盜竊罪的范圍內成立共同犯罪，必然得對兩者都以盜竊罪論處，同時又因為甲教唆的是搶劫罪，所以對甲認定為搶劫罪。那麼甲身上的盜竊罪哪裡去了呢，為什麼僅以搶劫罪論處？在甲的身上只有一個搶劫教唆行為，根本不存在盜竊向搶劫轉化的情形。因此，按照部分犯罪共同說的理論，甲似乎應當構成搶劫與盜竊的想像競合，這樣的結論顯然更讓人難以接受。可見，部分犯罪共同說中所指的構成要件的重合部分是觀念上的，虛無飄渺，有時可以決定教唆者的具體罪名，有時又可以決定被教唆者的罪名，莫衷一是。

我認為，在上述情況下根本不存在共同犯罪，是單獨的以教唆形式構成的此罪和以單獨實行行為構成的彼罪，對教唆犯應當適用第29條第2款。這也是該款規定的初衷，第1款規定的是共同犯罪中的教唆犯的刑事責任，而第2款規定的就是個人犯罪中的教唆犯的刑事責任。教唆人與被教唆人的行為沒有本質聯系，不具備構成共同犯罪的客觀基礎和主觀基礎，不能成立共同犯罪。教唆犯因**的教唆行為符合了該罪的修正構成而成立該罪，適用第29條第2款[2]。被教唆人以其實際實施的犯罪定罪。

綜上所述，我認為，張明楷教授倡導的部分犯罪共同說，主要缺欠有二：一是對共同犯罪的認定過於理想化，只考慮不同犯罪之間構成要件的包含和被包含的關系，忽視了犯罪行為實施的實際過程；二是認定構成要件之間的重合部分有時難以界定，前文提到的故意殺人未遂與故意傷害致死之間的重合部分，就很難取捨，此外，說搶劫包含盜竊還算差強人意，那麼盜竊與詐騙、敲詐勒索等侵犯財產罪之間，又是怎樣的包含關系呢？恐怕一時之間很說說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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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從詐騙罪的構成要件來看，我也認為訴訟欺詐不能構成詐騙罪。在詐騙活動中，常見的是被害人與實際控制財物的人是同一的。當然，也可以是不同一的。在不同一的情形下，我認為，要成立詐騙罪，必須在財物的實際控制人和受騙人之間存在委託關系或者是類似的人身關系，使得他們形成利益集合體。也就是說，實際佔有人按照被騙人的指示交付財物，自身不承擔損失或者有權向被騙人索賠，或者與被害人共同承擔損失。訴訟欺詐則不具有這些特點，法院依據國家強制力從被害人手中取得財物，實際上就是受了行為人的欺騙憑借自己的公權力強行剝奪被害人的財產權。而法院並不實際佔有財物，與被害人之間沒有任何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和這種行為相類似的是，作為**第三方的甲受了乙的蒙蔽，要求丙向甲償還並不存在的欠款，並發出威脅，最後強行從丙處取走財產，這恐怕很難被認定為詐騙罪，因為受騙的甲和受損失的丙處於不同的角色之中，相互之間沒有任何的管理財產的委託關系，財物與其說是被騙走的，不如說是被受騙的人搶走的。

[2] 此時的停止形態，我認為應當是教唆之罪的預備形態，只有這樣才能在沒有該罪的實行行為的情況下，單獨追究教唆犯的刑事責任。從犯罪預備的構成要件來看，教唆他人就是尋找共同犯罪人的過程，是在為犯罪創造條件，理應認定為犯罪預備。29條第2款的處理原則實際上也與犯罪預備的處理原則近似，只是略嚴，不能免除處罰，不妨將其視為刑法對以教唆形式實施的犯罪預備行為的從嚴處罰的特例。所以應當僅適用29條第2款的處理原則，不必再適用第22條第2款關於犯罪預備的處理原則。

有問題可以繼續聯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