漯河市中級人民法院萬相林
⑴ 王銀華的縱火事件
一個電話爆出15年前雇凶縱火案
導致王銀華案發系宛震雨夫婦被燒死案真相暴露。20世紀90年代，宛震雨已是漯河有頭有臉的人物了，王銀華向宛震雨夫婦借錢後長期不還，兩人因此埋下過節。1998年10月18日凌晨，漯河老街一家金店被人為縱火，在店鋪內熟睡的宛震雨夫婦被燒窒息死亡，但該案一直未破。
由於此前省公安廳曾多次接到舉報，考慮到王銀華在漯河當地盤踞多年，關系盤根錯節，省公安廳打黑辦直接參與偵辦此案。2013年1月5日中午，在公安部打黑辦的指揮下，數名武警在王銀華家中將其抓獲。經審訊，王銀華已向警方供認宛震雨夫婦燒死案系其雇凶縱火。
2013年2月6日，因涉黑、縱火被批准逮捕。
法院一審，王華被判死刑
8月10日上午，鶴壁市中級人民法院對王華等19人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以及放火罪、故意傷害罪等一審公開宣判。
法院經審理查明，20世紀90年代初期以來，被告人王華以其開辦的華穎集團及多處賭博場所為依託，糾集、組織有前科劣跡人員和社會閑散人員，逐步形成了以王華為組織領導者，以孫培國、方民等人為骨幹，以彭來喜等人為成員，人數眾多、成員穩定的黑社會性質組織。通過開設賭場、敲詐勒索等違法犯罪活動以及開辦經濟實體，獲取巨額經濟利益。
該組織採取暴力、威脅或者其他手段，多次實施敲詐勒索、故意傷害、尋釁滋事、非法拘禁等一系列違法犯罪活動，在漯河市稱霸一方，嚴重破壞了漯河市的經濟和社會生活秩序。
依法判決被告人王華犯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放火罪等罪，數罪並罰，決定執行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被告人孫培國犯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放火罪等罪，數罪並罰，決定執行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罰金10萬元；
被告人孫培超犯放火罪、故意傷害罪，數罪並罰，決定執行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被告人苗會菊犯放火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被告人方民等15人犯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賭博罪、故意傷害罪等罪，分別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六個月至兩年不等的刑罰，對其中三名被告人適用緩刑。
大河報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宛振宇的刑事附帶民事律師代表受害人親屬要求賠償800萬元。法院判決被告人王華、孫培國、孫培超賠償附帶民事訴訟死者宛振宇、孫玉蘭及其親屬共計200萬元。
宣判後，部分被告人當庭表示上訴。
⑵ 李長軒的調查審理
位高、權重、缺少監督，工程招投標領域就要滋生貪腐行為。李長軒也沒有逃過這一「定律」。
在中儲糧河南分公司任職期間，利用辦公樓建設、糧庫倉儲設施建設及改造等工程，李長軒收受建築施工企業賄賂。判決書中認定，2005年至2011年，河南一家工程有限公司負責人韓某為了承攬工程和參與糧食收購，先後6次送給李長軒400萬元人民幣、3萬美元。這是李長軒受賄案中數額最大的一樁。
據檢察機關偵查，2004年，韓與李長軒相識後，找到李長軒，希望能承接各直屬庫糧庫的倉庫頂棚及外牆防水隔熱工程。韓承諾，賺到錢一定酬謝，並給中儲糧河南分公司8%的管理費。
此後，韓某在招投標過程中得到了「特殊照顧」由韓去找兩家業績較差的工程公司「陪標」，最後，韓的公司中標，獲得了總造價上千萬元的工程。為酬謝李長軒，2005年春節前，韓將100萬元人民幣裝入一個紙箱，送到李長軒家。2006年春節前又以同樣方式再次送給李100萬元……
2009年3月，韓某覺得托市糧生意不好做，請求中儲糧河南分公司能收購自己的糧庫，於是送給李長軒一張200萬元的借條，李長軒隨時可將手中的借條兌換成200萬元現金。 2013年7月13日從河南省鶴壁市中級人民法院獲悉，中國儲備糧管理總公司河南公司原董事長李長軒受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一案日前審結：法院依法以受賄罪判處其無期徒刑，以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判處其有期徒刑5年；數罪並罰，決定執行無期徒刑，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法院審理查明：李長軒於2002年至2011年先後擔任中儲糧鄭州分公司總經理、中儲糧河南分公司總經理、中儲糧河南公司董事長。任職期間，他利用職務便利，先後收受漯河市大道穀物董事長宛振水、登封市糧食收儲公司負責人王國順等65人賄賂共計人民幣1407.9萬元、4.5萬美元，為宛振水等人在托市糧收購、中央儲備糧調撥、人事安排、糧庫建設等事項上提供幫助；李長軒另有人民幣893.6萬余元不能說明來源。
一審宣判後，被告人李長軒當庭表示服判不上訴。截止到2013年07月13日 ，判決已生效。
在李長軒陷入受賄深淵的同時，其妻子和情婦也成為其同案犯。其妻子退休職工姜秀峰，也多次幫助李一起收受賄賂，其以受賄罪，被另案判處有期徒刑七年；個體工商戶、李長軒的情婦葉曉宛同樣以受賄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八年。
⑶ 致檢察院一封信
信人人都能寫，但是由於其特殊的紀念意義，信應盡量寫得精練、形象、富有時代感、飽含深情，能給人以啟迪。那麼，致檢察院一封信要怎麼寫呢?下面我整理了致檢察院一封信範文，歡迎閱讀!
致檢察院一封信範文一
尊敬的檢察長：
您好!打擾您了!我公司於2008年9月4日與山西華源運通貿易有限公司在位於太原市迎澤大街上的山西人大招待所(華源運通貿易有限公司法人王慧光的租住地)簽訂了煤炭買賣合同，但在合同履行中該公司涉嫌詐騙我公司274.2740萬元。
為了追回這些債務，我已經追討了6年，往返於濟南和太原，辛酸苦的滋味只有自己知道，可是山西太原市杏花嶺區公安分局就是不予立案，以各種理由推脫。迫於無奈，我曾於2013、2014年間寫信給山西省公安廳劉傑廳長、山西省委袁純清書記求助，也曾在網上發帖求助，可還是沒能追回我的血汗錢。我不想說杏花嶺公安分局和王慧光之間有不為人知的交易，可是事實如此。我一個外地人，沒關系沒錢，卻攤上這種不公的事情，我不相信就沒有說理的地方，違法的人就能一直逍遙?執法部門就可以坐視不理嗎?
之前做煤炭生意的資金都是我找親戚朋友借的，如今為了還錢，我已經變賣了房子等一切財產，身無分文，居無定所，更沒有能力養活一家老小，愛人和孩子只能跟著我受罪，我對不起他們啊。就這樣過著每天被債主逼債，提心吊膽，飽受煎熬的日子，何時是個頭呢?我真是走投無路，人生悲催到了極點!
12月13日在山西發生了討薪農婦被打死在派出所的事件，這件事引發了廣泛的關注，同時也深深的刺痛了我的心。農婦是討薪，最後賠上了性命，我是討債，雖然還活著，卻生不如死。誰能替我做做主，還我公平，追回我的債務?太原市公安局汪凡局長對農婦命喪派出所事件做出道歉，並說道：誰侵害群眾的利益，漠視群眾的疾苦，敗壞我們太原公安的形象，那麼我們市局就摘掉誰的帽子，就砸掉誰的飯碗。王儒林書記也要求從嚴從重處理農婦命喪派出所事件，為什麼就沒有人來管我的事呢?難道非要出了人命，領導們才會關注嗎?共產黨領導下的法制社會，和諧社會就是做表面功夫，走形式?我的6年心酸的討債經歷和我現在落魄的狀況已經向山西省的有關部門反應多次，每次都是石沉大海，沒有音信，難道就真的沒人管嗎?
尊敬的周茂玉檢察長，您曾在“12.13”案答記者問時這樣說：將“12·13”案辦成經得起歷史和法律檢驗的鐵案;對我所經辦的案件，我終身負責!我深信您一定是一位嚴格執法，公平公正的人，我真誠的懇請您看到此信，可以抽出時間來了解案情，給我主持公道，讓山西華源運通貿易有限公司王慧光還給我錢，把王慧光等一批犯罪分子繩之以法。
附：案情經過
山東凱至能源有限公司經人介紹於2008年9月4日與山西華源運通貿易有限公司在位於太原市迎澤大街上的山西人大招待所(王慧光的租住地)簽訂了煤炭買賣合同，買受方為山東凱至能源有限公司，收貨單位為中國鋁業有限公司山東分公司熱電廠。山東凱至能源有限公司簽訂合同前，由於當時煤炭緊俏，應王慧光的要求，分三次給山西華源運通貿易有限公司訂金及計劃費共計人民幣45萬元(2008年8月30日從中國農業銀行濟南支行打款 20萬，2008年9月1日及9月3日從中國農業銀行濟南東城支行分別打款15萬及10萬，以上45萬元均從韓曙光個人賬號轉入王慧光個人賬戶做為定金)。山東凱至能源有限公司於2008年9月16日通過華夏銀行濟南高新支行我公司賬戶匯款至山西華源運通貿易有限公司第一批煤炭貨款人民幣220萬元整，山西華源運通貿易有限公司在2008年10月3日(此時已超過合同期限三天，合同執行期是2008年9月4日至2008年9月30日，合同是一月三個列，但只發了這一個列)發給山東凱至能源有限公司電煤3453噸(合計：1450260元)。
10月5日以後，山西華源運通貿易有限公司王慧光謊稱又有兩列車皮計劃已下達，要求山東凱至能源有限公司支付煤款，山東凱至能源有限公司公司於2008年10月8日匯款至山西華源運通貿易有限公司賬戶煤炭貨款人民幣400萬元，共計貨款665萬元。經多次追討，山西華源運通貿易有限公司先後退回貨款244萬元，分別於2008年10月29日、11月19日、11月21日退回我公司賬戶貨款60萬、5萬、168萬。2008年12月23日謊說又給我們發了一列煤，結果只到了254噸(合計：127000元)，之後說鐵路計劃下不來，礦領導調走了為由不再發煤。直至現在還欠我公司貨款本金2742740元，本金加利息合計4191206.72元(截止2013年4月份)。
山西華源運通貿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慧光曾有前科，聲稱被一個叫李彬的騙走他90萬元。王慧光讓我公司與他一起到山西太原市杏花嶺區公安分局經偵隊報案，我公司2008年12月至2009年4月到山西太原市杏花嶺區公安分局經偵隊多次報案，其工作人員推脫說是經濟糾紛遲遲不予立案，我公司請他們多次吃飯後，他們竟然讓我們找黑社會處理，極其不負責。無奈我公司派人於2010年2月10日又找當事人王慧光催了幾次款，哪怕是把餘下的煤按合同給我公司發送過來也行，王慧光卻說：“我公安和檢察院部門有人，錢我花了，要錢沒有要命一條，有本事你告吧。”期間當著我們的面，竟然多次給一檢察長打電話，非常囂張!
我於2010年10月份又通過找人找到太原市經偵支隊一個姓張的支隊長，當時請他吃飯送禮花了一萬余元，第三天經偵支隊回復我們說是經濟糾紛，不予受理。我們體會到王慧光的確有人，聽王慧光的一個朋友說：他拿著你們的錢和公安天天玩，你們玩不過他，因為你們現在沒錢了，在太原公安辦事，沒有錢是不可能的，有錢就是爹。
2013年3月份我給山西省公安廳廳長劉傑寫了關於山西華源運通貿易有限公司王慧光詐騙我公司一案的一封信。太原市公安局杏花嶺分局於2013年4月份通知我去太原了解案情，當時是一個姓王的大隊長通知的，因為那是我已非常困難，答應給我報銷路費。由於個人原因直到2013年12月份我才過去。我認為有了廳長的批示，這次這個案子一定會落實好的，結果杏花嶺公安局和太原經偵支隊互相推諉，都說案子不該他們管，經偵支隊一個女的說：像你這種案子多得是，我們管不過來，我們又不是要債的(有錄音)。但是我說：為什麼2010年我來報案時你們杏花嶺公安局怎麼管呢，現在為什麼不管。期間我多次來往於太原公安局經偵支隊和杏花嶺公安局之間，直到2013年12月31日得到杏花嶺公安局的通知讓我過去，說案子他們受理了。當我過去的時候發現王慧光已在那裡了，一個叫李凱的警官像調解民事糾紛一樣給我們之間調解，我的心一下就涼了，這哪是在辦案。王慧光期間又說給我2010年打了50萬，我說我怎麼沒收到呢，他說你收不到可提供證據，李警官也說讓我提供證據，我說我公司所有的賬目都帶來了，王慧光退款我公司收據都有，就是沒有他說的50萬你們可以去查，李警官讓我去查，我說我又不是公安怎麼去查，李警官一直在袒護王慧光(有錄音)。後來李警官說你是不是給劉傑廳長寫信了，我說我實在是沒有辦法了才寫的，他說你給再大的官寫信也沒有用，最後還是我們說了算，也叫縣官不如現管，他的這些話讓人可笑。然後他給我單獨做筆錄，做完筆錄簽字時我說有幾個地方需要補充一下，他說你怎麼回事，這紙都是我自己拿錢的。我說實在對不起，剛才我忘了說了。當時我想不管你怎麼凶我只要給我立案就行。做完筆錄後他說從你們提供材料上看，王慧光構不成詐騙。我說你能不能查一下王慧光是不是虛假注冊公司(王的一個朋友說他沒有錢注冊公司就是為了和你簽合同騙你的錢)，查一下他賬戶資金去向，他為什麼給李彬90多萬，他有多大的利潤。李警官說這些證據需要我提供，我說這些都是你們公安查的，我們老百姓不可能查的，他說他問什麼我回答就行，不問的說了也不記。錄完材料後他說：你回山東吧，有事我通知你。
春節前夕，王慧光及其律師多次打電話說只要我撤案，年前給我20萬。我和他說只要你有誠意，給我錢後我就撤案，王慧光說：好就和你玩到底，看誰能玩過誰，非常囂張，結果他一點錢都沒給我打。春節過後(2014年)2月17日我打電話問李警官這是否過去趟，他說讓我帶上我公司和電廠的合同及發票過去，我就去了太原。見面他看了我公司和電廠的合同及發票後說：我一看這東西就知道王慧光沒騙你，你謊報案子、誣陷他人是負法律責任的。我說：李警官王慧光說給我煤價是640元每噸，但是我給電廠的價格才626元每噸，你認為他說的對嗎，不能光聽他說，公司之間都是憑發票交易的。他後來讓我回賓館等他電話，又等了三天我沒錢了就打電話問他案子的事怎麼樣了，他說你回山東吧，等我電話。我就回山東了。
2014年3月5日我接到李警官不予立案的電話通知，我問他問什麼不予立案(實際上自從他受理案子後我就預感到會有這個結果)，他說了幾個不予立案的理由：
1、王慧光讓我從電廠掙到了錢。
2、王慧光給李彬的94萬其中50萬李彬做為活動經費及違約金扣下了(說是車皮計劃下來我們不要的違約金，天哪，我們天天找他發煤，怎麼會有違約，再說怎麼會有50萬的違約金，一列火車到我們山東才12萬的運費)。
3、王慧光一直在給我們積極退款(自2010年後至今一共才給我了不到十萬元，這個理由我認為不合理)。
我問了幾個問題：
1、是否調查王慧光公司虛假注冊?
2、王慧光為什麼給李彬94萬，王慧光有那麼多的利潤嗎，他們的利潤是多少?
3、是否查王慧光的資金去向，是否有挪用轉移資金的行為?
4、通過杏花嶺公安三個月的調查，王慧光到底還欠我們多少錢?
5、王慧光提供的費用證據是否有商業賄賂行為?
6、王慧光是否把我們公司的錢專款專用?
7、是否查一下王慧光帶我們2009年10月15左右去杏花嶺公安分局報李彬詐騙的材料?
杏花嶺公安分局李警官和張大隊說以上幾個證據需要我提供，提供不了不用說，說了也沒用。我質問他們：人民公安有你們這樣辦案的嗎，我們老百姓去哪裡查，還讓我們活嗎。他們說你不服可向上級公安復議或向檢察院申訴，可是傻子都能看明白，王慧光都把那些公安早就買通了，我一介平民能奈何，求助無門啊。如果違法行為得不到應有處罰，法理何在?天理何在?讓人情何以堪?檢察長大人處廟堂之高，手握法律利劍，一定會給我一個明確的說法。我願意對上述陳述的事實負法律責任。
XXX
年月日
致檢察院一封信範文二
尊敬的領導：
您好!
河南省漯河市郾城法院應支付我70萬元的集資款一直拖著不給，我把情況反映給了(漯河市人大，市檢查院，漯河市中級法院和省高院張立勇院長)在這樣的情況下，郾城法院說給我10萬，後來變成了5萬元救濟款，前提條件是我必須寫個承諾書，郾城法院何國軍院長，讓我找郾城工信委靳國營主任，靳主任寫好草稿後給何國軍院長打電話念給何聽，靳主任放下電話修改了一下讓我抄寫. 由於我生活困難，又有人找我要賬，迫與無奈，我被迫寫下承諾書，我現在留有靳主任所寫承諾書草稿為證!(見靳國營主任的親筆草稿復印件)
漯河市郾城法院兩位院長給我做思想工作：郾城法院王萬松院長說(過了這村，沒這店，這5萬如不要，以後啥都沒有，你要好好給我們合作)郾城法院主管院長何國軍說，(省高院張立勇批示讓公平解決，也沒說讓給你多少錢，你告到哪裡，還是我們處理，就是不處理，你能怎麼樣，我要求看破產資金分配表，何國軍不讓看!說有本事你告去吧!)
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區法院，出爾反爾，向漯河市人大匯報說：一定給解決，達到我滿意，在下面威逼我寫承諾書，“不追要集資款，不上訪!”我要求同樣情況，同樣解決，別的幾家集資款都已支付，也應把我的70萬元集資款連本帶息支付與我!
漯河市郾城區法院低價出讓國有資產，剋扣集資款，疏通法院關系就可以領取集資款，威逼我寫承諾書，我70萬元集資款，給我5萬元救濟，威逼我不能上告，不能上訪，我強烈要求看破產資金分配方案，漯河市郾城區法院副院長何國軍不讓看，這裡面有大疑問!請調查解決!
第一次巡視組來漯河時，郾城區法院王萬松院長，讓我聽他的，不要急!一定給我解決!可是巡視組走後，不解決，不見我!為什麼我們同時集資的手續一樣，別人可以領走，唯獨我的不能領，我的70萬元集資款到底在誰手中!
XXX
年月日
致檢察院一封信範文三
尊敬的**縣人民法院各位領導：
你們好!
我們是**市**公司的全體員工，在此謹向貴院**庭庭長***及各位法官道一聲辛苦，並表示最誠摯的謝意!感謝***庭長及各位法官在辦案過程中為我們提供了公正、高效的服務，也感謝貴院培養了像***這樣具備良好職業素養的優秀法官!
20 年 月 日，掛靠我公司經營的一車輛發生重大交通事故，由於造成的人身財產損失巨大，責任分解時面臨諸多法理與情理難以調合的實際問題，經多方調解無效後，當事人一方向貴院提起了民事訴訟。貴院**庭受理本案後，***庭長及各位法官極為重視，本著“主持公道、維護和諧、高效服務”的原則，無論是立案調查，還是審理調解，在每個程序中都做到了熱情、仔細、公正、高效。幾個月來，***庭長及各位法官不辭辛苦，針對本案中駕駛員掛靠公司經營的特殊情況，做了大量翔實的調查，同時以法律為准繩，以事實為依據，結合本案實際向當事人各方透徹剖析法理，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盡最大努力平衡各方利益，認真負責地做好各方的協調工作。特別讓我們感動的是，***庭長還設身處地為當事人著想，如駕駛員的車輛作為標的物在質押期間，每天需支付40元的停車費，***庭長考慮到駕駛員的實際承受能力，先後多次幫助我們做協調工作，有關方面在去年春節前同意我公司先行將車輛取回，僅此一項就減少了當事人的額外損失數千元;在與保險公司協商時，***庭長還通過***縣保險公司的領導層，從側面為我們做了大量的庭外調解工作，排除了各種障礙，為最後順利達成調解奠定了基礎。
***庭長以身為范的行為及各位法官秉公道、務實事、求和諧的工作態度，也贏得了當事人各方的尊重，在他們的多次調解下，當事人各方最終達成共識，接受了法庭調解，在短短幾個月時間內就高效、圓滿地解決了這個各方分歧大、責任分解難的民事糾紛。尤為難得的是，當事人各方均對調解結果表示滿意，這一結局充公體現了人民法院“司法為民”的理念，也為建設和諧社會樹立了一個優秀的典範。
通過這個案件，我們既深刻地感受到了法律的權威與神聖，也深深為貴院這個優秀文明團隊的敬業精神所感動。最後，謹祝***庭長及各位法官身體健康、工作順利，也希望貴院能培養出更多讓老百姓依賴的優秀法官!
此致
崇高的敬意!
XXX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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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 求 社會成員憑借知識產權、技術轉讓或入股、信息咨詢等方式獲得收入實例
轉載網文幾例，供參考：
（一）「環保型生物殺蟲劑」已成功技術入股
發布時間：2009-11-18 10:53:36 來源： 科易網 瀏覽次數 349 次
核心提示：
綠色環保是當今社會人人關注的一大問題，無公害蔬菜、無公害食品等等都成為廣大人民追逐健康的基本保障。為了提高人們健康生活質量，擴大健康元素，科易網技術通會員方先生研究出"環保型生物殺蟲劑"，該技術主要運用於生產無公害果品茶葉，具有改善果品品質，提高農產品的使用價值和經濟價值的功能，對保護生態環境具有重大意義。
方先生為了能將該技術推廣至全國，實現技術價值，因此申請科易網的技術通會員。在經過網站的多次重點宣傳後，該項技術咨詢的需求方較多，就在昨日，方先生表示該項技術已成功找到合作的需求方。為了了解該技術具體合作情況，科易網工作人員對方先生進行了回訪。
在回訪中，方先生表示：該項技術於09年10月成功轉讓，轉讓方式為技術入股，由於協議約定，因此對於本次轉讓的具體詳情不便透露。但是該項技術現在正處於中試階段，中試後即可進行批量生產。
對此，科易網工作人員對方先生的成功表示祝賀，同時也希望網站會員技術也能早日實現轉讓。
（二）武漢新規：知識產權類無形資產比例可達七成
鼓勵企業以知識產權類無形資產出資入股,知識產權類無形資產占注冊資本比例最高可達70%。企事業單位研發費用形成無形資產的,可按無形資本的150%在稅前攤銷。今日（13日）,記者從武漢知識產權局獲悉,《武漢市促進知識產權工作若干規定》(以下簡稱《規定》)由武漢市人民政府公布,將於2月1日起正式實施,這在全國副省級城市中屬率先之舉。
本次出台的《規定》包括建立健全知識產權工作的統籌協調機制和政策體系,共34條,充分吸收了深圳、上海等地區的先進經驗,一些以往只有在沿海開放城市才能享受的相關政策現在武漢也能享受。
《規定》中還指出,由武漢市政府設立發明專利獎、外觀設計獎、馳名商標獎、標准獎等知識產權專項獎勵，鼓勵創造和運用知識產權。對於假冒或者嚴重侵犯知識產權的個人或單位，自認定之日起3年內不得承接政府投資項目、不得參加政府采購活動，不得在武漢市參加同類展會活動，不得給予其政府獎勵、資助或者授予其榮譽稱號。
（三）負面案例一起，也可證明個人憑借知識產權、技術轉讓或入股等方式獲得收入
（當然以侵權方式獲取他人商業秘密不宜效仿）
許繼公司訴鄭學生以掌握的單位技術秘密作價入股愛特公司生產同類產品侵犯商業秘密賠償
原告：許繼電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許繼公司）。
被告：鄭學生，男，33歲，漯河市愛特電器設備有限公司總工程師。
被告：漯河市愛特電器設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愛特公司）。
1984年12月10日，原告許繼公司與德國西門子公司簽訂了「繼電保護電力線載波設備許可權和技術秘密合同」，以62萬余德國馬克受讓了西門子公司的繼電保護和載波技術。根據該合同的約定，原告於1986年5月派被告鄭學生等公司人員到西門子公司進行了載波機技術國外培訓。培訓結束後，原告組織了包括被告鄭學生在內的科研人員進行載波機技術的國產化研製工作。鄭學生作為項目負責人之一，參加了ESB－500型單邊電力線載波機的開發研製工作。1992年1月，原告的ESB－500型單邊電力線載波機技術成果通過了國家機電部、能源部的鑒定，並投入生產。因產品效益顯著，1995年9月6日，原告獲得許昌市人民政府獎勵。原告對上述受讓的技術及開發研製的產品的技術資料、工藝資料和設計圖等制定有保密規定，對所涉及的技術和秘密未向任何單位及個人進行過技術公開和技術轉讓。
被告鄭學生除作為項目負責人之一參加了ESB－500型單邊電力線載波機的開發研製工作外，還於1991年2月至1992年4月作為項目負責人，從事了原告YPC－500F6遠方保護信號音頻傳輸機項目的技術研製，並負責整機及原理設計。1992年3月25日，鄭學生與原告簽訂了為期11年的「全員勞動合同」，約定鄭學生應遵守國家法律、法規和單位制定的各項規章制度。1994年10月，鄭學生以其掌握的電力線載波機及遠方保護信號音頻傳輸機技術作價20萬元作為股份，與漯河卷煙廠及張明亮等申請成立了被告愛特公司，並被選舉為董事。在愛特公司中，除鄭學生以外，沒有其他人從事過電力線載波機及遠方保護信號音頻傳輸機技術研究工作，愛特公司也未對許繼公司的該兩項產品進行過反向工程研製。1995年2月，愛特公司利用鄭學生提供的技術生產出SSB－2000型電力線載波機。1995年5月，鄭學生未經批准離開許繼公司到愛特公司工作。1995年9月，愛特公司印製的公司通信產品報價單中，SSB－2000型電力線載波機平均價格為4.57萬元／台。至訴訟時止，愛特公司共生產了該產品11台，價值50.27萬元，以平均利潤率37.06％計算，利潤為18.63萬元。愛特公司的該產品於1996年7月28日通過了電力工業部電力線載波機質量檢測中心的檢驗。
許繼公司發現愛特公司生產的產品後，經向愛特公司及鄭學生要求停止侵權無效後，遂訴至許昌市中級人民法院，稱：鄭學生在我公司任職其間，掌握了我公司的電力線載波機技術。但其卻在任職期間以掌握的該技術作價入股，與他人組建了愛特公司，並非法使用該技術進行生產。1995年5月，鄭學生擅離職守，中斷了由其負責的生產任務，造成我公司13.5萬元的損失。愛特公司明知鄭學生是我公司直接參加電力線載波機的研製人員，卻不顧商業道德，以技術入股的利誘手段，利用鄭學生非法提供的我公司技術秘密生產電力線載波機，侵犯了我公司的商業秘密。請求法院判令鄭學生和愛特公司停止侵權行為和不正當競爭行為，判令鄭學生賠償因單方中止勞動合同給我公司造成的13.5萬元損失，兩被告負連帶賠償責任，並對我公司的商業秘密承擔保密義務。
被告鄭學生沒有答辯。
被告愛特公司答辯認為原告起訴不符合事實，其沒有侵犯原告的商業秘密。
審判訴訟中，許昌市中級人民法院應原告的保全申請，提取了愛特公司樣機一台，並委託專家對當事人雙方生產的產品進行了技術鑒定，結論為：愛特公司生產的SSB－2000型電力線載波機與原告公司生產的ESB－500型單邊電力線載波機相比較，在機械結構上等同之處有15處之多，其中重要部件IFC中頻發送插件、IFR中頻接收插件的中頻濾波器，AGC導頻控制插件的導頻顯示方式等一致。愛特公司產品在機械結構及部分重要部件上使用了原告公司產品之專有技術。該院還查明，原告公司為本案花費了調查費2150元，律師咨詢代理費2.5萬元。
許昌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原告許繼公司通過有償技術轉讓合同，受讓了德國西門子公司的電力線載波機生產技術，並對該技術進行了國產化研製，生產出ESB－500型電力線載波機產品。該原告未以任何方式向第三方出讓或公開該產品技術，並採取了一系列保密措施，且為原告帶來了一定經濟效益，該技術為原告的商業秘密，應受法律保護。被告鄭學生利用職務之便掌握了此項商業秘密，違反原告公司的保密規定，在原告單位工作期間即以該技術為資本投資組建愛特公司，並將該技術出讓於該公司無償使用生產產品進行銷售，其行為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第十條之規定，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權益。被告愛特公司明知電力線載波機技術為原告的技術秘密，但為了商業利益，以技術作價入股方式利誘被告鄭學生將原告技術秘密帶出，並使用該技術生產產品進行銷售，屬於利用不正當手段獲取權利人的商業秘密的行為。原告許繼公司要求被告停止侵權、賠償損失的要求應予支持。原告要求判令被告鄭學生因單方中止勞動合同對原告造成損失的請求，屬勞動爭議范圍，應另案處理。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一十八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第十條、第二十條第一款之規定，該院於1997年6月12日判決：
一、被告鄭學生及愛特公司自判決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侵權，不得使用原告電力線載波機技術進行生產經營活動，並對已知悉的原告的技術秘密承擔保密義務。
二、二被告連帶賠償原告經濟損失213450元。
三、駁回原告其他訴訟請求。
被告鄭學生不服一審判決，向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稱：許繼公司購買的西門子技術早已廣為人知，構不成商業秘密。愛特公司的產品在原理上採用了三次調整技術，與許繼公司的產品有不同之處。我的技術服務及愛特公司的產品與許繼公司的技術秘密沒有因果關系，要求改判。鄭學生在上訴後，提交了河南法威律師事務所於1997年10月委託北京4位專家對愛特公司SSB－2000型電力線載波機與許繼公司ESB－500X型單邊電力線載波機進行對比的技術評審意見。該意見認為，電力線載波機在目前已經成為專業化、系列化通用產品，1992年有相應的專著出版。因此，市售各廠家系列產品都會有一定程度相似性。SSB－2000型和ESB－500X型電力載波機的主要技術內容相差較大，分屬不同年代、不同技術特點的產品。
許繼公司答辯稱：我公司對引進的技術經國產化研究成功，達到了當時國際先進水平，不為公眾所知悉，具有實用性，我公司也採取了必要的保密措施，它是我公司的商業秘密，使用權和轉讓權屬我公司。鄭學生為我公司的技術人員，利用公司提供的各種條件，參與研製該項技術，其用此技術作價入股愛特公司並生產產品銷售，怎麼能說兩者之間沒有因果關系呢。請求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除認定一審認定的上述事實外，還查明：愛特公司生產了11台SSB－2000型電力載波機，已銷售6台，銷售款16.8萬元，獲利62160元。其報價單中的「公司簡介」稱，其產品是在廣泛吸收國外先進技術（如德國西門子、瑞士ABB）的基礎上，結合國內電力系統的具體要求研製的。一審法院委託的有關專家作出的許繼公司產品與愛特公司產品是否屬同一技術的鑒定意見中還指出，許繼公司的產品集中體現了其引進的西門子公司先進技術，消化吸收國產化後電力線載波系列產品特有的風格和專有技術，與國內其他任何類型的電力線載波產品，無論是機械結構，還是電氣性能原理等方面是不同的。上訴人鄭學生上訴後所提交的北京專家評審依據主要有：ESB－500X型單邊電力線載波機分盤接線圖說明書，SSB－2000型電力線載波機技術說明書和SSB（SPC）－2000載波機實物；沒有提供兩種產品的全套圖紙和ESB－500X型機實物；所提供的SSB（SPC）－2000型機實物，不是一審法院裁定保全時的愛特公司產品。
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認為：許繼公司受讓德國西門子公司的電力線載波機技術後，通過國產化研製生產出ESB－500型產品，通過了有關部門的技術鑒定，性能達到同類產品的國際先進水平，其技術成果為許繼公司所有。該技術成果為許繼公司帶來了一定的經濟利益，並由該公司採取了必要的保密措施，未被該公司以任何方式出讓或公開，為該公司的商業秘密，受法律保護，任何其他人未經該公司許可，不得使用或轉讓。上訴人原為許繼公司的技術人員，利用公司提供的條件，掌握了ESB－500型機整機原理技術，其所掌握的該技術屬許繼公司所有，不經許繼公司許可，上訴人不得為個人或其他單位使用。上訴人在許繼公司任職期間參與愛特公司的組建，並違背與許繼公司的保密約定，將掌握的技術作價入股，為愛特公司生產SSB－2000型電力載波機，其行為屬於披露和使用許繼公司的商業秘密行為，侵害了許繼公司的合法權益，應承擔停止侵權、賠償損失的民事責任。愛特公司明知鄭學生是許繼公司掌握技術秘密的在職技術人員，非經合法受讓，以技術作價入股方式利誘上訴人以許繼公司的技術為其生產產品並銷售，其行為是以不正當競爭手段獲取他人商業秘密的行為，應與上訴人共同承擔侵權的民事責任。一審判令上訴人和愛特公司停止侵權並賠償損失是正確的。對上訴人所稱許繼公司受讓的技術是公知技術，非其商業秘密，其技術入股和愛特公司產品與許繼公司的技術秘密沒有因果關系的上訴理由，因許繼公司有償受讓之事實本身就說明該技術在當時並非公知技術；愛特公司同意上訴人以此技術作價入股，也說明該技術到此時並非公知技術；上訴人將許繼公司的技術用於愛特公司的產品生產，愛特公司的產品與許繼公司的技術之間形成了必然的因果關系，故上訴人該上訴理由不成立。至於上訴人在上訴後提交的專家評審意見，因該評審意見依據的資料不全，沒有對比兩種產品的全套圖紙，沒有許繼公司產品的實物，所提供的愛特公司產品非保全時的產品，故該評審意見缺少客觀性和可比性，不予採信。一審認定愛特公司侵權所獲得的利潤及許繼公司的損失有誤，應予糾正。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三）項之規定，該院於1998年3月27日判決：
一、維持一審判決第一、三項，撤銷第二項。
二、上訴人及愛特公司連帶賠償許繼公司經濟損失62160元，在本判決生效後15日內履行完畢。
評析在本案審理過程中，訴訟雙方爭論最為激烈、也是本案最為關鍵的定案依據，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電力線載波機生產技術是不是原告許繼公司的商業秘密《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第十條第三款規定，商業秘密是指不為公眾所知悉，能為權利人帶來經濟利益、具有實用性並經權利人採取保密措施的技術信息和經營信息。技術信息包括設計、程序、產品配方、製作工藝、製作方法等信息。這些信息若成為商業秘密，依照上述規定，必須具備以下條件：①不為公眾所知悉，即該信息是不能從公開渠道直接獲取的；②能為權利人帶來經濟利益，具有實用性，即該信息具有確定的可應用性，能為權利人帶來現實的或者潛在的經濟利益或者競爭優勢；③權利人對該信息採取了保密措施，包括訂立保密協議，建立保密制度及採取其他合理的保密措施。
本案中，許繼公司有償受讓西門子公司的電力線載波機技術，即說明該技術並非廣為人知的技術；許繼公司通過消化吸收、國產化研製、開發，使其產品具有特有的風格和專有技術，產品性能達到了同類產品國際先進水平，無論是機械結構或是電氣性能原理，與國內其他任何類型的電力線載波產品相比，該產品有其獨有的工藝特點和技術決竅，這些在國家兩部的產品鑒定和訴訟中專家小組鑒定結論中都予以了充分肯定，從而決定了該技術成果具有不為公眾所知悉的特性。
該技術成果投產後，效果顯著，於1995年9月獲當地政府獎勵，說明具有經濟效益性和實用性。
在保密措施方面，許繼公司制訂有保密規定，對技術保密范圍、保密措施做了明確規定。在與包括鄭學生在內的職工簽訂的「勞動合同書」中，也都明確了保密紀律。這都表明了許繼公司對包括電力線載波機在內的生產技術成果採取了必要的保密措施。該技術成果並未以任何方式出讓或公開，完全符合商業秘密的特性，一、二審法院依法認定該技術成果是原告許繼公司的商業秘密，是正確的。
二、被告愛特公司SSB－2000型電力線載波機生產技術是不是與許繼公司ESB－500型電力線載波機生產技術相同這一問題，關系著原、被告雙方生產技術是否同一性能認定，也就直接影響著許繼公司的商業秘密是否被侵權的認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技術合同法》第六條規定：「執行本單位的任務或者主要利用本單位的物質技術條件完成的技術成果，是職務技術成果。職務技術成果的使用權、轉讓權屬於單位。」執行本單位的任務，包括在職人員承擔本單位科學研究和技術開發課題；履行本崗位的職責；退休、離休、調動工作的人員在離開原單位一年內，繼續承擔原單位的科學研究和技術開發課題或者履行原崗位的職責。
本案中，從一、二審認定的事實和證據看，被告鄭學生在原告許繼公司的崗位職責是「電力線載波通信及電子系統自動化」產品開發研究，利用許繼公司提供的條件和職務便利，掌握有ESB－500型機整機技術。從其以該技術向被告愛特公司作價入股的時間看，其研製的SSB－2000型電力線載波機是尚在許繼公司工作的期間進行的，研製SSB－2000型電力線載波機不但沒有超出其崗位職責，而且是對其崗位職責的具體履行，其行為屬「執行本單位的任務」的范疇，如其有技術成果也應屬職務技術成果，依法應屬許繼公司所有。且在訴訟過程中，一審法院經委託專家對ESB－500型與SSB－2000型電力線載波機對比鑒定表明，愛特公司的產品基本等同於許繼公司的產品，原、被告在生產技術上具有同一性。
因此，本案中的電力線載波機技術成果，無論是從商業秘密的角度，還是從職務技術成果的角度看，依法都應歸屬許繼公司。兩級法院據此認定兩被告的行為構成侵權，令其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是正確的。
⑸ 「癱瘓男殺妻案」紀實：先殺小舅子再殺妻，人心真的不可直視，後來怎樣
隨著《隱秘的角落》的熱播，張東升的「爬山梗」火遍網路。張東升給人的第一印象是干凈、斯文、儒雅，尤其是戴上眼鏡，一看就是文弱讀書人。
可是就是這樣一個看起來人畜無害的謙謙君子，前一刻還和岳父岳母談笑風生地爬山拍照，下一刻卻心狠手辣地將兩位老人推下山崖。
對待妻子，張東升同樣有兩幅面孔。他可以體貼、溫柔的送別妻子，接下來又能換葯謀殺妻子。
辦案人員經過不懈追查，終於找到了真相。他們發現姜立春沒有去北京，而是回了連雲港老家。更加神奇的是，姜立春多次出門去網吧，只見他健步如飛，根本沒有「癱瘓」。
原來姜立春的雙腿只是暫時性神經癱瘓，沒過幾天就完全恢復了，可是為了更順利的殺妻，他隱瞞了此事。
最終警方將其從連雲港抓回了徐州，經過一番審訊，姜立春對於殺妻騙錢一事供認不諱，還招供了謀殺小舅子張金龍的罪行。
經過審判，姜立春因故意殺人罪、詐騙罪被判處死刑，並賠償張全忠夫婦經濟損失426873.50元，賠償張金鳳各種經濟損失213622.94元。
如果張金鳳能看到姜立春內心想法的話，想必她會直接被嚇傻。那個口口聲聲說愛她，體貼溫柔照顧她的丈夫，最為親密的枕邊人，卻無時無刻在謀劃著殺掉她，這是一件何等可怕的事。
僅僅是為了錢，姜立春就才如此喪心病狂，人心真的不可直視！
⑹ 村民一個月用一萬三千噸水，被告上法庭，自來水公司不讓他用了，你怎麼看
水可以說是每個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尤其是夏天，到處都在使用，但對於普通居民來說，一個月的最大用水量在20-30噸左右。更多的話，相信很多居民會質疑水表是否壞了。但陸師傅一個月實際用水量1.3萬噸，被供水公司起訴要求賠償。最後雖然法院調解，錢也沒了，但是家裡的水表被自來水公司拆了，拒絕給他家供水。我們來看看具體情況。
一個月用13000噸真是不可思議，而且沒有漏水點。供水公司也要檢查系統是否有錯誤，不能就這么切斷人家用水！當然，供水公司覺得這種事情再發生就很難承擔，這是可以理解的。當然，這只是一點拙見。你覺得這13000噸水是怎麼用的？
⑺ 致檢察院的一封信
書信既可議論，又可敘事;既可寫景，又可抒情。從古至今，傳世的書信名篇不可勝數。那麼，致檢察院的一封信要怎麼寫呢?下面我整理了致檢察院的一封信範文，供您參考!
致檢察院的一封信範文一
尊敬的周茂玉檢察長：
您好!打擾您了!我是山東凱至能源有限公司的負責人之一韓曙光，我公司於2008年9月4日與山西華源運通貿易有限公司在位於太原市迎澤大街上的山西人大招待所(華源運通貿易有限公司法人王慧光的租住地)簽訂了煤炭買賣合同，但在合同履行中該公司涉嫌詐騙我公司274.2740萬元。
為了追回這些債務，我已經追討了6年，往返於濟南和太原，辛酸苦的滋味只有自己知道，可是山西太原市杏花嶺區公安分局就是不予立案，以各種理由推脫。迫於無奈，我曾於2013、2014年間寫信給山西省公安廳劉傑廳長、山西省委袁純清書記求助，也曾在網上發帖求助，可還是沒能追回我的血汗錢。我不想說杏花嶺公安分局和王慧光之間有不為人知的交易，可是事實如此。我一個外地人，沒關系沒錢，卻攤上這種不公的事情，我不相信就沒有說理的地方，違法的人就能一直逍遙?執法部門就可以坐視不理嗎?
之前做煤炭生意的資金都是我找親戚朋友借的，如今為了還錢，我已經變賣了房子等一切財產，身無分文，居無定所，更沒有能力養活一家老小，愛人和孩子只能跟著我受罪，我對不起他們啊。就這樣過著每天被債主逼債，提心吊膽，飽受煎熬的日子，何時是個頭呢?我真是走投無路，人生悲催到了極點!
12月13日在山西發生了討薪農婦被打死在派出所的事件，這件事引發了廣泛的關注，同時也深深的刺痛了我的心。農婦是討薪，最後賠上了性命，我是討債，雖然還活著，卻生不如死。誰能替我做做主，還我公平，追回我的債務?太原市公安局汪凡局長對農婦命喪派出所事件做出道歉，並說道：誰侵害群眾的利益，漠視群眾的疾苦，敗壞我們太原公安的形象，那麼我們市局就摘掉誰的帽子，就砸掉誰的飯碗。王儒林書記也要求從嚴從重處理農婦命喪派出所事件，為什麼就沒有人來管我的事呢?難道非要出了人命，領導們才會關注嗎?共產黨領導下的法制社會，和諧社會就是做表面功夫，走形式?我的6年心酸的討債經歷和我現在落魄的狀況已經向山西省的有關部門反應多次，每次都是石沉大海，沒有音信，難道就真的沒人管嗎?
尊敬的周茂玉檢察長，您曾在“12.13”案答記者問時這樣說：將“12·13”案辦成經得起歷史和法律檢驗的鐵案;對我所經辦的案件，我終身負責!我深信您一定是一位嚴格執法，公平公正的人，我真誠的懇請您看到此信，可以抽出時間來了解案情，給我主持公道，讓山西華源運通貿易有限公司王慧光還給我錢，把王慧光等一批犯罪分子繩之以法。
附：案情經過
山東凱至能源有限公司經人介紹於2008年9月4日與山西華源運通貿易有限公司在位於太原市迎澤大街上的山西人大招待所(王慧光的租住地)簽訂了煤炭買賣合同，買受方為山東凱至能源有限公司，收貨單位為中國鋁業有限公司山東分公司熱電廠。山東凱至能源有限公司簽訂合同前，由於當時煤炭緊俏，應王慧光的要求，分三次給山西華源運通貿易有限公司訂金及計劃費共計人民幣45萬元(2008年8月30日從中國農業銀行濟南支行打款 20萬，2008年9月1日及9月3日從中國農業銀行濟南東城支行分別打款15萬及10萬，以上45萬元均從韓曙光個人賬號轉入王慧光個人賬戶做為定金)。山東凱至能源有限公司於2008年9月16日通過華夏銀行濟南高新支行我公司賬戶匯款至山西華源運通貿易有限公司第一批煤炭貨款人民幣220萬元整，山西華源運通貿易有限公司在2008年10月3日(此時已超過合同期限三天，合同執行期是2008年9月4日至2008年9月30日，合同是一月三個列，但只發了這一個列)發給山東凱至能源有限公司電煤3453噸(合計：1450260元)。
10月5日以後，山西華源運通貿易有限公司王慧光謊稱又有兩列車皮計劃已下達，要求山東凱至能源有限公司支付煤款，山東凱至能源有限公司公司於2008年10月8日匯款至山西華源運通貿易有限公司賬戶煤炭貨款人民幣400萬元，共計貨款665萬元。經多次追討，山西華源運通貿易有限公司先後退回貨款244萬元，分別於2008年10月29日、11月19日、11月21日退回我公司賬戶貨款60萬、5萬、168萬。2008年12月23日謊說又給我們發了一列煤，結果只到了254噸(合計：127000元)，之後說鐵路計劃下不來，礦領導調走了為由不再發煤。直至現在還欠我公司貨款本金2742740元，本金加利息合計4191206.72元(截止2013年4月份)。
山西華源運通貿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慧光曾有前科，聲稱被一個叫李彬的騙走他90萬元。王慧光讓我公司與他一起到山西太原市杏花嶺區公安分局經偵隊報案，我公司2008年12月至2009年4月到山西太原市杏花嶺區公安分局經偵隊多次報案，其工作人員推脫說是經濟糾紛遲遲不予立案，我公司請他們多次吃飯後，他們竟然讓我們找黑社會處理，極其不負責。無奈我公司派人於2010年2月10日又找當事人王慧光催了幾次款，哪怕是把餘下的煤按合同給我公司發送過來也行，王慧光卻說：“我公安和檢察院部門有人，錢我花了，要錢沒有要命一條，有本事你告吧。”期間當著我們的面，竟然多次給一檢察長打電話，非常囂張!
我於2010年10月份又通過找人找到太原市經偵支隊一個姓張的支隊長，當時請他吃飯送禮花了一萬余元，第三天經偵支隊回復我們說是經濟糾紛，不予受理。我們體會到王慧光的確有人，聽王慧光的一個朋友說：他拿著你們的錢和公安天天玩，你們玩不過他，因為你們現在沒錢了，在太原公安辦事，沒有錢是不可能的，有錢就是爹。
2013年3月份我給山西省公安廳廳長劉傑寫了關於山西華源運通貿易有限公司王慧光詐騙我公司一案的一封信。太原市公安局杏花嶺分局於2013年4月份通知我去太原了解案情，當時是一個姓王的大隊長通知的，因為那是我已非常困難，答應給我報銷路費。由於個人原因直到2013年12月份我才過去。我認為有了廳長的批示，這次這個案子一定會落實好的，結果杏花嶺公安局和太原經偵支隊互相推諉，都說案子不該他們管，經偵支隊一個女的說：像你這種案子多得是，我們管不過來，我們又不是要債的(有錄音)。但是我說：為什麼2010年我來報案時你們杏花嶺公安局怎麼管呢，現在為什麼不管。期間我多次來往於太原公安局經偵支隊和杏花嶺公安局之間，直到2013年12月31日得到杏花嶺公安局的通知讓我過去，說案子他們受理了。當我過去的時候發現王慧光已在那裡了，一個叫李凱的警官像調解民事糾紛一樣給我們之間調解，我的心一下就涼了，這哪是在辦案。王慧光期間又說給我2010年打了50萬，我說我怎麼沒收到呢，他說你收不到可提供證據，李警官也說讓我提供證據，我說我公司所有的賬目都帶來了，王慧光退款我公司收據都有，就是沒有他說的50萬你們可以去查，李警官讓我去查，我說我又不是公安怎麼去查，李警官一直在袒護王慧光(有錄音)。後來李警官說你是不是給劉傑廳長寫信了，我說我實在是沒有辦法了才寫的，他說你給再大的官寫信也沒有用，最後還是我們說了算，也叫縣官不如現管，他的這些話讓人可笑。然後他給我單獨做筆錄，做完筆錄簽字時我說有幾個地方需要補充一下，他說你怎麼回事，這紙都是我自己拿錢的。我說實在對不起，剛才我忘了說了。當時我想不管你怎麼凶我只要給我立案就行。做完筆錄後他說從你們提供材料上看，王慧光構不成詐騙。我說你能不能查一下王慧光是不是虛假注冊公司(王的一個朋友說他沒有錢注冊公司就是為了和你簽合同騙你的錢)，查一下他賬戶資金去向，他為什麼給李彬90多萬，他有多大的利潤。李警官說這些證據需要我提供，我說這些都是你們公安查的，我們老百姓不可能查的，他說他問什麼我回答就行，不問的說了也不記。錄完材料後他說：你回山東吧，有事我通知你。
春節前夕，王慧光及其律師多次打電話說只要我撤案，年前給我20萬。我和他說只要你有誠意，給我錢後我就撤案，王慧光說：好就和你玩到底，看誰能玩過誰，非常囂張，結果他一點錢都沒給我打。春節過後(2014年)2月17日我打電話問李警官這是否過去趟，他說讓我帶上我公司和電廠的合同及發票過去，我就去了太原。見面他看了我公司和電廠的合同及發票後說：我一看這東西就知道王慧光沒騙你，你謊報案子、誣陷他人是負法律責任的。我說：李警官王慧光說給我煤價是640元每噸，但是我給電廠的價格才626元每噸，你認為他說的對嗎，不能光聽他說，公司之間都是憑發票交易的。他後來讓我回賓館等他電話，又等了三天我沒錢了就打電話問他案子的事怎麼樣了，他說你回山東吧，等我電話。我就回山東了。
2014年3月5日我接到李警官不予立案的電話通知，我問他問什麼不予立案(實際上自從他受理案子後我就預感到會有這個結果)，他說了幾個不予立案的理由：
1、王慧光讓我從電廠掙到了錢。
2、王慧光給李彬的94萬其中50萬李彬做為活動經費及違約金扣下了(說是車皮計劃下來我們不要的違約金，天哪，我們天天找他發煤，怎麼會有違約，再說怎麼會有50萬的違約金，一列火車到我們山東才12萬的運費)。
3、王慧光一直在給我們積極退款(自2010年後至今一共才給我了不到十萬元，這個理由我認為不合理)。
我問了幾個問題：
1、是否調查王慧光公司虛假注冊?
2、王慧光為什麼給李彬94萬，王慧光有那麼多的利潤嗎，他們的利潤是多少?
3、是否查王慧光的資金去向，是否有挪用轉移資金的行為?
4、通過杏花嶺公安三個月的調查，王慧光到底還欠我們多少錢?
5、王慧光提供的費用證據是否有商業賄賂行為?
6、王慧光是否把我們公司的錢專款專用?
7、是否查一下王慧光帶我們2009年10月15左右去杏花嶺公安分局報李彬詐騙的材料?
杏花嶺公安分局李警官和張大隊說以上幾個證據需要我提供，提供不了不用說，說了也沒用。我質問他們：人民公安有你們這樣辦案的嗎，我們老百姓去哪裡查，還讓我們活嗎。他們說你不服可向上級公安復議或向檢察院申訴，可是傻子都能看明白，王慧光都把那些公安早就買通了，我一介平民能奈何，求助無門啊。如果違法行為得不到應有處罰，法理何在?天理何在?讓人情何以堪?檢察長大人處廟堂之高，手握法律利劍，一定會給我一個明確的說法。我願意對上述陳述的事實負法律責任。
山東凱至能源有限公司
韓曙光
2015.1.26
致檢察院的一封信範文二
致最高人民檢察院：
在國家目前的大環境下，我們的司法系統還這樣辦案，真的不能讓人相信。之所以這樣與您反映情況， 就是我可以用我的人格擔保，所述事實如果有虛，可以用命補償。
瓦房店市人民法院法官劉傑勾結當事人虛構拍賣事實、偽造拍賣文書涉嫌瀆職犯罪一事，事實如下：
一、案件經過：2004年大連碳纖維有限公司與大連詠澤碳材料有限公司(公司所在地金州區 以下簡稱詠澤)因民事糾紛引發民事訴訟案件，該案歷經大連市中級人民法院長達三年多的審理以敗訴告終，按照民事管轄權應由大連市中級法院依法執行，但由於詠澤公司法定代表人鄒丹的丈夫時任瓦房店市市長，為達到她們佔有他人更多財產目的鄒丹等人通過非法手段將該案件轉到瓦房店市法院執行。對此公司及金州區中長村多次向大連市中級法院提出管轄異議但無果。
二、違法事實：案件執行過程中瓦房店法院法官劉傑為討好領導及謀取私利，根本不給償還的時間將正處於生產中的興科公司資產予以拍賣。
1、低價評估：首先是將公司6500多平方米價值2500多萬元的廠房、辦公樓、鍋爐房變電所及配套設備僅僅評估為792萬元。而其首次委託的評估師竟然沒有評估資格，經當事人提出異議後才又重新改換評估師。興科為此多次提出重新鑒定申請而其不予理會。
2、虛構事實低價拍賣：由於在2002年用廠房作為抵押物向大連市農業銀行金州支行貸款，該廠房第一權益人本應是農行。但劉傑等人為達到佔有財產的目的竟然下達判決書宣布農行的抵押無效。之後劉傑等人先後對興科的房產進行拍賣，由於均無人競拍導致流派。但可怕的是不知怎麼拍賣截止日是2008年9月1日，劉傑每次都在拍賣截止日前電話通知興科及農行、中長村無人競拍。但沒有想到2009年4月26日劉傑卻到興科送達(2006)瓦民合執字第581號民事裁定書，裁定2008年9月2日將興科房產以641.925萬元的低價予以拍賣。
3、偽造拍賣文書漏洞百出：
首先經公司向瓦房店法院及其委託的大連鈞誠拍賣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鈞誠)查閱文件確認事實如下。2008年8月15日鈞誠在媒體發布的拍賣公式明確指出競拍截止日為2008年9月1日15時。而在法院及鈞誠提供的文書中均競買人登記時間顯示為2009年9月2日。登記時間在競買截止日之後。
其次按照法律規定競買人登記後即應在規定時間內繳納競買保證金，如果競買人不繳納競買保證金其登記應無效，本案瓦房店法院、鈞誠拍賣行、競買人始終沒有向當事人提供和出示繳納195萬元競買保證金的任何書證。
第三在法院提供的2008年9月2日成交的拍賣報告中競買人身份證傳真件上清楚的留有2009年4月15日的日期，再次有力證明所謂的2008年9月2日的拍賣是虛構的是後期偽造的。
第四瓦房店法院提供所謂的拍賣裁定文書的日期是2008年9月3日，即在2008年9月2日僅僅相隔一日法院的裁定即火速出爐。按照法律規定競買人只有將全部競買款項繳納到拍賣公司、拍賣公司再將該筆款項繳納到法院賬戶後法院才能夠制定法律文書。而按照當時銀行的流程無論如何在一天之內是不能夠完成的。當公司向劉傑提出質疑要求其出示競買人交款的證據時劉傑竟然說競買人繳納的是現金。將近700萬的現金交易如何叫人相信?即便是繳納現金也應該提供拍賣行和法院的收款證據吧，但劉傑等人對此正當請求根本不理會。
最為不能理解的是，大連詠澤新型碳材料有限公司在2006年11月29日下的(2006)金民合初字第500號裁定書裁定公司解散之日直十五日內由公司股東成立清算組，組織清算。也就是說2008年9月3日，申請執行人大連詠澤新型碳材料有限公司沒有主體資格，沒有主體資格的主體怎麼能做申請人呢?
碳纖維欠詠澤債事實本身存在，可以再走評估拍賣的程序，可是他們走不了。鄒丹為了把錢全部歸鄒丹所有，他們把詠澤在工商早就吊銷了，(由於詠澤公司還有我49%的股份，權利也無法主張) 手續現在不全了。其實鄒丹已經把企業欠詠澤的錢早就拿到手了，詠澤公司獲得了2000萬的利潤，給我49%也近1000萬，企業欠債也不過700萬。主要目的是搞挎碳纖維在大連的發展為目的。
今年在企業正常運營的前提下，不顧檢察院的介入，強行把企業給停工了，一百多人的碳纖維及復合材料科研隊伍，經過半年的時間已經支離破碎了。
綜上所述充分說明瓦房店法院法官劉傑勾結當事人、拍賣公司偽造國家法律文書涉嫌瀆職枉法事實確鑿，懇請貴院維護法律尊嚴、保護當事人合法權益、依法嚴懲犯罪分子。但背後的黑手更是可怕，劉傑只不過是一個棋子，為了他們的目的，可以不管別人的死活。
XXX
年月日
致檢察院的一封信範文三
尊敬的領導：
您好!
河南省漯河市郾城法院應支付我70萬元的集資款一直拖著不給，我把情況反映給了(漯河市人大，市檢查院，漯河市中級法院和省高院張立勇院長)在這樣的情況下，郾城法院說給我10萬，後來變成了5萬元救濟款，前提條件是我必須寫個承諾書，郾城法院何國軍院長，讓我找郾城工信委靳國營主任，靳主任寫好草稿後給何國軍院長打電話念給何聽，靳主任放下電話修改了一下讓我抄寫. 由於我生活困難，又有人找我要賬，迫與無奈，我被迫寫下承諾書，我現在留有靳主任所寫承諾書草稿為證!(見靳國營主任的親筆草稿復印件)
漯河市郾城法院兩位院長給我做思想工作：郾城法院王萬松院長說(過了這村，沒這店，這5萬如不要，以後啥都沒有，你要好好給我們合作)郾城法院主管院長何國軍說，(省高院張立勇批示讓公平解決，也沒說讓給你多少錢，你告到哪裡，還是我們處理，就是不處理，你能怎麼樣，我要求看破產資金分配表，何國軍不讓看!說有本事你告去吧!)
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區法院，出爾反爾，向漯河市人大匯報說：一定給解決，達到我滿意，在下面威逼我寫承諾書，“不追要集資款，不上訪!”我要求同樣情況，同樣解決，別的幾家集資款都已支付，也應把我的70萬元集資款連本帶息支付與我!
漯河市郾城區法院低價出讓國有資產，剋扣集資款，疏通法院關系就可以領取集資款，威逼我寫承諾書，我70萬元集資款，給我5萬元救濟，威逼我不能上告，不能上訪，我強烈要求看破產資金分配方案，漯河市郾城區法院副院長何國軍不讓看，這裡面有大疑問!請調查解決!
第一次巡視組來漯河時，郾城區法院王萬松院長，讓我聽他的，不要急!一定給我解決!可是巡視組走後，不解決，不見我!為什麼我們同時集資的手續一樣，別人可以領走，唯獨我的不能領，我的70萬元集資款到底在誰手中!
XXX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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⑻ 麻城搶劫殺人案回顧（上）：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犯罪集團終落網！結果怎樣
自1995年至2000年，河南、河北、湖南、陝西、浙江、江蘇、安徽、天津、山東等10省市發生一系列詐騙搶劫殺人案。
2000年10月，警方將以師孟交為首組成犯罪集團一舉摧毀，據統計，該犯罪集團以年長者為中心，以親戚關系、主雇關系為紐帶，集「詐騙、搶劫、殺人」多種犯罪於一體，在5年時間內瘋狂作案35起，殺死18人，殺傷1人，搶劫財物共計700多萬元。
2000年10月11日，警方在河南郾城縣將涉案人員師宏濤、陳五星等人相繼抓獲。
⑼ 曾錦城的相關
1989年9月至1996年2月期間，利用其擔任河南省交通廳廳長和周口行署專員職務之便，先後在其辦公室和住處內，收受他人賄賂，並為他人謀取利益，共計37次。收受人民幣14．5萬元，美金0．95萬元以及錄相機、空調、電視機、照相機等貴重物品，價值人民幣8．7萬余元。
1996年5月30日河南省人民檢察院對被告人曾錦城受賄案立案偵查。
1996年10月28日偵查終結，移送河南省漯河市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所收受贓款、贓物除案發前曾錦城主動退回人民幣0．9萬元外，其餘在案發後全部被追繳在案。
1997年10月6日，漯河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認為：被告人曾錦城身為領導幹部，目無國法，收受他人賄賂，數額特別巨大，其行為已構成受賄罪，且系頂風作案，依法應予從嚴懲處。但鑒於其在案發後能主動交待其全部犯罪事實，有悔罪表現，所受賄賂已全部追退，尚未給國家、集體利益造成重大損失，依法可從輕處罰。
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條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條、第三百八十三條第一款、第六十七條、第五十五條、第六十四條之規定，判決：
1、被告人曾錦城犯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剝奪政治權利三年。
2、受賄所得贓款、贓物全部予以沒收，上交國庫。
一審判決後，曾錦城認罪服刑，沒有上訴。
⑽ 級別管轄的問題改進
目前，我國的一些中級法院和基層法院不同程度地存在著違反民訴法關於管轄的規定受理訴訟的現象，這造成了審判實務中管轄上的無序和混亂，對人民法院在民事訴訟中嚴肅執法產生了較為嚴重的負面影響。造成管轄無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和復雜的，但民訴法關於管轄的規定不夠完善無疑是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本文僅就現行民事訴訟制度中級別管轄存在的問題及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作些探討。
一關於確定級別管轄的標准問題
從各國民訴法對一審案件由哪一級法院受理的規定看，大體採用兩種方式。一種是不設級別管轄，將所有的一審案件都交給最低一級法院審理；另一種是設置級別管轄，以便在不同級別的法院中分配一審案件。凡設置級別管轄的，都是將重要的案件劃歸高級別的法院管轄，把相對說來不重要的案件分配給低級別的法院管轄。由此引起的問題是如何來區分案件的重要與否，也就是用什麼標准來劃分，這是所有設置級別管轄的民訴制度共同面臨的問題。
設置級別管轄的外國民訴制度一般都是以爭議標的數額作為依據劃分級別管轄的，如德國受理一審民事案件的法院是初級法院和州法院。根據《德國法院組織法》的規定，初級法院管轄1500馬克以下的一審案件和某些較為簡單的案件，如關於家畜缺陷、關於法定撫養費的一切爭執等。凡法律未規定由初級法院管轄的案件，均由州法院管轄。[1]法國的一審民事案件由第一級法院管轄，第一級法院中又分為大程序法院和程序法院，前者受理爭議標的額l萬法郎以上的案件，後者受理l萬法郎以下的案件。[2]日本的一審民事案件原則上由簡易法院和地方法院受理，簡易法院管轄爭議標的額90萬日元以下的案件，超過90萬日元的，則由地方法院管轄。爭議標的額90萬日元以下的不動產案件，地方法院和簡易法院共同享有管轄權。非財產訴訟，爭議標的額視為超過90萬日元，由地方法院管轄。
與上述國家相比，我國的級別管轄制度較為復雜，它不是在兩級法院而是在四級法院之間分配一審案件。找國民訴法採用了與眾不同的確定級別管轄的方法。它將案件的性質、簡繁程度、影響范圍三者結合起來作為劃分級別管轄的標准，規定一審民事案件原則上由基層人民法院管轄，中級人民法院管轄重大涉外案件，在本轄區有重大影響的案件和最高人民法院確定由中級人民法院管轄的案件，高級人民法院管轄在本轄區有重大影響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管轄在全國有重大影響的案件利認為應當由本院審理的案件。
我國的民訴法學者大多認為，採用三結合的標准比單純依靠爭議標的數額更為合理，理由是「案件的難易程度，並不決定於爭議金額或者價額的大小，而要受諸多因素的制約，比如案件的性質、案情繁簡以及社會的影響等，都制約著整個案件，都不能以一定的數額加以衡量。」。[4]然而，我國學者在評價這兩種確定級別管轄的標准時，似乎忽略了確定級別管轄的目的性和標准本身的確定性問題。確定級別管轄的目的是要為各級法院受理一審民事案件的許可權劃一道清晰的界線，以便一方面使原告在起訴時就很容易地知道應當向哪一級法院提出訴訟，同時也使被告很方便地判斷受訴法院有無管轄權，另一方面使法院很方便、簡單地確定訴訟是否屬於本級法院管轄。以防止級別管轄上出現互相爭搶或相互推諉。為此，劃；分級別管轄的標准本身必須相當確定。其實，對於標准來說，確定性無疑是頭等重要的，任何標准，無論它多麼合理，多麼周密，如果本身不夠確定，都不具備作為標準的資格。
大多數國家以爭議標的數額作為劃分級別管轄的標准，其優點正在於簡單、明了，具有很強的確定性，無論是當事人還是法院，都很容易據此標准判斷某一訴訟應當由哪一級法院管轄。並且，由於標准明確，也防止了法院之間因認識和理解不一而產生管轄權爭議。
我國確定級別管轄的標准雖然顧及到多方面的情況，但標準的確定性卻因此受到損害。首先，案件的簡繁程度，如果不以爭議標的的數額為標准，在接觸到每一具體案件之前，是無從確定的；而如果要根據每一案件的實際情況來確定其簡繁程度，那無異於要等到被告提交答辯狀後才能夠確定其簡繁程度。但是，級別管轄是起訴和愛理前需要解決的先決問題，不可能等到受理後再來解決。其次，案件的影響范圍，同樣是相當不確定的標准。對在本轄區有重大影響，我國民訴理論一般解釋為案件自身復雜，涉及面廣，處理結果影響大，遠遠超出了下一級法院的轄區范圍。[5]盡管有以上解釋，但仍然會遇到如何判斷簡單與復雜、涉及面寬窄、處理結果影響大小這些困難問題。人們在進行判斷時，完全可能得出彼此相異的結論。並由此產生管轄權的爭議。
所以，客觀地說，我國民訴法確定級別管轄的標準是存在問題的，按此標准設定的級別管轄不夠明確，伸縮性過大，使具體案件的管轄在很大程度上委諸法院的自由裁量，誠如一位台灣學者在比較了兩岸民事訴訟管轄制度後所言：「所渭『有重大影響的案件』，一般言之，系指案情復雜，牽涉較廣或訴訟標的金額或價額較大者而言，然此等際准，仍有高度相對性，適用時，難免滋生疑義。」[6]這已經對審判實務產生了消極的影響，造成了級別管轄的不安定和少數法院隨意確定級別管轄。
按照爭議標的數額劃分級別管轄是世界上通行的作法，是符合處理這一問題的規律的，我國今後再對民訴法進行修訂時，應當借鑒這一作法。也許有人擔心，按此標准劃分級別管轄會造成一些不合理現象，如有的案件爭議數額雖然不大，但案情復雜，影響大，劃歸低級別的法院管轄顯然不合適。筆者認為，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因為民訴法專門設有對級別管轄進行「微調」的條款，若遇到這類帶有特殊性的案件，下級法院可以根據第39條的規定報請上級法院管轄，上級法院也可以主動提審。
事實上，我國的審判實踐在級別管轄問題上已經朝著這一正確方向邁進了。針對民訴法關於級別管轄規定存在的不確定性，各高級人民法院將爭議標的數額作為唯一標准或者主要標准，對轄區內經濟糾紛案件的級別管轄作了明確的劃分。但是，從一些高級人民法院已作出的規定看，也還存在著不少問題。首先，從全國看，存在著標准不一問題，各高級人民法院都是根據本地區的具體情況予以規定的，因此際准不統一在所難免。例如，江西省規定中級法院管轄訴訟際的金額超過30萬元（南昌市中級法院為超過40萬元）至500萬元以下的一審案件，安徽省規定中級法院管轄40萬元以上不足800萬元的一審案件，河北省則規定中級法院管轄50萬元至80萬元以上，不滿500萬元的一審案件；其次是在一些高級法院轄區的內部，標准也不統一，如廣西壯族自治區將中級法院管轄的數額分成五個層次，有的為80萬元以上，有的為50萬元以上，有的為40萬元以上，有的為30萬元以上，柳州鐵路運輸中級法院則為20萬元以上。這就使得級別管轄的確定變得異常復雜；最後是爭議標的金額的計算方法不甚明確。各級人民法院的規定中雖然都以金額作為劃分級別管轄的標准，但均未對金額的計算方法作出規定，因而仍然留下了一些不確定因素，如當本訴與反訴為同一標的物時，其金額是否應當合並計算就不明確。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我國民訴法劃分級別管轄的標准有改進和明晰化的必要，具體而言，可以考慮以爭議標的的數額作為劃分級別管轄的主導性標准，以案件的性質為輔助性標准。筆者還認為，對級別管轄的劃分不僅應該明確，而且應當統一。為此，特提出以下建議：第一，在依據爭議標的數額對級別管轄進行劃分時，不必再區分經濟糾紛案件和民事案件。將案件作上述區分，是計劃經濟體制的產物，我國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後，這種區分的基礎已不復存在。目前，我國正在起草統一的合同法，這意味著實體法中經濟合同與普遍民事合同的界線行將消失。另一方面，民事案件大多是涉及財產權的訴訟，部分關於人身權的訴訟也往往會提出財產方面的請求，因此同樣存在著按照爭議標的數額劃分級別管轄的基礎：第二，全國法院級別管轄的數額應當統一，應當由民訴法作出統一的規定，而不應由各高級人民法院根據本地區經濟發展的水平分設不同的數額標准。經濟發展不平衡是各國都存在的問題，這對訴訟可能存在著某種影響，經濟發達地區與不發達地區，大都市和小城鎮，城市和鄉村，爭議標的的數額會有某種差別，但這並不足以作為分別設定級別管轄的理由。因為在每一區域的每一段特定的時期內，無論是案件的數量還是每一案件的爭議標的額，都是變動不居的，也許正因為如此，從外國民訴法的規定看，沒有哪個國家為照顧各地的具體情況，規定多樣化的級別管轄的數額標准；第三，為防止對爭議標的數額的理解和計算方法不一而造成不必要的爭議，民訴法應當對計算的方法作出統一的規定。
二關於管轄權轉移問題
管轄權轉移是對級別管轄的補充和變通規定，我國民訴法第39條規定了兩種情形的管轄權轉移，一種是經上級法院決定或者同意，將其管轄第一審民事案件交給下級法院審理，另一種是上級法院將下級法院管轄的第一審民事案件調上來由自己審理或者下級法院報請上級法院審理自己管轄的一審案件。我國有的學者將前者稱為「下放性轉移」，將後者稱為「上調性轉移」。[7]
為了保證案件得到正確的處理，為防止下級法院在審理中受到地方的壓力而作出不公正的裁判，在一定情況下將下級法院的管轄權轉移給上級法院是合理的和必要的。從外國民訴法看，也有類似的規定，如原蘇俄民訴法典中有上級法院有權從其下級法院調取任何民事案件，並由自己充當第一審法院進行審理的規定（第114條、第116條）。日本民訴法則規定了簡易法院裁量移送和必要移送（第3l條之2、3），允許或者要求簡易法院在一定情形下將所管轄的訴訟移送到所在地的地方法院。
但是，允許管轄權作下放性轉移則未必合適。因為：第一，它與確定級別管轄的原理相矛盾。級別管轄將案件按照一定的標准區分為重要的和不那麼重要的，將前者劃歸上級法院管轄，將後者交給下級法院管轄。管轄權下放性轉移實際上是把按照法定標准已被認定為重要的案件重新交給下級法院管轄。
第二，它與我國民訴法確定管轄所依據的原則相違背。王漢斌副委員長在對民訴法（試行）修改草案進行說明時指出「有利於公正審理，保護當事人合法的民事權益」是草案規定管轄問題所依據的原則之一。一般而言，高級別的法院執法水干相對來說比較高，抗禦地方干擾的能力也比下級法院強，因此，將重大案件劃給高級別的法院管轄正是這一原則的體現。高級別法院將屬於自己管轄的案件交給下級法院管轄或者同意由下級法院管轄的作法不能不與這一原則相抵觸。
第三，它損害了當事人訴訟法上的利益。過去，人們往往認為國內民事訴訟管轄只是法院間受理一審案件的分工和許可權問題，如何劃分管轄。與當事人沒有什麼關系，完全是法院內部的事，可以由法院單方面決定。殊不知，管轄的改變直接關繫到當事人的訴訟利益，它不僅關繫到起訴、應訴是否便利，在一些法院仍存在著地方保護主義的情況下，還關繫到案件能否得到公正處理。對當事人來說，爭議標的數額越大，法院處理結果對雙方利益影響就越大，也越需要得到公正處理，而將大標的額的案件劃分給高級別法院，正是為了案件的公正處理提供程序上的保障。進一步說，從兩審終審的角度看，法律還為人標的額的案件和其它重大、復雜的案件設置了高級別的終審法院，以便進一步強化程序上的保障，有管轄權的高級別法院受理訴訟後。以數額雖大但案情簡單為理由，將案件移交給下級法院審理，實際上是剝奪了法律賦予當事人的接受高級別法院審判的權利，並有可能導致審判不公。考慮到管轄權下放性轉移的決定是由高級別法院單方面作出的，或者是在原告向無管轄權的下級法院提起訴訟後，該院要求上級法院同意由其管轄的情況下作出的，被告連提出管轄權異議的機會也沒有，這樣做就更可能損害一方當事人利益。
第四，它給規避級別管轄留下了可乘之機，助長了管轄中的無序現象。審判實務中違反管轄規定受理訴訟不僅表現在地域管轄上，而且也反映在級別管轄上。後者的典型表現是，當原、被告的住所屬同一高級人民法院轄區而分屬不同的中級人民法院轄區，原告所在地的中級人民法院為有管轄權的一審法院時，該中級法院出於地方保護主義的考慮，為使自己成為終審法院，故意將管轄權下放給原告所在地的基層法院（通常表現為同意基層法院審理本應當由其管轄的訴訟），以規避原來的二審法院。這與民訴法未設定作出管轄權下放性轉移決定的具體標准有直接關系，但問題在於，管轄權轉移按其性質來說是民訴法賦予法院的一項自由裁量權，既不宜也很難為它設定具體標准。因此，只要法律仍然允許管轄權作下放性轉移，不當行使此項權利，甚至濫用此項權利的危險就難以避免。
最後，從比較法上看，外國民訴法一般部只規定上級法院可以將下級法院管轄的案件提上來審理或者下級法院在一定情況下可以將自己管轄的案件移送給上一級法院審理，而未規定上級法院可以將自己管轄的案件移交給下級法院管轄。例如，日本民訴法在「簡易法院必要移送」中規定，在一方申請移送並經對方當事人同意時，簡易法院一般應當將自己管轄的訴訟的全部或一部移送其所在地的地方法院（第31條之3）。但未規定地方法院可以將其管轄的訴訟下放給簡易法院。此外，外國民訴法一般部對上級法院審理屬下級法院管轄的訴訟持寬容的態度，但不允許下級法院超越其級別管轄許可權審理屬上級法院管轄的訴訟。如德國民訴法在「對事物管轄的違背」中規定，「對於州法院的判決，不得以其屬於初級法院管轄為理由而申明不服」（第10條）。日本民訴法在30條第1款中規定法院應當將不屬其管轄的訴訟移送於管轄法院，在第2款中則規定地方法院受理其轄區內簡易法院管轄的訴訟後，可以不顧前款規定，自行審判。外國法的這些規定是基於這樣的考慮：由上級法院審理屬下級法院管轄的訴訟無論是對案件的正確處理還是對當事人的利益都有益無害，而下級法院越級審理上級法院管轄的訴訟則可能對這兩方面都造成損害。應當承認，這樣的考慮是有充分道理的。
基於上述分析，筆者建議立法機關在考察管轄權下放性轉移在實際運行中的效用的基礎上，對民訴法第39條關於管轄權轉移的規定加以修正。修正的方案有兩個，一個是對下放性轉移添加限制性條件，以防止其濫用。另一個是刪除下放性轉移的規定。鑒於下放性轉移既涉及到訴訟當事人，又涉及到轉移前的二審法院（中級法院將其管轄的一審案件交給基層法院審理實際上就是取消了高級法院作為二審法院的權力），所以，可以考慮從兩方面作出限制：一方面，賦予當事人提出異議的權利，將當事人不提出異議作為管轄權下放性轉移的前提條件，即原告向有管轄權的上級法院提起訴訟，上級法院將案件主動移交給下級法院審理，需雙方當事人均無異議。被告向無管轄權的下級法院起訴，上級法院同意由已受理訴訟的下級法院審理，須被告無異議。另一方面，上級法院將其管轄的訴訟下放給下一級法院前，須經其上一級法院同意，如中級法院將其管轄的案件交給基層法院審理，應經高級法院同意。這種雙重限制雖然可以有效地阻止管轄權下放性轉移的濫用，但實施起來相當煩瑣，難免損害訴訟的效率。因此，筆者更傾向於刪除下放性轉移規定的方案。
三關於規避級別管轄的問題
審判實務中一些法院突破級別管轄許可權受理訴訟可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初始的違反級別管轄規定，即法院受理訴訟時爭議標的數額等就明顯超出其級別管轄許可權；另一種是後發的違反級別管轄規定，即在受理訴訟時，原告主張的爭議標的數額在受訴法院級別管轄許可權內，但在開庭時，由於原告增加或變更了訴訟請求。爭議標的數額發生了變化，超出了受訴法院的級別管轄許可權。
增加或變更訴訟請求是民訴法賦予當事人的一項權利，原告若是正當行使此項權利，本無可非議，但問題在於原告利用此項權利規避級別管轄。按照爭議標的額，訴訟本應當向上一級法院提出，但原告為了使下一級法院能夠受理其訴訟，起訴時故意將爭議標的額降低到下一級法院的級別管轄許可權內，等到法院開庭審理時，原告再要求增加或者變更訴訟請求。
原告這樣做有幾重目的，首先是使下一級法院能夠合法地受理其訴訟，其次是使管轄權異議的規定無法發揮作用，最後是將二審法院由原來雙方共同所在行政區域的法院變為自己所在地區的法院，以求得本地法院的「特殊保護」。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原告的這種做法通常是在得到下一級法院默許後進行的，甚至是原告的律師事先同受訴法院的法官共同事先安排好的，所以，當被告對級別管轄提出異議時，法官往往以答辯期已過為理由不予理睬，繼續對案件進行審理。
原告規避級別管轄的行為能夠得逞固然是由於受訴法院的地方保護主義，但另一方面，不能不歸因於民訴法對級別管轄的規定不夠周密，給規避級別管轄的行為留下可乘之機。從實踐看，受訴法院級別管轄錯誤可能發生在起訴受理階段，也可能發生在受理後的階段。在開庭審理中，原告有權增加訴訟請求，被告有權提出反訴，第三人有權提出與本案有關的訴訟請求，這就完全有可能使爭議標的的數額超出受訴法院級別管轄的許可權。對如何處置後發的級別管轄錯誤，外國民訴法大多作了明確規定。例如，德國民訴法第506條在（以後發生的事務管轄錯誤）中規定，「在反訴或訴的擴張中提出屑於州法院管轄的請求，或者依第256條第2款申請確定屬於州法院管轄的法律關系時，如當事人一方在下次的本案言詞辯論前就此點提出申請，初級法院應以裁定宜告管轄錯誤井將訴訟移送於管轄法院……日本民訴法第355條對由於反訴簡易法院應當將訴訟移送至地方法院也作了類似的規定。匈牙利民訴法第27條則規定。訴訟請求數量增加的情況下，其審理許可權要根據增加後的數額來確定。」我國民訴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對此均未作出規定，所以留下法律中的盲點和空隙，使得原告和受訴法院得以通過或增加或變更訴訟請求來規避級別管轄規定。
筆者認為，為了堵塞立法上的漏洞，同時也是為了保障另一方當事人的訴訟利益，我國民訴法有必要借鑒德、日等國民訴法處置此問題的方式，明確規定由於原告增加或變更訴訟請求等而致使訴訟超出受訴法院級別管轄許可權時，受訴法院應當根據一方當事人的申請，將訴訟移送至有管轄權的上一級法院。若受訴法院拒絕移送，當事人有權對級別管轄提出異議，一旦提出異議，法院就應當中止訴訟，按照處理管轄權異議的程序，先進解決級別管轄權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