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解釋根據

① 根據刑法81條和有關司法解釋對死緩犯減刑後假釋的實際執行的刑期不得少於幾年

根據我國《刑法》第81條及有關司法解釋的規定，被判處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內，執行原判容刑期二分之一以上，被判處無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實際執行十年以上，才可以適用假釋。
但是要注意不能假釋的幾種情況：對累犯以及因殺人、爆炸、搶劫、強奸、綁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的犯罪人，不得假釋。一，是要暴力性質的犯罪；二是這些犯罪被判了十年以上，兩個條件必須同時具備。

② 根據刑法70條和71條解釋先並後減和先減後並

6年是復新罪被判處的刑期，8年是指10-8+6得來制，即把原罪處罰的剩餘刑期2年（判10年，已經執行了8年，還剩餘2年-----「先減」）加新罪判處的刑期6年相加（-----「後並」）。 先並後減一般適用於數罪中已經處罰了其中一部分，在執行時發現有漏罪沒有處罰，因此先把罪犯所犯的罪都判處刑期，然後相加，此為「先並」！為什麼要「後減」呢，因為罪犯已經在服刑了，服過得刑期得從總刑期中減掉，此為「後減」！ 前罪處10年刑期，後罪處6年刑期，所以最低刑期為10年，最高刑期為16年。 兩種計算刑期的方法本質上是一種處刑規則，鼓勵罪犯坦白交代、加重犯新罪的處罰力度，威懾服刑人員。「先減後並」 方法主要適用在服刑期間犯新罪的情況，「先並後減「主要適用於漏罪的處理。 新問題：如果罪犯在服刑期間犯新罪，需要判處有期徒刑；還被查出有漏罪沒有處理，也需判處有期徒刑，該如何計算該倒霉罪犯的刑期？如果你能熟練地解決，司法考試中這個考點你就順利通過了！

③ 故意損壞安全防護設施、消防設施是否觸犯刑法安全生產法和兩高司法解釋根據哪一條

一般違法，按照《消防法》第六十條：單位違反本法規定，有下列行為之一的，責令改正，處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款:
(二)損壞、挪用或者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設施、器材的;
個人處警告或者五百元以下罰款。
情節嚴重的，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於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第三十三條立案追訴。
《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於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第三十三條：[故意毀壞財物案（刑法第二百七十五條）]故意毀壞公私財物，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應予立案追訴：（一）造成公私財物損失五千元以上的；（二）毀壞公私財物三次以上的；（三）糾集三人以上公然毀壞公私財物的；（四）其他情節嚴重的情形。

④ 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在民法和刑法中的體現是什麼詳細一點，答辯用！

一，民法。

新《民事訴訟法》：第七條人民法院審理民事案件，必須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
【釋義】本條是關於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的原則的規定。
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是司法公正的重要體現，只有堅持實事求是，以充分確鑿的事實作為判案的根據，用法律這個尺度來衡量，以法律作為定案的准繩，才能做到不枉不縱，公正無私，保證公正的審判。
本條的規定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來理解：
1.以事實為根據，就是要求人民法院在審理民事案件時，切忌主觀片面性，依照法定程序認定案件的事實。以事實為根據，一是要審查當事人提供的證據;二是對於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證據，人民法院應當主動調查收集;三是對於作為認定事實根據的證據，人民法院應當向當事人雙方出示，經過當事人雙方質證、辯論，由人民法院審查屬實，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
2.以法律為准繩，就是要求人民法院在認定事實的基礎上，以法律為客觀尺度來分清是非，確認當事人的民事權利義務，不能以言代法、以權代法，也不能主觀臆斷，任意曲解法律為我所用。
總之，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是相互聯系的。以事實為根據是公正審理民事案件的基礎，以法律為准繩是正確解決民事糾紛的依據，二者缺一不可，只有把兩者有機結合起來，才能准確查明案情，正確作出裁決，公正地解決民事糾紛，保護當事人合法權益。

二，刑事。
《刑事訴訟法》第6條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進行刑事訴訟……必須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這一規定確立了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准繩的原則，同時該原則也被我國憲法確定為進行訴訟的原則。該原則體現了我國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依法辦案的訴訟法制精神，在刑事訴訟基本原則體系中處於核心地位。
以事實為依據，指在刑事訴訟中，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對於刑事案件中的實體問題和程序問題作決定時，必須以查證屬實的證據和依據這些證據所認定的案件事實為基礎，而不能以主觀臆斷或者推測想像等作為依據。以事實為依據的「事實」，具體指查證屬實的證據及根據這些證據認定的事實，包括實體法上的事實和程序法上的事實。實體法上的事實是指構成犯罪的事實以及證明犯罪惰節輕重的事實，如犯罪的時間、地點、目的、手段、過程和危害結果等。程序法上的事實，指在刑事訴訟過程中，處理程序問題的事實，如羈押期限、迴避、強制措施等適用的事實。
以法律為准繩，即要求司法機關在辦理刑事案件過程中，所作出的案件實體問題和程序問題方面的決定，必須以刑事實體法和刑事程序法和其他有關法律的規定為標准。也就是說，刑事實體問題，要堅持罪行法定原則；刑事訴訟問題，要嚴格遵守法律程序。
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准繩，是正確處理刑事案件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兩者互相聯系，缺一不可。事實是前提，是基礎和依據，法律是處理案件的標准尺度，離開了正確認定案件的事實，就缺乏定案的根據，更談不上適用法律；反之，離開了正確應用法律；也就談不上對正確認定的事實作出正確的處理。所以，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准繩，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只有將兩者有機結合起來，才能保證刑事訴訟的正確進行。
貫徹該原則具有重要意義：
(1)堅持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在刑事訴訟中，要求辦案人員深入實際，調查研究，以客觀存在的事實作為處理案件的依據；
(2)有利於維護法律的權威，保護國家利益和公民的合法權益；．
(3)有助於保障刑事訴訟任務的實現。白於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准繩原則在刑事訴訟基本原則中處於核心地位，它的貫徹執行，將能夠帶動其他原則的實現，從而實現訴訟任務。
正確貫徹該原則，首先，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應當遵循唯物主義認識論的要求，客觀全面地收集證據和認定案件事實，善於查明事實真相；其次，必須堅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證據。只有被告人口供，沒有其他證據，不能對被告人定罪量刑；最後，司法人員應當不徇私、不枉法，堅持有法必依、執法必嚴，忠於事實，忠於法律。

其他參考資料：論刑事訴訟中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原則‍‍http://www.docin.com/p-346589076.html

⑤ 刑法里的＂舉重以明輕，舉輕以明重＂原則是什麼意思

在中國古代的唐律中曾規定了這樣一個司法原則，叫做入罪舉輕以明重，出罪舉重以明輕。

所謂入罪舉輕以明重是指一個行為，刑法沒有明確規定為犯罪，要想把它作為犯罪來處理，可以採取舉輕明重的方法，就是說一個輕的行為在刑法當中都規定為犯罪，你這個行為比它重，即使刑法沒有規定，也應當作為犯罪來處理。

所謂出罪舉重以明輕指的是一個行為刑法沒有規定它不是犯罪，要想不作為犯罪來處理，就可以採用舉重明輕的方法。

意思是說一個重的行為刑法都明文規定不是犯罪，那麼這個行為比它輕，當然更不應當作為犯罪來處理。通過這兩種方法就使得法律當中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的行為或者沒有明文規定不是犯罪的行為能夠分別按照罪或非罪來處理。

(5)刑法解釋根據擴展閱讀：

當然解釋是根據立法目的、條文語義和規則邏輯擴大或限制刑法條文的適用，但這種擴張或限制應局限於詞義的可能含義之內；

類推解釋是在具體事實和法律規定的情形下，在詞義可能包含的含義之外作出的解釋。一言以蔽之，當然解釋是法的解釋，類推解釋是法的創制。以上的定義似乎是清晰的，然而事實上由於當然解釋與類推解釋在思維方法上的同構性，兩種解釋方法在實際運用時並不容易區分。

因為「刑法條文的可能含義」「能否納入法律條文解釋的范圍」這些本身就是模糊不清的概念。如，發動大型車輛（如挖土機）等方式參與聚眾斗毆是否屬於「持械」條文可能包含的含義？認為構成「當然解釋」的論者認為，大型車輛屬於交通工具，即機械的一種，因此將其解釋為「持械」屬於條文可能包含的含義。

認為構成「類推解釋」的論者則會認為，大型車輛與其典型的對象如刀具、棍棒差異明顯，即與「械具」的核心詞義相差甚遠，因此超越了該刑法條文詞義的最遠射程。

為了辨明各種刑法解釋方法，中外刑法學界發展出了多種區別技術，最有影響的是兩個基本標准，即「語義最遠射程」標准和「國民可預測」標准。所謂「語義最遠射程」，意為刑法解釋可以超越條文詞義的常見范圍，但不能越過詞語可能包含的含義。

例如，強奸罪是指「以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手段強奸婦女」，其中「婦女」一詞即使達到詞義最遠射程也不包括「男人」，因此「以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手段強奸男人」如果被解釋為強奸罪，就是類推解釋。

所謂「國民可預測」，就是指對某個刑法條文的解釋沒有超出一般公眾的心理預期和接受范圍。例如，我國刑法第一百二十五條規定的非法製造槍支罪中的「槍支」，其通常含義的核心范圍包括各種槍械如手槍、沖鋒槍、機關槍等，但不包括機關炮，如果把「機關炮」納入「槍支」范圍之內。

事實上超過了「槍支」的日常含義，但沒有超越其詞義的可能范圍，因為將「機關炮」包含在「槍擊」范圍內是一般公眾可以接受的概念，並不會令人大吃一驚。

刑法解釋的正確路徑：以械為例

在刑法視野中，刑法解釋的邊界是罪刑法定原則，即無論怎樣解釋都不能突破罪刑法定原則。在刑法的所有解釋方法中，目的解釋最為重要，即根據刑法規范目的解釋條文詞義。當不同的解釋方法出現分歧時，就要靠目的解釋來引導方向。

然而，單靠目的解釋本身也可能出現類推，這就需要使用前文所述的「語義最遠射程」和「國民的預測可能性」作為檢驗工具。總之，既不要偏離刑法的規范目的，又必須保證解釋范圍限定在公眾可以預見和接受的范圍之內。

按照這一結論，我們可以歸納出一種合理的解釋路徑：首先將案件事實與最接近的相應罪名的典型行為模式進行比對找出異同，將不同之處與法條用語的可能含義進行對比，查明是否符合規范目的，如不相符，就必須禁止解釋；如果符合，還要看是否突破「語義的最遠射程」或者國民的預測范圍，如果沒有，就可以進行當然解釋，從而與類推解釋得以區別。

⑥ 根據刑法修正案八，關於盜竊罪的定義，怎樣解釋盜竊和扒竊的關系

盜竊罪：以非法佔有為目的，秘密竊取公私財物數額較大或者多次盜竊公專私財物的行為。扒竊屬：是盜竊的一種行為，是指從別人的身上偷竊（財物）。扒竊行為一般具備兩個特徵：一是秘密竊取行為，通常發生在公共交通工具、車站、碼頭、民用航空站、市場、商場、公園、廣場等公用建築及公用場所設施；二是秘密竊取的對象通常為被害人貼身放置的財物，如餐廳顧客放在座位上的包袋內財物，或是掛在座位椅背上的衣服口袋內的財物。如果行為人趁顧客短暫離開座位時行竊，或是竊取乘客放在公共交通工具行李架上等非貼身位置的財物，一般可認定為普通盜竊行為。刑法修正案（八）的規定：將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條修改為：「盜竊公私財物，數額較大的，或者多次盜竊、入戶盜竊、攜帶凶器盜竊、扒竊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並處或者單處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如有參考價值請採納）

⑦ 200分懸賞 畢業論文 刑法的 根據我的思路應該怎麼寫 題目是什麼

刑法的效力范圍，也稱刑法的適用范圍，是指刑法在什麼時間、什麼空間及對什麼人具有效力。它不僅涉及國家主權，而且涉及國際關系、民族關系以及新舊法律關系，是任何國家的刑法在具體適用前所必須解決的原則性問題。只有正確解決了刑法的效力范圍，才有可能准確、有效地適用刑法，打擊犯罪，保護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我國刑法典第6至第12條時關於刑法效力范圍的規定。

第一節 刑法的空間效力

一、刑法空間效力概述
刑法的空間效力，是指刑法對地和對人的效力，它實際上要解決的是刑事管轄權的范圍問題。由於刑法的空間效力涉及到國家刑事管轄權的范圍，從而也就關繫到維護國家主權、協調國際關系的問題，各國刑法都十分重視空間效力的規定，並且在解決空間效力的問題上形成了一些重要原則。從各國刑法規定和理論主張來看，主要存在以下幾種原則：（1）屬地原則，即以地域為標准，凡是在本國領域內犯罪，無論是本國人還是外國人，都適用本國刑法；反之，在本國領域外犯罪，都不適用本國刑法。這一原則是建立在國家主權原則的基礎上的。（2）屬人原則，即以犯罪人的國籍為標准，凡是本國人犯罪，都適用本國刑法而不論犯罪是發生在本國領域內還是在本國領域外；反之，外國人犯罪，即是發生在本國領域內，亦不適用本國刑法。這一原則是建立在本國公民應保證對本國法律的忠誠和服從的基礎上的。（3）保護原則，即以保護本國利益為標准，凡侵害本國國家或國民利益的，不論犯罪人是否本國人，也不論犯罪地在本國領域內還是在本國領域外，都適用本國刑法。保護原則的實質是國家運用刑法手段使本國國家和公民利益免受外來侵害。（4）普遍原則，即以保護各國共同利益為標准，凡發生國際條約所規定的侵害各國共同利益的犯罪，不論犯罪人是本國人還是外國人，也不論犯罪地是在本國領域內還是本國領域外，都適用本國刑法。
上述各原則孤立地看，都有其合理性，但也有其局限性。現代世界各國刑法多以屬地原則為主，兼采其他原則。我國刑法也是如此。
二、我國刑法的屬地管轄權
刑法第6條第1款規定：「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犯罪的，除法律有特別規定的以外，都適用本法。」這是我國刑法關於刑法空間效力的基本原則。這里的「領域」，是指我國國境以內的全部區域，包括領陸、領水和領空。根據國際條約和慣例，以下兩部分屬於我國領土的延伸，適用我國刑法：（1）我國的船舶或者航空器。我國刑法典第6條第2款也規定：「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船舶或者航空器內犯罪的，也適用本法。」這里的船舶或航空器，既可以是民用，也可以是軍用，既可以是在航行途中，也可以是處於停泊狀態，既可以是航行或停泊於我國領域內，也可以是航行或停泊於外國領域內或公海及公海上空。（2）我國駐外使領館內。根據我國承認的1961年《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的規定，各國駐外大使館、領事館不受駐在國的司法管轄而受本國的司法管轄。
所謂「法律有特別規定」，主要是指：（1）刑法第11條關於「享有外交特權和豁免權的外國人的刑事責任，通過外交途徑解決」的規定。所謂外交特權和豁免權，是指一個國家為保證駐在本國的外交代表機構及其工作人員正常執行職務而給予的一種特殊權利和待遇。外交特權和豁免權的內容較為廣泛，其中重要的一條就是「外交代表享有刑事豁免權，不受駐在國的司法管轄」。這種特權是建交國家之間按照相互尊重和相互平等的原則而對等給予的。當然，如果他們當中有人在我國領域內犯罪，我們也不能坐視不管。不過，依照刑法的規定，我們不能對他們進行搜查、扣押或逮捕，而只能通過外交途徑去解決他們的刑事責任問題。例如，可以要求派遣國召回，或者建議派遣國依法處理；對於其中罪行嚴重的，可以由政府宣布為不受歡迎的人，限期出境。新刑法典第11條的這個規定，既維護了我國的主權和法律的尊嚴，有尊重了有關國家，有利於協調我國於他國之間的正常外交關系。（2）刑法第90條關於「民族自治地方不能全部適用本法規定的，可以由自治區或者省的人民代表大會根據當地民族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特點和本法規定的基本原則，制定變通或者補充的規定，報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施行」的規定。在理解這一例外規定時，應當注意以下幾點：其一，少數民族地區對刑法效力的限制不同於外交特權和豁免權，它不是完全排斥刑法的適用，而僅僅是其中的一部分，即與少數民族特殊的風俗習慣、宗教文化傳統相關的部分，諸如情節不嚴重的重婚、姦淫幼女、械鬥、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毀壞財物等。這種變通或補充規定相對於刑法全文而言，只是一小部分。因此，從總體上看，刑法基本上還是適用於少數民族自治地方的。其二，免於適用刑法的部分必須有明確的法律依據，即由自治區或省的國家權力機關制定變通或者補充規定，並報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其三，少數民族地區制定的變通或補充規定不能與刑法的基本原則相沖突。（3）現行刑法施行後由國家立法機關制定的特別刑法的規定。現行刑法施行後，國家立法機關仍由必要根據實際需要制定單行刑法、附屬刑法規范，或以修正案的形式對刑法典作修改補充。如果這些特別刑法、刑法修正案的規定與新刑法典的規定發生法條競合或沖突，應按「特別法優於普通法」的原則處理。（4）我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作出的例外規定。由於政治歷史的原因，我國刑法的效力無法及於港澳地區，這屬於對刑法屬地管轄權的一種事實限制。如根據1997年7月1日實施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18條的規定：「全國性的法律除列於本法附件三外，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而刑法不在附件三所列的法律中。《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也有類似的規定。不過，根據兩個基本法的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宣布戰爭狀態或者因港、澳特別行政區內發生不能控制的危及國家統一或者安全的動亂而決定特別行政區進入緊急狀態時，中央人民政府可以發布命令將有關全國性的法律在港、澳特別行政區實施。
刑法第6條第3款規定：「犯罪的行為或者結果有一項發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的，就認為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犯罪。」該款針對隔離犯的特殊情況對屬地管轄的具體標准作了明確的規定。這里涉及三種情況：（1）犯罪行為與犯罪結果均發生在我國境內：（2）犯罪行為在我國領域內實施，但犯罪結果發生在國外；（3）犯罪行為實施於國外，但犯罪結果發生於我國境內。對於上述三種情況，均應適用我國刑法。
三、我國刑法的屬人管轄權
刑法第7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外犯本法規定之罪的，適用本法，但是按本法規定的最高刑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不予追究。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工作人員和軍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外犯本法規定之罪的，適用本法。」該條是對我國刑法屬人管轄權的規定。根據上述規定，我國公民在我國領域外犯我國刑法規定之罪的，不論按照當地法律是否認為是犯罪，也不論其所犯罪行侵犯的是何國或者何國公民的利益，原則上都適用我國刑法。只是按照我國刑法的規定，該公民所犯之罪法定最高刑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不予追究。所謂「可以不予追究」，是表明不予追究的一種傾向性，並非絕對不追究，而是保留追究的可能性，認為必要時，也可以追究。但如果是我國的國家工作人員和軍人在域外犯罪，則不論其所犯之罪的法定最高刑是否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一律適用我國刑法追究其刑事責任。這主要是考慮到這兩類人員具有代表國家形象的特殊身份、肩負特殊的職責，其工作與國家的利益息息相關，故對國家工作人員和軍人在域外實施的犯罪在管轄上應從嚴要求。
對於我國刑法在域外的屬人管轄權，刑法第10條進一步規定，在我國領域外犯罪，依照刑法應當負刑事責任的，即使經過外國審判，仍然可以依照我國刑法處理。這表明我國法律的獨立性和國家主權的不受干預性，外國的審判對我國沒有約束力。但從實際合理與國際合作角度出發，為使被告人免受過重的雙重處罰，該條又規定在外國已經受過刑罰處罰的，可以免除或者減輕處罰。這樣，既維護了國家主權，又從人道主義出發對被告人的具體情況作了實事求是的考慮，體現了原則性與靈活性的統一。
四、我國刑法的保護管轄權
刑法第8條規定：「外國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外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或者公民犯罪，而按本法規定的最低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可以適用本法，但是按照犯罪地的法律不受刑罰處罰的除外。」該條即是對我國刑法保護管轄權的規定。根據該規定，外國人在我國領域外對我國國家或者公民犯罪，我國刑法有權管轄，以保護我國國家和公民的利益，但有下列限制：（1）外國人所犯之罪必須侵犯我國國家或公民利益。（2）外國人所犯之罪按照我國刑法規定最低刑須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對低於3年有期徒刑的輕罪則不適用）。（3）外國人所犯之罪按照犯罪地法律也應受刑罰處罰（對按犯罪地的法律不受處罰的則不適用）。當然，要實際行使這方面的管轄權會有困難，因為犯罪人是外國人，犯罪地點在域外，我國要行使管轄權，就需要引渡罪犯，並涉及與犯罪地國家管轄權的沖突，存在諸多實際困難。但是，假如刑法對此不加以規定，就等於放棄自己的管轄權，那些犯罪的外國人就可以肆無忌憚地對我國國家或者公民的利益進行侵害。我國必須在法律上表明自己的立場，有利於維護國家利益，保護我國駐外工作人員、考察訪問人員、留學生、僑民的利益。
此外，對於外國人在我國領域外侵犯我國國家或者公民利益犯罪的審判與處罰，同樣適用刑法第10條的規定。即雖然經過外國審判，仍然可以依照中國刑法追究；但是在外國已經受過刑罰處罰的，可以免除或者減輕處罰。
五、我國刑法的普遍管轄權
普遍管轄權是現代國際社會有效懲治與防範國際犯罪的重要法律措施，我國刑法第9條對此也作了明確規定。即：「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所規定的罪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所承擔條約義務的范圍內行使刑事管轄權的，適用本法。」根據該規定，凡是我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中規定的罪行，不論罪犯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也不論其罪行發生在我國領域內還是領域外，也不論其具體侵犯的是哪一個國家或者公民的利益，只要犯罪分子在我國境內被發現，我國在我國所承擔條約義務的范圍內，如不引渡給有關國家，我國就應當行使刑事管轄權，按照我國的刑法對罪犯予以懲處。在我國刑法中，普遍管轄權有其適用范圍和條件的限制，只能是刑法空間效力的輔助性原則。
普遍管轄原則的確立，是我國參與反國際犯罪斗爭、行使捍衛整個人類權益之職責和履行國際法義務的必然要求。普遍管轄的對象是特定的，即僅限於我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所規定的罪行，且在有關國際條約中我國聲明保留的條款涉及的罪行除外。普遍管轄原則是刑法屬地管轄、屬人管轄和保護管轄等原則的補充和例外，只有在排除屬地管轄、屬人管轄和保護管轄等原則之適用的情況下才能發生適用普遍管轄原則的問題。換而言之，對實施了國際罪行的人，如果可以適用屬地管轄、屬人管轄或保護管轄等原則之一行使管轄，就不必適用普遍管轄原則。
根據我國刑法的規定，按照普遍管轄原則適用我國刑法，必須具備如下條件：第一，追訴的犯罪是我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所規定的國際犯罪。第二，追訴的犯罪是我國在所承擔條約義務的范圍之內。第三，追訴的犯罪系發生在我國領域之外。如果是發生在我國領域之內，則應依據屬地原則適用我國刑法，二不需要依據普遍管轄原則。第四，犯罪人必須是外國人包括無國籍人。如果犯罪人是我國公民，應當依照屬人原則適用我國刑法，也不需要適用普遍管轄原則。第五，對追訴的犯罪，我國刑法有明文規定。第六，犯罪人是在我國領域內居住或者進入我國領域。因為只有這樣我國才能對犯罪人行使刑事管轄權。否則，就沒有行使普遍管轄權的義務，也沒有依據普遍管轄原則適用我國刑法的可能。

第二節 刑法的時間效力

刑法的時間效力，是指刑法的生效時間、失效時間以及對刑法生效前所發生的行為是否具有溯及力的問題。
一、刑法的生效時間
刑法生效時間通常有兩種規定方式：一是從公布之日起即生效；二是公布之後經過一段時間再施行。我國現行刑法的生效時間即屬後者，這樣做是考慮到人們對新法比較生疏；通過一段時間的宣傳、學習和研究，便於廣大人民群眾及司法工作人員做好實施新法的心理、組織及業務准備。
二、刑法的失效時間
刑法的失效時間即終止效力的時間，由國家立法機關規定。我國刑法的失效有兩種方式：一是由國家立法機關明確宣布某些法律失效；二是自然失效，即新法施行後代替了同類內容的舊法，或者由於原來特殊的立法條件已經消失，舊法自行廢止。
三、刑法的溯及力
刑法的溯及力，是指刑法生效後，對於其生效以前未經審判或者判決尚未確定的行為是否適用的問題。如果適用，則有溯及力；如果不適用，則沒有溯及力。
對於刑法的溯及力，各國採取不同的原則，概括起來大致有以下幾種；（1）從舊原則，即刑法對其生效前的行為一律沒有溯及力。（2）從新原則，即新法對於其生效前未經審判或判決尚未確定的行為一律適用，具有溯及力。（3）從新兼從輕原則，即新法原則上具有溯及力，但舊法（行為時法）不認為是犯罪或者處刑較輕時，依照舊法處理。（4）從舊兼從輕原則，即新法原則上不具有溯及力，但新法不認為是犯罪或者處刑較輕的，則依新法處理。
上述諸種原則，從舊兼從輕原則既符合罪刑法定的要求，又適應實際的需要，為絕大多數國家刑法所采，我國刑法亦采此原則。我國修訂後的刑法典第12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本法施行以前的行為，如果當時的法律不認為是犯罪的，適用當時的法律；如果當時的法律認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總則第四章第八節的規定應當追訴的，按照當時的法律追究刑事責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認為是犯罪或者處刑較輕的，適用本法。」根據這一規定，對於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97年10月1日修訂刑法生效前實施的行為，應按以下情況分別進行處理：
1．當時的刑法不認為是犯罪，現行刑法認為是犯罪的，只能適用修訂前的刑法，現行刑法不具有溯及力。對此，不能以新刑法典規定為犯罪為由而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
2．當時的刑法認為是犯罪，但現行刑法不認為是犯罪的，只要這種行為未經審判或者判決尚未確定，則應適用現行刑法，即現行刑法具有溯及力。
3．當時的刑法和現行刑法都認為是犯罪，並且按照現行刑法第四章第八節的規定應當追訴的，原則上按當時的刑法追究刑事責任。此即從舊兼從輕原則所指的從舊。但是，如果當時的刑法處刑比現行刑法要重，則適用現行刑法。此即從輕原則的體現。
4．如果根據當時的法律已經作出了生效的判決的，該判決繼續有效。即使按現行刑法的規定，其行為不構成犯罪或者處刑較當時的刑法要輕，也不例外。按照審判監督程序重新審判的案件，適用當時的刑法。對一種行為刑法的溯及適用，只限於未經審理或者雖經審理但尚未作出生效判決的場合；已經生效的判決，不應根據刑法的規定加以改變，以維護人民法院生效判決的嚴肅性和穩定性。
在貫徹從舊兼從輕原則時，還涉及如何對跨越新舊刑法的繼續、連續行為適用法律的問題。對此，最高人民檢察院作出的《關於檢察工作中具體適用修訂刑法典第12條若干問題的通知》第3條指出：對於發生在1997年9月30日以前、1997年10月1日後尚未處理或者正在處理的行為，「如果當時的法律不認為是犯罪，修訂刑法認為是犯罪的，適用當時的法律；但行為連續或者繼續到1997年10月1日以後的，對10月1日以後構成犯罪的行為適用修訂刑法追究刑事責任。」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對跨越修訂刑法施行日期的繼續犯罪、連續犯罪以及其他同種類數罪應如何具體適用刑法問題的批復》也指出：「對於開始於1997年9月30日以前，繼續或者連續到1997年10月1日以後的行為，以及在1997年10月1日前後分別實施的同種類數罪，如果原刑法和修訂刑法都認為是犯罪並且應當追訴，按照下列原則決定如何適用法律：1.對於開始於1997年9月30日以前，繼續到1997年10月1日以後終了的繼續犯罪，應當適用修訂刑法典一並進行追訴。2.對於開始於1997 年9月30日以前，繼續到1997年10月1日以後終了的連續犯罪，或者在1997年10月1日前後分別實施的同種類數罪，其中罪名、構成要件、情節以及法定刑均沒有變化的，應當適用修訂刑法，一並進行追訴；罪名、構成要件、情節以及法定刑已經變化的，也應當適用修訂刑法，一並進行追訴，但是修訂刑法比原刑法所規定的構成要件和情節較為嚴格，或者法定刑較重的，在提起公訴時應當提出酌情從輕處理意見。」

刑事司法解釋效力范圍探究

編輯：凌月仙仙 作者：屈學武 出處：中國論文下載中心 日期：2005-10-18

本文所指刑事司法解釋的效力范圍，僅限於刑事實體法意義的刑法上的司法解釋所涵括的空間效力與時間效力域。
眾所周知，就一般意義看，司法解釋確屬有權解釋：因為它一經最高司法機關頒布，即與法律具有同等效力。然而，從司法解釋的性質及其功效看，它又並不等同於刑法規範本身。刑法的解釋通常具有下述三大功能：一是對抽象的法律概念的內涵、外延的詮釋，簡單說，就是對抽象而概括的法律條文字義及其內容的具體解讀；二是對司法認定的特定"法律事實"（即個案）與某一具體刑法規范是否相符合作出的解釋（或解答、批復等）；三是對整個刑法體系的價值及其刑罰目的取向所作的系統解釋。[1]
就此意義看，上述第一、二項解釋主要囿於刑法規范論、范疇論的解釋；第三項解釋則是就刑法價值論的解釋。有鑒於此，實踐中，作為有權解釋的刑法司法解釋，大多限於針對第一、二事項的解釋；而第三項解釋即有關法價值論的解釋主體，多為刑法理論界而非刑事實務部門。雖然司法部門在就上述第一、二事項進行解釋時，也會綜合刑法的價值取向來考量有關問題，但准確地說，司法解釋的功效，主要還在於根據有關立法意圖、立法意蘊，結合有關字義所昭示的客觀涵義，來解釋特定的法律條文之字義所涵蓋的具體內容以及個案與確定規范的符合性。由此可見，刑法司法解釋實際上並非單純地僅僅依存於特定的、靜態的刑事法律獨立地存在著，就其實質意義看，應當說，它只能依存於有效刑事法律的運作而存在。換言之，沒有刑法的實際操作，就沒有實質意義的司法解釋的存在價值與空間。在此基礎上，要理順刑法解釋的效力，特別是它與刑法溯及力的關系，看來有必要逐一清正下述刑法解釋論的基本問題：

一．對司法解釋與法律具有"同等效力"的正確理解
有觀點認為，刑法的效力包括空間效力與時間效力兩大內容，而對刑法的司法解釋既然與其具有"同等效力"，就意味著司法解釋與刑法具有"等值"的空間效力與時間效力。此一"效力"解讀法，我們認為未免失諸重形式而輕實質。
我們知道，刑法的空間效力是指刑法在何地域、對何人適用的問題。而這里的"同等"效力，顯然並非相對於可予適用的地域和人員而言，而是相對其司法解釋與其被解釋的法律具有同等的法律拘束力、強制力而言。即這里所謂"同等"的本旨在於：指令任何受法律規范約束的人，包括適法、執法、守法人員都有義務如同適用、遵從刑事法律規範本身一樣地一絲不苟地去適用、執行、遵從它，不得輕忽懈怠。就此，我們再從逆向推理即可發現，司法解釋並不發生與其所依存的法律具有相同的空間效力問題。這是因為，司法解釋不可能脫離法律、法外地，自動地適用於一定地域范圍內的一定人、一定事，司法解釋因而難以發揮自己獨立的空間效力。換言之，司法解釋只能因循法律的空間效力，被動地適用於一定范圍內的一定人、一定事，除非某一確定司法解釋就其適用范圍作出了（不違背刑法空間效力）的專項特別規定，例如，除有關國際犯罪外，中國刑法的空間效力對於外國人（包括無國籍人）在中國領域之外實施的、並非針對中國國家或國民的危害行為一概無效。由此，司法解釋便不可能獨自啟動並生效於此類人、此類事，等等。可見，就空間效力看，司法解釋不存在獨立的、法外的空間效力生存基礎。

二．刑法司法解釋的時間效力之爭
對刑法司法解釋的時間效力之爭，主要集中在此類司法解釋是否受制於刑法的溯及力規定問題。眾所周知，刑法的溯及力，是指某項刑法規范生效以後，對其生效前發生的未經審判或者判而未決的行為是否適用的問題，亦即新法能否適用於舊行為的規定。能適用則新法有溯及力；不能適用則無溯及力 當今世界大陸法系國家，往往在其刑法總則中對刑法溯及力問題作出明確規定，例如，《德國刑法典》第2條第2、3款明文規定，"刑罰在行為時有變更的，適用行為終了時有效之法律"；"行為終了時有效之法律在判決前變更的，適用處刑最輕之法律"。我國《刑法》第12條也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本法施行以前的行為，如果當時的法律不認為是犯罪的，適用當時的法律；如果當時的法律認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總則第四章第八節的規定應當追訴的，按照當時的法律追究刑事責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認為是犯罪或者處刑較輕的，適用本法。本法施行以前，依照當時的法律已經作出的生效判決，繼續有效。對《刑法》上述規定，刑法學理界一般稱其為"從舊兼從輕原則"。
綜觀上述各國、包括我國刑法關於溯及力的規定可見，刑法的溯及力規定，一是針對法律而言；二是針對刑事法律而言；三是針對刑事實體法而言。否則，它就不可能稱作"刑法的溯及力"。
然而，國內卻時有刑法學者或刑事實務部門人員針對刑法的解釋提出其有無溯及力問題的質疑。例如，2001年12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頒發了《關於適用刑事司法解釋時間效力問題的規定》，其中第2條規定，對於司法解釋實施前發生的行為，行為時沒有相關司法解釋，司法解釋施行後尚未處理或者正在處理的案件，依照司法解釋的規定辦理。據此，有學者認為，如此規定無異於明確規定了刑法司法解釋有溯及力。主張對刑事司法解釋，不能一律可以溯及既往，對那些明顯作了擴大解釋的，原則上應當只對其施行後的行為有評價功能；認為若法律解釋的溯及力問題得不到妥善解決，則廢止類推的成果不會得到很好鞏固。[2] 有學者甚至提出，對刑法的解釋，也應適用我國《刑法》第12條法定的從舊兼從輕的溯及力原則。[3]

三．刑法司法解釋發生有無溯及力問題
我們認為，上述學者關於堅持罪刑法定、反對重刑主義的良苦用心固然可佳，但關於刑法司法解釋不應有溯及力、否則即有違罪刑法定原則的觀點，實屬對刑法溯及力規定或罪刑法定原則的重大誤解。在此，我們不妨從法律依據、法理依據、解釋的功效等多方面述論理由如下：
首先，從法律規定上看，如上所述，各國關於溯及力的規定，均是針對刑事"法律"本身而言，而非針對法律的"解釋"。刑法司法解釋雖然與法律具有同等效力，但其究竟不等於法律本身。這一點，也是刑法司法解釋與刑法立法解釋的重大區別之所在。刑事立法解釋時常穿插於刑法條文之中--例如，《刑法》第91條至94條均屬立法解釋，但又是刑法的組成部分。就此意義看，該類立法解釋，實際上已經是刑法的組成部分（刑法以外的刑事立法解釋另當別論）。刑法的司法解釋則不然，它不是刑法的組成部分，僅是輔助刑法得以順利實施的、運行法規范的工具。雖然實踐中，由於當前我國刑法司法解釋確實存在失諸規范的情況，因而被一些學者稱為亞法律或准法律。但無論如何，就立法法和刑法的規定看，"解釋"並不是"刑法"本身的組成部分。由此可見，《刑法》第12條所謂的"本法"限指"刑法"、並不包括刑法的"解釋"在內。因而以《刑法》第12條的規定來佐論刑法司法解釋"應有其溯及力"規定者，確屬援引依據上的失當，明確地說，就是混淆了"刑法的解釋"與"刑法"的界限。
其次，就從舊兼從輕的溯及力原則本身看，該原則本質上是刑事司法不能適用事後法或重法。其要義在於禁止適用"事後法"與"重法"，以有效貫徹罪刑法定原則。而法律的解釋是法律規范得以順利施行的器具，因而它本身只存在該工具質量是否合法、達標、應手的問題，並不存在事後法或重法的問題――因為它本來就不是"法"。事實上，實踐中，司法機關大都是在遇到刑事棘手或疑難問題之後，才要求最高人民法院或檢察院針對專門問題作出司法解釋的。惟其如此，刑法才只規定司法上不得適用事後法，而不可能制定出不得適用事後司法解釋的溯及力規定來。也就是說，從刑法規定看，刑法司法解釋不是《刑法》第12條的調整對象，司法解釋因而不存在有無"溯及力"的問題。當然，無可諱言，實踐中，很可能發生由於新的司法解釋對"數額較大"或"情節嚴重"等刑法白地規定的最新詮釋，會擴大刑事法網圈，從而可能發生將過去未達起刑點的案件納入犯罪圈之實例。但是，這種表面上的擴大並不必然產生重法的實質意義的後果。這是因為，無論是"數額較大"還是"情節嚴重"，都是相對於一定比例的社會危害性而言，因而幣量面值的縮小或擴大並不簡單地等同於貨幣實際價值含量及其所形成的社會危害性的克減或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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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根據刑法70條和71條解釋先並後減和先減後並

分別是我國刑復法
第七制十條
和
第七十一條的規定:

第七十條規定的是
先並後減
也就是漏罪的並罰方式
其適用的條件是:
判決宣告以後
,刑罰執行完畢以前 .在執行刑罰的過程中發現
犯罪分子在判決宣告以前還有其他的罪沒有判決的,
應當對新發現的罪做出判決
,然後把前後兩個判決所判處的刑罰,
根據刑法第六十九條的規定(
並罰規則)
決定刑罰.
已經執行的刑期應當計算在新判決決定的刑期以內,
即用新判決決定執行的刑期
減掉已經實際執行的刑期.

第七十一條規定的是
先減後並
也就是新罪的並罰方式
其適用的條件是:
判決宣告以後
刑法執行完畢以前,
在執行的過程中發現
犯罪分子又犯罪
應當把新犯的罪作出判決
把前罪還沒執行的刑期和後罪判處的刑罰
根據第六十九條的規定並罰,
執行刑罰.

⑨ 根據我國刑法及司法解釋,本案存在哪些程序上的錯誤

本案中程序上的錯誤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1、無證搜查。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一十一條第二款的規定：在執行逮捕、拘留的時候，遇有緊急情況，不另用搜查證也可以進行搜查。本案不符合此種情況，所以無證搜查是錯誤的。2、檢察人員執行刑事拘留是錯誤的。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七十八條規定：人民檢察院作出拘留決定後，應當送達公安機關執行。必要的時候人民檢察院可以協助公安機關執行。3、先扣留後辦理拘留決定書是錯誤的：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於適用刑事強制措施有關問題的規定>》第二十條之規定：人民檢察院對於符合刑事訴訟法第61條第（四）項或第（五）項規定情形的犯罪嫌疑人，因情況緊急，來不及辦理拘留手續的，可以先行將犯罪嫌疑人帶至公安機關，同時立即辦理拘留手續。4、沒有驚動任何人暗自搜查也欠妥：《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二條規定：在搜查的時候，應當有被搜查人或者他的家屬、鄰居或者其他見證人在場。5、對於李某要求聘請律師，檢察院以沒有明確對象置之不理是錯誤的：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關於刑事訴訟法實施中若干問題的規定>》第10條的規定：依照刑事訴訟法第96條規定，犯罪嫌疑僅有聘請律師的要求，但提不出具體對象的，偵查機關應當及時通知當地律師協會或者司法行政機關為其推薦律師。6、二天後才進行詢問是錯誤的。《最高人民檢察院<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81條規定：對被拘留的犯罪嫌疑人，應當在拘留後的二十四小時以內進行訊問。7、不讓李某妻子知道此事也錯誤的。《最高人民檢察院<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80條規定：對犯罪嫌疑人拘留後，人民檢察院應當把拘留的原因和羈押的處所，在二十四小時以內，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屬或者他的所在單位。 因有礙偵查，不能在二十四小時以內通知的，應當經檢察長批准，並將原因寫明附卷；無法通知的，應當向檢察長報告，並將原因寫明附卷。8、以需要保密為由，不準會見不妥。刑事訴訟法第九十六條第一款規定：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後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請律師為其提供法律咨詢、代理申訴、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請的律師可以為其申請取保候審。涉及國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請律師，應當經偵查機關批准。同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關於刑事訴訟法實施中若干問題的規定第9條規定：刑事訴訟法第九十六條規定的「涉及國家秘密的案件」，是指案情或者案件性質涉及國家秘密的案件，不能因刑事案件偵查過程中的有關材料和處理意見需保守秘密而作為涉及國家秘密的案件。9、拘留半個月後不批准逮捕而變更為取保候審是錯誤的。刑事訴訟法第六十九條規定公安機關對被拘留的人，認為需要逮捕的，應當在拘留後的三日以內，提請人民檢察院審查批准。在特殊情況下，提請審查批準的時間可以延長一日至四日。 對於流竄作案、多次作案、結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提請審查批準的時間可以延長至三十日。 人民檢察院應當自接到公安機關提請批准逮捕書後的七日以內，作出批准逮捕或者不批准逮捕的決定。人民檢察院不批准逮捕的，公安機關應當在接到通知後立即釋放，並且將執行情況及時通知人民檢察院。對於需要繼續偵查，並且符合取保候審、監視居住條件的，依法取保候審或者監視居住。10、保證金不應當交檢察院。根據規定，取保候審保證金由縣級以上執行機關（一般是公安機關，特殊情況可以是國家安全機關）統一收取。執行機關在指定的銀行設立專戶，委託銀行代收。11、如果李某不構成犯罪，而案件還在偵查階段，應當撤銷案件，而不應當移送起訴（作出不起訴決定）。

⑩ 根據刑法的規定,以下哪些是毒品犯罪的從重情節

《全國部分法院審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的十個新變化
2008年12月22日，最高法院下發了《全國部分法院審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以下簡稱《新紀要》），經過認真閱讀後，發現紀要出現了多處與2000年下發的《全國法院審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以下簡稱《原紀要）、2007年高法、高檢、公安部聯合下發的《辦理毒品犯罪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以及最高法院判例不一致的地方，尤其值得司法實踐人員注意：
1、對於同時構成累犯和毒品再犯如何適用法律的問題上的變化。
《原紀要》規定：「關於同時構成再犯和累犯的被告人適用法律和量刑的問題。對依法同時構成再犯和累犯的被告人，今後一律適用刑法第三百五十六條規定的再犯條款從重處罰，不再援引刑法關於累犯的條款。」
《新紀要》規定：「對同時構成累犯和毒品再犯的被告人，應當同時引用刑法關於累犯和毒品再犯的條款從重處罰。」
這就意味著以後需要同時適用總則和分則的規定，體現了對毒品犯罪從重打擊的趨勢。
2、在立功線索來源的問題上的變化。
最高法院領導曾經認為「立功不問來源」，認為被告人非法獲取的立功線索確實節約了司法資源，被告人也應該成立立功，在實踐中也被法院所採用。（以上觀點見最高法院熊選國副院長《刑法與刑訴法實施中的疑難問題》一書）
《新紀要》規定：「通過非法手段或者非法途徑獲取他人犯罪信息，如從國家工作人員處賄買他人犯罪信息，通過律師、看守人員等非法途徑獲取他人犯罪信息，由被告人檢舉揭發的，不能認定為立功，也不能作為酌情從輕處罰情節。」
3、在居間介紹是否構成犯罪問題上明確了標准。
在94年的最高法院的毒品犯罪司法解釋中曾經認為：「居間介紹買賣毒品的，無論是否獲利，均以販賣毒品罪的共犯論處。」但是97年刑法通過後，該司法解釋是否能適用爭議很大。
《新紀要》規定：「明知他人實施毒品犯罪而為其居間介紹、代購代賣的，無論是否牟利，都應以相關毒品犯罪的共犯論處。」這裡面最要害的話是明知他人實施犯罪。後面的其是代詞，代指這個實施毒品犯罪的人。也就是說，只有為實施犯罪的人居間介紹的構成犯罪。換句話說，幫助吸毒者的行為不是犯罪。
現規定，符合刑法中共同犯罪的理論。這是因為吸毒不是犯罪，僅僅幫助買家購買毒品實際上實施的是吸毒者的幫助行為，不是販賣毒品者的幫助者。所以，居間介紹中，只有幫助販賣毒品者的行為是犯罪行為，而單純的幫助吸毒者購買毒品者不是犯罪。
4、對於立功是否從輕、如何從輕樹立了標准。
第一次在最高法院規范性文件中出現了「關於立功從寬處罰的把握，應以功是否足以抵罪為標准。」
這是最新的提法，也就是說以後立功是否從寬有了明確的參照標准。
另外，《新紀要》對於不共同犯罪的立功予以了細化和明確化。同時，對於不同的立功明確了不同的從輕方式，使之操作性更強。
5、在判斷被告人主觀上是否明知推定問題上增加了標准。
《新紀要》與2007年11月份高法、高檢、公安部下發的《辦理毒品犯罪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相比多了兩條推定是明知的條款：「（8）行程路線故意繞開檢查站點，在其攜帶、運輸的物品中查獲毒品的；（9）以虛假身份或者地址辦理托運手續，在其托運的物品中查獲毒品的。」
其餘8條主觀推定明知與原來的《意見》完全相同。
6、在毒品的犯罪管轄上對於犯罪地的認識上更換了個別概念。
《新紀要》與《辦理毒品犯罪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相比較有了兩個重大改變，一個是增加了「運輸途經地」屬於犯罪地，另一個減少了《意見》中「犯罪嫌疑人被抓獲地」是犯罪地的認識。
無論從法理角度而言，還是實務操作角度而言，顯然現在的《新紀要》規定更具有合理性，因為犯罪嫌疑人被抓獲地作為犯罪地顯然超出了國民對法律文本的預測可能性。如犯罪嫌疑人在外單純的旅行時（就是與毒品犯罪無關）被抓獲或者是上網被追逃時在異地賓館被抓獲，很難讓人接受這個單純的旅遊地、住宿地屬於「犯罪地」。而犯罪嫌疑人在運輸毒品的過程中被抓獲，無論抓獲地是否為販賣毒品、運輸的目的地，理解為犯罪地都可以被接受。如販毒分子自北京向上海運輸毒品，在蘇州被查獲，蘇州屬於犯罪地自然無可厚非。但是販毒分子在運輸至上海盈利後心情大好而到蘇州旅遊，在蘇州因形跡可疑被抓獲後交待了不久前販毒的事實，此時將蘇州理解為犯罪地顯然超出了國民的預測可能性。
但是，另一個方面《新紀要》只是規范性文件，不屬於司法解釋，顯然不能否定原來司法解釋的效力，這樣一來，《意見》與《紀要》沖突，如何執行則值得商榷。
7、對於死刑的判決明確了標准。
《新紀要》的明確規定減少了司法人員的自由裁量權，使法律具有可預見性，法律工作者都能夠明確被告人死刑的適用標准。
8、對於運輸毒品犯罪區分為兩種情況：（1）事實清楚的運輸毒品犯罪，認為「單純的運輸毒品行為具有從屬性、輔助性特點」，要求從輕處罰。
（2）對於事實不清而存疑取輕的情況下認定的運輸毒品犯罪，認為「其量刑標准應當與單純的運輸毒品行為有所區別」。
9、明確了製造毒品的范圍。
針對部分學者認為對於摻假、添加或者去除其他非毒品物質、分裝也是製造毒品的認識（以上認識見清華大學張明楷教授《刑法學》）。《新紀要》規定：為便於隱蔽運輸、銷售、使用、欺騙購買者，或者為了增重，對毒品摻雜使假，添加或者去除其他非毒品物質，不屬於製造毒品的行為。
10、針對犯罪中特情引誘的不同情況建立了多層次的從輕標准。
明確了針對犯意引誘、雙套引誘、數量引誘等不同特情介入方式，明確是否從輕、從輕幅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