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構建我國的民法體系

❶ 如何理解民事法律關系是整個民法邏輯體系的展開與構建的基礎

民事法律關系是整個民法的基石，所有的民法邏輯體現都是在此基礎上派生出來的，只有是民事法律關系才能由民法來調整，調整的法律關系不同決定了法律體現的不同。

❷ 民法體系的構建

所謂民法典的體系，是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關系、具有內在有機聯系的規則體系，也 可以說是將民法的各項規則有機地組合在民法典中的邏輯體系。在民法典編纂工程已然 啟動的情況下，學者與立法者所面臨的首要難題就是應當如何建構與確立民法典的體系 。本文擬對此談幾點看法。
一、構建民法典體系的必要性
探究研究民法典的體系，其根本的目的在於獲致一個關於民法典的完備的體系，從而 在該體系的支撐下建立起一部具有高度的邏輯性與體系性的民法典。可以說，民法典體 系的確立對民法典的制定具有決定性的意義，這主要是基於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體系化與系統化是民法典的內在要求。近代意義上的法典作為最高形式的成文 法，是追求體系化與嚴密邏輯性的法典。民法典就是以體系性以及由之所決定的邏輯性 為重要特徵的，體系是民法典的生命，缺乏體系性與邏輯性的「民法典」只能稱為「民 事法律的匯編」，而不能稱之為民法典。民法典必須滿足形式合理性的要求，而這種形 式的合理性很大程度上就體現在其體系的完整性之上。並且，民法典的制定乃基於法典 化的理念，即將涉及民眾生活的私法關系，在一定原則之下作通盤完整的規范，(註： 王澤鑒：《民法總則》，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頁。)而首先確立居於民 法典的支柱與骨架地位的民法典的體系可以發揮預先規劃、提綱挈領的作用，使民法典 層次分明、構造嚴謹。因此，民法典體系的確立對民法典的制定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因 此，探求民法典的體系，是由民法典自身的內在屬性所決定的。
第二，體系化有助於在整個民法典的體系制度中充分貫徹民法的基本價值觀念，如平 等、誠實信用、私法自治、維護交易安全等，同時有助於消除防止整個法典價值觀念彼 此之間的沖突和矛盾。單行的法律固然能夠在社會生活中的某一領域貫徹一種或多種民 法價值觀念，但是無法在全部民事法律領域中實現諸多民法基本價值觀念的和諧融洽。 誠如我國台灣地區學者王澤鑒先生所言，民法典的制定乃基於法典化的理念，即將涉及 民眾生活的私法關系，在一定原則之下作通盤完整的規范，(註：王澤鑒：《民法總則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頁。)例如，現代民法不同於古代民法的一個 主要方面在於，現代民法不僅注重對財產所有權的保護，同時也注重對交易安全的維護 。當對交易安全的維護與對所有權的保護發生沖突之時，現代民法優先保護的是交易安 全。此種優先保護交易安全的理念又分別體現在民法典的各個編章之中。例如，總則中 的表見代理制度，物權法中的善意取得制度、合同法中的無權處分制度等，都體現了優 先保護交易安全的價值選擇。因此，只有通過對民事法律規范的法典化才能夠使民法中 的各種價值貫徹如一，並協調它們相互之間的沖突與矛盾。
第三，體系化有助於消除現行民事法律制度的混亂與沖突，將各項法律制度整合為一 個有機的整體，從而建立起內在和諧一致的民事規范體系。由於我國許多單行民事法律 法規都是在改革的不同階段制定的，有些法律也是為了適應改革的不同階段對法律調整 的需求或者是為了適應特定的目的或環境而採取的權宜之計。由於在立法之初對嗣後所 進行的一系列立法活動缺乏通盤的考慮，也由於沒有考慮到民法自身的體系化，這就使 得各個法律法規之間經常存在著沖突與矛盾的現象。在民法典的制定過程中，通過確立 民法典的體系，能夠消除現行民事法律制度中的混亂與沖突，將各項法律制度整合為有 機的整體，從而實現我國民事法律的統一，建立起內在和諧一致的民事規范體系。在民 法典的體系建立之後，就可以形成民事普通法與特別法的邏輯結構，在民事普通法中形 成總則與分則相區分的格局，在民事法律內在結構上也可以形成民法典與各個單行的民 事立法尤其商事特別法之間的和諧體系。這個體系構建之後，就可以形成一套嚴格的法 律適用規則，可以有效的為行為人提供相應的行為規范體系，為法官提供完整、和諧、 清晰的裁判規則體系。
第四，依照科學的、完備的體系所構建的民法典有助於民法規范的遵守與適用。一方 面，民法的法典化可以為法官和其他法律工作者適用民法提供極大的便利，民法典之所 以不同於判例法，其重要的特點就在於適用的方便性。另一方面，體系化也將促使法律 工作者在適用民法之時形成體系化的思維觀念，體系化要求我們去掌握體系化的民事法 律規范，例如關於債的請求權的確立之時，應當考慮債的請求權體系，並在此基礎上才 能使我們用一種體系的觀念來適用法律。例如在分析具體案件中原告人享有何種請求權 時，應當首先判斷原告與被告之間是否有合同關系，然後才能考慮是否存在無因管理請 求權或不當得利請求權，最後才判斷是否存在侵權損害賠償請求權。因此體系化可以促 使法律工作者用體系化的觀念分析解決個案，從全方位的角度解決社會生活中的糾紛。 (註：Dieter Medicus:Burgerliches Recht,Carl Heymanns Verlag,1999,p5—9.)
第五，體系化有助於通過保證民事法律規范的穩定性，從而最終實現社會生活關系的 穩定性及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的可預期性。誠如我國台灣地區學者黃茂榮教授所言，法的 體系不但可以提高法之「可綜覽性」，從而提高其適用上之「實用性」，而且可以提高 裁判上之「可預見性」，從而提高「法之安定性」，只要由之所構成的體系「圓滿無缺 」，則光憑邏輯的運作便能圓滿解答每個法律問題。(註：黃茂榮：《法學方法與現代 民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471頁。)民法典的體系化就是要將市民社會 生活中最基本的規則抽象出來，在民法典中加以規定，通過此種體系的安排使其成為穩 定的規則，獲得長久的生命力，不因國家的某項政策而隨意發生改變。
關於民法典體系的構建，不能完全照搬德國的五編制模式，而應該在此基礎上有所創 新，有所發展。一百多年來，整個世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經濟生活高度復雜化、多樣 化，科技發展一日千里，作為經濟生活的基本法，民法的體系與內容理應與時俱進。世 易時移，變法宜矣。「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世而制」，我們一定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 構建一部具有中國特色的民法典體系。並在此基礎上制定出一部符合中國國情、反映時 代需要、面向21世紀的民法典，這樣才能使民法典的制定發揮出在社會生活中的巨大作 用，並為世界法學的發展作出我們應有的貢獻!
二、構建民法典體系必須處理好民法典與民事單行法的關系
民法典與民事單行法的關系，是我國民法典體系構建中的一大難題。2002年12月22日 我國第一部民法典草案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這部草案在總則之外規定了八編，即 ：物權、合同、人格權、婚姻、收養、繼承、侵權責任、涉外民事關系的法律適用。對 此種體例爭議最大的問題之一就是，哪一些民事單行法應當被納入民法典，哪一些不應 當被納入民法典。例如，有的學者認為，收養法不應當納入民法典中，也有些學者認為 ，各種知識產權法如著作權、專利法等應當納入到民法典中。還有的人認為，信託法、 勞動法等也應在民法典中加以規定，並獨立成編。各種觀點都是不無道理的。
應當看到，民法典的體系並非封閉的，而是開放的，它要隨著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而 變動，如果將來社會經濟生活的發展確實需要將某些重要的民事單行法納入到民法典的 體系當中，那麼屆時對民法典體系作出突破也是極為必要的。但是，民法典不是無所不 包的、龐雜的法律匯編，編纂民法典絕非意味著將任何屬於民事方面的法律制度都應當 盡可能的納入到民法典中。民法典不是無所不包的。所以建立民法典體系必須處理好民 法典與民事單行法的相互關系。我認為民法典與民事單行法的關系應當從以下方面加以 考慮：
第一，民法典是對各種民事活動的基本的、普遍適用的規則所作的規定，民法典規定 的是市民社會生活中基本規則，它在整個國家民事立法體系中屬於最普通、最基礎的民 事立法，然而，社會生活是變動不居、紛繁復雜的，為此需要大量的單行法律以調整各 種民事關系。但這些單行民事法律並不都需要納入民法典。只有那些社會生活中普遍適 用的、最基本的規則才應當由民法典加以規定，而對那些技術性很強的、僅僅適用個別 的、局部性的民事關系的規則不應當民法典規定，而應當由單行法來解決，例如物權法 主要解決的是物權中人們對財產進行佔有、使用、收益、處分的關系，這是市場經濟普 遍適用的規則，而信託法僅僅調整的是信託關系，它不是普遍的關系，而是在特殊情形 下產生的，它是物權法的特別規則。因此物權法應納入民法典，信託法則應當作為民法 典之外的單行法。
第二，民法典所確立的制度、規則應當保持較強的穩定性。民法典作為最高形式的成 文法必須保持最大程度的穩定性，不能頻繁地修改或者廢除，這種穩定性正是民法典具 有實現社會關系的穩定性以及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的可預期性功能的基礎。民法典中有些 甚至是千百年來人類市場活動所共同遵循的規則的總結。至於那些隨著社會經濟生活常 常會發生改變的法律規則應當由民事特別法加以規定。例如，民法典中的物權、債權的 許多規則是交易關系在法律上的反映，具有較強的穩定性。而有關知識產權的具體規則 則常常不斷變化發展，如果將各種適應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而不斷變動的技術性很強的 知識產權規則都納入民法典，無疑會妨礙民法典內容的穩定性。
第三，民法典主要調整那些私法領域內的基本民事法律規則，至於處於公法與私法交 叉地帶的法律規則，例如勞動法、保險法、社會保障法等，由於其本身並非單純的民事 法律規則，而體現了較強的國家公權力干預的性質，所以應當制定單行立法。例如，德 國的學者就將勞動法稱為「特別私法」，其原因就在於，勞動法並非完全的純粹的私法 ，勞動合同的訂立也並非基於完全的合同自由，國家常常要做出許多的干預。
第四，民法典主要規定的是實體的交易規則以及對與實體交易規則聯系極為密切的程 序問題作出原則性的規定，如不動產登記規則可以在物權法中作出一些原則性規定，但 是那些非常瑣碎的具體的具有很強的技術性的程序性的規定，應當由單行法加以規定。 例如，知識產權法涉及到有關專利、商標登記的具體程序規則就不應當在民法典中作出 規定。從這個意義上說，我認為，收養法由於涉及到大量的具體的程序性規則，其中更 多的是國家基於公共利益對收養條件等作出的嚴格性限定，所以有些學者認為收養法不 應被納入民法典，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在處理民法典與單行法的關系之時，爭議最大的就是知識產權法律規范如何安排的問 題。毫無疑問，知識產權屬於民事權利的一種類型，知識產權法也應當屬於民法的范疇 。我國已經制定和頒布了《著作權法》、《商標法》、《專利法》，這些法律是否都應 當都納入民法典?對此存在著兩種不同的觀點。我認為，將各個單行的知識產權法律都 收入民法典是不可取的。主要理由在於：第一，知識產權制度本身是一個內容非常龐雜 的規范體系，知識產權本身是一個綜合性的法律規范體系，既涉及到程序法也涉及實體 法，既涉及公法也涉及私法，既涉及國際法也涉及國內法，顯然，將其放到民法典是困 難的。與其如此，還不如制定專門的知識產權法，集中規定知識產權的相關內容。第二 ，知識產權本身是一個開放式的法律體系。知識產權本身是不斷變化發展的，自新技術 革命於20世紀中葉興起，知識產權法中出現了一種邊緣保護法，即採用專利權和著作權 的若干規則，創設出一種工業版權制度，如集成電路部圖設計，即屬於此種情況。再如 ，著作權鄰接權的范圍正在隨著傳播技術的提高逐漸擴大，如信息網路傳播權等權利都 納入到知識產權的范疇。所以，一旦在法典中將知識產權的類型固定化，不一定適應知 識產權的發展需要。第三，將知識產權單行法收入民法典，會妨害民法典的體系的和諧 。民法典是基本法，要保持一定的穩定性，不能朝令夕改，這決定了其規則應當具有普 遍適用和相對抽象的特點。而知識產權法的技術性規定較多，且變化性較大，若將此一 頻頻變動的法律置於相對穩定、系統化的民法典中，無疑會極大地損害民法典的穩定性 。我認為，知識產權不應當作為獨立的一編在民法典中作出規定。民法典對此作出規定 可以考慮採納第二種或第三種模式，即僅規定知識產權的共同規則，或僅在民事權利的 客體中確認知識產權，這樣有兩個作用：一是宣示知識產權為民事權利，二是共性的規 則在特別法中不好規定，可以放在民法典中規定。
三、應當以法律關系的要素作為構建民法典體系的基本思路
盡管我們不能完全照搬德國的模式，但我認為應當借鑒德國模式，採取法律關系的要 素來構建我國民法典體系。潘德克頓學派的一個偉大的貢獻在於，以法律關系的要素作 為構建民法典總則體系的骨架，「德意志編別法創設總則編之一舉，意義甚為重大，當 時德國法律學者皆認為：對各種法律關系共同事項，另有謀設一般的共同規定之必要。 」(註：陳棋炎：《親屬、繼承法基本問題》，台灣三民書局1980年版，第3頁。)也就 是說，潘德克頓學派將整個法律關系的理論運用到法典裡面去，構建了一個完整的民法 典的體系結構。具體來說，在總則中確立主體、行為、客體制度，然後在分則中確立法 律關系的內容，該內容主要是民事權利，具體包括債權、物權、親屬、繼承權利，當總 則中確立主體、行為、客體與分則中的權利結合在一起就構成一個完整的法律關系，例 如總則中的主體、行為、客體與物權制度結合在一起，就構成完整的物權法律關系。由 於法律關系的各種要素都已具備從而形成完整的法律關系，這種構架模式體現了潘德克 頓體系的嚴謹性和科學性。
如果我們要採納潘德克頓制定民法典體系的基本思路，那麼總則按照法律關系的要素 來構建，至少需要規定以下內容：第一，主體制度。主體是享有民事權利承擔民事義務 的自然人或法人，民事主體制度是獨立的主體包括自然人、法人等說必備的民事權利能 力與民事行為能力方面的規定，是商品關系的當事人在法律上的反映。民事主體主要包 括自然人、法人和合夥等。第二，客體，客體是民事權利和義務指向的對象。根據概念 法學的體系思想，應將作為法律規定的客體的構成要件分離出若干要素，並將這些要素 一般化，形成類別概念，並借著不同層次的類型化，形成不同抽象程度的概念，並因此 構成體系。(註：拉倫茨：《法學方法論》，第356頁。)總則中規定客體制度的主要理 由是：我國民法總論已經在總則中抽象出來了法律行為的概念，對於法律行為的構成要 素的客體是應該也可以抽象出來的。建立抽象的客體概念，可以涵蓋未來發展出來的客 體。因為客體本身是一個發展的概念，隨著科技的迅猛發展以及社會生活的變化，無形 財產權利在迅速擴張，近來有學者認為，像養老金、就業機會、營業執照、補貼、政治 特許權利等都屬於財產權范疇。(註：Lawrence M.Friedman,The Law of The Living,The Law of The Dead:Property,Succession,and Society,1996 Wis.L.Rev.340.)因此 ，權利客體一詞包含的范圍十分廣泛，這就需要使客體概念的包容性更強。第三，行為 ，民事法律行為又稱法律行為，它是指民事主體旨在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權利和民事 義務，以意思表示為內容的行為。作為民法總則中的一般規定，民事法律制度及其相關 理論在現代民法學說中居於重要地位；盡管在我國不承認物權行為理論，也不承認婚姻 為契約行為，但民事法律行為制度仍然是十分廣泛的。這一制度作為觀念的抽象，不僅 統轄了合同法、遺囑法和收養法等具體的設權行為規則，形成了民法中不同於法定主義 體系的獨特法律調整制度，它不僅可以對現有的民事主體之間的行為進行調整，而且能 夠涵蓋許多新的交易形式，並對其進行規范；而且又以完備系統的理論形態概括了民法 中一系列精緻的概念和原理，形成學說中令人矚目的獨立領域。(註：參見董安生：《 民事法律行為》，前言，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四，民事責任。民事責任 是不履行民事義務的結果，也是對不履行義務行為的一種制裁。關於總則中是否應當規 定民事責任制度的問題，曾經在學界產生了激烈的爭論。有學者建議，我國《民法通則 》單設民事責任制度，因此總則中應當規定民事責任制度。我認為，總則不可能對民事 責任的具體內容進行詳細、全面的規定，因為無論是合同責任還是侵權責任，都不屬於 總則的內容，而是分則的內容。盡管總則中不應當規定「民事責任」的具體規則，但總 則規定民事責任的一般概念和原則是必要的，因為一方面，總則中規定一般民事責任的 概念確定了民事責任的特殊性，因為民事責任的概念只有在總則中規定才合適的，在總 則外的其他任何部分都不宜對此作出規定。另一方面，總則在規定了法律關系的主體客 體以及簡單列舉了各種民事權利之後，再規定民事責任，也是順理成章的。由於侵權行 為將獨立成編，因此總則中應當有相應的制度與分則中的制度相適應。另外，侵權責任 和違約責任存在著一些共性，例如關於歸責原則、免責條件、刑事附帶民事、民事責任 與刑事責任的關系、責任形式等。這些應當在總則中設置一般規定。
人格權、親屬權、繼承權、物權、債權，是現代社會所普遍認可的一些基本的民事權 利，是民事主體參與正常的社會生活和經濟交往所必備的權利，而且其內涵都已經比較 成熟，因此，有必要通過民法典而非一些單行法來確認。分則的權利體系應當以已經發 展成熟、並且已經為社會生活廣泛接受或迫切需要的權利為基礎來構建，當然也應當為 未來新的權利成長提供足夠的法律空間。
問題的關鍵在於，對於民事權利如何進行排列，從而合乎民法典體系的邏輯性。我認 為，確立這一體系，應當著眼於以下思路：首先應當強調人格權應當優先於財產權的基 本理念，因此，人格權應當置於民事權利之首。人格尊嚴、人身價值和人格完整，應該 置於比財產權更重要的位置，它們是最高的法益。因為一方面，現代民法要充分體現人 本主義得精神，強調對個人的終極關懷，因此應當將就個人利益而言更為重要的人身利 益置於財產利益之前，優先保護。另一方面，財產權與人格權相比較，畢竟不如人格權 那樣對個人更為重要。試想如果生命、健康、自由都不能得到保障，所謂「萬貫家財」 又有何用?還應當看到，人格權財產是個人的，但人身安全、人的尊嚴等涉及社會利益 。這正如美國侵權法重述第85節認為，「人類生命和肢體的價值不僅屬於他個人，而且 屬於整個社會。因此其價值高於土地佔有者的利益。」在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民 法草案之中，將物權法置於民法典分則中的各編之首，這主要考慮到民法通則第五章「 民事權利」中的體系，在該章中首先規定了物權的內容，因此立法機關最終將物權放在 分則中的各編之首，我認為這種體例雖然不無根據，但從理論上說仍然值得商榷。畢竟 物權與人格權相比，人格權更為重要。其次，與人身有密切聯系的權利優先於一般財產 權。因此，有關親屬權、繼承權也應當優先於物權債權等財產權。有關婚姻家庭的規定 與人格權同屬於人身關系的范疇，兩者具有更密切的聯系，所以將其置於人格權之後、 財產權之前有一定的道理。第三，關於物權與債權的關系，民法典草案將物權置於債權 之前是比較科學的，畢竟物權是產生債權的前提，只有在產權明確的情形之下才能發生 交易關系。第四，關於債權的概念，我國民法典草案未設立獨立的債權總則，有關債的 概念和合同之外的幾種債的形式(不當得利和無因管理)是在總則中的民事權利一章中規 定的。我認為，在侵權行為法獨立之後，尤其在我國合同法總則已經非常充實和完備的 情況下，沒有必要再規定與合同法總則大量重復的債法總則。但從民法典體系構建考慮 ，物權是與債權相對應的概念，物權法已經獨立成編，債權法也應當獨立成編，債權制 度的確立，使不當得利、無因管理、締約過失等債的形式在民法中找到了其應有的位置 ，並且為這些關系確立了適用的規則。設計債法總則還是基於立法技術的考慮，它可以 使民法典的條文更為簡約。現實中的各種債都是具體的，通過歸納其共同事項，將具有 共性的部分規定在債法總則中，可以起到一種立法經濟與儉省的作用。當然，有關債權 的總則應當盡量簡化，可以考慮對合同法總則中沒有規定的內容作一些補充性的規定。 按照這樣一個邏輯順序，民法典的分則體系應當為人格權、親屬法、繼承法、物權、債 權總則、合同法的一般規定。
民法典之理想與現實的世紀博弈 來自: 免費論文網
在民法典分則關於民事權利的各編之後，應當規定一個對各類民事權利加以保護的侵 權責任編，這就需要將侵權法獨立成編。從表面上看，規定獨立的侵權責任編似乎與以 法律關系理論構建民法典分則的做法相沖突，因為總則規定了主體、客體與行為，而分 則應以法律關系的內容及權利展開，如果增加民事責任制度，似乎分則的體系就形成了 與總則不和諧的現象，即分則以雙重標准展開。我認為，以法律關系理論構建民法典分 則體系的思路並未因增加獨立的侵權責任編而受到破壞。因為：一方面，法律關系的要 素，不僅僅應當包括主體、客體、行為及內容還應當包括責任，因為責任既是對民事權 利侵害的結果，也是違反民事義務的後果，沒有責任就沒有權利，沒有義務的違反也不 會產生責任，因此既然規定民事權利與民事義務就必然要規定民事責任。所以在分則體 系中詳細列舉了各種民事權利之後，再規定完整的侵權責任制度這在邏輯上是更為嚴謹 、自恰的，可以更為清晰完整的表現一個民事法律關系產生、發展的過程。反之，僅規 定權利而無責任，無法確定對權利的救濟措施，法律關系的要素並不完備。另一方面， 由於我們已經在總則中規定了民事責任的一般規定，例如各種民事責任的共性問題已經 在總則作出了規定，因此在分則中規定侵權責任可以與總則遙相呼應，在民法典中構建 一個完整的民事責任體系。侵權行為是對各種民事權益侵害的結果，所以侵權行為法應 當置於各種權利之後。在民法典分則中先列舉各類民事權利，然後規定對民事權利的保 護措施，即侵權責任制度，這也是符合邏輯順序的。
四、關於人格權制度的獨立成編問題
我認為，人格權在民法典中獨立成編，是適應豐富和發展民法典體系的需要，也是符 合民法典體系發展的科學規律的。在人類已經進入21世紀的今天，我們要從中國的實際 情況出發制定一部具有中國特色的民法典，應當重視在借鑒的基礎上進行創新。民法是 社會經濟生活在法律上的反映，民法典更是一國生活方式的總結和體現。我國要制定一 部反映中國現實生活、面向21世紀的新的民法典，就必須在體系結構上與我們這個時代 的精神相契合，既要繼承合理的傳統，又要結合現實有所創新、有所發展。當然，創新 不是一個簡單的口號，更不能為了標新立異而「創新」，任何創新都必須與客觀規律相 符、具有足夠的科學理論的支持。人格權的獨立成編不僅具有足夠的理論支持和重大的 實踐意義，而且從民法典的體系結構來看，完全符合民法典體系的發展規律，並對民法 典體系的豐富和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現在：
第一，人格權獨立成編是符合民法典體系結構的內在邏輯的。傳統大陸法系民法典不 存在獨立的人格權編，本身是有缺陷的。因為民法本質上是權利法，民法分則體系完全 是按照民事權利體系構建起來的。從民法權利體系的角度來看，人格權應該在其中佔有 重要的位置。傳統民法過分注重財產權制度，未將人格權作為一項獨立的制度，甚至對 人格權規定得極為「簡略」，這本身反映了傳統民法存在著一種「重物輕人」的不合理 現象。另一方面，由於人格權沒有單獨成編，不能突出其作為民事基本權利的屬性。在 民法中與財產權相平行的另一大類權利是人身權，其中包括人格權。人格權作為民事主 體維護主體的獨立人格所應當具有的生命健康、人格尊嚴、人身自由以及姓名、肖像、 名譽、隱私等各種權利，乃是人身權的主要組成部分。人身權與財產權構成民法中的兩 類基本權利，規范這兩類權利的制度構成民法的兩大支柱。其他一些民事權利，或者包 含在這兩類權利之中，或者是這兩類權利結合的產物(如知識產權、繼承權等)。如果人 格權不能單獨成編，知識產權等含有人格權內容的權利也很難在民法典中確立其應有的 地位。由於在民法體系中，是以權利性質的不同來作為區分各編的基本標準的，所以人 格權單獨成編是法典邏輯性和體系性的要求。
第二，從民法的調整對象來看，人格權理所當然應當獨立成編。民法主要調整平等主 體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這一點不僅得到了立法的確認，而且已經成為學界的共 識。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是兩類基本的社會關系，財產關系因民法的調整而表現為各類 財產權，而人身關系作為與人身相聯系並以人身為內容的關系主要包括人格關系和身份 關系，在民法上應當表現為人格權和身份權。
第三，人格權獨立成編，並不會造成原有體系的不和諧，相反是原有體系的完整展開 。如前所述，民法典的分則體系是按照民事權利結構構建的。將人格權確認為一項獨立 的權利，其實還是在按權利體系構建整個民法典的體系，可以說將其獨立既繼受了既有 的權利體系，又是對這一體系的適當發展。

❸ 如何理解 民事法律關系是整個民法邏輯體系展開與構建的基礎

法律規范的內容就是法律關系，法律關系就是權利和義務。民法維護的是私權利，而維護私權利的方式就是平衡權利和義務之間的關系，也就是要處理好對應的法律關系。

❹ 初步構建民法體系,以圖表形式表示

應當以法律關系的要素作為構建民法典體系的基本思路 盡管我們不能完全照搬德國的模式，但我認為應當借鑒德國模式，採取法律關系的要 素來構建我國民法典體系。潘德克頓學派的一個偉大的貢獻在於，以法律關系的要素作 為構建民法典總則體系的骨架，「德意志編別法創設總則編之一舉，意義甚為重大，當 時德國法律學者皆認為：對各種法律關系共同事項，另有謀設一般的共同規定之必要。 」(註：陳棋炎：《親屬、繼承法基本問題》，台灣三民書局1980年版，第3頁。)也就 是說，潘德克頓學派將整個法律關系的理論運用到法典裡面去，構建了一個完整的民法 典的體系結構。具體來說，在總則中確立主體、行為、客體制度，然後在分則中確立法 律關系的內容，該內容主要是民事權利，具體包括債權、物權、親屬、繼承權利，當總 則中確立主體、行為、客體與分則中的權利結合在一起就構成一個完整的法律關系，例 如總則中的主體、行為、客體與物權制度結合在一起，就構成完整的物權法律關系。由 於法律關系的各種要素都已具備從而形成完整的法律關系，這種構架模式體現了潘德克 頓體系的嚴謹性和科學性。 如果我們要採納潘德克頓制定民法典體系的基本思路，那麼總則按照法律關系的要素 來構建，至少需要規定以下內容：第一，主體制度。主體是享有民事權利承擔民事義務 的自然人或法人，民事主體制度是獨立的主體包括自然人、法人等說必備的民事權利能 力與民事行為能力方面的規定，是商品關系的當事人在法律上的反映。民事主體主要包 括自然人、法人和合夥等。第二，客體，客體是民事權利和義務指向的對象。根據概念 法學的體系思想，應將作為法律規定的客體的構成要件分離出若干要素，並將這些要素 一般化，形成類別概念，並借著不同層次的類型化，形成不同抽象程度的概念，並因此 構成體系。(註：拉倫茨：《法學方法論》，第356頁。)總則中規定客體制度的主要理 由是：我國民法總論已經在總則中抽象出來了法律行為的概念，對於法律行為的構成要 素的客體是應該也可以抽象出來的。建立抽象的客體概念，可以涵蓋未來發展出來的客 體。因為客體本身是一個發展的概念，隨著科技的迅猛發展以及社會生活的變化，無形 財產權利在迅速擴張，近來有學者認為，像養老金、就業機會、營業執照、補貼、政治 特許權利等都屬於財產權范疇。(註：Lawrence M.Friedman,The Law of The Living,The Law of The Dead:Property,Succession,and Society,1996 Wis.L.Rev.340.)因此 ，權利客體一詞包含的范圍十分廣泛，這就需要使客體概念的包容性更強。第三，行為 ，民事法律行為又稱法律行為，它是指民事主體旨在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權利和民事 義務，以意思表示為內容的行為。

❺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構建有什麼作用

推進法治建設，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保障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順利進行。中國特色社會專主義屬法律體系的形成，人民代表大會民主主導、各國家機關全面配合、億萬人民積極參與的結果，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立法體制和科學立法、民主立法模式的結果。

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

（1）要認真研究如何使法律規範本身具有可實施性.

（2）要研究法律實施所必需的體制以及法律設施。

（3）要認真研究法律實施所需要的執法和司法人員的素質與能力。

(5)如何構建我國的民法體系擴展閱讀：

法律許可權：

（1）要科學配置權力，使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

（2）要規范權力的運行，為權力的運行設定明確的范圍、條件、程序和界限。

（3）要防止權力的濫用，為權力的行使設定正當目的及合理基準與要求。

（4）要嚴格對權力的監督，有效規范黨內、人大、民主、行政、司法、審計、社會、輿論諸項監督，並充分發揮各種監督的獨特作用，使違法或不正當行使權力的行為得以及時有效糾正。

（5）要健全權益恢復機制，使受公共權力侵害的私益得到及時賠償或補償。

❻ 如何構建我國的民事法律體系

也論民法典的體系

摘 要：當前關於我國民法典編纂體系的學說、主張，有再予斟酌的餘地。我國民法典編纂體系應在以下四項原則的指導下安排：內容與形式相統一的原則；體系性、邏輯性的原則；以民事法律關系為構架的原則以及民事權利性質類型兩分型的原則。基於此，我國未來民法典的編纂體系應是：總則法、人格權法、身份權法、繼承權法、物權法、知識產權法、債權總則法、合同法、侵權行為法，共九編。

關鍵詞：民法典，體系，原則

關於民法典的編纂體系，經過了一段時間的「爭、吵」後，現已趨近「心平、氣和」，但此局面之形成絕非是不同意見達成妥協的結局。筆者認為：關於我國未來民法典編纂體系的問題，有繼續探討和爭論的必要。這樣的探討和爭論應直至民法典的頒布才可以告一段落，但並非到此終止。學界應有這樣的態度和熱情。這是一種負責任的科學的態度，只要有不足和必要，就需要研究和爭論。

一、民法學界關於民法典編纂體例的幾種主張

目前民法學界關於我國民法典體系的學說、主張，可以分為兩大流派或曰三大主張。

一大流派是主張匯編式或曰鬆散式的編纂體例。這一由民法起草工作小組成員費宗褘所提出並得到江平教授和魏耀榮先生贊同，但卻沒有得到大多數民法學者的贊同的民法典編纂體例。這一體例的本質是不再堅持大陸法系法典所固有的邏輯性和體系性。按照這一思路，我們已經有了民法通則、合同法、擔保法、繼承法、婚姻法，正在起草物權法，把它們匯編在一起，也就成了中國民法典，無須按照嚴格的邏輯關系，也無須要求完整的體系，各部分相對獨立，相互之間構成鬆散式的、邦聯式的關系。[1]2002年12月23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一次審議的民法典草案，就是典型的匯編式民法典。這一草案包括：總則、物權法、合同法、人格權法、婚姻法、收養法、繼承法、侵權責任法、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九編，其中合同法、婚姻法、收養法和繼承法，是原封不動地將現行法編入，是徹底的鬆散式和匯編式的民法典。對這一法典體例，多數學者表達了堅決反對的聲音：首先，這一編纂體例不符合中國的實際。中國的實際，首當是中國民事立法的歷史和民事司法的現狀兩個方面：從中國民事立法的歷史來看，一百年前，我們的前輩在列強入侵，國難當頭的歷史關頭，自覺地拋棄固有的中華法系，學習西方政治法律制度，以德國法為藍本，起草民法法典，現今中國民法之屬於大陸法系，是出於當時對德國法的主動繼受。一百年來，從德國法繼受過來的這套概念、原則、制度和理論的體系，已經成為中國立法、司法、教學和研究的理論基礎，成為中國法律傳統和法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現在討論民法的完善，當然是在這個基礎、這個傳統之上進行完善。[1] 從中國的司法實踐來看，法官素質不高是中國司法實踐中的不爭事實，而大陸法系民法編纂體例所固有的體系性、邏輯性，在處理法典與法官之間的關繫上，以法典所體現的眾人理性優勢彌補法官的個人理性不足，以法典的體系性、邏輯性防止法官斷案的隨意性、波動性，以期實現案件審理的穩定性、統一性。其次，這一體例嚴重損害了法律編纂的邏輯性和體系性。王利明教授也指出：「體系化與系統化是民法典的內在要求。近代意義上的法典作為最高形式的成文法，是追求體系化與嚴密邏輯性的法典。缺乏體系性與邏輯性的」民法典「只能稱為」民事法律的匯編「，而不能稱之為民法典。民法體系化有助於在整個民法典的體系制度中充分貫徹民法的基本價值觀念，如平等、誠實信用、私法自治、維護交易安全等，同時有助於減少和消除民事法律制度之間的沖突和矛盾。將各項法律制度整合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從而建立起內在和諧一致的民事規范體系。依照科學的、完備的體系所構建的民法典將更加便於民法規范的遵守與適用。」[2] 最後，這一體例也不符合世界法治發展的一般規律。依據法律發展史，法律的發展軌跡，是由習慣法進到成文法，再進到法典法。世界史上先後發生過三次民法典編纂熱潮。現在，世界上約有110多個國家有民法典。而且1989年的歐洲議會已提出制定一部歐洲民法典的要求。即使實行判例法制度的美國和加拿大，也有若干個州制定了自己的民法典，如加利福利亞民法典和魁北克民法典。[1] 可見，制定民法典是現代法治的一個共同經驗。我國民事法律制度的完善，當然也應通過制定民法典來實現。筆者也不贊同搞什麼法典匯編，認為這是一種「偷懶」 的作風，絲毫無益於我國法治建設的發展以及良好民法典對整個社會發展進步的推動作用。對於匯編民法典的主張，應堅決予以拋棄。

另一大流派是編纂民法典。②這一流派又分為兩大主張：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從民法典制定的編纂化來看，這兩大主張沒有分歧，其分歧僅在於如何編纂民法典：理想主義承繼羅馬法、法國法模式，力主民法典的編纂體例分人法與物法，且人法在前物法在後，以體現對人的重視的人文主義思想。③按照這一思路，理想主義設計的中國民法典分為兩編：第一編人身關系法，第二編財產關系法。各編再細分為四個分編。第一編人身關系法再分為：第一分編自然「人法」、第二分編親屬法、第三分編法 「人法」、第四分編繼承法；第二編財產關系法再分為：第一分編物權法、第二分編債權法總則、第三分編各種合同、第四分編知識產權法。另外，在法典開頭設一個序編，規定法律行為、代理、時效等，俗稱之為「小總則」。在法典後面設一個附編，規定國際私法；[1]按照梁慧星先生的分析，理想主義有三個特點：第一個特點是「回到羅馬法」。羅馬法就是分為「人法」和「物法」兩部分，與此相對應，理性主義將民法典分為人身關系法和財產關系法。第二個特點是以法國式三編制為基礎。法國民法典為三編制：人、財產、財產的取得方法。理性主義法國式三編制深得羅馬法的本意，突出民法的「人法」色彩。第三個特點是以重要性為標准。按照理性主義的思路，法典的布局以重要性為標准。人格權、知識產權重要，所以應納入民法典規定，同時納入民法典的內容先後也是按照重要性來做先後安排的，如人格權比財產權重要，就被安排了在第一編；物權比債權重要，所以物權被安排在債權之前。[1]

現實主義承繼德國法模式，力主以德國式五編制和民法通則為編纂的基礎，從中國的實際出發並因應20世紀社會生活新的發展，借鑒20世紀制定的新民法典的立法經驗。在這一思想指導下，持現實主義態度的學者提出了各自不同的主張：梁慧星教授認為中國民法典應設七編：第一編總則；第二編物權；第三編債權總則；第四編合同；第五編侵權行為；第六編親屬；第七編繼承；[1]王利明教授主張民法典的體系應當有民法總則、人格權法、親屬法、繼承法、物權法、債權總則、合同法、知識產權的一般規定、侵權行為法構成；[3]（第12頁）馬俊駒教授主張民法典應由總則、人格法、親屬法、物權法、合同法、繼承法、侵權法七編構成。[4]劉士國教授主張民法典應由通則、物權、債權、親屬、繼承、知識產權、侵權行為等七編構成。[5]梁慧星教授更加強調民法典編纂的體系性和邏輯性，認為民法典的結構設計和內容安排只能以法律本身和社會生活本身的邏輯性和體系性作為標准，而德國的五編制的法學概念和權利類型，具有嚴密的邏輯性和體系性，這樣的法典制度安排，對法官的素質要求相對要低於英美法系，有利於保障裁判的公正性和統一性。由是之故，梁先生關於民法典的編纂方案就是在德國民法典五編制的基礎上，結合20世紀社會生活的發展並借鑒新的立法經驗，將侵權行為法從債法中獨立出來單獨成編，列編在合同法之後，為其民法典編纂方案的第五編。與德國民法典的編纂體例相比，梁先生的民法典編纂方案有兩處不同：一是調整了物權與債權的先後順序：將《德國民法典》列為第二編的債權法調整為第三編，與物權編置換；二是將侵權行為法此一債的發生原因之一的債權法內容，從債權法中獨立出來，單獨成編並置列在合同法之後，即將《德國民法典》的債權法一編改編為債法總則、合同法和侵權行為法三編。所以，從根本上講，梁先生的民法典編纂方案是在《德國民法典》體例的基礎，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而有所發展，但這些發展沒有表現為法典的根本性變化—— 主要是形式上的發展。一如上述。

王利明教授也重視法典編纂的邏輯性與體系性。他認為，我國民法典的編纂體例應採納德國法的模式設立總則。總則的設立不僅增強了民法典的形式合理性和體系的邏輯性，有利於減少對一些共性規則的重復規定，使立法簡潔明了，而且使民法典形成了一個從一般到具體的層層遞進的邏輯體系。在分則編纂上，王利明教授則更強調不能照搬德國的五編制模式，而應適應社會的巨大變化，在德國五編制基礎上使民法的體系與內容與時俱進，有所創新和有所發展，以期制定出一部符合中國國情、反映時代需要、面向21世紀的民法典。在這一思想指導下，王先生的民法典編纂方案在總則的引領下突出了人格權法和侵權行為法，將其單獨成編，以示該法典編纂體系與時俱進的時代性。同時，在編排順序上，又將人格權法、親屬法和繼承法置於總則之後和傳統財產法之前，顯有昭示人身關系法重於財產關系法的用意。將侵權行為法放置於法典的最後一編，則有視侵權行為法為民事責任法的玩味，但這一點在王先生的文章中沒有確定。令人遺憾的是，王先生的法典體系設計在試圖追求完美的挺進途中，卻將知識產權的一般規定夾置於合同法之後並侵權行為法之前，這樣的安排在筆者看來缺乏理論支撐且有隨處棲身之草率感，從而使這一編纂體系的價值為此折減，不無頓挫之憾。

馬駿駒教授的民法典編纂體例在尊重德國模式的基礎上，也強調人格權法和侵權行為法並將其各作為一編，但與梁先生、王先生顯有不同的是，馬先生將從德國法承傳下來的債權法一編變為合同法，將繼承法一編作為財產法的內容之一後置於合同法一編並前置於侵權行為法一編。馬先生關於其民法典編纂體例安排的理由似有道理，[4]但將債權法變為合同法，以及將繼承法置於合同法和侵權行為法之間的做法，恐怕知音難覓。成一家之言尚可，成一派學說則難。

劉士國教授綜合有關主張的優點，他認為：中國的民法典，不必像以往立法那樣確認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財產關系與人身關系，只要確認是調整中國市民社會的一般私法，其調整對象就十分明確，且較以往立法之規定為本質上之升華。至於分則各邊如何安排不存在「物文主義」還是「人文主義」的差別，僅為邏輯性、體系性之安排問題；並且，邏輯性、體系性與重要性並不矛盾，被推崇為最具邏輯性與體系性的德國民法典，在分則的編排上已將重要性放在首位。從哲學的辯證關繫上看，重要性與邏輯性、體系性是對立統一的，邏輯性、體系性就包含著重要性，而重要性是從邏輯性、體系性中體現出來的，離開重要性，邏輯性、體系性是不全面的，離開邏輯性、體系性，重要性就無從體現；[5]在充分論證了民法典的調整對象以及重要性與邏輯性、體系性的依賴關系後，結合社會變動出現的新情況——合同的種類以及訂立合同的方式發生了變化，侵權行為法的變化以及知識產權的空前發展，劉士國教授提出了其上述民法典的體系。但就筆者的見解，將傳統民法上的債權編變為合同編，以及將知識產權置於繼承與侵權行為之間的體系安排，也是筆者所不能贊同的。

二、民法典編纂應堅持的指導原則

民法典的制定事關國家法治建設根基，舉國注目，滿懷期待。身為法學園地一丁，願拋磚引玉。就我國未來民法典的編纂體系安排，依筆者之見，應堅持以下四項基本原則：

一是內容與形式相統一的原則。民法的內容決定民法的形式，民法的形式彰顯民法的內容。民法是市民社會的一般私法，[6]以調整私人間的人身關系和財產關系為其內容。民法典的內容因其存在上的客觀性，相對穩定少變。但民法的形式亦即民法的編纂體系卻因依人的主觀認知及選擇的不同而有迥異：一是羅馬法或法國法模式，將整個法典形式分為人法和物法，以「人法」規范人身關系，以「物法」規范財產關系，沒有「民法總則」。二是德國法模式，設有總則，在內容上雖包括人身關系法和財產關系法，但在形式上卻將人身關系法一分為二，人格權法內化於總則編的主體制度中，身份關系法則單獨成編於財產關系法之後。有學者稱此民法典編纂體系使民法淪為財產法，人被淹沒了。[7]筆者認為，從民法典之內容與形式的關繫上看，在民法典體例安排上，以專編形式「彰顯」人身關系法之內容，確有必要。但這樣的制度安排不是用一個所謂「重要性」就能夠解釋得通的。可以明確的是，「重要性」不足成為法典編纂的指導原則。編纂法典的社會意義是以其指導行為、處理糾紛，是要解決問題，關於該問題是否重要，不是法典所要關注和定奪的。就是說，重要性和單獨成編不能劃等號。因為，不單獨成編也能實現對所謂具有「重要性」的法律問題在法典中進行制度規范。將人格權法置於民法典總則編的主體制度中的德國式編纂體例就是明證。從根本上講，重要性是一個主觀價值的問題，而重要性的實現卻是一個技術的問題，而技術則具有非單一性。正因應了那句古諺：「條條大路通羅馬」。難道將物法置於人法的前面，人身權就不重要了？而不管是人法在前還是物法在前，也不管是人法是否單獨成編，都不影響法律規范目的的實現。但從內容與形式的關系的角度考慮，在民法典中設專編來規范人身關系法就確有必要了。故此，筆者贊同人格權法單獨成編。④

二是體系性、邏輯性的原則。法典，是理性的產物。「匯編式」民法典的主張已在反對聲中失聲了曾經張揚的喉舌。中國決心要展示給世人的民法典，定是以體系性、邏輯性為編纂原則的民法典。所謂的體系性、邏輯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民法典要有總則編。就這一點而言，《法國民法典》是缺少體系性和邏輯性的——《法國民法典》沒有民法總則一編。《德國民法典》開設民法總則之先河，將分編中共性的東西抽象的置於總則中加以規定並普遍適用於分則各編，以避免這些內容在分則各編中反復出現、重復規定，引致立法成本之浪費，導致法律適用的人為沖突。二是分則各編也是以體系性和邏輯性為立法原則。如物權法一編，先是物權總則，繼而所有權，然後用益物權，最後擔保物權和佔有制度。我國民法典應延續和承繼從抽象到具體、從一般到特殊的邏輯化展開，以此形成一個有機的體系化的民法典。按照體系性和邏輯性要求，我國民法典編纂應當設民法總則編、債權總則編。

三是以民事法律關系為構架的原則。可以說，整個民法典是以民事法律關系為構架來建構和設計的。民事法律關系是一個高度抽象的法學概念。通說認為民事法律關系的構成要素包括民事法律關系的主體、客體、內容和責任四要素。⑤這四個要素不僅體現於民法典的每一個完整的民事法律規范里，而且也抽象的存在於分則的每一編中，如在物權編；在更高的抽象宏觀層面，就整個民法典而言，民事法律關系的四個構成要素同樣也存在於人們的抽象觀念之中。在總則編中，民事法律關系的主體——人、客體——物、內容——權利、以及權利的實現保障——責任制度，都被抹去其具象，抽象化的存在於法技術的制度層面里，在最高抽象層次上實現法律規范抽象調整的目的。作為民事法律關系內容並作為民法出發點和歸宿點的體系化的民事權利，則被分解成編制的存在於分則各編之中。進而言之，不僅民法典的各編，而且，整個民法典也可全息為一個民事法律關系構造：總則主要表現為一個主體制度，分則主要表現為權利體系制度（人身權、繼承權、物權、知識產權、債權等），而作為體現民事法律關系要素之一——責任要素的，則是由民法典的侵權行為法編擔當。這樣，就形成了一個完整的體系：誰（民事主體制度），享有何樣的權利（權利體系制度），權利如何實現（民事責任制度）。故此，筆者贊同將侵權行為法單獨成編並置於法典之最後，而其他各分編則以權利的體系化標准分類成編：人身權法（人格權法、親屬法、繼承法），財產權法（繼承權法、物權法、知識產權法、債權法——分為債權總則法與合同法、侵權行為法）。

四是以權利性質的兩分型為板塊的原則。民法，是關乎權利的法。權利，按其效力所及的范圍為標准，可分為絕對權和相對權。所謂絕對權，又稱對世權，指得對一切人主張的權利，通說認為絕對權可包括人格權、身份權、繼承權、物權、知識產權。所謂相對權，又稱對人權，指得對特定人主張的權利，相對權主要指債權。大陸法系民法學關於債權的定義即是：「債權者，以對於特定之人，請求特定之行為（作為或不作為）為內容之權利也。」[8]（第1 頁）實際上，民法為調整人與人之間權利關系的法律，而人與人之間的權利關系皆可類型化為兩類關系：三個人之間的權利關系（B-A-C，即對世權）和兩個人之間的權利關系（A-B，即對人權），除此之外，沒有第三種類型化的權利義務關系。一般地也認為，三個人之間的權利關系為靜態的權利關系——義務人的義務多表現為不作為義務，兩個人之間的權利關系為動態的權利關系——義務人的義務多表現為作為義務。按照權利類型的板塊劃分，民法典的各編可作如下順序安排：總則、絕對權利體系（即三個人之間的權利關系或曰消極權利義務關系）、相對權利體系（即兩個人之間的關系或曰積極的權利義務關系）三大板塊。在絕對權板塊，有如下權利順序安排：人格權法、親屬關系法、繼承法、物權法、知識產權法，在相對權板塊 ，有以下權利順序安排：債權法總則、合同法、侵權行為法。

綜上，按照民法典體系編纂的四項原則，可得以對所形成的民法典體系九編制進行如下「切割式」的板塊劃分：一是人身權法（人格權法、身份權法、繼承權法）與財產權法（繼承權法、物權法、債權法總則、合同法、侵權行為法）板塊；二是總則與分則板塊；三是主體法、權利法（人身權法、財產權法）和民事責任法（侵權行為法）板塊；四是絕對權（人格權、身份權、繼承權、物權、知識產權）與相對權（債權總則、合同之債、侵權行為之債）板塊。特別值得提請注意的是，在四原則指導下所形成的民法典體系，四類型板塊結合的唯一的體系模式就是：總則法、人格權法、親屬權法、繼承權法、物權法、知識產權法、債權總則法、合同之債法、侵權之債法，共九編。

❼ 如何構建我國的民法體系

試論我國民法典體系
內容摘要：體系化與系統化是民法典的內在要求。僅適用個別的局部性的民事關系的，或常會發生改變的，或處於公法與私法交叉地帶的，或具有很強的技術性的程序性的規定，均應由單行法加以規定。我國民法典體系要採納德國潘德克頓模式，應以法律關系的要素來構建總則，以法律關系的內容即民事權利來展開分則。分則應為人格權、親屬法、繼承法、物權、債權總則、合同法的一般規定；在分則關於民事權利的各編之後，應規定一個對各類民事權利加以保護的侵權責任編。

關鍵詞：民法典 體系 單行法 法律關系 總則 分則 侵權責任編

所謂民法典的體系，是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關系、具有內在有機聯系的規則體系，也可以說是將民法的各項規則有機地組合在民法典中的邏輯體系。體系化與系統化是民法典的內在要求。近代意義上的法典作為最高形式的成文法，是追求體系化與嚴密邏輯性的法典。缺乏體系性與邏輯性的「民法典」只能稱為「民事法律的匯編」，而不能稱之為民法典。民法體系化有助於在整個民法典的體系制度中充分貫徹民法的基本價值觀念，如平等、誠實信用、私法自治、維護交易安全等，同時有助於減少和消除民事法律制度之間的沖突和矛盾。將各項法律制度整合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從而建立起內在和諧一致的民事規范體系。依照科學的、完備的體系所構建的民法典將更加便於民法規范的遵守與適用。

2002年12月22日我國第一部民法典草案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這部草案在總則之外規定了八編，即：物權、合同、人格權、婚姻、收養、繼承、侵權責任、涉外民事關系的法律適用。對此種體例爭議最大的問題之一就是，哪一些民事單行法應當被納入民法典，我認為民法典與民事單行法的關系應當從以下方面加以考慮：

第一，民法典是對各種民事活動的基本的、普遍適用的規則所作的規定，民法典規定的是市民社會生活中基本規則，它在整個國家民事立法體系中屬於最普通、最基礎的民事立法，然而，社會生活是變動不居、紛繁復雜的，為此需要大量的單行法律以調整各種民事關系。但這些單行民事法律並不都需要納入民法典。只有那些社會生活中普遍適用的、最基本的規則才應當由民法典加以規定，而對那些技術性很強的、僅僅適用個別的、局部性的民事關系的規則不應當民法典規定，而應當由單行法來解決，例如物權法主要解決的是物權中人們對財產進行佔有、使用、收益、處分的關系，這是市場經濟普遍適用的規則，而信託法僅僅調整的是信託關系，它不是普遍的關系，而是在特殊情形下產生的，它是物權法的特別規則。因此物權法應納入民法典，信託法則應當作為民法典之外的單行法。

第二，民法典所確立的制度、規則應當保持較強的穩定性。民法典作為最高形式的成文法必須保持最大程度的穩定性，不能頻繁地修改或者廢除，這種穩定性正是民法典具有實現社會關系的穩定性以及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的可預期性功能的基礎。民法典中有些甚至是千百年來人類市場活動所共同遵循的規則的總結。至於那些隨著社會經濟生活常常會發生改變的法律規則應當由民事特別法加以規定。例如，民法典中的物權、債權的許多規則是交易關系在法律上的反映，具有較強的穩定性。而有關知識產權的具體規則則常常不斷變化發展，如果將各種適應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而不斷變動的技術性很強的知識產權規則都納入民法典，無疑會妨礙民法典內容的穩定性。

第三，民法典主要調整那些私法領域內的基本民事法律規則，至於處於公法與私法交叉地帶的法律規則，例如勞動法、保險法、社會保障法等，由於其本身並非單純的民事法律規則，而體現了較強的國家公權力干預的性質，所以應當制定單行立法。例如，德國的學者就將勞動法稱為「特別私法」，其原因就在於，勞動法並非完全的純粹的私法，勞動合同的訂立也並非基於完全的合同自由，國家常常要做出許多的干預。

第四，民法典主要規定的是實體的交易規則以及對與實體交易規則聯系極為密切的程序問題作出原則性的規定，如不動產登記規則可以在物權法中作出一些原則性規定，但是那些非常瑣碎的具體的具有很強的技術性的程序性的規定，應當由單行法加以規定。例如，知識產權法涉及到有關專利、商標登記的具體程序規則就不應當在民法典中作出規定。從這個意義上說，我認為，收養法由於涉及到大量的具體的程序性規則，其中更多的是國家基於公共利益對收養條件等作出的嚴格性限定，所以有些學者認為收養法不應被納入民法典，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如何構建我國民法典的體系，在理論上存在著較大的爭議。在短短的幾年內，我國學者陸續提出了關於未來民法典體系設計的方案，並圍繞著這些方案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我認為，在構架我國民法典的體系之時首先要採納德國潘德克頓模式，將民法典分為總則與分則兩大部分。

（一）關於民法典的總則

盡管目前有一些學者反對設立總則，但是我認為，建立民法典的總則是必要的。因為總則的設立增強了民法典的形式合理性和體系的邏輯性。總則的內容是採取「提取公因式」的方法來確立的，總則的設立可以避免法條的重復，使法典更為簡潔。總則的設立更符合民商合一的模式的要求。總則的設立對弘揚民法的基本精神和理念具有重要作用。總則就是要藉助於抽象的原則來宣示民法的基本理念，總則的規定更為抽象，包容性更強，富有彈性，便於法官作出解釋，總則的體系構成還有助於培養法律人歸納演繹、抽象思考方法，及形成法律原則的能力。*1

問題在於，我們應當如何構建總則的具體內容？在考慮總則的內容方面，我認為應當借鑒德國模式，採取法律關系的要素來構建總則。潘德克頓學派的一個偉大的貢獻在於，以法律關系的要素作為構建民法典總則體系的骨架，「德意志編別法創設總則編之一舉，意義甚為重大，當時德國法律學者皆認為：對各種法律關系共同事項，另有謀設一般的共同規定之必要。」*2 也就是說，潘德克頓學派將整個法律關系的理論運用到法典裡面去，構建了一個完整的民法典的體系結構。具體來說，在總則中確立主體、行為、客體制度，然後在分則中確立法律關系的內容，該內容主要是民事權利，具體包括債權、物權、親屬、繼承權利，當總則中確立主體、行為、客體與分則中的權利結合在一起就構成一個完整的法律關系。例如總則中的主體、行為、客體與物權制度結合在一起，就構成完整的物權法律關系。由於法律關系的各種要素都已具備從而形成完整的法律關系，這種構架模式體現了潘德克頓體系的嚴謹性和科學性。

如果我們要採納潘德克頓制定民法典體系的基本思路，那麼總則按照法律關系的要素來構建，至少需要規定以下內容：第一，主體制度。主體是享有民事權利承擔民事義務的自然人或法人，民事主體制度是獨立的主體包括自然人、法人等說必備的民事權利能力與民事行為能力方面的規定，是商品關系的當事人在法律上的反映。民事主體主要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合夥等。第二，客體，客體是民事權利和義務指向的對象。根據概念法學的體系思想，應將作為法律規定的客體的構成要件分離出若干要素，並將這些要素一般化，形成類別概念，並借著不同層次的類型化，形成不同抽象程度的概念，並因此構成體系。*3 總則中規定客體制度的主要理由是：我國民法總論已經在總則中抽象出來了法律行為的概念，對於法律行為的構成要素的客體是應該也可以抽象出來的。建立抽象的客體概念，可以涵蓋未來發展出來的客體。因為客體本身是一個發展的概念，隨著科技的迅猛發展以及社會生活的變化，無形財產權利在迅速擴張，近來有學者認為，，像養老金、就業機會、營業執照、補貼、政治特許權利等都屬於財產權范疇。*4 因此，權利客體一詞包含的范圍十分廣泛，這就需要使客體概念的包容性更強。第三，行為，民事法律行為又稱法律行為，它是指民事主體旨在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權利和民事義務，以意思表示為內容的行為。作為民法總則中的一般規定，民事法律制度及其相關理論在現代民法學說中居於重要地位；盡管在我國不承認物權行為理論，也不承認婚姻為契約行為，但民事法律行為制度仍然是十分廣泛的。這一制度作為觀念的抽象，不僅統轄了合同法、遺囑法和收養法等具體的設權行為規則，形成了民法中不同於法定主義體系的獨特法律調整制度，它不僅可以對現有的民事主體之間的行為進行調整，而且能夠涵蓋許多新的交易形式，並對其進行規范；而且又以完備系統的理論形態概括了民法中一系列精緻的概念和原理，形成學說中令人矚目的獨立領域。*5 第四，民事責任。民事責任是不履行民事義務的結果，也是對不履行義務行為的一種制裁。關於總則中是否應當規定民事責任制度的問題，曾經在學界產生了激烈的爭論。有學者建議，我國《民法通則》單設民事責任制度，因此總則中應當規定民事責任制度。我認為，總則不可能對民事責任的具體內容進行詳細、全面的規定，因為無論是合同責任還是侵權責任，都不屬於總則的內容，而是分則的內容。盡管總則中不應當規定「民事責任」的具體規則，但總則規定民事責任的一般概念和原則是必要的，因為一方面，總則中規定一般民事責任的概念確定了民事責任的特殊性，因為民事責任的概念只有在總則中規定才合適的，在總則外的其他任何部分都不宜對此作出規定。另一方面，總則在規定了法律關系的主體客體以及簡單列舉了各種民事權利之後，再規定民事責任，也是順理成章的。由於侵權行為將獨立成編，因此總則中應當有相應的制度與分則中的制度相適應。另外，侵權責任和違約責任存在著一些共性，例如關於歸責原則、免責條件、刑事附帶民事、民事責任與刑事責任的關系、責任形式等。這些應當在總則中設置一般規定。

（二）關於民法典的分則

如果採用潘德克頓學派的觀點，以法律關系的要素構建整個民法典體系，那麼就應當以法律關系的內容即民事權利來展開分則的體系。我認為，我國民法典所確立的權利體系應當包括：人格權、親屬權、繼承權、物權、債權，這些權利已經為各國的立法、判例和學說所普遍承認，也應為我國民事立法和實踐所確認。

在分則體系中，爭議最大的問題是人格權的獨立成編問題。我認為，我認為，人格權在民法典中獨立成編，是適應豐富和發展民法典體系的需要，也是符合民法典體系發展的科學規律的。在人類已經進入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我們要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制定一部具有中國特色的民法典，應當重視在借鑒的基礎上進行創新。民法是社會經濟生活在法律上的反映，民法典更是一國生活方式的總結和體現。我國要制定一部反映中國現實生活、面向二十一世紀的新的民法典，就必須在體系結構上與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相契合，既要繼承合理的傳統，又要結合現實有所創新、有所發展。當然，創新不是一個簡單的口號，更不能為了標新立異而「創新」，任何創新都必須與客觀規律相符、具有足夠的科學理論的支持。人格權的獨立成編不僅具有足夠的理論支持和重大的實踐意義，而且從民法典的體系結構來看，完全符合民法典體系的發展規律，並對民法典體系的豐富和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現在：

第一、人格權獨立成編是符合民法典體系結構的內在邏輯的。傳統大陸法系民法典不存在獨立的人格權編，本身是有缺陷的。因為民法本質上是權利法，民法分則體系完全是按照民事權利體系構建起來的。從民法權利體系的角度來看，人格權應該在其中佔有重要的位置。傳統民法過分注重財產權制度，未將人格權作為一項獨立的制度，甚至對人格權規定得極為「簡略」，這本身反映了傳統民法存在著一種「重物輕人」的不合理現象。另一方面，由於人格權沒有單獨成編，不能突出其作為民事基本權利的屬性。在民法中與財產權相平行的另一大類權利是人身權，其中包括人格權。人格權作為民事主體維護主體的獨立人格所應當具有的生命健康、人格尊嚴、人身自由以及姓名、肖像、名譽、隱私等各種權利，乃是人身權的主要組成部分。人身權與財產權構成民法中的兩類基本權利，規范這兩類權利的制度構成民法的兩大支柱。其他一些民事權利，或者包含在這兩類權利之中，或者是這兩類權利結合的產物(如知識產權、繼承權等)。如果人格權不能單獨成編，知識產權等含有人格權內容的權利也很難在民法典中確立其應有的地位。由於在民法體系中，是以權利性質的不同來作為區分各編的基本標準的，所以人格權單獨成編是法典邏輯性和體系性的要求。

第二，從民法的調整對象來看，人格權理所當然應當獨立成編。民法主要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這一點不僅得到了立法的確認，而且已經成為學界的共識。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是兩類基本的社會關系，財產關系因民法的調整而表現為各類財產權，而人身關系作為與人身相聯系並以人身為內容的關系主要包括人格關系和身份關系，在民法上應當表現為人格權和身份權。

第三，人格權獨立成編，並不會造成原有體系的不和諧，相反是原有體系的完整展開。如前所述，民法典的分則體系是按照民事權利結構構建的。將人格權確認為一項獨立的權利，其實還是在按權利體系構建整個民法典的體系，可以說將其獨立既繼受了既有的權利體系，又是對這一體系的適當發展。

第四，一旦侵權法獨立成編，也就必然在體繫上要求人格權單獨成編。在民法典的制定過程中，我國民法學者大多主張，將侵權行為法單獨成編，在民法典中集中規定侵害各種民事權利的侵權責任。侵權責任，說到底旨在保護各項民事權利，這就需要首先在民法典的分則中具體規定各項民事權利，然後再集中規定侵權的民事責任，從而才能形成權利與責任的邏輯結合和體系一致。如果民法典還是一如既往地僅僅規定物權、知識產權等權利而不對人格權進行體系化的規定，顯然使侵權行為法編對人格權的保護缺乏前提和基礎。如果侵權行為法仍然象傳統的大陸法系的國家的侵權法那樣，對侵害人格權的規定不做重點規定，則侵權法獨立成編的意義就大打折扣，它也就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完整的侵權法。並且，大陸法系民法典如德國也不完全是在總則中規定人格權，在侵權法中也有人格權的內容，因此，與其在侵權中進行反向規定，還不如單獨集中地對人格權進行規定。

第五、人格權獨立成編是我國民事立法寶貴經驗的總結。 1986年的《民法通則》在民事權利一章（第五章）中單設了人身權利一節（第四節），這是一個重大的體系突破。我認為民法通則關於民事權利一章的規定為我國未來民法典整個分則體系的構建奠定了基礎。在「人身權」一節中，《民法通則》用8個條文的篇幅對人身權作出了較為系統和集中的規定。在「公民」和「法人」(第2章、第3章)、「民事責任」(第6章)中，都有許多涉及對人身權的確認和保護的規定。在一個基本法中，規定如此眾多的人格權條文，這在世界各國民事立法中是罕見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民法通則》將人身權與物權、債權、知識產權相並列地作出規定，這在各國民事立法中也是前所未有的，此種體系本身意味著我國民事立法已將人格權制度與其他法律制度相並列，從而為人格權法在民法典中的獨立成編提供了足夠的立法根據。民法通則所確立的體系，是其他國家的民法典難以比擬的立法成果，是已經被實踐所證明了的先進的立法經驗，也是為民法學者所普遍認可的科學體系。既然民法通則關於民事權利的規定已經構建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新的體系，並已經對我國民事司法實踐與民法理論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我們沒有任何理由拋棄這種寶貴的經驗。任何國家法制的發展都是長期實踐積累的結果，法制的現代化也是一個漸進累積的過程，無法一蹴而就，因此在制定中國民法典時，對現行民事立法的寶貴經驗，如果沒有充足的正當的理由就不應當拋棄，相反應當繼續加以保留。這就決定了我們應當在民法典的制定中將人格權獨立成編。

人格權、親屬權、繼承權、物權、債權，是現代社會所普遍認可的一些基本的民事權利，是民事主體參與正常的社會生活和經濟交往所必備的權利，而且其內涵都已經比較成熟，因此，有必要通過民法典而非一些單行法來確認。分則的權利體系應當以已經發展成熟、並且已經為社會生活廣泛接受或迫切需要的權利為基礎來構建，當然也應當為未來新的權利成長提供足夠的法律空間。

問題的關鍵在於，對於民事權利如何進行排列，從而合乎民法典體系的邏輯性。我認為，確立這一體系，應當著眼於以下思路：首先應當強調人格權應當優先於財產權的基本理念，因此，人格權應當置於民事權利之首。人格尊嚴、人身價值和人格完整，應該置於比財產權更重要的位置，它們是最高的法益。因為一方面，現代民法要充分體現人本主義得精神，強調對個人的終極關懷，因此應當將就個人利益而言更為重要的人身利益置於財產利益之前，優先保護。另一方面，財產權與人格權相比較，畢竟不如人格權那樣對個人更為重要。試想如果生命、健康、自由都不能得到保障，所謂「萬貫家財」又有何用？還應當看到，人格權財產是個人的，但人身安全、人的尊嚴等涉及社會利益。這正如美國侵權法重述第85節認為，「人類生命和肢體的價值不僅屬於他個人，而且屬於整個社會。因此其價值高於土地佔有者的利益。」在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民法草案之中，將物權法置於民法典分則中的各編之首，這主要考慮到民法通則第五章「民事權利」中的體系，在該章中首先規定了物權的內容，因此立法機關最終將物權放在分則中的各編之首，我認為這種體例雖然不無根據，但從理論上說仍然值得商榷。畢竟物權與人格權相比，人格權更為重要。其次，與人身有密切聯系的權利優先於一般財產權。因此，有關親屬權、繼承權也應當優先於物權債權等財產權。有關婚姻家庭的規定與人格權同屬於人身關系的范疇，兩者具有更密切的聯系，所以將其置於人格權之後、財產權之前有一定的道理。第三，關於物權與債權的關系，民法典草案將物權置於債權之前是比較科學的，畢竟物權是產生債權的前提，只有在產權明確的情形之下才能發生交易關系。第四，關於債權的概念，我國民法典草案未設立獨立的債權總則，有關債的概念和合同之外的幾種債的形式（不當得利和無因管理）是在總則中的民事權利一章中規定的。我認為，在侵權行為法獨立之後，尤其在我國合同法總則已經非常充實和完備的情況下，沒有必要再規定與合同法總則大量重復的債法總則。但從民法典體系構建考慮，物權是與債權相對應的概念，物權法已經獨立成編，債權法也應當獨立成編，當然，有關債權的總則應當盡量簡化，可以考慮對合同法總則中沒有規定的內容作一些補充性的規定。按照這樣一個邏輯順序，民法典的分則體系應當為人格權、親屬法、繼承法、物權、債權總則、合同法的一般規定。

在民法典分則關於民事權利的各編之後，應當規定一個對各類民事權利加以保護的侵權責任編，這就需要將侵權法獨立成編。從表面上看，規定獨立的侵權責任編似乎與以法律關系理論構建民法典分則的做法相沖突，因為總則規定了主體、客體與行為，而分則應以法律關系的內容及權利展開，如果增加民事責任制度，似乎分則的體系就形成了與總則不和諧的現象，即分則以雙重標准展開。我認為，以法律關系理論構建民法典分則體系的思路並未因增加獨立的侵權責任編而受到破壞。因為：一方面，法律關系的要素，不僅僅應當包括主體、客體、行為及內容還應當包括責任，因為責任既是對民事權利侵害的結果，也是違反民事義務的後果，沒有責任就沒有權利，沒有義務的違反也不會產生責任，因此既然規定民事權利與民事義務就必然要規定民事責任。所以在分則體系中詳細列舉了各種民事權利之後，再規定完整的侵權責任制度這在邏輯上是更為嚴謹、自恰的，可以更為清晰完整的表現一個民事法律關系產生、發展的過程。反之，僅規定權利而無責任，無法確定對權利的救濟措施，法律關系的要素並不完備。另一方面，由於我們已經在總則中規定了民事責任的一般規定，例如各種民事責任的共性問題已經在總則作出了規定，因此在分則中規定侵權責任可以與總則遙相呼應，在民法典中構建一個完整的民事責任體系。侵權行為是對各種民事權益侵害的結果，所以侵權行為法應當置於各種權利之後。在民法典分則中先列舉各類民事權利，然後規定對民事權利的保護措施，即侵權責任制度，這也是符合邏輯順序的。

注 釋：
1、王澤鑒：《民法總則》，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6頁。
2、陳棋炎著：《親屬、繼承法基本問題》，台灣三民書局1980年版，第3頁。
3、 拉倫茨《法學方法論》，第356頁。
4、Lawrence M. Friedman, The Law of The Living, The Law of The Dead: Property , Succession, and Society, 1996 Wis. L. Rev. 340.
5、參見董安生：《民事法律行為》，前言，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作者簡介：1960年出生，湖北省仙桃人。第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財經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民法起草小組」成員。

❽ 怎樣構建民法體系

構建民法體系的方法：
1、第一，增強民法學研究的本土性。
民法雖然具有相當的普適性特徵，但其本質上仍根植於不同國家的社會、經濟條件和文化傳統。因此，民法學研究不可避免的具有相當強的本土性，這尤其表現於民事主體、物權、人格權、婚姻和繼承等制度。由此，民法學內容和體系的構建也一定要從本國的國情和實際需要出發，立足於中國的現實，著眼於解決實際需要。
2、第二，提升民商法學研究的國際性。
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我們的民商法學研究必須具有國際視野。一方面，我們要廣泛借鑒國際上兩大法系的先進經驗，服務於中國問題的解決。另一方面，我們要有廣闊的視野，開放的胸襟，不能成為「井底之蛙」，我們要從國際視野的角度來把握民商法學的發展趨勢。此外，我們還應當加強與國外民法學者的對話和合作，未來中國民商法學應走向世界，在國際舞台上爭奪話語權，參與國際規則的制定，為世界范圍內民商法學的發展作出自己的貢獻。
3、 第三，注重研究方法的多樣性。
過去我們的研究方法比較偏重於法律本身的解釋，過多依賴邏輯解釋方法，導致在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方面存在某些缺陷。發現問題是解決問題的前提，唯有發現真實存在的問題，才能發展出真正有用的學問。為此，我們應當提倡在未來的民商法學研究中加強實證研究，廣泛的運用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例如鼓勵多開展實地調查，抽樣分析等，致力於把握法律在社會現實中的實際運行狀況和社會效果，發現從「紙上的法」向「行動中的法」轉化的規律，揭示各種利益沖突和糾紛的解決機制及社會正義的實現途徑。
此外，我們應當注重民商法學與其他法學學科以及法學以外的其他的人文社科之間的有效溝通和交流，避免形成「隔行如隔山」的學科封閉和知識割裂。法學學科的發展還必須加強法學內部各學科的知識融合，加強法學學科與其他學科的知識融合，唯有如此，法學才能形成知識有機關聯的學科體系，才能真正融入整個社會科學知識系統之中。

❾ 如何構建我國的民法體系（請簡短回答要點）

構建民法體系的方法：

1、第一，增強民法學研究的本土性。

民法雖然具有相當的普適性特徵，但其本質上仍根植於不同國家的社會、經濟條件和文化傳統。因此，民法學研究不可避免的具有相當強的本土性，這尤其表現於民事主體、物權、人格權、婚姻和繼承等制度。由此，民法學內容和體系的構建也一定要從本國的國情和實際需要出發，立足於中國的現實，著眼於解決實際需要。

2、第二，提升民商法學研究的國際性。

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我們的民商法學研究必須具有國際視野。一方面，我們要廣泛借鑒國際上兩大法系的先進經驗，服務於中國問題的解決。另一方面，我們要有廣闊的視野，開放的胸襟，不能成為「井底之蛙」，我們要從國際視野的角度來把握民商法學的發展趨勢。此外，我們還應當加強與國外民法學者的對話和合作，未來中國民商法學應走向世界，在國際舞台上爭奪話語權，參與國際規則的制定，為世界范圍內民商法學的發展作出自己的貢獻。

3、 第三，注重研究方法的多樣性。

過去我們的研究方法比較偏重於法律本身的解釋，過多依賴邏輯解釋方法，導致在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方面存在某些缺陷。發現問題是解決問題的前提，唯有發現真實存在的問題，才能發展出真正有用的學問。為此，我們應當提倡在未來的民商法學研究中加強實證研究，廣泛的運用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例如鼓勵多開展實地調查，抽樣分析等，致力於把握法律在社會現實中的實際運行狀況和社會效果，發現從「紙上的法」向「行動中的法」轉化的規律，揭示各種利益沖突和糾紛的解決機制及社會正義的實現途徑。

此外，我們應當注重民商法學與其他法學學科以及法學以外的其他的人文社科之間的有效溝通和交流，避免形成「隔行如隔山」的學科封閉和知識割裂。法學學科的發展還必須加強法學內部各學科的知識融合，加強法學學科與其他學科的知識融合，唯有如此，法學才能形成知識有機關聯的學科體系，才能真正融入整個社會科學知識系統之中

❿ 1、環境侵權民事責任體系應如何構建

環境侵權是一種特殊的民事侵權行為，其民事責任構成要件與一般民事侵權構成要件有著密切的關系。我國民法理論一直公認侵權責任由四要件構成，但各要件的具體問題尚存爭議，筆者看來，侵權責任三要件說較為合理。《民法通則》第106條第2款規定：「公民、法人由於過錯侵害國家的、集體的財產，侵害他人財產、人身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從這一規定中可推導出的責任要件只有三項：過錯、損害、過錯與損害之間的因果關系。
一、違法性不能成為環境侵權民事責任的構成要件
我國民法理論一直把「違法」作為侵權責任要件，這不盡合理。一則其不符合現行的民法規定，二則因其不利於操作，易使許多致人傷害的行為人因其行為的違法性難以確認而被免責。這一點在環境侵權中表現尤為明顯。在確定當事人的某一行為是否屬於污染環境的行為時，是否只有違反法律規定的標准才被認為是污染環境的行為?我國民法通則與環保法的規定是有矛盾的。根據民法通則第 124條之規定，污染環境的行為應當是「違反國家保護環境防治污染灼規定」的行為，而環保法第41條第1款之規定中並無此項規定，正如常見的河流污染案例那樣，幾個企業都按標准同時向河中排污，結果導致卜游魚苗死亡，這里的違法性要素何在?這種情況能說不是環境侵權?可見，違法性在環境侵權中並不十分必要。如何解決民法通則第 124條和環保法第41條第1款之間的矛盾?筆者認為，民法通則第124條所稱的「國家保護環境防治污染的規定」，是指我國環保法及相關法律、法規所確定的基本原則、規則和制度，而不是指具體的某一排污標准；它所解決的是法律適用的問題而不是行為標准問題，即凡污染環境致人損害之案件，應適用環境保護法等專門法律法規；排污超過標准污染環境致人損害，無疑應當承擔民事責任並承擔相應的行政和刑事責任；即便排污沒有超過規定標准，但污染環境致人損害，也應承擔民事責任。綜上所述，在環境侵權民事責任的構成要件上，違法性只是其中一部分行為性質，並不必然具有廣泛性。因此，它不能成為環境侵權民事責任的構成要件。
二、環境侵權民事責任的構成要件
按照侵權構成要件的理論，筆者主張環境侵權民事責任構成要件有三：1、污染環境的行為；2、損害；3、污染環境的行為與損害之間的因果關系。
(一)污染環境的行為。污染環境的行為具有復雜性、漸進性、多樣性的特點。在「污染環境的行為」要件中，如前所述違法性從總體上講不是污染賠償的必要條件，但這一因素將影響賠償數額的認定。作為環境污染損害賠償的污染環境行為，一般情況下是違法的，特殊情況下是不違法的。所以應適用無過錯責任原則，建議《民法通則》第 124條在保留原過錯推定責任的基礎上，補充「沒有違反法律規定而造成他人損害的，也應承擔民事責任」的規定。由於環境污染損害賠償採用無過錯責任原則，所以在其民事責任構成要件中只提「污染環境的行為」，而未提及「過錯」，這點應與普遍侵權相區別。環保法中之所以實行無過錯責任原則，概括起來，主要源於以下原因：首先，環境污染是現代工業的產物，即使企業無過錯，也會給他人造成損害。污染的後果不僅僅是造成財產或經濟損失，危害人體健康和生命，它還威脅到人類的生存和社會的發展。其次，由於現代企業的高度專業化和復雜化，加上人類科技發展水平的限制，受害人很難證明致害人的過錯。第三，從法律的公平和公正原則出發，環境污染的行為者大多是企業。從一定意義上講，造成污染的企業獲利是建立在污染環境和給他人造成一定危害的基礎上的，故而，適用無過錯責任原則，由致害人賠償受害人的損失是公平合理的。同時，現代保險業的發展使得企業可以通過購買保險將風險轉移給保險公司，從而既轉移了自己的賠償責任，又可保障受害人得到足夠賠償。第四，在環保法中適用無過錯責任原則，不僅有利於保護受害人的合法利益，而且可以推動和促使污染單位積極主動地採取措施防止環境污染，改善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環境。
(二)損害。環境污染中的損害，是受害人因接觸或暴露於被污染的環境而受到的人身傷害、死亡以及財產損失等後果。環境污染致人損害，其損害的後果既有與其他侵權行為所造成的損害相同的共性，也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共性表現為，它是侵害合法民事權益的後果，具有客觀真實性、確定性和法律上的補救性。損害的特殊性包括：1、潛伏性，多數侵權行為所造成的損害後果，都在損害發生時或者發生後不久即顯現出來，但環境污染致人損害則不盡然。只有部分環境污染致人損害的後果較快顯現，而大多數環境污染致人損害的後果，尤其是損害他人健康的後果要經過較長的潛伏期才顯現出來。2、廣泛性。多數環境污染致人損害的案件，其損害部具有廣泛性的特徵，表現為受污染地域、受害對象、受害的民事權益十分廣泛。關於損害事實的認定及賠償，從審判實踐看，環境污染致人損害，既有財產損害，也有人身損害，但目前所受理的環境污染致他人損害的案件，大多是有關人身損害及其賠償。因此，因環境侵權產生的損害賠償，無論在范圍、內容和金額方面，都將有明顯擴大的趨勢。
(三)因果關系。傳統的民事責任要求違法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有因果關系。由於環境民事侵權不以違法行為為構成要件，因此，其應為致害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它是致害人承擔民事責任的必要條件。但是，在環境污染的損害賠償中，由於這種因果關系的認定比較困難，因此，在審判實踐中，應以因果關系的推定原則代替因果關系的直接、嚴格的認定。
因果關系的推定，即在確定污染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時，如果無因果關系的直接證據，可以通過間接證據推定其因果關系。之所以要適用推定原則，是由這種因果關系的復雜性決定的。第一，環境違法行為的形式復雜多樣，同一危害後果可能由數個不同的行為引起，而且絕大部分環境危害後果的發生，是由環境違法行為和污染物的作用過程共同完成的，後者在法律上應認為是環境違法行為的繼續，環境違法行為不是即時完成的，而是持續漸進的，使得其違法行為的實施與危害後果的發展時間間隔較長，其因果關系具有不緊密性和隱蔽性，證據也易滅失。第二，由於人力、物力和科學技術的局限；要查明環境違法行為與危害後果之間的關系尚非力所能及。如果處理環境案件仍要求有嚴密科學的因果關系的證明，並按通常的訴訟程序去查證因果關系，就會拖延訴訟時間，使受害人無法得到及時的賠償。第三，在確定因果關系時，多因一果的現象經常出現，如數家工廠向同一河流排污，河水被污染致使飲用該河水的居民感染疾病。在這種情況下，受害人很難或根本無法證明誰是致害人，他只需證明分別存在時間、地域和致害物質的同一性，則可成立共同侵權行為的推定。這種推定允許被告提出反證，即如果任何一個被告能夠證明自己未在同一時間、地點排污，或排污為另一物質，則不承擔共同侵權的責任。承擔共同侵權責任的致害人，應按照排污量的比例分別承擔賠償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