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述宋

㈠ 求簡答題：簡述宋朝監察制度的特點。

淺析宋朝監察制度
李曉東
[摘要]宋朝的行政監察制度相對完善，並形成了一套從中央到地方嚴密監察網路，其行政監察制度的建立對現在仍有重要的借鑒意義本文將研究宋朝行政監察制度的內容，分析其建立的原因並提煉出其對當今的借鑒之處
[關鍵字] 宋朝 行政監察
就中國歷史發展的進程而言，宋朝是上承隋唐下啟明清的一個封建朝代，也是中國封建社會從此由繁榮的高峰逐步走向晚期的標志，由於宋朝是結束了數百年的大分裂而建立起來的一個封建專制政權，因此，改革政治，強化政權，是北宋政治史上最為引人注目的現象，這種政治體制改革的指導思想反映在行政監督制度上，必然是皇帝對監督制度建設的高度重視。
一、宋朝行政監察制度的主要內容
1.中央的行政監察機構。
宋代的監察機關沿襲唐制，設御史台為國家最高監察機關，「掌糾察官邪，肅正綱紀大事則廷辯，小事則奏彈」。在官職設置上，御史大夫由於官高因此並不實授，通常只作為加官授予朝臣，用以表彰其功績或勤勉，因而御史中丞便成為了御史台的最高長官，掌判台政。
御史台下分台院、殿院、察院。三院分置侍御史一人，殿中侍御史二人，監察御史六人。在分工上，侍御史在元豐改制前例兼知雜事的差任，以御史台副長官的身份，輔佐御史中丞處理台務。元豐改制始命侍御史不兼知雜事的職務，但是仍然保留其御史台副長官的身份，專門掌貳台政。殿中侍御史領導殿院，「掌以儀法，糾百官之失」監察御史則統率察院，「掌分察六曹及百司之事，糾其謬誤，大事奏劾，小事則舉正」，監察御史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官職，負責對吏、戶、刑、兵、禮、工的監察。監察御史的任職在唐代由宰相任命或者薦舉，但到宋朝，改為由皇帝親自任命。這顯然是皇帝為了加強對百官的監察，以進一步鞏固皇權 從監察御史可以糾舉宰相的規定，可以佐證這一點。
此外御史台內還設有主簿和檢法各一人，主簿的工作主要是受理公務，啟封文書，監督失責，審核簿書等事宜；檢法則負責檢核法律條款，有時也參與刑事案件的審理 兩者皆是御史台的主要屬吏，照例通常都是由御史台長貳辟舉，僅哲宗時一度變更舊法而到了崇寧初年又恢復原制 南宋時仍然沿用不改，只是偶爾會出現御史台正副長官皆空缺，而改由殿中侍御史奏辟的特殊變通情形。主簿和檢法雖然在行政編制上只是屬吏的身份，但是由於其「往往是正任台官的直接候補者」，因此，也頗為時人所重視的，很多的士大夫都把這兩個職務當成是日後升遷的基石
為了確保御史具有一定的實踐工作經驗，更好地行使監察權，宋朝規定，只有擔任過兩任縣令者，才有資格擔任御史。這在宋以前的歷朝法律中是沒有的宋初，御史可以在沒有一定證據的情況下奏彈百官，奏彈失實也不必承擔任何責任，而且明確規定御史必須每兩個月向皇帝奏事一次，謂之「風聞彈人」。至宋仁宗時設例限制風聞彈人，且奏彈失實的，要承擔一定的法律責任。宋初還在唐朝諫官的基礎上，於門下省設立諫院，但其主要職掌不是規諫君主，而是舉發臣下的不法行為和對政府各部門的措施提出「諫正」。諫院和御史台並稱「台諫」隨著御史職權的加強，也兼負起規諫之責，逐漸產生了台諫合一的趨勢。
2.地方的行政監察機構。
宋朝對地方官的監察也是相當重視的。為防止地方勢力擴大，重生藩鎮之禍，宋朝多次削減地方權力如減少地方財政權，收回地
方司法權，集中地方官員的任命權，最後形成了地方的一切權力均由皇帝統管，地方官員一律由朝廷任命的局面。為了牽制州郡行政長官，宋另設「通判」一職通判系州監察官，專門從事監察地方官員及其所屬的部吏。
宋朝對地方政府的監察則採取監司出巡，按察州縣的制度。北宋時，取法巡院之意，置諸路轉運使，致使地方行政區劃發生監察大區路向行政大區的過渡北宋諸路轉運使的職掌。設置與理事特點與唐代巡院的繼承關系十分清楚，因其職在 問民疾苦，察吏臧否，故稱監司。宋代監司並不像唐朝那樣是單一的體制，而是多元監察體制，各路四司互不統屬，官署治所也不同在一地。各司在行政職能上各有偏重，但都有監察職能，互相牽制，互相監察。一些設在邊鎮要塞之處的路則設經略使或安撫使，乃為軍事區，均高居於州縣之上
監司的職能廣泛，但以刺舉為主。刺舉的對象包括地方行政的方方面面，其職能主要包括刺舉貪贓枉法者，察舉不盡職不盡責者，察舉昏庸無能、年老病弱和怠惰政務者，舉劾稅收中的違法行為，按劾殘害百姓者，負責部內官員的考課，薦舉官員，參預並監督地方刑獄案件的審理，參預管理和監督地方財政，向朝，參預地方防災 救災和興修水利等民政管理事務，督促外州縣官勸農民及時耕種，還要負責鎮壓本路的農民起義等 各監司機關兩年內要巡察所轄地方一遍，後改為一年一巡，遇到災荒還要不時奉詔出巡 監司出巡還訂立了種種約法，以免與州縣官勾結或利用出巡之機向百姓肆意勒索。
3. 行政監察立法及行政監察思想
宋朝的行政監督立法因隨鞏固皇權的需要而不斷擴大，其內容主要集中在《慶元條法事類》和《宋大詔令集》，同時還有以地方為重點的監察立法，包括《宋刑統御史台儀制》、《監司互察法》。它集中規定了監察官的職責和被監察者違反處置辦法，也對監察官行使監察權作出了必要的限制
宋朝的行政監察制度反映出了其行政監察的主要思想。其一是「振舉綱紀，糾彈姦邪」，表現在宋朝的監察范圍大而廣，上自皇帝，下至百姓，確立了一系列的原則規范，在全國鋪織了上下縱橫嚴密的監察網，對違法的官員嚴懲不貸；其二是「制衡相權，防範臣下結黨」，從監察御史可以糾舉宰相，對地方官員的嚴厲監察不難看出這一點；其三是「重視納諫，以廣聖聰」，宋太祖「勒不殺士大夫之誓以昭示子孫，終宋之世，文臣無歐刀之辟」，為諫諍君主者提供了寬松的環境，「言事之臣或得責，大不過落一官，其次居散地而已「。
二、宋朝行政監察制度建立的原因分析
1.宋朝監察制度的建立歷史背景原因
在宋代之前，門閥貴族是主宰中國的重要政治力量，庶族文士只能在皇權和門閥貴族勢力的夾縫間艱難生存，難有作為。唐末五代中原陷入了長久的戰亂之中，軍閥之間的混戰雖然從根本上摧毀了門閥貴族的勢力，但是在紛擾的亂世間，武力決定一切，於是武夫們紛紛擁兵自重，跨州帶郡，窺視神器。而文士們往往成為武夫的附庸，處境頗為尷尬。公元960年宋朝興起之後，宋王朝統治者吸取了五代十國的經驗教訓，對於武人懷有很深的警惕之心，並確立了一系列制度加以防範，其中最根本的一條就是「以文抑武」。在宋代帝王看來，最壞的文臣不過只是貪贓枉法，弄權營私而已，可是最壞的武臣卻可能會奪人天下再想到自己祖先建國時的經歷，讓君主們不寒而慄。在這樣的背景下，宋朝建立了一套以御史台為中心的監察制度，委文人士大夫以重任，並為他們提供了相對寬松的諫言環境。
2. 強化專制皇權的內在需求
國家設置官僚的目的在理論上是為了讓他們為君主服務，為天下蒼生服務，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官員在口口聲聲報答君恩，不負蒼生的宣誓下，卻顯然更願意相互服務，雖然他們之間並非沒有權力上的斗爭和牽扯，但是倘若一旦整體的利益受到侵犯，即使這種侵犯來自君主，也往往遭到官僚集團的集體反對，因此對於君主而言，官僚集團這種自成派系的傾向是其揮之不去的夢魘，倘若官僚集團中恰恰又出現了足以左右輿論，深孚人望的強勢者那情況就會變得更加的糟糕因此，代表最高權力的君主不得不持續長久地從事「反對官僚擴張其私人利益的斗爭」
3. 儒家意識形態的影響
儒家思想戰勝了諸子百家的理論，從漢朝開始，就成為統治全國的指導思想，時代愈是往前發展，統治者對他的依賴程度也愈大。為了統合帝國，維系王朝的需要，歷代君主無不尊崇儒學，以儒學治天下。儒學中有大量的關於「忠」這一概念的闡釋和強調，但是即使是「忠」這一概念也決非意味著對君主的絕對服從，對於士大夫官僚集團而言，「忠」不是一種「僅強加於他們自己的片面義務」。事實上，皇帝在接受臣下的盡忠之時，也負有分清忠臣和姦臣的義務，即所謂「親賢臣，遠小人」，「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同時，儒學通過將忠這一概念的道德化，將諫諍直言等行為定義為「忠」，君主對這一概念必須接受，承認做出如此行為的人是忠臣。在宋代，從皇帝到官僚都諳熟孔孟之道，因此要建立一套制度給與不同層級人都可以「盡忠」，即皇帝可以廣納諫，臣民能夠「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三、宋朝行政監察制度對現在的借鑒意義
第一，從思想上充分認識加強和完善行政監督制度的重要性。
宋朝皇帝十分重視監察制度和監察機構得建設，懂得以權力制約權力之道 行政監察制度的運作之所以能夠長期延續下去，主要是因為權力的相互制衡。以監察權制衡相權，以相權制約監察權，兩者之間的權力最終在皇權手中得到平衡，這樣皇權專製得以延續，從而實現了社會的穩定和發展。在當前得社會形勢下，為保障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得順利進行，必須進一步加強和改善現行的行政監察體制。為此，首先是必須在思想上充分認識加強和完善我國行政監察制度建設的重要性與緊迫性。
第二，保證監察機關的獨立性，確保監察官員獨立行使監察權。
監察機關的相對獨立，是宋代御史在監察運作機制上的一個重要特點。在封建專制制度下，皇帝為了維護皇權，限制官權，防止大臣們犯上作亂、貪贓枉法。 在加強中央集權和君主專制的同時，不斷調整和完善行政監察體制，使監察機構獨立於行政系統之外，由皇帝親自控制所有監察活動這樣為監察官員獨立行使監察權提供了組織上的保證，避免了行政系統對監察系統的控制，從而使行政監察活動免受行政官員的干涉，有利於行政監察效能的更好發揮。
第三，形成嚴密的監察機構體系要全面發揮監察機構的作用，必須建立起嚴密的監察體系。
借鑒宋朝歷史經驗，監察機構形成了一種以御史台或都察院為主體的多層次 多元化的網路嚴密的全方位監察體制。因此，我國在設置監察機構時，要把中央監察機構與地方監察機構相結合，要把一般監察機構和專門監察機構相結合，要把長設監察機構和臨時監察機構相結合，特別是要發揮出專門監察機構和臨時監察機構的作用同時也要避免因機構設置過多帶來的機構臃腫、行政效率低下的問題。
[參考文獻]
[1]章劍生著:《行政監督研究》人民出版社， 2001.
[2]王宏彬著《我國古代行政監察制度的歷史嬗變》黑龍江社會科學,2002.

㈡ 宋代的政府組織是怎麼樣的

甲、宋代中央政府

在漢唐宋明清五個朝代里，宋是最貧最弱的一環。轉從政治制度上看來，也是最沒有建樹的一環。此刻先講宋代的中央政府，還是從相權講起。論中國政治制度，秦漢是一個大變動。唐之於漢，也是一大變動。但宋之於唐，卻不能說有什麼大變動。一切因循承襲。有變動的，只是迫於時代，迫於外面一切形勢，改頭換面，添注塗改的在變。縱說它有變動，卻不能說它有建立。宋之於唐，只好說像東漢之於西漢，有事而無政。有形勢推遷，而無制度建立。

乙、相權之分割

宋代的相權，較唐代低落得多。宋代也有三省，實際上只有中書省在皇宮里，門下尚書兩省都移在皇宮外面了，故亦只有中書省單獨取旨，稱政事堂。又和樞密院同稱兩府。樞密院是管軍事的，本是晚唐五代傳下的一個新機構，宋人不能糾正，把它沿襲下來，成為一重要官職。中書則為丞相，地位獨重。門下尚書兩省長官不再預聞政府之最高命令。然中書和樞密對立，也就是宰相管不著軍事。

再論財政：宋代財政，掌握在三個司，司本是唐代尚書六部下面的官名。但唐代自安史亂後，往往因財政困難，而甚至有宰相自兼司職的。宋代又因其弊而不能革，卻變成政府財權專落在司的手裡。所謂三司——第一是戶部司，第二是鹽鐵司，第三是度支司，度支即是管經濟出納的。在唐代，有宰相親自兼領尚書的一個司，如鹽鐵、度支之類，為對財政問題直接處理方便起見，此雖不可為訓，究竟是由宰相來親握財政大權，還可說得去。而宋代，則此三個司的地位提高了，獨立起來掌握著全國的財政，這是極不合理的。所以王荊公為神宗相，想要變法推行新政，第一措施，便是設立制置三司條例司，把戶部、鹽鐵、度支三個衙門，重新組織起來，統一到那個新衙門（即制置三司條例司）里。這一措施，在荊公是想把財政大權重新掌握到宰相手裡，正如唐代之由宰相來兼領司職。司馬溫公對此極表反對，他說，財政該由三司管，三司失職，可以換人，不該讓兩府侵其事。這里卻見到荊公溫公對當時制度上之一種歧見。荊公之意，是想把財政大權仍隸屬於宰相，這屬制度問題，非人事問題，與當時三司長官之稱職不稱職不相干。荊公是想重新釐定三司許可權，要把當時所謂中書治民樞密主兵三司理財的軍民財政之職權三分重新綰合。溫公則主一仍舊貫，只著眼在人事上，並非著眼在制度上。若就制度論，則軍民財職權三分，到底是不合理想的。

再次說到用人：向來政府用人，本該隸屬宰相職權之下。什麼人該用，什麼官該升，這是宰相下面尚書吏部的事，宋代卻又另設一個考課院。考課就等於銓敘，後來改名審官院。又把審官院分東西兩院，東院主文選，西院主武選。又別置三班院，來銓衡一輩內廷供奉及殿直官。如此則用人之權，全不在宰相。這是宋初皇室在一種自卑感的私心下，蓄意要減奪中書宰相職權而添設的。如是則不僅宰相和唐制不同，就是尚書成為行政總機關的制度，也都破壞了。

丙、君權之侵攬

以上指述宋代軍事，財政，用人三權都有掣肘，都分割了，這顯見是相權之低落。相權低落之反面，即是君權提升。即以朝儀言，唐代群臣朝見，宰相得有座位，並賜茶。古所謂「三公坐而論道」，唐制還是如此。迨到宋代，宰相上朝，也一同站著不坐。這一類的轉變，說來甚可慨惜。但歷史演變，其間也不能僅歸罪於一切是黑暗勢力之作祟，或某某一二人之私心故意作造出。宋太祖在後周時，原是一個殿前都檢點，恰似一個皇帝的侍衛長。他因緣機會，一夜之間就作了皇帝，而且像他這樣黃袍加身作皇帝的，宋太祖也並不是第一個，到他已經是第四個了。幾十年中間，軍隊要誰作皇帝，誰就得做。趙匡胤昨天還是一殿前都檢點，今天是皇帝了，那是五代亂世最黑暗的表記。若把當時皇帝來比宰相，宰相卻有做上一二十年的。相形之下，皇帝反而不像樣。試看五代時，又哪幾個皇帝獲得像馮道般的客觀地位與受人尊崇呢？然而皇帝到底該是一皇帝，他是一國之元首，皇帝太不像樣了，其他一切官，會連帶不像樣。現在要撥亂反治，尊王是首先第一步。而且皇帝的體統尊嚴不如宰相，也易啟皇帝與宰相之間的猜疑。據說當時宰相是為了避嫌起見，為了表示忠誠擁戴新皇帝起見，所以過自謙抑，遜讓不坐，這樣才把政府尊嚴皇帝尊嚴漸漸提起，漸漸恢復了。就事論事，這也該有可願。固然這也是當時大臣不知大體，又兼之以一種心理上的自卑感，才至於如此。若使在唐代，由門第傳統出頭的人來處此局面，他們決不會如此干。又像西漢初年一輩朴訥無文來自田間的人，也不會如此。那是晚唐五代進士輕薄傳下的一輩小家樣的讀書人，才如此做。但他們當時的用心，終還是可原諒的。不過事情隔久了，這事情演變之本原意義忘失了，後人便只見得皇帝之尊嚴與宰相之卑微了。

其次講到皇帝詔書，此乃政府最高命令。在唐代歸宰相中書省擬定，此種擬稿叫做熟擬，亦稱熟狀擬定。熟狀擬定是詳擬定稿的意思。中書熟擬送呈皇帝，皇帝只親攬了在紙尾批幾句，用皇帝御印可其奏，此謂之印畫。經此手續後，便可降出奉行。此項手續，其實是宰相出旨，只求皇帝表示同意就算。用現代話說，皇帝在政府所下的一切最高命令有他的同意權。到宋初，宰相為避嫌，為推尊皇帝，為使皇帝的威望地位抬高，遇政府定旨出命，先寫一??子，這是一種意見的節要，對於某事提出幾項意見，擬成幾條辦法，送由皇帝決定，所謂「面取進止」。然後宰相再照皇帝意見正式擬旨。所以宰相面取進止的詔文，僅是一種草案或條陳，而不再是定旨出命的定稿，這與唐代宰相之熟擬相差就很大。宋代的最高政令之最後決定權在皇帝，而不在宰相，至少皇帝就不僅有同意權，而有參加意見之權了。宰相不過是奉命行事，所以君權就重，相權就輕了。再說，政府的一切重要指示，本來也並不全要有皇帝詔敕行之的。在唐代，政事堂號令四方，其所下書曰堂帖，宋初還有此制，當時並謂堂帖勢力重於敕命。但後來便有詔禁止，中書不得下堂帖，於是改用??子指揮。其實??子也還如堂帖。後來有一地方官，不服中書處分，把原??封奏，太宗大怒，令公事須降敕處分，即用??子，亦當奏裁。這不是宋代一切政令之決定權便全歸了皇帝嗎？這一制度，到神宗時，還是廢了，仍許用??子。據此諸點，可證宋代宰相之失職。

然而我們也不能因此便聯想到像我們現代所說的中國傳統政治只是獨裁與專制。宋初有一件故事，宋太祖時，遇某官出缺，他叫宰相趙普擬名，趙普擬後交給太祖，恰好這人是太祖平時最討厭的，他憤然說：「這人怎好用」，就把這名紙撕了，擲在地。趙普不做聲，把地上廢紙撿起來藏了。過一兩天，太祖又要趙普擬，趙普早把前日撿起的破紙用漿糊黏貼了攜帶身邊，即又把這紙送上。太祖詫問：「如何還是此人」，趙普答道，據某意見，暫時更無別人合適。太祖也悟了，點頭說：「既如此，便照你意見用吧！」

我們講到這一故事，還可想像趙普到底還有一些宰相大臣傳統的風度。但實際上，趙普並不是一個道地讀書人，只因宋太祖信賴他，同時也並無其他像樣人物，他才做了宰相。在他做了宰相以後，太祖還時時告誡他，說你做了宰相，該抽空讀書，所以他才讀《論語》。後來人卻說趙普以半部《論語》治天下，大概他讀《論語》，也沒有好好仔細讀。然而趙普卻已是宋代開國一好宰相，即就前講故事便可見。這並不是趙普個人如何般傑出，這只是一個傳統的歷史習慣該如此，當如此，而趙普也如此了。那時相權雖低，我們仍該根據歷史事實，不能單憑自己想像，罵中國傳統政治全是帝王專制與獨裁。而且宋王室家訓相傳，要盡量優假士人，不許開誅戮朝官之戒。而北宋諸帝，也比較無暴虐，無專擅。宋代制度之缺點，在散，在弱，不在專與暴。直到南宋寧宗時，已快亡國，皇帝時時下手條，當時稱為御札，還激起朝臣憤慨，說事不出中書，是為亂政。可見宋代相權，還有它傳統客觀的地位。我們此刻只根據歷史來說宋不如唐，所謂宋代宰相失職，一切仍是制度問題。並不是只有皇帝專制，更不要制度。

丁、諫垣與政府之水火

現在再講到宋代的檢察官：其先在漢代，監察權由副宰相御史大夫來行使。當時御史大夫的監察范圍，外面是中央地方內外百官，內面是王室和宮廷，全屬御史大夫監察權所及。御史中丞是一個副御史大夫，這是專門監察王室和宮廷的，也可說是監察皇帝的。另一御史丞，則監察政府，不論中央地方都在內。故就職權分配言，御史大夫是宰相的耳目或副手。宰相發命令，副宰相則幫他監察。那時宮廷和朝廷，既是一體受宰相之節制，自然監察權也要內及宮廷了。後來御史退出皇宮，單獨成為御史台，其職權便只限於監察政府，而沒有監察皇帝和宮廷的權。但政府官職中，還是有監察皇帝的，這叫做諫官。諫官也遠自漢代便有，如諫議大夫之屬，在漢屬光祿勛。就其官職名義，便是專叫他追隨皇帝，在皇帝近旁，專來諫諍和諷議皇帝的言行。光祿勛乃九卿之一，隸屬於宰相，則諫議大夫當然是宰相的下屬。及到唐代，此種諫官，都屬於門下省，和前面講過掌封駁的給事中同屬一機關，如諫議大夫、拾遺、補闕之類都是。大詩人杜甫就做過拾遺。這些官，階位並不高，亦無大權，但很受政府尊重。大抵是挑選年輕後進，有學問，有氣節，而政治資歷並不深的人充任。他們官雖小，卻可向皇帝講話。「拾遺」如東西掉了重新撿起，這是指皇帝遺忘了什麼，他可以提醒他。「補闕」是指皇帝有了什麼過失、要替他彌補。此外還有司諫、正言等，總之正名定義，他們都是專向皇帝諫諍過失的。唐制，皇帝朝見文武百官後，通常沒有特殊事情，很快就散朝。散朝後，皇帝另和宰相從容討論，這時候旁人不得參加，而門下省的諫官們獨在例外，他們長得隨從宰相參加列席。這因宰相有時有不便同皇帝直接講的話，卻可讓這些小官口裡講。皇帝若生氣，也無法直接對宰相。他們講的對，固然好，講錯了，也無妨大體。因為他們的名義就是諫官，本來要他們開口講話。他們人微言輕，階位不高，講差話也自可願。所謂言者無罪，聽者足戒。有他們隨從在宰相身旁，宰相可免同皇帝直接沖突，而宰相要講的話，卻由他們口裡講了，這是政治上的一種技術問題。這些技術，當然也由於一種理想之需要而生。所謂理想需要者，便是君權相權間之調節。這一關系如下：

皇帝——>宰相——>諫官——>皇帝

皇帝用宰相，宰相用諫官，諫官的職責是專門諫諍皇帝的過失。這和御史大夫不同。御史大夫是監察政府百官的，諫官不監察政府，他只糾繩皇帝。如是，若把諫官也看作是檢察官，則中國歷史上之檢察官，應分台諫兩種。台是指的御史台。唐代的台官，雖說是天子的耳目，而唐代的諫官，則是宰相的唇舌。御史監察權在唐代已離相權而獨立，但諫諍權則仍在宰相之手。這一制度，到宋代又變了。諫官本隸屬於門下省，而宋代則諫垣獨立，並無長官。換言之，這些諫官，現在是不直接屬於宰相了。而且宋制，諫官不準由宰相任用，於是台官諫官同為須由皇帝親擢了。本來諫官之設，用意在糾繩天子，並不是用來糾繩宰相，對皇帝才稱諫，而且諫官也明明是宰相的屬官。現在諫官脫離了門下省，就變成了禿頭的，獨立的，不隸屬於宰相了。而又是由皇帝所親擢，不得用宰相所薦舉，於是諫官遂轉成並不為糾繩天子，反來糾繩宰相。於是諫垣遂形成與政府對立之形勢。諫官本是以言為職，無論什麼事什麼地方他都可以講話，不講話就是不盡職，講錯話轉是不要緊。而且這些諫官階位低，權柄小，只是些清望之官。本來就挑選年輕有學問有名望有識見有膽量能開口的才任為諫官。他們講話講錯了，當然要免職，可是免了職，聲望反更高，反而更有升遷的機會。所以宰相說東，他們便說西，宰相說西，他們又說東。總是不附和，總愛對政府表示異見。否則怎叫諫官，怎算盡職呢？這一來，卻替政府設立了一個只發空論不負實責的反對機關。他們盡愛發表反對政府的言論，而且漫無統紀，只要是諫官，人人可以單獨發表意見。政府卻不能老不理他們的意見。這一風氣，是從宋代始，這也算是清議。清議總是政府的對頭。清議固然未必全不好，但政府總是有掣肘。諫官台官漸漸變成不分。台官監察的對象是政府，諫官諍議的對象還是政府，而把皇帝放在一旁，變成沒人管。做宰相的既要對付皇帝，又要對付台諫，又如何得施展？

但上面所述，多半還是些人事，而非屬於制度。若論制度，宋代大體都沿襲著唐舊。只因宋初太祖太宗不知大體，立意把相權拿歸自己，換言之，這是小兵不放心大臣，這也罷了。他們種種措施，自始就不斷有人反對。但因宋初承襲五代積弊，社會讀書人少，學術中衰，反對的也只曉得唐制不如此而已，並未能通覽大局，來為有宋一代定製創法。後來皇帝讀了書，懂得歷史，懂得政治，社會讀書人多了，學術中興，直到仁英神三朝，才想把以前祖宗積弊，加以改革，但積勢已成，急切反不過來。范仲淹失敗在前，王安石失敗在後。宋神宗一意信任王安石，要他來變法，然而諫官與宰相互相對壘，互相水火。而當時的諫官，又不像現代西方的所謂反對黨。諫官是分散的，孤立的。他們的立場，好像是專在主持公議，並非為反對政府。在道義的立場上，比近代西方的反對黨更有力。宰相不聽他們的話，他們就求去，去了名更大。另一人上來，還是依照前一人的主張，繼續反對。政府又不能不要這些官。這一制度，這一風氣，實在是難對付，結果便只有宰相求去。王荊公新政失敗，諫垣的不合作，自然是一原因。皇帝盡管信任宰相，也無法扭轉這局面。連皇帝加上宰相，依然無辦法，這是宋代制度特有的弱症。只要到後來，諫官鋒芒太凶了，鬧得太意氣，太無聊了，社會乃及政府中人，都討厭諫垣，不加重視，不予理會，於是諫官失勢，然而權相奸臣又從此出頭了。無制度的政府，哪能有好施為，哪能有好結果。

戊、宋代地方政府

宋代制度，一面是相權衰落，另一面則是中央集權。講到中國的地方行政，只能說是漢代好，唐代比較還好，宋代就太差了。

宋代地方政府分三級。最高一級稱路，相當於唐代之道。中一級是府、州、軍、監，相當於唐代之州府。最低一級仍是縣。最先分十五路，後來分成二十多路。自五代以來，地方行政長官全屬軍人。宋太祖杯酒釋兵權，把各將官的兵權削了，武臣不再帶兵，自然也不準再管地方民政。這些勛臣武官，也在長期混亂中厭倦了，覺悟了，不再爭持。他們僅擁一官號，中央替他們在首都供給了大的宅第，豐厚的俸祿，叫他們安住下來。比如你是江蘇督軍，中央還是保留你江蘇督軍的名銜，但請你在中央住著。江蘇省的事，另外派人去，派去的則是一位文臣了。這就叫知某州市，知某府事。這些知州知府，本來另有官銜，都是中央官，帶著一個知某州某府事的臨時差遣。他的本職還是一中央官，而暫去管某州某府的事。嚴格說來，這些還是人事，非制度。但直到清代，知縣知府卻變成正式官名了，這實在是不合理的。若正名定義來講，則宋代根本無地方官，只暫時派中央官員來兼管地方事，那在制度上豈不更不合理嗎？在唐代，各道首長是觀察使，照名義，觀察使是由御史台派出去考察地方行政的，也並不是正式的地方行政長官。可是後來漸漸變成地方首長了。這在唐代已講過。到宋代又變了。這些官，在宋代又稱監司官，每一路共有四個監司官，普通成為帥、漕、憲、倉。「帥」是安撫使，掌一路兵工民事，領軍旅禁令，賞罰肅清。「漕」是轉運使，掌財賦，領登耗上供，經費儲積。「憲」是提刑按察使，掌司法，領獄訟曲直，囚徒詳復。「倉」是提舉常平使，掌救恤，領常平義倉，水利斂散。這四個就等於都不是地方長官，而是中央派到地方來監臨指揮地方的。在唐代的州縣，只要奉承一個上司，即觀察使，而宋代則要奉承四個上司，即帥、漕、憲、倉，那可想地方官之難做了。此四司中，以漕使，即轉運使為最重要。地方財政，都在他手，他須把地方全部財富轉運到中央去。在唐代，地方收入，一部分解中央，另一部分保留在地方。宋代則全部解中央，地方更無存儲。平常就很艱苦，臨時地方有事，更是不可想像。所謂宋代的中央集權，是軍權集中，財權集中，而地方則日趨貧弱。至於用人集中，則在唐代早已實行了。惟其地方貧弱，所以金兵內侵，只中央首都（汴京）一失，全國瓦解，更難抵抗。唐代安史之亂，其軍力並不比金人弱，唐兩京俱失，可是州郡財富厚，每一城池，都存有幾年的米，軍裝武器都有儲積，所以到處可以各自為戰，還是有辦法。宋代則把財富兵力都集中到中央，不留一點在地方上，所以中央一失敗，全國土崩瓦解，再也沒辦法。

㈢ 求問唐宋時期的司法原則是什麼

唐律特點:①禮法合一
②科條簡要，寬簡適中
③用刑持平
④語言精煉明確，立法技術高。
宋律特點：①內容沿襲唐律，律後附有唐中期以後的敕、令、格、式；
②體例上取於《大中刑統》、《大周刑統》，「終宋之世，用之不改」

以下轉載於法律教育網，
司法考試法制史筆記：唐宋時期的法律（lz網路搜索一下就能找到那個網頁，我不能復制網頁，因為網路知道里回答問題不允許為了增加流量而故意引導他人到某個網站或論壇……咳咳..沒辦法，我把它裡面大部分內容都放下面了，上面的可能就是你要的答案吧，僅供參考。
唐律：

一、唐律的修訂過程

1.武德律

唐高祖李淵在武德年間命令臣下裴寂等人以《開皇律》為依據，修訂律典，是為《武德律》。《武德律》共12篇500條，是唐朝的首部法典。

2.貞觀律

唐太宗即位以後，在貞觀年間參照隋代《開皇律》，修訂完成了《貞觀律》。《貞觀律》增設了加役流制度，縮小了連坐處死的范圍，規定了五刑、十惡、八議以及類推的制度，奠定了唐律的基礎。

3.《永徽律疏》的制定

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高宗令臣下對《貞觀律》作慎重修改，頒布《永徽律》。永徽三年（公元652年），長孫無忌等大臣歷時1年，完成「律文」的疏議工作，作了具有法律效力的解釋，並附之於律後，稱為《永徽律疏》。《永徽律疏》是中國封建社會的代表性法典，現在被稱之為《唐律疏議》。

《永徽律疏》繼承了漢魏晉以來的法律成果，標志著中國古代立法達到了極高的水平，成為中華法系的代表性法典，對後世與周邊國家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二、罪名與刑罰

（一）五刑

1.死刑。唐律只規定絞、斬兩種死刑，較前代輕緩了很多。

2.流刑。唐律規定流刑有三等，即流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另規定加役流刑，除流三千里外，還要居作三年，用以替代某些死刑。

3.徒刑。即徒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

4.杖刑。杖六十、七十、八十、九十、一百共五等。

5.笞刑。笞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共五等。

（二）「十惡」制度

是指嚴重威脅專制君主統治秩序和社會秩序以及血緣倫理關系的犯罪。唐律「十惡」按性質劃分，可以歸為三類：

1.威脅、損害皇帝人身、權力、尊嚴的犯罪。主要包括：謀反、謀大逆、謀叛以及大不敬。

2.嚴重危害他人生命安全手段殘忍的犯罪。主要包括：不道。

3.破壞封建倫常關系的犯罪。主要包括：惡逆、不孝、不睦、不義、內亂。

（三）六殺

唐律區分了殺人罪的六種情形，即謀殺（預謀殺人）、故殺（臨時犯意）、斗殺（斗毆中激憤殺人）、誤殺（因為種種原因殺錯殺人對象）、戲殺（以力共戲，殺人）、過失殺（由於耳目所不及，思慮所不至，而殺人）六種情況。根據殺人主觀故意、客觀行為表現等，唐律給予不同的處罰，反映了唐代刑法的完備和立法技術的進步。

（四）六贓

就是指六種非法獲得公私財物的犯罪。包括（1）受財枉法：收受財物枉法。（2）受財不枉法：收受財物，即使不枉法，也要處刑。（3）受所監臨：利用職務之便非法收受管轄范圍內百姓或者下屬財物。（4）強盜：暴力獲取公私財物的行為。（5）竊盜：隱秘手段竊取公私財物。（6）坐贓：官吏或者常人非因職權收受財物的行為。

（五）保辜 法律 敎育 網

對於手足傷人和器物傷人等犯罪，唐律根據情節輕重規定了不同的處罰，對於傷害後果不是能夠立即顯現的，特別規定了保辜制度。也就是規定一定的觀察時期，在限定的時期內死亡的，傷人者承擔殺人的責任；在規定的期限外死亡或者其他原因造成死亡的，傷人者只承擔傷人的責任。唐律規定保辜期限用以判明傷人者的刑事責任，盡管有不科學的地方，但仍然是一個進步。

三、法律適用原則

（一）區分公、私罪的原則

（二）自首原則

（三）類推原則

（四）化外人處罰原則

四、司法制度

唐代沿襲隋制，皇帝在中央機構設置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三大司法機構，執行各自的司法職能。

（一）大理寺

大理寺以正卿和少卿為正副長官，行使中央司法審判權，審理中央百官與京師徒刑以上案件。凡屬流、徒刑案件的判決，須送刑部復核；死刑案件必須奏請皇帝批准。同時大理寺對刑部移送的死刑與疑難案件具有重審權。

（二）刑部

刑部以尚書、侍郎為正副長官，刑部有權參與重大案件的審理，對中央、地方上報的案件具有復核權，並有權受理在押犯申訴案件。

（三）御史台

御史台以御史大夫和御史中丞為正副長官，下設台、殿、察三院。

（四）「三司推事」

唐代中央或地方發生重大案件時，由刑部侍郎、御史中丞、大理寺卿組成臨時最高法庭審理，稱為「三司推事」。有時地方發生重案，不便解往中央，則派大理寺評事、刑部員外郎、監察御史為「三司使」，前往審理。

唐代還建立都堂集議制，每逢發生重大死刑案件，皇帝下令「中書、門下四品以上及尚書九卿議之」，以示慎刑。

（五）死刑三復奏

唐律規定了死刑復核制度。最初由中央司法機關上奏皇帝核准，臨刑前復核三次。唐太宗為慎重人命，將刑前三復奏改為五復奏。即處決前一日兩復奏，處決日三復奏。

（六）刑訊與仇嫌迴避原則。

對兩類人禁止使用刑訊，只能根據證據來定罪。一類是具有特權身份的人，如應議、請、減之人；二是老幼廢疾等。

《唐六典》第一次以法典的形式，肯定了法官的迴避制度。

五、唐律的特點及其影響

（一）唐律是中國古代法律發達的集中體現，主要表現為以下特點

1.禮法合一。唐律將禮教倫理精神與國家刑罰有機地統一在一起，有力地維護了唐朝的統治。

2.科條簡要。唐律全篇僅為12篇，502條，寬簡適中，具有高度的概括性。

3.立法技術完善。唐律在繼受前代立法成果的基礎上，具有結構嚴謹，用語概括、規范等特點，進一步明確了公罪、私罪，化外人犯罪等原則和概念。

4.唐律是中國傳統法典的楷模和中華法系形成的標志。唐律在中國古代法歷史上，具有承上啟下的作用，承襲了秦漢立法的成果，吸收了漢晉律學的成就，表現出高度的成熟性，並且深深影響了宋元明清的立法。

同時，唐律不僅在中國古代法律歷史上產生了重要影響，還對亞洲周邊國家產生了重大影響。朝鮮的《高麗律》、日本文武天皇制定的《大寶律令》、越南李太尊時期頒布的《刑書》大都借鑒了唐律，唐律在世界法制史上也佔有重要地位。

宋律：

（一）《宋刑統》與編敕

1.《宋刑統》

宋太祖建隆四年（公元963年），在工部尚書判大理寺卿竇儀等人的奏請下，開始修訂宋朝新的法典。同年7月完成，由太祖詔「付大理寺刻板摹印，頒行天下」，成為歷史上第一部刊印頒行的法典。全稱《宋建隆重詳定刑統》，簡稱《宋刑統》。

《刑統》的編纂體例可以追溯至唐宣宗時頒布的《大中刑律統類》。北宋初一度沿用的《大周刑統》，便是《刑統》體例在五代時發展的結果。《刑統》在編纂上，以傳統的刑律為主，同時將有關敕令格式和朝廷禁令、州縣常科等條文編附於後，使其成為一部具有統括性和綜合性的法典。

《宋刑統》和《唐律疏議》相比有這樣一些特點：

（1）兩者的篇目、內容大體相同。

（2）《宋刑統》在12篇的502條中又分為213門，將性質相同或相近的律條及有關的敕、令、格、式、起請等條文作為一門。

（3）《宋刑統》收錄了五代時通行的部分敕、令、格、式，形成一種律令合編的法典結構。

（4）《宋刑統》刪去《唐律疏議》每篇前的歷史淵源部分，因避諱對個別字也有改動，如將「大不敬」的「敬」字改為「恭」等。

【記憶口訣】刊印頒行宋刑統，篇下分門體例新。

2.編敕

敕的本意是尊長對卑幼的一種訓誡。南北朝以後成為皇帝詔令的一種。宋代的敕是指皇帝對特定的人或事所作的命令。敕的效力往往高於律，成為斷案的依據。依宋代成法，皇帝的這種臨時命令須經過中書省「制論」和門下省「封駁」，才被賦予通行全國的「敕」的法律效力。

編敕，是將一個個單行的敕令整理成冊，上升為一般法律形式的一種立法過程。神宗時設有專門的編敕機構「編敕所」。

3.律與敕的關系

（1）仁宗前基本是「敕律並行」，編敕一般依律的體例分類，但獨立於《宋刑統》之外。

（2）神宗朝敕地位提高，「凡律所不載者，一斷於敕」，敕已到足以破律、代律的地步。

（3）敕主要是關於犯罪與刑罰方面的規定，所謂「麗刑名輕重者，皆為敕」。

（二）刑罰的變化

1.折杖法。

建隆四年頒行「折杖法」，改變五代以來刑罰嚴苛的弊端。新的「折杖法」規定：除死刑外，其他笞、杖、徒、流四刑均折換成臀杖和脊杖。折杖法對緩和社會矛盾曾有一定作用。但對反逆、強盜等重罪不予適用。

2.配役。

配役刑淵源於隋唐的流配刑。推行折杖法之後，原有的流刑實際上便稱為配役。為補死刑和折杖後的諸刑刑差太大，有輕重失平之弊，朝廷遂增加配役刑的種類和一些附加刑，使配役刑成為一種非常復雜的刑名。

配役刑在兩宋多為刺配，刺是刺字，即古代黥刑的復活；配指流刑的配役。刺配源於後晉天福年間的刺面之法，太祖時偶爾用之，仁宗後成為常制。刺配對後世刑罰制度影響極壞，是刑罰制度上的一種倒退，在宋代和後世都曾頗遭非議。

（關鍵詞記憶：刺配、刺面、太祖、仁宗）

3.凌遲。

（1）作為死刑的一種，凌遲始於五代時的西遼。是一種碎而割之，使被刑者極端痛苦，慢慢致人死亡的一種酷刑。

（2）仁宗時使用凌遲刑，神宗熙寧以後成為常刑。

（3）至南宋，在《慶元條法事類》中，正式作為法定死刑的一種。

（4）《大清現行刑律》廢除。

（三）契約與婚姻法規

1.契約立法。

（1）債的發生。宋代因契約所生之債佔多數，當然還有其他形式引發的債權，《宋刑統》與《慶元條法事類》在買賣之債的發生的法律規定上，強調雙方的「合意」性，維護家長的支配權。

（2）買賣契約。宋代買賣契約分為絕賣、活賣與賒賣三種。

①絕賣為一般買賣。

②活賣為附條件的買賣，當所附條件完成，買賣才算最終成立。

③賒賣是採取類似商業信用或預付方式，而後收取出賣物的價金。

這些重要的交易活動，都須訂立書面契約，取得官府承認，才能視為合法有效。

（3）租賃契約。

①對房宅的租賃：「租」、「賃」或「借」。

②對人畜車馬的租賃：「庸」、「雇」。

（4）租佃契約。宋代租佃土地活動十分普遍。地主與佃農簽訂租佃土地契約中，必須明定納租與納稅的條款，或按收成比例收租（分成租），或實行定額租。地主同時要向國家繳納田賦。若佃農過期不交地租，地主可於每年十月初一到正月三十日向官府投訴，由官府代為索取。

（5）典賣契約。宋代典賣又稱「活賣」，即通過讓渡物的使用權收取部分利益而保留回贖權的一種交易方式。

（6）借貸契約。

①借指使用借貸，把不付息的使用借貸稱為負債。

②貸指消費借貸，把付息的消費借貸稱為出舉。

2.婚姻法規：

（1）婚姻的締結主要受以下三個因素的限制：

①婚齡

宋承唐律，規定：「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並聽婚嫁。」違犯成婚年齡的，不準婚嫁。

②血緣

宋律禁止五服以內親屬結婚，但對姑舅兩姨兄弟姐妹結婚並不禁止。

③州縣官員

《宋刑統》規定：「諸州縣官人在任之日，不得共部下百姓交婚，違者雖會赦仍離之。其州上佐以上及縣令，於所統屬官亦同。其定婚在前，任官居後，及三輔內官門閥相當情願者，並不在禁限。」

（2）離婚：仍然實行唐「七出」與「三不去」，但有少許變通。例如《宋刑統》規定：夫外出三年不歸，6年不通問，准妻改嫁或離婚；但是「但是妻擅走者徒三年，因而改嫁者流三千里，妾各減一等」。

3.繼承。

（1）宋代除沿襲以往的兄弟均分制外，允許在室女享受部分財產繼承權，同時承認遺腹子與親生子享有同樣的繼承權。

（2）絕戶財產繼承辦法。

①絕戶指家無男子承繼。

②絕戶立繼承人有兩種方式：

a.凡「夫亡而妻在」，立繼從妻，稱「立繼」。

b.凡「夫妻俱亡」，立繼從其尊長親屬，稱為「命繼」。

（3）繼子與絕戶之女均享有繼承權，但：

①只有在室女的（未嫁女），在室女享有3/4的財產繼承權，繼子享有1/4的財產繼承權。（3/4+1/4）

②只有出嫁女的（已婚女），出嫁女享有1/3的財產繼承權，繼子享有1/3，另外的1/3收為官府所有。
（1/3+1/3+1/3）

【記憶口訣】

家無男子稱絕戶，絕戶也需繼承人。夫亡妻在是立繼，夫妻俱亡命繼稱。繼子地位不如女，若有女兒未出嫁，四分財產占其三，獨留一份給繼子。若有女兒已嫁男，女、子、官府三三三。

（四）司法制度

1.司法機關

宋沿唐制，在中央設大理寺、刑部、御史台分掌中央司法職能。但宋代在司法機關設置方面的特殊之處在於：

（1）宋代刑部負責大理寺詳斷的全國死刑已決案件的復核及官員敘復、昭雪等事。神宗後，刑部分設左右曹，左曹負責死刑案件復核，右曹負責官吏犯罪案件的審核。其職能有所擴大，處理有關刑法、獄訟、奏讞、赦宥、敘復等事。

（2）審刑院

宋審刑院是太祖時為加強對中央司法機關的控制設立的，使「獄訟之事，隨（審刑院）官吏決劾」。使大理寺降為慎刑機關，「不復聽訊，但掌斷天下奏獄，送審刑院詳訖，同署以上於朝」。另外，地方上報案件必先送審刑院備案，後移送大理寺、刑部復審，再經審刑院詳議，交由皇帝裁決。這一制度雖有助於司法集權中央，但也加劇了審判的復雜化。神宗時裁撤審刑院，恢復刑部與大理寺的原有職能。

（3）宋代的地方司法機關

宋代地方州縣仍實行司法與行政合一之制。但從太宗時起加強地方司法監督，在州縣之上，設立提點刑獄司，作為中央在地方各路的司法派出機構。提點刑獄司定期巡視州縣，監督審判，詳錄囚徒。凡地方官吏審判違法，輕者，提點刑獄司可以立即處斷；重者，上報皇帝裁決。

2.宋代的翻異別勘制度與證據勘驗制度

在訴訟中，人犯否認口供（稱「翻異」），事關重大案情的，由另一法官或另一司法機關重審，稱「別勘」。兩宋注重證據，原被告均有舉證責任。重視現場勘驗，南宋地方司法機構制有專門的「檢驗格目」，並產生了《洗冤集錄》等世界最早的法醫學著作。

㈣ 簡述北宋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的加強及其意義和影響

1、「杯酒釋兵權」。
2、設立禁軍。
3、文官為主，武將為輔的地方吏治。
4、制錢谷和設立轉運使。
5、中央加強皇權，削弱相權。
6、地方設通判，掌監察。
7、邊關兵將輪換制，使「兵不識將，將不識兵」。
8、范沖淹的慶歷新政跟王安石的變法。

㈤ 中國法制史試題 宋朝的法制指導思想

一、單項選擇題

1．夏朝的法制觀是
A.奉"天"罰罪 B.威侮五行 C.禹刑 D."昏、墨、賊、殺"

2．商朝思想政治范疇的罪名是
A.腹非罪 B."亂政"、"疑眾" C."好黨" D.妄言罪

3．贖刑作為一個制度始於
A.夏 B.商 C.西周 D.春秋

4．春秋時期，首次公布成文法典的國家是
A.鄭 B.晉 C.齊 D.楚

5.戰國時期，提出"刑無等級"法治主張的是
A.韓非 B.商秧 C.李俚 D.吳起

6．秦時主張在全國實行郡縣制的是
A.李斯 B.韓非 C.商鞅 D.李俚

7．《鹽鐵論》稱之為"論心定罪"的司法審判方式指
A.文字獄 B.春秋決獄 C.秋審 D.三司推事

8．中國古代社會中第一部儒家化的法典是
A.《九章律》 B.《傍章》 C.《泰始律》 D.《唐律疏議》

9．科舉制首創於
A.隋 B.唐 C.元 D.清

10．三國兩晉南北朝的官史選任採取
A.任子 B.察舉 C.九品中正制 D.徵召

11．中國古代經濟立法最活躍的時期是
A.秦 B.唐 C.宋 D.元

12．封建五刑和"十惡"最早規定於
A.《北齊律》 B.《晉律》 C.《唐律疏議》 D.《開皇律》

13．漢朝提出一套唯心主義"君權神授"理論的思想家是
A.董仲舒 B.班固 C.蔡邕 D.叔孫通

14．唐律規定，毆打或謀殺祖父母、父母的行為構成
A.不孝 B.惡逆 C.大不敬 D.不義

15．首創以程朱理學為程式的經義取士制度的朝代是
A.唐 B.宋 C.元 D.清

16．元朝地方官吏編制的一部法律匯編是
A.《元典章》 B.《大元通制》 C.《經世大典》 D.《至元新格》

17．元朝中央最高行政機關是
A.理藩院 B.宣政院 C.大宗正府 D.中書省

18．充軍作為正式刑名，始自
A.宋朝 B.明朝 C.清朝 D.元朝

19．明代中央的審判機關是
A.大理寺 B.都察院 C.刑部 D.御史台

20．首創市舶制度的朝代是
A.唐 B.宋 C.明 D.清

21．清朝特別創立的刑罰有
A.發遣 B.充軍 C.枷號 D.刺字

22．中國歷史上最後一部以刑為主、諸法合體的法典是
A.《大清律集解附例》 B.《大清律例》 C.《大清新刑律》 D.《大清會典》

23．清朝在廣州設立的對外壟斷代理商行稱
A.申明亭 B.十三行 C.官本船 D.市舶司

24．清末立法中帶有商法總則性質的是
A.《商人通例》 B.《公司律》 C.《獎勵華商公司章程》 D.《大清商律草案》

25.首次規定廢除帝制、確立共和制的立法是
A.《臨時約法》 B.《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 C."天壇憲草" D."賄選憲法"

26．《臨時約法》規定的立法機關是
A.立法院 B.參議院 C.參政院 D.國會

27.南京國民政府普通法院的審級制度為
A.二級二審制 B.三級三審級制 C.四級三審制 D.四級四審制

28.南京國民政府實施時間最長的憲法性文件是
A.《中華民國憲法》 B."五·五憲草" C.《訓政綱領》 D.《訓政時期約法》

29.抗日民主政權的最高權力機關是
A.黨中央 B.參議會 C.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 D.人民代表會議

30.新民主主義時期，規定少數民族自治權的立法是
A.《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 B.《華北人民政府施政方針》
C.《陝甘寧邊區憲法原則》 D.抗戰施政綱領

二、多項選擇題
1．《九章律》在《法經》六篇基礎上增加了
A.《傍章》 B.《戶律》 C.《興律》 D.《廄律》 E.《張杜律》

2．唐律規定的贓罪有
A.受財枉法 B.受所監臨 C.強盜 D.竊盜 E.坐贓

3．元代科舉包括的級別是
A.鄉試 B.差遣 C.會試 D.殿試 E.致仕

4.明初"刑亂國用重典"的內容包括
A."重典治史" B.鎮壓"犯上作亂" C.德主刑輔 D.治亂世用重典 E.推行法治

5．南京國民政府的民法篇目包括
A.總則 B.債 C.物權 D.親屬 E.繼承

三、名詞解釋

1.宗法制
2.編敕
3.朝貢貿易
4.地丁合一
5.三三制

四、簡答題

1．"准五服以制罪"的原則是什麼？
2．簡述清末修律的指導思想。
3．簡述《中國土地法大綱》的主要內容。

五、論述題

1．試論唐初法制的指導思想。
2．試述《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主要特點及意義

參考答案

一、單項選擇題
1．A 2．B 3.C 4.A 5．B 6．A 7．B 8．C 9.A 10.C 11.C 12.D
13.A 14．B 15．C 16．A 17．D 13．B 19．C 20．A 21．A
22．B 23．B 24．A 25．B 26．B 27．B 28．D 29．B 30．C

二、多項選擇題
1．BCD 2．ABCDE 3．ACD 4.ABD 5．ABCDE

三、名詞解釋
1．宗法制--是以宗族血緣關系為紐帶，與國家制度相結合，維護貴族世襲統治的制度。周初系統地確立了宗法制。西周實行嫡長子繼承製，周天子是天下的大宗，而受封的諸侯對天於是為小宗，但在本諸侯國則為大宗，以下的卿大夫同理。對於異姓貴族，通過聯姻也納入宗法關系。全國上下以周天子為核心，由血緣親疏不同形成了競相拱衛的等級體制。

2．編敕--是宋代編纂歷年所頒敕文的立法活動，由此所產生的敕文集也稱編敕。編敕屬於一般法，具有普遍適用的效力。

3．朝貢貿易--明朝官方允許的一種對外貿易，是受到嚴格限制的政治性貿易。通商國家要受明朝的冊封、經明廷發給朝貢"勘合"方可來華朝貢，同時允許附帶與中國商人貿易，這一阻礙海外貿易的落後制度一直被明堅持。

4．地丁合一--雍正年間，在全國推行"攤丁入地"的賦役改革，即以省為單位，將已固定的丁銀數額平攤至田賦銀之上，使丁銀成為田賦銀的附加稅。丁銀的徵收與田賦銀的徵收完全合一，總稱"地丁銀"，也被稱作為"地下合一"。地丁合一制完成了唐兩稅法以來賦役合並的演變，是中國賦役制度的重大發展，對社會經濟的發展有一定意義。
5．三三制--為團結各階層人民參加抗戰，抗日根據地的施政綱領規定，在政權建設中貫徹"三三制"的原則，即在抗日政權中，共產黨員佔三分之一，代表無產階級和貧農；非黨的左派進步分子佔三分之一，代表農民和小資產階級；中間分子佔三分之一，代表民族資產階級和開明紳士。

四、簡答題
1．《晉律》第一次將之列入律典，作為定罪量刑的原則。封建禮制以喪服為標志表示親屬間的遠近關系，共有五等，即"五服"制。按五眼制的標准，愈親近者，卑犯尊，處罰越重；尊犯卑，處罰越輕。愈疏遠者，卑犯尊，處罰較親近者為輕；尊犯卑，處罰較近者為重。這一原則使法律成為"峻禮教之防"的工具，從而確立了後世法定親等制度。

2.1902年，清廷命沉家本等為修律大臣，並下達下諭，規定修律的指導思想是："參酌各國法律，悉心考訂，妥為擬議，務期中外通行。"此後又陸續發布上諭，反復強調其指導思想，表示絕不能動搖"三綱五常"這一"數千年相傳之國粹，立國之大本。"

3．宣布廢除封建性、半封建性剝削的土地制度；確定以鄉村為單位、按人口平分一切土地的土地分配方法；確認農民對所分得土地的所有權；確定土地改革的合法執行機關為鄉村農民大會、貧民團大會、區縣省級農民代表大會；確定保護工商業原則。

五、論述題
1．（1）唐大宗繼位前夕，確定了"安人理國"的總方針，初唐法制的指導思想，便是這一總方針在立法、執法上的體現。（2）唐初的法制指導思想有以下三個方面：其一，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德主要是指君主要以"寬仁治天下"；禮，主要是指以封建綱常對臣民進行教化。強調治國必須兼有德禮和刑罰，二者的關系是"本"和"用"的關系，德是根本的、主導的，刑是輔助的、派生的。其二，立法要寬簡、劃一、穩定。寬，是寬大，主要指立法內容方面，其基本點是輕刑，盡可能使人不致陷於犯罪，或犯罪後得到較輕的處理；簡，是簡約，主要指立法形式方面，其基本點是簡明，使百姓通俗易懂，使官吏便於掌握。立法劃一是保證斷罪量刑准確的必要前提，不但要將律文統一，還要將律條的解釋統一，還要求保持法律的穩定性。其三，執法要求審慎。強調辦案必須嚴肅、慎重，審斷應有證據；對於死刑的執行尤其慎重。

2．《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特點是，試圖從各個方面限制和防範袁世凱的復辟，鞏固

辛亥革命的成果。其中包括：第一，改《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的總統制為責任內閣制，以"防總統之獨裁"；其二，進一步擴大了參議院的權力，加強國會對總統的監督；其三，規定了嚴格的修改程序，以防袁世凱隨意撕毀約法。（2）《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是中國近代歷史上唯一一部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憲法性文獻，其主流是好的，使民主共和觀念深入人心，具有積極的意義；但也有局限性，其旨在約束反革命力量，卻又拱手交出政權，沒有涉及土地問題，沒有充分地發動群眾，因而最終被袁世凱所背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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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法指導思想
1、加強中央集權，防止分裂割據
2、崇文抑武，儒道兼用
3、強調慎法，法貴力行
4、義利並和，通商惠工
二、立法概況
1、刑統：《宋刑統》，中國法制史上第一部刊版印行的封建法典。
2、編敕：將皇帝若干年內所頒的針對一時、一事、一地的無普遍適用效力的「散敕」進行整理，刪除重復、矛盾及無普遍指導意義者，分類匯編，經皇帝批准後頒布。
3、編例：由中央司法機關大理寺、刑部編集的判例匯編。
4、條法事類：《淳熙條法事類》、《慶元條法事類》、《淳佑條法事類》
三、法學成就
宋慈：《洗冤集錄》，是中國乃對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比較完善的法醫學專著。
四、宋朝法制的歷史地位
第三節 宋朝刑事法律
一、定罪量刑的原則
重法地與《盜賊重法》：對一些重要地區的盜賊犯罪論以重法。
二、刑罰制度
刑罰的變化：①折杖法；②刺配；③凌遲。
三、罪名
新設「天地壇非執事輒臨」與「盜剝桑柘之禁」罪名
第四節 宋朝民事法律
一、民事法律關系
二、物權：義庄
三、債權
四、婚姻家庭與繼承權
第五節 宋朝行政法律
一、行政組織
二、監察制度
三、官吏管理制度
第六節 宋朝司法制度
一、司法機關
新設審刑院
二、訴訟審判制度
1、大案奏裁製
2、鞫讞分司制
3、翻異別推制
4、務限制度
5、理雪制度
三、監獄制度

㈥ 簡述北宋初年是如何加強中央集權的

1．集中政權.應解決君權與相權,中央與地方的權力之爭.
（1）三權分立,削弱相權.
宋初,宋太祖、宋太宗先後制定削弱相權的措施.宋沿唐制,中央設三省六部.但三省長官「中書令、侍中,尚書令,不與朝政」,無甚實權.另「別置中書於禁中,是謂政事堂」,又稱都堂,長官為宰相,稱「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但為分割宰相的行政權,在宰相之下添設「參知政事」為副宰相,「與宰相同議政事」,「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權」（《續通鑒長編》卷14）,協助君主處理政事,成為實際的行政宰相,以掌管中書門下宰相應處理的大事.於是,將原三省六部長官排除於國家軍政大事決策權之外.因而宰相的行政權被參知政事瓜分,沒有皇帝的特別詔令,是不能執掌任何國家大事的.
宋代還把宰相的軍權給樞密院、財政權給三司.樞密院是軍政辦公之地,長官為樞密使,掌管資料、軍事情報和調動軍隊.樞密使是最高國防官,是軍事宰相,但手中無兵,故宋人范祖禹說：「祖宗制兵之法,天下之兵本於樞密,（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病之重；京師之病總於三帥,（三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上下相維,不得專制.此所以百三十餘年無兵變也.」（范祖禹《范太史集》卷26,《論曹誦札子》）三司指鹽鐵、度支、戶部三個部門.鹽鐵掌「天下山澤之貨、關市河渠」以及兵器製造；度支掌天下財政稅收；戶部掌戶口,手工業收入以及軍隊的衣食.三司共置一個長官為三司使.朝廷稱為「計相」,是財政宰相.
因此,北宋將「事無不統」的宰相之行政、軍事、財政權三分,因而宰相只剩下有限的權力.當宋朝解決皇權與相權矛盾的時候,由於權力歸粉分散,新的弊端又產生.當時人說：「今中書（政事堂）主民政,樞密議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用兵不已,中書視民困而不知使樞密減兵,三司寬財,制國之用,職不在中書」.由於分割宰相權力,是非中央權力過分分散,各部門之間互不了解情況,運轉不靈,故制定政策時往往脫離實際,產生許多新大問題,是造成北宋積貧積弱大重要原因之一.
(2)地方事權分散
北宋在地方的政權為路、州、（軍、監、府）、縣三級[軍設於軍事要沖之地,監設於坑冶、鑄錢、牧馬、產鹽等地區,府設在大城市附近].路仿唐朝「道」而設,路是實際的權力機構,宋太宗淳化四年（993）為十路,[至道三年（997）為十五路,宋仁宗時為十八路,宋神宗時為二十三路,宋徽宗時為二十六路.]路的長官為「使」.下設四司,一為「漕司」長官為轉運使,掌管該路財政大權,並能面謁皇帝報告地方情況.二為「憲司」,長官為提點刑獄使,掌管該路訴訟司法工作,「及舉刺官吏之事」（《宋史》卷167《職官志》7）具有監察職能.三為「帥司」,長官為安撫使,掌該路民政、軍事,其長官不固定.四為「倉司」長官為提舉常平使,主管地方常平倉、義倉及賑災等事.四司長官各自向皇帝負責.另外,在路又設通判一職,「職掌倅（Cuì,副）貳郡政,凡兵民、錢谷、戶口、賦役、獄訟聽斷之事,可否裁決,與守臣通簽書施行.所部官有善否及職事修廢,得舉刺以聞」（《宋史》卷167《職官志》7）因而路使的財政、司法、軍事、行政權力也被分散了.
路之下為州（府）、縣,長官是「權知軍州（府、縣）事」,簡稱「知州」、「知府」、「知縣」.削弱其權事的措施有二：其一,削去原節度使的支郡（州、府）,使其「直屬京師」,稱為「強干弱枝之術」；其二,派文臣出任知州、知府、知縣.另設各級通判,「事無大小,宜與通判或判官、錄事同裁處之」（《 續通鑒長編》卷7）大大削弱和分散知州（府、縣）的權力.
這樣,地方事權的分散解決了唐末五代由於地方行政、軍事、財政權集中而造成藩鎮割據的弊端,但同時也產生新的消極影響.
（3）官、職與差遣的分離
這是北宋王朝集中權力,加強專制的措施之一,是其官制獨有的特點和施行的統治術.即實行官職名稱與實際職務相分離.「官」名只表官位、秩級和俸祿的高低,無實際意義.宋代「官」的等級多達72級,每3年升一級,是宋統治者收買和吸引官吏為其賣命的誘餌.一些文官帶有學士、直館等頭銜,稱為「職」,通常不擔任相應的館閣職,僅是榮譽虛銜.官員擔任的實際職務或工作崗位,稱為「差遣」,也稱「職事官」.通常在擔任的「差遣」職事之前加「判、知、權、管勾、提舉、提點」等名.正如《宋史.職官志》所言：「其官人受授之別,則有官、有職、有差遣.官以寓祿秩、敘位著,職以待文學之選,而別以差遣以治內外之事」.今舉一例：「刑部尚書[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差遣]、集賢殿大學士[職]兼樞密使[差遣]晏殊罷為工部尚書 [官]知穎州[差遣]」（《宋會要輯稿》卷106）這樣,宋代官制中官、職與差遣的分離,其目的在於控制官吏的許可權,使其不能固定掌管某一權利,以便讓皇帝能更好地駕馭群臣,但也造成官職官名的復雜混亂,「居其官不知其職者,十常八九」（《宋史》卷161,《職官志》）,不便於官員行使其職權,降低了行政效率.同時「官無定員,無定職」,又造成冗官的局面.
2． 收回軍權
北宋統治者為避免唐末五代藩鎮割據局面,收軍權於中央.措施如下：
（1）杯酒釋兵權與取消一些禁軍高級官職.
961年,宋太祖將禁軍最高將領殿前都點檢慕容延釗、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韓令坤罷為節度使,並取消殿前都點檢一職,由趙匡胤親掌禁軍.接著,召集石守信、王審琦等高級將領舉行酒會,宋太祖軟硬兼施說：「人生如白駒過隙,所謂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爾曹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遠不動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涑水紀聞》卷1）於是,眾人「皆罷軍職」（《長編》卷2）.殿前副點檢一職也取消.這就是「杯酒釋兵權」.改組後禁軍領導機構為殿前司和侍衛司,殿前司設殿前都指揮使,侍衛司設步軍都指揮使和馬軍都指揮使,簡稱「三衙」、「三帥」.他們分統禁軍,互不統屬.「三衙」主帥和禁軍將領都由皇帝任免,只對君主負責.
（2）統兵權和調兵權分離.
三衙三帥分掌京師禁軍,有統兵權,只負責禁軍的日常管理和訓練,並無調兵和發兵之權.調發軍隊之權在樞密院,但它無統兵權,因此二者權力分離.而且,樞密院調發軍隊必須「御前畫旨,下殿前司,然後可發」,即沒有皇帝的命令,任何人無權調動軍隊.這樣,統兵權與調兵權的分離,一則使軍權集中於皇帝於皇帝之手,不致大權旁落,二則各方面相互牽制,可防止專權和兵變的發生.
（3）採取「內外相維」（「內外相制」或「守內虛外」）的駐軍原則.
宋的軍隊分四種：禁軍、廂軍、鄉兵和蕃兵.禁軍有二十多萬,宋太祖將十萬禁軍駐扎京城,另十萬禁軍分散各地駐扎.「京師屯十萬,足以制外變；外郡屯十萬,足以制內患」（王明清《揮塵錄余話》）.這樣使京城禁軍能控制外地駐軍,會合外地禁軍又能控制京師禁軍,達到內外軍隊互相制衡的目的.這被稱為「內外相維」或「內外相制」.而京城禁軍又多於外地任何一處駐軍,這反映了宋太祖「守內虛外」的思想.這樣,皇帝可牢牢控制全國軍隊.但我們應看到,各地和邊境地區軍事力量弱小,造成北宋軍隊既不能有效地抵禦遼、西夏等侵擾,又無法應付各地爆發的農民起義,這是造成宋代軍隊積弱的原因之一,為其駐軍思想原則的失誤,是值得深思和檢討的.
（4）「更戍法」與兵將分離.
宋統治者規定京城內外禁軍都必須經常變換和調動屯駐地點.京城駐軍要輪流到外地戍守,而外地駐軍也須到京城屯駐,這種輪流駐防的辦法稱為「更戍法」.其目的是「分遣禁旅,戍守邊地,率一二年而更,欲使往來道路,足以習勞苦；南北番戍,足以均勞佚.故將不得專其兵,而兵亦不致驕惰」（《文獻通考》卷153）有戰事時,將領由皇帝臨時委派,士兵則是來自別的兵營.皇帝並親自製定作戰方略,指示將領,甚至授以陣圖；兵事完畢,兵即歸本兵營,而將還本鎮.這樣,就使得「兵無常帥,帥無常師」,「兵不識將,將不識兵」,「元戎不知將校之能否,將校不識三軍之勇怯,各不相管轄」（《長編》卷30）,將與兵的分離,使將領不能在士兵中建立自己的威信,也就無法使軍隊為將領所私有,因而無法與朝廷和君主對抗.但客觀上又造成將領不能靈活地指揮軍隊,而軍隊又無法領會將領的作戰意圖,故在對敵作戰中不能克敵制勝,是北宋軍隊積弱的又一個原因.
3． 收回財權.
在中央有三司使掌中央政府的財政大權.對地方財政的處理,964年宋太祖接受宰相趙普的建議：「令諸州自今每歲民租及筦榷之課,除支度給用外,凡緡帛之類,悉輦運京師」（《長編》卷5）,即各地租稅除留夠公費開支外,其餘全部有轉運使運送京城,有三司的左藏庫掌管.「由是利歸公上而外權削矣」（《長編》卷6）,造成「外州無留財」,「天下支用,悉出於三司」（《長編》卷34）,就把地方的財政權收歸中央.
4． 完善和改革科舉制度.
宋代的科舉間年一舉或三年一舉,廣泛地吸收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參加政權.每次取進士多至三四百名,諸科八九百人,特別年份達數千甚至上萬名.考試實行糊名考試法與謄錄試卷法,增加了考試的公正性.另外,實行殿試,使科舉的錄取之權由皇帝直接掌握.對科舉制度的改革完善,為宋朝選拔人才,鞏固中央集權,都起了應有的積極作用.但另一方面,擴大科舉名額,使官僚隊伍膨脹,增加政府的財政開支和加重人民的負擔.
5．北宋加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評價
綜上所述,北宋政府將行政、軍事、財政、用人權收歸中央,其積極作用是：（1）促進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強化；（2）對解決藩鎮割據、維護國家的統一安定,都起了重要作用；（3）在客觀上有利於當時社會經濟的發展,也為後來封建國家的統一提供了有益經驗.
但是,北宋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也有自身的許多弊端,造成「冗官」、「冗兵」、「冗費」.這樣,北宋國力不強,內外戰爭勝少敗多,呈現出「積貧積弱」局面.由此可見,北宋實行加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措施,雖然起了鞏固政權的作用,但對宋代歷史的消極作用也是十分巨大的.

㈦ 簡述宋朝法制的嚴厲化及調節

（一）《唐律疏議》——禮法統一的法典1、《唐律》的修訂過程——從《武德律》到《永徽律疏》。唐高祖李淵（公元618---626年）於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奏上，是為《武德律》，這是唐代首部法典。《武德律》共12篇500條。唐太宗即位以後，鑒於《武德律》不能完全符合當時的需要，於貞觀元年命長孫無忌、房玄齡等人在《武德律》基礎上，參照隋《開皇律》更加厘改，制定新的法典，至貞觀十一年（公元637年）始告完成，稱為《貞觀律》。《貞觀律》仍為12篇500條。《貞觀律》的修改。如增設加役流，縮小連坐處死的范圍，確定了五刑、十惡、八議以及類推等原則與制度。《貞觀律》的修訂，基本上確定了唐隋的主要內容和風格，對後來的《永徽律》及其他法典有很深的影響。2、《永徽律疏》的頒行。《永徽律疏》又稱《唐律疏議》，是唐高宗永徽年間完成的一部極為重要的法典。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長孫無忌、李績等在《貞觀律》基礎上修訂，如將原《貞觀律》名例篇中的「言理切害」，更為「情理切害」，並作鄭重說明：「舊律雲言理切害，今改為情理切害者，蓋欲原其本情，廣思慎罰故也。」最終，奏上新撰律12卷，是為《永徽律》。鑒於當時中央、地方在審判中對法律條文理解不一，每年科舉考試中明法科考試也無統一的權威標準的情況，唐高宗在永徽三年下令召集律師學通才和一些重要臣僚對《永徽律》進行逐條逐句的解釋，「條義疏奏以聞」，繼承漢晉以來，特別是晉代張斐、杜預注釋律文的已有成果，歷時1年，撰《律疏》30卷奏上，與《永徽律》合編在一起，於永徽四年十月經高宗批准，將疏議分附於律文之後頒行。計分12篇，共30卷，稱為《永徽律疏》。至元代後，人們以疏文皆以「議日」二字始，故又稱為《唐律疏議》。由於疏議對全篇律文所作權威性的統一法律解釋，給實際司法審判帶來便利，以至《舊唐書·刑法志》說當時的「斷獄者，皆引疏分析之」。疏議的作用至重，學者楊鴻烈在《中國法律發達史》一書中認為，「這部永徽律全得疏議才流傳至今」。《永徽律疏》總結了漢魏晉以來立法和注律的經驗，不僅對主要的法律原則和制度作了精確的解釋與說明，而且盡可能引用儒家經典作為律文的理論依據。《永徽律書》的完成，標志《著中國古代立法達到了最高水平。作為中國法制的最高成就，《永徽律疏》全面體現了中國古代法律制度的水平、風格和基本特徵，成為中華法系的代表性法典，對後世幾周邊國家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同時，因此前的《貞觀律》等至今都已秩失，所以《永徽律疏》成為中國歷史上迄今保存下來得最完整、最早、最具有社會影響的古代成文法典。在中國古代立法史上佔有最為重要的地位。（二）十惡1從「重罪十條」到「十惡」。所謂「十惡」是隋唐以後歷代法律中規定的嚴重危害統治階級根本利益的常赦不原的十種最嚴重犯罪，淵源於北齊律的「重罪十條。隋《開皇律》在「重罪十條」的基礎上加以損益，確定了十惡制度。唐律承襲此制，將「十惡」列入名例律之中。《唐律》名例書儀即雲：「五刑之中，十惡尤切，虧損名教，毀裂冠冕，特標篇首，以為明誡。」2唐律中十惡的具體內容：謀反、謀大逆、謀叛、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義、內亂。唐律中「十惡」制度所規定的犯罪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為侵犯皇權與特權的犯罪，一為違反倫理綱常的犯罪。唐律將這些犯罪集中規定在名例律之首，並在分則各篇中對這些犯罪相應了最嚴厲的刑罰，而且，唐律規定凡犯十惡者，不適用八議等規定，且為常赦所不原，此即俗語所謂「十惡不赦」的淵源。這些特別規定充分體現了唐律的本質重點在於維護皇權、特權、傳統的倫理綱常及倫理關系。（三）六殺、六贓與保辜1、六殺。《唐律》賊盜、斗訟篇中依犯罪人主觀意圖區分了「六殺」，即所謂的「謀殺」、「故殺」、「斗殺」、「誤殺」、「過失殺」、「戲殺」等。唐律的「謀殺」指預謀殺人；「故殺」指事先雖無預謀，但情急殺人時已有殺人的意念；「斗殺」指在斗毆中因為激憤失手而把人殺死的殺人犯罪；「誤殺」指由於種種原因錯置了殺人對象；「過失殺」指「耳目所不及，思慮所不至」，即出於過失殺人；「戲殺」指「以力共戲」而導致殺人。基於上述區別，唐律規定了不同的處罰。謀殺人，一般殺人罪數等處罰，但奴婢謀殺主，子孫謀殺尊親則處於死刑，體現了對傳統禮教原則的維護。故意殺人，一般處斬刑。誤殺則減殺人罪一等處罰。斗殺也同樣減殺人罪一等出罰。戲殺則減斗罪二等處罰。過失殺，一般「以贖論」，即允許以銅贖罪。「六殺」理論的出現，反映了唐律對傳統殺人罪理論的發展與完善。2、六贓。六贓指《唐律》規定的六種非法獲取公私財物的犯罪。唐律要求官吏廉潔奉公，嚴懲利用職權牟取私利或貪贓枉法的行為，唐律中均規定了較常人犯財產罪更重的刑罰。六贓具體包括以下罪名：一是「受財枉法」，指官吏收受財物，枉法裁判的行為。《唐律》職制篇規定，凡官吏受財枉法，贓滿15匹處絞。二是「受財不枉法」，指官吏收受財物，但未枉法裁判行為。《唐律》職制篇規定，即使不枉法，贓滿30匹也處僅於死刑的加役流。三是「受所監臨」，指官吏利用職權非法收受所轄范圍內百姓或下屬財物的行為。《唐律》職制篇規定。官吏出差，不得在所到之處接受禮物，主動索取或強要財物的，加重處罰。監臨主守官盜取自己所監臨財物或被監臨人財物的，比竊盜加二等處罰，贓滿30匹者即絞。甚至規定，不得向被監臨人借用財物；不得私自役使下屬人員或利用職權經商牟利；否則依情節分別處以笞杖或徒刑。唐律還規定，官吏應約束其家人不得接受被監臨人的財物，若家人有犯，比照官吏本人減等治罪。如監守自盜的比一般盜罪加等處罰，贓滿30匹者即絞。四是「強盜」，指以暴力獲取公私財物的行為。《唐律》賊盜篇規定強盜處罰更嚴，雖不得財，也要處罰徒刑2年。持凶器是財者一尺徒三年，十匹及傷人者絞，殺人者斬。五是「竊盜」，指以隱蔽的手段將公私財物據為己有的行為。《唐律》賊盜篇對一般竊盜罪也嚴格規定，不得財者笞五十，得財者至五十匹處加役流刑。六是「坐贓」，指官吏或常人非因職權之便非法授受財物的行為。《唐律》雜律篇規定，官吏因事授受他人財物的即構成「坐贓」，同時禁止監臨主守官在轄區內役使百姓，借貸財物，違者以坐贓論處。六贓的分類與按贓值定罪的原則為後世所繼承，在明清律典中均有《六贓圖》的配附。3、保辜。指對傷人罪的後果不是立即顯露的，規定加害方在一定期限內對被害方傷情變化負責的一項特別制度。唐律規定：「手足毆傷人限十日，以他物毆傷人者二十日，以刃及湯火傷人者三十日折跌肢體及破骨者五十日。」在限定的時間內受傷者死去，傷人者承擔殺人的刑責；限外死去或限內以他故死亡者，傷人者只承擔傷人的刑事責任。唐代確定保辜期限，用以判明傷人者的刑事責任，盡管不夠科學，但較之以往卻是一個進步。（四）五刑與刑罰原則1、唐律中的五刑。唐律承用隋《開皇律》中所確立的五刑即笞、杖、徒、流、死五種刑罰，作為基本的法定刑，其具體規格與《開皇律》稍有不同。（1）笞刑，為五刑中最輕一級刑罰，分為五等，由笞十到笞五十，每等加笞十；（2）杖刑，亦分五等，由六十至一百，每等加杖十；（3）徒刑，分為五等，自徒一年至徒三年，以半年為等差；（4）流刑，分為三等，即流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另有加役流，都是流三千里，但到流放地後要在當地服役三年；（5）死刑，分斬、絞二等。2、唐律中的刑罰原則。（1）區分公、私罪的原則。唐律之所以要區分公罪與私罪，主要目的在於保護各級官吏執行公務、行使職權的積極性，以便提高國家的統治效能；同時，防止某些官吏假公濟私，以權謀私，保證法制的統一。（2）自首原則。一是嚴格區分自首與自新的界限。唐代以犯罪未被舉發而能到官府交待罪行的，叫做自首。但犯罪被揭發或被官府查知逃亡後，再投案者，唐代稱作自新。自新是被迫的，與自首性質不同。唐代對自新採取減輕刑事處罰的原則。二是規定謀反等重罪或造成嚴重後果危害無法挽回的犯罪不適用自首。凡「於人損傷，於物不可備償」，「越渡關及奸，並私習天文者，並不在自首之列」。即對前述犯罪投案的也不按自首處理。因為這些的後果已不能挽回。三是規定自首者可以免罪，但「正贓猶征如法」，即贓物必須按法律規定如數償還，以防止自首者非法獲財。四是自首不徹底的叫「自首不實」，對犯罪情節交待不徹底的叫「自首不盡」。《名例律》規定：「自首不實及自首不盡者」，各依「不實不盡之罪罪之。至死者，聽減一等。」至於如實交待的部分，不再追究。此外，唐律規定，輕罪已發，能首重罪，免其重罪；審問它罪而能自首餘罪的，免其死罪。出於分化打擊犯罪的目的，唐律全面系統地發展了傳統刑法的自首原則；這些內容影響到後世。（3）類推原則。《唐律·名例律》規定：「諸斷罪而無正條，其應出罪者，則舉重以明輕；其應入罪者，則舉輕以明重。」即對律文無明文規定的同類案件，凡應減輕處罰的，則列舉輕罪處罰規定，比照以解決重案。如疏議舉律文說，謀殺尊親處斬，但無已傷殺重罪的條文，在處理已傷尊親的案件時，通過類推就可以知道更應處以斬刑。又舉例說，夜半闖入人家，主人出於防衛，登時殺死闖入者，不論罪。律文沒有致傷的條文，但比照規定，殺已不論罪，致傷更不論罪。唐代類推原則的完善反映了當時立法技術的發達。（4）化外人原則。《唐律·名例律》規定：「諸化外人，同類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異類相犯者，以法律論。」即同國籍外國僑民在中國犯罪的，由唐王朝按其所屬本國法律處理，實行屬人主義原則，不同國籍僑民在中國犯罪者，按唐律處罰，實行屬地主義原則。在當時不僅維護了國家主權，同時也比較妥善地解決了因大量外國僑民前來所引起的各種法律糾紛問題。（五）唐律的特點與中華法系1、「禮法合一」的特點。2、條簡要與寬簡適中的特點。3、立法技術完善的特點。4、唐律是中國傳統法典的楷模與中華法系形成的標志。作為中華法系的代表作，唐律超越國界，對亞洲諸國產生了重大影響。朝鮮《高麗律》篇章內容都取法於唐律。日本文武天皇制定《大寶律令》，也以唐律為藍本。越南李太尊時期頒布的《刑書》，大都參用唐律。可見唐律不僅在本國，而且在世界法制史上也佔有重要地位。（一）《宋刑統》與編敕1、《宋刑統》。宋太祖建隆四年（公元963年），在工部尚書判大理寺卿竇儀等人的奏請下，開始修訂宋朝新的法典。同年7月完成，由太祖詔「付大理寺刻板摹印，頒行天下」，成為歷史上第一部刊印頒行的法典。全稱《宋建隆詳定刑統》，簡稱《宋刑統》。是歷史上第一部刊印頒行的法典。將性質相同或相近的律條及有關敕、令、格、式、起請等條文作為一門。收錄了五代時通行的部分敕、令、格、式，形成一種律令合編的法典結構。《刑統》的編纂體例可追溯至唐宣宗時頒行的《大中刑律統類》。北宋初一度沿用的《大周刑統》，便是《刑統》體例在五代時發展的結果。《刑統》在具體編纂上，仍以傳統的刑律為主，同時將有關敕、令、格、式和朝廷禁令、州縣常科等條文，都分類編附於後，使其成為一部具有統括性和綜合性的法典。《宋刑統》和《唐律疏議》相比有這樣一些特點：一是兩者的篇目、內容大體相同。《宋刑統》也是30卷，12篇502條。二是《宋刑統》在12篇的502條中又分為213門，將性質相同或相近的律條及有關的敕、令、格、式、起請等條文作為一門。三是《宋刑統》收錄了五代時通行的部分敕、令、格、式，形成一種律令合編的法典結構。四是《宋刑統》刪去《唐律疏議》每篇前的歷史淵源部分，因避諱對個別字也有改動，如將「大不敬」的「敬」字改為「恭」等。2、編敕。敕的本意是尊長對卑幼的一種訓誡。南北朝以後成為皇帝詔令的一種。宋代的敕是指皇帝對特定的人或事所作的命令。敕的效力往往高於律，成為斷案的依據。依宋代成法，皇帝的這種臨時命令須經過中書省「制論」和門下省「封駁」，才被賦予通行全國的「敕」的法律效力。編敕，是將一個個單行的敕令整理成冊，上升為一般法律式的一種立法過程。編敕是宋代一項重要和頻繁的立法活動，神宗時還設有專門編敕的機構「編敕所」。從太祖時的《建隆編敕》開始，大凡新皇帝登極或改元，均要進行編敕。編敕的特點是：（1）仁宗前基本是「敕律並行」，編敕一般依律的體例分類，但獨立於《宋刑統》之外。（2）神宗朝敕地位提高，「凡律所不載者，一斷於敕」，敕已到足以破律、代律的地步。（3）敕主要是關於犯罪與刑罰方面的規定，所謂「麗刑名輕重者，皆為敕」。（二）刑罰的變化1、折杖法。《宋史·刑法志》說：「太祖受禪，始定折帳之制。」建隆四年頒行「折杖法」，意在籠絡人心，改變五代以來刑罰嚴苛的弊端。新的「折杖法」規定：處死刑外，其他笞杖、徒、流四刑均折換成臀杖和脊杖。具體的折換法是：笞杖刑一律折換成臀杖，杖後釋放。徒刑折換成脊杖，杖後釋放。流行折換成脊杖，杖後就地配役。折杖法使「流罪得免遠徙，徒最的免役年，笞杖得減決數」。折杖法對緩和社會矛盾曾有一定作用。單對反逆、強盜等重罪不予適用。具體執行當中也存在流弊，《宋史·刑法志》就曾說：「良民偶有過犯，致傷肢體，為終身之辱，而愚頑之徒，雖一時創痛，而終無愧恥。」2、配役。配役刑淵源於隋唐的流配刑。推行折杖法之後，原有的流刑實際上便稱為配役。為補死刑和折杖後的諸刑刑差太大，有輕重失平之弊，朝廷遂增加配役刑的種類和一些附加刑，使配役刑成為一種非常復雜的刑名。3凌遲。作為死刑的一種，凌遲始於五代時的西遼。（三）契約與婚姻法規（一）《大明律》與《明大誥》。（1）《大明律》。《大明律》是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國初年開始編修，於洪武三十年完成並頒布天下的法典，共計7篇30卷460條。它一改傳統刑律體例，更為名例、吏、戶、禮、兵、刑、工七篇格局，用以適應強化中央集權的需要。《大明律》在法制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律文簡於唐律，精神嚴於宋律，成為終明之世通行不改的封建大法。明律的制定經過了四個階段：①吳天年《大明律》。鑒於元末法制敗壞的教訓，朱元璋曾說：「夫法度者，朝廷所以治天下也」。因此在吳元年（公元1367年）就命左相國李善長等草創律令，編律285條，令145條，到吳元年十二月「律令成，命頒行之」。這是最早擬定頒行的明代法律（《大明律》）。律文按唐律取捨編訂，依《元典章》體例按六部順序編定。為以後的《大明律》奠定了基礎。②洪武六年《大明律》。洪武六年（公元1368年）冬又詳定《大明律》，次年二月書成，其「篇目一準之於唐┅┅┅分為三十卷」。仿唐律12篇體例，名例律置於最後，內容繁於唐律。經朱元璋「親加裁酌」後頒布。③洪武二十二年《大明律》。以後又因條例「增損不一」和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0年）廢中書省、宰相，遂「更定大明律」。以後例一篇冠首，其下仿《元典章》編纂體例，按六部改為吏、戶、禮、兵、刑、工六律，共30卷，460條。隋唐以降（元代例外）沿襲800年的法典結構至此一變。基本條款仍同唐律，只是明律「輕其輕罪，重其重罪」。在立法技術上較唐更為精細，體例也更趨完備和科學。以後又將洪武十八年和二十年的《大誥》，選出147條附於律後。④洪武三十年《大明律》。到了洪武三十年最後完成了《大明律誥》，「刊布中外，令天下知所遵守」。明律從初創到定型，歷時三十多年，表明立法的積極與慎重態度。（2）《明大誥》。朱元璋在修訂《大明律》的同時，為防止「法外遺奸」，又在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至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間，手訂四編《大誥》，共236條，具有與《大明律》相同的法律效力。《明大誥》集中體現了朱元璋「重典治世」的思想。大誥是明初的一種特別刑事法規。大誥之名來自儒家經典《尚書·大誥》，原為周公東征殷民時對臣民的訓誡。明太祖將其親自審理的案例加以整理匯編，並加上因案而發的「訓導」，作為訓誡臣民的特別法令頒布天下。大誥對於律中原有的罪名，一般都加重處罰。大誥的另一特點是濫用法外之刑，四編大誥中開列的刑罰如族誅、瘃首、斷手、斬趾等等，都是漢律以來久不載於法令的酷刑。「重典治吏」是大誥的又一特點，其中大多數條文專為懲治貪官污吏而定，以此強化統治效能。大誥也是中國法制史上空前普及的法規，每戶人家必須有一本大誥，科舉考試中也列入大誥的內容。明太祖死後，大誥被束之高閣，不具法律效力。（三）明清會典。（1）《大明法典》。明英宗時開始編修，孝宗弘治十五年初步編成，但未及頒行。武宗、世宗、神宗三朝重加校刊增補。《大明會典》基本依照《唐六典》以六部官制為綱，分述各行政機關職掌和事例。在每一官職之下，先載律令，次載事例。故《大明會典》就其內容、性質與作用來看，仍屬行政法典，起著調整國家行政法律關系的作用。（2）《大清會典》與清代行政法。為了規范國家機關的組織、活動，加強行政管理，提高官吏的統治效能，自康煦朝開始，清廷仿效《明會典》編定《清會典》，記述各朝主要國家機關的職掌、事例、活動規則與有關制度。計有康煦、雍正、乾隆、嘉慶、光緒五部會典，合稱「五朝會典」，統稱《大清會典》。自乾隆二十七年編纂《乾隆會典開始，《清會典》的編纂一直遵循「以典為綱，以則例為目」的原則，典、例分別編輯遂成固定體例。「會典」所載，一般為國家基本體制，少有變動。具體的變更，則在增修「則例」中完成。（一）司法機關1、唐宋時期的司法機關。唐代沿襲隋制，皇帝以下設置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三大司法機構，執行各自司法職能。宋沿唐制，在中央設置大理寺、刑部、御史台，分掌中央司法審判職權。（1）大理寺。（2）刑部與審刑院。（3）御史台。（4）唐代的「三司推事」。唐代中央或地方發生重大案件時。由刑部侍郎、御史中丞，大理寺卿組成臨時最高法庭審理，稱為「三司推事」。有時地方發生重案，不便解往中央，則派大理寺評事、刑部員外郎、監察御史為「三司使」，前往審理。此外，唐代還設立都堂集議制，每逢發生重大死刑案件，皇帝下令「中書、門下四品以上及尚書九卿議之」，以示慎刑。（5）地方司法機關，唐代地方司法機關仍由行政長官兼理。州縣長官在進行司法審判時，均設佐史協助處理。州一級設法曹參軍或司法參軍，縣一級設司法佐、史等。縣以一鄉官、里正對犯罪案件具有調解處理的權力，結果須呈報上級。宋代地方州縣仍實行司法與行政合一之制。但從太宗時起加強地方司法監督，在州縣之上，設立提點獄司，作為中央在地方各路的司法派機構。提點刑獄司定期巡視州縣，監督審判，詳錄囚徒。凡地方官吏審判違法，輕者，提點刑獄司可以立即處斷；重者，上報皇帝裁決。2、明清時期的司法機關。中央司法機構為刑部、大理寺、督察院。一改隋唐以降的大理寺、刑部、御史台體系。（1）明代刑部增設十三清吏司，分掌各省刑民案件，加強對地方司法控制；清代刑部是清朝的主審機關，為六部之一，執掌全國「法律刑名」事務，下設十七清吏司分掌京師和各省審判事務，還設有追捕逃人的督捕司、秋審的秋審處、專掌律例修訂的修訂法法律館。刑部是清朝最重要的司法機構，在處理全國法律事務方面一直起主導作用，主要負責：一是審理中央百官犯罪；二是審核地方上報的重案（死刑應交大理寺復核）；四是處理地方上訴案及秋審事宜；五是主持司法行政與律例修訂事宜。（2）明代大理寺掌復核駁正，發現有「情詞不明或失出入者」，駁回刑部改判，並再行復核。如此三改不當者，奏請皇帝裁決。依清律規定，大理寺的主要職責是復核死刑案件，平反冤獄，同時參與秋審、熱審等會審，如發現刑部定罪量刑有誤，可提出封駁。（3）明代都查院掌糾察。主要是糾察百司，司法活動僅限於會審及審理官吏犯罪案件，並無監督法律執行的原則。設有十三道監察御史。清承明制，都查院是全國最高監察機關，負責監察百官風紀、糾彈不法，同時負有監督刑部、大理寺之責，如刑部、大理寺發生嚴重錯誤，可提出糾彈。亦可參與重大案件的會審。中央上述三大司法機關統稱「三法司」。對重大疑難案件三法司共同會審，稱「三司會審」。（4）地方司法機關。3、管轄制度。明朝在交叉案件的管轄上，繼承了唐律「以輕就重，以少就多，以後就先」的原則，同時又規定：「若詞訟原告、被論在兩處州縣者，聽原告就被論官司告理歸結」，反映出明朝實行被告原則，減少推諉的立法意圖。此外，明朝實行軍民分訴轄制，凡軍官、軍人有犯，「與民不相干者」，一律「從本管軍職衙門自行追問」。「在外軍民詞訟」有涉「叛逆機密重事」者，可允許「鎮守總兵參將守備等官受理」。若軍案衙門與當地官府，「一體約問」。從中反映出明代軍事審判程序的健全與管轄制度的完善。4、延杖與廠衛。（1）延杖。即由皇帝下令，司禮監監刑，錦衣衛施刑，在朝堂之上杖責大臣的制度。皇帝法外用刑，加深了統治集團內部矛盾，對法制實施造成惡劣影響。（2）「廠」、「衛」特務司法機關。這既是明代司法的一大特點，又是有明一代的一大弊政。「廠」直屬皇帝的特務機關。「衛」是指皇帝任命親信「提督」明末曾下令盡毀錦衣衛刑具，不許再用。到明後期，廠衛特務多達十餘萬，嚴重地干擾了司法工作。其一，奉旨行事，廠衛作出的裁決，三法司無權更改，有時還得執行。其二，非法逮捕行刑，不受法律約束。（二）訴訟制度三，清末司法體制的變化（一）司法體制的變革與四級三審制清政府對舊的訴工提和審判制度進行了一系列改革，但也僅流於形式。表現在：1．清末司法的變化。改刑部為法部，掌管全國司法刑政事務；改大理寺為大理院，為全國最高審判機關；實行審檢合署。2．實行四級三審制。確立一系列近代意義上的訴工制度，實習感四級三審制，制定了刑事案件公訴制度.證據.保釋制度；審判制度社會實行公開.迴避等制度。初步規定了法官及檢察官考試任用制度；改良監獄及獄政管理制度。（二）領事裁判權與審判和會審公廨1．外國在華領事裁判權的主要內容。又稱「治外法權」，是外國侵略者在強迫中國訂立的不平等條約中所規定的一種司法特權。凡在中國享有領事裁判權的國家，其在中國的僑民不受中國法律管轄，只由該國的領事或設在中國的司法機構依其本國法律裁判。確立於1834年7月22日在香港公布《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及稅則》及隨後簽定的《虎門條約》，並在其後簽定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中得以擴充。（1）內容。中國人與享有領事裁判權國家的僑民間的訴公依被告原則；相同領事裁判權國家公民之間的訴訟由所屬國審理；不同國家的僑民之間的訴公適用被告主義原則：享有領事裁判權國家的僑民與非享有領事裁判權國家的僑民之間的爭公前者是被告則適用於悲哀高主義原則，後者是被告，則由中國法院管轄。（2）審理機構。一審由在華領事法院或法庭審理；二審上訴案件有3各國建立的上訴法院審理；終審案件，則由本國最高審判機關受理。（3）後果。嚴重破壞了中國的司法主權，同時也是外國侵略者進行各種犯罪的護身符和鎮壓中國人民革命運動的工具。2．觀審制度。西方列強取得在華領事裁判權後確立的強行干預中國審判的制度即外國人是韻告的案件，其所屬國領事官員也有權前往觀審，如認為審判.判決有不妥之處，可以提出新證據等。這種制度是原有領事裁判權擴充，是對中國司法主權的踐踏。3．會審公廨。1864年清廷與英、美、法三國駐上海領事協議在租界內設立的特殊審判機關。凡涉及外國人案件，必須有領事官員參加會審；筏中國人內與外國人訴公案，由本國領事裁判或陪審，甚至租界內純屬中國人之間的訴工也由外國領事審判並操縱判決。它的確立，是外國在華領事裁判權的擴充和延伸。

㈧ 什麼是司法訴訟

訴訟是指國家審判機關即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在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的參加內下，依法解決訟容爭的活動。平等主體當事人之間發生經濟糾紛提起訴訟，適用《民事訴訟法》解決紛爭。

人民法院決定開庭審判後，應當依法進行下列工作：

1、確定合議庭的組成人員。對公訴案件的審判，一般都應依法由審判員或者由審判員和人民陪審員組成合議庭進行，並依法確定1人為審判長。在確定合議庭組成人員時，還應確定書記員人選。

2、將人民檢察院的起訴書副本至遲在開庭10日以前送達被告人。對於被告人沒有委託辯護人的，告知被告人可以委託辯護人，或者在必要的時候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其提供辯護。

3、將開庭的時間、地點在開庭3日以前通知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審判公訴案件，人民檢察院應當派員出席法庭。對於適用簡易程序的法庭審判，人民檢察院可以不派員出席法庭。

4、傳喚當事人，通知辯護人、訴訟代理人、證人、鑒定人和翻譯人員，傳票和通知書至遲在開庭3日以前送達。

5、公開審判的案件，在開庭3日以前先期公布案由、被告人姓名、開庭時間和地點。

㈨ 試述宋代的監獄管理制度

第一 宋代的監獄體系完備，規模龐大
那時，監獄既是刑事被告、未執行犯人和干連證佐之人的看守所，又是民事訴訟案件當事人的收容所；既是已決犯的羈押地，又是死刑犯的候刑場所；既是協助審判的司法機關，又是催索逋欠的行政工具。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宋政府設置了自上而下完備的監獄體系
（一）中央監獄，是指設在京師而隸屬於中央官署的監獄，主要有：「御史台獄」，是最高監察機關御史台的下轄機構，主要關押犯罪的官吏。宋太祖時，為防大理寺用法之失，將中央監獄移至御史台，時稱「台獄」。御史台獄專門拘押皇帝交辦的重大案件，實質上成了皇帝懲辦臣僚的御用書房。「大理寺獄」，宋初太祖改唐舊制，不設大理寺獄，宋神宗繼位後，恢復大理寺獄，負責羈押「在京三司，諸寺監官吏犯徒以上重罪者」。由此，形成大理寺獄與御史台獄並存的局面。「開封府獄」。宋在首都開封設置監獄，兼具中央監獄和地方監獄雙重職能。還有四排岸司獄和同文館獄，屬於行政官署的監獄；殿前司獄及馬步軍司獄就是軍事機關的監獄。
這些直屬中央的監獄規模比較大，據北宋曾肇《曲阜集》卷三《重修御史台記》載，御史台設東西兩監獄。《宋會要.職官》二四載，大理寺設左右兩獄。開封府也分為府司獄，左右軍巡院獄和左右廂巡獄，僅左右軍巡院便有獄房百餘間。據《長編》卷三四九記載，元豐元年（1078年，當時大理寺和開封府囚禁犯人達千人以上。由此可見，開封府諸獄的容量不會少於五六百人。關於三司監獄的規模，真宗咸平元年（998），一次釋放所禁之囚達三千人左右。即使考量到獄房的超負荷及獄外關押的情況，也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央監獄規模也是很大的。
（二）地方監獄，宋在州縣兩級設立監獄。宋朝地方行政機構有路、府（州、軍、監）、縣，路是指中央政府的派出機構，非一級政府，一般不設監獄。但是，各路設立提點刑獄使司（又稱憲司），掌一路下轄州縣的刑獄之事。《宋史.刑法志》記載：「諸州軍院司理院，下至諸縣皆有獄」。由此可知，宋在諸州設司理院獄和馬步軍院獄，司理院獄是民獄，馬步軍院獄是軍獄。縣獄仍行舊制，無軍事監獄和非軍事監獄之分。
各州監獄的規模也相差很大，每州一般設兩處監獄，即為州院獄和司理院獄。一些重要的大州，司理院又分為左右或東西兩院，共有三獄。如南宋洪適《盤洲文集》卷七十所載《廣州獄空道場疏》便提到廣州「三院空虛」。有的僻遠小州，因為案件不多，卻只設一獄，有的即使設了三獄，最後也要合並。神宗元豐元年（1078）四月十一日，丹州地方就上言：「本州僻山，管宜川一縣，每有公事，止於司理院當直司勘鞠，乞並州院人司理院。」從之。
關於縣級監獄的規模，南宋雷孝友《新昌獄記》載，剛修葺完畢的新昌縣獄，「凡為室六，儲廩湢浴以至治獄之具，皆料理中律。」按此記載，新昌縣的監獄，具有六室的規模，顯然縣獄的規模要小的多。
第二 宋代監獄與囚犯的管理制度完善
監獄管理，尤其是囚犯管理制度，宋代在沿用前代規定的基礎上，又有所發展，進一步建立健全囚犯管理制度，以保障羈押的安全，防止犯人逃亡、死囚及舞弊現象發生。
（一） 門衛及內部安全管理制度嚴密
宋代監獄的門衛制度很嚴。凡收押犯人，由負責者填寫案狀，犯人入獄前，必須經過嚴格的檢查，金刀若酒及紙筆、錢物、瓷器、杵棒之屬，一律皆不得入。《宋會要.職官》卷九五載：對向犯人提供違禁器物的人，視後果予以處罰；沒有產生不良後果，也要杖一百；犯人因此得以逃亡，自傷或傷他人者，徒一年；犯人因此自殺，殺他人者，徒二年；如果犯人罪在流以上，只要逃脫，雖無殺傷他人的情況，也要處以二年徒刑。但是，還規定監獄管理人員不得擅自搜抄犯人隨身攜帶的合法物品，違者，「杖八十，因而盜取，以自盜論。」
另外，對監獄看守也有較強的紀律約束，以保證監獄的安全。獄中每間牢房有專人負責，收禁犯人，須逐牢差定獄子，分明交與人數，不是獄中防守人，不得入獄中。每天晚上，由兩三獄卒輪流值班，對該值班而不堅守崗位者，依法杖八十。為了督促獄吏堅持崗位，獄官不定時查崗，索牌點視，使當值獄吏盡心盡責。」
在嚴加看守的同時，宋代更加註意用懲罰來防範獄吏失職，對越獄，劫獄和盜囚的制裁尤其嚴厲。犯人如果在獄中出現意外，獄吏也要受到懲處。《慶歷條法事類》卷七十五《刑獄雜事》規定：「諸囚在禁故自傷殘者，吏人、獄子、防守人各杖八十；因而致死，各加二等。」
由於監獄所禁主要是未決犯，所以宋代嚴防走漏獄情和串供。不準獄中犯人與獄外人接觸，親友送來衣服食品，必須由看門人交給裡面的獄卒，再由獄卒轉給犯人。在押往受審地點的途中，犯人不得縱與外人言語，亦不得於店肆暫住。《宋會要.刑法》也設有專條法律，嚴防他們泄露獄情。「系公人漏泄獄情，杖一百。」又引《大觀開封府六曹通用敕》規定：「諸左、右獄內只應人（指獄子、行人、產婆、醫人之類，但可傳達漏泄者皆是）並三人為一保，如通言語漏泄者，情重者，杖罪，五百里編管；徒罪，配千里牢城，同保人失覺察，各杖八十，勒停，永不收敘，即經停而別投名者，許人告。條法仍有告獲似此之人，賞錢五十貫。」
為了減少泄露獄情的可能性，宋代還就獄卒的使用作了一些迴避規定。《宋會要.職官》卷二四載：看守若同犯人有親戚關系，必須另行派人代替。規定 「大理寺手分、獄子，令本寺於外州軍差撥。」
對越獄行為，《刑統》卷二八《被囚禁拒捍官司而走》規定：「諸被囚禁，拒捍官司而走者，流二千里，傷人者加役流，殺人者斬，從者絞。」「私竊逃亡，以徒亡論」，即依流徒犯在服刑期間逃亡論罪，按日計刑。「一日笞四十，三日加一等，過杖一百，五日加一等」。
對劫獄和盜囚制裁更嚴。《刑統》卷一七《劫囚》規定，「諸劫囚者，流三千里，傷人及劫死囚者絞，殺人者皆斬」，而且強調「但劫即坐，不須得囚。」至於竊囚，如果成功，竊者與囚同罪。「如果未能得逞，即未離禁系之處，竊者也需減囚二等科罪。竊死囚未得，徒三年；竊流囚未得，徒二年半。因竊囚而故意殺傷人者，構成搶劫事實，按劫囚法論處。」
（二） 獄具使用制度日趨規范
宋代正規獄具主要有枷、杻、鉗、鎖和盤枷。《歷代刑法考.刑具考》卷一載：枷是一種束頸獄具，分二十五斤、二十斤、十五斤三種；長五尺至六尺，頰長二尺五寸至二尺六寸，闊一尺四至一尺六寸，徑三至四寸。鎖是一種腳鐐，長八尺至一丈二尺。鉗也是一種束頸獄具，重八兩至一斤，長一尺至一尺五寸，其作用與枷相似。宋代，盤枷的使用廣泛。「縣送徒至州，州送囚於他所，催理官物，督責賦稅，錮身千里之外，荷校連月之間，」都要使用盤枷。
關於獄具的使用，也有一些技術性規定。上獄具之前，囚犯須經獄醫檢查，有無瘡病殘疾情況，如果是女犯，還要檢查是否懷孕，再決定是否戴上獄具。重囚封枷，用三指寬的熟鐵片和厚生牛皮各兩道；輕囚只用鐵片兩道，再用軟麻繩把枷身纏緊。帶長枷的重囚，夜間枷上，還得用長索串連，並在索上系響鈴。犯人所戴的枷上，用真書大字寫上犯人姓名，並且三、五日一換標簽，使字跡清楚可辨。不同犯人，使用不同獄具。同時，宋代仿效前朝，對一些特殊犯人在獄具的使用上實行減等或散禁。犯人八十以上，十歲以下者，以及廢疾、孕婦和侏儒之類，實行散禁---即不戴獄具關押。屬於議、請、減范圍，以及可用官當罪者，雖為流以上罪，也只鎖禁；如果所犯徒罪屬於公罪，一律散禁。
對違犯獄具法規的行為，《刑統》卷二九《應囚禁枷鎖杻》還規定了制裁標准：「應枷、鎖、杻而不枷、鎖、杻及脫去者，杖罪笞三十，徒罪以上遞加一等。」而應枷而鎖，應鎖而枷者，杖罪笞二十，徒罪笞三十，流罪笞四十，死罪笞五十。如果犯人自行脫去及更換獄具，也按上述條文治罪。對依法不應用獄具而隨意施用獄具者，杖六十。
（三） 拘押和分類監禁制度完備
拘押制度，是指犯人應具備什麼條件和履行哪些手續，監獄方面才能收押的制度。宋代規定，凡是將被收押的囚犯，須先有獄官寫明犯罪事由，辦理登記手續，然後由獄醫檢查有無瘡、病、殘疾，婦女是否懷孕，並且嚴格檢查犯人隨身攜帶物品，不符合規定的物品嚴禁入內。最後根據檢查結果，進行分類收押。
我國早期監獄，多是無限制的混羈雜居，這是獄制混亂落後的重要表現之一。《新唐書》卷四八《百官三》載：唐朝初步實行「囚徒貴賤，男女異獄。」宋代不僅沿襲唐制，而且實行「輕重異處」。宋《獄官令》規定：「婦人在禁，皆於男夫別所，仍以盡可能雜色婦女伴守」；「重囚有病，須別牢選醫醫治」。可見宋代不但男女分開關押，而且有病也另行關押。
另外，對民事訴訟案件，因為擔心串供，也要分開關押。但也有例外，為了和解糾紛盡快息訟，也有把當事人雙方關在一起，便於融通感情。據南宋《葉適集》載：寧海縣知縣周淳中就這樣做過，效果很好。有叔侄二人因財產訴訟系獄一年多，周淳中將其叔侄系於一室，並曉以親義，最後叔侄二人相泣而息此訟。由此可見，宋代統治者意識到禁系方式對審判的影響，並利用這種影響協助審判活動。這表明，封建統治集團的司法水平有了進一步的提高。
第三 法內施恩的憫囚制度
憫囚制度是中國古代監獄制度的組成部分，到了宋代得到完善，體現了他們「布德恤刑」的思想。不過，宋代更重視從保障囚犯的基本生活的立法方面來體現其憫囚願望。
（一）衣食供給制度
對於囚犯的衣食，宋代有一些細節規定，如凡有家屬者，由家屬負責供給衣糧。無家屬或貧困不堪者，官府供給，管給衣糧，每日每人二升（相當於當時社會標准口糧）。當然，要求自備衣糧，一方面是為了減少國家的財政支出；另一方面是為了防止無告的窮人以獄中衣糧為生計。
北宋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下曾記載蘇軾在獄中的情況：「蘇子瞻元年間赴詔獄，與長子邁俱行。與之期，送食惟菜與肉，有不測，則撤二物而送魚，使伺外間以為候。邁謹守，逾月忽糧盡，出謀於陳留，委其親戚代送而忘語其約。親戚偶得魚鮓送之，不兼他物，子瞻大駭，知不免，將以祈哀於上而無以自達，乃作詩寄子由，祝獄吏致之。」
這是「烏台詩案」的一件有名軼事。但是，並非每個囚犯都有條件由家人供送衣食，有的因離家遙遠，有的因貧困難支。對前者，《刑統》卷二九載：「囚去家懸遠絕餉者，官給衣糧，家人至日，依數征納」。對後者，《宋會要.職官》卷五五載，高宗紹興十二年（1142）九月詔：「禁囚貧乏無家供送飲食，依法官給。」當時的鹽菜津貼標準是，臨安二十文，外路十五文；如果囚犯是寄禁犯人，只能得到標準定額的一半。
特殊情況犯人的口糧，盡管有規定可執行，但實際上很少兌現。在州一級，官府還有一定的財力，可在常平倉或義倉內支給，但在縣一級，情況就十分凄涼。《通考.刑六》載：嘉泰四年（1204）有臣僚上言：「竊見縣獄苦無囚糧，而城下之邑尤甚。法許於運司錢內支，往往縣道不敢支破，例多陪辦於推獄，私取於役戶，分甘於同禁之人。簞食入獄，攫拿紛然，極可憐憫。」 宋政府只得再次規定，《宋會要.刑法》卷六載：縣囚之糧「申州就於平米支撥，歲終州縣實支數申提舉司出豁。」為了保證囚犯的口糧供應，嘉定八年（1215），進而建「囚糧歷」，「日具支破姓名，取其著押；不願支者，亦明書何人饋餉，俾隨禁歷月申提刑司以備參考。」
（二） 病囚管理制度
為防止犯人瘐死，宋代在監獄醫葯衛生方面也作了一些具體規定。《宋史.刑法志》載：「諸獄皆厚鋪席褥，夏日置漿水，其囚每月一沐」；「諸獄囚有疾病，主司陳牒長官，親驗知實，給醫葯救療，重病者脫去枷鎖鈕，仍聽家內一人入禁看待」。為加強對病囚的管理，由各州府頒發「印歷」，各監獄獄官將囚犯病狀，負責醫治的官吏，醫人姓名及治療結果填寫明白交本州長官簽押，每年一換，以備檢查。如果囚犯死亡，須經驗屍後查明死因，方允許收葬。
設病囚院是管理病囚的一種重要方式，後唐長興年間即有這方面的敕令，宋初編《刑統》時也繼承了後唐的規定，在州府一級置病囚院，「或有病囚，當時差人診候治療」。宋代的獄醫，稱為「醫人」，由懂醫民戶輪充，為宋代職役之一，官府建有醫人名冊，對其進行管理調用。如果有病囚，在冊獄醫須隨叫隨到，不準他人代替，並由當職官親自點檢。
保外就醫是管理較輕罪犯的一項措施。北宋時期適用於杖以下罪犯，南宋時期適用於范圍有所擴大。《宋會要.刑法》卷六載：「雖犯徒流罪而情款已定非凶惡者，即行責保知在，州委元差押醫，每三日一次看驗，如委實病損，即時申所屬，卻行勾追赴獄聽候斷遣」。還有「邸店養疾」，是適用於無人作保的病囚的管理方法。此外，有的地方還建立「安濟坊」之類的慈善部門「以居病囚」。
為了督促獄官重視病囚，對病囚的生死負責，宋代制定了比較詳細的獄官責任制。神宗治平四年（1067）十二月詔：「應諸州軍府、軍巡、司理院，所系罪人，一歲在獄病死及二人者，推司、獄子杖六十，每增一人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如五縣以上州，歲死三人，開封府司、軍巡歲死七人，如死二人法，加等亦如之。」
《宋會要.刑法》卷八載：孝宗淳熙元年（1174），又頒布「州官連坐法」，各州監獄管理不善，死亡人數過多，其獄官，令佐、守卒「悉坐其罪，不以去官赦原。」另一方面，對病死囚犯少的地方官吏，中央予以褒獎。《宋會要-刑法》卷六載，紹興五年（1135），「宣州上收禁三百五十五人，及無病死人數，以最少去處當職官各轉一官。」由此，官員得到了提拔重用。

㈩ 宋論述宋代「翻異別勘」制度內容拜託了各位 謝謝

宋代重視口供，翻異別勘是宋朝的一種訴訟審判制度，指在訴訟中，犯人推翻原來的口供（翻異），事關情節重大，一般由另一法官或其他司法機關重審（別勘）的制度。別勘分為差官別推（換法官審理）和移司別勘（換司法機關審理）兩種。宋代，當犯人不服判決臨刑稱冤或家屬代為申冤時，則改由另一個司法機關重審或監司另派官員復審。按照法律規定，翻異可三至五次。妄行翻異叫冤者，別推時加重處罰。這種制度就其實質來說，是司法機關自動復審，雖有時會因多次翻異而影響司法機關的審判效率，但從總體上來說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杜絕冤假錯案的發生，同時也是宋朝統治者慎刑精神的表現。 為了防止囚犯利用故意"翻異別勘",拖延時間,宋代沿用唐代的三推之限,一般情況下,囚犯只要經3次翻異別推後,再翻異即不再復推,強行判決.南宋又改為5推.宋還嚴格規定復審時必須選差"無干礙官";官吏在別勘時發現冤抑,則要受到獎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