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鑒定助手

⑴ 法醫鑒定費用多少

法醫類司法鑒定收費一般1000-2000元一項，具體以當地司法鑒定機構告知為准。
如需申請司法鑒定，應通過律師事務所來委託國家認可的司法鑒定機構來進行。 只有國家認可的司法鑒定機構出具的鑒定意見才具有法律效力。一旦發生可能需要進行司法鑒定的情況，應第一時間聯系律師，由律師對形勢作出評估，以免錯過鑒定的最佳時機或者超過訴訟時效。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司法鑒定管理問題的決定》司法鑒定是指在訴訟活動中鑒定人運用科學技術或者專門知識對訴訟涉及的專門性問題進行鑒別和判斷並提供鑒定意見的活動。

⑵ 去建築工程司法鑒定所工作有什麼條件

建築工程司法鑒定是指依法取得有關建築工程司法鑒定資格的鑒定機構和鑒定人受司法機關或當事人委託，運用建築學理論和技術，對與建築工程相關的問題進行鑒定並提供鑒定。最好是會運用建築學理論和技術的建築造價工程師。
建設工程質量司法鑒定工作中須注意的問題
（1） 司法鑒定時效問題
目前的工程質量司法鑒定是以現狀為准去評判工程質量，而工程質量有部分是隨著時間而變化的，也就是說現狀評判不合格不能代表當時施工時不合格，因此有時無法去推斷工程施工時的質量情況。權宜之計是，根據保修期進行判定，即若工程質量在保修期內的出現了工程質量問題，就可以按照工程質量施工驗收標准進行判定，而不用考慮時間因素對工程質量的影響。
目前我國工程質量保修期限的約定有兩個方面：一是雙方約定正常使用年限；若沒有約定，則根據國務院令《建設工程質量管理條例》關於建設工程質量最低保修期的規定。
（2）工程質量司法鑒定與施工質量驗收不同
施工質量驗收屬於過程檢驗，施工過程中隨時進行檢驗批的抽樣驗收，最後對單位工程或分部工程質量做出整體評定結論；而司法鑒定屬於現狀檢驗，無法對施工過程進行鑒定。受檢驗批抽樣比例和檢測手段的限制，相當多的檢驗項目事後無法進行復查。因此鑒定時，應讓委託方明確鑒定事項，針對檢測手段不能達到的檢測項目事先告知委託方。
鑒定意見的形式應為對是否符合標准要求，當需要對是否合格進行判定時，應慎重。判定不合格比判定合格要簡單的多。這裡面就存在一個問題，建設工程施工質量驗收規范檢驗批的驗收採用抽樣方案，合格率控制在一定概率范圍內。因此即使驗收合格的工程也可能存在不符合規范的部位和項目。局部可能存在質量問題，而當事人（作為單獨一戶）提出的鑒定內容就可能不符合規范要求，但是不能據此說整個工程不合格。從工程質量司法鑒定的角度，可以判定某項問題不符合標准要求。
（3）分清鑒定機構和法院責任，不可混淆二者的許可權
工程質量司法鑒定機構作為中立的第三方機構，其法律地位決定了沒有任何審判的權利。鑒定機構只是法院或法官的助手，起到專家證人的作用。只是從技術角度對工程質量進行判定，並且技術鑒定內容必須在法院委託范圍內進行，不可超范圍鑒定。鑒定機構僅從技術角度分析工程質量問題產生的原因，而不去評價工程責任問題，應由法院根據鑒定意見去審理判定。簡而言之，鑒定人員是技術專家證人，應分清與法官的責任劃分，且不可「以鑒代判」。
鑒定機構鑒定最終結果應表述為鑒定意見，而不可以稱為鑒定結論。因為鑒定意見若在案件審理過程中被法院採信，則可稱之為鑒定結論，最終的鑒定結論應由法院給出。
（4）建設工程質量司法鑒定中其它專業方面的問題
目前的一般檢測鑒定偏重於結構安全性的鑒定，而忽略了其它專業方面的鑒定事項，根據我們所做的司法鑒定案例總結分析，結構類鑒定案件量只佔到總案件量的30%左右，結構類案件中嚴重影響工程安全性的案例占很少一部分。相比之下，涉及影響工程使用性鑒定的案例佔多數，所佔比率達到2/3，比如裝修工程、防水工程、暖通工程、日照等是工程質量類鑒定中常見案件。建設工程質量司法鑒定工作有可能不是簡單的某些專業工程的鑒定，而一個鑒定案例中涉及到多個專業問題，這就需要鑒定人員具有廣闊的專業知識面和多學科知識背景。
（5）鑒定委託與鑒定收費問題
目前，法院一般採取委託鑒定函和簽訂委託協議書的方式，與鑒定機構建立委託合同關系。但是在繳納鑒定費的問題上，因為最高法明文規定法院不得代收鑒定費，所以鑒定費一般由鑒定繳費義務人（當事人）直接繳納給鑒定機構，這就造成了委託人與繳費人不同的矛盾，因此，法院與鑒定機構之間的關系應視為一種特殊的合同關系。
（6）委託及鑒定過程中的其他問題
在建築工程質量司法鑒定實踐過程中，有些法院在委託鑒定程序上不夠規范。比如，以鑒定委託函代替司法鑒定協議書、委託鑒定內容表述過於簡單、提供的鑒定資料不夠詳盡、當事人雙方提交的圖紙資料未經質證直接轉交鑒定機構、法官不參與現場勘驗工作等，給司法鑒定的實施帶來了諸多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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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 工程鑒定需要什麼資質

1、建築工程司法鑒定是指依法取得有關建築工程司法鑒定資格的鑒定機構和鑒定人受司法機關或當事人委託，運用建築學理論和技術，對與建築工程相關的問題進行鑒定並提供鑒定。最好是會運用建築學理論和技術的建築造價工程師。
2、建設工程質量司法鑒定工作中須注意的問題
(1) 司法鑒定時效問題
目前的工程質量司法鑒定是以現狀為准去評判工程質量，而工程質量有部分是隨著時間而變化的，也就是說現狀評判不合格不能代表當時施工時不合格，因此有時無法去推斷工程施工時的質量情況。權宜之計是，根據保修期進行判定，即若工程質量在保修期內的出現了工程質量問題，就可以按照工程質量施工驗收標准進行判定，而不用考慮時間因素對工程質量的影響。
(2)工程質量司法鑒定與施工質量驗收不同
施工質量驗收屬於過程檢驗，施工過程中隨時進行檢驗批的抽樣驗收，最後對單位工程或分部工程質量做出整體評定結論;而司法鑒定屬於現狀檢驗，無法對施工過程進行鑒定。受檢驗批抽樣比例和檢測手段的限制，相當多的檢驗項目事後無法進行復查。因此鑒定時，應讓委託方明確鑒定事項，針對檢測手段不能達到的檢測項目事先告知委託方。
(3)分清鑒定機構和法院責任，不可混淆二者的許可權
工程質量司法鑒定機構作為中立的第三方機構，其法律地位決定了沒有任何審判的權利。鑒定機構只是法院或法官的助手，起到專家證人的作用。只是從技術角度對工程質量進行判定，並且技術鑒定內容必須在法院委託范圍內進行，不可超范圍鑒定。鑒定機構僅從技術角度分析工程質量問題產生的原因，而不去評價工程責任問題，應由法院根據鑒定意見去審理判定。簡而言之，鑒定人員是技術專家證人，應分清與法官的責任劃分，且不可「以鑒代判」。
鑒定機構鑒定最終結果應表述為鑒定意見，而不可以稱為鑒定結論。因為鑒定意見若在案件審理過程中被法院採信，則可稱之為鑒定結論，最終的鑒定結論應由法院給出。
上面關於建築工程司法鑒定所需的相關資質描述當中，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出來，建築行業蓬勃發展也是有著法律的大力支持的，如果對於建築工程司法鑒定需要資質的問題還有不清楚的，應該當面去咨詢律師或者及時尋找法律部門解決。華律網也提供律師在線咨詢服務，歡迎您進行法律咨詢。

⑸ 我國司法鑒定製度研討

定是指專門鑒定機構或其他機構中具有相應專業知識和實踐經驗的專家就辦案人員或律師委託其解決的專門性問題，運用專業知識和科學儀器，對一定的客體進行檢驗並作出鑒定結論的一種特殊的科學活動。

對鑒定可以從以下角度理解：（1）鑒定在本質上是一種協助司法機關解決訴訟、仲裁中某些專門問題的活動，即補充司法人員專門領域知識之不足，以達到正確判斷之目的。（2）鑒定既有科學性的內容，又有法律性的要求，體現了法律性與科學性的統一。在科學性方面，具體的鑒定活動是由掌握專門科學知識和技能的鑒定人運用科學知識、方法、手段，藉助科學技術設備進行科學鑒別判斷活動；鑒定的結果直接涉及的是從科學角度推理、概括的結論而非法律性的評價在法律性方面，鑒定主體必須具有法定的資格：鑒定人的鑒定活動不能脫離法律程序；鑒定的結果必須依照法律規定的方式提出並終將被運用到法律性質的活動即訴訟或仲裁中。因此鑒定是以科學性為基礎，以法律性為保障的訴訟活動。（3）從證據法的角度看，鑒定結論作為確定事實的法定證據種類，對訴訟、仲裁活動起著重要乃至決定的作用。

鑒定製度作為我國司法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現代訴訟中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首先，鑒定的運用有助於准確、及時地認定案件事實，為審判的科學化奠定基礎。尤其在犯罪日趨復雜化、智能化的今天，有些案件事實的認定如果離開以專門知識和技術手段為依託的鑒定，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完全有理由認為，隨著科學的進步，鑒定的應用領域必將不斷拓寬，其重要性也將因此而進一步提高。其次，在刑事訴訟中，鑒定的採用反映了人們對犯罪事實認識能力的提高，這對偏重被告人口供的陳舊證據觀念是一個挑戰。因此大力發展鑒定製度不僅有助於更新司法人員的證據價值觀念，糾正過分重視口供的錯誤傾向，而且能夠克服由此導致的刑訊逼供等弊端。

然而，目前我國的司法鑒定活動由於缺乏規范，實踐操作中存在許多問題，未能真正發揮其應有的功能。本文針對我國鑒定中存在的突出問題，通過比較和評析兩大法系的鑒定製度，從中尋找可以借鑒的有益經驗，以利我國的鑒定活動規范運作。

一、我國鑒定運作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司法鑒定權權威性不明
目前在我國，具有鑒定權的機構大致有五類：一是公安機關、安全機關、檢察機關、人民法院等國家專門機關內部設置的鑒定機構。其中公安機關鑒定規模較大，實行四級鑒定網路———中央、省級、地（市）級、縣（區）級。檢察機關、人民法院的鑒定規模較小，起步較晚，通常僅中央、省級、地（市）級三級。二是經司法行政機關批准設置在科研機構、政法院校中的鑒定機構，如司法部司法技術鑒定研究所、政法院校所屬的司法鑒定中心。三是衛生行政部門設立的鑒定機構，如醫療事故鑒定委員會。四是一些醫科大學中設立的鑒定機構，如上海醫科大學法醫學系，五是省級人民政府指定的醫院，①由上可見我國享有鑒定權的機構既多且雜，並且由於鑒定的立法相對滯後，對這些鑒定機構的授權、人才技術設備要求、資信程度考核等都缺乏統一的標准，各部門各自為政，導致鑒定實踐的混亂無序狀態。一方面，公檢法機關「自偵自鑒」、「自檢自鑒」、「自審自鑒」的做法使鑒定結論的公正性受到質疑，社會公眾對鑒定製度的信任度不高，當事人更是頻繁行使申請重新鑒定權；另一方面，各種鑒定機構多渠道、多層次鑒定，不僅因重復鑒定而造成資源浪費，而且經常出現鑒定結論相互矛盾的情況，由於法律上沒有規定橫向鑒定與縱向鑒定的效力問題，法院對此無所適從，訴訟久拖不決。

（二）重新鑒定問題較多
1、鑒定的效力不明。包括橫向鑒定與縱向鑒定兩種情況。橫向指公檢法部門各有一套獨立的鑒定系統，應以哪一家的鑒定結論為准?縱向指級別較高的鑒定機構所作出的鑒定結論在效力上是否當然優於下級鑒定機構所作的鑒定結論?

2、重新鑒定沒有次數限制。一個案件可能從基層到中央歷經層層鑒定，而每次的鑒定結論很可能又不一致，究竟對鑒定次數應不應當作出限制，能否規定普通案件實行兩級鑒定製，一次為初級鑒定，一次為上級復核?

3、申請重新鑒定是法律賦予當事人的一項訴訟權利，但這只是一種請求權，而非決定權，對法院沒有必然的約束力。是否有重新鑒定的必要，是否批准當事人重新鑒定的申請，應當由法院根據具體案件和訴訟需要來確定。而司法實踐中法院往往未能很好地行使批准決定權，嚴格把好關。

4、關於申請重新鑒定的程序，目前的實踐是提出重新鑒定申請的一方當事人向法院提供所選定的鑒定機構，法院一般都會批准，並告知對方當事人，但沒有給對方當事人表示意見的機會。這樣，如果重新鑒定結果不一，對方當事人大都會對重新鑒定的結論表示異議並再次申請重新鑒定。

二、兩大法系鑒定製度的比較與評析
一切事物只有互相比較才能見差別短長，只有互相借鑒才能促發展進步，我們可以從其他國家的鑒定製度中尋找規范我國鑒定製度的經驗與靈感。

（一）大陸法系國家的鑒定製度
以法國、德國為代表的大陸法系國家的鑒定製度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內容：

l、遵循鑒定權主義原則，即國家明確規定哪些人具有鑒定人資格或哪些機構具有鑒定權，只有具有鑒定人資格的人或具有鑒定權的機構才能向司法機關提供鑒定結論，並非任何具有專門知識的人都可成為鑒定人。例如法國實行鑒定人名冊制度：在一般情況下，鑒定人被選任的首要條件是，必須是已在鑒定人名冊上登記的鑒定人或者政府指定的鑒定人。這種將鑒定人嚴格限制在鑒定人名冊或政府指定范圍內的做法，為保證鑒定活動的客觀公正奠定了堅實基礎。

2、法官決定鑒定的開始和選任鑒定人。由於大陸法系國家視鑒定人為法官的助手，其參加訴訟的目的是彌補法官專門知識的不足，因此決定鑒定的開始和選任鑒定人均由法官依職權進行。當事人對鑒定的提起和進行有請求權，但這種請求權非決定權，對法院沒有約束力。

3、鑒定人是不同於證人的獨立的證據方法，其任務為協助法官調查評估證據：發現事實真相，因此鑒定人必須保持中立，當事人可以要求鑒定人迴避。鑒定人在鑒定活動中具有相對的獨立性。

4、為了程度公正的需要，以及使有關當事人享有對鑒定結論質疑的機會，一般允許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要求鑒定人出庭作證，以便讓鑒定人就其鑒定結論進行解釋，並對鑒定結論得出的過程和採用的方式予以說明。在質疑的程度和方式上，一般不劃分主詢問和反詢問。

（二）英美法系國家的鑒定製度
1、遵循鑒定人主義原則，即立法上不確定鑒定人資格，也不將鑒定權固定授予特定的人或特定的機構。任何人都可能成為案件的鑒定人，只要參與審理有關案件的法官或陪審團認為其具備鑒定人資格即可。②

2、原則上實行當事人委託鑒定製度，即是否需要鑒定，進行何種鑒定以及由誰來進行鑒定等事項均由訴訟當事人自己決定。在某些例外情況下也可由法院指定鑒定人。在美國，由法院指定鑒定人的情況不盡相同，有以民事或刑事關於科學上的問題為限，有以刑事案件為限，有以刑事案件關於心智問題為限，法院才能指定專家證人。在美國的訴訟實踐中，如果當事人因經濟方面的困難而無力負擔聘請鑒定人的費用，不能聘請專家證人，③但案件中的待證事實所涉及的專門性問題對認定事實具有重要影響時，法院也可以指定鑒定人。

3、在英美法系國家，鑒定人被稱為專家證人，他在證明案件事實時，雖然依靠自己的專門知識和技能，力圖對案件中的專門問題作出評價以影響陪審團或法官的裁斷，但通常認為他們所起的作用與普通證人無異，只不過專家證人陳述的並非切身體驗而是對事實的判斷意見，因此專家證人的意見不是獨立的證據材料，而與證人證言性質相同，也就是說鑒定人在訴訟中從事的鑒定活動完全服務於當事人的利益，而不必然具有客觀公正性。

4、由於鑒定人是當事人為獲得勝訴或有利判決而提出的證據方法之一，鑒定人必須出庭接受主詢問和反詢問，對鑒定人不出庭的甚至可對其適用強制措施。

從以上的比較可以看出，兩大法系的鑒定製度各具特色，各有短長：大陸法系國家鑒定製度的突出特點在於法官職權作用的影響貫穿鑒定的始終，而當事人的請求權對法官的約束力較小，其優點在於鑒定由法官依職權進行，能夠最大限度地保證鑒定的客觀公正性，提高訴訟效率；其缺點是一方面專家的鑒定結論對法官就事實的認定具有重大的影響力，甚至代替法官從事職務活動，影響了法官的獨立判斷。另一方面對當事人的權利保護也不利，當事人積極性不高。英美法系國家鑒定製度的突出特點在於「鑒定人的當事人化」，控辯雙方掌握鑒定的主動權，雙方各自選任本方鑒定人，實質上是把鑒定人當作於本方有利的一種證據來源。這種鑒定製度的設置可以通過訴訟中雙方當事人之間的競爭促進鑒定質量和效率的提高；可以藉助處於對立面的雙方當事人的相互制約機制，更加全面的提示案件的客觀事實；在程序上，能充分保障雙方當事人平等的訴訟權利。但這種鑒定製度也存在一些嚴重的弊端，且不說對鑒定人的交叉詢問使原本繁瑣的訴訟程序變得更為冗長，鑒定人當事人化所帶來的鑒定結論的傾向性問題一直是批評的焦點。換言之，鑒定人為當事人所聘請，服務於當事人的勝訴目的，在選取有關鑒定材料和作出鑒定結論時，通常會自覺不自覺地表現出一些傾向性，尤其是一些品行不佳的鑒定人，甚至會有意識地提供虛假的鑒定結論，因此人們對鑒定結論的客觀公正性深感懷疑，從而使鑒定製度的功能大為削弱，鑒定結論的權威性遠不如大陸法系國家。

兩大法系國家的鑒定製度之所以存在上述差異，除了法律傳統、訴訟模式等方面的差距外，深層次的原因在於兩大法系對鑒定製度性質的理解不同：大陸法系將鑒定人視為法官的助手，居於中立地位，運用法官所不具備的專門知識對專門性問題進行鑒別和評定，補充法官專業知識之不足。鑒定被視為一種證據調查方法，其任務是協助法官查明事實真相。而英美法系則將鑒定人（一般稱「專家證人」）是視為一種具有專門知識的證人，其鑒定結論與普通證人的證言在法律效力上是等同的。鑒定被作為當事人的一種證據方法，同樣需要經過陪審團的審查判斷。

三、鑒定的規范運作
（一）規范我國鑒定製度的基本思路
鑒定製度是一個國家司法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因而其制度設計必須與該國司法制度的其他方面相協調，如司法體制、訴訟制度、庭審模式、法律價值觀等，否則它必然無法充分發揮其制度功能。從上文對兩大法系鑒定製度的比較分析可以看出，大陸法系國家的鑒定製度體現出強烈的職權主義色彩，這與其職權主義的訴訟模式顯然是密不可分的，同理，英美法系的鑒定製度與當事人主義的訴訟機制有著內在的必然聯系。此外，從歷史上看，英美的鑒定製度是與證據法領域內的意見證據法則相伴而生的，有其特定的法律傳統作背景。所以在規范和完善我國的鑒定製度時首先要考慮我國的法律傳統、訴訟模式等因素，無論從歷史還是現實的角度來看，我國法律受大陸法系國家的影響較深，雖然近年來在訴訟模式上吸收了當事人主義的某些因素，但從整體來看我國的訴訟仍更接近於大陸法系的職權主義模式，因此我國鑒定製度的建構應主要以大陸法系國家的鑒定製度為參照，幸運的是，大陸法系各國的法典中對鑒定製度一般均有詳細的規定，為我們借鑒其優點提供了方便。事實上英美法系國家在意識到本國鑒定製度存在的缺陷後，也在學習大陸法系合理之處的基礎上，改革其鑒定製度。以美國為例，其改革課題之一是：為了保證專家證人的客觀公正性，由法院依職權選任公平的專家證人，並由公共機關對這個專家證人給予補償。當然，英美鑒定製度中的一些合理因素也可為我所用。例如，要求鑒定人出庭作證並對其進行質疑。在這方面日本已先行了一步。日本的鑒定製度基本上與大陸法系國家相同，但日本的司法實踐中，鑒定人多數情況下出庭接受當事人的交叉詢問，這是兩大法系鑒定製度互相結合的一個典範。然而在具體的制度構建過程中，究竟哪些方面應效仿大陸法系，哪些環節可借鑒英美法系，哪些方面應根據我國的具體國情有所變化，還涉及制度設置背後的價值選擇問題。鑒定作為鑒別、確認訴訟證據的一種重要活動，直接關系案件事實的正確認定和法律的正確適用，也關系法律適用是否及時和社會資源對訴訟的投入問題。因此，兼顧公正和效率的價值追求應成為規范、完善鑒定製度的根本出發點。公正和效率，「這二者是一切現代程序設計的共同價值准則」，但有時也會發生沖突，當這兩種價值發生沖突時，應適用利益權衡原則，權衡的標準是怎樣更有利於訴訟或仲裁目的的實現。例如重新鑒定，如果從公正的價值考慮，反復鑒定有利於保證鑒定結論的科學性，更為准確地打擊犯罪。但基於訴訟效率和保障人權的考慮，則必須限制重新鑒定的次數。

⑹ 法醫助理是什麼

法醫助理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咯，幫著做些雜事，比如拍照、提箱子、打字、接待委託人、完成委託程序一類的工作，類似於醫院實習生一樣的崗位。

要解釋法醫助理是什麼，一般來說，法醫助理就是法醫進行工作時的臨時幫手，幫助法醫正常的工作以及減少工作壓力。

法醫助手的存在主要是負責打字，幫司法鑒定人搬東西，拿材料或者檢查器械等，輔助鑒定人檢查傷者，例如公安部門招的法醫。

一般對於法醫助手這個概念，對於事業單位而言，只要把你招進去，頭五年，都叫法醫助理，乾的全是法醫的活，法醫助理跟法醫本質差別，其實就是那個證，有了證才有簽字權，那個證要滿五年才能拿。

在鑒定所也是一樣的道理，與公安部門的區別在於，那個證在公安是公安部發的，在鑒定所，是司法部發的，所以法醫助理其實就是法醫，只不過是沒有證的法醫，換言之沒有證的法醫就是法醫助手。

⑺ 會計司法鑒定

司法會計鑒定一詞，系我國法學者1954年翻譯蘇聯教材《會計核算與司法會計鑒定》而得。
司法會計鑒定一詞，「司法」和「會計鑒定」組成，二者在「司法會計」一詞中的含義和作用不同：
「司法會計」一詞中的「司法」二字的含義是指訴訟，它界定了司法會計鑒定活動的社會屬性，即司法會計鑒定是一種法律訴訟活動，使司法會計能夠與會計、審計活動中的會計鑒定相區別。
「司法會計」一詞的「會計鑒定」二字則是指其作為訴訟活動的內容，使司法會計鑒定能夠與法醫學鑒定、司法筆跡鑒定等相區別。

⑻ 論述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司法鑒定製度的異同

一、歷史淵源

大陸法系：羅馬法

英美法系：英國自中世紀以來的法律，特別是它內的普通法

二、法容律淵源

大陸法系：正式的法的淵源主要是制定法

英美法系：制定法和判例法都是正式的法的淵源

三、法的分類

大陸法系：基本分類是公法和私法

英美法系：基本分類是普通法和衡平法

四、法典編纂

大陸法系：一般採用法典形式

英美法系：通常不傾向法典形式，制定法一般是單行法；即使採用法典形式，也主要是判例法的規范化

五、訴訟程序

大陸法系：以法官為重心，奉行職權主義，糾問制

英美法系：法官一般充當消極、中立的裁定者角色，奉行當事人主義，對抗制

⑼ 鑒定人因故意損毀鑒定資料應承擔哪些法律責任

目前，我國正在按照依法治國的方略積極穩妥地推進司法體制改革。司法鑒定體制的改革，是司法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之一。司法鑒定體制涉及鑒定機構、鑒定人員、鑒定程序、鑒定標准、對鑒定結論的質證、認證等多方面的內容，其中帶有根本性的是鑒定權的歸屬與控制問題。下面筆者擬對鑒定機構的設立與管理、鑒定人的資質控制、鑒定的啟動權、鑒定人協會的職能、鑒定機構與鑒定人的法律責任等幾個問題進行分析，然後在此基礎上提出重構我國司法鑒定體制之總體設想。
一、司法鑒定體制改革之動因
我國的司法鑒定體制經歷了從一元走向多元的發展過程。在改革開放之前，鑒定只能在偵查中運用，僅公安機關有權設立鑒定機構，這種典型的一元化鑒定體制是與當時的政治經濟狀況相適應的。在改革開放之初，隨著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和行政訴訟法的相繼頒布，除公安機關外，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也相繼設立了隸屬於己的鑒定機構，擔負訴訟活動中的鑒定任務。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民事、經濟案件日益增多，訴訟當事人對鑒定的需求日益增多；在刑事訴訟中，當事人有時對公安、司法機關的鑒定結論存有疑問，希望能夠自行委託鑒定人進行鑒定；在仲裁、公證、行政執法等非訴訟活動中，有時也需要尋求鑒定機構的服務。於是，一種面向社會的、不隸屬於公、檢、法部門的鑒定機構應運而生。一元化的鑒定體制由此變成了多元化的鑒定體制。
目前多元化的鑒定體制存在的主要問題有：公、檢、法部門內部設立鑒定機構，形成部門鑒定即自偵自鑒、自檢自鑒、自審自鑒的局面，鑒定結論的客觀性、公正性受到質疑；面向社會提供服務的鑒定機構魚龍混雜，缺乏統一的市場准入標准與規則，當事人難以獲得可靠的鑒定服務；多方鑒定、重復鑒定、虛假鑒定等現象的存在，不僅導致了訴訟資源的分散與浪費，也給人民法院的審判活動帶來了諸多困擾。這種局面使得當事人在訴訟活動中的合法權益得不到應有的維護，同時也影響著司法公正的最終實現。這是我國司法鑒定體制亟待改革的外在動因。

除了外在的動因外，我國司法鑒定體制的改革還有內在的動因，這就是：鑒定結論在訴訟活動中的地位日益提高與現行司法鑒定體制相對滯後之間的矛盾。

在訴訟活動中，隨著司法證明方式的變化，鑒定結論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以刑事司法為例，證明方式經歷了從「神證為主」到「人證為主」以及從「人證為主」到「物證為主」的轉變。自從證據裁判主義確立以來，人證一直被視為刑事證明的重要手段，但隨著社會的發展，人證的地位呈下降趨勢，與此同時，物證的地位卻在逐步上升。人證地位的下降，其原因在於：第一，由於對刑訊逼供方式的廢止以及對被追訴者口供自願性的保障，使得刑事證明不能再以獲得被追訴者的口供為主要手段，口供失去了「證據之王」的地位；第二，由於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繼而向信息社會轉型，人與人之間的聯系變得越來越鬆散，犯罪行為變得愈來愈隱秘，使得在刑事司法中獲得證人證言的難度相應增加。另外，科學技術的發展促進了物證作用的發揮，目前在一些科技發達的國家，物證已經成為一種佔主要地位的證明手段。[1]在以「物證為主」的證明中，物證的證明價值往往需要通過科技手段予以揭示。此外，對人證真偽的判斷有時也需要藉助於心理科學、行為科學以及其他的科學方法。有學者稱：「今日刑事審判不應再只重視自白，而應重視物證，尤其藉法科學進行采證而取得之物證，亦即科學證據。從而所謂證據裁判主義，於今日法科學應用之時代，應改為科學證據裁判主義。」[2]在民事和行政訴訟活動中，涉及科技知識的內容也在明顯增多，如環境污染、醫療糾紛、食品質量、專利糾紛等案件的大量出現即為典型的例證。

高科技知識的應用，為法官審查判斷證據提出了新的難題。當科學知識、科學方法、科學效力這些術語充斥於法庭審判時，司法證明已不再是簡單的事實判斷和單純的法律適用問題。科學的不確定性和偽科學問題是法官在審查判斷證據時經常要面臨的問題。對「科學證據」進行認定、對「偽科學」進行鑒別，這已超出了傳統法官技能的范圍。[3]因此，他們不得不藉助於專家的分析、判斷。在這個意義上，專家被視為「科學的法官」，專家及其所提供的鑒定結論在司法活動中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鑒定結論在訴訟活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但現行司法鑒定體制卻難以適應現實的需要。這主要表現在：第一，訴訟中對司法鑒定的依賴性過強，但是，我國司法鑒定機構和鑒定人員的現狀卻使其難以依賴；第二，我國通過審判方式改革加強了當事人在訴訟活動中的參與，但是，司法鑒定體制卻並未隨之進行調整，抑制了當事人的訴訟需求；第三，司法鑒定中所出現的各種問題如虛假鑒定、多方鑒定、重復鑒定等，都直接或間接地交給法官，法官在處理這些問題時常處於尷尬的地位；第四，我國三大訴訟法對司法鑒定問題作了規定，但總體上過於簡略，其中一些規定如司法鑒定的啟動權為公安、司法機關所壟斷、允許以鑒定部門的名義提供鑒定結論、允許以宣讀鑒定結論的方式取代鑒定人出庭等，在實踐中產生了較多的弊端。以上種種問題歸結到一點就是：現行司法鑒定體制難以保障鑒定結論的客觀性、公正性、科學性、可靠性，並進而影響司法裁判的可接受性。因此，需要通過改革司法鑒定體制，消除或緩解司法活動中所面臨的現實矛盾，促進科技證明方法的良好運用，增強司法裁判的可接受性。

二、司法鑒定機構的設立與管理

由於訴訟涉及的專門性問題多種多樣，因此，對司法鑒定的范圍很難予以明確界定。司法實踐中較常見的有法醫病理鑒定、法醫臨床鑒定、法醫精神病鑒定、法醫物證鑒定、法醫毒物鑒定、文書鑒定、痕跡鑒定、微量物證鑒定等類型。[4]司法鑒定機構主要從事上述鑒定業務。

司法鑒定機構的設立與管理主要涉及兩方面的問題：一是司法鑒定機構的歸屬問題，二是司法鑒定機構的資質控制問題。前者關繫到司法鑒定的獨立性與中立性，後者則關繫到司法鑒定的科學性與可靠性。

我國現有的司法鑒定機構大體上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隸屬於公、檢、法部門的鑒定機構，另一類是面向社會提供服務的鑒定機構。前者存在的主要問題是鑒定機構缺乏中立性，公、檢、法機關在各自的訴訟階段指派或聘請隸屬於本部門的鑒定人進行鑒定，容易導致在司法鑒定問題上的暗箱操作；後者存在的主要問題是鑒定機構缺乏有效的管理，容易出現隨意出具鑒定結論、事後又難以追究責任的狀況。因此，對於前者，主要需要弱化其官方色彩；對於後者，則主要需要加強對其資質的控制。具體而言，可以採取以下做法：第一，司法鑒定機構的設立，需經省級以上司法行政部門批准。這不僅包括面向社會提供服務的司法鑒定機構，也包括隸屬於公、檢、法部門的司法鑒定機構。這樣做，有利於對司法鑒定機構統一進行規范化管理，避免司法鑒定機構在資質方面出現問題。第二，將公、檢、法部門現有的內部鑒定機構剝離出來，由國家司法行政部門統一管理。這樣有助於保障司法鑒定機構的獨立性和中立性。第三，設立司法鑒定機構，必須滿足一定的條件。這些條件是開展司法鑒定業務必須具備的，如住所、設備、資金、專業人員等。主管部門在批准設立司法鑒定機構時，需對上述諸項條件進行嚴格把關，以防止不具備基本條件的鑒定機構從事鑒定業務。司法鑒定對鑒定設備、儀器具有較高要求，主管部門在批准設立司法鑒定機構時，須對此進行嚴格審查。第四，將司法鑒定機構的設立分為兩種方式：申請設立與直接設立。前者針對面向社會提供服務的司法鑒定機構；後者則針對公、檢、法部門內部設立的司法鑒定機構。關於後者，筆者的基本設想是：通過司法行政部門直接設立司法鑒定機構的方式，將公、檢、法內部設立的鑒定機構獨立出來，由司法行政部門重新進行整合，建立從中央到地方的統一的司法鑒定中心。該中心可在偵查機關內部設立派出機構，以便及時地對偵查活動中的某些專門性問題作出鑒定，但是，該派出機構在行政領導、編制、工資、福利待遇等方面都與偵查機關脫鉤。另外，考慮到偵查活動具有及時性的特點，偵查機關可以設立技術偵查人員。這些人員不具有鑒定人身分，而是協助偵查起訴的「專家輔助人」。由這些人員所提供的技術意見只能作為勘驗、檢查筆錄，其效力有別於司法鑒定機構所作的鑒定結論。

通過上述改革，有助於樹立司法鑒定機構中立的形象，有利於增強鑒定結論的公信力以及依據鑒定結論所作判決的權威性。同時，這也是對其他國家有益經驗的借鑒。現有資料表明，美國、英國、澳大利亞等國，均不存在直接隸屬於司法部門的鑒定機構。這些國家的犯罪偵查實驗室、司法科學實驗室等機構均是獨立設置，具有中立性，它們以接受委託的方式為司法部門服務。[5]

對於已經設立的司法鑒定機構，還存在著後續性的管理問題。國家司法行政部門可以通過年檢、公告的方式進行管理。年檢可一年或兩年進行一次，國家司法行政部門及司法鑒定人協會組織專家對司法鑒定機構的人員組成、學術成就、儀器設備數量與質量、內部管理制度、技術標准與技術含量等進行評估並向社會公布，以強化司法鑒定機構的自律意識，促使司法鑒定機構不斷加強自身各項建設，從而從制度上保障司法鑒定的質量。

三、司法鑒定人的資質控制

由於司法鑒定是對訴訟中涉及的專門性問題進行鑒定，這就要求鑒定人須具有相應的專業知識或技能。在英美法系國家，鑒定人被稱為「專家證人」。鑒定人真正具備專家水準，是保障鑒定結論具有科學性和權威性的關鍵因素。

對於鑒定人資質的檢驗和控制，英美法系國家與大陸法系國家存在不同的做法。

英美法系國家大體上採取「法庭控制」的做法。對於什麼人能夠擔任鑒定人，法律並無專門的規定。原則上，所有「經過該學科科學教育」的人，或者「掌握從實踐中獲得的特別或專有知識」的人，[6]都可以作為鑒定人。《美國聯邦證據規則》第702條規定：「如果科學、技術或其他專業知識有助於事實審判者理解證據或者裁決爭議事實，則憑借知識、技能、經驗、訓練或教育而夠格為專家的證人，可以以意見或其他形式就此作證」。鑒定人是否具有就某一科學或技術性問題提供權威性證言的能力，要在法庭上接受審查，這被稱為訴訟中的「證人資格」的認定。[7]一般情況下，控辯雙方提出的任何一個專家證人，在陳述鑒定意見之前，都要由傳喚方就該專家的特別知識、經驗或技術水平進行詢問，對方也可以就此提出問題和表達疑義。雙方對該專家資格的審查，有時可以通過詢問他的受教育程度、學術水平、個人素養、有無鑒定失誤的經歷等方面來展開。控辯雙方還可直接請求將某一鑒定人排除在專家證人之外。當然，最後決定某一鑒定人能否擔任專家證人的是法官，而不是控辯雙方。

與英美法系國家不同，大陸法系國家大體上採取「庭前控制」的做法，建立專門的鑒定人資格制度。如法國和義大利建立了鑒定人名冊制度，由專門機構通過特定的考評和登錄程序，將全國具有司法鑒定資格的專家根據行業登記造冊，說明各自的受教育程度、學術成果、專業經歷等內容，供法官根據案件的需要從名冊中選任鑒定人。[8]由於訴訟活動中所涉及的專門性知識的廣泛性，鑒定人名冊不可能將訴訟中需要的所有鑒定人囊括其中，因此，法、意等國盡管建立了鑒定人名冊制度，但仍允許法官從未被登錄進名冊的專家中指定鑒定人。[9]

對於什麼人可以擔任鑒定人，我國法律沒有作明確的規定。原則上，所有具有專門性知識和經驗的人，只要受到公、檢、法部門的指派或者聘請，都可以擔任鑒定人。實踐中，擔任鑒定人的主要有以下幾種：一是公、檢、法部門內部設立的鑒定機構的人員；二是經國家司法行政機關授予司法鑒定資格的研究機構的專業人員；三是其他專業機構（如醫院、研究院所、大學等）的專業人員。在鑒定人資格問題上，我國既不同於英美法系國家，也不同於大陸法系國家。表面看來，我國鑒定人的資格要比英美法系國家嚴格一些，但實際上，公、檢、法部門各自獨立決定鑒定事項的制度，不可避免地會出現鑒定人難以具備較高的專業技術水平的情況；同時，由於鑒定人一般不出庭，其鑒定人資格得不到控辯雙方和法庭的審查。與法、意等國相比，我國的鑒定人缺乏必要的資格考核和審查，鑒定人名冊制度未能得到建立，指定鑒定或委託鑒定的隨意性較大。從總體情況看，我國目前的鑒定人隊伍呈現出良莠不分的狀況，鑒定人隊伍的專業化和職業化遠未形成。

改革我國現行鑒定人資格制度有兩條路徑：一條是借鑒英美法系國家的做法，採取「自由鑒定人」制度，由法庭對鑒定人是否具有「專家證人」資格進行審查；另一條是借鑒大陸法系國家的做法，在鑒定人的准入方面下功夫，建立專門的鑒定人名冊制度。

筆者認為，從我國目前的情況看，採取後一種方式較為可行。主要理由在於：第一，相對前一種方式，後一種方式較為簡便。訴訟中需要進行鑒定的問題雖然多種多樣，但比較常見的是法醫學鑒定、物證技術學鑒定、法精神病學鑒定等類型。如果在這些領域對鑒定人的資格進行庭前控制，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減少重復鑒定、多頭鑒定等的發生，減輕人民法院的工作負擔。第二，我國盡管進行了審判方式的改革，但目前的訴訟模式仍然帶有濃厚的職權主義色彩，英美法系國家對抗式的審判方式難以完全移植到我國，亦即英美法系國家的「自由鑒定人」制度移植到我國存在較大的困難。在「自由鑒定人」制度下，對鑒定人資格的控制，依賴於控辯雙方的審查和法官的判斷。而我國刑事訴訟中律師參與辯護的案件不足50%，[10]辯方對鑒定人資格的審查能力明顯不足，法官整體素質不高的問題在短期內也難以徹底改變。因此，通過法庭審查控制鑒定人資質的目的難以實現。第三，英美法系國家與大陸法系國家在鑒定人資質控制上所採取的方式與其訴訟模式大體對應，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國如採取控辯式庭審方式就必須採用英美法系國家的「自由鑒定人」制度。義大利1988年在原有的職權主義的基礎上移植對抗式的審判方式，但仍通過建立鑒定人名冊制度來保障鑒定的質量。屬於英美法系國家的澳大利亞也對司法鑒定人實施資格許可管理，每兩年對鑒定人進行一次考核，對考核合格的鑒定人方予注冊並頒發證書。[11]以上情況表明，我國可以借鑒大陸法系國家司法鑒定製度的某些做法，建立起自己的司法鑒定人職業資格與執業證書制度，通過庭前控制的方式來保障鑒定人的適格性。

四、司法鑒定的啟動權

英美法系國家與大陸法系國家的司法鑒定啟動模式因採用的訴訟模式不同而有所不同。

英美法系國家實行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訴訟程序由當事人雙方自行推動。一個案件是否需要專家鑒定，一般由當事人雙方自行決定，即當事人雙方平等地擁有司法鑒定的啟動權。[12]同時，「法庭可以指定經當事人同意的任何專家證人，也可以根據自己的選擇指定專家證人」。[13]這樣做是為了彌補當事人委託鑒定製度之不足。因為鑒定事項完全由當事人雙方決定、鑒定人由當事人雙方委任的做法，容易導致鑒定人喪失中立性和客觀性，鑒定結論也容易僅僅服務於當事人雙方的需要。

大陸法系國家實行職權主義訴訟模式，鑒定被認為是幫助裁判者發現真相、實現正義的活動，被視為司法權的一部分，因此，司法鑒定的決定權由司法官行使。如《法國刑事訴訟法典》第156條規定：「任何預審法官或審判法官，在案件出現技術方面的問題時，可以根據檢察院的要求，或者依自己的職權，或者依一方當事人的要求，命令進行鑒定。」《德國刑事訴訟法典》第73條、第83條則規定，法官有權決定就某一專門事項進行鑒定，如發現鑒定人的鑒定尚有不足之處，還可以要求原鑒定人或者委託其他鑒定人進行新的鑒定。[14]控辯雙方如果認為案件需要由專家進行鑒定的，可以向法官提出請求，司法警察和檢察機構不擁有進行司法鑒定的直接決定權。

在採取混合式訴訟模式的義大利，當需要藉助專門的技術、科學或技藝能力進行調查或者獲取材料或評論時，法官可以任命合格的鑒定人進行鑒定並決定鑒定人的人數以及與鑒定有關的其他事項。[15]在法官未作出鑒定決定的情況下，各方當事人均可任命自己的技術顧問；在法官決定進行鑒定後，公訴人和當事人有權任命自己的技術顧問。[16]在日本，從其刑事訴訟法第165條、第179條、第223條、第224條規定的內容可以看出，法院可以命令有學識經驗的人進行鑒定，檢察官、檢察事務官或者司法警察職員為實施犯罪偵查而有必要時，可以要求被疑人以外的人到場囑托他進行鑒定……但因鑒定要對被疑人進行留置或者進入他人住宅、檢查身體、解剖屍體、發掘墳墓或者毀壞物品時，須經法院許可；被告人、被疑人或者辯護人，在不預先保全證據將會使該證據的使用發生困難時，以在第一次公審期日前為限，可以請求法官作出……鑒定的處分。[17]可見，在義大利和日本，鑒定的決定權主要由法院行使。對於控辯雙方在鑒定方面的權利，義大利採取了允許其聘請技術顧問的做法，日本則賦予控訴方有限制的鑒定啟動權，至於辯護方則僅有鑒定申請權。

英美法系國家與大陸法系國家採用不同的鑒定啟動模式，既與其所採用的訴訟模式有關，也與其對鑒定人的定位有關。在英美法系國家，鑒定人被視為一方證人，而在大陸法系國家則強調鑒定人的中立地位。例如，「德國的訴訟制度把鑒定人的性質理解為法官的助手，因此要求鑒定人必須中立於雙方當事者。」[18]在英美法系國家的刑事訴訟中，強調控辯雙方擁有平等地獲得專家幫助的權利，但在實際運作中，多方面的因素制約著辯方權利的行使：其一是不少被告人處於貧困狀況，缺乏聘請己方專家的財力；其二是辯護方往往難以取得用來鑒定的相關材料；其三是從專家的來源看，控訴方很容易從國家實驗室等機構聘請專家，而辯護方則只能求助於社會鑒定機構，因而職業鑒定人市場的發達與否影響著辯護方委託鑒定權的行使。總之，由於控辯雙方資源嚴重不平等，辯護方在獲得專家幫助方面的能力明顯弱於控訴方。因此，在美國，法律對法庭指定專家證人的權力也作了規定。相比較而言，大陸法系國家強調辯護方申請重新鑒定的權利，一旦鑒定人的中立地位及鑒定結論的可靠性受到質疑，辯護方可要求法庭重新鑒定。「被告人提出重新鑒定，只要有可能，警察、檢察官、法官應當允許。」[19]也有個別大陸法系國家，如荷蘭，賦予了被告人獨立獲得專家幫助的權利，如果辯護方要求檢察官傳喚專家的申請被拒絕，辯護方可自己聘請專家。[20]

我國在20世紀70年代末參照蘇聯及大陸法系國家的模式採取司法官委託鑒定製度，其具體表現是：在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中，鑒定人由人民法院委託或指定；在刑事訴訟中，鑒定人由公安、司法機關指派或聘請，當事人可以申請補充鑒定或重新鑒定，但是否批准，決定權在公安、司法機關。與這種鑒定製度相配套，公、檢、法部門各自建立了隸屬於己的鑒定機構，以體現便利原則。這種鑒定製度具有強烈的職權主義色彩，特別是在刑事訴訟中，公、檢、法三機關平等地擁有對鑒定的決定權，與大陸法系國家鑒定決定權主要由法院行使的做法也有區別。在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為了適應時代的變遷，我國進行了審判方式的改革，適當吸收了英美法系當事人主義的某些因素，庭審中對抗性的增強使當事人產生了自行聘請有利於己方的鑒定人的要求。此外，司法不公、司法腐敗現象的存在使得當事人對公安、司法機關所作鑒定結論的信任度下降，進一步刺激了當事人在公安、司法機關之外尋找鑒定人的需求。但依照我國三大訴訟法的規定，當事人並沒有自行委託鑒定人的權利，當事人即使對「官方」認可的鑒定人及其鑒定結論存有較大異議，也只能被動地接受對自己的利益有重大影響的鑒定結論。這種狀況難以適應新的審判方式的要求。

改革我國現行的鑒定啟動制度，首先需要明確鑒定人的地位。大陸法系國家與英美法系國家關於鑒定啟動制度的規定表明，鑒定人的地位具有雙重性。一方面，其作為對涉及科學的事項提供意見的人，以其所擁有的科學、技術或其他方面的專業知識幫助事實的判斷者理解證據或者斷定事實，被視為法院的輔助者和「科學的法官」，應當具有中立性；另一方面，由於科學本身的不確定性以及運用科學對鑒定事項進行分析、鑒別、判斷過程的復雜性，不同的專家對相同的問題存在意見分歧的情況並不罕見，這使得專家實際上有控方專家與辯方專家之分，這種情形類似於普通證人的劃分。因此，鑒定人又被稱之為「專家證人」。《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歐洲人權公約》均規定，刑事被告人享有「對他有利的證人在與對他不利的證人相同的條件下出庭和受訊問」的權利。這里所規定的刑事被告人的質證權明確指出了包括對專家證人的質證。

我國三大訴訟法均賦予了法官啟動鑒定程序的權力，這樣做與鑒定人的中立性相符合，也是世界各國的通行做法。問題的關鍵是：我國是否應當賦予控辯雙方委託鑒定人的權利？這里涉及鑒定啟動模式的選擇問題。改革我國現行鑒定啟動制度，大致有三種方案可供選擇：第一種是借鑒法國、德國的做法，將司法鑒定事項的決定權一律賦予人民法院行使，而不再由公、檢、法三機關各自獨立享有，控辯雙方僅有鑒定申請權；第二種是借鑒美國的做法，賦予控辯雙方平等地委託鑒定人進行鑒定的權利，同時，人民法院擁有根據當事人的申請或者依職權指定鑒定人的權力；第三種是借鑒義大利的做法，鑒定的決定權由人民法院行使，控辯雙方可以聘請自己的技術顧問。

筆者認為，從我國目前的情況看，採取第二種方案較為適宜。主要理由在於：(1)該方案是一種較為簡便易行的方案。第一種和第三種方案均涉及對我國現行刑事訴訟體制的整體性改造。因為將鑒定事項的決定權統一交由人民法院行使，需要相應地在人民法院內部設立類似於法國、德國「預審法官」的「審查法官」，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在訴訟過程中一旦發現需要鑒定的事項，應當向「審查法官」提出申請，以啟動鑒定程序。從我國現行鑒定製度看，公安機關、檢察機關有權指派或聘請鑒定人，人民法院也可決定進行鑒定。按照第二種方案，惟一需要增加的是當事人自行委託鑒定人的權利。(2)採取第二種方案，與我國審判方式改革的精神相吻合。我國的審判方式從大陸法系國家的審問式逐漸向英美法系國家的對抗式轉換，與此相適應，控辯雙方在訴訟過程中的平等性、主動性應當得到增強。我國刑事訴訟法已經賦予了控訴方委託鑒定人的權利，目前亟待加強的是辯護方在此方面的權利。民事訴訟中當事人舉證責任的強化，要求賦予其相應的舉證手段，在交通事故、環境污染、產品質量損害、醫療事故、人身傷害賠償等案件中，當事人提出具體的訴訟請求往往需要以相關的鑒定結論為依據，因此，有必要改變法官獨攬鑒定啟動權的做法，賦予當事人自行委託鑒定人的權利。(3)採取第二種方案，有利於加強對法官權力的制約。採取第二種方案，意味著在鑒定的啟動方面，實行一種以控辯雙方為主導、法官為補充的鑒定製度。在我國法官素質偏低且司法不公現象較為嚴重的情況下，這樣做有利於對法官權力的行使形成一定的制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