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刑法的論文

㈠ 高分求畢業論文（刑法）

刑法的效力范圍，也稱刑法的適用范圍，是指刑法在什麼時間、什麼空間及對什麼人具有效力。它不僅涉及國家主權，而且涉及國際關系、民族關系以及新舊法律關系，是任何國家的刑法在具體適用前所必須解決的原則性問題。只有正確解決了刑法的效力范圍，才有可能准確、有效地適用刑法，打擊犯罪，保護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我國刑法典第6至第12條時關於刑法效力范圍的規定。

第一節 刑法的空間效力

一、刑法空間效力概述
刑法的空間效力，是指刑法對地和對人的效力，它實際上要解決的是刑事管轄權的范圍問題。由於刑法的空間效力涉及到國家刑事管轄權的范圍，從而也就關繫到維護國家主權、協調國際關系的問題，各國刑法都十分重視空間效力的規定，並且在解決空間效力的問題上形成了一些重要原則。從各國刑法規定和理論主張來看，主要存在以下幾種原則：（1）屬地原則，即以地域為標准，凡是在本國領域內犯罪，無論是本國人還是外國人，都適用本國刑法；反之，在本國領域外犯罪，都不適用本國刑法。這一原則是建立在國家主權原則的基礎上的。（2）屬人原則，即以犯罪人的國籍為標准，凡是本國人犯罪，都適用本國刑法而不論犯罪是發生在本國領域內還是在本國領域外；反之，外國人犯罪，即是發生在本國領域內，亦不適用本國刑法。這一原則是建立在本國公民應保證對本國法律的忠誠和服從的基礎上的。（3）保護原則，即以保護本國利益為標准，凡侵害本國國家或國民利益的，不論犯罪人是否本國人，也不論犯罪地在本國領域內還是在本國領域外，都適用本國刑法。保護原則的實質是國家運用刑法手段使本國國家和公民利益免受外來侵害。（4）普遍原則，即以保護各國共同利益為標准，凡發生國際條約所規定的侵害各國共同利益的犯罪，不論犯罪人是本國人還是外國人，也不論犯罪地是在本國領域內還是本國領域外，都適用本國刑法。
上述各原則孤立地看，都有其合理性，但也有其局限性。現代世界各國刑法多以屬地原則為主，兼采其他原則。我國刑法也是如此。
二、我國刑法的屬地管轄權
刑法第6條第1款規定：「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犯罪的，除法律有特別規定的以外，都適用本法。」這是我國刑法關於刑法空間效力的基本原則。這里的「領域」，是指我國國境以內的全部區域，包括領陸、領水和領空。根據國際條約和慣例，以下兩部分屬於我國領土的延伸，適用我國刑法：（1）我國的船舶或者航空器。我國刑法典第6條第2款也規定：「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船舶或者航空器內犯罪的，也適用本法。」這里的船舶或航空器，既可以是民用，也可以是軍用，既可以是在航行途中，也可以是處於停泊狀態，既可以是航行或停泊於我國領域內，也可以是航行或停泊於外國領域內或公海及公海上空。（2）我國駐外使領館內。根據我國承認的1961年《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的規定，各國駐外大使館、領事館不受駐在國的司法管轄而受本國的司法管轄。
所謂「法律有特別規定」，主要是指：（1）刑法第11條關於「享有外交特權和豁免權的外國人的刑事責任，通過外交途徑解決」的規定。所謂外交特權和豁免權，是指一個國家為保證駐在本國的外交代表機構及其工作人員正常執行職務而給予的一種特殊權利和待遇。外交特權和豁免權的內容較為廣泛，其中重要的一條就是「外交代表享有刑事豁免權，不受駐在國的司法管轄」。這種特權是建交國家之間按照相互尊重和相互平等的原則而對等給予的。當然，如果他們當中有人在我國領域內犯罪，我們也不能坐視不管。不過，依照刑法的規定，我們不能對他們進行搜查、扣押或逮捕，而只能通過外交途徑去解決他們的刑事責任問題。例如，可以要求派遣國召回，或者建議派遣國依法處理；對於其中罪行嚴重的，可以由政府宣布為不受歡迎的人，限期出境。新刑法典第11條的這個規定，既維護了我國的主權和法律的尊嚴，有尊重了有關國家，有利於協調我國於他國之間的正常外交關系。（2）刑法第90條關於「民族自治地方不能全部適用本法規定的，可以由自治區或者省的人民代表大會根據當地民族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特點和本法規定的基本原則，制定變通或者補充的規定，報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施行」的規定。在理解這一例外規定時，應當注意以下幾點：其一，少數民族地區對刑法效力的限制不同於外交特權和豁免權，它不是完全排斥刑法的適用，而僅僅是其中的一部分，即與少數民族特殊的風俗習慣、宗教文化傳統相關的部分，諸如情節不嚴重的重婚、姦淫幼女、械鬥、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毀壞財物等。這種變通或補充規定相對於刑法全文而言，只是一小部分。因此，從總體上看，刑法基本上還是適用於少數民族自治地方的。其二，免於適用刑法的部分必須有明確的法律依據，即由自治區或省的國家權力機關制定變通或者補充規定，並報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其三，少數民族地區制定的變通或補充規定不能與刑法的基本原則相沖突。（3）現行刑法施行後由國家立法機關制定的特別刑法的規定。現行刑法施行後，國家立法機關仍由必要根據實際需要制定單行刑法、附屬刑法規范，或以修正案的形式對刑法典作修改補充。如果這些特別刑法、刑法修正案的規定與新刑法典的規定發生法條競合或沖突，應按「特別法優於普通法」的原則處理。（4）我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作出的例外規定。由於政治歷史的原因，我國刑法的效力無法及於港澳地區，這屬於對刑法屬地管轄權的一種事實限制。如根據1997年7月1日實施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18條的規定：「全國性的法律除列於本法附件三外，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而刑法不在附件三所列的法律中。《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也有類似的規定。不過，根據兩個基本法的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宣布戰爭狀態或者因港、澳特別行政區內發生不能控制的危及國家統一或者安全的動亂而決定特別行政區進入緊急狀態時，中央人民政府可以發布命令將有關全國性的法律在港、澳特別行政區實施。
刑法第6條第3款規定：「犯罪的行為或者結果有一項發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的，就認為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犯罪。」該款針對隔離犯的特殊情況對屬地管轄的具體標准作了明確的規定。這里涉及三種情況：（1）犯罪行為與犯罪結果均發生在我國境內：（2）犯罪行為在我國領域內實施，但犯罪結果發生在國外；（3）犯罪行為實施於國外，但犯罪結果發生於我國境內。對於上述三種情況，均應適用我國刑法。
三、我國刑法的屬人管轄權
刑法第7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外犯本法規定之罪的，適用本法，但是按本法規定的最高刑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不予追究。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工作人員和軍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外犯本法規定之罪的，適用本法。」該條是對我國刑法屬人管轄權的規定。根據上述規定，我國公民在我國領域外犯我國刑法規定之罪的，不論按照當地法律是否認為是犯罪，也不論其所犯罪行侵犯的是何國或者何國公民的利益，原則上都適用我國刑法。只是按照我國刑法的規定，該公民所犯之罪法定最高刑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不予追究。所謂「可以不予追究」，是表明不予追究的一種傾向性，並非絕對不追究，而是保留追究的可能性，認為必要時，也可以追究。但如果是我國的國家工作人員和軍人在域外犯罪，則不論其所犯之罪的法定最高刑是否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一律適用我國刑法追究其刑事責任。這主要是考慮到這兩類人員具有代表國家形象的特殊身份、肩負特殊的職責，其工作與國家的利益息息相關，故對國家工作人員和軍人在域外實施的犯罪在管轄上應從嚴要求。
對於我國刑法在域外的屬人管轄權，刑法第10條進一步規定，在我國領域外犯罪，依照刑法應當負刑事責任的，即使經過外國審判，仍然可以依照我國刑法處理。這表明我國法律的獨立性和國家主權的不受干預性，外國的審判對我國沒有約束力。但從實際合理與國際合作角度出發，為使被告人免受過重的雙重處罰，該條又規定在外國已經受過刑罰處罰的，可以免除或者減輕處罰。這樣，既維護了國家主權，又從人道主義出發對被告人的具體情況作了實事求是的考慮，體現了原則性與靈活性的統一。
四、我國刑法的保護管轄權
刑法第8條規定：「外國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外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或者公民犯罪，而按本法規定的最低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可以適用本法，但是按照犯罪地的法律不受刑罰處罰的除外。」該條即是對我國刑法保護管轄權的規定。根據該規定，外國人在我國領域外對我國國家或者公民犯罪，我國刑法有權管轄，以保護我國國家和公民的利益，但有下列限制：（1）外國人所犯之罪必須侵犯我國國家或公民利益。（2）外國人所犯之罪按照我國刑法規定最低刑須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對低於3年有期徒刑的輕罪則不適用）。（3）外國人所犯之罪按照犯罪地法律也應受刑罰處罰（對按犯罪地的法律不受處罰的則不適用）。當然，要實際行使這方面的管轄權會有困難，因為犯罪人是外國人，犯罪地點在域外，我國要行使管轄權，就需要引渡罪犯，並涉及與犯罪地國家管轄權的沖突，存在諸多實際困難。但是，假如刑法對此不加以規定，就等於放棄自己的管轄權，那些犯罪的外國人就可以肆無忌憚地對我國國家或者公民的利益進行侵害。我國必須在法律上表明自己的立場，有利於維護國家利益，保護我國駐外工作人員、考察訪問人員、留學生、僑民的利益。
此外，對於外國人在我國領域外侵犯我國國家或者公民利益犯罪的審判與處罰，同樣適用刑法第10條的規定。即雖然經過外國審判，仍然可以依照中國刑法追究；但是在外國已經受過刑罰處罰的，可以免除或者減輕處罰。
五、我國刑法的普遍管轄權
普遍管轄權是現代國際社會有效懲治與防範國際犯罪的重要法律措施，我國刑法第9條對此也作了明確規定。即：「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所規定的罪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所承擔條約義務的范圍內行使刑事管轄權的，適用本法。」根據該規定，凡是我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中規定的罪行，不論罪犯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也不論其罪行發生在我國領域內還是領域外，也不論其具體侵犯的是哪一個國家或者公民的利益，只要犯罪分子在我國境內被發現，我國在我國所承擔條約義務的范圍內，如不引渡給有關國家，我國就應當行使刑事管轄權，按照我國的刑法對罪犯予以懲處。在我國刑法中，普遍管轄權有其適用范圍和條件的限制，只能是刑法空間效力的輔助性原則。
普遍管轄原則的確立，是我國參與反國際犯罪斗爭、行使捍衛整個人類權益之職責和履行國際法義務的必然要求。普遍管轄的對象是特定的，即僅限於我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所規定的罪行，且在有關國際條約中我國聲明保留的條款涉及的罪行除外。普遍管轄原則是刑法屬地管轄、屬人管轄和保護管轄等原則的補充和例外，只有在排除屬地管轄、屬人管轄和保護管轄等原則之適用的情況下才能發生適用普遍管轄原則的問題。換而言之，對實施了國際罪行的人，如果可以適用屬地管轄、屬人管轄或保護管轄等原則之一行使管轄，就不必適用普遍管轄原則。
根據我國刑法的規定，按照普遍管轄原則適用我國刑法，必須具備如下條件：第一，追訴的犯罪是我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所規定的國際犯罪。第二，追訴的犯罪是我國在所承擔條約義務的范圍之內。第三，追訴的犯罪系發生在我國領域之外。如果是發生在我國領域之內，則應依據屬地原則適用我國刑法，二不需要依據普遍管轄原則。第四，犯罪人必須是外國人包括無國籍人。如果犯罪人是我國公民，應當依照屬人原則適用我國刑法，也不需要適用普遍管轄原則。第五，對追訴的犯罪，我國刑法有明文規定。第六，犯罪人是在我國領域內居住或者進入我國領域。因為只有這樣我國才能對犯罪人行使刑事管轄權。否則，就沒有行使普遍管轄權的義務，也沒有依據普遍管轄原則適用我國刑法的可能。

第二節 刑法的時間效力

刑法的時間效力，是指刑法的生效時間、失效時間以及對刑法生效前所發生的行為是否具有溯及力的問題。
一、刑法的生效時間
刑法生效時間通常有兩種規定方式：一是從公布之日起即生效；二是公布之後經過一段時間再施行。我國現行刑法的生效時間即屬後者，這樣做是考慮到人們對新法比較生疏；通過一段時間的宣傳、學習和研究，便於廣大人民群眾及司法工作人員做好實施新法的心理、組織及業務准備。
二、刑法的失效時間
刑法的失效時間即終止效力的時間，由國家立法機關規定。我國刑法的失效有兩種方式：一是由國家立法機關明確宣布某些法律失效；二是自然失效，即新法施行後代替了同類內容的舊法，或者由於原來特殊的立法條件已經消失，舊法自行廢止。
三、刑法的溯及力
刑法的溯及力，是指刑法生效後，對於其生效以前未經審判或者判決尚未確定的行為是否適用的問題。如果適用，則有溯及力；如果不適用，則沒有溯及力。
對於刑法的溯及力，各國採取不同的原則，概括起來大致有以下幾種；（1）從舊原則，即刑法對其生效前的行為一律沒有溯及力。（2）從新原則，即新法對於其生效前未經審判或判決尚未確定的行為一律適用，具有溯及力。（3）從新兼從輕原則，即新法原則上具有溯及力，但舊法（行為時法）不認為是犯罪或者處刑較輕時，依照舊法處理。（4）從舊兼從輕原則，即新法原則上不具有溯及力，但新法不認為是犯罪或者處刑較輕的，則依新法處理。
上述諸種原則，從舊兼從輕原則既符合罪刑法定的要求，又適應實際的需要，為絕大多數國家刑法所采，我國刑法亦采此原則。我國修訂後的刑法典第12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本法施行以前的行為，如果當時的法律不認為是犯罪的，適用當時的法律；如果當時的法律認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總則第四章第八節的規定應當追訴的，按照當時的法律追究刑事責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認為是犯罪或者處刑較輕的，適用本法。」根據這一規定，對於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97年10月1日修訂刑法生效前實施的行為，應按以下情況分別進行處理：
1．當時的刑法不認為是犯罪，現行刑法認為是犯罪的，只能適用修訂前的刑法，現行刑法不具有溯及力。對此，不能以新刑法典規定為犯罪為由而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
2．當時的刑法認為是犯罪，但現行刑法不認為是犯罪的，只要這種行為未經審判或者判決尚未確定，則應適用現行刑法，即現行刑法具有溯及力。
3．當時的刑法和現行刑法都認為是犯罪，並且按照現行刑法第四章第八節的規定應當追訴的，原則上按當時的刑法追究刑事責任。此即從舊兼從輕原則所指的從舊。但是，如果當時的刑法處刑比現行刑法要重，則適用現行刑法。此即從輕原則的體現。
4．如果根據當時的法律已經作出了生效的判決的，該判決繼續有效。即使按現行刑法的規定，其行為不構成犯罪或者處刑較當時的刑法要輕，也不例外。按照審判監督程序重新審判的案件，適用當時的刑法。對一種行為刑法的溯及適用，只限於未經審理或者雖經審理但尚未作出生效判決的場合；已經生效的判決，不應根據刑法的規定加以改變，以維護人民法院生效判決的嚴肅性和穩定性。
在貫徹從舊兼從輕原則時，還涉及如何對跨越新舊刑法的繼續、連續行為適用法律的問題。對此，最高人民檢察院作出的《關於檢察工作中具體適用修訂刑法典第12條若干問題的通知》第3條指出：對於發生在1997年9月30日以前、1997年10月1日後尚未處理或者正在處理的行為，「如果當時的法律不認為是犯罪，修訂刑法認為是犯罪的，適用當時的法律；但行為連續或者繼續到1997年10月1日以後的，對10月1日以後構成犯罪的行為適用修訂刑法追究刑事責任。」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對跨越修訂刑法施行日期的繼續犯罪、連續犯罪以及其他同種類數罪應如何具體適用刑法問題的批復》也指出：「對於開始於1997年9月30日以前，繼續或者連續到1997年10月1日以後的行為，以及在1997年10月1日前後分別實施的同種類數罪，如果原刑法和修訂刑法都認為是犯罪並且應當追訴，按照下列原則決定如何適用法律：1.對於開始於1997年9月30日以前，繼續到1997年10月1日以後終了的繼續犯罪，應當適用修訂刑法典一並進行追訴。2.對於開始於1997 年9月30日以前，繼續到1997年10月1日以後終了的連續犯罪，或者在1997年10月1日前後分別實施的同種類數罪，其中罪名、構成要件、情節以及法定刑均沒有變化的，應當適用修訂刑法，一並進行追訴；罪名、構成要件、情節以及法定刑已經變化的，也應當適用修訂刑法，一並進行追訴，但是修訂刑法比原刑法所規定的構成要件和情節較為嚴格，或者法定刑較重的，在提起公訴時應當提出酌情從輕處理意見。」

刑事司法解釋效力范圍探究

編輯：凌月仙仙 作者：屈學武 出處：中國論文下載中心 日期：2005-10-18

本文所指刑事司法解釋的效力范圍，僅限於刑事實體法意義的刑法上的司法解釋所涵括的空間效力與時間效力域。
眾所周知，就一般意義看，司法解釋確屬有權解釋：因為它一經最高司法機關頒布，即與法律具有同等效力。然而，從司法解釋的性質及其功效看，它又並不等同於刑法規範本身。刑法的解釋通常具有下述三大功能：一是對抽象的法律概念的內涵、外延的詮釋，簡單說，就是對抽象而概括的法律條文字義及其內容的具體解讀；二是對司法認定的特定"法律事實"（即個案）與某一具體刑法規范是否相符合作出的解釋（或解答、批復等）；三是對整個刑法體系的價值及其刑罰目的取向所作的系統解釋。[1]
就此意義看，上述第一、二項解釋主要囿於刑法規范論、范疇論的解釋；第三項解釋則是就刑法價值論的解釋。有鑒於此，實踐中，作為有權解釋的刑法司法解釋，大多限於針對第一、二事項的解釋；而第三項解釋即有關法價值論的解釋主體，多為刑法理論界而非刑事實務部門。雖然司法部門在就上述第一、二事項進行解釋時，也會綜合刑法的價值取向來考量有關問題，但准確地說，司法解釋的功效，主要還在於根據有關立法意圖、立法意蘊，結合有關字義所昭示的客觀涵義，來解釋特定的法律條文之字義所涵蓋的具體內容以及個案與確定規范的符合性。由此可見，刑法司法解釋實際上並非單純地僅僅依存於特定的、靜態的刑事法律獨立地存在著，就其實質意義看，應當說，它只能依存於有效刑事法律的運作而存在。換言之，沒有刑法的實際操作，就沒有實質意義的司法解釋的存在價值與空間。在此基礎上，要理順刑法解釋的效力，特別是它與刑法溯及力的關系，看來有必要逐一清正下述刑法解釋論的基本問題：

一．對司法解釋與法律具有"同等效力"的正確理解
有觀點認為，刑法的效力包括空間效力與時間效力兩大內容，而對刑法的司法解釋既然與其具有"同等效力"，就意味著司法解釋與刑法具有"等值"的空間效力與時間效力。此一"效力"解讀法，我們認為未免失諸重形式而輕實質。
我們知道，刑法的空間效力是指刑法在何地域、對何人適用的問題。而這里的"同等"效力，顯然並非相對於可予適用的地域和人員而言，而是相對其司法解釋與其被解釋的法律具有同等的法律拘束力、強制力而言。即這里所謂"同等"的本旨在於：指令任何受法律規范約束的人，包括適法、執法、守法人員都有義務如同適用、遵從刑事法律規範本身一樣地一絲不苟地去適用、執行、遵從它，不得輕忽懈怠。就此，我們再從逆向推理即可發現，司法解釋並不發生與其所依存的法律具有相同的空間效力問題。這是因為，司法解釋不可能脫離法律、法外地，自動地適用於一定地域范圍內的一定人、一定事，司法解釋因而難以發揮自己獨立的空間效力。換言之，司法解釋只能因循法律的空間效力，被動地適用於一定范圍內的一定人、一定事，除非某一確定司法解釋就其適用范圍作出了（不違背刑法空間效力）的專項特別規定，例如，除有關國際犯罪外，中國刑法的空間效力對於外國人（包括無國籍人）在中國領域之外實施的、並非針對中國國家或國民的危害行為一概無效。由此，司法解釋便不可能獨自啟動並生效於此類人、此類事，等等。可見，就空間效力看，司法解釋不存在獨立的、法外的空間效力生存基礎。

二．刑法司法解釋的時間效力之爭
對刑法司法解釋的時間效力之爭，主要集中在此類司法解釋是否受制於刑法的溯及力規定問題。眾所周知，刑法的溯及力，是指某項刑法規范生效以後，對其生效前發生的未經審判或者判而未決的行為是否適用的問題，亦即新法能否適用於舊行為的規定。能適用則新法有溯及力；不能適用則無溯及力 當今世界大陸法系國家，往往在其刑法總則中對刑法溯及力問題作出明確規定，例如，《德國刑法典》第2條第2、3款明文規定，"刑罰在行為時有變更的，適用行為終了時有效之法律"；"行為終了時有效之法律在判決前變更的，適用處刑最輕之法律"。我國《刑法》第12條也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本法施行以前的行為，如果當時的法律不認為是犯罪的，適用當時的法律；如果當時的法律認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總則第四章第八節的規定應當追訴的，按照當時的法律追究刑事責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認為是犯罪或者處刑較輕的，適用本法。本法施行以前，依照當時的法律已經作出的生效判決，繼續有效。對《刑法》上述規定，刑法學理界一般稱其為"從舊兼從輕原則"。
綜觀上述各國、包括我國刑法關於溯及力的規定可見，刑法的溯及力規定，一是針對法律而言；二是針對刑事法律而言；三是針對刑事實體法而言。否則，它就不可能稱作"刑法的溯及力"。
然而，國內卻時有刑法學者或刑事實務部門人員針對刑法的解釋提出其有無溯及力問題的質疑。例如，2001年12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頒發了《關於適用刑事司法解釋時間效力問題的規定》，其中第2條規定，對於司法解釋實施前發生的行為，行為時沒有相關司法解釋，司法解釋施行後尚未處理或者正在處理的案件，依照司法解釋的規定辦理。據此，有學者認為，如此規定無異於明確規定了刑法司法解釋有溯及力。主張對刑事司法解釋，不能一律可以溯及既往，對那些明顯作了擴大解釋的，原則上應當只對其施行後的行為有評價功能；認為若法律解釋的溯及力問題得不到妥善解決，則廢止類推的成果不會得到很好鞏固。[2] 有學者甚至提出，對刑法的解釋，也應適用我國《刑法》第12條法定的從舊兼從輕的溯及力原則。[3]

三．刑法司法解釋發生有無溯及力問題
我們認為，上述學者關於堅持罪刑法定、反對重刑主義的良苦用心固然可佳，但關於刑法司法解釋不應有溯及力、否則即有違罪刑法定原則的觀點，實屬對刑法溯及力規定或罪刑法定原則的重大誤解。在此，我們不妨從法律依據、法理依據、解釋的功效等多方面述論理由如下：
首先，從法律規定上看，如上所述，各國關於溯及力的規定，均是針對刑事"法律"本身而言，而非針對法律的"解釋"。刑法司法解釋雖然與法律具有同等效力，但其究竟不等於法律本身。這一點，也是刑法司法解釋與刑法立法解釋的重大區別之所在。刑事立法解釋時常穿插於刑法條文之中--例如，《刑法》第91條至94條均屬立法解釋，但又是刑法的組成部分。就此意義看，該類立法解釋，實際上已經是刑法的組成部分（刑法以外的刑事立法解釋另當別論）。刑法的司法解釋則不然，它不是刑法的組成部分，僅是輔助刑法得以順利實施的、運行法規范的工具。雖然實踐中，由於當前我國刑法司法解釋確實存在失諸規范的情況，因而被一些學者稱為亞法律或准法律。但無論如何，就立法法和刑法的規定看，"解釋"並不是"刑法"本身的組成部分。由此可見，《刑法》第12條所謂的"本法"限指"刑法"、並不包括刑法的"解釋"在內。因而以《刑法》第12條的規定來佐論刑法司法解釋"應有其溯及力"規定者，確屬援引依據上的失當，明確地說，就是混淆了"刑法的解釋"與"刑法"的界限。
其次，就從舊兼從輕的溯及力原則本身看，該原則本質上是刑事司法不能適用事後法或重法。其要義在於禁止適用"事後法"與"重法"，以有效貫徹罪刑法定原則。而法律的解釋是法律規范得以順利施行的器具，因而它本身只存在該工具質量是否合法、達標、應手的問題，並不存在事後法或重法的問題――因為它本來就不是"法"。事實上，實踐中，司法機關大都是在遇到刑事棘手或疑難問題之後，才要求最高人民法院或檢察院針對專門問題作出司法解釋的。惟其如此，刑法才只規定司法上不得適用事後法，而不可能制定出不得適用事後司法解釋的溯及力規定來。也就是說，從刑法規定看，刑法司法解釋不是《刑法》第12條的調整對象，司法解釋因而不存在有無"溯及力"的問題。當然，無可諱言，實踐中，很可能發生由於新的司法解釋對"數額較大"或"情節嚴重"等刑法白地規定的最新詮釋，會擴大刑事法網圈，從而可能發生將過去未達起刑點的案件納入犯罪圈之實例。但是，這種表面上的擴大並不必然產生重法的實質意義的後果。這是因為，無論是"數額較大"還是"情節嚴重"，都是相對於一定比例的社會危害性而言，因而幣量面值的縮小或擴大並不簡單地等同於貨幣實際價值含量及其所形成的社會危害性的克減或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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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 請給我一篇正規的刑法論文！

摘要：共犯關系脫離是共同犯罪理論中的重要內容，但我國刑法理論對此缺乏充分的研究。為了合理地處理實踐中出現的共犯關系脫離行為，需要在借鑒國外相關理論的基礎上，從理論上對共犯關系脫離的概念、構成要件和罰則進行合理的界定。

關鍵詞：共同犯罪；脫逸；成立要件

所謂共同犯罪關系的脫離是指在犯罪過程中，一部分共同犯罪人自動放棄犯意，並終止與其他犯罪人的共犯關系，從而對脫離後其他犯罪人實施的犯罪行為不承擔刑事責任的情況。共犯關系脫離所需研究的主要問題是，需具備什麼條件脫離者才對其他共犯者的犯罪行為不承擔刑事責任。對此，我國刑法沒有明文規定，理論界也鮮有人論及。筆者擬對此問題及相關內容加以淺析，以期裨益於刑事立法和司法實踐。

一、共同犯罪關系脫離的成立條件

立共同犯罪關系的脫離，有的學者認為須具備以下條件：一是本人放棄共同犯罪的故意；二是本人中止自己的行為；三是為阻止其他正犯者的實行行為或防止結果的發生作出了努力；四是在某些場合讓其他行為人知道自己脫離共犯關系。筆者認為，根據以上要件，在某種情況下，無疑會擴大共同犯罪關系脫離的外延，而在有的情況下，則又不適當地縮小了共同犯罪關系脫離的范圍。具體說來，首先，論者並沒有限制共同犯罪關系脫離的成立階段。根據論者提出的四要件，在犯罪發展的任一階段，都可以成立共同犯罪關系的脫離。但是，筆者則認為，在直接實行者著手實行犯罪後，即使一部分共犯人自動放棄犯意，並有脫離共犯關系行為的，也不能解除他們的共犯關系。其次，第三要件即「為阻止其他正犯者的實行行為或防止結果的發生作出了努力」是共同犯罪關系脫離的充分而非必要要件。因為脫離共同犯罪關系可以表現為不同的行為方式。在有的共同犯罪如平等型的共犯關系中，只要有消極的脫離行為即可，而無須實施積極的脫離行為。
以上兩種情況其實是共同犯罪中止的成立問題。在此需將共同犯罪關系脫離與共同犯罪中止區分開來。前者是指共犯人脫離了共犯關系，因而對他人實施的犯罪行為不承擔刑事責任；後者則是指共犯人並沒有脫離共犯關系，對他人實施的犯罪行為仍然承擔共犯責任，只是應從輕處理。可見，在理論上，兩者屬於不同的范疇。當然，共犯關系的脫離與共犯的中止有著密切的關系，如兩者都發生在犯罪過程中，都是一部分共同犯罪人自動放棄犯意；在表現形式上，一些犯罪中止行為就是一種脫離共犯關系的行為。因此共犯關系的脫離必然有著共同犯罪中止的某些特徵，但是它畢竟有著自己的特定構成要素，不能將兩者混為一談。成立共犯關系的脫離應具備以下條件：

1、發生在直接實行者著手實施犯罪以前。這是成立共犯關系脫離的犯罪階段要求。
關於共犯關系脫離的成立階段，有的學者認為可以發生在共同犯罪人著手實行犯罪前、直接實行者實行犯罪後以及既遂後的繼續犯場合等三個階段。筆者認為，這是從形式意義上來理解共犯關系脫離的。就脫離者而言，在犯罪的發展過程中甚至犯罪既遂後的繼續犯場合，他都可以有脫離共犯關系的意思表示和行為。但是這種脫離行為是否能解除共犯關系尚需要實質地進行判斷，即共犯關系的脫離並不是以脫離者單方面的意志為轉移的，需要結合共同犯罪關系的實質來認定。一般說來，只要直接實行者已著手實施犯罪，共犯關系就不能解除。因為，根據刑法理論，各共同犯罪人之間已形成共犯關系。如同犯罪既遂後的恢復原狀不能改變行為的犯罪性一樣，成立共犯關系後就不可能再解除。具體說來，在復雜的共同犯罪中，根據占統治地位的共犯從屬性說，教唆犯和幫助犯的犯罪性和可罰性取決於正犯是否已著手實行犯罪。只要正犯已著手實行犯罪，三者就形成了共犯關系。而就共同正犯而言，由於各犯罪人基於意思聯絡而成為同心一體，因此只要一部分正犯已著手實行犯罪，即使其他正犯沒有實施犯罪行為，也不影響共同正犯的成立，即一部分正犯的行為就是共同正犯的行為。這也正是對共同正犯實行「一部行為負全部責任」的理論基礎。因此，成立共犯同犯罪關系的脫離必須發生在著手以前。當然在著手後，共犯仍有脫離行為，但這是涉及到是否成立中止犯的問題。

2、脫離者必須自動放棄犯意。這是成立共犯關系脫離的主觀要求。
多數學者對此持肯定態度。但也有論者認為，只要在著手前切斷因果關系，即使不是基於任意性，也不影響。筆者認為，既然脫離者在處理上不承擔共犯關系責任，那麼就應對其成立要件做出嚴格的限制，即脫離者應自動放棄犯意。但關於自動性，德、日刑法理論上存在著多種觀點：主觀說認為，由於認識外部的障礙而停止的場合以外，是自動放棄犯意。限定主觀說主張只有放棄犯意即後悔而中止的場合，是自動放棄犯意。客觀說主張按照社會一般的觀念，以客觀的判斷為標准認定障礙的性質。折衷說主張在一般經驗上對意思給予強制影響的情況為動機以外的場合是自動放棄犯意。通說認為折衷說比較妥當。我國理論界關於自動性的觀點比較一致。一般認為是指在行為人能夠將犯罪進行到底的情況下，基於本人的意志而停止犯罪行為。這表明只要行為人主觀上認為自己能夠完成犯罪，即使客觀上難以完成犯罪，也不影響自動性的成立。

3、行為人必須有脫離共犯關系的行為。
這是成立共犯關系脫離的實質性要件。何謂脫離行為?筆者認為，應以是否切斷脫離者已經實施的加功行為與此後其他共犯者的行為或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為原則。只有切斷了與此後其他共犯者的行為或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脫離者才不負共犯刑事責任。基於這一原則，根據表現形式的不同，可將脫離行為分為消極的脫離行為與積極的脫離行為。前者是指脫離者將脫離共犯關系的意思傳達給對方，或者單純地撤回自己的加功如幫助者將其提供的工具索回，就成立共犯關系的脫離。這種脫離行為一般是針對平等型的共同犯罪人即共同犯罪人之間不存在領導、制約關系。如普通的共同正犯，或在共同犯罪中處於被動、消極地位的幫助犯、脅從犯以及犯罪集團中的一般參加者等。由於這些犯罪人對犯罪的實施並不起主導、支配地位，因此只要消極地將脫離共犯關系的意思傳達給對方或者單純地撤回自己的加功，一般就可以消除自己的加功行為對正犯的影響。內心的脫離或單方面的脫離是不能成立共犯關系脫離的。因為二人以上基於實行一定犯罪目的而成為同心一體。如果某一共同犯罪人有脫離共犯關系的意思，但是卻並沒有傳達給其他共犯人，那麼對於其他共犯人來說，這種同心一體的聯系仍然存在。當他實行犯罪時，與脫離者也依舊存在著心理上或精神上的因果聯絡。因此只有將脫離共犯的意思傳達給其他共犯人，這種同心一體才能解體。對於傳達脫離的方式，通常是以明示的方式做出的，如明確告訴對方自己決定從犯罪活動中退出來，並中止了犯罪行為。對於以默示的方式表達脫離犯罪活動的意思，如從犯罪現場離去、幫助者沒有按約定提供工具或出現在現場，如果同時符合其他條件，也不失為一種脫離行為。日本的一些判例就肯定了這一方式。例如共謀強盜並實施了預備行為後，其中一人悔悟，從犯罪現場離去。對於這一案例，福岡高級法院昭和28年1月12日判決認為：雖然行為人既沒有阻止其他共謀者的犯罪行為，也沒有明確表示脫離的意思，但是當剩餘的共犯者不僅認識到了脫離者的脫離事實，而且認識到只能由自己來完成共謀的犯罪事實時，可以說共謀者接受脫離者默示的意思。因此脫離者只對當初共謀的強盜預備負刑事責任，而不承擔強盜共同正犯的刑事責任。
所謂積極的脫離行為就是指脫離者採取措施阻止他人犯罪或為此做出了真摯努力的。這種脫離行為是針對支配型的共同犯罪人而言的，即在共同犯罪中起著領導、指揮、主動等地位或作用的共同犯罪人，如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教唆犯等。由於這類犯罪在共同犯罪中起支配作用，因此不同於一般的共同犯罪人，只要單純地將自己脫離共犯關系的意思傳達給其他共犯人就可以脫離共犯關系，他們還必須採取積極的作為將自己給予犯罪實行的效果予以消除才能成立共犯關系的脫離。從國外的立法規定及司法實踐來看，將下列行為認定為積極的脫離行為：(1)使其他共犯者確定地放棄犯意。如日本1976年松江地方法院的判決「當脫離者作為共謀者團體的頭目可以強制支配其他共謀者的地位時，倘若脫離者沒有恢復到不存在共謀關系的狀態，就不能說解除了共謀關系。確定地放棄犯意是否要求其他共犯者必須真正放棄犯意。」筆者認為只要其他共犯者答應放棄犯意即可。至於是否真正地放棄犯意並不影響行為人脫離共犯關系。因為脫離者已將自己給予犯罪實行的效果予以消除。(2)向國家有關機關告發、舉報的，如俄羅斯刑法第205條規定，參與准備實施恐怖行為的人員，如果及時提前報告權力機關或採取其他措施預防恐怖行為的發生，如果其行為沒有別的犯罪構成則免除刑事責任。這種行為既可以作為第一種行為失敗後實施的一種補救行為，也可以單獨實施。(3)其他阻止犯罪實行的行為，如向被害人通報等。

二、脫離共同犯罪關系者的處罰

對於脫離後其他犯罪者實施的犯罪行為，理論上和司法實踐中比較一致的觀點是脫離者不承擔共犯責任，這與共犯處罰的根據密切相關。關於共犯處罰的根據，理論上有責任共犯說、行為價值惹起說、惹起說等不同觀點。雖然觀點聚訟，但在對待脫離者的刑事責任上，則無論根據哪一種理論，都可以得出脫離者不對他的犯罪行為負共犯責任的結論。如惹起說認為共犯之所以處罰是因為與共犯者共同惹起犯罪結果。根據這一理論，在共犯關系脫離的情況下，脫離者不僅與其他共犯者解除了意思聯絡，而且給予他人實行犯罪的效果予以消除。因此與正犯惹起的犯罪結果就不存在因果關系，從而也不對其承擔共犯責任。
對於脫離者脫離前的行為，從司法實踐與有關國家的刑法規定來看，一般也是免予處罰的。這有理論上的依據和刑事政策上的考慮。從理論上來說，脫離者的行為是著手前的預備或陰謀行為，對法益的侵害並無實質的危險，同時脫離者又系自動放棄犯意，主觀惡性較小。根據犯罪構成理論的要求，對於情節顯著輕微的，不應作為犯罪處理；對於構成犯罪的，也應當從輕處罰。從刑事政策上來說，這樣處理無疑是給犯罪者「架設後退的金橋」(李斯特語)，對於鼓勵犯人改過自新，瓦解、分化和打擊犯罪組織顯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當然並不是說脫離者可以完全不負刑事責任。筆者認為，結合具體案情，對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給予適當的處罰：(1)預備行為構成犯罪的。如甲、乙為了搶劫成功，事先各自購買了槍支。但在實施搶劫前，甲因懼怕而放棄犯意，並沒有參加搶劫。甲的行為構成菲法買賣槍支罪。(2)共謀實行重大的犯罪活動，並進行了預備活動。如共謀搶劫國家金融機關、爆炸國家重要設施、部門等。是否屬於「重大」的犯罪，應綜合考慮犯罪的性質、使用的犯罪方法等。(3)為阻止他人實行犯罪做出了誠摯的努力，但並沒有真正阻止他人實行犯罪者。如被教唆者雖然答應放棄犯意，但是仍然實施了教唆的犯罪的。須注意的是，即使是應追究以上行為的刑事責任，也應從輕處理。即將共犯者的脫離作為從輕處理的情節，在量刑時予以考慮。

三、共同犯罪關系脫離的立法評價

從世界各國刑法規定來看，多數國家對共犯關系的脫離沒有作明文規定，只是司法實踐中的解釋問題，如日本。但是也有一些國家對共犯關系脫離的條件及責任作了規定。概括起來，大致有三種立法方式：一是規定在總則中，如美國模範刑法典。該法第206條第6項第C款規定，在實行犯罪之前，終止共犯關系且將共犯關系給予實行犯罪之效果完全予以消滅或給予執法機關適時警告或以其他方式阻止其罪之實行作適當的努力，不能作為他人所實行之罪之共犯。第503條第6、7項規定，行為者共謀實行實質犯罪後，在能確認其在完全而自動放棄犯罪目的的狀況下，阻止共謀目的之達成，即為積極抗辯。共謀者之一，縱有廢棄其合意，如未將合意之廢棄告知共謀之對方，或向法律執行機關申告共謀之存在以及自己為共謀之一員時，對該人之關繫上，不得認為共謀已終結。二是規定在分則，這是針對特定的共同犯罪制定的。如法國1994年刑法典第422條規定，恐怖活動之正犯或共犯，如其告知行政當局或司法當局，從而得以制止犯罪行為，或者得以避免犯罪造成人員殘廢或永久性殘疾，且在相應場合，得以偵破其他犯罪的，其所受自由刑減半。三是總、分則結合式。即既在總則中作出一般性規定，同時又對分則中的特殊的共同犯罪專門作出規定。這種立法體例為多數國家刑法所採納。如1976年的西德刑法典第31條規定：犯罪之不發生，非由於中止者之所致，或犯罪之發生，與中止以前加功行為無關者，如中止者確曾因己意而盡力謀犯罪之防止，亦足免罰。同時分則第129條對脫離犯罪集團作了規定，如自動將其所知犯罪行為之計劃，於尚可阻止其實施之適當時機內報告官署者，法院得依其判斷減輕或免除。此外，1997年的俄羅斯刑法典也採納了這一立法體例。綜觀各國關於分則的規定，可以發現有以下特點：(1)其適用對象是有組織的共同犯罪，特別是恐怖活動組織犯罪；(2)客觀上必須是積極的脫離行為；(3)在處罰上，從寬有兩個層次：一是從犯罪組織中退出來則給予從輕處罰，二是如果他們對偵查予以積極幫助的則對其免除處罰。在分則中針對特定的共同犯罪另作專門規定是伴隨著有組織犯罪的猖獗而採取的一項策略。實踐證明，獎賞脫離者或稱「悔過者」的刑事政策在偵查期間打擊最為恐怖的有組織犯罪形式是極為有用的。「悔過者」或更確切地說司法機關的合作者，在與通常的有組織犯罪特別是黑手黨犯罪的斗爭中無疑是有意義的。
我國的1979年刑法和1997年刑法都沒有對共犯關系的脫離作出明文規定。但是根據我國刑法的有關規定，這種情形可以按預備犯的中止犯處罰。這樣看來，提出共犯關系脫離的概念似乎意義並不大。因為與國外的刑法規定不同，在我國對於預備犯原則上是可罰的，而且中止犯不僅可以發生在實行階段，在預備階段也能成立。所以，外國刑法中的關於共犯關系脫離的情形，依據我國刑法規定，其實是共犯中止犯的問題。但是，從刑事立法的科學性出發，筆者認為，在理論上還是有必要將共犯關系脫離作為共犯論體系的一個獨立範疇予以研究。因為共犯關系脫離之所以不適合我國主要在於我國刑法對預備犯的規定過於寬泛。首先，我國刑法原則上處罰一切預備犯；其次，我國刑法並未限定預備犯的成立範圍，不僅包括自己預備，也包括他人預備。這樣共犯就有成立預備犯並受到處罰的可能。然而，在目前各國刑事立法中，多數國家是將預備犯的處罰嚴格限制在少數嚴重的犯罪中，即預備犯原則上不處罰，如法國、日本、韓國、德國。同時在理論上，多數學者也主張預備犯只能以自身的行為為前提，他人預備行為不能包括在預備行為中。可見，我國刑法對預備犯的處罰是相當嚴厲的，「這不僅不符合實際情況，而且也與國際上通行的做法不一致」。因此，一些學者提出了應改進我國關於預備犯的立法，即只處罰少數嚴重的犯罪的預備行為。筆者贊同這一見解。若從這一立場出發，則提出共犯關系脫離的概念就具有了刑事立法上的根據。不僅如此，提出共犯關系脫離的概念更有理論上的合理性。舉一不恰當的比喻來說，共犯關系猶如民法上的合夥，有其成立、變更、撤銷的情形。因此，在共犯的本體論中，應包括共犯關系成立即共同犯罪的成立、共犯關系的變更如實行過限、共犯關系脫離等內容。因此，將共犯關系脫離作為一個獨立的范疇予以研究，可以推動我國共同犯罪理論的發展和完善。最後，從性質上看，共同犯罪關系的脫離的社會危害性與人身危險性都小於共同犯罪中止，是一種應當從寬處罰的量刑情節。因此，將共犯關系脫離在立法上予以明文化，不但可以增強司法操作性，而且能發揮刑法的行為規制機能，同時也使刑法關於共犯的規定更趨完善。
那麼，在上述三種立法體例中，哪一種立法體例比較適當?僅在總則中做出一般性的規定，固然具有其長處，但是由於沒有區別對待不同的共同犯罪形式，必將不利於打擊、分化和瓦解有組織犯罪，畢竟有組織犯罪的懲治是當前刑事司法工作的重點；分則性規定雖然突出了對有組織犯罪的懲治，但是對於一般共同犯罪缺乏規定。比較起來，總、分則結合式就比較可取。它可以克服兩者的缺陷，同時又取兩者之長。這種立法體已為新近制定或修訂的刑法採納。具體言之，一方面在總則中規定著手前脫離共犯關系的，免予或減輕處罰；另一方面，對於分則中第一百二十條組織、領導、積極參加恐怖活動組織犯罪、第二百九十四條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規定特殊脫離行為，即實施恐怖活動犯罪或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者，在逮捕或追訴之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受處罰：(1)解散或決定解散犯罪組織的；(2)不是發起者或首要分子，並且退出該組織的；(3)以任何方式阻止犯罪集團犯罪的。

僅供參考，原創進空間問

㈢ 刑法論文選題

1、食品安全犯罪的行政刑法責任--以三鹿奶粉事件為例

2、重刑化的弊端與我國刑內罰模式的選容擇

3、罪責的社會化與規范責任論的重構--期待可能性理論命運之反思

4、共同過失犯罪應成立共同犯罪

5、從食品安全法實施中看刑事責任的完善

6、論應權利人同意之行為--被害人同意理論的重構

7、反思與重構:犯罪客體新論

8、罪刑法定視野下的侵犯商業秘密罪

9、論罪責刑相適應原則

10、競技體育暴力行為的刑法解讀

11、「訴訟詐騙」定性研究--以我國民事訴訟法為視角

12、論刑事和解制度在中國的構建--刑事一體化的分析進路

13、《刑法》與《治安管理處罰法》的協調研究

14、加強行政法與刑法交叉領域研究的必要性

15、環境犯罪的刑法現狀及其改進

以上刑罰論文選題由學術堂整理提供

㈣ 求5000字刑法論文

刑事案件證據的審查判斷標准初探

[內容摘要]證據收集完畢後,作為定案根據的證據,必須經過審查判斷、分析、研究證據是否具有能力、關聯性和證明力和大小,從而確定所收集的證據能否用作定案的根據以及證明價值的大小,證據是確定案件事實的根據,是確定有罪或無罪,罪責輕重的關鍵;確定案件質量,做到不枉不縱,打擊犯罪,保護國家、集體、公民、財產和人身的合法權益,維護社會秩序都將起到極大作用.本文就證據審查判斷、概念、特徵、審查判斷的客觀真實性、關聯性、合法性、經過控辯雙方質證,由法庭認定.全案審查判斷證據標准及其意義進行論述. [關鍵詞] 證據審查 判斷 特徵 標准 引言 收集證據是審查判斷證據的基礎,收集證據在前,審查判斷證據在後,收集證據和審查判斷證據緊密相連,沒有收集證據就談不上審查判斷證據,反之,不對證據審查判斷,就不能作定案依據,就不能查清案件事實。在司法實踐中,對證據的審查判斷顯得十分重要,也是一個難題,如何審查判斷證據,這涉及到法律有涉及辦案人員的素質,保證案件的質量,不枉不縱打擊刑事犯罪,保護國家、集體、公民和財產合法權益,維護社會秩序,有著極其重要作用。為此,本文就證據審查判斷的概念、特徵、審查判斷的標准和意義作一論述。 一、審查判斷證據的概念和特徵 審查判斷證據,是指國家專門機關、當事人及其辯護人或訴訟代理人對證據材料進行分析、研究和判斷,以鑒別其真偽,確定其有無證明能力和證明力以及證明力大小的一種訴訟活動。審查判斷證據具有以下幾個特徵： 1、審查判斷證據的主體既包括國家專門機關，也包括當事人及辯護人或訴訟代理人。我國傳統訴訟理論基於從狹義上界定審查判斷證據的概念，將審查判斷證據的主體限定為國家專門機關，實際上從廣義上來講，除了專門機關為了確定案件事實對證據進行審查判斷外，當事人及其辯護人或訴訟代理人也要對證據進行審查判斷，以便向審判人員提出如何認定事實方向的意見，使審判人員能夠對案件事實作出正確的認定，並在此基礎上正確地適用法律作出公正處理。因此，審查判斷的主體不僅包括專門機關，也包括當事人及其辯護人或訴訟代理人。 專門機關審查判斷證據與作為訴訟參與人的當事人等審查判斷證據，既有相同之處，也有不同的地方。專門機關和當事人等審查判斷證據，都是通過對證據材料進行分析、鑒別以確定其真偽，判斷其有無證據能力和證明力已經證明力的大小，這是二者共同之處。其不同之處主要表現在： （1）專門機關辦案人員審查判斷證據是一種職權行為，即基於偵察權、檢查權和審判權而進行的活動，而當事人、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等審查判斷證據則屬於非職權行為； （2）專門機關辦案人員審查判斷證據，可以運用其在辦案中積累的豐富經驗，同時有具有法律賦予的必要手段和方法，以及相應的物質條件保障，相對於當事人等審查判斷證據，更有其優勢； （3）專門機關審查判斷證據，是為了正確地處理案件，維護國家、社會利益和當事人合法權益，而當事人等審查判斷證據，主要是為了維護自身或委託人的利益； （4）在審查判斷證據的效力方面，專門機關審查判斷後認定具有證據能力和證明力的，即可直接作為處理案件或者作出某種處分的依據，而當事人等對證據的審查判斷，通常只是提出證據的前提，該證據能否作為認定案情的根據，還取決於專門機關是否採信該證據。 將當事人及其辯護人或訴訟代理人作為審查判斷證據的主體，既符合訴訟實踐，也有利於保障其行使訴訟權利，促使其履行訴訟義務，從而保障訴訟活動的順利進行。 [1] [2] [3] [] []2、審查判斷證據的本質是一種思維活動。如果說收集證據是認識過程是第一階段即感性認識階段的話，那麼審查判斷證據則是認識過程的第二階段即理性認識階段。這一階段的活動方式，與第一階段的收集證據相比是不一樣的，它是在收集證據的基礎上，通過人們的大腦，運用概念、判斷和推理的思維形式來進行的。當然，審查判斷證據與收集證據雖然是兩個不同的階段，但兩者往往相互結合、交替進行。司法人員、當事人等必須首先收集證據，這是審查判斷證據的前提；對於收集到的證據材料，司法人員、當事人等經過審查判斷，如果發現有疑問或遺漏，則必須再去收集證據以便消除疑問或補充證據。把新收集的證據和原有的證據結合起來綜合分析、研究，就可以使司法人員、當事人等對案件事實的認識不斷趨於正確。這實際上是司法人員、當事人等對案件事實的認識由淺入深，由感性到理性的發展過程。 3、審查判斷證據的目的是確定證據具有證明能力和證明力以及證明力大小。司法人員、當事人等通過對證據進行分析、研究和鑒別，其目的一是為了確定證據是否具有證據能力和證明力，因為證據具有能力和證明力，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二是為了確定證據與案件事實聯系的緊密程度，聯系越緊密，其證明力越大，反之，其證明力就越小。 4、審查判斷證據的任務有兩項，一是對單一和多個證據的審查判斷，二是對全案證據的審查判斷。司法人員、當事人等對單個或多個證據進行審查判斷，其目的是為了審查核實某一證據或某幾個證據是否具有證據能力和證明力；而對全案證據進行審查判斷，其目的則是為了判明所有已查證具有證據能力和證明力的證據能否對案件事實作出認定。 二、證據審查判斷的標准 從現行的法律規定和學理來看，審查判斷證據可分為對個別證據審查判斷的標准和對全案這證據審查判斷的標准。 個別證據審查判斷的標准，即刑事訴訟中對單一證據進行審查判斷的內容，主要包括：證據是否原件、原物、復印件、復製品與原件、原物是否相符；證據與本案事實是否相關；證據的形式、來源是否符合法律規定；證明的內容是否真實；證人或者提供證據的人，與當事人有無利害關系等。 1、定案證據必須客觀真實性。《刑事訴訟法》第42條第3款明確規定，證據必須經過《法庭》查證屬實，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和司法實踐的要求，法庭應當根據案件是具體情況，從以下幾個方面審查證據的真實性：（1）證據形成的原因；（2）發現證據時的客觀環境；（3）證據是否為原件、原物、復印件、復製品與原件、原物是否相符；（4）提供證據的人或者證人與當事人有無利害關系；（5）影響證據真實性的其他因素。在審查判斷證據的客觀真實性時，執法人員應注意的是上述法律規定的「屬實」是指客觀真實。法律法規規定的真實可分為兩種情況：一是客觀的真實，即符號案件情況的真實，不以當事人和審判人員的意志和認識為轉移，因此當事人和審判人員不能反駁它，而只能通過不斷的證據活動認識它。二是法律的真實性，法律規定一旦某種情況得到了證明，就假定另一種情況是真實的，如推定。法律的真實允許當事人反駁，一旦當事人提出了成立的反證，法律的真實就不復存在。從判定的需要來看，作為定案根據的證據必須經得起各種各樣的反駁，而要做到這一點定案證據就必須符合客觀的真實。可以說，客觀真實是證據的最基本屬性之一。 定案證據的客觀真實性與執法人員的主觀能動性並不矛盾。可客觀事實性是從唯物論的角度認識定案證據所得出的結論，而主觀能動性是從認識論的角度認識定案證據所得出的結論。事實材料只有經過當事人是舉證和執法人員收集的活動，才能夠進入執法程序，才能成為定案的證據；對於執法人員已經調查收集的證據，哪些可以作為定案的根據使用以及應當如何使用，實際上仍然需要審判人員發揮主觀能動性，予以甄別、篩選和判斷。實際上，定案證據的客觀真實和執法人員主觀認識是相統一的關系。 2、定案證據必須與本案相關，具有關聯性。定案證據必須與本案相關，即具有相關性。所謂相關性是指證據與特定的證明對象有關，是證據對特定的案件事實的證明作用和價值，據此，對查明案件事實有意義的事實材料既具有相關性；而對案件事實或者其他證據沒有任何影響事實材料，與本案無關，沒有相關性。在審查判斷定案證據的相關性時，執法人員應當將其與證據的真實性區別開來，逐一審查，在認定某一個證據是否具有相關性之前應當分清該證據對象是什麼，如果該證據的證明對象不是本案實體法或者程序法規定的事實，該證據就沒有相關性。 [] [] [1] [2] [3] [] []3、定案證據必須具備合法性。定案證據的合法性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定案證據必須是通過合法的手段調查收集的事實材料，通過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調查收集的證據是非法證據。二是定案證據必須符合法律規定的表現形式。不符合法律規定的表現形式的事實材料只能是一般的證據材料，而不是定案證據，即使其具有真實性和相關性。只有做到這一點，才能保證訴訟的程序公正，並有效樹立司法的權威。法庭應當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從以下幾方面審查證據的合法性： （1）證據是否符合法定形式； （2）證據是否符合法律、法規、司法解釋和規章的要求； （3）是否有影響證據效力的其他違反情形。

㈤ 刑法方面的論文

刑法博大精深抄，內容繁雜，理論眾多。是法律中最發達的部門法了，可寫的內容太多了。我建議一下，罪刑法定原則，犯罪構成理論，故意的認識問題，不真正不作為犯罪，原有自由行為理論等等，想簡單一下，建議刑罰論（結合我國刑種改革），罪數論.

㈥ 一篇關於刑法犯罪的論文（有案例），2000字以上，還要有個人分析，個人評議，求各位大大幫幫忙，謝咯！

案例；法院審理查明，從2006年11月到2007年5月案發，方某的裸聊「生意」遍及全國個省、市自治區，僅在電腦上查獲聊天記錄的就有300多名觀眾，網上銀行匯款記錄達千餘次，計2．4萬元。浙江衢州女子方某被龍游縣法院以「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一審判處有期徒刑六個月，緩刑一年，並處罰金5000元。有關方面證實，因網路裸聊而被判刑定罪的，目前國內尚無先例。
關於網路裸聊是否構成犯罪一直是近年來爭議很大的問題。2007年4月，北京曾出現一樁近似案件，只是石景山區檢察院先以「聚眾淫亂罪」提起公訴，後來又主動撤訴。其理由是無法依據《刑法》找到一個合適的罪名，根據罪刑法定原則，最後沒有處理。為什麼方某的案子可以定罪而北京張某裸聊的案件沒有定罪？這里涉及到刑法是什麼？什麼樣的行為刑法才可以將之評價為犯罪行為。
刑法是什麼？首先是一種社會規范。社會規范是指人作為社會中的一員在社會中的活動規矩和准則。法律、宗教、倫理和風俗習慣都是社會規范，其有的是約定俗成，有的是通過國家權力機關強制制定，都是現實的社會關系的表現。作為一種社會規范，刑法與宗教、倫理、風俗習慣有什麼不同呢？刑法的產生是否是必要的呢？以宗教為例，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宗教一般具有以下四個特徵：第一，崇拜一個或多個神 第二，有自己的教義，即成熟的信仰體系；第三，有一定的儀式 第四，要求教民順從。在現代社會，宗教依然成為人類社會思想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因為宗教具有教化和心理安慰的功能。但是，僅有宗教是不能維持現代的社會關系的，因為是否信仰宗教，信仰宗教的程度如何，教民對宗教的依賴程度是宗教起作用的關鍵。對於不信仰宗教或偽信仰宗教者，宗教是無法對其起作用的。此外，不同的宗教有不同的教義，在同一國家甚至同一地區常常存在信仰不同宗教的教民，不同的信仰信仰體系教化出不同思想的教民，但是，在現實的物質世界裡，作為社會中的一員，其行為的最低標準是什麼？行為的界限在哪裡？在不同的宗教里是不同的，而且界限是模糊的，僅靠宗教無法讓國民明確自己行為的界限，無法對自己的行為結果做出預測，當然無法有真正的自由。而倫理，道德、風俗習慣同樣具有這種缺陷。即法律以外的社會規范，雖然也可以影響國民的思想和行為，也可以對社會秩序的維護有影響，但是其內容本身不明確，不穩定，無法調整所有的國民，因此，統治國家，維持社會秩序，保障合法權益，保障人權必須由作為國家最後一道屏障的刑法來充當此角色。作為國家調整社會關系的規范體系，刑法的第二個特徵是最強的強制力。 各個部門法由於都是由國家權力機關按照法定程序制定，因此都具有一定的強制力。比如婚姻法規定的一夫一妻制，違反此規定就可能構成重婚。但是，在所有的部門法中，刑法的強制力是最大的，也就是刑法所採用的調整方式會對行為人產生最大的痛苦，可以剝奪行為人的自由，財產甚至生命。這比如教育一個孩子，絞盡腦汁用盡一切方法後還是無濟於事時，只能採用暴力威嚇和強制。而合法運用這種惡的根據，就是通過合法機關合法程序制定下來的規則。因為人人都明白，在社會中要生存必然要讓渡一部分權利給國家，形成國家公權力，刑罰就是這種公權力的行駛的表現。因為對犯罪人適用刑罰對社會本身也是一種損失，因此，刑罰必須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適用，即刑罰要具有謙抑性。
這種謙抑性要求刑法只能是保障法和補充法，只能是足球比賽場上的守門員，而不能充當前鋒、中鋒或後衛。即刑法從調整的社會關系來看，調整所有國家與個人之間所有的社會關系，這種社會關系不止包括民法、經濟法、行政法等所有部門法調整的社會關系，還包括這些部門法調整的社會關系之外，需要國家公權力規范國民或單位的社會關系，因此，如果僅從調整對象來區分刑法和其他部門法的不同，是無法區別的，刑法與其他部門法的根本區別不在於其調整對象，而在於其調整方法，刑法是採用刑罰這種包含最強烈痛苦的方式來影響人的選擇的。
因為刑法具有最強的強制力，因此自古以來刑罰最容易被統治集團濫用，從保障人權和追求民主的現代精神來看，限制刑罰權濫用，實行罪刑法定成為必然。通過罪刑法定，明確刑罰的界限，從而保障國民行動的自由，也保障犯罪人的基本人權不受非法侵犯，這是全世界人民都會贊同的選擇。問題是，刑法即使通過法條明文規定，其界限依然是模糊的，不穩定。因為要將調整無限的法律現象的規范要通過有限的文字表述出來是十分困難的。有的術語，在一段時期，我們能夠通過解釋達成共識，使其界限明確，但隨著時代發展，更新形式的現象會沖擊這種解釋，使得其界限模糊不定。比如，財物，強奸，賣淫，這些詞的內涵和外延立法時沒有很大爭議，而今天來看，其外延則很難確定。而有的表述，從一開始就是界限開放的，這使刑法的邊界無法確定。這些規范的構成要件要素如何解釋就決定了某個行為是否構成犯罪。比如本案中的'淫穢物品,網路上裸聊的錄像可否解釋為淫穢物品？根據罪刑法定原則，禁止類推，但是適用刑法必須解釋刑法，對刑法進行解釋時，擴大解釋是允許的。這就涉及到將裸聊的錄像可否解釋為淫穢物品屬於擴大解釋還是類推解釋?關於擴大解釋和類推解釋的區分，雖然爭議了近百年，但理論上還沒有達成一個共同的標准，一般認為，超出國民預測可能性的是類推解釋，沒有超出的是擴大解釋。比如南京李寧組織他人賣淫案。賣淫這個詞盡管從一般常用的含義來看不包含男性給同性賣淫，但今天男性給同性賣淫現象很多，所以將這種現象包含在賣淫中是擴大解釋，沒有超出國民預測可能性，但是強奸罪的對象是婦女，所以，近來很轟動的強奸成年男子的案件無法定強奸罪。因為如果將男子解釋為婦女，超出了國民預測的可能性。但本案的問題不止如此，將裸聊的錄像解釋為淫穢物品 是否超出了國民預測的可能性呢？這很難判斷。由此可見，認定有罪者是從實質的角度對刑法條文進行了解釋，否定有罪者是從形式角度對刑法進行解釋。這涉及到了目前我國司法中應該採用實質解釋論還是形式解釋論。從保障社會秩序的角度，實質解釋論當然容易定罪，從保障人權的角度，形式解釋論當然更科學。

㈦ 關於刑法的 畢業論文寫啥好呢

罪刑法定原則是我國刑法所確立的基本原則，罪刑法定原則是啟蒙思想家反對封建專制刑法的產物，起源於著名的英國大憲章，而法國刑法典被認為是罪刑法定原則的直接淵源。最後指出了現階段我國適用該原則需注意的一些問題，希望今後有關人員在刑法罪刑法定原則的適用取捨與完善的問題上有更多新穎合理觀點的提出。
[關鍵詞] 罪刑法定原則 基本內容 人權 刑法權
我國於1997年10月1日開始實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第3 條規定: 「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罰; 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 不得定罪處罰」，這就是我國刑法所確定的三大基本原則中的罪刑法定原則。
一、罪刑法定原則的理論基礎
罪刑法定原則的理論基礎十分豐富與精深，它是啟蒙思想家反對封建專制刑法的產物，其理論基礎在於三大原則:
1.啟蒙自由主義。洛克認為，人們原本生活在自然狀態中，在這種狀態之下人於人之間是自由平等的關系，根據自然法他們享有人生自由權和財產權，同時也不能侵犯他人的這些權利。但每個人的這種權利會受到他人侵犯。因此就需要制定一定的法律規范來保障他們享有的各種權利，為罪刑法定原則提供了根本的思想理論基礎。
2.三權分立說。孟德斯鳩認為，立法、行政、司法應該分立開來，各自行使自己的權力,不受其他機關的干擾。三權分立，使法官成為機械的適用法律的工具，從而限制了法官解釋法律。這樣既保障了人權自由，同時也避免了法官的擅斷，對罪刑法定原則的發展起了促進作用。
3.心理強制說。近代刑法學大師費爾巴哈認為，所有違法行為的根源都在於趨向犯罪行為的精神動向，動機形成源，它驅使人們違背法律，因此應建立制止犯罪的第一防線——道德教育;第二防線——求助於心理強制，從而達到預防犯罪的發生。
二、罪刑法定原則的內容
罪刑法定原則（也稱罪刑法定主義）在近現代已成為一項世界公認的刑法基本原則。罪刑法定的基本含義是「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我國刑法學的罪刑法定原則的不斷向前發展，經歷了從不實行到相對實行，由相對實行到絕對實行。罪刑法定原則本身也發生了許多微妙的變化，日益緊隨時代的進步而演繹出新的含義，目前，主要說來，它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成文法的明確性
刑法法律的制定必須條文規范明確。法律是肯定的、明確的、普遍的規范，在這些規范中自由的存在具有普遍的、理性的、不取決於個別人的任性的性質。明確性要求立法者必須具體的明確規定刑罰法規，以預先告之人們成為被懲罰的對象的行為。
（二）刑罰適當性
刑法適當性，又稱作適當處罰性，即指刑罰法規規定的犯罪和刑罰都應該被認為適當，這是針對法規內容而言的。刑法規定的適當，對某一行為作為犯罪規定刑罰有合理的根據。刑罰規定的犯罪，應順合以行為時確實是否需要刑罰處罰的刑法為前提。
（三）禁止適用事後法
禁止適用事後法即不允許在法律規范施行後對法規施行前的犯罪行為予以處罰，又稱為「刑法無溯及效力」。法無溯及既往效力，從而符合了「不知者無罪」這一俗語。罪刑法定原則要求必須預告由法律規定犯罪與刑罰並公之於眾，以便人們所遵守，但隨著刑法的不斷完善，其溯及力的確定多為採用從舊兼從輕原則,即在新法為輕的情況下刑法具有溯及力，這是保障人權的要求，也有利於維護社會的穩定和刑法的權威與統一性，實現刑法預防犯罪的目的。
（四）絕對禁止或排斥類推適用
類推推理是把刑法中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的事項，比照刑法中最類似的事項加以解釋的方法。在罪刑法定原則下，類推解釋將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的內容「解釋」進去是與罪刑法定原則的基本精神相斥的，所以罪刑法定原則使得刑法的適用禁止類推推理，但刑法又是不斷與時俱進的法律規范，在禁止類推適用的范疇內發生了些許微妙的變化，即從完全否定類推到容許有限制的類推適用,即在有利於被告人場合容許類推適用，這也是罪刑法定原則的一重大進步。
（五）絕對禁止不定期刑，實行絕對確定的法定刑
隨著時代發展，社會變遷，刑法學說的進化，絕對罪刑法定的學說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中不斷得到修正。絕對確定的刑種和刑期，會使法官只根據法條而不顧具體犯罪的社會危害程度和犯罪人的社會危害程度判處相應的刑罰，不利於刑罰的正確適用。若刑法中存在沒有規定刑期的自由刑，罪犯服刑期長短的權利完全由行刑機關掌握，這會喪失刑法保障人權的機能。所以法定刑或宣告刑都不允許絕對的不定期刑。因而從根本上應確立相對不定刑期，給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權，讓其考慮每一個案件的具體情況裁量刑罰，從而不偏斥於罪刑法定原則的內涵與本質。
（六）排斥習慣法的適用
刑罰僅僅只能依據成文法規，刑罰的根據只在於成文法，而不依據習慣，道德，風俗，民間法來決定。這是「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的當然結論。
三、我國罪刑法定原則的現實理論依據
（一）社會主義民主要求實行罪刑法定原則
民主是法治的前提與基礎, 法治是民主的體現與保障。在歷史與現實中, 沒有無民主的法治, 也沒有無法治的民主, 法所反映的應當是人民的公共意志, 由人民掌握主權的國家制定的, 是人民自己意志的記錄。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 刑法即是由人民選舉的代表組成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來制定。由司法工作人員執行、司法工作人員執行刑法的過程, 就是實現人民群眾意志的過程，那麼對於何為犯罪及如何處置犯罪必須由法律作出明確的規定，從而保證人民意志的實施貫徹，那麼這也要求司法工作人員不能對刑法作不合理的任意解釋。

㈧ 刑法畢業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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㈨ 關於刑法的800字大學論文

800字的大學論文?
800字只能開個頭吧？寫論文摘要800字夠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