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先例

Ⅰ 齊玉苓案為什麼被稱為中國21世紀憲法第一大案

因為在這起案件中，是憲法第一次司法化。被告致使原告的姓名權、受教育權以及其他相關權益被侵犯。
相關資料如下：
從此案的發生經過看，對於齊玉苓而言，關鍵之處在於法院是否支持其關於受教育權被侵犯的訴求，因為這決定了齊玉苓可以得到的賠償數額。按照初審法院、二審法院對待侵權賠償救濟的方法，若法院不予支持（恰如山東省棗庄市中級人民法院所為），齊玉苓只能得到其姓名權的損害賠償，即精神損害賠償；若法院予以支持（恰如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所為），齊玉苓就可以得到一切與其受教育權被侵害有著因果關系的物質損失、精神損失。然而，由於民法通則沒有規定受教育權，而此案又是一個民事訴訟案件，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故而認為法律的適用是疑難問題，向最高人民法院請求解釋。最高法院於是作出了上述《批復》，認定陳曉琪等侵犯了齊玉苓依據〉憲法〈享有的受教育權。
因為齊玉苓由受教育權被侵犯所得的賠償是根據〉憲法〈相關規定取得的，故稱為憲法司法化之先例。

Ⅱ 中國司法是否遵循先例原則以及中國採用的是什麼審判系統

中國沒有遵循先例，判例不是我國法律淵源

Ⅲ case law (司法先例)定義是什麼

caselaw：判例法 適用於英美國家，判例法的一個重要原則，即「遵照先例」（starede~isis）的原則，下級法院必須遵守上級法院的判例，尤其必須遵守最高法院的判例，因而判例實際上起著法律的作用。

Ⅳ 司法判例是什麼

1、司法判例，是在司法實踐過程中形成的、具有一定法律意義的案例。
2、司法判例在英美法回系是法律淵答源，在我國（大陸法系）是指導案例。
3、司法判例 ，是法系當中的組成部分。司法判例用於區分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的重要依據。大陸法系的法律以成文法即制定法的方式存在，其法律淵源爆款立法機關指定的各種規范性法律文件、行政機關頒布的各種行政法規以及本國參加的國際條約，在原則上不包括司法判例。英美法系的法律淵源既包括各種制定法，也包括司法判例，而且司法判例在整個法律體系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Ⅳ 判決推理結構的正確性

判決書的製作，在實質上應當具備邏輯性和公正性的特點。
邏輯性司法裁判要辨別是非曲直，要解決互相對立的訴訟爭議，要對案件事實予以揭示和證明，就必須使用一定的邏輯形式。司法過程是一個自覺或不自覺地運用邏輯進行推理和判斷的過程，邏輯是司法實踐的基本工具。司法判決使用的是三段論式的邏輯形式。早在古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的司法判決中，這種邏輯形式就已經開始運用。司法判決的邏輯性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指判決書的結構是三段論的邏輯推理關系。判決書除首部和尾部外，可概括劃分為認定事實、法律理由、判決主文三大部分，三部分之間是三段論的邏輯推理關系。即認定事實是小前提，法律理由是大前提，判決主文是結論。如果認定的事實不清，所依據的證據不足，則是小前提不成立；如果適用法律不當，則是大前提不成立。小前提或大前提的不成立，都會導致結論的錯誤，即推導出錯誤的判決結果。其二是指在認定事實和確定責任時，通常運用邏輯推理的方法進行證明。其操作方法與前述相同，即法官在具體的案件中要以法律的相關條文作為三段論的大前提，將案件事實作為小前提，從而推導出一個司法結論。在判例法國家，法官在進行這種演繹推理之前需要先進行一番歸納推理，即先要搜集上級法院或本院從前的有關判決，從這些司法先例中歸納出一個一般原則，再以演繹之法將此一般原則應用於具體案件中。

Ⅵ 中國司法是否遵循先例原則以及中國採用的是什麼審判系統

中國不遵循先例原則，中國是二審終審制，這里只解決具體法律問題，不解決法理上的事情，請勿在回復本問題。

Ⅶ 英國司法先例對英國法律的影響

英國是典型的判例法國家，司法先例是法律淵源的構成之一，所以說對立法內的影響是容不言而喻的。另外，在司法實踐中，下位法院在審理案件時遇到同上位法院審理過的案件有雷同的直接以上位法院的判決為判決的依據。
這樣使的英國在法的統一方面有很好的作用，比如能夠很好的杜絕司法腐敗等情況，但是另一方面，這種一味的追求法律適用的一致很難做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很機械的去運用法律，這也是衡平法產生的緣由吧。

Ⅷ 卡瓦諾大法官帶來了什麼——通過七個案例

2018年，卡瓦諾（Brett M. Kavanaugh）大法官沸沸揚揚的參議院確認風波落幕之後，我寫了一篇《卡瓦諾大法官將帶來什麼》（見：https://www.jianshu.com/p/e7877c40cb33）。文章挑選了之前三個開庭期中大法官們嚴格按自由派-保守派站隊、因肯尼迪（Anthony M. Kennedy）大法官的關鍵一票導致自由派獲勝的案例，對卡瓦諾大法官入替肯尼迪大法官後會使美國最高法院在哪些議題的判決中發生逆轉做了一些預測。文章發布之後一直有些忐忑，不知道自己會錯到什麼程度。

這里再交代一遍背景：一般認為按照保守主義-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分野，羅伯茨（John G. Roberts）首席大法官、托馬斯（Clarence Thomas）大法官、阿利托（Samuel A. Alito）大法官和戈薩奇（Neil M. Gorsuch）大法官屬於保守派；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大法官、布雷耶（Stephen G. Breyer）大法官、索托馬約爾（Sonia Sotomayor）大法官和卡根（Elena Kagan）大法官屬於自由派；而2018年退休的肯尼迪則相對中庸，所以遇到一些涉及雙方司法理念尖銳沖突的案件，判決結果往往取決於肯尼迪大法官的傾向。而卡瓦諾大法官是如假包換的保守派，以致於遭到民主黨在參議院審核時大力杯葛。輿論普遍預期他進入最高法院後會帶來有利於保守派的變化。帶著對這一變化的好奇心，我們來考察一下卡瓦諾大法官的第一個開庭期（2018年10月至2019年6月）發生了什麼。

本開庭期全部73起案件中由8位大法官作出的判決僅有8起，缺席者都是卡瓦諾大法官，大約是因為這位新晉大法官錯過了之前的聽審階段；其餘65起均為9位大法官共同判決。在這65起案件中，有18起5票對4票的判決；其中14起雙方按保守派-自由派分野站隊的案件中，雙方打成7-7平，與之前的情況大致差不多，說明卡瓦諾大法官的到來並未顯著打破原有的平衡。為何如此，容我賣個關子後文再講。

如果肯尼迪大法官沒有退休的話，在7起保守派獲勝的案件會投票給哪一方難以估計；但基於他的過往記錄，判斷他會在部分案件中與其繼任者持相反立場是合理的。下面我們就按發布時間順序來看看這7起案件的情況：

國土安全部長尼爾森訴布列等（NIELSEN, SECRETARY OF HOMELAND SECURITY, ET AL. v. PREAP ET AL.）

本案將來自第九巡迴上訴法庭的兩起類似案件合並審理，案情涉及川普總統上任後引起廣泛關注的非法移民問題。

按照聯邦法律，因可驅逐出境的原因被拘捕的外國人，可以通過保釋聽證會獲得假釋，直到他們是否需要被驅逐的問題得到解決；同時根據1996年國會通過的另一項特別規則，規定犯有某些危險罪行或與恐怖主義有牽連的外國人被釋放出獄時，必須由移民局立即在不召開聽證會的情況下直接於監獄逮捕，並關押至驅逐出境問題有定論。被告是一些坐牢出獄多年後被移民局拘捕的人，其中至少有一位是2006年出獄後於2013年被捕；他們辯稱由於自己未在出獄時立即被移民局逮捕，所以他們不屬於按照特別規則需要被關押的外國人，享有召開保釋聽證會的權利。第九巡迴上訴法院支持了他們的權利主張。

最高法院推翻了第九巡迴上訴法院的判決，發回重審。阿利託大法官宣讀了由數位保守派大法官聯合執筆的法庭意見，卡瓦諾和托馬斯分別撰寫了一份協同意見，布雷耶代表4位自由派大法官提交了一份反對意見。

法庭意見對相關法條做了大量語義分析（甚至詳細到一個定冠詞的使用）和法律適用方面的分析後得出的結論是：聯邦法律賦予政府的權力不因被告出獄後未被即時逮捕而喪失，第九巡迴上訴法院對法律的解釋不當。值得注意的是卡瓦諾大法官在他的協同意見中提出：本案唯一的問題是狹窄的，只是解釋法律規定行政部門有強制性義務拘捕特定的人，因為資源約束等各種原因未能立即拘捕當事人不會使這項義務喪失。這里沒有憲法問題。

布雷耶大法官的異議首先指出，本案的焦點是那些已經被釋放數年甚至數十年的外籍人士是否屬於法律規定不得通過保釋聽證會獲得假釋機會的人。之後他同樣逐段對法條進行了語義分析，並援引一些判例和法律反對多數意見。其中最有力的反證是聯邦法案的另一項規定要求：因資源約束原因未能即時拘捕的情況下，延遲拘捕最長不能超過一年；如果多數法的意見成立，這一法條毫無必要。在意見的最後，他點名反駁了卡法諾大法官的觀點，認為解釋具體法令必須在美國基本法律價值觀的背景下進行，未經正當法律程序不得剝奪自由是美國最初的承諾，因此本案不是一個狹窄的法律解釋問題。

巴克魯訴密蘇里州懲教局局長普雷西特等人（BUCKLEW v. PRECYTHE, DIRECTOR, MISSOURI DEPARTMENT OF CORRECTIONS, ET AL.）

這是一個死刑執行方式爭議，來自第八巡迴上訴法庭。

巴克魯1996年因謀殺罪被判處死刑，在窮盡所有上訴手段後，密蘇里州准備使用注射戊巴比妥執行死刑。巴克魯訴稱由於他患有一種叫做先天性海綿狀血管瘤的極為罕見疾病，這種執行方式會給他帶來巨大的痛苦，侵害了他的憲法第八修正案權利（禁止施予殘酷且不尋常的懲罰）。地方法院判其敗訴，第八巡迴上訴法院根據巴澤訴里斯案（Baze v. Rees）和格羅斯普訴格羅斯案（Glossip v. Gross）確立的司法原則發回重審，允許死刑犯提出一種可行且易於實施的替代方案。巴克魯提出了一種叫「氮缺氧」（nitrogen hypoxia）的方法，被地方法院駁回，第八巡迴上訴法院支持了地方法院的判決。

戈薩奇大法官撰寫的法庭意見支持了第八巡迴上訴法院的判決，卡托馬斯大法官和瓦諾大法官分別提交了協同意見；布雷耶的異議意見得到其他三位自由派大法官加入，索托馬約爾大法官單獨提交了一份異議意見。

法庭意見用了大量篇幅回顧案情、相關判例和美國死刑執行方式的沿革，認為憲法第八修正案既不要求死刑無痛苦，也不保證有更為人道的執行方式出現就必須採用，只是禁止刻意施加痛苦。巴克魯沒能證明注射戊巴比妥會因他的特殊病患帶來額外的痛苦，而且沒能提供氮缺氧這種從未被實施過的死刑執行方式的技術細節；最重要的是，即便這兩個問題都能得到解決，巴克魯也無法證明他要求的執行方式痛苦更小。簡言之，法庭多數意見認為巴克魯只是在利用一切可能推遲死刑的到來。

卡瓦諾大法官簡單的協同意見強調，面臨嚴重疼痛風險的死刑犯不大可能找到合適的替代方案，一定要找的話，巴克魯可以選擇槍決，「通常會導致直接和肯定的死亡，執行失敗的風險幾乎為零」。如果他這么做了話，密蘇里州可能早就執行了……這種不無戲謔的口吻，頗有「喜劇之王」斯卡利亞大法官的神韻。

布雷耶大法官再次操刀了異議意見。他指出多數意見可以分解為三個問題：巴克魯是否證明了注射死刑將給他帶來過度痛苦；巴克魯這樣患有罕見疾病的死刑犯是否必須找出一種處死方式；如何減少拖延執行死刑。在這三個問題上，他和三位自由派大法官都不同意法庭多數意見。第一個問題是個事實問題，布雷耶大法官認為巴克魯提交的專家證詞證明了他將在被注射巴比妥後呼吸道大量出血，在不確定長短的時間內承受巨大痛苦後被自己的血嗆死，這超出了憲法第八修正案規定的限度。多數意見不採信該專家的意見是錯誤的。第二個問題是個法律問題，異議意見認為巴克魯並未挑戰死刑本身，也未對以巴比妥注射作為一般執行方式提出挑戰，僅僅是針對自自獨特的身體狀況提出訴請，與判決先例並不沖突。他提出的處決方式迅速而無痛有大量研究報告支持，並已經在三個州被列為執行方式選項。法庭意見的否決理由是他未能提供諸如是否需要設立毒氣室，或者應該使用多高純度的氮氣之類的操作細節問題，但司法先例並沒有這樣的要求。憲法第八修正案並非靜態的，沒有人認為建國之初司空見慣的刑罰在今天仍然合憲，判定的關鍵在於是否施加不必要的痛苦。在第三個問題上，布雷耶承認美國從死刑判決到執行之間的平均時間高達18年、最高甚至超過40年過於漫長，違背了迅速伸張正義的原則；但他認為限制保護死囚的憲法權利不是恰當的解決辦法，那樣將付出更大的代價。

LAMPS PLUS燈具公司訴瓦雷拉（LAMPS PLUS, INC., ET AL. v. VARELA）

本案的案情是一名黑客從LAMPS PLUS公司的某位員工那裡騙取了約1300名員工的稅務資料，並以員工瓦雷拉的名義申報了一份偽造的聯邦所得稅表。瓦雷拉代表信息被泄露的員工在聯邦地區法院對公司發起了集體訴訟，LAMPS PLUS公司則主張法庭根據僱用瓦雷拉的合同約定駁回訴訟，改為強制針對個人的仲裁。法庭駁回了瓦雷拉的訴訟和燈具公司的個人仲裁請求，接受了瓦雷拉訴請授權進行集體仲裁。LAMPS PLUS公司的上訴被第九巡迴上訴法庭駁回後來到最高法院，最終裁定推翻了第九巡迴上訴法院的判決，發回重審。

羅伯茨首席大法官執筆法庭意見，其餘四位保守派大法官都加入；托馬斯大法官單獨提交了一份協同意見。金斯伯格大法官提交了一份異議意見，布雷耶和索托馬約爾大法官加入；布雷耶和索托馬約爾大法官聯袂提交了一份異議意見；卡根大法官提交了一份異議意見，金斯伯格和布雷耶大法官加入，索托馬約爾大法官加入其中第二部分。

本案的主要爭議是，最高法院在2010年判決的斯托爾特-尼爾森訴國際飼料公司案（Stolt-Nielsen S. A. v. AnimalFeeds Int』l Corp.）時確立的司法原則是否適用於本案。這一原則是除非合同一方明示同意集體仲裁，法院不得強制一方提起集體仲裁。第九巡迴上訴法院認為斯托爾特-尼爾森案的結論不適用於本案，因為該案中勞資雙方在合同中明確表示對集體仲裁「沉默」，而本案的僱用合同中並未提及集體仲裁問題，應適用加州合同法中合同含糊不清時應做出對合同起草方不利裁決的原則。

法庭意見在援引大量相關案例之後，得到的結論是斯托爾特-尼爾森案適用於本案，理由是在僱用合同中沒有顯示當事人對集體仲裁問題的真實意願的情況下，強制集體仲裁違反《聯邦仲裁法》。托馬斯大法官的協同意見則強調從僱用合同文本中不能得到同意集體仲裁的意圖，應視為「沉默」。

加州特許經營稅委員會訴海特（FRANCHISE TAX BOARD OF CALIFORNIA v. HYATT）

本案是一個州主權豁免問題，一個真正的憲法問題；引人矚目之處在於推翻了統治這一領域長達40年的內華達州訴霍爾案（Nevada v. Hall）。

這里不得不交待一下霍爾案的情況：加州居民霍爾駕車在加州的高速公路上與一輛內華達州公務車輛相撞，他在加州法院起訴內華達州要求賠償。最高法院於1979年以6-3裁定內華達州政府在加州法院沒有主權豁免權，加州法院亦不必受內華達州法律規定的25000美元賠償金額上限約束。最終霍爾得到115萬美元賠償。該案多數意見認為：憲法並不禁止在一州法院提起對另一州的私人訴訟，各州可以自行決定是否基於普遍禮讓原則避免對另一州行使管轄權；而禁止聯邦司法管轄權延伸至一州公民對另一州訴訟的第十一修正案約束的只是聯邦法院，與本案無關。

法庭意見由托馬斯大法官撰寫，四名保守派大法官加入；布雷耶大法官提交了三位自由派大法官加入的異議——罕見地無人提交另外的協同或異議意見。

法庭意見在詳細回顧案情之後，將主要筆墨落在了對內華達訴霍爾案的分析上。托馬斯大法官援引了包括漢密爾頓、麥迪遜等立國先賢和奠定最高法院違憲審查權的約翰·馬歇爾首席大法官等人在建國初期對州主權豁免問題的意見，認定各州保留了對外州私人訴訟的豁免權；霍爾案判決違背了憲法設計和各州批准憲法時對主權豁免的理解，應予推翻。

布雷耶大法官的異議意見認為憲法並未給予各州在其他州法院享有絕對的豁免權。他指出，即便是主權國家之間的豁免也是基於友好互惠的選擇，而不是一種國際法上的絕對權利；霍爾案中加州法院已經做出了不給予內華達州主權豁免的決定，最高法院無權干預。布雷耶認為多數意見關於憲法暗中改變了州與州關系的觀點毫無理據，在逐一分析了法庭意見引用的案例之後，他強調普通法除非有極其重要的理由不得推翻先例的原則，認為多數意見即便有些道理也未達到推翻先例的標准。

曼哈頓社區接入公司 訴 哈勒克等 （MANHATTAN COMMUNITY ACCESS CORP. ET AL. v. HALLECK ET AL.）

本案雖然可以算是憲法第一修正案問題，但討論的主要是適格主體，而非解釋第一修正案本身。案情是：根據國會1984年的立法，紐約州授權時代華納公司下屬的曼哈頓社區接入公司運營一個叫曼哈頓社區廣播網（Manhattan Neighborhood Network）的有線電視台的公共論壇，哈勒克等人製作的一檔節目因為收到很多投訴被平台停播，最終導致哈勒克等人被取消使用該平台的權利，哈勒克等以此舉違法憲法第一修正案中的言論自由條款將該公司告上法庭。地方法院判哈勒克等人敗訴後被上訴到聯邦第二巡迴上訴法院，第二巡迴法院否決了地方法院的判決，判哈勒克等勝訴。

眾所周知，言論自由權是保護公民表達意見不受政府的審查及限制的權利。所以本案的焦點非常簡單：得到政府授權的私營機構是否應被視為行政主體，或者說這家有線電視台運營公共頻道的行為是否屬於國家行為。案件來到最高法院後，五位保守派大法官推翻了第二巡迴上訴法院的判決，卡瓦諾大法官撰寫了法庭意見。索托馬約爾大法官代表四位自由派大法官提交了異議意見。

卡瓦諾大法官在回顧了案情和相關立法過程後，開宗明義地指出最高法院受理本案的原因是為了釐清運營公共頻道的私營公司是否屬於國家行為者。他指出，根據最高法院過往的判例，私人實體行使「傳統上屬於國家獨有的權力」時應被視為國家行為者，但只有很少的職能會被當作國家行為。具體到本案，私營電視台運營公共頻道早有先例，並非傳統上的專有公共職能；如果得到政府合同或在政府監管之下就可以被視為國家行為者的話，美國有無數私人企業將得到相同待遇；他拒絕將國家行為擴展到傳統邊界之外。

索托馬約爾大法官的異議意見認為，紐約市政當局授予時代華納有線電視特許經營權的協議要求留出對公眾開放的頻道，公共頻道的由政府選擇非盈利性獨立運營商運營，運營商最初的七名董事是由曼哈頓區政府任命的；而且開設公共頻道是授予時代華納有線電視經營權的對價物，這種關系相當於政府長期租用私人物業，政府享有物業財產權中的收益權；這些因素說明該公共頻道運營商是政府代理人。得到政府授權代理某些政府職能的機構，和政府自己行使這些職能一樣，應該受到憲法第一修正案規制。

尼克訴賓夕法尼亞州斯科特鎮（KNICK v. TOWNSHIP OF SCOTT, PENNSYLVANIA, ET AL.）

這是一個憲法第五修正案問題，觸發的條款是「不給予公平賠償，私有財產不得充作公用。」具體問題是因政府土地規管行為帶來的糾紛應按何種法律程序處理。由於土地糾紛屬於州法院管轄范圍，而徵用補償糾紛屬於憲法問題，歸聯邦法院管轄；這類問題實際上處於聯邦司法和州司法兩套平行系統之間的邊緣地帶。

本案案情是斯科特鎮頒布一條法令要求所有公墓白天對公眾開放，隨後尼克收到罰款通知，稱她的私人土地中的墓地未向公眾開放違反法令。尼克向州法院申請禁制令，但未提起反定罪訴訟索賠。州法院認為不經過訴訟無法證明尼克受到損害，拒絕做出裁決。尼克以鎮政府法令違反憲法第五修正案為由起訴到聯邦地區法院，該法院根據威廉姆森縣區域規劃委員會案的判決，裁定尼克要提起聯邦索賠訴訟必須先在州法院索償。第三巡迴上訴法院維持原判後被上訴到最高法院。

羅伯茨首席大法官起草了法庭意見，托馬斯大法官提交了一份協同意見；四位自由派大法官的異議意見由卡根大法官執筆。

羅伯茨首席大法官開篇直接劍指威廉姆森縣案，他指出該案判決認為產權所有人因地方行政當局的行為損失預期收入的情況，在獲得聯邦法院判決之前不構成觸犯第五修正案的聯邦徵收；但是因為聯邦法院會依從普遍禮讓原則尊重地方法院對賠償問題做出的裁決。這樣原告就陷入了兩難境地：沒有在州法院起訴時，不能在聯邦法院起訴；如果在州法院敗訴，聯邦法院就會拒絕他的索賠。羅伯茨首席大法官在列舉了若干因威廉姆森縣案先例影響造成困擾的案例後，判定只要政府在規管土地使用時未自動啟動賠償，當事人就可以直接入稟聯邦法院求償。

卡根大法官的異議意見則認為，憲法並未要求政府事先或當時支付徵用私產的補償。在政府對土地使用的規管越來越多的背景下，法庭意見將打破眾多司法案例構成的傳統，使大量本由州法院管轄的案件湧入聯邦法院，迫使聯邦法官根據他們並不熟悉的州土地法規審理，這一判決違背了聯邦制。至於威廉姆森縣案給當事人帶來的兩難處境，應該由國會通過略微修改法律解決，為少數個案推翻存在已久的先例破壞了法律穩定的價值。

魯喬等的集體訴請（RUCHO ET AL. v. COMMON CAUSE ET AL.）

最後一個案件有點特別。案件是兩起訴訟的合並審理，分別是北卡羅萊納州的一些共和黨選民和馬里蘭州的一些民主黨選民，訴訟請求都是要求法院判決本州的選區劃分方式違反憲法第一修正案的結社自由條款和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護條款等。由於被告並不是一個民事主體，案件名稱的翻譯是個小小的難題；判決的核心問題也不是常見的法律適用或司法解釋，而是該不該受理原告的訴請，或者說界定這是一個法律問題還是政治問題。地方法院均支持了原告，案件直接從北卡羅萊納州中區聯邦法院和馬里蘭聯邦法院上訴到最高法院。

這里需要對案件涉及的選舉制度做一點說明：選區劃分主要涉及眾議員選舉。美國的眾議員名額是按人口分配的，建國初期大約每3萬人選出一位眾議員，現在大約每70萬人選出每位眾議員。為了在政黨競爭中獲勝，各州掌握選區劃分權力的政客往往會通過「稀釋選票」的方式繪制使本黨眾議院席位最大化的選區地圖。具體做法是將對手政黨的選民集中劃入幾個選區，把本黨支持者劃入占據相對多數的選區，這種做法令很多州的出現奇怪的「蠑螈狀」選區地圖。

羅伯茨首席大法官再次主筆法庭意見，異議意見仍然由卡根大法官撰寫。雙方意見合計長達72頁，可見分歧之大。

法庭意見認為憲法將選區劃分問題留給了州立法機關，也沒有要求實行比例代表制，法院無法確定如何劃分選區才是公平的。羅伯茨首席大法官援引肯尼迪大法官在過往案例中提出的法院受理此類問題的條件：有「清晰、可管理和政治中立」（clear, manageable and politically neutral）的判斷標准，指出種族歧視造成的選舉不公可以找到符合上述條件的判決標准，但因黨派政治帶來的公平問題不能。這一問題應該交給國會和州立法機關，法院對此做出判決將極大地擴張了自身的權力。最後他引用約翰·馬歇爾首席大法官在確立最高法院憲法審查權的「馬伯里訴麥迪遜案」判決中的名言：「司法機關的職權與責任是明確法律是什麼。」，並堅定地回答：「這不是法律。」最終案件被發回下級法院，要求按最高法院意見不予受理。

異議意見首先舉出一些被公開的國會和州選舉委員會實權人物下達的「某州選區劃分必須使某黨獲得多少個席位」之類指令，以及若干州普選票與眾議院席位嚴重不對等的情況，指出不公平的選區劃分使得每張選票的價值相去甚遠，法院不能聽任這種惡意操作摧毀美國的民主。對於判決標准，卡根大法官認為法院並不需要預測何種選區劃分方式將帶來什麼選舉結果，只需肯定下級法院已經認可的一些公平選舉方式即可，比如有的州採取隨機生成選區地圖、有的州要求每個縣必須完整進入一個選區等。將公平選舉問題交給立法機關這一政黨政治的舞台，效果是令人懷疑的；中立的法院應當承擔起捍衛人民依憲行使權力的責任。

在最高法院，資歷最淺的大法官被戲稱為「門童」；因為在大法官們討論案情的閉門會議上，他要負責開門和叫咖啡。對於時下這位「門童」卡瓦諾大法官進入最高法院後將帶來的變化，外界普遍認為將使保守派明顯占據上風；如果有某位保守派大法官像退休的肯尼迪大法官那樣相對中立，使兩派維持勢均力敵的狀態，那個人最可能是一貫立場溫和的羅伯茨首席大法官。

但是事實證明這些預測並不準確，2018-2019年開庭期中保守-自由陣營的對壘打個平手，與之前的幾個開庭期相比沒有明顯變化。統計一下另外七起四位自由派大法官加一位保守派大法官組成多數的案件，意外地發現倒向自由派次數最多的，是由川普總統提名進入最高法院的戈薩奇大法官，共有四次；其次是一向被視為死硬保守派的托馬斯大法官兩次；另外一次的「叛徒」是本文的主角卡瓦諾大法官。而大熱門羅伯茨首席大法官至少在這一開庭期保持了「立場堅定」。

本文介紹的七起案件中，最令人關注的是兩起推翻先例的判決。在普通法「先例即法律」的傳統下，是非同小可的事件。兩起判例都來自被認為是最高法院最激進的伯格法院時期（1969～1986年），可以看作是保守派對自由派反擊，也是卡瓦諾大法官進入最高法院後帶來的變化。有趣的是，伯格法院的首席大法官沃倫·厄爾·伯格（Warren Earl Burger）和自由派中堅小威廉·約瑟夫·布倫南（William Joseph Brennan, Jr.）大法官都是共和黨籍的德懷特·戴維·艾森豪威爾（Dwight David Eisenhower）總統提名的，據說提名他們進入最高法院是這位橫掃歐洲的二戰盟軍司令最為後悔的決定。川普總統上任後提名的第一位大法官戈薩奇僅在一個開庭期就四次與自由派大法官站在了一起，他會不會成為令川普總統後悔的人物？以溫和著稱的羅伯茨首席大法官下一年度會不會向伯格大法官靠攏？由於2019～2020年開庭期因席捲世界的緊急狀態史無前例地延期，本應於6月底休庭但至今還未結束，這些令人好奇的問題要下回分解了。

Ⅸ 英國的司法先例如何影響法官以後的判決

一般而言，英國判例法由法院的判決所創立，一經創立，便對法院以後的判決形成拘束力，這是對英國判例法規則的總體描述。

一、司法判例的創立和適用主要取決於以下兩個因素

(1) 只有上級法院的司法判決才能創立為有拘束力的先例。

下級法院的司法判決，如治安法院[Magistrates'Court]和郡法院[County Court]的司法判決則不能成為任何形式的、具有拘束力的司法先例。

(2) 只有在重要事實[material facts)相類似的情況下，才能適用司法判例。

在英國判例法中，判決主要分為"判決理由"[ratio decidendi]和"附帶說明"[obiter dicta]兩大部分。其中，判決根據是判例的核心部分，它賦予某判決以拘束的效力。而"附帶說明"部分雖然對以後法院的判決有參考價值。但卻不具有拘束力，因而處於相對次要的地位。

二、英國判例法主要通過以下方式加以實現：

1.上議院（最高法院）[The House of ords]的裁決對所有下級法院均有拘束力，而且，一般說來，上議院（最高法院）也受自身裁決的拘束。英國上議院（最高法院）是英國最高審判和上訴機關，所有下級法院都必須嚴格遵循其所作出的裁決。

2．上訴法院[Appeal Courts)在英國法院體系中位居上議院（最高法院）之下。上訴法院的司法判決除拘束所有的下級法院之外，一般也拘束本法院，除非其司法判決和上議院或者樞密院司法委員會的裁決相沖突。

3．高等法院 [High Court of ustice)由數個分庭組成，各個分庭的判決對所有下級法院形成拘束。但是，高等法院分庭的判決對其他分庭則不構成拘束，但有相當的參考價值。

三、英國判例法中的"判例規避"

但時代在變化，有的司法判例會過時，甚至暴露出其荒誕不經之處。在司法實踐中，英國法官在創設司法判例的同時，也在創設規避判例的規則。這些規則主要包括：

(1) 區別前後案件[distinguish]。這種規則的要旨是，盡量找出目前案件與包含司法判例之先前案件之間在事實-上的差異，從而規避判例的適用。英國判例法有一條基本規則，即只有當前後兩案在事實上類似時，才能適用先前的判例。因此，只要找出差異，甚至是細微的差異也可能達到規避判例的目的。

(2) 指出判例根據[ratio]的模糊或不明之處，進而拒絕遵循先例，以規避判例對目前案件的適用，並對模糊或不明之處進行澄清，或者給予新的解釋，賦予其新的含義，引出新的法律規則。

(3) 宣布先例與"法律的基本原則相沖突"，從而規避判例的適用。

(4) 宣布先例的原則或者判例依據過於"寬泛"，或者將判例依據之一部分視作"附帶說明"，從而規避判例的適用。因為，依照嚴格的判例法規則，只有"判決根據"[ratio]才是判例具有拘束力的依據，而"附帶說明"則不對法院產生任何實質性的拘束力。

(5) 因同級法院的判例互相沖突而選擇合適的判例加以適用，從而規避不當判例的適用。一般而言，同級法院的判例之間發生沖突，法官可以根據"後法優於先法"的原則，選擇適用後一先例，以規避適用另外的先例，即用後一判例規避適用另外的判例。

（6) 因原有先例被制定法所推翻而不再適用該先例。

Ⅹ 什麼是司法先例

所謂司法先例是指法官傾向於以另一個法官已經在一個同樣案件中作出裁決的方式來作為裁決案件的標准，另一個法官的做法就被稱作為司法先例。
司法先例有以下幾個特點：
首先,先例被作為司法裁判正當性的一種論證形式。盡管很多法律論證依賴於它們的道德基礎,但不少學者也認為,法律中最強有力的論證是基於每種形式中所作出的所有論證中最好的或最連貫的組合。或者說,司法裁判的正當性論證不僅僅是基於道德的正當或邏輯的嚴整,它更是來自於一種歷史的、經驗的證成。長久被遵循的先例,正構成歷史的、經驗的正當性理由,從而使判決具有更強大的說服力。
其次,先例原則也幫助法官在不斷試錯中積累經驗,鍛煉司法理性。與其他國家機關一樣,司法機關的工作也得益於嘗試和錯誤得益於經驗與反思,遵循適當的司法先例,就可以有效防止法院出現錯誤,幫助法官積累司法經驗。
再次,遵循先例維護了法官的尊嚴以及司法的權威。現實中,司法之所以擁有不容辯駁的權威就在於其穩定性、可預測性,朝令夕改是對司法權威、公信的最大損害。如果以往的判決被任意推翻,法律的全部信仰就會遭到破壞。對法官而言,遵循先例進行裁判,也維護了法官整體的尊嚴,如果一個法官蔑視其前任所作的判決,他的繼任者就可能用同樣的方式來對待他,正如大法官斯通充滿睿智的話語:「想讓自己硬幣保值的大法官就不能讓他前任的硬幣貶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