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學總論王世洲
『壹』 誰有Roxin的《德國刑法學總論》，王世洲譯，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這本書不錯。我有。
『貳』 我心中的刑法形象
[ 摘 要 ]在刑事領域中的刑法是有生命的、有規律的、關於犯罪和刑罰的、由概念組成的法律；同時，它與學術水平和刑事訴訟法之間具有密切聯系。在整個法律體系中的刑法是具有社會保障功能和保障人權的法律。
[ 關鍵詞 ]刑法
本學期我的刑法總論的課程主要是通過華文慕課這個平台進行學習的，認真將北大王世洲老師所錄制的116個視頻課逐一聽完，同時將教材（曲新久老師所編撰的）進行認真研讀。本學期是我大學生活收獲知識最多的一個學期，在法學院徘徊三個學期始終不得要領，不知道如何去學習和閱讀卷帙浩繁的法學文獻，去讀書也感覺自己似乎得了文章閱讀障礙，無法理解作者要表達的點究竟有幾個，我陷入了懷疑人生的困境。機緣巧合之下我學習了田淺淺同學的文本分析法，猶如醍醐灌頂，豁然開朗，並且轉變了我的思維方式。以下內容是我在學習完刑法後對刑法的大致理解，這也是我心中的刑法形象：
一、在刑事領域中的刑法形象
（一）刑法是有生命的法律
和第一個學期接觸的以刑罰為主要的責任承擔方式的中國歷代法律相比，今天的刑法是更加文明、更加進步的，它在人類歷史長河中通過各種實踐不斷的「成長」，就如同嬰孩般不斷的汲取母體的養分，從而使自己發育的更加完善，從這個方面講刑法和嬰孩一樣都是有生命的生命體。
（二）刑法是有規律的法律
用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來看，基於各國社會實踐的共性，使得各國的文化和文明呈現出共性；共性與個性是統一體，人類文明有其獨特的個性和廣泛的共同性才是其最根本的規律性。刑法是人類法律文明的積淀，保護的是各種社會關系。因此，各國的刑法之間也具有著共性和個性。由此，所產生的三階層立體遞進式理論和四要件平面耦合式理論之間也具有著共性和個性，也即聯系和區別。二者之間的相同點體現的是刑法的發展是有其自身的發展規律，學習不同理論的相同之處可以讓我們更好的去理解每一個階段的刑法的發展方向和內容；二者之間的不同點，則可以反映各國特有的政治、經濟、文化對刑法理論所造成的影響，從而得到在不同的背景下，刑法發展的規律。
（三）刑法是關於犯罪和刑罰的法律
犯罪與刑罰是刑法中最重要的一對范疇。從字面含義上講,所謂刑法,就是關於刑事懲罰的法律,即關於「刑罰」的法律( Penal Law);而刑罰是犯罪的法律後果,與犯罪概念密切聯系,所以,刑法還可以稱之為關於「犯罪」的法律( Criminal Law);將刑罰與犯罪結合在一起,刑法又可以稱之為規定犯罪與刑罰的法律( Law of Criminal and Punishment)。也就是說,犯罪與刑罰是刑法的兩個最基本概念,刑法以這兩個最基本概念和這兩個概念之間的關系(即罪刑關系)為中心展開。
（四）刑法是由概念組成的法律
在刑法中,不論是刑法典還是單行刑事法規,是由罪、刑以及罪刑關系三部分組成的。古今中外的刑法概無例外。犯罪、刑罰這兩個基本概念之下則包括系列更為具體的概念,而這些具體概念之間又有著更為復雜的聯系,立法者通過定義犯罪、刑罰以及犯罪、刑罰之下的每一個具體概念,進而形成一個完整的刑法概念體系。同其他法律部門一樣,刑法是由概念組成的。概念有相對確定的內涵和外延,眾多相互區別而又密切聯系的概念形成一個系統,構成一個體系,形成一個整體即刑法。
（五）刑法是依賴學術發展而發展的法律
其實不止是刑法是依賴學術發展而發展的法律，其他法律部門同樣依賴學術水平。在王世洲老師看來，學術是一個在理想的指引下由知識、體系、批判、重構四個階段組成的知識體系或知識評價體系。在知識、體系、批判、重構階段難分水平高低時，理想的高尚程度決定著學術水平的程度。在刑法學領域中高水平學術，可以使刑法學理論更具完整性，而理論的完整會使得的刑法學理論更加正確，用正確的刑法學理論來指導立法，法律是刑法的法律淵源之一。良好的法律制度只能依託最高學術水平的理論體系，因此，可以說刑法是依賴學術發展而發展的法律。
（六）刑事訴訟法中的刑法
本學期我將刑法和刑事訴訟法同時選修，這讓我對整個刑事司法領域有了一個大概的了解：刑事訴訟法是程序法，刑法是實體法。但是在刑事訴訟法中，刑法對刑事訴訟法既有制約作用，又有補充作用。刑法不僅可以對刑事訴訟法中對對象進行證明的相關制度進行制約，而且還可以有效制約刑事訴訟法出罪機制的形成和發展。刑法在追訴時效方面的法律一般只有在刑事訴訟的過程中才能夠得到完整體現；刑法中關於進行刑事訴訟的主體具有刑事追訴權的規定，是屬於刑事訴訟法所規定的范圍。
二、在整個法律體系中刑法的形象
（一）具有社會保護功能的刑法
社會保護功能,即保護社會不受犯罪侵害的機能。刑法通過規定什麼樣的行為是犯罪並規定相應的刑罰,通過司法活動懲罰犯罪行為,保護國家、社會、個人的利益。刑法的特點能夠充分的體現刑法的社會保護功能。
1、獨立性
刑法以自己特有的方式獨立地保護特定的社會關系。刑法的意義在於保護而不在於調整社會關系。一般來說,刑法總是站在民法、商法、行政法等其他部門法的背後,作為整個法律規則體系的最後保障而存在。社會關系的法律調整主要由民事法律、行政法律以及道德、習俗、宗教等承擔,只是在民商、行政等法律部門調整失敗且不能通過民事制裁、行政處罰等法律責任實現方法加以保護時,刑法才出台、出場。因此,刑法具有獨立於其他法律部門的特殊屬性。
2、嚴厲性
刑法主要以最具痛苦性的制裁手段——刑罰去懲罰犯罪、保護社會。法律制裁包括刑事制裁、民事制裁、行政制裁三大類。在這三大類法律制裁體系中,刑罰制裁體系是最為嚴厲的,刑罰不僅可以剝奪犯罪人的特定財產、權利, 而且可以剝奪犯罪人的人身自由,包括我國在內的許多國家甚至還能夠剝奪犯罪人的生命。刑罰是最為嚴厲的懲罰方法,所以,嚴厲性是刑法區別於其他法律部門的一個重要特徵。當然,刑罰體系是最為嚴厲的制裁體系,並不意味著每一種刑罰方法均比其他法律制裁措施、強制措施嚴厲。在我國,法律沒有確立行政處罰的嚴厲性不能超過刑罰處罰的原則,所以,像勞動教養、罰款等行政處罰措施的嚴厲性並不亞於短期自由刑、罰金等刑罰方法。
3、最後性
刑法作為整個法律規范體系有效性的最後保障而存在,其他法律部門作為一個法律規范體系,最終依靠刑法維持其規范效力,刑法是法律體系中的保護法、保障法;只有當民事法律、行政法律等法律部門不足以制止某種危害社會的行為從而保護某種重要利益時,立法者才考慮動用刑法,司法者才考慮適用刑法。所以,相對於民法、行政法,刑法相對地具有保守性、謙抑性。
4、廣泛性
刑法所保護的社會關系則具有廣泛性,涉及各種各樣的社會關系以及社會關系的許多方面,刑法保護的對象范圍似乎涵括所有法律部門的調整對象,因為只要立法者將一個法律事實以刑罰作為法律後果,即最後以刑罰制裁手段作為該法律規范有效性的保證,這個法律規范便因此而具有刑法性質,成為一條刑法規范。
（二）具有人權保障功能的刑法
人權保障功能,即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保障有罪的人只是受到法律限度內的懲罰。刑罰權像其他國家權力一樣,必須受到限制和制約,否則就會被濫用而侵害公民的基本權利。國家動用刑罰懲罰犯罪,必須依法進行,嚴禁超越法律規定濫用刑罰權,侵害無辜的人或者犯罪人的合法權益。這與其他的部門法的功能具有很大的區別。
三、結語
在刑事司法領域中，對刑法進行單獨的觀察可以知道刑法是有生命的、有規律的、關於犯罪和刑罰的、由概念組成的法律；將其放置在整個法律系統中通過與其他部門法的比較可以知道刑法是既具有社會保護功能也具有人權保障功能的法律，其社會保障功能體現於刑法與其他部門法相比較所具有的特點，如獨立性、嚴厲性、最後性和廣泛性。
筆者對刑法的認知水平具有局限性，且刑法形象也是基於我在一個學期內對有限文獻的瀏覽所得出的，時間短加之瀏覽材料有限，難免有疏漏之處，對刑法形象的理解還可以從更加微觀或宏觀的層面展開。
[參 考 文 獻]
[ 1 ]王世洲：華文慕課刑法學，http://www.chinesemooc.org/course，2015年9月。
[ 2 ]曲新久：《刑法學（第5版）》，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6年。
致謝
非常感謝任課老師老師對我的信任，批准我免聽刑法學總論課程，鼓勵我考研，並且將其恩師王世洲老師的課程推薦於我，該課程的確很難，但是它讓我打開了刑法學的理論研究大門。每一個法學生不是以通過司法考試為最終目的的，刑法學乃至整個法學界得以生生不息來自於理論，而理論來自於學術。王世洲老師給我打開了學術大門，這門課程不僅僅是刑法課程，對我來說更是對整個法學學習思維的轉變之課。我曾經很反對其他理論的研究，因為我認為其他的非主流理論皆無意義，反而對我們起誤導作用。其實，我卻沒有觀察到每個理論背後的結構的構建過程，即理論研究者如何發現各要素之間的關聯以及區別，並將每個要素置於他所構建的理論結構的何處，這是一個理論的核心，只有搞清楚這點才能明白理論研究者他所處的思維層次。學習法律學習的是發現各法律概念的聯系和區別，並以此來構建自己的理論結構，此乃要素和系統觀。人類文明得以進步的原因在於類型化和系統化，法律也是如此。
『叄』 有哪些刑法學必讀的經典著作
1、[德] 羅克辛襲：《德國刑法學總論 第1卷：犯罪原理的基礎構造》，王世洲譯，法律出版社，2005。
2、中國，張明楷：《刑法分則的解釋原理》（第二版）（上、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
3、[日] 大冢仁：《刑法概說》（第三版）（總論/各論），馮軍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
4、中國台灣。林山田：《刑法通論》（增訂十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
5、其他
張明楷：《刑法的基本立場》
馬克昌：《犯罪通論》
米歇爾·福柯：《規訓與懲罰》
貝卡里亞：《論犯罪與刑罰》
張晉藩：《中國法律的傳統與近代轉型》法律出版社
（英）丹寧勛爵的系列著作：《法律的訓誡》、《通向公正之路》、《法律的正當程序》、《法律的界碑》等，法律出版社
『肆』 羅翔是誰
羅翔（1977年－），中國法學家，北京大學法學博士。
現任中國政法大學刑法學教授，刑法學研究所所長，北京帥和律師事務所執業律師，厚大法考刑法主講教師。其主要研究領域為刑法學、刑法哲學、經濟刑法、性犯罪。在學校向本科生和研究生開設刑法總則、刑法分則、經濟刑法、刑法研討等多門課程。
1995年，羅翔進入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學習，並於1999年獲得法學學士學位。隨後前往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於2002年獲得刑法學碩士學位。2005年於北京大學法學院畢業，獲得刑法學博士學位。
畢業後，羅翔回到中國政法大學執教，期間於2009年至2010年前往美國加州伯克利分校交流訪問，2013年至2014年前往杜克大學訪問。在校任職期間多次獲得中國政法大學學生歡迎的十大教師稱號，2018年入選法大首屆研究生心目中的優秀導師。
2020年初，因其《羅翔講刑法》系列視頻中講解法考知識點時的幽默風趣，形成網路爆紅。同年3月9日，受邀請正式入駐B站，一天內站內粉絲數突破百萬。2020年10月25日B站粉絲突破1千萬，成為繼老番茄後第二位粉絲破千萬的up主。
作品
一、獨著
《圓圈正義》、《刑法學總論》、《刑法中的同意制度》、《沖出困境的罪刑法定原則》、《中華刑罰發達史》、《刑法學講義》。
二、發表文章
1、狂熱的魔咒理性的自負——《自由·平等·博愛》讀後及對刑法學研究方法的反思，《政法論壇》2018年第5期
2、法益理論的檢討性反思——以敲詐勒索罪中的權利行使為切入，《中國刑事法雜志》2018年第2期
3、論行政權對司法權的侵蝕——以刑事司法中行政鑒定的亂象為切入，《行政法學研究》2018年第1期
4、犯罪構成與證明責任，《證據科學》2016年第4期
5、論打擊錯誤的處理原則——法定符合說之檢討，《暨南學報》2014年第8期
6、結果無價值論之檢討，《法學雜志》2014年第2期
7、論人道主義刑罰理論，《暨南學報》2013年第7期
8、刑法第306條辨正，《政法論壇》2013年第3期
9、從法益到風俗——性刑法的懲罰邊界，《暨南學報》2012年第1期
10、論對同意的認識錯誤——以性侵犯罪中的假想同意切入，《清華法學》2010年第1期
11、論財產犯罪中對數額的認識錯誤，《法律適用》2009年第2期
12、論欺詐型強奸，《中南大學學報》2007年第4期
13、大陸與澳門罪刑法定原則之比較，《中南大學學報》2007年第2期
14、論法條競合的兜底作用，《法律適用》2006年第7期
15、刑事一體化視野下的死刑復核制度，《中國司法》2006年第7期
16、與精神病人發生性行為構成犯罪的懲罰原則，《人民司法》2006年第3期
17、英國性犯罪視角中嚴格責任之考察，《比較法研究》2005年第3期
18、吸收犯之再認識，《中國刑事法雜志》2003年第5期
19、犯罪構成理論的創造性轉換，《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學報》2003年第3期
20、法條競合的另一種詮釋，《刑法評論》第4卷
21、「疏忽強奸的一種論證：對男權主義強奸法的檢討性反思」，《刑事法評論》第15卷
22、「回溯與前瞻——女性性自治權的刑法保護」，《河北法學》2008年12期
『伍』 王世洲的人物信息
1978年9月他進入北京大學法律系學習，1982年獲得北大法學學士學位，1985年獲北大刑法學法學碩士學位，1987年獲得中美法學教育交流基金（CLEEC）赴美學習，1988年獲得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法學院法學碩士學位，1994年至1996年作為洪博基金會（AlexandervonHumboldt-Stiftung）客座研究員在聯邦德國馬普國際與外國刑法研究所和奧格斯堡大學法律系進行研究工作，2004年作為英國學會王寬誠研究基金（）客座研究員在倫敦大學英國高等法律研究院進行研究工作。王世洲教授1985年留校任助教，1987年任講師，1993年任副教授，2001年擔任教授，自2003年起擔任博士生導師工作。
中國刑法，比較刑法，國際刑法
王世洲教授參加了中國1997年刑法典的起草准備與咨詢工作，為1996刑事訴訟法典的制定提供過法律幫助，另外，還幫助起草了中國禁止證券欺詐行為暫行辦法，為中國證券法、著作權法、以及許多單行刑事法律的制定工作提供過咨詢意見。
『陸』 中國政法大學有哪些教授的課是必須要去蹭的
中國政法大學有哪些教授的課是必須要去蹭的？
法大一直以來被認為是國內一流的法學強校，那麼作為法學強校，它到底強在什麼地方呢？
首先課程設置，對於法學的基礎課程，如民法，刑法，刑訴，民訴，法理學原理開課老師數量眾多，並且在本領域內都是一流的學者。舉例來說，民法學的劉家安，李永軍，吳香香，劉保玉等中年學者，以及最近從外國留學回來的一批優秀的青年學者都直接給本科生授課，用我們刑法學老師徐久生老師的話來說就是：「你們隨便去一個學校看看，哪個學校有我們這么多教授直接給本科生教課」。作為對比，可能別的一些法學院，雖然也有非常優秀的老師，但是從總體上來看可能一個法學院一共只有200~300人左右，而法大的法學專業人數在1600人左右，從學生數量上考慮，也能從側面反映出師資力量。其次一些別的部門法如破產法，保險法，稅法等小法，從我們學校的開設情況來看是比較全面的，至少能滿足一些同學的特別需要，這個也是一大優勢。
民法：
吳香香
吳香香老師的每堂課都是一節推理游戲，帶你去深入探究每個法條，每個知識點背後的邏輯與原理，然後PPT雖然給的非常簡介但是其實是把關鍵詞全部列舉出來，這樣通過對關鍵詞的掌握也是把整個知識體系串起來，無論是對整個體系性把握抑或是對細節的理解都非常有幫助！
『柒』 德國刑法學總論的作者簡介
克勞斯·羅克辛，1931年5月15日出生於德國漢堡，1950年進入漢堡大學學習，1957年3月獲得博士學位（Promotion），1962年7月通過教授論文（Habilitation），同年在漢堡大學擔任私講師（Privatdozent）。1963年至1971年在哥廷根大學擔任刑法、刑事訴訟法和一般法原理的教授教席（Ordinarius），1971年以後在慕尼黑大學擔任刑法、刑事訴訟法和一般法原理的教授教席，1974年以來擔任全體刑法研究所學術所長，1999年9月30日退休。從1984年10月開始至2004年5月，羅克辛先生已經獲得韓國、義大利、葡萄牙、西班牙、希臘、墨西哥、阿根廷、巴拉圭等國14所大學授予的名譽博士學位，另外，2000年5月獲得秘魯利馬大學的名譽教授。此外，羅克辛先生在1994年1月獲得西班牙政府頒發的勛章（Cruz de Honor de la Orden de San Raimundo de Penafort[Madrid,Spanien]），2000年9月獲「慕尼黑金質獎章」（「Müuchen leuchtet-den Freunden Münchens」），同年11月獲是「聯邦德國一級功勛十字獎章」（Beccaria-Medaille in Gold）。自1973年至1981年，羅克辛先生擔任德國刑法和刑事訴訟法研究會的專業鑒定人（Fachgutachter），自1975年自1980年擔任洪博基金會（die Humboldt-Stiftung）的刑法和刑事訴訟法專業的遴選鑒定人（Auswahlgutachter）。他自1973年起就是德國弗萊堡馬普外國刑法與國際刑法研究所專業咨詢委員會的成員，並且自1989年起擔任委員會主席。另外，他自1994年2月志擔任巴伐利亞科學、哲學和歷史研究院院士。羅克辛先生還是《全體刑法學雜志（ZStW）》和《刑法新雜志（NStZ）》的主編之一，以及卡爾·邁協會（Karl-May-Gesellschaft）的法律圖書的主編之一。他在1971年至1999年期間，擔任卡爾·邁協會主席，自2000年12月起，擔任卡爾·邁協會管理委員會主席。截至2003年，羅克辛先生已經獨立出版專著17部（包括在義大利和秘魯出版的三部專著），其中的《刑法中的罪責和預防》一書是用西班牙、葡萄牙和日文三種文字發表的；與其他學者合作發表了教科書和專著4部，其中的《刑法典、刑事執行法和刑事訴訟法的選擇性草案》一書共計13卷，從1996年開始，到2004年才出齊。此外，羅克辛先生還出版了150篇以上的學術論文。他的學術成果，涵蓋了刑法、刑事訴訟法和刑事政策的所有領域。王世洲，男，1953年6月20日生於福建省泉州市。1978年考入北京大學法律系，1982年和1985年獲得北京大學法學學士學位與法學碩士學位，1988年獲得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法學院法學碩士學位。1994年獲得德國洪博研究基金，作為德國洪博基金會客座研究員在德國弗來堡馬普外國與國際刑法研究所和奧格斯堡大學法律系從事研究工作。現任北京大學法律系副教授，講授刑法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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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王世洲的重要著作
截至2006年底，王世洲教授已經獨立出版專著2部，其中《德國經濟犯罪與經濟刑法研究》一書獲得2000年北京市第六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作為主編、副主編、主譯出版專著、譯著4部，其中《美國經濟犯罪和經濟刑法研究》（周密主編）一書獲1995年北京市第三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二等獎；參著、合著、合譯專著12部，其中在荷蘭克魯沃出版社出版的英文專著3部，《青少年違法犯罪的原因和對策》（周密、康樹華、儲懷植主編）一書獲1990年中國青少年犯罪研究會第二屆評獎大會二等獎，《中國刑法論》（楊春洗、楊敦先主編）一書獲1995年國家教委第三屆普通高等學校優秀教材二等獎，另外，還出版了個人譯文集《我的一點家當》和獨自翻譯了135萬字的《德國刑法總論（第一卷）》。
另外，王世洲教授在國內外和台灣地區還發表了論文、譯文近70篇，其中包括直接用英文、德文在歐洲、美國、德國、波蘭、英國等國家與地區發表的論文10餘篇。在「美國比較法雜志」上發表的「論中國刑法中的司法解釋」一文被「美國社會科學引文索引（SSCI）」收入，在「法學研究」上發表的「中國刑法理論中犯罪概念的雙重結構與功能」一文被「中國社會科學（英文版）」收錄，主要觀點被收入《中國法律年鑒（1999）》，在「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上發表的「關於中國死刑制度的反思」一文被《新華文摘》轉載，在「法學研究」上發表的「現代刑罰目的理論與中國的選擇」一文獲得「第二屆全國法學教材與科研成果獎」科研成果類三等獎。王世洲教授有論文被翻譯成日文和韓文。
2010年，王世洲教授因在刑法學研究領域內的傑出成就和對刑法學科國際交流與發展作出的重要貢獻，被德國亞歷山大·馮·洪堡基金會（Alexander von Humboldt Foundation）選拔委員會授予2009年度洪堡科研獎，成為我國首位獲得此項殊榮的刑法學家。
『玖』 《現代刑法學（總論）》 王世洲著 2011年九月出版 求全書TXT PDF版本
【作者】王世洲著
【叢書名】21世紀法學系列教材
【形態項】 325 ; 26cm
【出版項】 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 , 2011.09
【ISBN號】7-301-19493-5
【中圖法分類號】D924.01
【原書定價】38.00
【參考文獻格式】 王世洲著. 現代刑法學 總論. 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1.09.
內容提要:
本書是作者在北大從事刑法學科研和教學20多年的經驗總結。本書將在系統敘述中國刑法總論的基本內容時，特別注重思維方式的建造。本書認為，構造精確的思維方式是中國刑法學總論的重要理論任務和教育任務。本書將以國際主流的德國刑法理論和美國刑法理論為參照對象，說明中國刑法的理論選擇。本書認為，只有在具有全球性理論視角的比較研究基礎上，才有可能理解和掌握最先進的人類刑法學成就。本書將不脫離中國的立法和司法實踐，同時，堅持理論的獨立品格，以中華民族和中國社會的根本利益為標准，尋找並論述更好的理論立場。本書認為，腳踏實地和
這個嗎？
『拾』 偽劣產品「混同制售」的犯罪數額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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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的生成
案例：甲開辦了一家麵粉生產廠進行麵粉的生產和銷售，其將劣質麵粉加入合格的麵粉中進行銷售，被抓獲時廠內存貨5噸，而已銷售15噸。乙是一名商品貿易商，其將采購來的合格玩具和偽劣玩具混同包裝銷售，累計銷售已達20萬元，被抓獲時發現庫存的產品中合格玩具和偽劣玩具的包裝比例均為4：6，但當事人對已銷售部分的產品混同比例不予供述。丙從廠家分別購進合格玩具和偽劣玩具若干，然後在集市中予以銷售，但售價並不統一，而是根據時間、討價還價程度來確定，最後獲得銷售數額10萬元，但當事人無法確定合格產品和偽劣產品分別取得多少銷售數額。
這個案例中的三種行為，以及現實中相類似的混同制售行為，在法律事實的認定上不約而同地指向一個核心問題，即針對混同生產、銷售合格產品和偽劣產品的行為，如何確定其涉案數額？[ ①]在可區分的場合，我們能較為清楚容易地對各部分數額進行性質、數量的界定。 所以就實踐層面而言，「混同制售」最實質問題在於，犯罪數額與非犯罪數額無法區分時應當如何認定？是否應當一律將合格產品的銷售數額納入總的犯罪數額計算？而數額認定問題的表象之下，更是掩藏了對於平衡刑事法網擴張與限縮的思考。
二、混同制售的形態分析
「犯罪數額」或「銷售數額」的確定對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犯罪案件有著定性和定量兩個方面的作用，同時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相關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因而在類型化的數額犯罪中佔有重要地位。在混同制售行為中，數額出現了性質上的分化，由此產生處理上的區分問題，而這個問題的解決前提是對混同形態的精確界分。
（一）混同形態的界分
根據混同程度的不同，我們將混同制售行為中的混同分為物理混同和處分混同兩種基本形態。「物理混同」是指當事人將合格產品和偽劣產品混合後，其產品在物理特性上基本不可分離，因此也不可能再進行區分銷售。這種混同有可能將合格產品完全轉化為偽劣產品的一部分，例如將小比例的合格麵粉添加入大比例的劣質麵粉中，所有麵粉都變成劣質麵粉，合格麵粉因混同而完全喪失其合格的特性。「處分混同」是指合格產品和偽劣產品在物理形態上相互分離，但在具體處分上予以混同的情形，這種混同中合格產品和偽劣產品有可能區分，而且兩種產品的法律特性不會因混同而變化。如將合格麵粉和劣質麵粉分別裝袋然後混合銷售、將合格產品和偽劣產品混合包裝入一件產品進行銷售等。由此，可以將混合制售的犯罪數額分類為物理混同制售的犯罪數額和處分混同制售的犯罪數額。
（二）混同數額處理的基本思路
首先，無論是理論界還是實務界，對可區分性混同數額的態度是一致的，即在混同制售行為中，如果能較為清楚區分合格產品和偽劣產品各自的「銷售數額」，那麼就不能將合格產品的銷售數額納入偽劣產品的犯罪數額，從而將全部銷售數額認定為犯罪數額，而應區分出偽劣產品的「銷售數額」進行處理。
其次，在「物理混同」情形犯罪數額和非犯罪數額無法區分，更確切的說，是由於物理混同而使合格產品轉化為偽劣產品，從而使產品整體具有偽劣產品的特性，因此一般也就沒有了非犯罪數額存在的空間。這種情況下整個銷售數額都應認定為犯罪數額。
最後，對於「處分混同」，應當在具有相關證據的情況下依據一定的規則進行數額的推定。但是無足夠證據、疑點無法排除等情況下，不得使用推定，而且還要承擔剔除部分偽劣產品銷售數額的風險，這是本文以下要重點闡述的。
本文討論的對象是不可區分的混同數額，重點是相對的不可區分混同犯罪數額認定。
三、「混同制售」犯罪數額認定的法理基礎
前文已述，應根據具體情形確認「混同制售」的犯罪數額，能區分的應盡量區分，不能一概將合格產品數額納入犯罪數額。刑法作為嚴厲程度最高的一種違法行為規制手段，本身具有「謙抑性」的內在要求，因而對刑事法網的擴張需要慎之又慎。比如在處分混同中，雖無法排除當事人為實現制售偽劣產品目的而利用合格產品作為手段的「非合法性」，但基於法益侵害的特定性，如果將合格產品的銷售數額納入整體的犯罪數額無疑具有不合理擴大法益侵害范圍的嫌疑。因此，在處分混同情況下，原則上應以不作為犯罪數額計算為原則，即當偵查機關無法區分合格產品和偽劣產品各自的銷售數額時，不能將合格產品部分的銷售數額並入不合格產品部分的銷售數額從而計算總體的犯罪數額。在法治理念的框架下，這一思路具有以下的法理基礎：
（一）公權力限制和人權保障原則
國家發展的普遍經驗表明，公權力不僅是維系國家穩定的重要因素，也構成對私人權利最為嚴重的侵害威脅。現代法治國家對公權力行使應當始終克以謹慎克制的要求，公權力作為一頭「猛獸」在某種意義上必須被「束縛在牢籠里」。具體到刑法，其規制范圍的擴大必須遵循確定的合理規則，尤其應當對犯罪構成要素的確定做出嚴格限制。
（二）刑法上的罪責相適應原則
罪責相適應原則意在實現行為——責任——罪刑的適應和統一。它的社會學依據在於人作為社會機體的一部分，應當就損害社會整體利益和社會中個人利益的行為承擔社會成員普遍接受的責任，但對於沒有損害社會利益和個人利益的行為不應承擔責任。誠然，我們無法否認在某些情況下，當事人通過合格產品的銷售來誘導消費者購買偽劣產品從而獲取非法利益，但在無法概括性地確認合格產品與偽劣產品的銷售數額比例，或無法確認偽劣產品銷售數額足以達到構罪標準的情形下，對所有混同制售的數額「一刀切」地合並計算，不僅在大原則上違背了罪責相適應的要求，也忽視了不同混同程度和形態下可能出現的實體不公。
有觀點認為，如果不將合格產品的銷售數額納入整體的犯罪數額可能導致放縱犯罪，並實際上導致罪刑不相適應。對此，我們應當看到罪責相適應原則主要目的在於為公權行使設置界限。如果我們同意刑罰的目的在於一般預防和特殊預防，那麼拋棄報應論後，一種更加註重程序正義的處理就應得到更多的支持，因為這種處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更加保障個人自由：「如果贊同人的罪責僅僅是出於預防的考慮而為必要的國家干預提供的一種界限，那麼，承認罪責作為公民自由保障手段的合理性，就不取決於其在經驗上的或者認識理論上的可證明性。這個在證明上的認識是一種規范性的設定，一種社會游戲規則，它並不回答這樣的問題：這種設定本身是如何與人的自由一起在實際上實現的，而是僅僅規定，這個人應當被國家作為在原則上自由的並且有責任能力的人來進行處理。」[②]
（三）刑訴法上的疑點利益歸於被告原則
疑點利益歸於被告原則，是指在刑事訴訟中遇到事實無法查清的情況時依有利於被告的原則進行判決。疑點利益歸於被告原則脫胎於無罪推定原則，並生發出相應的檢察人員訴訟法上的證明責任：「基於無罪推定原則, 對於被告犯罪之基本事實, 認定有罪的舉證責任應屬訴追者即檢察官的爭點形成責任；為排除任何合理之懷疑, 檢察官就任何足以形成合理懷疑之事實應負提出證據責任, 以達成說服責任, 此即檢察官的疑點排除責任。」[③]如果無法運用推定或其他規則來確定偽劣產品的銷售數額，則說明控方在事實認定上存在疑點，這種疑點就不能被法院採納。
四、「混同制售」犯罪數額認定具體規則分析
混同制售數額區分的重點和難點在於「處分混同」，以下針對因當事人原因引起的合格產品和偽劣產品混同制售中不同部分數額處理的規則做一探索。
（一）對一些論證的回應
目前關於混同制售有銷售數額合並計算的觀點，其理由基本出自張明楷教授：「當事人故意將合格產品與偽劣產品混合在一起造成不可分割的局面，不僅是銷售者自己的責任，而且往往是他們銷售偽劣產品的犯罪手段，在此意義上，其合格產品成了欺詐他人的工具，這種銷售行為本身就是違法的。因而上述整體數額作為銷售金額具有合理性，並不違反有疑問時有利於被告人的原則；另外，如果不依此處理，必然進一步鼓勵一些生產者、銷售者故意將合格產品與偽劣產品混雜在一起，從而逃避刑事責任，不利於維持市場秩序。」[④]而在訴訟層面上，趙秉志教授則提出了證明責任倒置的主張。[⑤]以下試對這些觀點做評析。
第一，「合格產品成了欺詐他人的工具，這種銷售行為本身就是違法的，因而上述整體數額作為銷售金額具有合理性」，這一觀點並不嚴密：首先，目的違法並不必然導致手段違法；其次，如果當事人無法確認合格產品和偽劣產品的數量和銷售數額，但通過一定的規則可以進行合理推定時，如果堅持將整體數額作為銷售數額認定確實有損被告人的利益；再次，在一定前提下即使將銷售合格產品認定為非法行為，也不一定要將其銷售數額並入犯罪數額。以合同詐騙罪為例，其客觀行為中第三項的表述為「沒有實際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額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誘騙對方當事人繼續簽訂和履行合同」，但在合同詐騙罪的處理中並不會將此前的小額合同的涉及數額納入合同詐騙的數額之中。[⑥]最後，如果當事人並未以合格產品為手段進行欺騙，而是在雙方明知的情況下予以銷售，那麼也就不存在違法的目的和手段，則合並計算的理由將何在？
第二，「如果不依此處理， 必然進一步鼓勵一些生產者、銷售者故意將合格產品與偽劣產品混雜在一起，從而逃避刑事責任，不利於維持市場秩序」，這種擔憂不無道理，但這種試圖將違法行為盡可能納入刑法調整范圍的努力有著不當侵害公民權利的隱憂。另外，法律的規避是一種正常現象，是法治發展過程中的「反向推動力」，並不能因一種行為可能規避法律制裁而賦予其刑事規制的合理性。
第三，關於混同制售中舉證責任的倒置，刑事訴訟法上並無規定。修改後的《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九條規定，公訴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舉證責任由人民檢察院承擔，根據刑法規定實行舉證責任倒置的情形限定於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被告人對其明顯超過合法收入的財產部分承擔舉證責任。被告人在刑事訴訟中的其他證明責任，均屬於針對其所提出抗辯的證明義務。
（二）「不可區分性」的絕對與相對
假如在因當事人原因造成的合格產品和偽劣產品銷售數額無法區分的情形中一律不認定相關的銷售數額，是容易造成法律實體上的不公。但這種罪刑上的失衡並不是簡單靠法律規定可以彌補的，因為社會的發展總是會生成更多法律文本上無法窮盡的情形，這種失衡應當在司法實踐中運用恰當的法律規則和訴訟策略、方法，以及由此所引導的偵查手段的針對性完善來加以校正。
從現有證據對混同數額區分的支撐程度上，可以將混同制售中的銷售數額的不可區分性分為絕對的不可區分和相對的不可區分。絕對的不可區分一般是指當事人不做如實供述且沒有其他客觀證據和旁證予以佐證的情形，包括因客觀原因致混同制售的數量或銷售額無法確認、購買人無法找到、混同制售的商品滅失等情形，可以稱為「可區分性的喪失」；而相對的不可區分是指存在一定的基礎證據（當事人的供述、可用以旁證的客觀證據、證人證言等），具有查明事實並對混同銷售數額做出大致區分的可能性的情形，包括當事人大致知悉混同制售的數額比例而不如實供述、已銷售的部分產品客觀上無法查明但產品制售中的混同比例有一定規律性、因沒有遵循統一的價格策略而導致合格產品和偽劣產品的銷售數額無法區分等情形。[⑦]
（三）相對性的補足及推定的運用
從證據法的角度看，相對性的補足就是利用現有證據發展潛在證據，從而形成（法律意義上）完整的證據鏈。相對性補足的目標是使相對不可區分的混同制售的銷售數額在法律上可以做出區分，而相對性補足的方法可以考慮運用推定。所謂「推定」是根據某一基礎事實斷定另一項推定事實存在的法律規則, 依照其與證據的關聯度應屬於一種非證據證明方法，或者說是一種間接證明方法。刑事推定的運用應當滿足高度之設置必要性、舉證之困難性、合理之關聯性、反證之容易性、以及推定之可能性等條件。[⑧]混同數額推定是根據查明的基礎事實來推斷未查明事實中數額的分布情況，其推定的內容屬於客觀之內容，且存在反證之容易性，應當在實踐中合理運用以減輕檢察人員的證明責任。
在考慮混同的比例、未銷售產品的混同情況、已查明部分產品的混同情況、證人證言等因素的基礎上，混同制售中各部分銷售數額可以藉由數量推定來間接實現。具體的推定包括以下幾種情形：
1、已知當事人未銷售的產品中合格產品和偽劣產品的包裝比例固定，且已查明的銷售產品的混同比例與未銷售的產品相同，或當事人對已銷售部分產品的混同比例無其他有證明的相反供述的，則推定所有已銷售產品中合格產品與偽劣產品的數量比例與未銷售的產品相同。已知部分已銷售產品的合格產品和偽劣產品的銷售數額比例固定，並已知存在另外的已銷售產品數量，推定另外的已銷售產品中合格產品和偽劣產品的銷售數額比例與已查實的部分相同。
2、已知當事人未銷售的產品中合格產品和偽劣產品的包裝比例不固定但相差不大，且已查明的銷售產品的混同比例與未銷售的產品的混同比例接近，或當事人對已銷售部分產品的混同比例無其他有證明的相反供述的，則推定已銷售產品中合格產品與偽劣產品的數量比例為未銷售部分產品的數量比例的平均值。已知部分已銷售產品的合格產品和偽劣產品的銷售數額比例不固定但相差不大，並已知存在另外的已銷售產品數量，推定另外的已銷售產品中合格產品和偽劣產品的銷售數額比例為已查實部分的平均值。
3、已知合格產品和偽劣產品的物品總量和混同比例，但兩種產品未遵循各自的價格策略，沒有統一的定價標准，則以總銷售數額乘以產品的數量比例來推定合格產品和偽劣產品的銷售數額。這種情況的特殊性在於銷售者不但不區分不同類型的產品的定價，而且連同類型的產品的定價也不統一，造成的結果是每個產品不分形態都形成獨立的定價策略，因此客觀上無法對違法數額和合法數額做出區分。為了偵查便利和法律認定的需要，只能推定每一產品以平均價出售，由此結合數量推算違法數額。[⑨]比如銷售者一共混同銷售產品500件，偽劣和合格產品單獨出賣，其中偽劣產品佔60%，總銷售額達10萬元。但每一件產品的價格都不統一，是銷售者根據行情和討價還價的程度予以定價，所以無法准確獲知偽劣產品的銷售數額。這種情況下就可以10萬元乘以60%來推定偽劣產品的銷售數額。
（四）價格策略的推定機制
價格策略是指銷售者對合格產品和偽劣產品的定價策略，即具體如何定價。由於偽劣產品銷售一般都是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產品冒充合格產品，因此其在定價上就會呈現出統一化的特徵，在完成數量比例的推定後，需要價格策略的配合來實現數額的推定；另外，部分銷售者會採取差異化或者模糊化的價格策略，甚至將偽劣產品價格納入合格產品並以「搭售」等形式來進行銷售行為，這也需要對混同制售中的產品的價格策略做一個推定。[⑩]
在進行價格策略的推定時，首先要有總的銷售數額、銷售數量等前置指標，以用於調整整個定價策略的推定方向，並以無相反證據為大前提。大致來說，價格策略推定包括以下幾種推定：（1）不清楚銷售實價的，推定銷售價格為商品商標上的定價；（2）產品無標簽價格的，推定以市場價進行銷售，市場價有變動的，以銷售時的市場平均（基準）價計算；（3）推定合格產品和偽劣產品的定價相同。
（五）數額認定規則的完整表述
對於相對不可區分的混同制售，應按以下的順序適用有關規則：
1、推定（區分）認定規則：在存在進行數額推定的條件且無反證加以推翻的情況下，運用前述之規則從法律上對合格產品的銷售數額和偽劣產品的銷售數額做出推定和確認，並將合格產品的銷售數額從犯罪數額中剔除；
2、否定認定規則：有證據證明混合數額中的違法數額未達到構成犯罪的程度，或者是否達到構成犯罪的程度難以確定，且通過現有證據無法確定違法數額時，則放棄對該違法數額的刑事認定；
3、全額認定規則：當有證據證明混合數額中的違法數額足以構成犯罪，但無法通過推定規則區分違法數額和合法數額的具體構成時，可以將違法數額和合法數額全額認定為犯罪數額。在全額認定為犯罪數額後，對被告人應當酌情從輕處罰；[11]
4、補充規則：當有證據證明混合數額中的違法數額足以構成犯罪，但混合數額中合法數額的比例較大，或總的混合數額相較違法數額可能跨量刑幅度時，則不宜將違法數額和合法數額全額認定為犯罪數額，而只能認定有證據證明的部分違法數額。如能確定當事人混同銷售的產品中偽劣產品的銷售數額達到6萬元左右，但合格產品的銷售數額可能超過50萬元，則不能運用全額認定規則，而只能認定6萬元的犯罪數額，或者需要對犯罪數額做出進一步的明確。
五、余論：法律內外的應對策略
混同制售的不同性質數額的區分與計算並不僅僅是一個理論問題，它所呈現的解決方案更多地體現出一種實務性。因為即便在邏輯上能夠窮盡可區分的情形，現實中的最關鍵的難題也在於偵查取證，這就要求偵查取證中要特別留意對未銷售產品中合格產品與偽劣產品的混同情況、當事人的生產情況、生產單據與銷售單據的對比、銷售數量與銷售數額的對比、當事人供述與實際確認的事實和購買者等證人的證言的印證、針對數額推定的當事人的反證確認、產銷合同之類的文本材料等特定規則中基礎要素類的證據的確定和固定。而透過混同制售問題的分析，我們對刑事法網嚴密度的思考應當注意對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准確把握，理解「入罪當嚴」和「出罪當寬」的內涵。最後，在法律的制定和實施之外，更應在源頭上完善產品制售的內外部質量控制機制，在產品制售的整個流程中，加強對特殊產品的強制檢測、完善商業會計制度、探索建立全方位的產品溯源機制、建立跨地區的偽劣產品信息和懲治網路等。通過制度化的安排和有針對性的策略來打擊包括混同制售在內的制售偽劣產品犯罪，同時也能為諸如混同制售行為中的數額區分等難題提供製度化的解決方案。
[①] 本文以下即以「混同制售」行為來表示同時生產、銷售合格產品和偽劣產品的行為，而合格產品即意指法律意義上的非偽劣產品，為表述統一下文均稱合格產品。同時，本文所使用之「違法數額」、「犯罪數額」和「銷售數額」均為同一意義上之概念。
[②] [德]克勞斯·羅克辛著，王世洲譯：《德國刑法學總論（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第三版，第49頁。
[③] 黃維智：《合理疑點與疑點排除——兼論刑事訴訟證明責任的分配理論》，載《法學》2006年第7期，第154頁。
[④] 張明楷：《刑法第140條「銷售金額」的展開》，載《清華法律評論》1999年 第2 輯。
[⑤] 《論制售假冒偽劣商品犯罪的刑法規制》，載《河南省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02年第2期，第27頁。
[⑥] 雖然有人會反駁說合同詐騙罪中的小額合同和後續合同在數額區分上很容易，但是這恰恰說明了這一觀點在邏輯上存在一個天然的漏洞，即沒有說明合並處理的基礎到底是數額的不可分性還是行為的違法性。
[⑦]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我們說相對的不可區分具有查明事實的可能性，指的是查明或認定法律事實的可能性，而非查明客觀事實的確定性。法律事實是客觀事實在法律上的映射，並不存在完全的對等統一關系，這與人的理性局限、司法的運作規則等相關，也為推定等法律方法留下了操作的可能空間。
[⑧] 完整表述為：「第一, 高度之設置必要性, 系指依法政策及社會通常判斷,有必要明文規定可由前提事實推定待證事實( 推定事實) 存在之高度必要性存在。第二, 舉證之困難性, 系指就追訴者之檢察官而言, 要提出證據證明推定事實存在極為困難。第三, 合理之關聯性, 系指由前提事實推認推定事實之存在系屬合理、相當、亦即前提事實與推定事實之間具有合理關聯性而言。第四, 反證之容易性。對被告而言, 要破解推定, 亦即提出證據顯示推定事實之不存在並非困難。最後, 就推定之效果及反證之內容而言, 關於推定之效果, 應采'可能的推定』, 並非'強制性的推定』。」見黃維智：《合理疑點與疑點排除——兼論刑事訴訟證明責任的分配理論》，第159頁。
[⑨] 這種推定相對前兩類來說效力最低，而且必須滿足一個前提，即銷售者在銷售時主觀上並沒有對合格產品和偽劣產品區別對待。在邏輯上，該推定是「平均原則」和「比例原則」的結合。
[⑩] 這種推定嚴格意義上說並不是法律證明方法中的推定，而是基於事實基礎上的一種邏輯推定。
[11] 肖晚祥：《犯罪數額與非犯罪數額混合且無法區分時應全額認定為犯罪數額》，載《人民法院報》2007年3月27日「刑事審判」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