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法33條
『壹』 商法主要內容
商法包括以下幾類主要內容:
（一）組織規范與交易規范
大體上可以回說，在本課程包答括的六門法律中，公司法、合夥企業法、破產法屬於商事組織法，票據法、證券法和保險法屬於商事交易法。
（二）強制性規范與任意性規范
1、商法中的強制性規范：
任何一種法律制度，都必須在穩定性、一致性和靈活性3者之間取得平衡。要求法律具有超越時空的一致性和穩定性的理由是顯而易見的。這樣可以提高效益、降低成本、保證安全。
2、另一方面，除了強制性規范外，任意性規范的作用也是重要的。
為了提高經濟效率，商法又必須本著自由原則，設立任意性規范以保留意思自治的足夠空間。在商事法律中，自由原則主要體現為法律中直接的任意性條款，包括授權性和選擇性的條款。
（三）實體規范與程序規范
商法中的實體規范主要是有關權利、義務、責任、條件、限制和行為方式的規定。
有些商事法律也包括了程序性的規定。
以上就是商法的主要內容，是從三個方面介紹的：第一，組織規范與交易規范，第二，范強制性規范與任意性規范，第三，實體規范與程序規范。這三個方面的內容都相互交融在一起。
『貳』 中國公司法的發展歷程
中國公司法的百抄年發展襲歷程大致可分為清末(1904-1914年)、中華民國時期(1912-1949年)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1949-2004年)三個階段。
其中，中華民國時期又可分為北京國民政府時期(1912-1927年)和南京國民政府時期(1928-1949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又可分為前期(1949-1978年)和後期(1979-2004年)。
『叄』 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公司法
中國公司法的百年發展歷程大致可分為清末(1904-1914年)、中華民國時期(1912-1949年)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1949-2004年)三個階段。其中，中華民國時期又可分為北京國民政府時期(1912-1927年)和南京國民政府時期(1928-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又可分為前期(1949-1978年)和後期(1979-2004年)。
一、清末(1904-1911年)
（一）《公司律》的出台
清政府於1904年1月21日（光緒二十九年十二月五日）奏准頒行了《欽定大清商律•公司律》。此外，清政府還制訂了《獎勵華商公司章程》、《獎給商勛章程》（商部奏定）《公司注冊試辦章程》等相關法規。
《公司律》共分十一節，共一百三十一條。第一節，公司分類及創辦呈報法；第二節，股份；第三節，股東權利各事宜；第四節，董事；第五節，查帳人；第六節，董事會議；第七節，眾股東會議；第八節，賬目；第九節，更改公司章程；第十節，停閉；第十一節，罰則。
清末《公司律》確立了「股權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則」和「公司法面前所有公司一律平等的原則」。《公司律》的頒行標志著中國開始以公司制企業模式組織、發展中國經濟，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包含了平等、自由等經濟民主理念的、專門規范生產經營組織的法律，從而開啟了中國公司立法的先河。
（二）《大清商律•公司律》草案與《商法調查案•公司律》
1904年的《欽定商律》頒行之後，《公司律》部分制定、頒行事出倉促，缺陷不少。修訂法律館曾聘請日本法學博士志田鉀太郎於1907年起草編定了了《大清商律》，其中包括「公司律」。但當時各商會以修訂法律館所編《大清商律》系直接采日本商法恐與國情不合，於是在1907年7月由上海立憲公會發起商法起草委員會，決定組織全國范圍內的商情、商事習慣，參照各國最新立法例，自行編纂商法草案。至1909年12月召開第二次大會時已完成《商法總則》與《公司律草案》兩編，經大會討論通過，呈請清政府施行，並附《公司律調查案理由書》與《商法總則調查案理由書》，農工商部再加以修訂，定為《商律草案》(包括商法總則和公司律兩編)，相較而言，清末的《公司律草案》遠比已頒行的《公司律》完善。但是，正當《公司律》修定接近尾聲，並即將付諸資政院通過時，辛亥革命的爆發宣告了清王朝的覆滅，該草案也未得頒行。
二、民國時期(1912-1949年)
（一）北京國民政府(1912-1927年)
1、《公司條例》
1914年1月13日，北京政府農商部頒行了近代中國的第二部公司法——《公司條例》。1914年的《公司條例》分為總綱、無限公司、兩合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兩合公司及罰則共有6章、251條，其內容和篇幅較之10年前的《公司律》均有較大的變動和增加，並於同年9月起實施。
《公司條例》(共251條)不僅在內容上比清末《公司律》(共131條)詳盡，而且在法理上也較《公司律》上了一個台階。例如在公司概念方面，《公司律》含糊地規定，「凡湊集資本共營貿易者名為公司。」而《公司條例》則規定，「本條例所稱公司，謂以商行為為業而設立之團體」，「凡公司均認為法人。」第一次對公司概念作出了較為准確的界定，並第一次從法律上確認了公司的「法人」性特徵，體現了現代公司的根本屬性。再如，在公司分類方面，《公司律》將公司分為「合資」、「合資有限」、「股分」、「股分有限」四類，因分類標准含糊，因而各種「公司」概念界定不嚴，相互重疊。《公司條例》則將公司分為「無限」、「兩合」、「股分有限」和「股分兩合」四種，基本上體現了現代公司理論關於公司的分類原則。在其它具體條款方面，《公司條例》的規定相對都比較准確、可行。但該條例中將公司的類型規定為無限公司、兩合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和股份兩合公司。1914年的《公司條例》將1904年《公司律》中「合資有限公司」(實為有限責任公司)刪除，這與當時的公司法立法潮流不符。[6]
但總體而言，民初的《公司條例》是中國近代第一部較為成熟的公司法。
此外，北京國民政府又主持修訂了《公司條例施行細則》、《公司注冊規則》、《公司保息條例》、《證券交易所法》和《破產法草案》等公司法配套法規[7]，初步形成了民國初年較為完備的公司法律體系。其中《公司條例施行細則》、《公司保息條例》、《證券交易所法》，在中國公司立法史上都具有首創意義。
這部《公司條例》在頒行時並沒有經過法定的立法程序，只是由農工商部呈請大總統批准頒布。《公司條例》頒布後，經過二次修正，分別是 1914 年 9 月 21 日和 1923 年 5 月 8 日。其間，雖然於民國五年，法律編查會由余棨昌和日本學者岩谷孫藏共同起草完成了《公司法草案》(共6章、259條)，但未經立法機關頒行。所以，《公司條例》是民國北洋時期通行的唯一一部公司法。
（二）南京國民政府時期(1928-1949年)
1、1929年《公司法》
南京國民政府頒行的1929年《公司法》是在北洋政府1914年《公司條例》的基礎上，參酌德法等國《公司法》，於1929年11月擬定，12月26日公布，1931年7月1日起施行的。它「是一部比較完整的現代中國公司立法」[8]。
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立法院即擬定了「公司法原則草案」，在原有4種公司類型外增加了「保證有限公司」，以後在修訂過程中又被否決。
1929年(公司法)頒行之後，南京政府又先後頒行了《公司法施行細則》、《公司登記規則》以及《公司法施行法》等。
1931年2月，立法院會議通過並公布了《公司法施行法》33條，主要內容是規定《公司法》施行的具體程序。另外，國民政府實業部在1931年6月公布了《公司登記規則》，分通則、規費、呈請程序、附則4章46條，對公司的主管官署、公司設立登記應繳納的各種費用等加以規定。《公司法施行法》、《公司登記規則》和《公司法》一起，於1931年7月1日同時施行。
抗戰期間，在1940年，國民政府又公布了《特種股份有限公司條例》及其實施細則予以補充。按該條例，特種股份有限公司是指由政府機關組織、准許本國人民或外國人認股的股份有限公司。
2、1946年《公司法》
1945年1月，國民黨立法院商法委員會依據國防最高委員會通過了「第一期經濟建設原則』和「修正公司法原則」，隨後訓令商法委員會修正1929年公司法，經商法經濟兩委員會聯席會議，立法院討論研究，修正後的公司法於1945年9月29日通過，1946年4月12日公布，同日施行。
1946年《公司法》分「定義」、「通則」，「無限公司」、「兩合公司」、「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兩合公司」、「外國公司」、「公司之登記及認許」和「附則」10章、361條，篇幅大為增加，規定更為詳細，內容大為豐富。為近代中國篇幅最大、內容最全，同時也是最後的一部公司法。
修正後的1946年《公司法》，與前幾部公司法規有很大的不同之處。它概括了一切有關公司的法律、條例、規則，形成十章的編制，除第九章純為程序的規定外，前面各章都屬實體上的規定，用整章規定登記手續置於實體規定章節之後，使該法呈現出濃厚的集實體、程序規定於一身的特點。此外，1946年公司法大量借鑒英美公司法的內容，其次，在內容上，]1946年公司法增強了法律彈性，減少了官廳干涉，力圖使立法精神從大陸的干涉主義趨於英美自由主義，該法的許多規定都體現了這一精神。
另外，1946年公司法最為突出的特點之一是引進有限公司制度。為此，1946年公司法規定，有限公司股東人數為2人以上10人以下。股東人數的下限比股份有限公司少，成立容易;上限限於10人，用意「在便利政府或法人或富有資力者組織有限公司，」至於「其他資力較薄須集合多數人方能經營者」，則組織股份有限公司。相對於1929年公司法重視中小股東利益保護的原則，1946年公司法則通過一系列規定維護了大股東利益。
最後，1946年公司法為外國投資者來華經營進一步提供了方便，如規定中外合資公司董事長須有中華民國國籍，不設董事長的，代表公司之董事至少應有一人有中華民國國籍。1946年公司法另特設外國公司一章，規定凡在其本國設立登記的外國公司，可向中國官署申請認許，從而在中國境內營業或設立分公司，外國公司經認許後，其法律上的權利義務與中國公司相同。將外國公司規定於公司法中，在中國公司立法中屬首次。
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台灣當局仍沿用1946年公司法，後由於經濟的發展，經濟政策的變化，台灣當局於1966年對該公司法進行全面的修正。此後，公司法又進行了7次修訂。
三、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1949年-2005年）
（一）社會主義改造時期（1949—1956）
政務院於1950年12月29日頒布了《私營企業暫行條例》，凡32條，1951年又公布了《實施辦法》，凡105條。根據上述條例和實施辦法，私營企業有獨資，合夥和公司三種形式，公司仍包括1946年《公司法》規定的五種公司形態。
政務院1954年9月5日公布的《公私合營工業企業暫行條例》。該條例規范的公私合營企業雖然名稱上不再稱為公司，但其實質內容是有限公司的特徵，因為它確認公私雙方的股份，並確定合營企業股東的有限責任（第5、8條），並規定合營企業的法人機關為董事會和私股股東會會議（第20、21條）以及盈餘分配辦法（第17條）。
1956年第一季末實現全國全行業私合營後，標志著社會主義改造已告完成，從此私營公司不復存在，《私營企業暫行條例》及其實施辦法同時失效，無限公司、兩合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兩合公司隨之消失。根據1956年2月10日國務院的《關於在公私合營業中推行定息辦法的規定》及7月26日《關於對私營工商業、手工業、私營運輸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中若干問題的指示》，私有股份變為債權，私有股東不復存在。這樣《公私合營工業企業暫行條例》所規范的有限公司也歸於消失，此後23年，中國的企業全部轉為國營、集體企業，公司立法被全民所有制企業立法和集體所有制企業立法所取代。
（二）全面計劃經濟時期（1956——1978）
全行業公私合營後，國家開始按照行業歸口、產品歸類和方便管理的原則，按行業組建了各種專業性公司。這種公司雖然名為生產性專業公司或銷售公司，實際上其本身並非一種從事經營性的公司，而是國家對同行業的企業進行管理的工具，具有行政性公司的性質，事實上這些專業公司後來又轉變為各種行業主管機關。從所有制角度看，這一時期我國全面實行集中的計劃經濟法制，企業組織形式逐漸演變為國營、集體企業兩種公有形式，而且這兩種組織形式彼此之間也不存在相互交融或聯合投資的情況。由此，這一時期現代意義上的公司形式在我國不復存在，規范意義上的公司立法亦銷聲匿跡。
（三）經濟體制改革時期（1978—1992）
自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國進入經濟體制改革時期，作為經濟體制微觀基礎的企業組織形式一直是改革的一個重點。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開展，我國的公司制度逐漸開始重新恢復，有關公司立法也逐步推進。這一時期我國的公司立法是以有限公司制度的建立與豐富為中心的，具體從以下四個方面展開。
1、關於三資企業
1979年7月1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後於1990、2001年兩次修正）的頒布，標志著大陸公司立法在停頓23年後又恢復了。這部法律是我國對外開放的第一個正式的法律文件，也是我國公司企業制度走上法制化的新起點。這一法律的頒布，開創了新中國法律確認有限責任公司形式的先河。此後，全國人大又分別於1986、1988年過《外資企業法》和《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均在2000年修訂）。此外，經過20多年的立法努力，有限公司制度已經在三資企業領域建立並逐步完善起來，而且成為我國公司立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2、關於經濟聯合
1980年國務院發布《關於推動橫向經濟聯合的暫行規定》明確提出走聯合之路，組織各種形式的經濟聯合體，並不受行業、地區和所有制、隸屬關系的限制，並要求不能用行政命令強行組織，而要堅持自願原則。這一規定可謂是企業聯合經營和資本流動的破冰之旅，使公司的組建成為可能，為後來企業聯營式公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3、關於私營經濟
1988年6月25日國務院頒布了《私營企業暫行條例》，規定私營企業可以採用獨資企業、合作企業和有限公司三種形式。依該條例，私營「有限責任公司是指投資者以其出資額對公司負責，公司以其全部資產對公司債務承擔責任的企業。」這樣，法律就實際上規定了以國內法人、自然人作為股東而設立有限責任公司的合法性。
《私營企業暫行條例》在新中國企業公司立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這首先因為，雖然這一法規本4、關於公司的清理整頓
自1980年代中期開始興起了一股「公司熱」。公司濫設現象十分普遍，出現了大量「行政性公司」、「皮包公司」和「掛名公司」，嚴重阻礙了公司制度的健康發展。國家隨後開始了「清理整頓公司」工作，為此，國務院陸續發布、批准了一系列清理整頓公司的政策文件，其間也制定了一些行政法規、行政規章[，為確立規范的公司制度發揮了積極作用，其主要規范內容包括：（1）公司不擁有行政管理職能；（2）公司設立采許可主義，須經政府有關部門審批；（3）公司必須辦理注冊登記，注冊資金不得少於法定最低額；（5）董事長或經理是法人代表，等等。
（四）公司立法的規范化
我國規范意義上的公司立法活動始於1980年初期。1983年國家經委和體改委開始著手起草公司法。但當時顯然不具備制定統一公司法的實踐基礎和外部環境，一些重大立法理論問題也未得到解決。1985年8月，由國家經委主持起草工作，並於1986年1月完成了《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條例草案》（徵求意見稿）。根據徵求的意見和建議，起草小組又分別擬定了《有限責任公司條例》（送審稿）和《股份有限公司條例》（送審稿）。1987年，兩個條例的草案上報國務院。國務院在研究這兩個條例時認為股份公司尚屬試點性質，不宜在全國以行政法規形式加以規定，有限公司適應我國經濟發展需要，在實踐中也已積累了較多的經驗，可以先行通過。1991年國務院法制局與國家體改委以送審稿為基礎，會同有關部門反復修改，於1991年8月形成《有限公司法（草案）》，並提交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但由於有限公司法與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的關系，國有獨資公司是否列入等問題未予解決，未獲通過。後有關部、委、辦對草案作了進一步修改。但在1992年春鄧小平南巡講話後，股份制企業發展聲速，為適應規范化的需要，後決定先由國家體改委（1988年國家經委被撤銷，公司法的起草工作轉由國家體改委主持）以這兩個公司的「規范意見」這一行政規章形式代替了原定的國務院行政法規形式而先加以公布。這樣，1992年5月15日，《有限責任公司規范意見》與《股份有限公司規范意見》一道由國家體改委正式發布。《有限責任公司規范意見》共計11章79條，《股份有限公司規范意見》共計12章119條，以大陸法系的公司制度為藍本，在全面總結了自1978年以來我國公司制度實踐經驗的基礎上，系統規定了有限公司和股份公司的基本原則、設立、公司治理、資本（股份）、合並與分立、解散與清算、財務會計、法律責任等基本制度。其後，相關部、委、辦也相繼發布了十餘項配套文件，初步形成了極有特點的中國公司法律制度體系。
同一時期，我國不少經濟發達地區的地方性公司法規也對公司制度予以規范。最早的是廣東省的《廣東省經濟特區涉外公司條例》（1986年9月），1992年3月深圳市又制定了《深圳市有限責任公司暫行規定》。之後，上海市、海南省都相繼頒布了本地的公司法規。這些地方性公司法規、規章的制定，不僅規范了本地公司的行為，也為全國統一的公司立法提供了有益經驗。
這一時期，在以兩個《規范意見》為核心的一系列規范性立法文件基礎上形成的公司制度體系具有以下鮮明特點：首先，它是以行政規章、行政法規為主構成的制度體系；其次，與以往立法文件相比，該制度體系內容更為系統和規范；復次，它既汲取了台灣地區和國際上的通用准則，又特別反映出傳統企業向現代企業制度轉化的實際需求；再次，它總結了我國公司制的經驗教訓，具有鮮明的針對性和現實的可操作性；最後，這一制度體系具有試點和過渡性質。總之，上述規范性文件尤其是兩個《規范意見》的制定與實施，對我國公司法的制定與出台起了巨大推動作用，也標志著我國公司立法逐漸走向規范。
（五）1993年《公司法》
兩個《規范意見》發布後，各界要求盡快制定公司法的呼聲很高。這里有一個要提及的立法背景是，《規范意見》所規定的主要是國有企業進行股份制改造試點方面的問題，加之它們是以部門規章形式制定的，所以其適用效力有局限性。隨著這一時期各項市場化改革的迅猛深入，非國有企業和其他組織、個人也紛紛組建公司，國家迫切需要制定適用范圍更加廣泛效力位階更高的公司法。同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將公司法列入1992年的立法計劃，公司立法工作加快了步伐。1992上7月，《有限責任公司法（草案）》再次提交國務院常務會議並獲原則通過。7月28日，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7次會議聽取了國務院法制局局長楊景宇關於該草案的說明。依該說明，有限責任公司法的調整范圍在不打破現行法律、行政法規已經確立的企業立法體制的基礎上，定位於：在中國境內由二個以上公有制（全民或集體）企事業單位作為股東出資舉辦的有限責任公司；私營有限公司仍適用《私營企業暫行條例》並參照本法執行；外商投資企業、私營企業之間相互聯營或同其他企業聯營而舉辦的有限公司，參照本法執行。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審議認為，草案確立的調整范圍太窄，沒有突破按不同所有制進行企業立法的作法，太遷就了立法現實，並提出應制定一部覆蓋面更寬一些、內容較全面的公司法。
1992年9月初，第27次會議閉幕後，委員長會議決定由全國人大法工委起草一部較完整的公司法。此後，法工委在原有《股份有限公司條例（草案）》、《有限公司條例（草案）》、《股份有限公司規范意見》、《有限公司規范意見》和《有限公司法（草案）》等五部立法資料之基礎上，廣泛參考其他國和地區的公司法，起草了公司法（草案）初稿。該草案歷經1993年2月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30次會議、1993年6月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次會議、1993年12月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5次會議三次審議，最終於1993年12月2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第5次會議全體會議表決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並於1994年7月1日起施行。於此，新中國第一部公司法誕生了。
1993年12月29日的《公司法》規定公司為法人，分為兩種形式，即有限責任公司與股份有限公司。兩種公司形式都規定了最低注冊資本限額。根據各國立法例，公司法除上述有限責任公司及股份公司外，大都包括無限公司、兩合公司等。為彌補此項不足，1997年頒布的《合夥企業法》和1999年頒布的《個人獨資企業法》，對於合夥與個人獨資作出了規定。個人獨資企業與合夥企業為非法人商事主體，注冊資本無最低資本額限制，投資人對企業債務承擔無限責任，其設立程序較公司為簡便，條件限制較少，設立較易。
由於我國公司實踐起步較晚、市場發展迅速等多方面原因，《公司法》雖然有230條之多，但條文存在著原則性強、可操作性差、法律漏洞多等諸多不足，在實際應用中問題頗多，所以1999年12月25日，《公司法》進行了修改，但只是對國有獨資公司監事會的增設和對高新技術的股份有限公司發行新股和申請股票上市的條件進行了規定，對於司法實踐應用的大量問題並沒有做出相應修改。此後的2003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關於審理公司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徵求意見稿)，對司法實踐中出現的問題做出了一定的答復，但隨著《公司法》修改登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議程，這一意見稿並沒有最後出台。
2004年7月1日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正式生效，依據《行政許可法》的規定，2004年8月《公司法》又進行了修改，但僅僅刪除了一款「股票採用溢價發行的，須經國務院證券管理部門批准」的規定，基本上僅僅是涉及到技術層面上的修改。
（六）2005年《公司法》
2003年3月舉行的十屆全國人大一次和次年的二次會議上，數百名人大代表提出多項議案，建議盡快修改公司法。隨後，《公司法》的修訂列入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本屆要審議的立法規劃。2004年7月5日，國務院法制辦完成公司法修改草案的起草工作，並將徵求意見稿下發到有關部門徵求意見。2004年12月15日，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修訂草案)》，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歷經三次審議之後，於2005年10月27日全國人大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八次會議通過了修訂後的公司法。國家主席胡錦濤簽署第42號主席令予以公布，修訂後的法律自2006年1月1日起施行。
2005年《公司法》共13章219條，分為總則，有限責任公司的設立和組織機構，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權轉讓，股份有限公司的設立和組織機構，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發行和轉讓，公司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的資格和義務，公司債券， 公司財務、會計，公司合並、分立、增資、減資，公司解散和清算，外國公司的分支機構，法律責任和附則。
這次公司法對1993年《公司法》做了比較全面的修訂，基本上所有的條文都有修改，當然有些是屬於文字上的修改。這次修訂後的公司法，進一步完善了公司法律制度，順應了深化改革、促進發展的實踐要求，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更加有力的制度支持。當然任何修訂都只是階段性的。隨著實踐的發展、改革的深化，公司法還會適時加以修改，以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不斷完善的要求相適應。
『肆』 中國企業法律法規的發展歷史
中國公司法的百年發展歷程大致可分為清末(1904-1914年)、中華民國時期(1912-1949年)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1949-2004年)三個階段。其中，中華民國時期又可分為北京國民政府時期(1912-1927年)和南京國民政府時期(1928-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又可分為前期(1949-1978年)和後期(1979-2004年)。
一、清末(1904-1911年)
（一）《公司律》的出台
清政府於1904年1月21日（光緒二十九年十二月五日）奏准頒行了《欽定大清商律•公司律》。此外，清政府還制訂了《獎勵華商公司章程》、《獎給商勛章程》（商部奏定）《公司注冊試辦章程》等相關法規。
《公司律》共分十一節，共一百三十一條。第一節，公司分類及創辦呈報法；第二節，股份；第三節，股東權利各事宜；第四節，董事；第五節，查帳人；第六節，董事會議；第七節，眾股東會議；第八節，賬目；第九節，更改公司章程；第十節，停閉；第十一節，罰則。
清末《公司律》確立了「股權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則」和「公司法面前所有公司一律平等的原則」。《公司律》的頒行標志著中國開始以公司制企業模式組織、發展中國經濟，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包含了平等、自由等經濟民主理念的、專門規范生產經營組織的法律，從而開啟了中國公司立法的先河。
（二）《大清商律•公司律》草案與《商法調查案•公司律》
1904年的《欽定商律》頒行之後，《公司律》部分制定、頒行事出倉促，缺陷不少。修訂法律館曾聘請日本法學博士志田鉀太郎於1907年起草編定了了《大清商律》，其中包括「公司律」。但當時各商會以修訂法律館所編《大清商律》系直接采日本商法恐與國情不合，於是在1907年7月由上海立憲公會發起商法起草委員會，決定組織全國范圍內的商情、商事習慣，參照各國最新立法例，自行編纂商法草案。至1909年12月召開第二次大會時已完成《商法總則》與《公司律草案》兩編，經大會討論通過，呈請清政府施行，並附《公司律調查案理由書》與《商法總則調查案理由書》，農工商部再加以修訂，定為《商律草案》(包括商法總則和公司律兩編)，相較而言，清末的《公司律草案》遠比已頒行的《公司律》完善。但是，正當《公司律》修定接近尾聲，並即將付諸資政院通過時，辛亥革命的爆發宣告了清王朝的覆滅，該草案也未得頒行。
二、民國時期(1912-1949年)
（一）北京國民政府(1912-1927年)
1、《公司條例》
1914年1月13日，北京政府農商部頒行了近代中國的第二部公司法——《公司條例》。1914年的《公司條例》分為總綱、無限公司、兩合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兩合公司及罰則共有6章、251條，其內容和篇幅較之10年前的《公司律》均有較大的變動和增加，並於同年9月起實施。
《公司條例》(共251條)不僅在內容上比清末《公司律》(共131條)詳盡，而且在法理上也較《公司律》上了一個台階。例如在公司概念方面，《公司律》含糊地規定，「凡湊集資本共營貿易者名為公司。」而《公司條例》則規定，「本條例所稱公司，謂以商行為為業而設立之團體」，「凡公司均認為法人。」第一次對公司概念作出了較為准確的界定，並第一次從法律上確認了公司的「法人」性特徵，體現了現代公司的根本屬性。再如，在公司分類方面，《公司律》將公司分為「合資」、「合資有限」、「股分」、「股分有限」四類，因分類標准含糊，因而各種「公司」概念界定不嚴，相互重疊。《公司條例》則將公司分為「無限」、「兩合」、「股分有限」和「股分兩合」四種，基本上體現了現代公司理論關於公司的分類原則。在其它具體條款方面，《公司條例》的規定相對都比較准確、可行。但該條例中將公司的類型規定為無限公司、兩合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和股份兩合公司。1914年的《公司條例》將1904年《公司律》中「合資有限公司」(實為有限責任公司)刪除，這與當時的公司法立法潮流不符。[6]
但總體而言，民初的《公司條例》是中國近代第一部較為成熟的公司法。
此外，北京國民政府又主持修訂了《公司條例施行細則》、《公司注冊規則》、《公司保息條例》、《證券交易所法》和《破產法草案》等公司法配套法規[7]，初步形成了民國初年較為完備的公司法律體系。其中《公司條例施行細則》、《公司保息條例》、《證券交易所法》，在中國公司立法史上都具有首創意義。
這部《公司條例》在頒行時並沒有經過法定的立法程序，只是由農工商部呈請大總統批准頒布。《公司條例》頒布後，經過二次修正，分別是 1914 年 9 月 21 日和 1923 年 5 月 8 日。其間，雖然於民國五年，法律編查會由余棨昌和日本學者岩谷孫藏共同起草完成了《公司法草案》(共6章、259條)，但未經立法機關頒行。所以，《公司條例》是民國北洋時期通行的唯一一部公司法。
（二）南京國民政府時期(1928-1949年)
1、1929年《公司法》
南京國民政府頒行的1929年《公司法》是在北洋政府1914年《公司條例》的基礎上，參酌德法等國《公司法》，於1929年11月擬定，12月26日公布，1931年7月1日起施行的。它「是一部比較完整的現代中國公司立法」[8]。
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立法院即擬定了「公司法原則草案」，在原有4種公司類型外增加了「保證有限公司」，以後在修訂過程中又被否決。
1929年(公司法)頒行之後，南京政府又先後頒行了《公司法施行細則》、《公司登記規則》以及《公司法施行法》等。
1931年2月，立法院會議通過並公布了《公司法施行法》33條，主要內容是規定《公司法》施行的具體程序。另外，國民政府實業部在1931年6月公布了《公司登記規則》，分通則、規費、呈請程序、附則4章46條，對公司的主管官署、公司設立登記應繳納的各種費用等加以規定。《公司法施行法》、《公司登記規則》和《公司法》一起，於1931年7月1日同時施行。
抗戰期間，在1940年，國民政府又公布了《特種股份有限公司條例》及其實施細則予以補充。按該條例，特種股份有限公司是指由政府機關組織、准許本國人民或外國人認股的股份有限公司。
2、1946年《公司法》
1945年1月，國民黨立法院商法委員會依據國防最高委員會通過了「第一期經濟建設原則』和「修正公司法原則」，隨後訓令商法委員會修正1929年公司法，經商法經濟兩委員會聯席會議，立法院討論研究，修正後的公司法於1945年9月29日通過，1946年4月12日公布，同日施行。
1946年《公司法》分「定義」、「通則」，「無限公司」、「兩合公司」、「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兩合公司」、「外國公司」、「公司之登記及認許」和「附則」10章、361條，篇幅大為增加，規定更為詳細，內容大為豐富。為近代中國篇幅最大、內容最全，同時也是最後的一部公司法。
修正後的1946年《公司法》，與前幾部公司法規有很大的不同之處。它概括了一切有關公司的法律、條例、規則，形成十章的編制，除第九章純為程序的規定外，前面各章都屬實體上的規定，用整章規定登記手續置於實體規定章節之後，使該法呈現出濃厚的集實體、程序規定於一身的特點。此外，1946年公司法大量借鑒英美公司法的內容，其次，在內容上，]1946年公司法增強了法律彈性，減少了官廳干涉，力圖使立法精神從大陸的干涉主義趨於英美自由主義，該法的許多規定都體現了這一精神。
另外，1946年公司法最為突出的特點之一是引進有限公司制度。為此，1946年公司法規定，有限公司股東人數為2人以上10人以下。股東人數的下限比股份有限公司少，成立容易;上限限於10人，用意「在便利政府或法人或富有資力者組織有限公司，」至於「其他資力較薄須集合多數人方能經營者」，則組織股份有限公司。相對於1929年公司法重視中小股東利益保護的原則，1946年公司法則通過一系列規定維護了大股東利益。
最後，1946年公司法為外國投資者來華經營進一步提供了方便，如規定中外合資公司董事長須有中華民國國籍，不設董事長的，代表公司之董事至少應有一人有中華民國國籍。1946年公司法另特設外國公司一章，規定凡在其本國設立登記的外國公司，可向中國官署申請認許，從而在中國境內營業或設立分公司，外國公司經認許後，其法律上的權利義務與中國公司相同。將外國公司規定於公司法中，在中國公司立法中屬首次。
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台灣當局仍沿用1946年公司法，後由於經濟的發展，經濟政策的變化，台灣當局於1966年對該公司法進行全面的修正。此後，公司法又進行了7次修訂。
三、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1949年-2005年）
（一）社會主義改造時期（1949—1956）
政務院於1950年12月29日頒布了《私營企業暫行條例》，凡32條，1951年又公布了《實施辦法》，凡105條。根據上述條例和實施辦法，私營企業有獨資，合夥和公司三種形式，公司仍包括1946年《公司法》規定的五種公司形態。
政務院1954年9月5日公布的《公私合營工業企業暫行條例》。該條例規范的公私合營企業雖然名稱上不再稱為公司，但其實質內容是有限公司的特徵，因為它確認公私雙方的股份，並確定合營企業股東的有限責任（第5、8條），並規定合營企業的法人機關為董事會和私股股東會會議（第20、21條）以及盈餘分配辦法（第17條）。
1956年第一季末實現全國全行業私合營後，標志著社會主義改造已告完成，從此私營公司不復存在，《私營企業暫行條例》及其實施辦法同時失效，無限公司、兩合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兩合公司隨之消失。根據1956年2月10日國務院的《關於在公私合營業中推行定息辦法的規定》及7月26日《關於對私營工商業、手工業、私營運輸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中若干問題的指示》，私有股份變為債權，私有股東不復存在。這樣《公私合營工業企業暫行條例》所規范的有限公司也歸於消失，此後23年，中國的企業全部轉為國營、集體企業，公司立法被全民所有制企業立法和集體所有制企業立法所取代。
（二）全面計劃經濟時期（1956——1978）
全行業公私合營後，國家開始按照行業歸口、產品歸類和方便管理的原則，按行業組建了各種專業性公司。這種公司雖然名為生產性專業公司或銷售公司，實際上其本身並非一種從事經營性的公司，而是國家對同行業的企業進行管理的工具，具有行政性公司的性質，事實上這些專業公司後來又轉變為各種行業主管機關。從所有制角度看，這一時期我國全面實行集中的計劃經濟法制，企業組織形式逐漸演變為國營、集體企業兩種公有形式，而且這兩種組織形式彼此之間也不存在相互交融或聯合投資的情況。由此，這一時期現代意義上的公司形式在我國不復存在，規范意義上的公司立法亦銷聲匿跡。
（三）經濟體制改革時期（1978—1992）
自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國進入經濟體制改革時期，作為經濟體制微觀基礎的企業組織形式一直是改革的一個重點。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開展，我國的公司制度逐漸開始重新恢復，有關公司立法也逐步推進。這一時期我國的公司立法是以有限公司制度的建立與豐富為中心的，具體從以下四個方面展開。
1、關於三資企業
1979年7月1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後於1990、2001年兩次修正）的頒布，標志著大陸公司立法在停頓23年後又恢復了。這部法律是我國對外開放的第一個正式的法律文件，也是我國公司企業制度走上法制化的新起點。這一法律的頒布，開創了新中國法律確認有限責任公司形式的先河。此後，全國人大又分別於1986、1988年過《外資企業法》和《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均在2000年修訂）。此外，經過20多年的立法努力，有限公司制度已經在三資企業領域建立並逐步完善起來，而且成為我國公司立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2、關於經濟聯合
1980年國務院發布《關於推動橫向經濟聯合的暫行規定》明確提出走聯合之路，組織各種形式的經濟聯合體，並不受行業、地區和所有制、隸屬關系的限制，並要求不能用行政命令強行組織，而要堅持自願原則。這一規定可謂是企業聯合經營和資本流動的破冰之旅，使公司的組建成為可能，為後來企業聯營式公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3、關於私營經濟
1988年6月25日國務院頒布了《私營企業暫行條例》，規定私營企業可以採用獨資企業、合作企業和有限公司三種形式。依該條例，私營「有限責任公司是指投資者以其出資額對公司負責，公司以其全部資產對公司債務承擔責任的企業。」這樣，法律就實際上規定了以國內法人、自然人作為股東而設立有限責任公司的合法性。
《私營企業暫行條例》在新中國企業公司立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這首先因為，雖然這一法規本4、關於公司的清理整頓
自1980年代中期開始興起了一股「公司熱」。公司濫設現象十分普遍，出現了大量「行政性公司」、「皮包公司」和「掛名公司」，嚴重阻礙了公司制度的健康發展。國家隨後開始了「清理整頓公司」工作，為此，國務院陸續發布、批准了一系列清理整頓公司的政策文件，其間也制定了一些行政法規、行政規章[，為確立規范的公司制度發揮了積極作用，其主要規范內容包括：（1）公司不擁有行政管理職能；（2）公司設立采許可主義，須經政府有關部門審批；（3）公司必須辦理注冊登記，注冊資金不得少於法定最低額；（5）董事長或經理是法人代表，等等。
（四）公司立法的規范化
我國規范意義上的公司立法活動始於1980年初期。1983年國家經委和體改委開始著手起草公司法。但當時顯然不具備制定統一公司法的實踐基礎和外部環境，一些重大立法理論問題也未得到解決。1985年8月，由國家經委主持起草工作，並於1986年1月完成了《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條例草案》（徵求意見稿）。根據徵求的意見和建議，起草小組又分別擬定了《有限責任公司條例》（送審稿）和《股份有限公司條例》（送審稿）。1987年，兩個條例的草案上報國務院。國務院在研究這兩個條例時認為股份公司尚屬試點性質，不宜在全國以行政法規形式加以規定，有限公司適應我國經濟發展需要，在實踐中也已積累了較多的經驗，可以先行通過。1991年國務院法制局與國家體改委以送審稿為基礎，會同有關部門反復修改，於1991年8月形成《有限公司法（草案）》，並提交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但由於有限公司法與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的關系，國有獨資公司是否列入等問題未予解決，未獲通過。後有關部、委、辦對草案作了進一步修改。但在1992年春鄧小平南巡講話後，股份制企業發展聲速，為適應規范化的需要，後決定先由國家體改委（1988年國家經委被撤銷，公司法的起草工作轉由國家體改委主持）以這兩個公司的「規范意見」這一行政規章形式代替了原定的國務院行政法規形式而先加以公布。這樣，1992年5月15日，《有限責任公司規范意見》與《股份有限公司規范意見》一道由國家體改委正式發布。《有限責任公司規范意見》共計11章79條，《股份有限公司規范意見》共計12章119條，以大陸法系的公司制度為藍本，在全面總結了自1978年以來我國公司制度實踐經驗的基礎上，系統規定了有限公司和股份公司的基本原則、設立、公司治理、資本（股份）、合並與分立、解散與清算、財務會計、法律責任等基本制度。其後，相關部、委、辦也相繼發布了十餘項配套文件，初步形成了極有特點的中國公司法律制度體系。
同一時期，我國不少經濟發達地區的地方性公司法規也對公司制度予以規范。最早的是廣東省的《廣東省經濟特區涉外公司條例》（1986年9月），1992年3月深圳市又制定了《深圳市有限責任公司暫行規定》。之後，上海市、海南省都相繼頒布了本地的公司法規。這些地方性公司法規、規章的制定，不僅規范了本地公司的行為，也為全國統一的公司立法提供了有益經驗。
這一時期，在以兩個《規范意見》為核心的一系列規范性立法文件基礎上形成的公司制度體系具有以下鮮明特點：首先，它是以行政規章、行政法規為主構成的制度體系；其次，與以往立法文件相比，該制度體系內容更為系統和規范；復次，它既汲取了台灣地區和國際上的通用准則，又特別反映出傳統企業向現代企業制度轉化的實際需求；再次，它總結了我國公司制的經驗教訓，具有鮮明的針對性和現實的可操作性；最後，這一制度體系具有試點和過渡性質。總之，上述規范性文件尤其是兩個《規范意見》的制定與實施，對我國公司法的制定與出台起了巨大推動作用，也標志著我國公司立法逐漸走向規范。
（五）1993年《公司法》
兩個《規范意見》發布後，各界要求盡快制定公司法的呼聲很高。這里有一個要提及的立法背景是，《規范意見》所規定的主要是國有企業進行股份制改造試點方面的問題，加之它們是以部門規章形式制定的，所以其適用效力有局限性。隨著這一時期各項市場化改革的迅猛深入，非國有企業和其他組織、個人也紛紛組建公司，國家迫切需要制定適用范圍更加廣泛效力位階更高的公司法。同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將公司法列入1992年的立法計劃，公司立法工作加快了步伐。1992上7月，《有限責任公司法（草案）》再次提交國務院常務會議並獲原則通過。7月28日，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7次會議聽取了國務院法制局局長楊景宇關於該草案的說明。依該說明，有限責任公司法的調整范圍在不打破現行法律、行政法規已經確立的企業立法體制的基礎上，定位於：在中國境內由二個以上公有制（全民或集體）企事業單位作為股東出資舉辦的有限責任公司；私營有限公司仍適用《私營企業暫行條例》並參照本法執行；外商投資企業、私營企業之間相互聯營或同其他企業聯營而舉辦的有限公司，參照本法執行。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審議認為，草案確立的調整范圍太窄，沒有突破按不同所有制進行企業立法的作法，太遷就了立法現實，並提出應制定一部覆蓋面更寬一些、內容較全面的公司法。
1992年9月初，第27次會議閉幕後，委員長會議決定由全國人大法工委起草一部較完整的公司法。此後，法工委在原有《股份有限公司條例（草案）》、《有限公司條例（草案）》、《股份有限公司規范意見》、《有限公司規范意見》和《有限公司法（草案）》等五部立法資料之基礎上，廣泛參考其他國和地區的公司法，起草了公司法（草案）初稿。該草案歷經1993年2月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30次會議、1993年6月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次會議、1993年12月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5次會議三次審議，最終於1993年12月2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第5次會議全體會議表決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並於1994年7月1日起施行。於此，新中國第一部公司法誕生了。
1993年12月29日的《公司法》規定公司為法人，分為兩種形式，即有限責任公司與股份有限公司。兩種公司形式都規定了最低注冊資本限額。根據各國立法例，公司法除上述有限責任公司及股份公司外，大都包括無限公司、兩合公司等。為彌補此項不足，1997年頒布的《合夥企業法》和1999年頒布的《個人獨資企業法》，對於合夥與個人獨資作出了規定。個人獨資企業與合夥企業為非法人商事主體，注冊資本無最低資本額限制，投資人對企業債務承擔無限責任，其設立程序較公司為簡便，條件限制較少，設立較易。
由於我國公司實踐起步較晚、市場發展迅速等多方面原因，《公司法》雖然有230條之多，但條文存在著原則性強、可操作性差、法律漏洞多等諸多不足，在實際應用中問題頗多，所以1999年12月25日，《公司法》進行了修改，但只是對國有獨資公司監事會的增設和對高新技術的股份有限公司發行新股和申請股票上市的條件進行了規定，對於司法實踐應用的大量問題並沒有做出相應修改。此後的2003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關於審理公司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徵求意見稿)，對司法實踐中出現的問題做出了一定的答復，但隨著《公司法》修改登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議程，這一意見稿並沒有最後出台。
2004年7月1日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正式生效，依據《行政許可法》的規定，2004年8月《公司法》又進行了修改，但僅僅刪除了一款「股票採用溢價發行的，須經國務院證券管理部門批准」的規定，基本上僅僅是涉及到技術層面上的修改。
（六）2005年《公司法》
2003年3月舉行的十屆全國人大一次和次年的二次會議上，數百名人大代表提出多項議案，建議盡快修改公司法。隨後，《公司法》的修訂列入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本屆要審議的立法規劃。2004年7月5日，國務院法制辦完成公司法修改草案的起草工作，並將徵求意見稿下發到有關部門徵求意見。2004年12月15日，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修訂草案)》，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歷經三次審議之後，於2005年10月27日全國人大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八次會議通過了修訂後的公司法。國家主席胡錦濤簽署第42號主席令予以公布，修訂後的法律自2006年1月1日起施行。
2005年《公司法》共13章219條，分為總則，有限責任公司的設立和組織機構，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權轉讓，股份有限公司的設立和組織機構，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發行和轉讓，公司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的資格和義務，公司債券， 公司財務、會計，公司合並、分立、增資、減資，公司解散和清算，外國公司的分支機構，法律責任和附則。
這次公司法對1993年《公司法》做了比較全面的修訂，基本上所有的條文都有修改，當然有些是屬於文字上的修改。修改的主要內容，大體上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修訂後的公司法，完善了公司設立和公司資本制度方面的規定，包括較大幅度地下調了公司注冊資本的最低限額，降低了公司設立的「門檻」；擴大了股東可以向公司出資的財產范圍；增加了股份有限公司的定向募集設立方式；將「一人公司」納入公司法的調整范圍，允許一個自然人或法人投資設立一人有限公司，對其依法加以規范；等等。這些修改和補充，為公司設立提供了制度上的便利，有利於鼓勵投資創業，促進經濟發展和擴大就業。
第二，修改完善了公司法人治理結構方面的規定，包括完善了股東會和董事會制度，充實了股東會、董事會召集和議事程序的規定；增加了監事會的職權，完善了監事會會議制度，強化了監事會作用；增加了上市公司設立獨立董事的規定；對公司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對公司的忠實和勤勉義務以及違反義務的責任，作出了更為明確具體的規定。這些修改和補充，對於貫徹黨的十六大和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的要求，保障公司的規范運作和有效管理，推進國有企業繼續進行規范化的公司制改造，維護出資人權益，提供了法律制度上的支持。
第三，充實了公司職工民主管理和保護職工權益的規定，進一步強化了對勞動者權益的保護，更充分地體現了我國公司立法的社會主義特色。
第四，健全了對股東尤其是中小股東利益的保護機制，包括為保證股東的知情權，增加了有限責任公司股東可以查閱公司財務會計賬簿的規定；增加了股份有限公司股東大會選舉董事、監事時，可以實行累積投票制的規定；增加了有限責任公司股東退出機制的規定，在公司符合分紅條件而長期不向股東分紅等情況下，股東可以要求公司收購其出資，退出公司；增加了股東代表訴訟的規定，當公司董事、經理等高級管理人員侵犯了公司權益，而公司不予追究時，股東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以維護公司和自身的權益。這些修改和補充，對於維護中小股東的合法權益，保護投資積極性，增強投資信心，提供了法律保障。
第五，增加了「公司法人人格否認」或稱為「揭開公司面紗」制度的規定。修訂後的公司法在為公司的設立和經營活動提供較為寬松條件的同時，為防範濫用公司制度的風險，增加了「公司法人人格否認」制度的規定。當公司股東濫用公司法人獨立地位和股東有限責任，逃避債務，嚴重損害公司債權人利益時，該股東即喪失依法享有的僅以其對公司的出資為限對公司承擔有限責任的權利，而應對公司的全部債務承擔連帶責任。這一規定，為防範濫用公司制度的風險，保證交易安全，保障公司債權人的利益，維護社會經濟秩序，提供了必要的制度安排。當然，適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認，必須嚴格把握界限，不能因此動搖公司有限責任的基礎。修訂後的公司法,設置了法人人格否認的制度安排，至於適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認即股東對公司債務承擔連帶責任的具體情形，還需要由最高人民法院按照嚴格掌握的原則，通過司法解釋作出規定。
這次修訂後的公司法，進一步完善了公司法律制度，順應了深化改革、促進發展的實踐要求，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更加有力的制度支持。當然任何修訂都只是階段性的。隨著實踐的發展、改革的深化，公司法還會適時加以修改，以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不斷完善的要求相適應。
『伍』 法律對股權質押是怎樣規定的
一、股權質押的概念
在此需要指出，《擔保法》第75條第2項及第78條法條表述頗有不妥之處。首先，「股份」這一概念使用不規范。第78條第3款規定，「以有限責任公司的股份出質的，適用公司法股份轉讓的有關規定」。可見，《擔保法》該處所用的「股份」，是僅指有限責任公司的出資份額。對股份這一概念，盡管世界上有些國家，如德國和法國，在其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責任公司的立法中，均統一使用，即不論股份有限公司股東的出資還是有限責任公司股東的出資，均稱為「股份」。然而，在這兩個國家，其有限責任公司的公司資本，也如同股份有限公司一般，「分為數額相等的份額」。(註：卞耀武主編：《當代外國公司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384頁。)但在大多數國家，股份這一概念，仍然特指公司有限公司股東的出資。如日本《有限公司法》中稱「股東份額」(註：卞耀武主編：《當代外國公司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553頁。)，日本《商法》股份有限公司一章則稱「股份」(註：卞耀武主編：《當代外國公司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613頁。)。我國《公司法》及我國公司法頒布以前的《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有限責任公司規范意見》和《股份有限責任公司規范意見》中，對有限責任公司股東的出資僅稱「股東出資」或「股東的出資額」，對股份有限公司才稱「股份」，從未混同使用。可見，在我國，「股份」是股份有限公司的特有概念。《擔保法》對此概念的不規范使用，實為立法技術上的一大缺憾。其次，對「股份」和「股票」兩概念並列使用不妥當。股份，從公司的角度看，是公司資本的成份和公司資本的最小計算單位;從股東的角度來看，是股權存在的基礎和計算股權比例的最小單位。而股票，是指公司簽發的證明股東持有股份的憑證。股份是股票的價值內涵，股票是股份的存在形式，兩者之間的關系，猶如靈魂和軀殼。(註：江平主編：《新編公司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189頁。)因而，股份與股票是兩個不同層次上的概念，不應並列使用。我個人認為，上述《擔保法》的兩條文中，對「股份」和「股票」應統一改稱股權為宜，或至少應與公司法相統一。
二、股權質押標的物的分析
股權質押的標的物，就是股權。股權是股東因出資而取得的，依法定或公司章程規定的規則和程序參與公司事務並在公司中享受財產利益的，具有轉讓性的權利。(註：孔祥俊：《民商法新問題與判解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第280-281頁。)一種權利要成為質押的標的物，必須滿足兩個最基本的要件：一是具有財產性，二是具有可轉讓性。股權兼具該兩種屬性，因而，在質押關系中，是一種適格的質。
(一)作為質押標的物的股權的內涵
關於股權的內容，傳統公司理論一般將股權區分為共益權和自益權。自益權均為財產性權利，如分紅權、新股優先認購權、剩餘財產分配權、股份(出資)轉讓權;共益權不外乎公司事務參與權，如表決權、召開臨時股東會的請求權、對公司文件的查閱權等。而在一人公司中，共益權已無存身之地，股東權利均變成一體的自益權。因此，有些學者主張，與其繼續沿用共益權和自益權的傳統分類方法，不如將股權區分為財產性權利與公司事務參與權。(註：孔祥俊：《民商法新問題與判解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第276頁。)還有學者認為股權包括財產權的內容和人身非財產權的內容。(註：毛亞敏：《擔保法論》，中國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第217頁。)據以上對股權內容的劃分，有人斷言，股權質押，僅以股權中的財產權內容為質權的標的。(註：毛亞敏：《擔保法論》，中國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第217頁。)對此意見，我個人不敢苟同。首先，股權從其本質來講，是股東轉讓出資財產所有權於公司，即股東的投資行為，而獲取的對價的民事權利(註：孔祥俊：《民商法新問題與判解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273頁。)不論股東投資的直接動機如何，其最後的目的在於謀求最大的經濟利益，換言之，股東獲取股權以謀得最大的經濟利益為終極關懷。既然股東因其出資所有權的轉移而不能行使所有權的方式直接實現其在公司中的經濟利益，那麼就必須在公司團體內設置一些作為保障其實現終極目的的手段的權利，股東財產性權利與公司事務參與權遂應運而生，即兩者分別擔當目的權利和手段權利的角色。而且，兩種權利終極目的的相同性決定了兩者能夠必然融合成一種內在統一的權利，目的權益就成為缺乏有效保障的權利，目的權利與手段權利有機結合而形成股權。可以說，股權中的自益權與共益權或財產性權利與公司事務參與權或目的權與手段權利，只是對股權具體內容的表述。實質上這些權利均非指獨立的權利，而屬於股權的具體權能，正如所有權之對佔有、使用、收益和處分諸權能一樣。正是由於這些所謂的權利和權能性，方使股權成為一種單一的權利而非權利的集合或總和。(註：孔祥俊：《民商法新問題與判解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277頁。)因而，作為質權標的的股權，決不可強行分割而只承認一部分是質權的標的，而無端剔除另一部分。其次，股權作為質權的標的，是以其全部權能做為債權的擔保。在債權屆期不能受到清償時，按照法律的規定，得處分作為質押物的股權以使債權人優先受償。對股權的處分，自然是對股權的全部權能的一體處分，其結果是發生股權轉讓的效力。如果認為股權質押的標的物僅為股權中的財產性權利，而股權質押權的實現也僅能處分股權中的財產性權利，而不可能處分未作為質押標的物的公司事務參與權。這顯然是極其荒謬的。
(二)作為質押標的物的股權的表現形式
如前所述，股權是股東以其向公司出資而對價取得的權利。在有限責任公司中，股東擁有股權是以其對公司的出資為表現，出資比例的多寡決定並且反映股權范圍的大小。在股份有限公司中，股東擁有股權是以其擁有的股份為表現，股份額的多寡決定並且反映股權范圍的大小。在有限責任公司中，股東的出資證明書是其擁有股權和股權大小的證明，但出資證明與股票不同，它不是流通證券。在股份有限公司中，股權的證明是股票，股東持有的股票所載明的份額數證明股東擁有的股權的大小。股票是股權的載體，即股票本身不過是一張紙，只是由於這張紙上附載了股權方成為有價證券，具有經濟價值，股權才是股票的實質內容。股票是流通證券，股票的轉讓引起股權的轉讓。所以，對有限責任公司，股權轉讓又常常用出資轉讓或出資份額轉讓的稱謂來代替，而對股份有限公司，股權轉讓則多以股份轉讓或股票轉讓的稱謂來代替。(註：如股票轉讓。日本公司法對有限責任公司稱份額轉讓，對股份有限公司稱股份轉讓。)因此，股權質押，對有限責任公司，又常被稱為出資質押或出資份額質押，對股份有限責任公司則稱股份質押或股份質押。(註：前已述及，我國擔保法對有限責任公司稱股份質押，對股份有限公司稱股票質押。日本公司法對有限責任公司稱份額質押，對股份有限公司稱股份質押。)
(三)對股權質押標的物的限制
我國《擔保法》第75條第1項規定，「依法可以轉讓的股份股票」方可以設立質押。可見，可轉讓性是對股權可否作為質押標的物的唯一限制。首先，對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權出質，遵照《擔保法》第78條第3款，應「適用公司法股份轉讓的有關規定」。我國《公司法》第35條對有限責任公司股東轉讓出資作了明確規定。參考該條精神，可以認為：(1)股東向作為債權人的同一公司中的其他股東以股權設質，不受限制;(2)股東向同一公司股東以外的債權人以股權設質，必須經全體股東過半數同意，而且該同意必須以書面形式即股東會議決議的形式作成(註：《公司法》第35條第10項。);(3)在第(2)情形中，如果過半數的股東不同意，又不購買該出質的股權，則視為同意出質。該種情形，也必須作
『陸』 求商法知識
現代民法理論，之所以將法律行為分為要因行為(有因行為)和不要因行為(無因行為)，目的和意義無外乎從人們普遍存在著的對事物和行為的認知必考察前因後果的習慣中，分離出觀察民事法律行為的獨特視角，強調如果民事法律行為是不要因行為，則與其原因關系相分離，不以原因為要件，不因原因關系的欠缺或瑕疵使該法律行為本身的效力受影響；而如果民事法律行為是要因行為的話，則與其原因不能分離。原因不存在時，該法律行為不成立。[1](P266)雖然近現代各國或地區的民商事立法、學說及判例，對物權行為、債權契約的無因性見仁見智，爭議頗大，但票據行為卻被民法理論界及世界各國票據立法公認為無因行為，並以票據行為的無因性理論為基礎構造各國的票據法體系。
但是，從「有因說」到「絕對無因說」，人們從票據法律制度在實務中的應用，痛苦地發現仍然無法解決票據的流通效率和使用安全之間的矛盾。我們在票據的使用安全屢遭破壞的現狀面前，不得不對票據行為無因性的應有內涵以及該原則的具體應用進行反思和再認識。於是，票據行為無因性原則具有相對性的理念逐步萌發，成為思考票據法律制度的新視角。本文試圖從對票據無因性原則進行歷時性考察入手，思考票據無因性理論的應有內涵及具體適用時的「射程距離」[2](P148)等問題。
一、票據無因性原則的緣起
(一)票據無因性理論的創設
德國法學家薩維尼創設的無因性概念和理論，不僅對德國近現代民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為德國民法典所採納，同時，也深深影響了當時的許多學者。德國學者Kuntze在其巨作《票據法》一書中，詳細描述了債權行為無因性思想中的無因債務概念的形成過程，以及票據無因性原則從無因債務范疇中獨立出來的過程。他認為是Gneist、Liebe和Unger最早創立了這一概念的雛形。隨著世界上最早的票據法——1848年德國票據條例的頒行，幾乎所有的德國法院均認識到票據「結算」是一種特殊的法律行為，應當與債務原因相分離。在這種背景下，當時的德國學者巴爾(Bahr)在其著作《關於以承認作為債務負擔的原因》中，在對傳統的否定無因性思想的「否定主義」表示質疑的同時，全面闡述了他關於無因債權契約及票據行為無因性的思想，將票據無因性原則發展成為私法的一項基本理論，並逐步為世界各國的票據立法、學說及實務所公認。
薩維尼和巴爾生活在19世紀中葉，正處於自由資本主義競爭時期，市場經濟快速發展，信用經濟始見成長卻未臻成熟。他們之所以能夠極具超前意識地抽象出法律行為無因性原則，是與當時市場競爭迫切要求促進信用經濟發展的社會背景分不開的，其宗旨是既要在物權契約中保護「所有權之移轉的意思的合致」，又要在債權行為下使債權人的權利順利實現。票據行為作為具有顯現信用經濟發展水平功能的「個別的法律行為」，更被賦予了無因性。因為「匯票自開始出現之日起，就是融資的一種手段。除即期匯票外，它實際上是一種信貸工具，由銀行或金融機構作為受票人、付款人、背書人或持票人對匯票進行議付、貼現、托收或承付。銀行家們對於導致產生匯票的交易並不感興趣。對購買羊毛、木材或無核小葡萄乾而開出的匯票是否有對價關系，這對他們來說是無關緊要的。對於處理票據的金融界人士來說，匯票究竟由賣方開出，還是由買方的擔保人開出，同樣也是無關緊要的。票據交易的典型特徵是：它作為一種純粹的金融交易，完全脫離了交易的最終目的，按它自己的是非曲直做出判斷。對於銀行家來說，重要的事是考慮票據的形式是否得當。匯票票面必須有效，不應過期，並不得以不承兌或不付款為由而拒付。」[3](P65)因此，「所謂票據行為的無因性，並不是說票據行為之所以發生，其本身不存在原因關系，而是說，是基於現實的需要，在法律上將二者予以分離，從而形成票據行為的無因性特徵。換言之，票據行為的無因性，乃是基於社會經濟生活對票據所提出的要求，而由法律即票據法所特別賦予的。而並非票據行為所固有的。」[4](P60)也就是說，票據行為的無因性，並不是票據行為自身法律邏輯的必然產物，是法律為適應經濟生活的需要而特別創設的，是立法技術的處理結果。所以，無論是從票據行為的對外效力闡釋無因性的概念與原則，還是從票據行為的自身內容——內部的抗辯機制闡釋無因性概念及原則，都離不開無因性理論的創立宗旨。
(二)票據無因性的基本涵義
德國票據法理論從分析票據關系與原因關系之間關系的角度出發，認為票據行為無因性，是指票據上的權利並不依賴作為票據關系之基礎關系的原因關系，原因關系即使無效或被撤銷，對票據上的權利也不產生任何影響。
英美法系的票據法理論注重票據的流通作用，且強調「對價」和「正當持有人或善意持有人」概念，所以，一般都是結合票據流通、支付對價及善意取得三個方面，對票據無因性的內涵進行解釋。英國學者杜德萊•理查遜就將票據無因性解釋為：票據作為一種權利財產，其完全的合法權利可以僅憑交付(或許要有轉讓人的背書)票據來轉讓。只要受讓人取得票據時是善意的，並支付了對價給轉讓人，他便獲得該票據及其所代表的全部財產的完全的所有權而不受其他權益的約束。[5](P15)
日本及我國台灣地區的票據法理論，雖然承襲了德國票據法理論的基本觀點和原則，但對票據行為無因性理論的闡釋較德國票據法更為詳盡和清晰。日本著名商法學者龍田節認為，票據上的債務是基於票據行為自身而發生和存在的，和作為票據授受原因的法律行為(買賣、消費借貸等)存在或有效與否無任何關系。即使買賣契約無效或被解除，由此產生的票據債務也不受影響。[6](P177)台灣學者李欽賢進一步解釋到，票據法律關系雖因基礎法律關系而成立、發生，但票據行為本身決非將基礎法律關系中的權利義務表彰於票據上，而是依票據法的規定，為創設另一新的權利義務之法律關系，因此，基礎法律關系的權利義務，與票據行為所創設的權利義務，系個別獨立存在的，相互間不發生影響。[7](P299)梁宇賢更把票據行為無因性的含義總結為：「無因證券者，乃票據執票人得不明示其原因所在而主張享有證券上之權利謂也。票據如已具備法定要件，其權利即行成立，至其法律行為發生之原因如何，在所不問」。[8](P11)
我國大陸的票據法理論及實務基本上繼受了德國、日本及台灣地區票據法理論關於票據無因性的理解。認為所謂票據的無因性，是指票據如果具備票據法上的條件，票據權利就成立，至於票據行為賴以發生的原因，在所不問。[9][4][10]
從上述各國對票據無因性概念涵義的理解，可以看出，票據無因性理論是以民法上的無因性理論為基礎的，是民法的無因性理論給了票據無因性思想以發軔、形成和獨立的空間。但也應該看出，正是由於民法傳統無因性理論的影響，一般多僅從無因性原則的外在效力闡釋票據的無因性原則。但是，無因性原則應當是指法律行為外在無因性和內在無因性的統稱。它不僅僅是指法律行為的有效性，獨立於產生該法律行為的原因的有效性，其發生及存續皆不受後者的影響(外在無因性)；也是指產生法律行為的原因從該法律行為中抽離，不構成該法律行為的內容，當形成債權債務關系時，原則上，債務人不得以原因關系所產生的抗辯事由對抗債權人應當行使的權利(內在無因性)。[2](P138-139)我們對票據無因性的理解也應該從外在無因性和內在無因性兩方面入手。具體說來，票據無因性應該包括以下內容：(1)票據的無因性實際上是指票據行為的無因性，即票據行為所產生的法律效果。其與所產生的票據法律關系和所由產生的基礎關系(特別是原因關系)之間的關系。所以，對票據無因性涵義的理解實際上就是對這些關系的解釋。(2)票據行為的外在無因性正如上所述，是指票據行為的效力獨立存在，其效力如何，完全取決於該行為在形式上是否符合票據法的要求，而不受由基礎關系(特別是實質原因關系)引起的法律行為的效力的影響。持票人不負證明給付原因的責任，只要依票據法的規定，能夠證明票據債權的真實成立和存續，就當然可以行使票據權利。(3)票據行為的內在無因性是指引起票據行為、產生票據關系的實質原因從票據行為中抽離，不構成票據行為的自身內容。所以，當形成票據債權債務關系時，原則上票據債務人不得以基礎關系所生的抗辯事由對抗票據債權的行使。
二、關於票據無因性原則射程距離的思考
(一)票據無因性原則法律效力之所及
無論是確定票據無因性原則效力所及的范圍，還是其效力所不及的范圍，均要以票據無因性的涵義及其創設目的為基礎。只有這樣，才能正確劃定票據無因性原則的射程距離。
1.對通行觀點的檢討。依我國票據法學界的通說，票據無因性原則在票據法上的一個重要體現或曰一個重要作用就是阻隔了票據債務人對票據債權人的抗辯，使票據債務人不得以基礎原因關系所生的抗辯對抗持票人。即所謂的抗辯切斷。[4][8]
但是，應該注意的是，票據債權與原因債權是基於不同的法律行為而產生的兩個不同的請求權。原因債權是基於一般意義上的民事法律行為(如合同、清償、贈與)等而產生的民事權利，票據債權則是基於票據行為而產生的票據權利。或者說，雖然票據行為是為了實現原因行為的目的才進行的，票據行為本身亦為民事法律行為的一種，但票據債權和原因債權畢竟是兩個不同的民事法律行為產生的兩種不同的權利。所以，基礎原因關系所生的抗辯僅應附隨於原因債權。當原因關系中的債務人為清償原因債務簽發票據給債權人，債權人又將該票據依票據法規定的轉讓方式轉讓給他人時，其轉讓的只是依原因關系債務人的出票行為而產生的票據債權，原因債權並未隨之移轉。這樣，附隨於原因債權之上的原因關系的抗辯也就並未隨票據債權的移轉而轉讓給受讓人。於是，票據債務人當然不得以原因關系所生的抗辯對抗持票人。如A為清償對B的價金債務，簽發票據給B，B為清償對C的債務，將該票據背書轉讓給C。此時，B轉讓給C的只是票據債權，其對A的原因債權並未轉讓給C。由於基於原因關系所生的抗辯僅存在於原因債權之上，依民事權利的本意，固不得以某一權利存在的瑕疵對抗另一權利的行使。所以，無需票據的無因性原則，原因關系所生的抗辯即不得作用於受讓人。
只是如此說來，既然不得以一權利的瑕疵對抗另一權利的行使，而即使在直接當事人之間亦存在票據債權和原因債權兩種不同的權利。如前述在A、B之間同時存在價金債權及票據債權兩種民事權利，是否A亦不得以原因關系所生的抗辯對抗B呢?依台灣學者陳自強的觀點，A亦不得以基礎原因關系所生的抗辯對抗B的票據請求。但可以通過不當得利的抗辯、權利濫用的抗辯或目的限定的抗辯，間接予以對抗。如此一來，這時的抗辯就已非附隨於原因債權之上，可以說是對票據債權行使上的限制。那麼，就可以隨票據債權的移轉而移轉。[2](P143)只是如果這樣的話，票據的流通性必然受到極大的阻礙，有違票據法促進票據流通、保證票據流通簡便迅捷的立法宗旨。所以我國票據法第13條明文加以限制，以保護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只是依前述票據無因性的內涵，此種限制與票據的無因性並無直接聯系。
票據法第13條規定的另一種抗辯限制是票據債務人不得以與出票人之間的抗辯事由對抗持票人。這一般發生在以匯票清償原因債務的情形。如A為了清償與B的價金債務，簽發匯票給B，委託自己的債務人C對該匯票進行付款，付款人C對該匯票進行了承兌。此時票據並未依票據法規定的轉讓方式進行轉讓，也就無所謂保護票據流通的問題。但是為了保證票據的支付和信用，票據法同樣對此種票據債務人C可以行使的抗辯進行了限制。兩種抗辯限制雖然目的不同，但同樣無需票據的無因性原則即可解決。
在出票人A簽發票據給持票人B，委託自己的債務人C進行付款時，存在著兩個法律關系。一個是A、B之間的債權債務關系，另一個是A、C之間的債權債務關系。在持票人B和付款人C之間並未因出票人A的出票行為而產生某種法律關系。是C的承兌行為，才在B、C之間建立了票據法律關系，才產生了B對C的票據債權。根據我國票據法第38條的規定，C的承兌行為並不是向A表明接受其付款委託的契約行為，而是C表明承擔票據債務的單獨行為。可見，B、C之間的票據債權債務關系與A、C之間的債權債務關系並無必然的牽連關系，是兩個不同的債權債務關系。依債的相對性原理，C固不得以與他人關系所生的抗辯對抗票據債權人B。[1](P145)
既然抗辯限制與票據的無因性原理並無直接聯系，或可以通過其他法律原理加以解決。那麼票據的無因性原則法律效果到底體現在哪裡呢?
2.票據無因性原則的法律效果雖然票據的基礎關系可以分為票據原因關系、票據資金關系和票據預約關系，但票據的無因性原則一般僅體現於票據關系與基礎關系中的票據原因關系之間的相互關系中，[11](P41)並最常發生於票據的轉讓過程中。如前所述，正是基於促進票據流通、減輕持票人的審查義務、降低交易風險的立法目的，票據法才特別規定了無因性原則。所以，票據無因性原則的法律效力體現在：
首先，即使票據發行或轉讓的原因不存在或者無效、被撤銷，只要在票據上所為的票據行為依法成立，票據行為人就須承擔票據義務，持票人就得享有票據權利。
其次，票據關系中的權利義務內容應當依票據文義，即使票據上的記載內容與票據原因關系的內容不一致或不完全一致，也不能以票據外的事實來改變票據關系的內容。
再次，票據無因性原則在當事人(包括有直接原因關系的當事人)之間發生舉證責任的轉換的法律效果。持票人在主張票據債權時，無需證明原因關系的存在，只要依票據上的記載內容即可向票據債務人主張相應的票據權利。反之，如果票據債務人慾對抗權利人的權利主張，則需舉證證明存在符合票據法規定的、足以對抗權利人權利主張的抗辯事由。
可以說，上述三種無因性原則的法律效果，就是票據無因性原則效力所及的范圍，也是無因性原則射程所及的距離。
(二)票據無因性原則法律效力之所不及
原因債權與票據債權之間，畢竟具有經濟上的一體性，而非風馬牛不相及的二個獨立請求權。特別是在票據尚未依票據法規定的轉讓方式轉讓之前，並不存在對善意交易相對人的保護問題，那麼，票據債權的行使，是否絲毫不受基礎原因關系的影響?更進一步講，即使票據債權業經轉讓，基礎原因關系就一定不影響票據關系嗎?這就涉關票據行為到底是絕對無因，還是相對無因，亦即票據無因性原則的射程距離到底有多遠的問題。
關於票據無因性原則的例外，現有的論著、文章和講義一般認為惟有在授受票據的直接當事人之間存在抗辯的情形，才不得以票據的無因性法則加以排除，此外，別無他論。[12][13]其實，概括說來，票據無因性原則的例外情形可以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在授受票據的直接當事人之間，票據原因關系的效力直接影響他們之間票據關系的效力。由於在授受票據的直接當事人之間，既不牽涉票據轉讓的第三人的問題，又無關票據的流通。為體現私法領域的「帝王條款」——誠實信用原則，同時減少訟爭，節約訴訟成本。所以當原因關系和票據關系同時存在於同一對當事人之間時，根據我國票據法第13條第2款的規定，票據債務人可以對票據債權人以基於原因關系所生的事由進行抗辯。
2.持票人取得票據未給付對價或未給付相當對價的，票據債務人可以以與持票人前手之間的抗辯事由，對抗持票人。票據對價來源於合同對價，但由於票據是一種極具流通性的證券，所以為保護交易安全，票據法只以善意持票人為保護對象，排斥非善意或未給付相當代價的持票人。所以，票據對價並不完全等同於合同對價，它要求，第一，票據對價不僅要真實，而且要與持票人所獲得的權利相對應。支付明顯不對等的代價而取得票據的持票人，票據法推定為惡意持票人；第二，原有的債務或責任，可以構成票據的有效代價；第三，票據對價實際上是票據基礎關系中持票人應當承擔的義務，可以是現在的債務，也可以是過去或將來的債務；第四，持票人持有票據，法律原則上就推定其已經支付了對價，票據債務人如提出無對價的抗辯，應負舉證責任。
持票人有無給付對價原屬票據原因關繫上的問題，票據的取得亦不以對價的存在為必要條件。但作為原因關系的對價還是會對票據權利發生一定的影響。一般說來，如果持票人取得票據時給付了對價，就能享有優於其前手的權利。即使其前手並不享有票據權利，持票人作為善意第三人，亦會受到票據法的保護。票據債務人不得以其前手的抗辯事由，對抗持票人。反之，如果持票人取得票據沒有給付對價，原則上不享有票據權利。在法定特殊情況下(如因繼承、稅收、贈與)而取得票據，則不享有優於其前手的權利(我國票據法第11條)。票據債務人可以以對持票人前手的抗辯事由對抗持票人。票據對價所達到的法律效果，是票據關系與原因關系相互牽連的一種體現，同時也是票據無因性原則效力所不及的情形之一。
3.持票人取得票據手段不合法即不享有票據權利，票據債務人得對該持票人提出「惡意抗辯」。在票據原因關繫上，如果持票人系以欺詐、偷盜、脅迫等非法手段或方式取得票據，或因重大過失或明知其前手票據權利的瑕疵仍接受票據轉讓的，該持票人不得享有票據權利。但票據債務人對持票人提出此種抗辯時，應負舉證責任。這一方面是票據無因性的體現，同時亦是票據無因性原則的例外情形。
4.當持票人的票據權利因票據時效的完成而消滅時，該持票人可以對因時效完成而受有利益的票據當事人，行使利益償還請求權。由於持票人享有該權利的前提是票據權利已罹於票據時效而消滅，因此，該權利不屬於票據權利。此項權利的行使是基於票據原因關系中的民事權利義務，這又是票據關系與原因關系相分離的一個例外。
以上，通過對票據無因性原則在票據法中的體現及其例外情況的逐項「掃描」，這一原則的射程距離及輪廓已清晰可辨。其效力所及和所不及之處正是其是否具有絕對性的最好體現。我們正是通過對其效力不及之處的明確，來探尋堅持票據無因性原則適當方式的途徑。
(三)票據無因性原則相對性的思考
雖然票據法的制定和發展，更多的是出於促進票據流通、方便商品交易、繁榮市場經濟的技術上的考慮。票據法本身亦是一種技術性較強的法律。固然基於這種考慮，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及地區的票據法將「方便」、「快捷」、「效率」置於比「穩定」、「安全」、「秩序」更高的地位。所以才規定了票據的無因性原則。但是如果一味地追求「方便」、「快捷」、「效率」，忽視對公平和誠實信用的追求，忽視對票據使用所需「穩定」、「安全」、「秩序」的保障，也是不可取的。正如台灣學者鍾兆民所言：「依票據法的規定，票據固為不要因證券，若絕對堅持這一原則，亦足以妨害票據的流通性。按票據法之所以規定票據為不要因證券者，原在保護票據的流通性。若今為保障執票人之權利而輕易舍棄發票人或執票人前手權利之保護於不顧，自非本部分法條之本意。」[14]故為追求法律的妥當性和衡平性，在堅持票據無因性原則的基礎上，兼顧該原則的效力不及之處；在對該原則進行普遍適用的同時，對該原則的例外情形予以嚴格適用，即堅持票據無因性原則具有相對性的原則，才能實現票據法促進票據流通、保護交易安全的雙重立法目的。
『柒』 抵押優先受償權有法律規定嗎，股權質押的標是什麼意思
您好，一、抵押優先受償權有法律規定嗎？
抵押優先受償權，在我國《民法通則》、《擔保法》等法律中規定均作出明文規定。如《民法通則》第89條第（二）項規定「債務人或者第三人可以提供一定的財產作為擔保物。債務人不履行債務的，債權人有權依照法律的規定以抵押物折價或者以變賣抵押物的價款優先得到償還」；《擔保法》第33條規定「本法所稱抵押，是指債務人或者第三人不轉移對本法第34條所列財產的佔有，將該財產作為債權的擔保。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債權人有權依本法規定以該財產折價或者以拍賣、變賣該財產的價款優先受償」。
二、股權質押的標是什麼意思？
如有限責任公司的出資份額；
有限責任公司股東的出資證明書又稱股單，我國《擔保法》規定「以有限責任公司的股份出質的，適用公司法股份轉讓的有關規定，質押合同自股份記載於股東名冊之日起生效。」但是，有限責任公司畢竟不同於股份有限公司，股單不屬於流通證券，不像股票那樣具有流通性和自由轉讓性。依照我國《公司法》第35條的規定：「股東之間可以相互轉讓其全部出資或者部分出資。股東向股東以外的人轉讓出資時，必須經全體股東過半數同意；不同意轉讓的股東應當購買該轉讓的出資，如果不購買該轉讓的出資，視為同意轉讓。」因此，從我國現有的法律規定我們可以得出：股單雖可質押，但應受限制，這種限制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
1、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不得以向本公司的出資為自己對本公司的債務提供質押？公司能否接受本公司的股東以其擁有的本公司的股權出質，對此，有些國家的法律規定在滿足一定條件時是允許的。如日本《商法》第210條、德國《有責任公司法》第33條。
但我國法律絕對禁止股東或投資者將其擁有的股權質押給本公司。如我國《公司法》第149條規定,「公司不得接受本公司的股票作為抵押權的標的」。《關於外商投資企業股權變更的若干規定》第6條規定，「投資者不得將其股權質押給本企業」。
2、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以其出資向該公司股東以外的債權人設質時，必須經全體股東過半數同意。但有限責任公司內部，股東以其出資向其他股東質押的，則不受限制。但是，股權出質畢竟不同於股權轉讓，適用公司股權轉讓的規定出現了這樣一個問題：「如果有股東不同意向非股東出質，那麼應如何處理呢？」 有學說認為，如果過半數的股東不同意，不同意出質的股東應當購買該出質股權；若不購買則視為同意出質。
如能給出詳細信息，則可作出更為周詳的回答。
『捌』 什麼是一商法
一商法指的是傳統的貨物銷售方法。以櫃台的形式出現，物品擺放在櫃台里，等待四面專八方的顧客前來購買。
還有二屬商法，三商法。二商法中，銷售主體以公司的形式出現，從全國各地招來大量的員工為其銷售貨物，公司與員工是僱傭與被僱傭的關系。
三商法中公司與員工是合作關系。是一商法的進步二商法的升華。
(8)商法33條擴展閱讀：
商法的歷史沿革：
商法雖源於古羅馬時代的商事規約，但今天所理解的意義上的近代商法卻是始於中世紀歐洲地中海沿岸自治城市的商人法，正式確立於1807年的法國商法典。
中國古代「重農抑商」，商法極不發達，20世紀初以來的百年商事立法，主要是引進借鑒西方商法，主要是大陸法系的商法，但新中國改革開放後的商事立法也有不少是借鑒了英美法等的商事立法。
我國沒有形式的商法，但存在實質的商法，主要表現為大量的商事單行法，公司法、證券法、票據法、保險法等。
『玖』 股權質押的條件
股權質押的標的物，就是股權。股權是股東因出資而取得的，依法定或公司章程規定的規則和程序參與公司事務並在公司中享受財產利益的，具有轉讓性的權利。（註：孔祥俊：《民商法新問題與判解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第280-281頁。）
一種權利要成為質押的標的物，必須滿足兩個最基本的要件：一是具有財產性，二是具有可轉讓性。股權兼具該兩種屬性，因而，在質押關系中，是一種適格的質。
中國《擔保法》第75條第1項規定，「依法可以轉讓的股份股票」方可以設立質押。可見，可轉讓性是對股權可否作為質押標的物的唯一限制。
首先，對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權出質，遵照《擔保法》第78條第3款，應「適用公司法股份轉讓的有關規定」。中國《公司法》（2013年修訂）第71條對有限責任公司股東轉讓出資作了明確規定。參考該條精神，可以認為：
⑴股東向作為債權人的同一公司中的其他股東以股權設質，不受限制；
⑵股東向同一公司股東以外的債權人以股權設質，必須經其他股東過半數同意，而且該同意必須以書面形式即股東會議決議的形式作成；
⑶在第⑵情形中，如果過半數的股東不同意，又不購買該出質的股權，則視為同意出質。該種情形，也必須作成股東會決議，並且應在股東會議中明確限定其他股東行使購買權的期限，期限屆滿，明示不購買或保持緘默的，則視為同意出質。
其次，對股份有限公司，參考《公司法》第141條之精神，可以認為：
⑴發起人持有的該公司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三年內不得設立質權；
⑵公司董事、監事、經理持有的該公司股份，在其任職內不得設立質權。
外商投資企業股權質押，僅指外商投資有限公司和外商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的投資者以其擁有的股權為標的物而設立的質押。遵照《外商投資企業投資者股權變更的若干規定》：
⑴外商投資企業的投資者以其擁有的股權設立質押，必須經其他各方投資者同意。若有一個股東不同意，便不能出質。不同意的股東即使不購買，也不能視為同意出質。
⑵投資者用於出質的股份必須是已經實際繳付出資的。
因為中國外商投資企業法規定外商投資企業實行授權資本制，允許外商投資企業的投資者在企業成立後按照合同約定或法律規定或核準的期限繳付出資。所以在外商投資企業中，股權的取得並不以是否已經實際繳付出資為前提。
⑶除非外方投資者以其全部股權設立質押，外方投資者以股權出質的結果不能導致外方投資者的比例低於企業注冊資本的 25%。
另外，公司能否接受該公司的股東以其擁有的該公司的股權出質，對此，有些國家的法律規定在滿足一定條件時是允許的。如日本《商法》第210條、德國《有限責任公司法》第33條的規定即是適例。中國《公司法》第149條規定，「公司不得接受該公司的股票作為抵押權的標的」。《關於外商投資企業股權變更的若干規定》第6條規定，「投資者不得將其股權質押給該企業」。可見，中國法律絕對禁止股東或投資者將其擁有的股權質押給該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