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商法張
這種侵權處罰首先肯定要按照侵權所得衡量處罰力度，另外根據相關法律的經濟處罰標准進行處罰。
❷ 求一《民商法》法律案例
某市有一工人俱樂部，提供場地給傢具廠家擔保舉辦傢具展銷會，華泰公司訂到十幾份合同，每套傢具2000元，先付定金1000元，其中有一買方在臨近交貨期間詢問華泰公司能否按時交貨，結果發現該公司生產環境簡陋，已經做好8套但與樣品相差太遠，買方要求退貨，華泰拒絕，買房找到俱樂部，但俱樂部不予理睬，當准備起訴時，發現傢具不是華泰製作，請分析案例並提出意見。
答案：1首先依據《擔保法》工人俱樂部應當承擔一定的責任。其為參展的傢具廠提供擔保，現在華泰既沒有執照，且所提供的成品傢具也不符合規定。作為擔保人，必須擔負起應有的義務。
2 華泰在參展會上所參展的並不是起生產的，所以存在欺騙行為，依據《合同法》該合同應視為無效。華泰應停止生產傢具。甲要求退貨取回定金的要求是合理的。
3 《擔保法》第89條規定「接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債務的，應當雙倍返還定金。」在此案例中，華泰顯然並沒有履行規定的要求，因此應當返還定金。並且應該注意到工人俱樂部的責任。
我認為在此案例中，華泰和工人俱樂部共同返還甲的定金。並且交付一定的違約金。已完工的傢具華泰只有自己拿到市場上處理。還要追究華泰的無證經營。對其欺騙消費者的行為做出一定的懲罰而俱樂部也要承擔。
❸ 民商法案例分析
1.不能取得房子的所有權。
2.可以主張房屋買賣合同無效。未經共有人同意處分共同財產的行為無效。
3.應有張某承擔。
4.銀行可以拍賣已經過戶給王某的房屋。
❹ 急啊!高手幫忙啊~ 法國民商法與德國民商法的區別
關於商法的地位與商事立法問題，學界歷來存在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兩種主張。然一種奇怪的現象是，國內的商法學者多主張民商分立而民法學者多主張民商合一，這其中或許多少帶有一些感情因素。在我看來，商法是否獨立，商事通則制定是否可行，是一個邏輯性、體系性、科學性的論證過程，也是一個立法技術的問題；即使在民商合一的立法框架下，沒有單獨的商法典或是商法通則，也絕不意味著商法地位的沉落，其重要性與獨立性沒有必然的聯系。基於這樣的考慮，我試圖撇開感情因素，談談對這個問題,並做個客觀全面的分析與考察。
商事規范與「商事通則」
（一）關於商事規范內容的通說和立法例
商法就其一般意義而言，是指調整商事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因為對商或商事關系的界定是構建商法的概念、規則、體系的基礎，所以研究商事規范需從對商的認識出發。根據《布萊克法律辭典》的界定，「商是指貨物、生產品或任何種類的貨物之交換。」《韋氏新國際辭典》稱「商是指商品交換或買賣行為」。筆者認為這些界定主要是針對古典商業時代而言的，隨著現代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商事的范圍和種類已越來越廣，越來越多，形成 「無業不商」的局面，商的內涵和外延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凡屬以營利為目的從事交易的行為，在法律上皆可謂之「商」。按學界通說，現代「商」的具體種類包括：其一，買賣商，也即「固有商」，是指以營利為目的直接進行財貨交易的行為；其二，「輔助商」，指以間接媒介財貨交易為目的的營業活動，實際上是輔助固有商營業得以實現的商事行為，如貨物運輸、倉儲、代理、居間、行紀等；其三，雖不具有直接或間接媒介貨物交易的目的，但其行為性質與固有商和輔助商有密切聯系，為其提供商業條件的營業活動，如融資、信託、加工、承攬、出版等，學者稱之為「第三種商」。其四，僅與第三種商有牽連關系的營業活動，如廣告宣傳、人身與財產保險、餐飲娛樂、旅遊服務、信息咨詢等，即「第四種商」。現代意義上的商事是指一切營利性主體所從事的一切營利性活動或事業的總稱。
在世界各國商事立法中，主要存在著民商合一和民商分立兩種立法模式。民商分立就是在民法典之外單獨制定商法典，並以此為基礎形成相對獨立的法律體系，法國、德國、日本、比利時、韓國等40多個國家都制定了商法典。在民商合一的立法體制下，商法僅是民法的特別法，沒有形式意義的商法典，僅以商事單行法和散見於民法及其他部門法、判例中的商法規則為表現形式。考察世界各國的立法例，在采民商分立的國家中，《德國商法典》分為五編：第一編為商人的身份，下設商人、商業登記簿、商號、經理權和代辦權，商業輔助人和商業學徒、代理商、商事居間人七章；第二編為公司和隱名合夥，下設無限公司、兩合公司和隱名合夥三章；第三編為商業賬簿，下設對所有商人的規定，對資合公司的補充規定、對登記合作社的補充規定、對保險企業的補充規定、私人提出賬目委員會及提出賬目咨詢委員會五章；第四編為商行為，下設一般規定、商業買賣、行紀營業、貨運營業、運輸代理營業、倉庫營業六章；第五編為海商，內容另行刊載。它未涉及任何票據法、破產法、保險法的內容，對有限公司、合作社、證券等相關內容也未作規定。《法國商法典》的內容涉及商人、商人會計、商品交易所、居間商、質押和行紀商、商行為的證據、匯票和本票、商業時效以及商事法庭。《日本商法典》採用了總則、公司、商行為及海商四編的體系結構，規定了公司法、票據法、海商法的內容，又規定了買賣、交互計算、隱名合夥、居間營業、行紀營業、承攬運送、寄託保險等商行為，但未涉及破產法。《澳門商法典》分為四卷，即經營商業企業之一般規則、合營企業之經營及企業經營之合作、企業外部活動及債權證券。從上述各國（地區）的立法中可以看出，商法的內容極為龐雜，各國法上規定的內容相差較大，商法並沒有具體明確的法律界線，在尚無成熟的立法經驗可資借鑒的情況下，談我國商事通則乃至商法典的制訂，似乎為時尚早。
（二）關於商事立法的各種主張以及目前的立法實踐
國內學界對於商事立法的形式，大致存在以下幾種主張：
1.主張制定商法典，比如徐學鹿教授。該種主張主要是基於完善商法體系，保障商法統一以及體現商法獨立價值等方面的考慮。此系典型的民商分立主張，而這與我國民商合一的立法傳統相悖，欠缺對中國現實的回應，已經為大部分學者所不採。
2.主張制定商事通則，江平、王保樹等諸多學者持此主張。其理由主要包括：其一，發揮其統率作用，以收綱舉目張之效；其二，民法典自身性質的局限，其內容不可能無限膨脹，更不可能取代商法而形成「私法的一元化」局面；其三，實現商法體系完善的需要；其四，統一市場、統一法制的要求。[1]江平先生也贊成制定商事通則，認為這樣簡便可行並可以充分體現商法的特徵。[2]但對於商事通則的內容，學者也存在或多或少的分歧：比如江平先生主張商事通則應包括商事活動原則、商事權利（包括商業名稱、商業信用、商業秘密等）、商事主體以及商事企業的基本形式、關連企業、連鎖企業、商業帳薄、商事行為、商業代理（包括內部經理人代理以及外部各種銷售代理，如獨家代理等）等內容；[3]也有學者提出商事通則應包括基本原則、商事主體、商事行為與代理、商號、商業登記、商事責任的一般規定、附則等七章，[4]此較前說范圍縮小；王保樹教授認為，商事通則僅僅是一部關於商事主體一般規則的法律。[5]
3.主張商法仍然以商事特別法的形式存在，此多為民法學者所倡，如梁慧星先生、王利明教授等，但也有少數商法學者持此主張，比如趙萬一教授認為「以民法典為基本法，以一系列單行法為特別法，是我國商事立法形式的理性選擇。」[6]筆者贊同此種觀點，基於我國的立法傳統、民法與商法的關系以及立法技術等幾個方面的理由，而且現行的體制運行良好，沒有必要做大的改動。
商法的內容，通說認為包括組織法和行為法兩部分，前者主要涉及商事主體、商業登記、商業賬簿、商事代理等內容；後者主要包括票據法、海商法、保險法、證券法等等。在筆者看來，無論商法的具體范圍如何界定，就其一般意義上的內容，公司法、票據法、海商法、保險法、證券法、破產法等很難找到共同涉及的內容准則，從而抽象出普遍適用的本質特徵及共同規則，因此，制定出一部不受非議的商法典，將會是一件極為費時費力的事。但在現實中卻出現了令人驚奇的事情，那就是深圳市在1999年6月30日出台並於2004年4月16日修改的《深圳經濟特區商事條例》（以下簡稱《深圳商事條例》）。該條例分為8章共65條，第一章總則，第二章商人，第三章商事登記，第四章商人的名稱與營業轉讓，第五章商業賬簿，第六章商業雇員，第七章代理商，第八章附則。這實際上就是一部不大不小的商事通則。自其頒布以來，學界雖有一定的爭論，但褒獎者甚眾，比如有的學者就認為這是對我國商事立法的有益探索。[7]在最近商務部召開的現代市場流通體製法律框架研討會上又傳出了要抓緊制定商事通則的消息。的確，基於深圳特區在我國的突出地位，其第一個制訂商事條例不可能沒有轟動效應，但若主張以此為契機，制訂全國適用的商事通則，則有諸多需商榷之處。而且從其體系和內容上看，它是將商行為法剝離，而僅以商組織法為基礎做出的原則性規定，全文僅有65 條，立法的過於粗線條，其可操作性可想而知。筆者認為是否制定商事通則是一個關乎法律體系和立法技術的問題，需要大量的分析論證，以我國目前的立法傳統和理論基礎，應以舍棄制定商事通則為宜。
❺ 法學考研民商法和經濟法哪個更好就業
未來的事情沒辦法抄預測，兩者都是襲當前比較熱門的法學類研究方向，建議根據自己的愛好選擇。
民商法是指民法與商法。關於民法和商法的關系，有兩種體例:一是民商合一，一是民商分立。所謂民商合一，是指民法包含商法，是商法的母法，並指導和統帥商法，而商法是民法的子法或者特別法。如瑞士、義大利等國;所謂民商分立，是指民法與商法屬兩個並存的獨立的部門法，通常在民法典以外還制定了商法典，如法國、德國等國。我國尚未就屬於何種體例作出明確說明，但根據我國現今要求和現代民法發展趨勢，我國應採取民商合一體例。
經濟法是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關系進行整體、系統、全面、綜合調整的一個法律部門。在現階段，它主要調整社會生產和再生產過程中，以各類組織為基本主體所參加的經濟管理關系和一定范圍的經營協調關系。要從以下三點把握這個概念:(一)經濟法是經濟法律規范的總稱 (二)經濟法是調整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三)經濟法調整的是一定范圍的經濟關系。
❻ 中國法學界的泰山北斗是
以下是中國法學界的泰斗（排名不分先後）：
1、高銘暄：泰斗加學術（刑法界的祖師爺）
高銘暄（1928.5.24-）男，浙江省台州市玉環縣人。1951年從北京大學法律系（本科）畢業，1953年從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刑法研究生班畢業，現任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名譽院長、博士研究生導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榮譽一級教授 ，兼任國家教育考試指導委員會委員。
❼ 我想考研民商法，但是人大、北大、中國政法、武大這幾個抉擇不了。
北大今來年必然不行~~去年自北大商法沒有報滿，今年必然扎堆。
人大每年都很難考，自主招生，好像要改革，你可以上人大碩士招生網上看看具體的錄取比例，而且需要他們自己的資料，復印材料，今年因為和北師大鬧僵，不知道其招生喜好怎麼樣。
政法的民商法是復試時考試的，主要是考經濟法一門，其初試考憲法。法理、民法。刑訴。民訴。刑法。其中憲法和法理一張卷子，其他的四門一張卷子，相對來說較好考，分數線一般比國家線高15——25分。關鍵是復試，政法新換的校長，好像很提倡接受外校的學生，復試比較開放。
我是北京的，不知道武大的怎麼樣。
❽ 中山大學法學考研的民商法A卷和民商法B卷初試時都要考嗎如果都考那為什麼分為兩張卷子呢謝謝
A卷是法律綜合，就是考的不是民商法的知識（具體的范圍要看中大當年的公告，11年考的是法理學、憲法、民訴、經濟法）；B卷是法律專業，就考民商法的知識*（11年考的是民法、商法、知識產權法）
❾ 法學界有哪些名人多介紹！
1、江平：
中國著名法學家，1930年12月出生，浙江寧波人，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民商法學博士生導師。1948年至1949年就讀於燕京大學新聞系。1951年入莫斯科大學法律系，1956年畢業回國進入北京政法學院（中國政法大學前身）任教。1983年至1990年歷任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校長。是七屆全國人大常委、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1988年至1992年任中國法學會副會長。2001年10月12日，被授予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稱號。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待遇。
江平教授被收入英國劍橋世界名人錄並被收入中國多種版本的著名學者、著名法學家名錄。
2、陳光中
浙江永嘉縣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學研究中心名譽主任。1930年4月23日生，浙江永嘉人。著名法學家、法學教育家，新中國刑事訴訟法學的開拓者和重要的奠基者。1952年7月畢業於北京大學法律系。2001年，被中國政法大學授予終身教授稱號。
曾任中國政法大學校長和中國法學會副會長，現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學研究院名譽院長。
他長期致力於刑事訴訟法學、證據法學、中國司法制度史和國際刑事人權法的研究，為培養法學高級人才，發展訴訟法學特別是刑事訴訟法學，改革和健全中國刑事司法制度，加強刑事司法人權保障，開展國內外訴訟法學交流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3、賀衛方
賀衛方無疑是中國當今法學界最有影響力的法學家之一。1960年7月生，山東省牟平縣人，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1982年畢業於西南政法學院（法學學士），1985年畢業於中國政法大學（法學碩士）。1985年起在中國政法大學任教並主持《比較法研究》季刊編輯工作。1995年調至北京大學法律學系任教。1992年被聘為副教授，1999年被聘為教授。1993年6-7月美國密執安大學、1996年6月-1997年1月哈佛法學院訪問學者。擔任北京大學司法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全國外國法制史學會副會長，中國法學會比較法學研究會副會長等社會職務。
4、王利明
王利明，男，1960年生，湖北仙桃人，中共黨員，新中國第一位民法學博士。現任中國人民大學常務副校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法學學科評議組成員兼召集人，中國法學會副會長，中國法學會民法學研究會會長，九屆、十屆、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九屆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委員，十屆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委員、十一屆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委員、全國人大財經委委員，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教育部全國高等學校法學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2014年1月15日，中國人民大學校黨委原副書記、原副校長（兼）王利明接任常務副校長。
5、梁慧星
1944年1月16日生，四川青神人。中國著名民法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法學研究》雜志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四川大學、西南政法大學、山東大學博士生導師。2008年擔任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主席團成員）、第十一屆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委員。1966年畢業於西南政法學院（現西南政法大學）；1981年畢業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院，獲民法碩士學位。1990年國家人事部授予「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稱號。
曾擔任職務：第十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十屆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委員，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主席團成員），第十一屆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委員。《合同法》起草委員會組長、《物權法》、《侵權法》、《民法通則》起草組核心成員。1990年被國家人事部授予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稱號；1999年起擔任第四屆及第五屆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2003年擔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屆全國委員會委員、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委員，曾任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屆特邀咨詢員、公安部第二屆特邀監督員，山東大學法學院院長等職；2007年擔任中央政治局《物權法》專題講座主講人。主要著作包括：獨著：《民法》、《民法總論》、《中國民法經濟法諸問題研究》、《民法學判例與立法研究》、《民法解釋學》、《裁判的方法》、《法學學位論文寫作方法》等；合著：《合同法》、《經濟法的理論問題》、《民法債權》、《物權法》、《中國物權法研究》、《中國民法典草案附理由》等；主編：《民商法論叢》、《中國民商法專題研究從書》等。
❿ 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之我見!
我個人贊同民商合一，這更符合中國的實際
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之實質探究
摘 要：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之爭其實質是立法模式之爭，「法律部門說」和「法律制度說」都是這一問題的錯誤演繹。「民商完全融合論」、「民商分立論」及「大融合、小分立論」都有其固有的缺陷，在現實立法中難以從理論變為實踐。以民法典之外另立《商事通例》為標志的「民商實質合一、形式適當分立」的三級層次立法體例是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兩種立法模式合作與博弈的結果。
關鍵詞：民商合一；民商分立；立法模式；三級層次
當前，我國正在制訂民法典，全國人大常委會已就法工委提交的民法典草案進行過了一次討論。為制訂一部完善的、理想的民法典，各種意見、主張進行了激烈的爭論與交鋒。其中，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這個20世紀上半期中國學界廣泛關注的問題，在20世紀下半期和21世紀初期再次成為理論界爭論的焦點。在20世紀上半期，由於現代意義上民法典的編篡，人們開始對民法與商法的關系展開爭論。在這場爭論中，出現了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兩種觀點。到了20世紀下半期，人們又重新拾起這個話題，開始了長達數年的爭論。有趣的是，現在人們提出的理由與20世紀上半期學者提出的理由幾乎一致。將這種現象簡單地歸結於中國學術發展的停滯不前似乎有些不妥，但它確實說明在我國有些問題的討論似乎沒有擺脫歷史的局限。在我國民法典出台之前，站在新的歷史高度，對民商的合一與分立這一老話題予以重新探索，作出民商立法模式的理性選擇，對於我國民法的繁榮與商法的勃興都是非常必要的。
一、民法與商法關系的實質
對於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這樣一個問題，盡管我們已經爭論了近一個世紀，但人們似乎並沒有意識到爭論問題的實質是什麼。中華民國時期，為了編纂民法典，人們自然而然地需要考慮西方傳統上屬於商法的內容是否需要容納到民法典中。在這場爭論中，出現了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兩種觀點。討論的結果是，制訂一個傳統意義上的全面的民法，但是，在這個民法典性質的文件中，不包括公司法、票據法以及海商法等內容。隨著民法典的頒布，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的爭論暫時告一段落。這場爭論的起因是為立法者起草民法典提供理想的模式，但在爭論中，人們自然提出並分析了民法與商法的異同問題。現在我國已經開始了民法典的起草，並打算在2010年以前完成民法典的編纂工作。於是，圍繞民法典的制訂，在中國掀起了一場是採用「民商合一」還是「民商分立」立法體制的大討論。一時間，專著論文可謂蔚為大觀。但學者提出的觀點和理由與20世紀上半期學者們的意見並無二致。從歷史的發展來看，20世紀上半期學者們提出的關於民法與商法關系的理論對民法與商法自身的發展並無多大幫助。幾十年來，民商法的這種格局在台灣仍然存在，人們並未因這種所謂的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而大感不便或歡欣鼓舞。可以說，立法者一時的決策決定了台灣現行民商法的體系。因此，我們可以說，長達百年的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之爭實質上是「立法模式」之爭，它是民法與商法實踐的產物，而不是一個理論上的重大問題。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問題逐漸異化。這個傳統的問題已經不僅僅是模式問題，而成了「法律部門問題」，「法律制度問題」。民商法關系的這種變化具有顯著的「中國特色」，因為只有我國的學者對「法律部門」和「法律制度」的分類方式如此熱衷，以致於用學術上的分類方法來代替立法上的模式選擇。有的學者認為，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是民法與商法同屬一個法律部門或分屬於兩個法律部門。而法律部門是什麼呢？就是按照法律規范所調整的社會關系對現行法律規范所作的劃分。由於民法與商法的調整對象不同，所以民法與商法屬於兩個完全不同的法律部門。那麼民法的調整對象是什麼？商法的調整對象是什麼？學術界並沒有一致的看法，因此，是民商合一還是民商分立，目前也不可能有一致的看法。實際上，法律部門是學術界為了研究的方便而對現行法律規范所進行的一種極其含糊的分類。即使同屬於一個法律部門，也未必都放在一個法律文件中，法律文件不等同於法律部門。民法與商法是不是一個法律部門對民商立法沒有多大的指導意義。這種爭論與當初民商合一還是民商分立的爭論沒有直接的聯系。這是典型的「老瓶裝新酒」，將問題的實質進行的替代或更新。很顯然，在討論這個問題時，我們忘記了討論的終極目的，而陷入了「自己製造題目，自己來解答」的怪圈。
所以，將近一個世紀的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的爭論加以分析，我們發現有「立法模式說」，「法律部門說」，「法律制度說」等觀點。爭論的問題實質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問題的起源來看，「立法模式說」更接近真正的問題，是爭論的實質，而「法律部門說」和「法律制度說」則是這一問題的錯誤演繹。
二、我國當前民商立法模式的論爭及評介
對於我國未來民法典的立法模式，學者們展開了廣泛而深入的激烈爭論，形成了「民商完全融合論」，「民商分立論」和「大融合、小分立」三種最具代表性的觀點，筆者試圖從現實立法的角度予以評介。
1.民商完全融合論
我國多數學者持這種立法觀點。他們反對制定商法典或商法總則，主張在私法領域只制定民法典一部基礎性的法律，至於公司、票據、保險、海商等則以單行法的形式加以規定，除此之外，還可以相應的民事、商事特別法輔之。有學者進一步指出，《合同法》的制定，使民法和商法有機結合在一起，提供了民商法完全融合的經典範例。[1]
這種觀點因其合理性而得到了絕大多數民商法學者們的贊同與支持。但是，從現實立法的角度來看，民商完全融合的立法體例卻有其致命的硬傷。其一，全國人大法工委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討論的民法草案除合同法外的其他八篇極少能見到商法的規定，有時連影子也見不到。所謂民商完全融合，法典上卻有民無商。這種做法的結果，必然使人認為法律上只是有民無商而對民商合一產生懷疑，進而反對所謂的民商合一並主張單獨制定商法典。其二，從民法典的立法技術上來講，民法典講求形式的合理性和體系的邏輯性，對諸多商事法律起統率作用的商法一般性規定如商號、商業登記、商業帳簿等內容在民法典中無容身之地，因此民法典無法從綱領上統率諸多商事單行法與特別法，使商事法處於一種群龍無首的混亂狀態。
2.民商分立論
在主張民商分立的學者中，由於對民商關系的看法不同，又可分為兩類。一部分堅持民商分立的學者認為，民法與商法應是兩門完全獨立的部門法，在他們看來「沒有一個現代國家會認為商法是民法特別法的觀點是正確的」，其根據主要在於，他們認為民法與商法不僅在指導思想、價值取向等理念方面具有根本的區別，而且在具體法律制度方面，也是格格不入的。另一部分主張民商分立的學者雖然承認商法是民法的特別法，但仍然認為應在民法典之外另立商法典。這部分學者認為只要我們不能完全否認民法和商法的區別，則當然還應採用民商分立的模式。
事實上在民法典的立法模式上，民法起草工作小組內部的意見是一致的，即繼續堅持民商合一立法體例。[2]從這個意義上說，主張民商分立已經只具有研究上的理論價值，失去了指導現實立法的實踐價值。誠如列寧所言，「理論是灰色的，生活之樹常青」，失去實踐價值的理論是不具有生命力的。從世界立法的歷史來看，這種討論也會隨著法典的頒行嘎然而止。當然，我們並不是否認這種主張的學術意義，相反，應該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
3.大融合、小分立
在民法典立法模式的大討論中，個別學者主張用制訂《民商法律總綱》的辦法，實現民商的大融合、小分立。其建議在我國未來的民商事法律完善工作中，放棄試圖制訂一部大而全的或者完整的民法典或民商法典的設想，轉而立足於我國現有的民商事法律規范樣態，一方面制訂一部在功能上總攬民商事活動基本原則和民商法律通則，類似於現行《民法通則》的法律文件，稱之為《中國民商法律總綱》，另一方面則對於現有的各個單行的民商法律進行加工整理，查漏補缺，分別加以完善，使之相互協調，形成民商單行法的系列，從而建立起一個在《中國民商法律總綱》統率下的以各單行民商事法律為支撐的民商法律網路體系。[3]
這種放棄制訂民法典的民商大合一、小分立的立法主張在總體上承認民商合一的歷史發展趨勢，但認為在實踐中民商還需要適當分立。應該說這是對民商合一立法模式的發展與創新。然而制定民法典已成為受大陸法系熏陶與影響之下的各個國家不約而同的選擇，我國也不例外。在學們者看來，大陸法系的精神即在於以民法為核心的私法體系，民法典則是這種法律精神的象徵，而且它已經演變成為大陸法系存續的一個精神支柱。民法典不僅是一個國家法律文明的象徵，而且已超越法律本身滲入到國民的信仰之中，成為整個社會文明的標尺。在我國，民法典已經正式提交最高立法機構，民法典的制訂已是勢在必行。這種大合一、小分立的立法主張雖然已經不可能由理論變為現實，但對開拓我們視野的啟迪意義卻是巨大的。
三、我國未來民法典中商法規則的設計
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已成為立法者和大多數學者的共識，這已是不可更改的事實。在市場強烈呼喚現行中國的商事立法模式及技術水平的調整和提高的今天，如何在民法典中體現商的含義，尚有可探究之餘地。民商的完全融和論與民商的大融合、小分立的立法主張都有其固有的缺陷，難以在立法上彰顯民法與商法共性與個性相統一的法律品格。因此，在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之中探求第三條道路，是民商合一立法模式之中民法與商法反復合作與博弈後的理性選擇。
1.探求第三條道路的必然性
其一，綜觀我國的立法狀況，商法是在既沒有商法典編篡也沒有商法總則統領的情況下，以單行法聚合形式發展期來的，盡管學者們主張我國民商立法體例上應繼續採用《民法通則》的民商合一模式，但在現行的民法框架中還沒有反應對商法整體原則的抽象與歸納，正在起草的民法典也未給商法未來的發展以切實的關懷。隨著市場經濟向全球化、復雜化方向發展，市場對商法將提出更高、更迫切的要求。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再不能憑著簡陋的商事制度、用民法的基本意識甚至是傳統的倫理道德觀念來解決商事問題。
其二，法典化是民法的形式理性，大凡法典都具有完整性與統一性，民法典更是以其結構的體系化和邏輯的嚴密性而著稱。我國民法典的制訂極其注重外來資源的移植與利用，由此還形成了羅馬式與潘德克吞式之爭。而無論是羅馬式還是潘德克吞式民法典，其編制結構和體系都無法容納如商號、商業登記、商業帳簿、商法的特殊原則等商法的一般原則性規定。商法特有的規則體系使民法和商法完全融合成為不可能。
其三，雖然國外多數採用民商合一立法模式的國家，如瑞士、泰國、義大利等，在法典的制訂上只有民法典，沒有商的體現。但我國特有的社會經濟生活背景決定了我國在立法上決不能照搬照套。我國長期實行計劃經濟或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市場主體缺乏商人氣質和市場觀念，我國急切需要完善統一的商事法律以形成強大的沖擊力，促使市場主體確立全新的現代市場觀念和現代商人意識，快速發展我國的商文化。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不難發現，民商合一立法模式之中的民商完全融合論不符合市場經濟繁榮要求商事法律發達的時代要求，民法典固有的編制體系也使商法內容難以容身。如果一味在民法典之內尋求民商法的形式合一，只會走入法典編纂的死胡同。因此，在民商合一的大框架下探求立法模式的第三條道路，是民法典編纂中處理民法與商法關系的一個無奈選擇。筆者以為，民商法的精神理念的實質合一與形式的適當分立相結合，是一個解決矛盾的不錯選擇。其基本模式包括如下幾個層次：一是學者們普遍認同的觀點，即在私法領域只制定民法典一部基礎性的法律，公司、票據、保險、海商等則以單行法的形式加以規定；二是商法與民法共有的且易於合並立法的制度寓於民法典之中，如公平、平等、誠實信用、合法性等民商法共有的價值取向，商事代理、行紀、居間等制度；三是在民法典之外就民法典無法融合而又對其他商事單行法有著統率作用的商事一般性規定製訂《商事通例》，《商事通例》主要就制訂《通例》的根據、任務、商法特有的基本原則，商號、商業登記、商業帳簿、商事法律淵源等加以規定。由此就構成了民商法的民法典———民事單行法、商事通例———民事特別法、商事特別法的三級層次。
2.三級層次並非民商分立的變臉
民商立法的這樣一個三級層次由於其在民法典之外另立商事通例，必遭諸多詬病，尤其會被以為是民商分立的又一翻版，但筆者以為這種實質民商合一、形式適當分立的立法體例與民商分立是大異其趣的，而非民商分立的變臉。
首先，民法典之外另立商事通例的三級層次在實質上仍屬民商合一。民商合一的實質是將民事生活和整個市場所適用的共同規則和共同制度集中規定於民法典，而將適用於局部市場或個別市場的規則，規定於各個民事特別法。[4]其實，在三級層次的第一個層次即民法典之中，就已經包含了民事生活和市場活動所共同適用的且在立法技術上易於合並立法的規則和制度。民法典在法律地位上仍處於民事基本法的地位，對商事通例等民事單行法、特別法具有統率、指導作用，對商事通例及其輔助性法律的罅漏仍具有補正的功能。通例的制訂，並沒有使調整平等主體關系的規則人為地被分為兩套，並沒有造成民法與商法內容的沖突與矛盾。相反，不同效力層次的民事法律規范構成了一個結構完整、邏輯嚴密、在廣度與深度上能更好調整平等主體關系的法律群落。
其次，在三級層次中民商的適度分立，對民商合一的原有編制體系並無實質改變。主流學者關於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可稱之為兩級結構：民法典———民事特別法。在此種模式下，所有的商事特別法都可以統一適用民法典總則，主體適用民事主體的規定、行為適用民事法律行為的規定。所謂三級層次實際上在兩級結構的之間加入一個統率公司、破產法、海商法等諸多零散商事特別法的總綱，商事特別法在商事通例無明確規定的情況下仍然可以適用民法典的規定。這種三級層次並不是板塊式和拼盤式的結合，而是一種立體滲透的構造，本質上對原有兩級結構的深化與細化，是原有結構失衡下的制度創新。
同時，以商事通例為標志的三級層次符合民法和商法各自的特點，順應了時代呼喚商法復興的要求。由於傳統和計劃因素的雙重影響，我國商法無論在觀念層面還是在制度層面均不發達，制度供給與現實需求之間一直存在緊張關系，現實呼喚商法制度的勃興。三級層次的民商立法體例在民商法律制度中凸現了商事法律制度，對於培育市場主體商人氣質、商法意識具有重大啟迪意義；對於維護商事主體合法利益、保障交易繁榮、安全具有重大制度價值，進而必將導致商法的復興。
這種民商實質合一、形式適當分立的三級層次立法體例是民法與商法的關系、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兩種立法模式合作與博弈的結果，其合理價值在於解決了民商完全融合與民商分立兩種論爭的矛盾與沖突。應該說，這種立法體例是符合我國現實情況的，是解決我國目前商事法律制度短缺的有效率的制度安排。
參考文獻：
[1] 王利明。論中國民法典的體系[A].徐國棟。中國民法典起草思路論戰[C].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
[2] 梁彗星。當前關於民法典編篡的三條思路[A].徐國棟。中國民法典起草思路論戰[C].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
[3] 余能斌，余立力。制定「民商法律總綱」完善民商法律體系[J].武漢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6）。
[4] 梁彗星。商法總論[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