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刑法比較

㈠ 中國英國的刑法與不同

首先,法系不同,中國是大陸法系國家,就是有成文法典的國家,英國是英美法系,是判例法國家,沒有成文法典,英國法院的審判都是依據以前的審判例子做為參考對象的.
其此比較兩者不同就是,關於你<刑法>問題的理解也只能到這個地方了,畢竟英國真的沒有刑法法典,可以說這個問題不具有可比較性,只能大致的做個比較了.
大陸法系：規則明確、系統。規則之間的邏輯關系構成一個概念體系、制度體系，運用容易，但缺點是僵化。當社會生活發展產生新的問題、新的案件時，法律上沒有規定則難以應對。法律表現為缺乏彈性，不夠靈活。
英美法系：沒有制定成文法典，沒有嚴格的概念體系，掌握起來比較困難，對法律的運用要求較高，其優點為靈活。法律規則不是立法機關或議會制定的。而是法官創設的。當社會生活出現新的問題，新型的案件時，法官就可以創設一些規則以適應社會的變化。

㈡ 比較中國和日本刑法典刑法典盜竊罪的異同

比較中國和日本刑法典刑法典之盜竊罪的異同我們中國跟日本可能是不一樣的我們中國比較人性化都是嗯比較講人情人性

㈢ 刑法思想古典學派和近代學派的區別

您好，以下是兩個刑法學派的區別：
1.歷史背景和研究方法
古典學派是啟蒙運動的產物。啟蒙運動是一種理性思維活動，強調個人應當基於理性的自覺，以評價一切社會及政治措施。古典學派即受此思想影響，對當時不合理的刑罰制度進行了抨擊。近代學派的興起，則是受當時自然科學的影響，試圖以科學研究的實證方式，尋求犯罪原因，探求犯罪對策。因此，其實證研究方法與古典學派的哲理思辨有根本不同。
2.方法論
a、古典學派用思辨的方法和演繹的方法進行研究，把啟蒙思想家甚至更早的思想家們提出的理論觀點作為大前提，使用三段論的邏輯思維方法，推論出當時的立法規定和司法實踐的不合理性和非正義性，演繹出自己的結論或觀點；而近代學派則採用實證的方法和歸納的方法，把實際存在的客觀事實作為理論的基礎，從對客觀事實的調查研究中歸納自己的觀點。
b、古典學派主張自由意志論，認為每個人都有自由意志，犯罪行為是個人自願選擇的結果；而近代學派主張決定論，承認一切事物中都有因果決定性，犯罪行為是由一定的因素決定的，而不是存粹的個人自由選擇的結果。
c、古典學派採用犯罪的法律定義；而近代學派並沒有採用法律上對犯罪所下的定義，他們活著創立新的明確的犯罪概念及定義，或者沒有提出明確的犯罪定義，而是比較含糊地使用犯罪一詞，把一切危害社會的行為都包括在犯罪之中。
3.研究重點
古典學派與近代學派在犯罪研究重的側重點也是不同的，具體表現為：
a.古典學派著重研究犯罪行為，而近代學派著重研究犯罪人。
b.古典學派著重研究犯罪行為的法律方面，把犯罪與刑事司法密切聯系起來加以研究。而且，他們研究犯罪行為的重要目的是「公正地」適用法律，達到罪刑相適應；而近代學派著重研究犯罪行為的現象學方面和犯罪產生的原因，研究犯罪的重要目的是查明犯罪規律和犯罪原因，尋求消滅犯罪的方法。
4.犯罪對策
古典學派與近代學派在對犯罪行為提出的對策反面，也有很大差別。古典學派把刑罰最為最重要的減少和消滅犯罪的對策，在怎樣更好對犯罪人使用刑罰，從而醉倒限度地發揮刑法的威懾效果方面做文章；而近代學派則認為，應當對犯罪人進行科學的矯正治療，因而提出了許多科學的處置犯罪人的「刑罰替代措施」。
5.犯罪原因
古典派犯罪學認為，犯罪是犯罪人在自由意志支配下的選擇，因此，理應由行為人承擔全部的責任。近代學派從根本上否認了自由意志的存在，主張把自由意志這一虛假的命題驅逐出犯罪學研究的領域。正如菲利所說的那樣，「當用現代實證研究方法武裝起來的近代心理學否認了自由意志的存在, 並證明人的任何行為均系人格與人所處的環境相互作用的結果時，你還怎樣相信自由意志的存在呢？」在此基礎上，分析實證主義犯罪學家提出了他們關於犯罪原因的看法。龍勃羅梭在分析了大量的人體解剖數據後, 提出了天生犯罪人理論。他認為犯罪是由罪犯的個人基因決定的，而這些基因通過遺傳獲得，因而所謂的犯罪人是天生的。由於其天生犯罪人理論, 龍勃羅梭又被稱為犯罪人類學派的開創者。雖然都否認自由意志的存在, 但是菲利關於犯罪原因的論述明顯區別於龍勃羅梭。在他看來, 犯罪的原因應當包含人類學因素、自然因素以及社會因素。在以上三個因素中, 菲利最為看重的是社會因素, 這是與龍勃羅梭最大的區別點，因此，菲利又被稱為犯罪社會學派。
6.刑罰裁量依據
古典犯罪學派關注的中心是罪犯所犯之罪行，但是對於犯罪人主觀方面，基本不考慮。以往古典犯罪學派理論中，刑罰是以懲罰性為基礎的，這種懲罰性包括報應與威懾兩個方面。希望藉刑罰的懲罰性來達到預防犯罪的目的。而近代犯罪學派對這種懲罰性到底有多大的作用產生了質疑。菲利認為「古典派犯罪學注意的僅僅是刑罰，注意在犯罪發生之後藉助於精神和物質方面的各種恐怖後果來確定鎮壓措施。」近代學派以社會責任論代替道義責任論, 認為既然犯罪是人類學因素、自然因素和社會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所謂的自由意志並不存在, 因此, 犯罪應受懲罰的不是行為，而是行為人，其承擔責任的基礎不是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性, 而是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刑事責任的本質是防衛社會。
7.刑罰方法
雖然古典犯罪學派反對殘酷的刑罰，主張刑罰的人道和寬和，但是在古典犯罪學派的刑罰對策當中，處處透露出一種等價報復的思想，他們希望藉刑罰的威懾性和報復性來實現預防犯罪的目的。近代學派質疑刑罰威懾力的存在, 認為既然引起犯罪的原因是多元的，那麼對於犯罪，絕對不能幻想依靠刑罰措施來應對。事實上，預防犯罪從來就不是刑罰所能解決的問題，這需要大量其他的制裁性措施和替代措施。
8.刑事責任論的差異
古典學派認為，犯罪是自由意志的人違反理性要求的行為，故應負其道義責任。近代學派則認為，人無自由意志，並無道義責任的問題。犯罪人之所以要負刑事責任，是因為其行為已對社會構成威脅或破壞。國家對犯罪人加以制裁。是為了保衛社會。
9.刑罰裁量依據的差異
古典學派認為，在一般情況下，人皆有平等的自由意志，故刑罰適用的輕重應以客觀危害後果為標准。近代學派則認為，刑罰輕重的裁量，應以行為人主觀惡性的大小為標准。不應以行為的結果為標准。
10.刑罰目的論的差異
古典學派認為，因果報應為自然的理性，對犯罪者科以刑罰，是其應受的報應。但應為等價的報應，否則，刑罰超過罪責，即屬於違反公平原則，顯然不符合正義的精神。近代學派則認為刑罰並非對於犯罪的報應，其目的在於對保障公共生活的安全。它一方面教育改善犯罪人，預防其再犯；另一方面，在於儆戒一般公民，使其有所畏懼，不敢觸犯法網。
總體上說，舊派重規范、新派重事實。舊派往往從規范出發，而規范是針對一般人制定的；舊派同時注重對個人自由的保障，在一般性規范適用於具體的人時，為了救濟人情弱點，又要求因人而異地考察個人的知能水平是否適用一般性規范的要求。新派一般從事實出發，認為各個人都是不同的，有的天生具有犯罪的社會危險性，有的則不具有。但同時又注重對社會的防衛，甚至認為，不具有一般人的知能的人都是對社會有害的人，於是，他們又以一般人的標准要求所有的人。
如能給出詳細信息，則可作出更為周詳的回答。

㈣ 古今中外法律有何區別

法律的區別太多了過要回答你是問題 就要寫一本大書因此無法真正回答你的這問題，你說 對嗎

㈤ 中美罪刑法定原則的區別

三、罪刑法定原則的基本內容罪刑法定原則的具體內容分為「形式的側面」與「實質的側面」。(一)形式的側面法律主義、禁止事後法、禁止類推解釋、禁止不定(期)刑，是傳統的罪刑法定原則的內容，被稱為「形式的側面」。形式的側面源於三權分立與心理強制說兩個思想淵源，這兩個思想淵源基本上主張議會至上。雖然「在一個自由的國家裡，每個人都被認為具有自由的精神，都應該由自己來統治自己，所以立法權應該由人民集體享有。然而這在大國是不可能的，在小國也有許多不便，因此人民必須通過他們的代表來做一切他們自己所不能做的事情。」[11]也正因為如此，議會主權、議會至上得以推崇。於是，人們信任立法權，只是不信任司法權與行政權；又由於三權分立以及罪刑由司法權管轄，故罪刑法定原則起先所提出的原則均為形式的側面，旨在限制司法權。即只要法院嚴格執行議會制定的法律，人們的自由就有了保障。這正是形式法治的觀點。形式側面並未過時，相反仍顯重要；而罪刑法定原則的思想淵源不再具有現實意義，故現在支撐形式側面的思想基礎主要是尊重人權主義：要使國民對自己的行為具有預測可能性，必須有事先明文規定的法律，而且不得對法律作類推解釋。1．法律主義罪刑法定主義所要求的法律主義，是指規定犯罪與刑罰的法律必須是成文的法律；法官只能根據成文法律定罪量刑。其具體要求是：規定犯罪與刑罰的法律只能是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故行政規章不能制定刑法；規定犯罪與刑罰的法律必須由本國通用的文字表述；習慣法不得作為刑法的淵源；判例也不得作為刑法的淵源。這幾點密切聯系，雖易於理解，也存在疑問。2．禁止事後法(禁止溯及既往)禁止事後法原則源於法律的本質。法律一方面具有安定的機能，另一方面又具有推動或塑造的機能。即法律在保障社會生活的延續，保障人民的權利和正當期盼的同時，能夠使所建立的秩序與社會演變相適應，甚至在特定意義上來促進這種演變。法律首先是一種裁判規范，但人民透過裁判規范，可以認識其行為規范的一面。國民相信法律規范的真實性，並將其生活計劃置於刑法中，實施法律所允許實施的行為，不實施法律所禁止實施的行為；於是，法律規范起到了指引、促進或者決定人們行為的作用。顯然，法律規范不可能在其付諸生效之前指引、指示人們的行為。如果法律規范溯及既往，人們對法律規范的正當期盼的失落，會導致對法律規范失去信心，進而摧毀法的社會機能。禁止事後法是保障國民自由的要求。因為國民總是根據現行有效的法律計劃和實施自己的行為；在這種情況下，國民之所以是自由的，是因為現行有效的法律可以預見，人們完全可以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自由行事。國民決不可能預見到立法機關在其行為後會制定何種法律，故不可能根據行為後的法律安排現在的行為。如果現在的合法行為，會被將來的法律宣告為非法，進而給予制裁，國民就沒有絲毫自由可言。正因為禁止事後法是為了保障國民自由，所以，禁止事後法只是禁止不利於被告人的溯及既往，如果新法有利於被告人，則可以溯及既往適用新法。更有甚者，在新法處罰較輕或者不處罰的情況下，對原來根據舊法所作的判決也必須改判為較輕的刑罰或者宣告無罪。[23]這是為了使刑罰的處罰范圍降低到最低限度，從而擴大國民的自由。禁止溯及既往既是司法原則，也是立法原則。因為刑法適用上的溯及既往與刑事立法上的溯及既往都會損害國民的預測可能性、侵犯國民自由；即使一般來說，新法優於舊法，但是，在修改舊法、制定新法之前，舊法也是適應當時社會的法律，不可認為新法能適應以往時代的需要。根據預測可能性的原理，下列做法違反禁止事後法的原則：(1)對行為時並未禁止的行為科處刑罰；(2)對行為時雖有法律禁止但並未以刑罰禁止(未規定法定刑)的行為科處刑罰；(3)事後減少犯罪構成要件而增加犯罪可能性；(4)事後提高法定刑；(5)改變刑事證據規則，事後允許以較少或較簡單的證據作為定罪根據。3．禁止類推解釋多數學者認為，禁止類推解釋是罪刑法定原則的一個內容。類推解釋是指，需要判斷的具體事實與法律規定的構成要件基本相似時，將後者的法律效果適用於前者，，形式側面的禁止類推解釋，是禁止一切類推解釋。因為類推解釋導致刑法的規定適用刁：相似的情況，「相似就是客觀事物存在的同與變異矛盾的統一」[24],兩種現象之間只要存在相同之處，人們就可以說它們具有相似性。這樣一來，任何行為都可能與刑法規定的行為相似，都有被科處刑罰的危險。禁止類推解釋既可以由民主主義解釋，也可以由預測可能性解釋。立法機關通過文字表述其立法意圖，因此，在解釋刑法時，只能在立法文字可能具有的含義內進行解釋；同時，由於刑法本身有自己的體系，故在確定文字含義時，應當在維持刑法整體含義的前提下進行解釋。如果可以類推解釋，則意味著成文刑法喪失了意義。刑法通過其文字形成規范從而指引、指示人們的行為；或者說，國民通過刑法用語了解刑法禁止什麼行為。在了解的過程中，國民當然會想到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因此，在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內做出解釋，就不會損害其預測可能性；如果將國民根據刑法用語所預想不到的事項解釋為刑法用語所包含的事項，就超出了國民的預測可能性，從而導致國民實施原本不認為是犯罪的行為卻受到了刑罰處罰。所以，類推解釋的結論，必然導致國民不能預測自己的行為性質後果，要麼造成行為的萎縮，要麼造成國民在不能預見的情況下受刑罰處罰。禁止類推解釋原本只是從形式側面提出的要求，意在禁止對刑法做出任何類推解釋，，但是，如果同時從形式法治與實質法治出發，對類推解釋應當作兩個方面的補充與發展。其一，不僅應禁止類推解釋，而且應禁止一切違反民主主義、違反預測可能性的不合理解釋。因為，一方面，在許多情況下，即使是限制解釋也可能違反罪刑法定原則的思想基礎。另一方面，即使不是類推解釋，而只是擴大解釋，但如果超出了國民的預測可能性，也會違反罪刑法定原則；甚至在應當作限制解釋而不作限制解釋的情況下，也會損害國民的預測可能性。解釋方法無窮無盡，但可以肯定的是，類推解釋從方法上來說，就是應當禁止的，而其他解釋方法只有從解釋理由與結論上才能判斷出是否違反罪刑法定原則。其二，類推解釋的要求經歷了由禁止一切類推解釋到只是禁止不利於被告人的類推解釋的過程。之所以允許有利於被告人的類推，是因為刑法中存在一些有利於被告人的規定；而這些規定因為文字表述以及立法疏漏的緣故，按照其文字含義適用時會造成不公平現象。所以，允許有利於被告人的類推解釋，正是為了克服形式側面的缺陷，實現刑法的正義。一般認為，罪刑法定原則並不禁止擴大解釋，但如何釐定擴大解釋與類推解釋的界限，則是一個難題。從形式上說，擴大解釋所得出的結論，沒有超出刑法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即在刑法文義的「射程」之內進行解釋；而類推解釋所得出的結論，超出了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即在刑法文義的「射程」之外進行解釋。「可能具有的含義」，是指依一般語言用法，或者立法者標準的語言用法，該用語還能夠指稱的意義。[25]，從著重點上說，擴大解釋著眼於刑法規範本身，仍然是對規范的邏輯解釋；類推解釋著眼於刑法規范之外的事實，是對事實的比較。從論理方法上說，擴大解釋是擴張性地劃定刑法的某個概念，使應受處罰的行為包含在該概念中；類推解釋則是認識到某行為不是刑法處罰的對象，而以該行為與刑法規定的相似行為具有同等的惡害性為由，將其作為處罰對象。從實質上而言，擴大解釋的結論在公民預測可能性之內；類推解釋則超出了公民預測可能性的范圍。盡管如此，類推解釋與擴大解釋的界限仍然是不確定的。同一種解釋，有人覺得是類推解釋，有人則認為是擴大解釋。例如，將刑法第259條的「同居」概念，解釋為包括長期通姦或導致嚴重後果的通姦，既可能被人們認定為類推解釋，也可能被人們認定為擴大解釋。即使一些習以為常的解釋，仔細思索後也會發現問題。例如，舊中國與國外刑法都將非法侵入住宅罪的構成要件規定為，「無故侵入他人住宅或者經要求退出但仍不退出」。我國的新舊刑法均只有「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表述，但刑法理論千篇一律地將本罪定義為「未經允許非法進入他人住宅或者經要求退出無故拒不退出的行為」，人們卻習以為常而沒有異議。然而，「侵入」一詞究竟能否包含「不退出」的行為，或者說，上述定義是否類推解釋，還是存在疑問的。不難發現，這里存在解釋者的前理解、一般人的接受程度等問題。盡管類推解釋與擴大解釋的區別還存在難題，但不能因此否認二者的界限，也不能因此否定擴大解釋本身。4．禁止絕對不定(期)刑法定刑必須有特定的刑種與刑度。如果刑法對某種行為沒有規定刑罰，那麼，根據「沒有法定的刑罰就沒有犯罪」(Nullum crimen sine poena legali.)的原則，該行為便不是犯罪。[26]同樣，如果刑法只是規定對某種行為追究刑事責任，但沒有規定特定的刑種與刑度，司法機關因為沒有適用刑罰的標准，事實上也不可能追究刑事責任。所以，不同時代的刑法通常都對犯罪規定了特定的刑種與刑度。所不同的是，在一段時間內，西方一些國家的刑法(如1791年的《法國刑法典》)規定了絕對確定的法定刑，使法官沒有裁量的餘地。從表面上看，刑法規定絕對確定的法定刑，有利於保障人權。但事實上，任何一種具體的犯罪都可能具有不同的情節、不同的危害程度以及不同的人身危險性，而絕對確定的法定刑只能以該種犯罪的平均程度的危害性為根據予以確定，故反而侵害那些情節輕微、人身危險性較輕的部分犯罪人的自由。所以，現代各國的刑法都規定了相對確定的法定刑。由於刑法規定了相對確定的法定刑，法官不僅應當以相對確定刑為依據裁量刑罰，而且必須做出具體的裁量，即必須宣告具體的刑罰，而不能宣告不定期刑。相對確定的法定刑，一方面限制了法官自由裁量的權力，另一方面也有利於實現罪刑的均衡，因而符合法治的要求

㈥ 中國刑法和日本刑法有什麼異同

中國刑法與日本刑法相比，至少在傳統上是大不相同的。但是，1997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有體系地進行了重新編纂，分為第一編總則與第二編分則，總則又包括第一章「刑法的任務、基本原則和適用范圍」、第二章「犯罪」、第三章「刑罰」、第四章「刑罰的具體運用」；在刑法的基本原則方面，還規定了罪刑法定主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相適應這些近代刑法的根本原則，這一點又與日本刑法典的體系以及日本刑法學的發展方向存在諸多相通之處。同時，中國刑法還把諸如單位犯罪、犯罪集團、量刑標准等寫入了刑法典，日本刑法對此也一直在努力但始終未能實現。中國終於制定出了具有前瞻性的大刑法典。以上這些就是我的直觀印象。
尤其是，中國刑法典第3條規定「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刑；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刑。」，從正面肯定了罪刑法定主義，我認為這一點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但如何把罪刑法定主義原則與具體的犯罪構成要件聯系起來，也就是如何使有關犯罪成立的第1編第2章「犯罪」體系化，還是一個問題。在日本，對於如何在罪刑法定主義的基礎上構建刑法體系，也展開了實質性的辯論，這一點在後面還將談到。在此想就與這一問題密切相關的第1編第2章第3節「共同犯罪」這一點，就日本學界對於數人參與犯罪這種情況所研究的幾個有關罪刑法定主義的問題作些介紹，進而從正犯與共犯的區別這一角度來做些探討。
正如前面所談到的一樣，在正面確定罪刑法定主義之後，首要的問題就是犯罪論，也就是如何使得犯罪的成立要件體系化的問題。首先，想就這一點談談我個人的觀點。
例如，中國刑法典第232條規定「故意殺人的，處死刑、無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一般認為該規定還有這樣一層含義，即「只要不是故意殺人，法官就不得適用殺人罪」，以及法官不得就殺人罪判處「死刑、無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的其他刑罰，在此層面上，就可以理解為該條也規定了裁判規范，即對法官作了命令•禁止性的規定。把握這一點，進而認為刑法具有作為裁判規范的特性的觀點在日本很有影響。
然而，在作為裁判規范發揮效用之前，刑法首先具有行為規范的功能，也就是對於一般國民而言，刑法是規定「不得殺人」的命令•禁止性規范，這也是我在犯罪論問題上的基本觀點。至於犯罪是否成立，首先應該從該行為是否符合刑法的命令•禁止性行為模式，即根據是否符合刑法所規定的構成要件來認定。我認為，某一行為是否構成犯罪，在對其進行是否應予以處罰這一實質性判斷之前，首先應該優先考慮的是形式性判斷，即該行為是否符合刑法所預先規定的命令•禁止性行為模式，只有在確定該行為是構成要件該當行為之後，才能再作實質性判斷。否則，就有可能對即便不是刑法所預先規定的行為，但仍以該行為性質惡劣、應予以處罰為由而認定為犯罪。只要是以罪刑法定主義為原則，就應以構成要件該當性作為犯罪成立的第一性的要件。對於構成要件該當行為，還應再作該行為是真正應予以處罰的有害性違法行為，亦或是刑法上有必要追究責任的有資性行為這種實質性判斷。這就是我的犯罪論觀點，我把它命名為「形式性犯罪論」。
與此相反，還有一種觀點在日本也很有影響，我稱其為「實質性犯罪論」。該觀點把刑法首先作為裁判規范來把握，認為構成要件作為犯罪成立要件並不一定重要，充其量也僅僅是法官選擇值得處罰的行為時的一個標准而已。形式性犯罪論與實質性犯罪論之間的對立在日本一直存在，尤其是近10年，圍繞罪刑法定主義的爭論益發尖銳，就如同以前的新派與舊派之間的對立一樣。具體而言，我與東京都立大學的前田雅英教授就進行了廣泛的辯論。我從赴日留學的研究人員處了解到，中國似乎也存在這種對立。
以構成要件為中心的犯罪論，用「三分法」對犯罪的一般成立要件進行了系統化，即將其分為構成要件、違法性以及責任這三個部分。按照其理論，某種行為要構成犯罪，首先必須是該行為符合構成要件。實施該行為，通常有發生有害結果的危險，構成要件正是把這種性質惡劣的行為予以歸類成型。例如，中國刑法典第232條就對「故意殺人的」這種行為，以法條的形式作了明文規定，違法且有責之行為一旦符合構成要件，原則上就應該認定為犯罪。因此，在訴訟程序上，檢察官只要對是符合構成要件的事實這一點作出立證，原則上即已足夠。然而，具有第20條的正當防衛與第21條的緊急避險的事由時，則例外地認定其得以阻卻違法性，不構成犯罪。還有，對於未滿14周歲或有精神障礙的無責任能力人，即便能夠認定其存在故意，也作為例外情況，認定其得以阻卻責任，不構成犯罪。這種肯定犯罪成立要件的觀點就是所謂「三分說」體系。
形式性犯罪論認為，對於判定是否構成犯罪，確定構成要件至關重要。正如前述，構成要件把存在形式多種多樣的具有有害性、違法性、有責性的行為予以類型化，並以刑法條文的形式確定了下來。法律條文的內容可以通過解釋而加以明確，形式性犯罪論的作法就是避開該行為是否有害而應予以處罰這一點，而首先從構成要件的用語本身去推導其內容。當然，用語本身的含義也並不一定是單一的。例如，對「腦死亡是否意味著人的死亡」這一點，在日本就見解不一。我認為，即便「腦死體」作為人的生命體還存在保存的價值，但也不能因此就認定「腦死體」不是「死體」。總之，對此應該按照社會一般觀念或社會常識去判斷。
形式性犯罪論還認為，由於刑法在規定構成要件之時，是使用社會一般人的語言而使之條文化的，因此，即便是對於條文的解釋，也只能以當時的社會一般觀念或社會常識為標准。這也就要求刑事審判人員應該加強自身修養，經常了解、並力圖發現何為行為當時以及現在的社會常識、社會一般觀念。以上述內容作為本文的基礎，下面進入探討的問題。

二、問題之所在

1．區別正犯與共犯的意義
上面談到了我本人的犯罪論觀點，它要求必須是以符合構成要件的行為為基軸去認定犯罪。無論行為如何有害且性質惡劣，只要其事實不符合構成要件，就不能作為刑法意義上的對象來認定。換言之，只要沒有出現符合構成要件的事實或行為，就不會產生犯罪的問題。在日本，把符合構成要件的行為稱為「實行行為」，把親自實施實行行為者稱為「正犯」。「正犯」這一用語由德國的「行為者性」演變而來，「正犯」是與教唆犯、從犯，也就是與共犯相對應的概念，它被作為刑法條文用語而用在日本刑法典的第60條、第61條、第62條中。
我個人認為，這一點與中國刑法典中的「共同犯罪」有很大不同。在我看來，中國刑法典中的「共同犯罪」主要分為主犯與從犯，只要能確定某種犯罪是在二人以上參與之下所實施，就可認定為是共同犯罪。並且，按照行為人在犯罪中所起的不同作用，參與者又分為主犯與從犯。主犯對全部犯罪行為承擔罪責；而對於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輔助作用的從犯，則應當從輕、減輕或者免除所成立之罪的法定刑。
使本無犯意者產生犯意並實施犯罪的，也構成共同犯罪；按照其所起作用，分別作為主犯或者從犯來處罰。中國刑法典第29條第2款規定了獨立教唆罪，這一點尤其值得注意。
中國刑法典在規定對共同犯罪的處罰時，按照行為人在其所參與的共同犯罪中所起的實質性作用，而分別作為主犯或者從犯來處罰，因此，中國刑法中的主犯與從犯可能分別相當於日本刑法中的正犯與從犯。但中國刑法按照「教唆」犯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分為主犯與從犯，並且還規定了獨立教唆罪，因此，盡管與日本刑法中的「教唆」名稱相同，但其實質內容卻是大相徑庭。
日本刑法典在第60條規定了相當於中國刑法中的主犯的共同正犯，即「二人以上共同實行犯罪的，都是正犯。」，即只要不是「二人以上共同實行犯罪」，就不能成立正犯。這是基於「犯罪只是在自己實施構成要件該當行為即實行行為時下才成立」這一觀點而形成的。因此，由是否在共同犯罪中起重要作用這一實質性要素所引導出的中國刑法中的「主犯」，在犯罪成立方面並不重要，這是因為根本的問題就在於能否認定其共同實施了實行行為。如此，只要不存在正犯即實行行為，就不成立犯罪。從這一意義上而言，「正犯」在日本刑法中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所以，「實行行為比其他任何要件都要重要得多」，甚至認為日本刑法是以此為前提而構建，亦不為過。
上面這種觀點也貫穿於教唆犯和從犯。刑法第61條把教唆犯規定為「教唆他人並使之實行犯罪的」，因此，沒有「實行行為」則教唆犯不成立；第62條把從犯規定為「幫助正犯者」，因此，從犯以正犯的存在為前提。這些立法都是以罪刑法定主義的構成要件觀念為基礎，對此，毋庸贅述。
今天所要探討的正犯與共犯的區別問題也與此相關。正如前述，我拜讀了中國刑法典中有關「共同犯罪」的規定，但從中未找到正犯與共犯的觀念，因而只能認為主犯、從犯的區別就在於各自在共同犯罪所起的作用的不同。換言之，區別主犯、從犯及教唆犯，並不是以是否共同實施了實行行為為標准，而是根據其對於完成共同犯罪所起的實質性作用。這與其說是犯罪成立上的區別，倒不如說僅僅是處罰上的區別而已，想必作如此認識也未嘗不可。
日本刑法把共犯分為共同正犯、教唆犯、幫助犯（從犯），這是從犯罪的成立這一角度出發所作的規定。共同正犯與教唆犯、幫助犯的區別，以及教唆犯與間接正犯的區別，長期以來一直是學界爭論的焦點，時至今日，激烈的爭論也未停止。究其原因，無外乎是以罪刑法定主義的觀點為基礎而產生，也就是，只要首先存在實施了實行行為的正犯，才會構成犯罪，對行為人予以處罰也是以實行行為的存在為前提，因此，只有對該實行行為施加了影響才會構成犯罪。
2．學說的展開
下面就迄今為止日本學者如何區別正犯與共犯這一點，扼要地作些介紹。
以前，主觀說占據主導地位。主觀說認為，以意欲完成自己的犯罪而實施行為的為正犯，以意欲加擔他人的犯罪而實施行為的為共犯。其後相繼出現了其他學說。客觀說認為，對結果施以原因者為正犯，對結果僅僅施以條件者為共犯。限制性正犯概念說認為，以自己之手實施實行行為者為正犯，其他即便是把他人作為工具而利用的，也只是共犯。與限制性正犯概念說相對應，擴張性正犯概念說主張，凡對構成要件的實現施以條件者，均為正犯。行為支配說也很有影響，該學說認為，由於正犯的本質就在於按照自己的意思完成犯罪，因此，利用他人按照自己的意思而完成了犯罪的，亦為正犯。
3．形式說
形式性犯罪論以構成要件為基軸來構建自己的犯罪論體系，這一點通過上面的討論已很清楚。按照形式性犯罪論的觀點，認為「自己實施符合構成要件行為的，為正犯。」的形式說要更為妥當。所謂自己實施，也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實施，因此，這並不意味著一定要用自己的手去實施，因此，凡用自己的手去實施者為直接正犯，凡把他人作為工具加以利用而實施者，則為間接正犯。
與此相反，共犯則是自己不親手實施構成要件該當行為，而是通過教唆正犯、幫助正犯來參與，也就是，通過正犯的實行行為而參與完成犯罪。從此意義上說，要構成作為共犯的教唆犯、幫助犯，就必須存在自己實施實行行為者，即必須有正犯存在。從共犯以正犯的實行行為為前提這一點上看，也可以說共犯從屬於正犯。這一點與中國刑法典第29條第2款規定的獨立教唆罪，也就是與處罰教唆的未遂的規定是不一致的。
中國刑法典第27條第1款規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輔助作用的，是從犯」，第2款還規定了刑罰的必要性減輕，這與日本對幫助犯的處理是相同的。對此，當然可以想見中國刑法中的從犯也是以正犯的存在為前提。基於此，我認為中國刑法也有不處罰從犯的未遂這一立法價值取向，各位以為如何呢？如確實如此，把教唆犯從正犯之中獨立出來進行處罰，而把從犯隸屬於正犯進行處罰的作法，難免不讓人感到有欠連貫性。
三、共犯的處罰根據

1．學說的展開
想必已經清楚，中國刑法典中的「共同犯罪」就相當於日本刑法典總則第11章的「共犯」。在以「二人以上參與，其中至少一人實施實行行為而實現了犯罪」作為要件這一點上二者是相同的。所不同的是，中國刑法典第29條第2款規定處罰教唆的未遂即規定了獨立教唆罪。在日本，為了解釋現行法律，共犯獨立說也曾影響甚廣，該學說就主張對於教唆、幫助等共犯的處罰，應當獨立於正犯。
就為何有必要處罰共犯即共犯的處罰根據這一問題，長期以來爭論不休，當前以「惹起說」影響最廣。「惹起說」認為，根據就在於共犯對他人的行為實施了加擔行為，進而惹起了法益受侵害這一結果的發生。由於刑法是以防止法益受侵害為目的，因此，把共犯所實施的對他人的法益侵害行為的加擔行為本身作為處罰的根據，也就理所當然了。
2．共犯的處罰根據
問題就在於，某些行為對於結果的發生僅僅是施加了原因，對此行為進行處罰是否妥當。例如，教唆殺人的行為，盡管可以成為殺害他人的原因，但僅有教唆行為，還不太可能出現讓他人現實死亡的危險。對此，倒不如說應該以讓對方實施了刑法所預先規定的殺人的實行行為為必要。也就是，從罪刑法定主義的要求出發，只要沒有現實地實施構成要件該當行為，就不得處罰幕後人。
我認為，通過正犯的實行行為而產生了法益受侵害的結果，這才是共犯的處罰根據。

四、共犯的本質及其從屬性

1．是犯罪的共同還是行為的共同？
在共犯或者共同犯罪的情況下，應以何種共同內容為必要這一問題，其結論是不言自明的。日本刑法界曾一度認為應該以共同實現了諸如殺人或盜竊等特定的犯罪為必要，這就是所謂的「犯罪共同說」。但考慮到犯罪的本質部分是實行行為，相較共同實現特定的犯罪，我認為實行行為更為重要。例如一方是殺人罪，另一方是傷害罪，盡管分別是以實現不同的犯罪為目的，但二者的實行行為都是以對他人的身體施以危害行為為內容，二者在這一點上存在重合部分。我認為，在此重合限度之內把二者作為共同正犯處理也未嘗不可。我稱其為「部分性犯罪共同說」。這也適合於中國刑法典第25條所規定的「共同犯罪」。例如，在主犯以傷害為目的，結果卻成立殺人罪的情況下，我認為，就主犯而言，應以傷害罪為限而作為共同犯罪來處罰。
2．共犯獨立性說與共犯從屬性說
在共同實施不同犯罪的實行行為的情況下，就每個犯罪而言，分別構成共同正犯或者共同犯罪。例如，教唆實施中國刑法典第264條規定的盜竊行為，但被教唆者卻實施了第263條規定的搶劫行為，那麼，作為共同犯罪成立搶劫罪，而教唆行為則構成盜竊罪的教唆犯。在這種情況下，雖然盜竊罪與搶劫罪是不同的犯罪，但在把他人的財物不法佔為己有這一點上，二者的實行行為存在重合。教唆犯因重合行為，也就是從屬於盜竊的實行行為而成立。在此情況下，共犯並不從屬於正犯的罪名，而是從屬於實行行為，這稱為共犯的實行從屬性。
只要沒有現實地實施違反刑法所預先規定的禁止•命令的行為，就不應出現刑法處罰的問題。根據罪刑法定原則，只要沒有現實地實施實行行為，就不得對教唆行為與幫助行為本身進行處罰。總之，共犯獨立性說並不妥當。

五、共同正犯與教唆犯•幫助犯

1．共同正犯是否是共犯
日本刑法典第60條規定「二人以上共同實行犯罪的，都是正犯」。由於正犯是自己實施實行行為者，所以，共同正犯當然也是正犯。凡二人以上分別實施實行行為的，則都已經是正犯，那麼，第60條並不一定再有必要去作所謂「都是正犯」的規定。也就是說，第60條很清楚地包含有這樣一個立法趣旨，即盡管本來不能稱之為正犯，但仍與「正犯」作相同的處理。因此，在甲乙二人均抱有殺害丙的目的，且各帶凶器並擺開了架勢的情況下，即便丙只是因甲的一擊行為而死亡，二者也都應該對此負殺人罪罪責。雖然乙本來只是共犯，但如果二人以上的行為人結為一體實施行為，則使得結果的實現變得更為容易，也便產生了與正犯同等程度的危險性。在此意義上，其與利用他人的實行行為而完成犯罪的正犯即教唆犯、幫助犯有所不同。共同正犯處於正犯與共犯中間的位置，因而法律作了「都是正犯」這一規定。
2．實行共同正犯與共謀共同正犯
二人以上結為一體，相互利用相互幫助而實現犯罪的，都是共同正犯。如此，則存在即便行為人不在犯罪現場也可以構成正犯的共謀共同正犯。所謂共謀共同正犯，是指二人以上相互謀議實施犯罪，並由其中一部分人實現了謀議所決定的計劃，從而認定全體共謀者成立共同正犯的情況。反對共謀共同正犯的觀點曾一度占據主導地位，但判例很早便肯定了共謀共同正犯的存在，學界現在也基本上不再存在異議。
盡管如此，對於二人以上的行為人在現場結為一體實施行為的情況，以及雖經相互謀議卻只有一部分人實施犯罪行為的情況，在要件上仍有必要加以區別。對此，我主張應該區分為實行共同正犯與共謀共同正犯，也有判例支持這種觀點。在實行共同正犯的情況下，只要行為人對共同實施犯罪這一點有理解即已足夠，並無把共謀的事實作為要件的必要；而共謀共同正犯則是基於共謀的事實而產生相互利用相互補充進而實施行為的關系，因此，「共謀的事實」便尤為重要。
對於中國刑法中的共同犯罪，當然也可以認為包含著共謀共同正犯。第26條第1款所規定的犯罪集團與主犯、第2款所規定的犯罪組織以及第3款所規定的首要分子都是日本刑法中所沒有的概念。但實際上如果有了這些概念，既可以對各個共謀者的性質及其作用予以細分，更可以對量刑予以定型，因而對於解釋日本刑法也是大有裨益的。但要區分犯罪成立意義上的主犯與從犯，實際上卻非常困難，因而也就容易使得二者的區別隨意化，這也便有違反罪刑法定主義之嫌。
3．共謀共同正犯與教唆犯•幫助犯
由於中國刑法採取的是「凡二人以上共同故意參與犯罪，均認定為共同犯罪」這一原則，所以我感覺中國並沒有對共同正犯與教唆犯•從犯的區別問題展開特別深入的研究。確實，對於從犯、教唆犯，都是按照它們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而加以處罰，這也容易讓人認為沒有必要進行特別的研究。但第27條又規定可以減免從犯的刑罰，因此，界定作為其要件的「次要或者輔助作用」的含義就尤顯重要；再者，主犯與從犯的區別既然在量刑上也有體現，因此就很有必要對此確定一個明確的標准。
在日本刑法中，由於教唆犯與幫助犯並不是正犯，所以，情節方面暫且不論，至少對於其行為本身是按照輕於正犯的犯罪來處罰的。與中國刑法一樣，日本刑法規定對教唆犯處正犯之法定刑，因而也有觀點認為區別教唆犯與正犯並無實質性意義。如上所述，按照通常的理解，教唆犯與幫助犯都是共犯，都是輕於正犯的犯罪，對它們的處罰都具有例外處罰的性質。在教唆犯的情況下，行為人使本無犯意者產生犯意，但仍然要以按照被教唆者自己的意思實施犯罪為必要；與此相對，區別共謀共同正犯與幫助犯則要困難得多。認為應該以犯罪所產生的利益為誰所有這一實質性觀念去區別二者的見解，在學界占據主導地位，判例的作法也近似如此。但我認為，仍然應該以是否可以認定存在相互利用、相互幫助這種關系為標准來進行判斷。

六、正犯與共犯的區別

1．正犯的形態
至此，以構成要件在刑法體系中最為重要這一點作為前提，並以符合構成要件的行為為實行行為、自己親自實施實行行為者為正犯這一點作為基軸，探討了幾個與正犯和共犯相關連的問題，作為以上內容的歸納，再次想就正犯與共犯的區別作些整理。
所謂正犯，是指親自實施構成要件該當行為，也就是親自實施實行行為者。在通常情況下，實行行為都是用自己的手，藉助工具而實施，這稱為直接正犯。毫無疑問，不藉助工具而利用他人實現犯罪的情況也屢見不鮮，這種情況是把他人作為工具來利用，從而完成犯罪。對此，在有「他人介入」這一意義上，可稱之為間接正犯。
教唆犯的情況與間接正犯非常相似，在利用他人而完成犯罪這一點上二者是相同的。教唆犯的特徵體現在使被教唆者產生犯罪意思即故意這一點上，因此，利用者是以被教唆者的犯罪意思或者故意為媒介而得以利用他人的。正因為是以被教唆者的意思為媒介，就不能完全按照行為者的意思來利用。從此意義上看，教唆行為雖然也是危險行為，但其程度並未達到實行行為所具有的可以使結果發生的現實危險性，因此，對教唆行為予以獨立處罰，並無必要。
2．教唆犯與間接正犯的區別
在利用他人完成犯罪的情況下，問題點往往是如何區別教唆犯與間接正犯。間接正犯是利用被利用者，並使其按照利用者的意思去完成犯罪；而教唆犯則是使得他人產生犯意，並利用他人的犯意來完成犯罪。二者的根本性區別就在於，是否以他人的犯罪意思為媒介。因此，即便被利用者有自己本身的犯罪故意，但只要能夠認定是按照利用者的意思完成了犯罪，就構成間接正犯。
3．共謀共同正犯與教唆犯、幫助犯
所謂共謀共同正犯，是指二人以上通過共謀，建立一種相互利用相互補充的關系，從而完成犯罪的情況。在共謀者中，當然包括具有主犯格的行為者。但對犯罪的成立而言，是否是二人以上結為一體而實施實行行為則尤顯重要。是否是主犯，這在犯罪情節方面是重要的要素，在犯罪的成立方面則並不重要。
即便不在犯罪現場也可以成立共謀共同正犯，如何把它與不用實施實行行為就可成立的教唆犯、從犯加以區別，常常是研究中的難點。我認為，唯一的判斷標准就是社會一般觀念，看根據社會一般觀念，是否能夠認定為是二人以上結為一體實施了實行行為。

七、結 語

以上走馬觀花似地探討了正犯與共犯的區別問題。作為上述內容的結論，我認為，中國的「共同犯罪」的概念就相當於日本的「共犯」。對於相當於主犯的正犯，以及從犯、教唆犯，中日二國刑法均分別作了規定，從中也可以找出它們的共通之處，因而，二國間開展共同研究也完全可行。但二者之間同時也存在很大的差異，這是不爭的事實。
產生這種差異的根本原因就在於，中國關於共同犯罪的規定中並沒有實行行為即「正犯」這一概念。我個人認為，為了更能在共犯理論中體現罪刑法定主義原則，很有必要引入正犯的概念，不知諸位以為如何。

該文是大谷實教授於2002年6月10日至13日訪問武漢大學時，在法學院所作演講的內容，本文在發表時做了適當的刪改。
日本國學校法人同志社總長、同志社大學法學部教授。
【作者介紹】武漢大學法學院碩士研究生
注釋與參考文獻
在此作者對兩國規定的比較認識有誤，根據我國刑法的規定，我國理論上認為「起次要作用的」從犯，實施的是實行行為，只是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是次要的，所以，也包括在日本刑法規定「正犯」的概念之中，並不完全等同於其刑法規定實施幫助行為（非實行行為）「從犯」的概念（編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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㈧ 是美國的刑法高...還是中國的刑法高.

美國法律屬於「英美法系」即「案例法」，而中國法律屬於「大陸法系」即「成文法」。兩者屬於不同的法律體系，在具體實施中也有很大的差異。

美國法律是以聯邦法律為框架，在不違背聯邦精神和法律的前提下，由各州政府自行制訂本州的具體法律內容；在司法審判中，法院會根據法律的具體規定並結合以前審結的案例，對違法者作出最終裁定；美國法律覆蓋面廣，具體執行比較細化，也比較普及，人們會在不知不覺中因涉嫌違法而接到傳票；美國法律基本廢止死刑，但對極少數犯有嚴重罪行的罪犯例外（如分裂國家、嚴重危害國家安全和公眾安全等嚴重罪行）。

中國法律是「成文法」，即通過制訂完善的法律條文，對整個社會進行有效管理和約束。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擁有最高立法權，所制訂的法律具有全國性的法律效力。中國法律體系是以中央立法為基礎，由地方人大和政府制訂各地法律法規進行完善和補充。中國法律覆蓋面雖廣，但具體執行上則較為寬松，加之法律成本過高、群眾法律意識不夠以及所謂的「法律人性化」，這些都造成了法律普及力度的不足。中國法律保留了對犯有嚴重罪行的罪犯實施死刑的條文，但在目前的具體執行中也逐漸出現弱化的趨勢。

總體說來，中國法律在規范性和約束性方面要優於美國法律，但在普及性和實際約束力方面不及美國。在量刑方面，針對輕微犯罪行為的法律處罰力度，中國不及美國；針對一般犯罪行為的量刑標准，目前中國與美國相差不大；而針對嚴重犯罪行為的量刑標准，中國要高於美國。

㈨ 外國最殘忍的刑法

最討厭的就是你們這種復制一大堆的人~~人家問的是外國最殘忍的刑法~~~~`~我覺得是鐵處女~
致命的擁抱：鐵處女（Iron Maiden）

翻開拷問史，在眾多關於拷問器具的記載當中，以人體形狀為模型製作的器具最多。這種器具往往都有左右對開的兩扇門，門裡面裝置有尖銳的釘子，一關上門，裡面的人就會體會到鐵釘刺穿身體的疼痛。在這類刑具中最為有名、而且不得不提的就是德國的「紐倫堡鐵處女」。

讓人意外的是，這種怪異的處刑工具竟然擁有相當久遠的歷史。最早的記載是一名公元前二零五年至一九四年，統治斯巴達的暴君那比斯（Nabis）。他經常會說：「如果我無法說服你，或許我美麗的愛琵加（Apega）可以。」然後，這個倒霉的傢伙就會被領到一個以暴君美麗妻子為外型的雕像面前，雕像的雙臂上有尖利的刀刃，受刑者就會在這致命的擁抱中被殺死。

接著，西班牙人為了拷問那些不願意改信天主教的異教徒，也研發出了類似的工具來。這具雕像通常是由僧侶所雕刻，外面會披上薄紗，手中則拿著象徵信仰的旗幟，外型則是代表著聖母瑪麗亞。由於大多數的拷問室都在地窖中，受刑的異教徒必須走過一段長長的陰森、黑暗、潮濕的走廊之後，才會看到這個恐怖的刑具。行刑者會大聲的念誦一段句子，其意為即使你是異教徒，聖母依舊願意擁抱你。然後，裝有尖刺的雙臂同樣會收攏，讓受刑人的上身被刺穿。在這樣的狀況下，行刑人會繼續審問犯人，要求他認罪，否則就會繼續收攏雕像的手臂。

起初這種刑具只用來懲罰叛教或是污辱聖人的犯人，但稍後它也被用來當作處罰叛國和圖謀不軌的刑罰。在這之中最有名的就是德國紐倫堡的鐵處女了！至今大部分的鐵處女外型都是仿造這台原型機所創造的，唯一可惜的是在同盟國一九四四年二次世界大戰轟炸德國時將它毀掉了，因此目前並沒有保留下來。德國人的手藝果然是最精巧，整個刑具可說是當時工藝的結晶！

由於史書中對該種裝置的使用情況記載得不是很多，所以很難判斷這種刑具的存在是傳說還是事實。因為關於拷問的史料文獻都是以19世紀的研究為基礎，而當時的研究受浪漫主義思想和民間傳聞的影響較深。而有關「鐵處女」使用的記載很少，從1515年8月15日第一次使用該裝置起，只有幾十年的時間。當天，法官把受刑者關入「鐵處女」中，門只是「稍稍」地關了一下：「釘子尖銳的前端慢慢刺入了那男子的身體，先是手腕，然後是腳等其它幾個地方，接著是小腹、胸、膀胱和局部肌肉，接下來是眼睛、肩膀和臀部。看上去雖然很疼，但還不至於立刻要了犯人的命。這期間那男子不停地發出凄慘的叫聲，顯然他非常痛苦，就這樣連續哀號了兩天他才死去。」根據這篇文章的記載，恐怕當時的「鐵處女」內側各個地方都裝有鐵釘，靠改變釘刺的不同部位進行拷問，而且鐵釘還是可以活動的，尤其是會引起劇烈疼痛的地方和靠近致命處的鐵釘是可活動的，執行人故意把這些地方的鐵釘稍稍向外拔了一點，這樣可以延長受刑人的痛苦。

18世紀後，紐倫堡逐漸取消了審訊時實行拷問制度的習慣，在1784年出版的旅遊指南中，明確記載有「『鐵處女』這一可憎的、令人戰栗的拷問器具，成為了弗雷德利克_巴爾巴羅薩時代的古董」的字樣。雖然該書把時代弄錯了將近400年（弗雷德利克_巴爾巴羅薩時代比中世紀還要久遠），但由此我們也可以知道當時的「鐵處女」已經成為博物館中的收藏品了。

鐵處女的外表像個人型棺材，內側各個地方都裝有可活動鐵釘，靠改變釘刺的不同部位進行拷問。尤其是會引起劇烈疼痛的地方和靠近致命處的鐵釘是可活動的。執行人故意把這些地方的鐵釘稍稍向外拔了一點，這樣可以延長受刑人的痛苦。該刑具有四個基本特徵，這四個基本特徵也充分顯示了其非人道的特點。
一，若從小孔向裡面釘入長釘會把受刑者的身體打通。為了增加受刑者的痛苦，還特地避開了受刑者的致命要害。由於該刑具是垂直放立的，因而受刑者在桶棺內完全是被鐵釘懸掛起來的。
二，桶棺內的空間極其狹窄，這會不斷地帶給受刑者的肉體和精神上的痛苦。
三，這種刑具雖然四面也有對開的門，但即使把所有的門都打開，受刑者也跑不掉。
四，該刑具的桶壁做得很厚，不開門的話在外面是聽不到受刑者的呻吟聲和慘叫聲的。而且假如中途把門打開，再關上時，鐵針還會刺入受刑者身上同樣的傷口之中，因此根本不要奢望能夠減輕臨死前的痛苦。

如果只有這樣，德國其實也不配被稱作世界工藝技術最先進的國家。在經過剛剛的一番折騰之後，很顯然鐵處女內部已經一片狼藉，要把屍體處理掉就成了很惡心的一件事情了。但是，德國人在鐵處女底下安置了一整條垂直的地道，行刑者只需啟動機關，打開暗門，屍體就會直直落下。在地道的盡頭則是一連串轉動的刀刃，結合上屍體從高處落下的沖擊和銳利的刀刃，這倒霉傢伙的屍體就會被切成碎片，正好落入紐倫堡中的培革尼茲河，最後流入萊茵河中。行刑者最後只需要把血水沖入隧道中就可以保持乾爽清潔。
取自http://ke..com/view/874666.html?wtp=tt

㈩ 中國刑法同世界各國的刑法相比較，是不是太重了

不會，我國的刑法是我國的現實情況和國情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