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刑法史
㈠ 文景時期的刑罰制度改革對未來封建法制的刑罰制度的有什麼影響
西漢文帝廢除肉刑一事，作為中國刑罰史上著名的改革舉措而引人矚目。前人和今人的評價很多，而在成為一門學科之後的中國法制史的研究中，各種評價基本對文帝改革刑制持肯定態度。本文作者和諸位學者在這一方面是完全一致的。現在提出再評價，只是考慮到，由於文獻記載不足，有些問題尚未得到適當的解釋；有些評價其本身則也需要評價；還有對一些學者的卓見雖然十分敬佩，但覺得似還可以再深入一些分析並予以補充。不過需要說明的是，求新免不了出現失誤，深析也並不能保證正確，本文不過是想提供一種思路，以期在學術界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一、對斬右止改入於死的推想
沈家本在他的《歷代刑法考》刑法分考五「議復肉刑」條中，列舉了漢魏晉等時期有關議復肉刑的各種主張及觀點之後，在最後的按語部分說到：
漢文帝除肉刑，千古之仁政也，班固首議其非。……蓋自班固創於前，自此推波助瀾，至東晉之末而猶未息，可為法家中之一大爭端矣。推求其故，則張蒼定律改斬右止為棄市，系由生入死，人遂得據此以為言耳。在當日，定律之本旨必非無因，特其說不傳，論者不察，並一切肉刑而亦議之，紛爭不已，何其固也？〔1〕
沈家本的說法頗有道理。如果我們根據散見的各種文獻，同時發揮一些想像力，追尋文帝改革時可能面對的現實情形，也許多少能夠發掘出當日定律之本旨。
在肉刑存在的時代，如參考睡虎地秦簡中《法律答問》所記載的有關加罪的解釋，可以看出在一罪的情況下，最高只判處到斬左止黥為城旦：
何謂「加罪」？五人盜，贓一錢以上，斬左止，又黥以為城旦；不盈五人，盜過六百六十錢，黥劓以為城旦；不盈六百六十到二百廿錢，黥為城旦；不盈二百廿以下到一錢，遷之。〔2〕
從這一秦法，我們可以猜想，如果盜罪的最高處刑是斬左止黥為城旦，則秦時對以贓物計算的普通盜罪並不處以死刑；另一種可能是相反的情況，即如果盜罪最高處刑不屬於加罪，因而可能在贓額達到一定數量後處以死刑，那麼，作為一個罪名而言，盜罪的加罪最高也只加到斬左止的一級，再往上已經不屬於加罪而是直接入於死刑。無論事實是上述情況的哪一種，因此可以首先作出以下推測：
A. 斬左止一般是作為加罪來使用的。
其次，作為文帝改革中難於被後人理解的改斬右止為棄市，考慮到文帝並非一位庸主，不可能不知道把生刑改為死刑，如果沒有較充足的理由，定會遭後人非議。丞相張蒼等一批經驗豐富的朝廷大臣議定此事後提出的改革方案，如果毫無道理就將斬右止隨便改為棄市，肯定當時參與議律的眾人就會出現意見不統一的情況，更不要說如不做出恰當的分析解釋，漢文帝這最後一關也難獲通過。可是，明顯有悖情理的事情，文帝竟沒有提出意見，而是「制曰可」即絲毫沒有窒礙地予以批准，那麼，我們分析的時候，就應該為此事找出一個我們雖然從史書上見不到而在實際上必然存在的改動理由。問題的關鍵，不用說就是當時斬右止在什麼情況下施用。根據有關文獻，我們似乎可以做出第二項推測：
B. 斬右止可能是作為加重處罰或針對累犯而使用的。並且一旦施加了斬右止，可能意味著罪人左止也不復存在。這分為兩種情況：一是罪人在一次的判決中因數罪並罰而被同時斬去左右止。二是罪人以前犯過被斬左止的罪如再犯斬左止的罪，將被斬右止；或因累次犯罪已經被黥劓斬左止，則再犯黥為城旦以上的刑罪時要斬右止。
例如《史記·孫子吳起列傳》講到龐涓妒忌同學孫臏的才能，將其召到魏國，「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
又如《韓非子·和氏》：「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為誑，而刖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為誑，而刖其右足」。
以上都是先秦時代的例子。能反映漢代情況的，是見於張家山漢簡《奏讞書》的一件漢
初案例。案情說的是：女子符逃亡，後趁自占書名數即自動到官府登記身分戶籍時，隱瞞了原來的身分而登記了名數，接著又做了大夫明的女奴。明將她嫁給隱官解為妻。解原先受過黥劓，這時為隱官。隱官是指受過肉刑的刑徒，後因赦免、除罪等原因不再作為刑徒看待，被安排在不易被人看見的處所生活和勞動的人。
本案被提起訴訟是因為符被人（可能是符原先的主人）發現並被送到官府，逃亡一事被告發。隱官解因為娶亡人符為妻，依律：「娶亡人為妻，黥為城旦」，解作為違反這項法律規定的人被判處黥的肉刑和城旦的勞役刑。黥是肉刑中最低的一個等級，在它上面依次還有劓、斬左止、斬右止等幾個級別。但本案受到刑罰的解不是初次被刑，由於解以前已受過黥劓的肉刑，便不再施黥，結果處刑是「斬左止為城旦」。〔3〕
可以推想，假如「解」再被赦為隱官，以後又犯了黥為城旦以上的刑罪，則將會被斬右止。這樣來推測如果符合當時的情況，那麼「解」至少需要犯三次刑罪才能到斬右止的一級。還有一種情況是，如果一個人多次犯有黥城旦的罪，累積起來則需要犯四次刑罪才到達被處斬右止的一級。即使作為加重處刑的前述最重的一種「五人盜，贓一錢以上，斬左止，又黥以為城旦」的情況，也需要再犯一次黥城旦以上的罪才到達斬右止的重級別肉刑。以這種情況而論，累犯的次數既多，所犯罪行又都較重，應當是不多見的。
以上推論如與文帝時改革刑制聯系起來看，那麼張蒼等人提出將斬右止改為棄市的方案，實際上可能是將累次犯有較重之罪達到斬右止的改為死刑。至於漢代是否有初犯而且是一
罪便被斬右止的情況，現在還不能肯定，我個人的看法是傾向於沒有。
受到後人推崇的唐律里，就有累犯加重的法律規定。請看《賊盜》律中的一條律文：諸盜經斷後，仍更行盜，前後三犯徒者，流二千里；三犯流者，絞。
這雖然只是特指盜罪，並未作為普遍原則使用，但是從疏議解釋的立法目的來看，實質上是對多次犯罪不思改悔的人加重處刑。疏議是這樣說的：「行盜之人，實為巨蠹。屢犯明憲，罔有悛心。前後三入刑科，便是怙終其事，峻之以法，用懲其罪。」對唐代的這一法律規定，因為說明的很清楚，因此未必使人反感。如果聯繫到漢除肉刑，改斬右止為棄市，倘若當時也是出於同樣的考慮對累犯應處肉刑者改為棄市，以對「屢犯明憲」者峻之以法，以避免廢除肉刑並規定刑期後，可能帶來的對這類人處罰過輕的問題，不是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嗎？
由於文帝改革受到後人指責的一點就是把斬右止改為棄市，在無法了解當時具體情況的人看來，這的確是不大合適的做法。但改律時文帝和張蒼等君臣都不以為這樣做有什麼不妥，其中一定有不為後人所知的理由。根據新出土的漢簡《奏讞書》，我想找出一個較為合理的解釋，所以提出以上的看法。據整理張家山漢簡的學者所講，漢簡「律令中尚存有大量的肉刑，如黥、劓、府、斬左止、斬右止等，」〔4〕其中「斬右止」的相關條目對解釋文帝改革有關鍵的意義。本文的看法只能作為一種參考意義上的假說，希望在張家山漢簡全部公布出來後，能從中得到部分驗證。
二、對現行說法的反思
對漢文帝除肉刑的評價，國內比較多的一個說法，是從經濟著眼，即從破壞還是保存社會生產力的方面加以分析。比如有的學者立論認為：文景之世的刑制改革，明確提出了廢除肉刑的具體內容。這是中國社會從奴隸制過渡到封建制以後，在法律制度方面所出現的一次重要變革，是刑罰制度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大歷史進步。作為奴隸制刑罰制度核心內容的肉刑，是一種殘害人的肢體，破壞人的生理機能，使人終身殘廢的野蠻殘酷的刑罰。它通過對一部分勞動力的人身傷害，嚴重破壞了社會生產力的健康發展，阻礙了社會經濟活動的正常進行。這已不能適應封建個體小農階層已成長為廣泛社會基礎，封建個體小農經濟已構成為主要經濟成分的封建時代的社會要求，不能滿足統治階級日益增長的對勞動力的剝削需要。因此，文景之世廢除肉刑的改革，不僅擴大了剝削對象，增加了創造物質財富的社會來源，客觀上有利於生產的發展與經濟的恢復，促進了人類社會的歷史進步，而且也使刑罰制度由極端野蠻殘酷向相對寬緩人道逐漸過渡，從而消除奴隸制殘余在法律制度方面的消極影響，推動封建法律制度向深入發展。
我個人以前也曾持此說中所主張的、除肉刑對發展社會經濟有利和對勞動力的需求有關系的看法。現在看來，如果以漢文帝改革的特定的時點來分析，我們的這一看法也許有些牽強。
文帝改革刑制的時段，似乎不存在所謂的肉刑嚴重破壞社會生產力的情況。在《漢書·刑法志》提到廢除肉刑一事之前的一段文字中，班固是這樣說的：「及孝文即位，……風流篤厚，禁罔疏闊。選張釋之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這里談到一年之中，斷獄即刑事審判的案件只有四百。當然這也許是大約的數量，但既然有確切的四百這一基本數字，應當有一定的可信度。如果認為這不過是班固的溢美之詞，恐怕還需要拿出其他的證據來證明，否則難以服人。現在根據這一數字繼續往下追問，就要難免出現一些不易回答的問題。比如說，每年只斷獄四百，如果受到審判的罪人所受到的處罰包括死刑、肉刑、徒刑、遷刑、財產刑等所有各類刑罰，那麼被判處肉刑的人是十分有限的，只會佔四百個案件中的一部分。從勞動力角度去計算，這些人和漢代當時已經擁有的幾千萬人口相比，不能不說是微乎其微的。再比如說，即使象師古注釋時說這四百「謂普天之下重罪者也」（不知師古是有根據還是推測出此種含義），也難以和勞動力問題相聯系，因為不要說重罪應包括死刑，就算四百個案件涉及的罪人所受的刑罰都是肉刑，那也不過是四百而已，單純從勞動力方面講，保留肉刑也不致出現不能滿足統治階級日益增長的對勞動力的剝削需要。還有更主要的被忽略的事，那就是根據實際情況來看，即使人們被施加了肉刑，也沒有表明就此完全喪失勞動能力。黥刑應是肉刑中使用量最多的刑種，劓刑一般使用的已經不很多，從勞動能力看，被黥、被劓的人幾乎沒有受到什麼影響。至於斬止的刑罰，我們至少知道斬左止往往並處城旦的徒刑。城旦據漢代人應劭說是「旦起行治城」即一早就要去築城，不論刑徒是否這樣分工，起碼城旦也是指重體力勞動。這說明斬左止的人即使身體活動能力受限，但仍然能承受較重的勞動。以前我曾著文提到，受了斬止刑罰的人，可能只是斬去腳的一部分（如果大膽地推測，也可能就是斬去腳趾，受刑者仍能雙足站立乃至行走，只是有些行走不穩）。
對肉刑本身的分析，應當說日本學者提出的觀點更能揭示其實質。滋賀秀三先生認為：在中國的上古時代，「受肉刑者已不被看作是社會的一員，任憑他們是死是活都無人關心，與最原始的放逐形態一模一樣。可以認為這就是肉刑的本來目的。也就是說，與死刑一樣，肉刑所追求的目的，在本質上與放逐是相同的。刀斧之痛、傷殘之苦都不是肉刑的主要目的，肉刑的主要意義，在於它加之於肉體的毀傷，是社會廢人、市民權被終身剝奪的象徵。」而讓刑人充當賤役，可能是這些被社會拋棄的人難以生存，因此照顧性的給予其度過殘生的謀生條件。後來認識到這些人還有一定的利用價值，才逐漸發展出針對刑人的相關制度。滋賀先生對中國早期刑罰的起源還提出一個十分精闢的觀點，即認為：正確的方法應該是從「驅逐出社會」的角度，一元化地領會死刑、肉刑和放逐刑。〔5〕
所以，判斷肉刑屬於嚴重破壞生產力，或者說廢除肉刑有擴大剝削對象的意圖，似乎分析的都不夠到位。如果就事論事，應當承認漢文帝除肉刑的本意，還是文帝自己說的，是要實行德政，為罪人開通改行為善之路。
漢末曹操執政時期，曾經考慮恢復肉刑，但這時任少府一職的孔融堅決反對復肉刑。他提出的主要意見是：第一是時代變了，當今與古代社會條件已不同，復古刑不合時宜。第二是肉刑殘酷，容易讓人聯想起商紂王，紂王曾砍開朝涉者的小腿研究為何這些人不怕冰冷的溪水敢在早晨涉水過去，天下因此評價紂王無道。肉刑中的刖也是砍下人的腳，「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刖一人，是天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想求得天下祥和怎麼可能呢？第三是從歷史上來看，受過肉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一些人如趙高、黥布之流反倒往往「為世大患」。說明肉刑的使用並不能阻止人再做壞事。而一些好人受了肉刑，「雖忠如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冤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罹刀鋸，沒世不齒」。他們雖然都有令人佩服和感嘆之處，但作為刑餘之人，由於身份低賤而永遠不能和普通人一樣，也失去了進取的機會。「漢開改惡之路，凡為此也」。也就是說漢除肉刑有利於受過處罰的人們不失去對未來的希望，刑罰的目的是使人復歸社會而不是讓他們永世不得翻身。孔融的這些話等於為以前漢文帝廢除肉刑提出了有力而詳盡的論據。他舉出的例子有的也不是很恰當，但是，中心論點如肉刑的殘酷無道，肉刑不能阻止惡人作惡反而有時會傷害好人，以及肉刑斷絕了人們改惡從善的希望等等，都很有說服力，因此他的意見被聽取了，刑罰沒有改動。（見《晉書·刑法志》）
孔融的論點中，我認為最重要的是他所說的「一罹刀鋸，沒世不齒」，以及漢除肉刑是為了「開改惡之路」。滋賀先生更明確地指出：「文帝改革的著眼點在於開辟改過自新之道，而肉刑是一旦受之、終身不改的，所以被廢止了。廢止終身勞役刑，規定勞役刑的期限，對開辟改過自新之道，同樣是必要的措施。」〔6〕
我完全贊同滋賀先生的上述觀點和看法。基於這些基本的觀點和看法，我想做出進一步的推論：也許我們可以從「排除出常人社會」的角度，來認識秦漢時期肉刑所造成的實際後果。也就是說，滋賀先生重點分析的是刑罰的原始意義和機能，刑罰的起源和目的；同時又和補充，以具體研究秦漢的肉刑將會對受刑者造成哪些直接和間接、明顯和不明顯的影響。 三、肉刑造成的綜合性後果及廢除肉刑的意義
孔慶明將秦代的黥刑歸類到侮辱刑，認為是「在面上作犯罪的標志，以侮辱之」，把它放在肉刑之外去考察；在論漢代刑罰時又將其列入肉刑之內，但又同時認為黥和劓也是侮辱刑。〔7〕這似乎和古代人的看法不大一致。坦率地說，我並不贊同把黥劓視為侮辱刑的命名方法，但另一方面，也承認這些肉刑乃至所有肉刑都會帶來的「辱」的性質。不過我在這里所說的「辱」，和「侮辱刑」所表示的含義有本質上的不同。
秦漢的肉刑，如果從刑徒的意義上分析，可以認為對受刑者造成一系列的綜合性後果。如人們所熟知並經常談到的，第一，身體受到傷殘，並且永遠不可能恢復原狀。第二，除奴隸外，一般還要並處勞役刑。不過，更為重要的第三點往往被我國當今的學者所忽略，那就是被處肉刑的人，同時也意味著作為一種正常人身分的喪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與其認為肉刑是一種侮辱刑，不如說它是一種因身體受到外部傷殘而同時具有的身分刑。對於他本人的影響，正象孔融所說的是「沒世不齒」，或者更具體的，如滋賀先生所說的因身分低賤受到卑視，以及只能操賤役和被人視為不潔不祥之人。不過我進一步認為，可以說肉刑所造成的後果，還應當包括1、由於伴隨而來的個人身分性原因，對後人也造成相當大的影響。常人一旦受肉刑，是上有辱祖先，下遺害子孫。2、即使被釋放，個人的自由權也有相當一部分永久性地喪失。3、根據新出土的漢簡所示，秦和漢初的罪人一旦受肉刑，他此前擁有的個人的小家庭也隨即被破壞。
張家山漢簡《奏讞書》案例一七，談到樂人講因被人誣指合謀盜牛而被黥為城旦，判決後他的家因此被收，即他的妻子等家屬被收孥罰沒為奴隸並被賣掉，他所擁有的家庭財產也被沒收。這些表明，他不僅遭受肉刑的傷殘之痛和刑徒的強制勞役之苦，而且他的家也是人財兩空。雖然講後來被平反，但卻因當初判決黥城旦即受過黥這種肉刑的事實無法更改，釋放後不能恢復原身份（平民），而只能做低賤的隱官。〔8〕
到漢文帝元年廢除了收孥相坐律令，那時象講這種類型的人不會再受到附加的親屬和家庭財產被收沒的處罰了。但這只是使無罪的家屬不再從坐，而受過肉刑的罪犯本人即使被釋放，恐怕還是只能成為隱官。作為一個隱官，本人的自由顯然受到極大的限制，他既不能自由擇業，又不能在人前露面，特別是行動上受到的限制，使他可能還不如奴隸，因為奴隸大概不會被禁止在人們面前露面和去某些公共場所。前述龐涓的惡毒計謀，正是利用「欲隱勿見」這一身遭肉刑之人所受到的限制，使孫臏不僅永遠失去進取的機會，而且永無出頭露面的可能。
更糟糕的是受過肉刑的人在身分方面所伴隨終生的低賤性質。前面談到的，隱官解娶明的隸名叫符的人為妻，如果最後我們能確認「隸」是指奴隸，那麼，隱官社會地位的低賤，等於已經降到和奴隸屬於一個階層，因此才有這種婚配的情形出現。甚至象已經被齊國使者偷帶至齊、因卓越的才能受到齊王重用的孫臏，當齊威王打算任命他當領兵打仗的將時，也不得不加以辭謝，原因是他所說的「刑餘之人不可」。至於為何「不可」，史籍中沒有說。聯繫到其他文獻對刑人社會地位的描述，估計就是因為受過肉刑的人不能象常人一樣立於眾人之前，更不要說對眾人發號施令了。在滋賀先生文中曾舉出《《左傳》所記如下例子：齊
魯之間交戰，魯國的臧堅受傷被齊俘虜。齊靈公派閹人夙沙衛去看望臧堅，目的是告訴他不要因被俘感到羞愧而自殺。臧堅一面表示拜謝，一面又因不滿於齊靈公「使其刑臣禮於士」抉傷而死。可能齊靈公本來出於一種貴族風度的好意，只不過一時疏忽派了親信閹宦傳話。結果同樣講究貴族風度的臧堅，不是因被俘而是因齊君居然派來一個刑餘之人，反而無法忍受這種恥辱而選擇了自殺。聯繫到這一事例，我們很容易就能猜想到，前面所講的孫臏不當將帥，不僅是考慮各種不利的表面影響（因為這些也許並非不可從權，否則齊王就不會考慮這項任命），而是和戰場指揮、戰爭勝負等這些最實際的問題密切相關。試想，假如軍中有人羞於接受孫臏這樣刑人的號令，寧死也不接受孫臏的指揮，那仗還怎麼能打呢？總之，「沒世不齒」，象一座大山一樣壓在這些刑人的頭上，使他們不得不比常人矮上老大一截，受到諸多的限制並且幾乎是任何情況下也無法改變的。肉刑的影響不僅及於自身，還會對後人產生影響。
如《左傳·庄公十九年》記載：「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不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為大閽，謂之大伯，使其後掌之。」鬻拳本來出於耿耿忠心，才採取強諫的方式。由於楚君不聽，沒有辦法的情況下，只好用武器威脅逼迫楚君按他的主張去做。楚君因害怕而聽從了，但鬻拳認為自己對君主犯下大罪，然後自己給自己處以斬足的刑罰。因為受過刖刑的人往往從事守門之事，所以他被人們視為頭號守門人。守門如果普遍由刑人擔當，顯然並不是什麼好差事而是一種很低賤的職業，可是，他的後代也成了這種職業掌門人，不能不說是因他受過肉刑所致。
又如《史記·蒙恬列傳》說的趙高的情況：「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這里的「隱宮」二字，有的學者認為應改作「隱官」，我認為是有道理的），其母被刑戮，世世卑賤。」只是由於「秦王聞趙高強力，通於獄法」，按當時的標准等於即有武又會文，可能才特別給予任宦的待遇。其實到趙高這一輩已經是受過肉刑之人的後代了，但還是不能免於列入卑賤。甚至到後來秦二世登上皇帝寶座，已經重用趙高，和趙高商量如何解決「大臣不服，官吏尚強，及諸公子必與我爭」等問題時，趙高還是不免需要說到自己的身分。趙高當時回答：「臣固願言而未敢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貴人也，積功勞世以相傳久矣。今高素小賤，陛下幸稱舉，令在上位，管中事。」（見《史記·秦始皇本紀》）趙高這時當上郎中令，官職已經很高，但「今高素小賤」一句，仍然表明他作為刑人的後代這種低賤的身分永遠不能抹去。
肉刑這種伴隨終身的身分性，以及對後代所產生的不能消除的影響，應當說對人的長期傷害才是最重的。因為肉體所遭受的傷痛只是暫時的，甚至並處的勞役刑也不是沒有終止之期，傷殘有時也只是一種外表的畸形化或造成行動的不便。「哀莫大於心死」，只有受過肉刑以後所具有的卑賤的身分，才是讓人沒有了希望、使人永遠喪失改悔從善之機會的關鍵所在。在分析廢除肉刑的意義時，似乎不能忽略這一主要之點。廢除肉刑和規定刑期的最大意義，是開辟改過自新之路，使罪人有可能復歸社會，使其本人和其後代不致被社會長期歧視。《漢書·刑法志》記載緹縈所說的肉刑一旦受之「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的凄切話語，能夠使文帝受到觸動，難道就不能使我們今天的研究家受到些許觸動，而非要從擴大剝削對象等經濟角度著眼，去認識廢除肉刑的意義嗎？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法律學系 任編輯/黃芝英)
〔1〕沈家本：《歷代刑法考》刑法分考五，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80頁。
〔2〕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150頁。
〔3〕江陵張家山漢簡整理小組：江陵張家山漢簡《奏讞書》釋文（一），《文物》1993年第8期。
〔4〕陳耀鈞、閻頻：《江陵張家山漢墓的年代及相關問題》，《考古》1985年第12期。
〔5〕滋賀秀三：《中國上古刑罰考》，見劉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八卷，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17頁、22頁。
〔6〕滋賀秀三：《西漢文帝的刑法改革》，見劉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八卷，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78頁。
〔7〕孔慶明：《秦漢法律史》，陝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5頁、270頁。
〔8〕江陵張家山漢簡整理小組：江陵張家山漢簡《奏讞書》釋文（二），《文物》1995年第3期。
西漢文帝廢除肉刑一事，作為中國刑罰史上著名的改革舉措而引人矚目。前人和今人的評價很多，而在成為一門學科之後的中國法制史的研究中，各種評價基本對文帝改革刑制持肯定態度。本文作者和諸位學者在這一方面是完全一致的。現在提出再評價，只是考慮到，由於文獻記載不足，有些問題尚未得到適當的解釋；有些評價其本身則也需要評價；還有對一些學者的卓見雖然十分敬佩，但覺得似還可以再深入一些分析並予以補充。不過需要說明的是，求新免不了出現失誤，深析也並不能保證正確，本文不過是想提供一種思路，以期在學術界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一、對斬右止改入於死的推想
沈家本在他的《歷代刑法考》刑法分考五「議復肉刑」條中，列舉了漢魏晉等時期有關議復肉刑的各種主張及觀點之後，在最後的按語部分說到：
漢文帝除肉刑，千古之仁政也，班固首議其非。……蓋自班固創於前，自此推波助瀾，至東晉之末而猶未息，可為法家中之一大爭端矣。推求其故，則張蒼定律改斬右止為棄市，系由生入死，人遂得據此以為言耳。在當日，定律之本旨必非無因，特其說不傳，論者不察，並一切肉刑而亦議之，紛爭不已，何其固也？〔1〕
沈家本的說法頗有道理。如果我們根據散見的各種文獻，同時發揮一些想像力，追尋文帝改革時可能面對的現實情形，也許多少能夠發掘出當日定律之本旨。
在肉刑存在的時代，如參考睡虎地秦簡中《法律答問》所記載的有關加罪的解釋，可以看出在一罪的情況下，最高只判處到斬左止黥為城旦：
何謂「加罪」？五人盜，贓一錢以上，斬左止，又黥以為城旦；不盈五人，盜過六百六十錢，黥劓以為城旦；不盈六百六十到二百廿錢，黥為城旦；不盈二百廿以下到一錢，遷之。〔2〕
從這一秦法，我們可以猜想，如果盜罪的最高處刑是斬左止黥為城旦，則秦時對以贓物計算的普通盜罪並不處以死刑；另一種可能是相反的情況，即如果盜罪最高處刑不屬於加罪，因而可能在贓額達到一定數量後處以死刑，那麼，作為一個罪名而言，盜罪的加罪最高也只加到斬左止的一級，再往上已經不屬於加罪而是直接入於死刑。無論事實是上述情況的哪一種，因此可以首先作出以下推測：
A. 斬左止一般是作為加罪來使用的。
其次，作為文帝改革中難於被後人理解的改斬右止為棄市，考慮到文帝並非一位庸主，不可能不知道把生刑改為死刑，如果沒有較充足的理由，定會遭後人非議。丞相張蒼等一批經驗豐富的朝廷大臣議定此事後提出的改革方案，如果毫無道理就將斬右止隨便改為棄市，肯定當時參與議律的眾人就會出現意見不統一的情況，更不要說如不做出恰當的分析解釋，漢文帝這最後一關也難獲通過。可是，明顯有悖情理的事情，文帝竟沒有提出意見，而是「制曰可」即絲毫沒有窒礙地予以批准，那麼，我們分析的時候，就應該為此
㈡ 中國歷史最酷的刑罰
千奇百怪的刑罰，比如湯鑊、黥、斬、刖、刺配、笞、謫戍、杖、宮刑、凌遲，等等。
「黥；又稱墨刑，其法是以刀刻鑿人面（體）再用墨塗在刀傷創口上，使其永不褪色。」
死刑畢竟只是一瞬間的事情，雖然傳說中凌遲要弄個三天的時間，但比起一生的屈辱來，一時的痛也許就算不了什麼了。再說，在臉上雕刻，個人覺得也不會比凌遲舒服多少。
當然，現在是非常不可能再用古人的刑罰了，只不過對犯罪量刑的時候，還是很需要分寸的。
有個小小的想法，對擁擠的公交車上不個老人孕婦讓座的人，統統要判刑。並不是因為讓座這件事有多大的影響，只是覺得，尊老愛幼是我們的傳統美德，我們懲罰的是扔掉這些傳統美德的人。
這些傳統，是中華民族的精神，中華民族不滅的靈魂，要是都被扔掉了，民族危矣，國家危矣！！!
<剝 皮>
剝的時候由脊椎下刀，一刀把背部皮膚分成兩半，慢慢用刀分開皮膚跟肌肉，像蝴蝶展翅一樣的撕開來..最難的是胖子，因為皮膚和肌肉之間還有一堆油，不好分開。
另外還有一種剝法，不知道可信度多少。方法是把人埋在土裡，只露出一顆腦袋，在頭頂用刀割個十字, 把頭皮拉開以後，向裡面灌水銀下去。由於水銀比重很重，會把肌肉跟皮膚拉扯開來，埋在土裡的人會痛得不停扭動，又無法掙脫，最後身體會從從定的那個口「光溜溜」的跳出來，只剩下一張皮留在土裡……
皮剝下來之後製成兩面鼓，掛在衙門口，以昭炯戒。最早的剝皮是死後才剝，後來發展成活剝。
<腰 斬>
由於腰斬是把人從中間切開，而主要的器官都在上半身，因此犯人不會一下子就死，斬完以後還會神智清醒，得過好一段時間才會斷氣。
有人認為方孝孺是被腰斬的，但事實上他是被凌遲處死的。
<車 裂>
即五馬分屍,很簡單，就是把受刑人的頭跟四肢套上繩子，由五匹快馬拉著向五個方向急奔，把人撕成六塊。記得商鞅就是受五馬分屍之刑。
要把人的頭跟四肢砍下來都得花不少力氣，更何況是用拉扯的。而受刑人身受的苦處更可想而知。真到撕開的時候,恐怕受刑人已經不會覺得痛苦了。痛苦的是正在拉扯的時候。
<俱五刑>
把砍頭，刖，割手，挖眼，割耳和一，即「大卸八塊」，通常是把人殺死以後，才把人的頭、手腳剁下來，再把軀干剁成三塊。
漢高祖死後，呂後把他的寵妾戚夫人抓來，剁去手腳，割掉鼻子耳朵舌頭，眼睛挖出，丟在豬圈裡喂養，取名「人彘」.結果呂後自己的兒子看到，給活活嚇死...
<凌 遲>
最早是把人殺死之後再剁成肉醬，稱為「醢」，受過此刑的記得有子路，還有周文王的長子伯邑考。
後來發展更加精細，目的還是要讓犯人受最大的痛苦，因此不但是活的時候施刑，還要求受刑人必須身受多少刀以後才死。
據說發展到後來，每次凌遲要由兩個人執行，從腳開始割，一共要割一千刀，也就是要割下一千片肉片才准犯人斷氣。而據說犯人若未割滿一千刀就斷了氣，執行人也要受刑。發展成"死刑的藝術"
而受此刑最有名的人就是大太監劉謹，聽說一共割了三天才讓他斷氣...
這是明清的正式刑之一。
明朝的方孝孺就是不尊崇朱棣的旨意，而被凌遲。（最終還是被滅十族！本來只有九族，朱棣就把方孝孺得一些學生和朋友一起殺了。）
<縊 首>
在國外，絞刑是普遍使用的刑罰。
中國人的絞刑是用弓弦縊殺……就是把弓套在受刑人脖子上，弓弦朝前，行刑人在後面開始旋轉那張弓, 弓越轉越緊，受刑人的氣就越來越少，最後終於斷氣……
岳飛父子就是這樣死在風波亭，（因為他是功臣，不能斬首，要留全屍）而明末流亡的桂王也是這樣給吳三桂親手縊殺……
<烹 煮>
即「請君入瓮」那是唐朝時代，武則天當皇帝的時候，朝中有位酷吏叫來俊臣，崇尚嚴刑峻法，對不肯招供的犯人往往以酷刑對待。方法是找個大瓮，把人塞進去，然後在瓮下面用柴火加熱。溫度越來越高，受刑人也越來越受不了，如果不肯招供的話，往往就被燒死在瓮里...後來武則天聽說了這件事，就把來俊臣找來，問他犯人不肯招供要怎麼辦？來俊臣很得意的把這個方法說了出來，武則天就淡淡的說了句：「則請君入瓮」，把來俊臣燒死……
<宮 刑>
司馬遷就是受了宮刑，才會寫出史記，也才會在「報任少卿書」里寫出「身直為閨閣之臣」這樣的句子。中國人的閹割可講究了。首先要拿繩子把小弟弟綁起來（包括子孫袋）讓血液不流通，自然壞死，後拿利刃一刀子割掉（全部喔！不是只有小弟弟）。割掉了以後拿香灰一蓋，止血，還得拿根鵝毛插在尿道里。等過了幾天把鵝毛拿掉，如果尿得出來，閹割就算成功了。要是尿不出來，那個人就算廢了，大概最後會死於尿毒症吧. 所以如果是要閹來當宦官的話，最好趁年紀還小就閹掉，年紀大了危險性高很多。
此刑常被貴族沖抵死刑。
相對的女性為"幽閉"。
<刖 刑>
關於刖刑，大家的說法不太一樣。
有人說是把膝蓋以下都砍掉，有人說是把腳砍掉，也有人說是把膝蓋骨削掉，而第三個比較可信。
總之，刖刑是一種類似截肢的酷刑。
戰國時代，孫臏受師兄陷害，受的就是刖刑。 聽說他名字本來叫孫賓，受刑之後，才改為孫「臏」。
如果是把膝蓋骨削掉，大腿小腿之間失去了保護，這個人可能連站都站 不起來，所以稗官野史上說，孫臏受刑之後，上陣打仗連騎馬都沒辦法，必須要坐車（馬車或人力車）。
<插 針>
用針插手指甲縫。常用於女囚。
<活 埋>
活埋是戰爭時常用的手段。因為省力，速度也快。
戰爭里的活埋，都是叫戰俘自己挖坑，有時會先殺死俘虜再把他們推下去，但時間不夠的時候（或是要省子彈時），就直接把他們推進去以後蓋土。中國的酷刑中，活埋古已有之。不過沒聽過有什麼名人受過這種刑罰。比較狠一點的，會把人直挺挺的埋在土裡，只露出一個頭，然後開始凌虐..
活埋應該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時候常用的招數。
<鴆 毒>
鴆毒大概算是酷刑之中唯一比較人道的方式……
中國古代的毒葯中，最有名的應該是「鴆」這種毒葯，成語中的「飲鴆止渴」便是源自於此。
常用於賜死情況。
<棍 刑>
即木樁刑. 這里要說的棍刑，不是用棍子打人。這里說的棍刑，是拿根棍子直接從人的嘴或肛門里插進去，整根沒入，穿破胃腸，讓人死得苦不堪言。
正史上沒有看過用這種刑罰的記載，不過金庸小說「俠客行」里有提到，還給這種酷刑起了個美名叫「開口笑」。
<鋸 割>
把人用鐵鋸活活鋸死，其慘狀似乎與凌遲、剝皮也在伯仲之間，難怪在地獄酷刑中，就專門有把人鋸開的酷刑。然而，鋸死活人不僅在傳說的地獄中存在，在人間也是確確實實存在著的。據《三國志．吳書．孫皓傳》記載，三國時，吳帝孫皓的愛妾指使近侍到集市上搶奪百姓的財物，主管集市貿易的中郎將陳聲原是孫皓的寵臣，他捕獲搶劫者繩之以法。愛妾告訴孫皓，孫皓大怒，假借其他事端逮捕陳聲，命里武士而燒紅的大鋸鋸斷陳聲的頭，把他的屍體投到四望台下。
<斷 椎>
當一個人對另一個人仇恨之極時，往往會想到要打斷他的脊椎骨。打斷脊椎骨確實是一種很解氣的行為，因為人的脊樑骨若是斷了，他也就一命嗚呼了。在中國歷史上，斷椎也是一種很重要的酷刑。據《商君書．賞刑篇》載，春秋時姬重耳打算明文規定刑律，使國內百姓人人守法，就和大夫們一同商議。姬重耳的著名朝臣顛頡很晚才到，有人認為顛頡有罪，應該給以處罰。於是，姬重耳批准，將顛頡斷椎處死。晉國的士大夫們都非常害怕，他們說：顛頡跟隨姬重耳流亡列國十九年，功勞很大，現在偶爾有小過尚且受到如此嚴厲的刑罰，何況我們哪？從此人人畏刑守法。
<灌 鉛>
在佛教關於閻羅的故事中，有閻羅黑白二相的說法，白相即為地獄之主，有百官所命，美女圍侍；黑相即每天有兩個時辰，要受銅汁灌腸之苦。與此相似，人間有灌錫或灌鉛的酷刑。錫的熔點是攝氏二三二度，鉛的熔點是攝氏三二七點四度，無論灌錫或灌鉛都能把人燙死。而且溶化的錫或鉛一入肚腹就會凝固成硬塊，這種重金屬的墜力也能致人死命。
漢代廠川王劉去的王後陽城昭信妒忌而暴虐。劉去寵愛另一位名叫榮愛的美姬，多次和她一塊飲酒，昭信妒性大發，就向劉去說：「榮愛看人時，神色有些不正常，大概是和誰有私情」。劉去信以為真，他見榮愛正在給他綉衣領上的花紋，就一怒之下奪過衣服投進火中燒掉了。榮愛見劉去生氣，非常害怕，投井尋死，劉去命令人把她撈出來，不幸沒有死。劉去杖責榮愛，***她招認私情，榮愛受刑不過，胡亂說出和醫生有姦情。劉去越發惱怒，就把榮愛綁在柱子上，用燒紅的尖刀剜掉她的兩隻眼珠，再割下她的兩條大腿上的肉，最後用溶化的鉛灌入她的口中，這樣一直把榮愛摧殘至死。
<刷 洗>
這里說的梳洗並不是女子的梳妝打扮，而是一種極為殘酷的刑罰，它指的是先用開水澆人，再用鐵刷子把人身上的肉一下一下地抓梳下來，直至肉盡骨露，最終咽氣。梳洗之刑的真正發明者是朱元璋，據沈文的《聖君初政記》記載，實施梳洗之刑時，劊子手把犯人剝光衣服，裸體放在鐵床上，用滾開的水往他的身上澆幾遍，然後用鐵刷子一下一下地刷去他身上的皮肉。就像民間殺豬用開水燙過之後去毛一般，直到把皮肉刷盡，露出白骨，而受刑的人等不到最後早就氣絕身亡了。梳洗之刑與凌遲有異曲同工之妙。據《舊唐書．桓彥范傳》記載，武三思曾派周利貞逮捕桓彥范，把他在竹槎上曳來曳去，肉被盡，露出白骨，然後又把他杖殺。
<彈琵琶>
彈琵琶十分的簡單，而且易行。這里指的不是樂器琵琶，而是用利刃把人的琵琶骨（肋骨）一根一根剃下來，最早應該是在明朝使用。 檢舉
㈢ 西漢文帝景帝的刑制改革的背景、內容及其意義是什麼
西漢文帝廢除肉刑一事，作為中國刑罰史上著名的改革舉措而引人矚目。前人和今人的評價很多，而在成為一門學科之後的中國法制史的研究中，各種評價基本對文帝改革刑制持肯定態度。本文作者和諸位學者在這一方面是完全一致的。現在提出再評價，只是考慮到，由於文獻記載不足，有些問題尚未得到適當的解釋；有些評價其本身則也需要評價；還有對一些學者的卓見雖然十分敬佩，但覺得似還可以再深入一些分析並予以補充。不過需要說明的是，求新免不了出現失誤，深析也並不能保證正確，本文不過是想提供一種思路，以期在學術界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一、對斬右止改入於死的推想
沈家本在他的《歷代刑法考》刑法分考五「議復肉刑」條中，列舉了漢魏晉等時期有關議復肉刑的各種主張及觀點之後，在最後的按語部分說到：
漢文帝除肉刑，千古之仁政也，班固首議其非。……蓋自班固創於前，自此推波助瀾，至東晉之末而猶未息，可為法家中之一大爭端矣。推求其故，則張蒼定律改斬右止為棄市，系由生入死，人遂得據此以為言耳。在當日，定律之本旨必非無因，特其說不傳，論者不察，並一切肉刑而亦議之，紛爭不已，何其固也？〔1〕
沈家本的說法頗有道理。如果我們根據散見的各種文獻，同時發揮一些想像力，追尋文帝改革時可能面對的現實情形，也許多少能夠發掘出當日定律之本旨。
在肉刑存在的時代，如參考睡虎地秦簡中《法律答問》所記載的有關加罪的解釋，可以看出在一罪的情況下，最高只判處到斬左止黥為城旦：
何謂「加罪」？五人盜，贓一錢以上，斬左止，又黥以為城旦；不盈五人，盜過六百六十錢，黥劓以為城旦；不盈六百六十到二百廿錢，黥為城旦；不盈二百廿以下到一錢，遷之。〔2〕
從這一秦法，我們可以猜想，如果盜罪的最高處刑是斬左止黥為城旦，則秦時對以贓物計算的普通盜罪並不處以死刑；另一種可能是相反的情況，即如果盜罪最高處刑不屬於加罪，因而可能在贓額達到一定數量後處以死刑，那麼，作為一個罪名而言，盜罪的加罪最高也只加到斬左止的一級，再往上已經不屬於加罪而是直接入於死刑。無論事實是上述情況的哪一種，因此可以首先作出以下推測：
A. 斬左止一般是作為加罪來使用的。
其次，作為文帝改革中難於被後人理解的改斬右止為棄市，考慮到文帝並非一位庸主，不可能不知道把生刑改為死刑，如果沒有較充足的理由，定會遭後人非議。丞相張蒼等一批經驗豐富的朝廷大臣議定此事後提出的改革方案，如果毫無道理就將斬右止隨便改為棄市，肯定當時參與議律的眾人就會出現意見不統一的情況，更不要說如不做出恰當的分析解釋，漢文帝這最後一關也難獲通過。可是，明顯有悖情理的事情，文帝竟沒有提出意見，而是「制曰可」即絲毫沒有窒礙地予以批准，那麼，我們分析的時候，就應該為此事找出一個我們雖然從史書上見不到而在實際上必然存在的改動理由。問題的關鍵，不用說就是當時斬右止在什麼情況下施用。根據有關文獻，我們似乎可以做出第二項推測：
B. 斬右止可能是作為加重處罰或針對累犯而使用的。並且一旦施加了斬右止，可能意味著罪人左止也不復存在。這分為兩種情況：一是罪人在一次的判決中因數罪並罰而被同時斬去左右止。二是罪人以前犯過被斬左止的罪如再犯斬左止的罪，將被斬右止；或因累次犯罪已經被黥劓斬左止，則再犯黥為城旦以上的刑罪時要斬右止。
例如《史記·孫子吳起列傳》講到龐涓妒忌同學孫臏的才能，將其召到魏國，「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
又如《韓非子·和氏》：「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為誑，而刖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為誑，而刖其右足」。
以上都是先秦時代的例子。能反映漢代情況的，是見於張家山漢簡《奏讞書》的一件漢
初案例。案情說的是：女子符逃亡，後趁自占書名數即自動到官府登記身分戶籍時，隱瞞了原來的身分而登記了名數，接著又做了大夫明的女奴。明將她嫁給隱官解為妻。解原先受過黥劓，這時為隱官。隱官是指受過肉刑的刑徒，後因赦免、除罪等原因不再作為刑徒看待，被安排在不易被人看見的處所生活和勞動的人。
本案被提起訴訟是因為符被人（可能是符原先的主人）發現並被送到官府，逃亡一事被告發。隱官解因為娶亡人符為妻，依律：「娶亡人為妻，黥為城旦」，解作為違反這項法律規定的人被判處黥的肉刑和城旦的勞役刑。黥是肉刑中最低的一個等級，在它上面依次還有劓、斬左止、斬右止等幾個級別。但本案受到刑罰的解不是初次被刑，由於解以前已受過黥劓的肉刑，便不再施黥，結果處刑是「斬左止為城旦」。〔3〕
可以推想，假如「解」再被赦為隱官，以後又犯了黥為城旦以上的刑罪，則將會被斬右止。這樣來推測如果符合當時的情況，那麼「解」至少需要犯三次刑罪才能到斬右止的一級。還有一種情況是，如果一個人多次犯有黥城旦的罪，累積起來則需要犯四次刑罪才到達被處斬右止的一級。即使作為加重處刑的前述最重的一種「五人盜，贓一錢以上，斬左止，又黥以為城旦」的情況，也需要再犯一次黥城旦以上的罪才到達斬右止的重級別肉刑。以這種情況而論，累犯的次數既多，所犯罪行又都較重，應當是不多見的。
以上推論如與文帝時改革刑制聯系起來看，那麼張蒼等人提出將斬右止改為棄市的方案，實際上可能是將累次犯有較重之罪達到斬右止的改為死刑。至於漢代是否有初犯而且是一
罪便被斬右止的情況，現在還不能肯定，我個人的看法是傾向於沒有。
受到後人推崇的唐律里，就有累犯加重的法律規定。請看《賊盜》律中的一條律文：諸盜經斷後，仍更行盜，前後三犯徒者，流二千里；三犯流者，絞。
這雖然只是特指盜罪，並未作為普遍原則使用，但是從疏議解釋的立法目的來看，實質上是對多次犯罪不思改悔的人加重處刑。疏議是這樣說的：「行盜之人，實為巨蠹。屢犯明憲，罔有悛心。前後三入刑科，便是怙終其事，峻之以法，用懲其罪。」對唐代的這一法律規定，因為說明的很清楚，因此未必使人反感。如果聯繫到漢除肉刑，改斬右止為棄市，倘若當時也是出於同樣的考慮對累犯應處肉刑者改為棄市，以對「屢犯明憲」者峻之以法，以避免廢除肉刑並規定刑期後，可能帶來的對這類人處罰過輕的問題，不是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嗎？
由於文帝改革受到後人指責的一點就是把斬右止改為棄市，在無法了解當時具體情況的人看來，這的確是不大合適的做法。但改律時文帝和張蒼等君臣都不以為這樣做有什麼不妥，其中一定有不為後人所知的理由。根據新出土的漢簡《奏讞書》，我想找出一個較為合理的解釋，所以提出以上的看法。據整理張家山漢簡的學者所講，漢簡「律令中尚存有大量的肉刑，如黥、劓、府、斬左止、斬右止等，」〔4〕其中「斬右止」的相關條目對解釋文帝改革有關鍵的意義。本文的看法只能作為一種參考意義上的假說，希望在張家山漢簡全部公布出來後，能從中得到部分驗證。
二、對現行說法的反思
對漢文帝除肉刑的評價，國內比較多的一個說法，是從經濟著眼，即從破壞還是保存社會生產力的方面加以分析。比如有的學者立論認為：文景之世的刑制改革，明確提出了廢除肉刑的具體內容。這是中國社會從奴隸制過渡到封建制以後，在法律制度方面所出現的一次重要變革，是刑罰制度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大歷史進步。作為奴隸制刑罰制度核心內容的肉刑，是一種殘害人的肢體，破壞人的生理機能，使人終身殘廢的野蠻殘酷的刑罰。它通過對一部分勞動力的人身傷害，嚴重破壞了社會生產力的健康發展，阻礙了社會經濟活動的正常進行。這已不能適應封建個體小農階層已成長為廣泛社會基礎，封建個體小農經濟已構成為主要經濟成分的封建時代的社會要求，不能滿足統治階級日益增長的對勞動力的剝削需要。因此，文景之世廢除肉刑的改革，不僅擴大了剝削對象，增加了創造物質財富的社會來源，客觀上有利於生產的發展與經濟的恢復，促進了人類社會的歷史進步，而且也使刑罰制度由極端野蠻殘酷向相對寬緩人道逐漸過渡，從而消除奴隸制殘余在法律制度方面的消極影響，推動封建法律制度向深入發展。
我個人以前也曾持此說中所主張的、除肉刑對發展社會經濟有利和對勞動力的需求有關系的看法。現在看來，如果以漢文帝改革的特定的時點來分析，我們的這一看法也許有些牽強。
文帝改革刑制的時段，似乎不存在所謂的肉刑嚴重破壞社會生產力的情況。在《漢書·刑法志》提到廢除肉刑一事之前的一段文字中，班固是這樣說的：「及孝文即位，……風流篤厚，禁罔疏闊。選張釋之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這里談到一年之中，斷獄即刑事審判的案件只有四百。當然這也許是大約的數量，但既然有確切的四百這一基本數字，應當有一定的可信度。如果認為這不過是班固的溢美之詞，恐怕還需要拿出其他的證據來證明，否則難以服人。現在根據這一數字繼續往下追問，就要難免出現一些不易回答的問題。比如說，每年只斷獄四百，如果受到審判的罪人所受到的處罰包括死刑、肉刑、徒刑、遷刑、財產刑等所有各類刑罰，那麼被判處肉刑的人是十分有限的，只會佔四百個案件中的一部分。從勞動力角度去計算，這些人和漢代當時已經擁有的幾千萬人口相比，不能不說是微乎其微的。再比如說，即使象師古注釋時說這四百「謂普天之下重罪者也」（不知師古是有根據還是推測出此種含義），也難以和勞動力問題相聯系，因為不要說重罪應包括死刑，就算四百個案件涉及的罪人所受的刑罰都是肉刑，那也不過是四百而已，單純從勞動力方面講，保留肉刑也不致出現不能滿足統治階級日益增長的對勞動力的剝削需要。還有更主要的被忽略的事，那就是根據實際情況來看，即使人們被施加了肉刑，也沒有表明就此完全喪失勞動能力。黥刑應是肉刑中使用量最多的刑種，劓刑一般使用的已經不很多，從勞動能力看，被黥、被劓的人幾乎沒有受到什麼影響。至於斬止的刑罰，我們至少知道斬左止往往並處城旦的徒刑。城旦據漢代人應劭說是「旦起行治城」即一早就要去築城，不論刑徒是否這樣分工，起碼城旦也是指重體力勞動。這說明斬左止的人即使身體活動能力受限，但仍然能承受較重的勞動。以前我曾著文提到，受了斬止刑罰的人，可能只是斬去腳的一部分（如果大膽地推測，也可能就是斬去腳趾，受刑者仍能雙足站立乃至行走，只是有些行走不穩）。
對肉刑本身的分析，應當說日本學者提出的觀點更能揭示其實質。滋賀秀三先生認為：在中國的上古時代，「受肉刑者已不被看作是社會的一員，任憑他們是死是活都無人關心，與最原始的放逐形態一模一樣。可以認為這就是肉刑的本來目的。也就是說，與死刑一樣，肉刑所追求的目的，在本質上與放逐是相同的。刀斧之痛、傷殘之苦都不是肉刑的主要目的，肉刑的主要意義，在於它加之於肉體的毀傷，是社會廢人、市民權被終身剝奪的象徵。」而讓刑人充當賤役，可能是這些被社會拋棄的人難以生存，因此照顧性的給予其度過殘生的謀生條件。後來認識到這些人還有一定的利用價值，才逐漸發展出針對刑人的相關制度。滋賀先生對中國早期刑罰的起源還提出一個十分精闢的觀點，即認為：正確的方法應該是從「驅逐出社會」的角度，一元化地領會死刑、肉刑和放逐刑。〔5〕
所以，判斷肉刑屬於嚴重破壞生產力，或者說廢除肉刑有擴大剝削對象的意圖，似乎分析的都不夠到位。如果就事論事，應當承認漢文帝除肉刑的本意，還是文帝自己說的，是要實行德政，為罪人開通改行為善之路。
漢末曹操執政時期，曾經考慮恢復肉刑，但這時任少府一職的孔融堅決反對復肉刑。他提出的主要意見是：第一是時代變了，當今與古代社會條件已不同，復古刑不合時宜。第二是肉刑殘酷，容易讓人聯想起商紂王，紂王曾砍開朝涉者的小腿研究為何這些人不怕冰冷的溪水敢在早晨涉水過去，天下因此評價紂王無道。肉刑中的刖也是砍下人的腳，「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刖一人，是天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想求得天下祥和怎麼可能呢？第三是從歷史上來看，受過肉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一些人如趙高、黥布之流反倒往往「為世大患」。說明肉刑的使用並不能阻止人再做壞事。而一些好人受了肉刑，「雖忠如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冤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罹刀鋸，沒世不齒」。他們雖然都有令人佩服和感嘆之處，但作為刑餘之人，由於身份低賤而永遠不能和普通人一樣，也失去了進取的機會。「漢開改惡之路，凡為此也」。也就是說漢除肉刑有利於受過處罰的人們不失去對未來的希望，刑罰的目的是使人復歸社會而不是讓他們永世不得翻身。孔融的這些話等於為以前漢文帝廢除肉刑提出了有力而詳盡的論據。他舉出的例子有的也不是很恰當，但是，中心論點如肉刑的殘酷無道，肉刑不能阻止惡人作惡反而有時會傷害好人，以及肉刑斷絕了人們改惡從善的希望等等，都很有說服力，因此他的意見被聽取了，刑罰沒有改動。（見《晉書·刑法志》）
孔融的論點中，我認為最重要的是他所說的「一罹刀鋸，沒世不齒」，以及漢除肉刑是為了「開改惡之路」。滋賀先生更明確地指出：「文帝改革的著眼點在於開辟改過自新之道，而肉刑是一旦受之、終身不改的，所以被廢止了。廢止終身勞役刑，規定勞役刑的期限，對開辟改過自新之道，同樣是必要的措施。」〔6〕
我完全贊同滋賀先生的上述觀點和看法。基於這些基本的觀點和看法，我想做出進一步的推論：也許我們可以從「排除出常人社會」的角度，來認識秦漢時期肉刑所造成的實際後果。也就是說，滋賀先生重點分析的是刑罰的原始意義和機能，刑罰的起源和目的；同時又和補充，以具體研究秦漢的肉刑將會對受刑者造成哪些直接和間接、明顯和不明顯的影響。 三、肉刑造成的綜合性後果及廢除肉刑的意義
孔慶明將秦代的黥刑歸類到侮辱刑，認為是「在面上作犯罪的標志，以侮辱之」，把它放在肉刑之外去考察；在論漢代刑罰時又將其列入肉刑之內，但又同時認為黥和劓也是侮辱刑。〔7〕這似乎和古代人的看法不大一致。坦率地說，我並不贊同把黥劓視為侮辱刑的命名方法，但另一方面，也承認這些肉刑乃至所有肉刑都會帶來的「辱」的性質。不過我在這里所說的「辱」，和「侮辱刑」所表示的含義有本質上的不同。
秦漢的肉刑，如果從刑徒的意義上分析，可以認為對受刑者造成一系列的綜合性後果。如人們所熟知並經常談到的，第一，身體受到傷殘，並且永遠不可能恢復原狀。第二，除奴隸外，一般還要並處勞役刑。不過，更為重要的第三點往往被我國當今的學者所忽略，那就是被處肉刑的人，同時也意味著作為一種正常人身分的喪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與其認為肉刑是一種侮辱刑，不如說它是一種因身體受到外部傷殘而同時具有的身分刑。對於他本人的影響，正象孔融所說的是「沒世不齒」，或者更具體的，如滋賀先生所說的因身分低賤受到卑視，以及只能操賤役和被人視為不潔不祥之人。不過我進一步認為，可以說肉刑所造成的後果，還應當包括1、由於伴隨而來的個人身分性原因，對後人也造成相當大的影響。常人一旦受肉刑，是上有辱祖先，下遺害子孫。2、即使被釋放，個人的自由權也有相當一部分永久性地喪失。3、根據新出土的漢簡所示，秦和漢初的罪人一旦受肉刑，他此前擁有的個人的小家庭也隨即被破壞。
張家山漢簡《奏讞書》案例一七，談到樂人講因被人誣指合謀盜牛而被黥為城旦，判決後他的家因此被收，即他的妻子等家屬被收孥罰沒為奴隸並被賣掉，他所擁有的家庭財產也被沒收。這些表明，他不僅遭受肉刑的傷殘之痛和刑徒的強制勞役之苦，而且他的家也是人財兩空。雖然講後來被平反，但卻因當初判決黥城旦即受過黥這種肉刑的事實無法更改，釋放後不能恢復原身份（平民），而只能做低賤的隱官。〔8〕
到漢文帝元年廢除了收孥相坐律令，那時象講這種類型的人不會再受到附加的親屬和家庭財產被收沒的處罰了。但這只是使無罪的家屬不再從坐，而受過肉刑的罪犯本人即使被釋放，恐怕還是只能成為隱官。作為一個隱官，本人的自由顯然受到極大的限制，他既不能自由擇業，又不能在人前露面，特別是行動上受到的限制，使他可能還不如奴隸，因為奴隸大概不會被禁止在人們面前露面和去某些公共場所。前述龐涓的惡毒計謀，正是利用「欲隱勿見」這一身遭肉刑之人所受到的限制，使孫臏不僅永遠失去進取的機會，而且永無出頭露面的可能。
更糟糕的是受過肉刑的人在身分方面所伴隨終生的低賤性質。前面談到的，隱官解娶明的隸名叫符的人為妻，如果最後我們能確認「隸」是指奴隸，那麼，隱官社會地位的低賤，等於已經降到和奴隸屬於一個階層，因此才有這種婚配的情形出現。甚至象已經被齊國使者偷帶至齊、因卓越的才能受到齊王重用的孫臏，當齊威王打算任命他當領兵打仗的將時，也不得不加以辭謝，原因是他所說的「刑餘之人不可」。至於為何「不可」，史籍中沒有說。聯繫到其他文獻對刑人社會地位的描述，估計就是因為受過肉刑的人不能象常人一樣立於眾人之前，更不要說對眾人發號施令了。在滋賀先生文中曾舉出《《左傳》所記如下例子：齊
魯之間交戰，魯國的臧堅受傷被齊俘虜。齊靈公派閹人夙沙衛去看望臧堅，目的是告訴他不要因被俘感到羞愧而自殺。臧堅一面表示拜謝，一面又因不滿於齊靈公「使其刑臣禮於士」抉傷而死。可能齊靈公本來出於一種貴族風度的好意，只不過一時疏忽派了親信閹宦傳話。結果同樣講究貴族風度的臧堅，不是因被俘而是因齊君居然派來一個刑餘之人，反而無法忍受這種恥辱而選擇了自殺。聯繫到這一事例，我們很容易就能猜想到，前面所講的孫臏不當將帥，不僅是考慮各種不利的表面影響（因為這些也許並非不可從權，否則齊王就不會考慮這項任命），而是和戰場指揮、戰爭勝負等這些最實際的問題密切相關。試想，假如軍中有人羞於接受孫臏這樣刑人的號令，寧死也不接受孫臏的指揮，那仗還怎麼能打呢？總之，「沒世不齒」，象一座大山一樣壓在這些刑人的頭上，使他們不得不比常人矮上老大一截，受到諸多的限制並且幾乎是任何情況下也無法改變的。肉刑的影響不僅及於自身，還會對後人產生影響。
如《左傳·庄公十九年》記載：「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不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為大閽，謂之大伯，使其後掌之。」鬻拳本來出於耿耿忠心，才採取強諫的方式。由於楚君不聽，沒有辦法的情況下，只好用武器威脅逼迫楚君按他的主張去做。楚君因害怕而聽從了，但鬻拳認為自己對君主犯下大罪，然後自己給自己處以斬足的刑罰。因為受過刖刑的人往往從事守門之事，所以他被人們視為頭號守門人。守門如果普遍由刑人擔當，顯然並不是什麼好差事而是一種很低賤的職業，可是，他的後代也成了這種職業掌門人，不能不說是因他受過肉刑所致。
又如《史記·蒙恬列傳》說的趙高的情況：「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這里的「隱宮」二字，有的學者認為應改作「隱官」，我認為是有道理的），其母被刑戮，世世卑賤。」只是由於「秦王聞趙高強力，通於獄法」，按當時的標准等於即有武又會文，可能才特別給予任宦的待遇。其實到趙高這一輩已經是受過肉刑之人的後代了，但還是不能免於列入卑賤。甚至到後來秦二世登上皇帝寶座，已經重用趙高，和趙高商量如何解決「大臣不服，官吏尚強，及諸公子必與我爭」等問題時，趙高還是不免需要說到自己的身分。趙高當時回答：「臣固願言而未敢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貴人也，積功勞世以相傳久矣。今高素小賤，陛下幸稱舉，令在上位，管中事。」（見《史記·秦始皇本紀》）趙高這時當上郎中令，官職已經很高，但「今高素小賤」一句，仍然表明他作為刑人的後代這種低賤的身分永遠不能抹去。
肉刑這種伴隨終身的身分性，以及對後代所產生的不能消除的影響，應當說對人的長期傷害才是最重的。因為肉體所遭受的傷痛只是暫時的，甚至並處的勞役刑也不是沒有終止之期，傷殘有時也只是一種外表的畸形化或造成行動的不便。「哀莫大於心死」，只有受過肉刑以後所具有的卑賤的身分，才是讓人沒有了希望、使人永遠喪失改悔從善之機會的關鍵所在。在分析廢除肉刑的意義時，似乎不能忽略這一主要之點。廢除肉刑和規定刑期的最大意義，是開辟改過自新之路，使罪人有可能復歸社會，使其本人和其後代不致被社會長期歧視。《漢書·刑法志》記載緹縈所說的肉刑一旦受之「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的凄切話語，能夠使文帝受到觸動，難道就不能使我們今天的研究家受到些許觸動，而非要從擴大剝削對象等經濟角度著眼，去認識廢除肉刑的意義嗎？
西漢文帝廢除肉刑一事，作為中國刑罰史上著名的改革舉措而引人矚目。前人和今人的評價很多，而在成為一門學科之後的中國法制史的研究中，各種評價基本對文帝改革刑制持肯定態度。本文作者和諸位學者在這一方面是完全一致的。現在提出再評價，只是考慮到，由於文獻記載不足，有些問題尚未得到適當的解釋；有些評價其本身則也需要評價；還有對一些學者的卓見雖然十分敬佩，但覺得似還可以再深入一些分析並予以補充。不過需要說明的是，求新免不了出現失誤，深析也並不能保證正確，本文不過是想提供一種思路，以期在學術界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一、對斬右止改入於死的推想
沈家本在他的《歷代刑法考》刑法分考五「議復肉刑」條中，列舉了漢魏晉等時期有關議復肉刑的各種主張及觀點之後，在最後的按語部分說到：
漢文帝除肉刑，千古之仁政也，班固首議其非。……蓋自班固創於前，自此推波助瀾，至東晉之末而猶未息，可為法家中之一大爭端矣。推求其故，則張蒼定律改斬右止為棄市，系由生入死，人遂得據此以為言耳。在當日，定律之本旨必非無因，特其說不傳，論者不察，並一切肉刑而亦議之，紛爭不已，何其固也？〔1〕
沈家本的說法頗有道理。如果我們根據散見的各種文獻，同時發揮一些想像力，追尋文帝改革時可能面對的現實情形，也許多少能夠發掘出當日定律之本旨。
在肉刑存在的時代，如參考睡虎地秦簡中《法律答問》所記載的有關加罪的解釋，可以看出在一罪的情況下，最高只判處到斬左止黥為城旦：
何謂「加罪」？五人盜，贓一錢以上，斬左止，又黥以為城旦；不盈五人，盜過六百六十錢，黥劓以為城旦；不盈六百六十到二百廿錢，黥為城旦；不盈二百廿以下到一錢，遷之。〔2〕
從這一秦法，我們可以猜想，如果盜罪的最高處刑是斬左止黥為城旦，則秦時對以贓物計算的普通盜罪並不處以死刑；另一種可能是相反的情況，即如果盜罪最高處刑不屬於加罪，因而可能在贓額達到一定數量後處以死刑，那麼，作為一個罪名而言，盜罪的加罪最高也只加到斬左止的一級，再往上已經不屬於加罪而是直接入於死刑。無論事實是上述情況的哪一種，因此可以首先作出以下推測：
A. 斬左止一般是作為加罪來使用的。
其次，作為文帝改革中難於被後人理解的改斬右止為棄市，考慮到文帝並非一位庸主，不可能不知道把生刑改為死刑，如果沒有較充足的理由，定會遭後人非議。丞相張蒼等一批經驗豐富的朝廷大臣議定此事後提出的改革方案，如果毫無道理就將斬右止隨便改為棄市，肯定當時參與議律的眾人就會出現意見不統一的情況，更不要說如不做出恰當的分析解釋，漢文帝這最後一關也難獲通過。可是，明顯有悖情理的事情，文帝竟沒有提出意見，而是「制曰可」即絲毫沒有窒礙地予以批准，那麼，我們分析的時候，就應該為此
㈣ 古代那些各種酷刑都是在什麼時候取消的
（一）酷刑之始 「蚩尤唯始作亂，延及於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唯作五虐之刑日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刵，黥，越茲麗刑。」 即指割鼻，割耳，破壞生殖器官，刺面和死刑五種刑罪。 第一種肉刑是劓，劓是割鼻。古刑乃石刃割鼻的象形。周秦之際廣泛適用，漢初文帝廢除肉刑，將劓刑改為笞三百。此後劓刑趨於衰止，但南北朝時期間或施用。隋後不見於律典，唯金國早期對於犯重罪者要割掉鼻子，以別於一般平民。 第二種肉刑是刵，刵是割耳朵，又稱「截耳」。即以石刀割去耳朵的懲罰。《尚書 康誥》：「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說文解字》：「刵，斷耳也。」刵刑長期被用於軍中，斃敵而割其左耳以獻功，在我國歷史上產期存在。「馘」字，就是此意之表。 第三種肉刑是椓，今文作官割。歷代所述者甚豐，不表。 第四種肉刑是黥，又稱「墨刑」。先秦時期廣泛適用，漢初文帝廢除肉刑，以髡鉗城旦舂代替。魏晉南北朝時期間或適用，南朝梁武帝天監十四年再廢。隋唐律典無此制。五代後晉石敬瑭恢復酷刑，改成刺字，並與流刑結合使用，稱為「刺配」。宋沿襲，刺配盛行，林沖蒙冤刺配滄州，武松刺配孟州，可見一斑。清末法制改革，將其廢除。 此外，再加上「麗刑」，即割頸的死刑，又稱大辟。「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一般來說，戰國以來死刑通稱大辟。 除了五刑之外，五帝時期還有「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等五種死刑和「聰明」，「明畏」兩種肉刑，其殘酷性，對人體的危害性和「五刑」並無差別。 苗氏和三皇五帝時期施行的肉刑，是不折不扣的酷刑，雖然相較於後世而言，刑具簡單，手段單一，但其對後世的酷刑的發展產生了難以估量的影響和作用。 （二）夏商周三代之酷刑 提及三代的酷刑，不得不提及中國歷史上兩位著名的暴君——夏桀，商紂。此二人開啟了暴君酷烈的司法習氣，以「酷斃了」之姿傲然蔑視群雄，以發指之罪行，被永久的定格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夏桀沒有任何名目，就殺死了一代名臣關龍逢，三千多年後的宋高宗深得其精髓，以「莫須有」的罪名，在杭州大理寺風波亭殺害了一代忠臣名將岳飛，「天日不昭」；而商紂王，則為中國暴君中之「集大成者」。明代許仲琳《封神演義》，對此有詳盡的描述。 醢酒侯，脯鄂侯，剖比干心，炮烙梅伯，敲骨吸髓，驅逐賢臣，囚禁賢人箕子，幽禁文王於羑里 ……可謂惡貫滿盈，無惡不作，凶神惡煞，窮凶極惡，名副其實，實至名歸。 （三）秦至清末的酷刑 秦奉行重刑輕罪的政策，「姦邪並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 ，廣泛使用肉刑，「劓鼻盈累」，「斷足盈車，國之諸市，履賤踴貴」， ； 漢代雖有」文景之治」，文帝劉恆深感緹縈之孝，廢除前代苛刑峻法，但新建的體系卻重用了以身體、生命為內容的笞刑，簡直成了歷史逆流而徹底失敗。武帝時，太史公慘遭宮刑，「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重為鄉黨戮笑，污辱先人，無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 ，為中國文化史上一大憾事。中國酷刑改革之路任重而道遠。 及至隋唐，堪稱中國歷史之「黃金時代」，「天下帖然」，「人人自安」，「商旅野次，無復盜賊，囹圄常空，馬牛而野，外產不閉，又頻致豐稔，米斗三四錢」。 「貞觀之治」，「開元盛世」是中國封建歷史上最為風採的一頁，是中華民族的驕傲，但，靜水之下，暗流洶涌，盛世亦非白璧無瑕。武則天統治時期，上承「貞觀」，下啟「開元」，不可謂不發展，不可謂不進步，而亦是在此時代，暴露出了中國酷刑史上最黑暗的一面。武則天統治前期，對士大夫採用了籠絡利用的手段，後徐敬業造反，基本策略就轉為打擊迫害。其任用酷吏，大興冤獄，派出大批「告事」偵查士大夫言行，鼓勵告密，動輒以「謀反」之罪嚴刑逼供，其殘酷程度無以復加，時稱「羅織」，比漢末「黨錮」還要殘毒。武則天出身低微，歷經坎坷，熟讀經史子集，但末了，一代女皇還是無可奈何，只能「威懾天下」，不知酷刑之下，大周天子那顆玲瓏女兒心該如何安放？ 古代法律發展到唐代，就已經完全成熟。中華法系的幾個重要特點皆以具備，《唐律疏議》更是為中國法典的楷模，被後世立法者奉為圭臬。唐代以後的發展趨勢是愈往後愈繁瑣，刑罰愈來愈嚴酷，但皆以唐律為模式。宋代，「刺配」盛行，還出現了「鼠彈箏」的捆綁方法，至於神宗時期，更出現了酷刑之最——「凌遲」，「其法乃寸而磔之，必至體無完膚，然後為之割其勢，女則幽其閉，出其臟腑，以畢其命，支分節解，菹其骨而後已」 。與此同時也恢復了腰斬，梟首和夷族等酷刑。宋末紛爭不斷，蒙古滅金，滅大理，滅南宋，始建元朝，此代法制倒退，刑具野蠻，不足而論。元短命而亡，1368年，又變成朱家天下。明律之嚴酷，眾所周知，剝皮之刑，殘酷並不亞於凌遲。明代大儒方孝孺，堪稱中國歷史上受酷刑種類最多的一個人，明成祖手段之殘酷不輸桀紂，不讓始皇。而明中後期，更堪稱經典，十個皇帝九個痴，宦官專權，蔚為大觀。中國歷來「刑不上大夫」，至此，皇帝已公開在朝堂或宮門對大臣予以杖責，規模之大，次數之多，手段之狠，堪稱世界刑罰史之奇跡。仁禮二字何在？士大夫之尊何在？1644清軍入關，「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燒殺強掠，無惡不作，此處已經奠定了清代刑罰的基調，「酷」，已成必然之選。「部族私心」與「中華利益」交織，「滿蒙一家」與「文字獄」交錯，當一個國家，已經成為一個部族滿足自己私利的工具，一切的殘忍，一切的暴虐，已經理所當然，文化隕落，世風日下，人心不古。 （四）古代酷刑的衰落 1905年4月，清朝兩位修律大臣——伍廷芳和沈家本——聯合署名，向慈禧太後和光緒皇帝提交《刪除律例內重法折》，請求從《大清刑律》中永遠刪除凌遲。這是伍廷芳和沈家本匯合後做出的第一個驚天之舉，是現代法理與古代酷刑傳統的第一個較量，兩位修律大臣拉開架勢，高屋建瓴，以仁政為坐標系，說明刑法「裁之以義」，終極目標卻是「推之以仁」。而慈禧太後對其進行了批復， 「我朝入關之初，立刑以斬罪為極重。順治年間修訂刑律，沿用前明舊制，始有凌遲等極刑。雖以懲儆凶頑，究非國家法外施仁之本意。」 1905年4月24日清廷廢除死刑中的凌遲、梟首、戮屍。歷史有時是頑皮的，就在陵遲廢止的前1個月，法國駐華使館衛兵去菜市口閑逛，偶然拍攝下同天執行的3起陵遲，圖片轟動了歐洲。也就是說，當凌遲在中國廢除之時，這種酷刑卻在歐洲出名了，頑皮的歷史和我們開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玩笑。
㈤ 流刑的歷史
隋唐之際，以徒流刑為中心的笞杖徒流死五刑制正式確立。在五刑制的確立中，流刑的出現具有特別的意義。流刑的來源雖早，然秦漢以來，這種以鄉土觀念為前提的懲治方式並未得到經常的實施，這意味著其懲治力度如何已經很久沒有得到司法實踐的檢驗，這明顯與死刑、徒刑、笞杖刑不同。其次，在秦漢以來零星出現的「流」，多將犯人流至邊方，其實施的重心仍在勞役，而非流遠本身，這與五刑制中流的特徵也有很大的差距。[1]流刑在南北朝後期進入五刑體制，占據其中降死一等重刑的地位，並改變自己以勞役刑為重心的特徵，而以把犯人流至遠方作為主要的懲治內容，其中恐怕與魏晉之際法律儒家化的背景有密切的關系。《唐律疏議》註解「流刑三」一條，稱，「《書》雲：『流宥五刑。』謂不忍刑殺，宥之於遠也。又曰：『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大罪投之四裔，或流之於海外，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蓋始於唐虞。今之三流，即其義也。」[2]這可能是對這一歷史事實最好的註解。
正是因為流刑進入五刑制有這樣較為特殊的背景，盡管五刑制的確立在中國古代刑罰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五刑制本身從一開始也是有缺陷的。流刑懲治力度不足，與其在五刑制中的地位不相符合是其中的關鍵問題。這一點在五刑制剛剛確立的唐代就已經十分明顯。
唐代流刑三等，即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三流均居役一年，且不加杖。[3]官員流者不需居役，只附籍當地，如同百姓，待期限一滿，「有官者得復仕」。[4]普通罪犯居役一年後，也附籍當地，流限一般為六年，不應流而特流者為三年。期滿，即可返回原籍。對於這種流刑的懲治力度，北宋熙寧中，大臣曾布有明白的解說：「---大辟之次，處以流刑，---不惟非先王流宥之意，而又失輕重之差。古者鄉田同井，人皆安土重遷。流之遠方，無所資給，徒隸困辱，以至終身。近世之民，輕去鄉井，轉徙四方，固不為患，而居作一年，即聽附籍，比於古亦輕矣。」[5]可謂一語中的。還可以再與次流刑一等的徒刑相比較。唐代徒刑五等，居役年限自一年、一年半、 二年、二年半、三年不等，雖無流遠之苦，然「著鉗若校」，在官吏監督下進行無償勞動的時間，卻比犯流刑者要長。徒刑實際懲治的強度，與流刑相去不遠， 甚至輕重有所倒置。
隋唐以後，五刑制基本為以後各朝代繼承，成為官方明文規定的刑罰體系。為此，解決流刑三等懲治力度的不足也成為各朝代重要的司法課題。 宋代於建隆三年（公元962年）定「折杖法」，以杖折徒流，流刑四等即改為加役流，決脊杖二十，配役三年；流三千里，決脊杖二十，配役一年；流二千五百里，決脊杖十八，配役一年；流二千里，決脊杖十七，配役一年。[6]宋代獨具特色的刺配由此得到充分的發展。[7]宋代刺配集刺、杖、 流於一身，堪為降死一等的重刑，自宋初作為免死的刑種出現以後，行用逐漸頻繁，法規日見繁密，實施日見規范，為司法者所倚重至於出現濫施的局面。刺配起到的其實是五刑制中流刑本應承擔的任務。金人明言流刑「非今所宜」，而以徒代流，即二千里比徒四年，二千五百里比徒四年半，三千里比徒五年。[8]《大金國志》載：「徒者，---實拘役也。徒止五年，五年以上，皆死罪也。」 [9]傳統的五刑制下，徒刑從一年至三年分為五等，《 大金國志》稱金代徒刑至於五年，又言五年以上為死罪，傳統流刑為徒刑所代已成為事實。 最值得注意的還是元代的「新流刑」。[10]所謂的「新流刑」是指流遠與出軍。它們都是從蒙古族古老的懲治方式中脫胎而來的，從元代建立以來一直得到實施，並且有日見倚重的趨勢。出軍與流遠的主要去所在素為「瘴癘」之地的湖廣與北鄙的遼陽。[11]罪犯一般是南人發北，北人發南。出軍的罪犯到達配所之後，主要是「從軍自效」， 以增強邊方鎮戍軍伍的實力，流遠的罪犯似以屯種為主。原則上，除了大赦，出軍與流遠的罪犯要終老發配之地。與傳統流刑相比，其懲治力度之強不言而喻。出軍與流遠起初並行，至元仁宗、元英宗年間，出軍逐漸進入流遠刑，使流遠刑成為一種包括多種懲治方式，具有多種層次的刑罰，並進而進入了國家法定的刑罰體系。《 經世大典·憲典》規定的五刑制中，流刑被正式界定為「 流則南之遷者之北，北之遷者之南 」。 [12]這標志著包括了出軍的元代的流遠刑成為一種新的流刑，並正式代替了五刑制中傳統流刑的位置。
就唐代以後各朝實際應用中的刑罰看來，死刑、徒刑、笞杖刑的實施相對比較穩定，而降死一等重刑的調整卻是十分頻繁的。在這樣的調整之下，傳統流刑基本沒有得到行用，真正承擔懲治降死一等重罪任務的，是各朝代根據當時的需要和本朝的特徵創建的新的懲治手段。
明初律、令明確規定，以傳統的五刑制為國家法定的刑罰體系，其中流刑仍分傳統的二千里、 二千五百里、三千里三等。其中，《 大明律》規定的處以流刑的條目約有 45條。適用的對象分緣坐與實犯流刑兩種。就設置的懲治力度而言，流刑仍處於傳統的死刑與徒刑之間。如《刑律》「謀殺人」條規定，凡謀殺人，若傷而不死，造意者絞；從而加功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不加功者，杖一百，徒三年。[13] 那麼，《大明律》規定的傳統流刑將如何落實？而最重要的，明代將如何解決已經為歷史所證實了的傳統流刑的不足？降死一等重罪的懲治如何有效實現？ 吳元年（公元1367 年）十二月，《 大明令》和《大明律》同時修成。關於流刑，《刑令》一條規定，「 凡官吏犯贓至流罪者，不問江南江北，並發兩廣福建府分及龍南、安遠、汀州、漳州煙瘴地面安置，其上項煙瘴地面附近州府之人犯贓並發迤北邊塞處所。」[14]《大明律·名例》 「徒流遷徙地方」條下也規定：「流三等，照依地里遠近定發各處荒蕪及瀕海州縣安置。直隸府州流陝西；福建布政司府分流山東、北平；浙江布政司府分流山東、北平；江西布政司府分流廣西；湖廣布政司府分流山東；河南布政司府分流福建；山東布政司府分流福建；山西布政司府分流福建； 陝西布政司府分流福建；廣西布政司府分流廣東；廣東布政司府分流福建，四川布政司府分流廣西。」 [15]兩者的共同特徵在於，首先，盡管法典規定了流刑三等的距離，法律在此之外卻又設置了流犯具體的發送去所。傳統流刑作三等的區別，本是為實際發配作標準的，這樣，區別顯然已經失去了實際的意義；再者，就規定的去所而言，兩者都具有南北易置的特徵，即南方流犯發北，北方流犯發南。北方多為邊塞之地，南方都為煙瘴荒蕪之所。這與傳統流刑的發配特徵也顯然是不符合的。這意味著，盡管在刑制中，法律規定的流刑具有傳統的特徵，但即便是在法律的層面上，這種傳統已經是不完整的了。
大致在洪武十八年以前，明代流刑在一定規模之內得到實施。流犯的編發就是按照上述律、令規定的具體地理位置發送，不作三等的區別。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三月丙戌的大赦詔專門提到，「安置、徒流未至地方者，---並釋還鄉。」同月，朱元璋對刑部的詔令即為上文的「地方」提供了註解：「犯流徙罪者不宜處以荒蕪之地，但定其道里遠近，令於有人民處居之，以全其生。」[16]
與此同時，相當一部分流犯則以「輸役」來代替實際的流放。輸役的方式多種多樣。僅《實錄》的記載來看，洪武八年至十八年，十年間，太祖曾有三次對刑官下達如下的處置命令：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二月甲午，太祖下令，命流罪犯人「鳳陽輸作一年，然後屯種」；洪武十六年（公元1382年）正月，令流罪犯人代農民力役，以贖其罪；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六月，又命法司，罪人應流徙者，發涼州木速禿、雜木口、雙塔兒三遞運所充車夫，俾運軍需。[17]
傳統流刑的廢而不用此時已經初露端倪。
為了加大社會治理的力度，在洪武十八年及以後的一兩年內，朱元璋連續頒布了著名的四編《大誥》。為保證《大誥》的流傳，在《大誥》首篇，即《御制大誥》的篇末，朱元璋明確規定，官民犯罪，若持有《大誥》， 笞杖徒流罪名可減罪一等。值得注意的是，此條《誥》文同時也規定了，如果沒有《大誥》，還要罪加一等。[18]但是，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朱元璋再提減等問題時，並未提及《大誥》加等之事，只規定「法司議罪各引《大誥》減等，若遇恩例，則通減二等」[19]。 以後，「《大誥》減等」幾乎成為專有名詞，「《大誥》加等」卻罕有提及。[20]
《大誥》頒行之後，以朱元璋對《大誥》的重視，《大誥》減等的命令應該很快得到了遵行，[21]並應該有普遍的實施。 而洪武末年對《大誥》及相關命令的重申，更使《大誥》及「減等」的命令進入了祖制的范圍，得到遵奉。弘治年間，吏部主事楊子器上疏，其一條雲，「今內外問刑衙門宜追審犯人果有無《大誥》，有者，始許減等論罪，不可仍前概擬為有《大誥》，虛減其等。」[22]在地方，也有如下的記載：「鄉之人有自官司訟回者，曰，某也罪，流罪徒而里而年不等，某也罪，杖罪笞而數不等，俱有《大誥》減等。---問於鄉之長老，始知亦制也，內自司寇部，外而諸司，但問刑者皆然。」[23]可見《大誥》減等普遍實施的事實。以此為前提，在一些律家編錄的有關法律文書中，「《大誥》減等」被編成常用的「招議之式」之一。[24]
《大誥》減等的規定本適用於死罪以下的各個刑種，但其間受到影響最大的卻是流刑。笞、杖、徒刑本身分成五等，減一等處置並不影響刑種本身的行用，而流刑的情況卻有不同。《大明律》規定，「二死三流同為一減」，即流罪三等若減一等處置，則均為徒三年。[25]這樣，身犯流刑的罪犯，如果收有《大誥》，罪減一等，則均按徒三年處置。
「《大誥》減等」本來是一個相對偶然的歷史產物，在明代卻成為傳統流刑廢而不用的重要契機。
㈥ 古代中有一種刑罰叫做流放，請問犯人終生都沒有回來的可能嗎
可以回來。最少可以等到大赦。例如唐代詩仙李白，和明代大學者王陽明。
唐代詩仙李白曾參加了永王李璘的幕府。但永王與肅宗發生了爭奪帝位的斗爭，兵敗之後，李白受牽累，流放夜郎（今貴州境內），途中遇赦。
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冬，宦官劉瑾擅政，並逮捕南京給事中御史戴銑等二十餘人。王守仁上疏論救，而觸怒劉瑾，被杖四十，謫貶至貴州龍場（貴陽西北七十里，修文縣治）當龍場驛棧驛丞。同時，他的父親王華也被趕出北京，調任南京吏部尚書。路途中，王守仁被劉瑾派人追殺，偽造跳水自盡躲過一劫。逃過追殺的王守仁暗中到南京面見父親王華，王華對他說：「既然朝廷委命於你，就有責任在身，你還是上任去吧。」隨後他踏上路途，來到貴州龍場，「萬山叢薄，苗、僚雜居」，龍場在當時還是未開化的地區。王守仁沒有氣餒，根據風俗開化教導當地人，受到民眾愛戴。在這個時期，他對《大學》的中心思想有了新的領悟。王守仁認識到「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他在這段時期寫了「教條示龍場諸生」，史稱龍場悟道。正德五年（1510年）初，王守仁謫戍期滿，復官廬陵縣（今江西吉安）知縣。八月，劉瑾被楊一清聯合宦官張永設計除去。王守仁隨即被召入京，擔任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而後王陽明在兵部尚書王瓊的推薦下，王守仁被擢為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南（安）、贛（州）、汀（州）、漳（州）等地，先後平定江西和寧王叛亂。
㈦ 中國古代歷史刑罰最殘酷的是哪一個朝代
其實都很殘忍，如果非要從中拔尖的話那就是——商朝
商朝是中國真正意義上的第一個朝代。這時候的中國是一個奴隸制國家，已經有了文字――甲骨文。在甲骨文上記載了各種各樣的肉刑。所以我們可以肯定從商朝開始有了法律，也有了刑罰。
毫無疑問，商朝的法律觀念即是相信法律是神的意志的體現。刑罰也就是神預，就刑罰本身而言，確信商朝有活埋、火焚、沉水、腰斬等死刑。但沒有嚴格的刑罰制度，這時候的中國人已經表現出某種殘暴性了，其表現在數量驚人的人殉和人牲，商朝的人殉人牲數量多得可怕，幾十上百的非常常見。有一次商王耳鳴，就殺了三十個人取悅上帝。最多的達到了「千人千牛」，但這個記載有不同意見。有專家認為是指把一千個人和一千頭牛關在一起待宰，不過這也夠可惡的了。而完全可信的紀錄是殺三百人牲。從出土紀錄看，陪葬人數也有上幾百的。一次祭祀殺人紀錄為339人，一座墳墓殉葬人數記錄為三百六十多人（商王級）。殺人如此又多又頻繁，而人牲並不屬於商朝的刑罰制度――原因很簡單，刑罰是針對人的， 商朝奴隸主根本不把奴隸和戰俘當人看。在他們眼中那不過是一群比較特別的牲畜而已。
望採納
㈧ 古代有一個特別殘忍的刑罰：坐冰凳，它到底有多殘忍
談到刑罰很自然的就想到了滿清的十大酷刑，這也是很多很多電視電影裡面經常出現的刑罰。
但是說到坐冰凳就比較少見了。一般生活中冰是用來降暑或者保鮮等等，沒想到還能作為刑罰。其實這種刑罰生活中就會體會到。比如小時候會把冰塊放在手掌心，看著冰塊融化，冰在手心時間越長手就會越疼，像針扎一樣。
㈨ 歷史上都是怎麼懲治壞人的
歷史上都是怎麼懲治壞人的？
中華文明五千年，從古至今這些刑罰又是如何演變的呢？今天我們就一起來聊一聊這個話題：
1、奴隸社會：太不人道，不把煩人當人看
在漢文帝廢除肉刑之前，都被稱為是「奴隸制」刑罰，最為嚴重的當屬秦朝。由於秦朝採用法家理念治國，在刑罰方面手段非常殘酷。秦朝的刑罰是由死刑、肉刑、徒刑、流刑、贖刑組成了，它是一個龐大且繁雜的體系，還有財產刑、身份刑等，這包括對犯人的生命、肌體等多個角度系統的實行法律強制。
僅僅是死刑就分為戮（先示眾再斬首）、磔（裂碎犯人肢體的刑罰）、定殺（就是對於有疾病的犯人選擇投水淹死）、梟首（即砍頭後城門示眾）、族刑（刑罰波及同族）、具五刑（就是執行肉刑之後再執行死刑）。另外，據資料記載，秦朝還有鑿顛、抽肋等慘無人道的刑罰。秦朝還實行連坐法，一家犯罪，全家、鄰里或者其他相關人等一並受罰。最臭名昭著的就是呂後的人彘：挖鼻剜眼，熏聾耳朵，灌吃啞葯，剁四肢，扔進廁所。實在是不敢想像。
歷史上名醫扁鵲就是遭受車裂（五馬分屍），據說扁鵲的頭顱被一匹馬拉到河北省，當地人為了紀念扁鵲修建了扁鵲廟，當地因此取名為「神頭」村。
2、封建社會：皇權下的威嚴
隋唐以後的刑罰體系，大多被稱為「封建制刑罰」。至此廢除秦朝以來的肉刑之後，也開始形成了固定的「封建五刑」---笞刑、杖刑、徒刑、流刑、死刑。
笞刑，也就是用法定規格的荊條責打犯人的臀或腿，分為十下、二十下、三十下、四十下、五十下幾種；杖刑相比於笞刑比較嚴重，分為六十下、七十下、八十下、九十下、一百下；徒刑，包括一年、一年半、兩年、兩年半、三年幾種，相比於今天的十幾年還是比較少的；流刑，包括一千里（差不多就是動北京到上海的距離）、一千五百里（差不多就是從北京到成都的距離）、兩千里（差不多就是從北京到廣州的距離）幾種；死刑分為絞刑和斬刑兩種方式；
3、民國時期：各大勢力分散，刑罰各有不同
從1911年開始，中國開始進入民國時期。形式上宣告了封建專制統治的結束，同時也表示以三民主義為核心的共和政體的誕生。
當時民國政府頒布了多部法律法規來維持政權的合法性以及社會的穩定性，如《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通令開放蛋戶惰民等許其一體享有公權私權文》、《大總統令內務部禁止買賣人口文》、《大總統令外交部妥籌禁絕販賣豬仔以及保護華僑辦法》等。還有一些社會改革的法令：禁煙、禁賭、剪辮、勸禁纏足、改革稱呼舊制等。同時還主張司法獨立、禁止刑訊，禁止體罰，試行律師制度。
雖然在當時的環境，未能完全按照當初設想來執行，但是從法律條文上也能看出明顯的進步。
當時「合法」的民國政府由於內外環境的復雜性，也沒能持續多久。一時間，各地軍閥割據，都有了自己的勢力。相對於孫中山這樣的革新志士，在軍閥執政的范圍內，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對傳統嚴格非人道的刑罰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同時一些封建頑固分子對於大批革命黨人是深惡痛絕的，民國革命人士大遭受的酷刑也是數不勝數。
4、關於刑罰，有幾個有趣的點在這里也交流分享一下：
a、《琅琊榜》中的大理寺如神一般的存在：
電視劇《琅琊榜》的故事背景被設定為「南梁大通年間」。南梁是歷史上真實存在的朝代。東晉滅亡之後，南朝共經歷四個朝代——宋、齊、梁、陳。梁是南朝第三個朝代，建於公元502年，史稱「南梁」，也稱「蕭梁」。「大通」是梁武帝時期使用的年號，即從527年3月至529年9月。
而相當於現在的最高人民法院的大理寺是北齊以後才出現的機構，從秦漢時期到北齊時期一直命名為「廷尉」，到北齊的時候廷尉更名並擴大為大理寺。而北齊存在的時間為公元550年至公元577年，這么算南梁大通年間是在北齊之前的。劇中將赤焰軍衛崢被夏江抓到後就放到了大理寺，按照時間來說，大理寺在劇中真是神一樣的存在。
b、來說說這「一丈紅」
當取刑罰之意時，主要在後宮中用來懲罰犯錯的妃嬪宮人，執行取兩寸厚五尺長的板子責打女犯腰部以下的位置，不管打多少下，直到血肉模糊為之，遠看一篇鮮紅才因此命名「一丈紅」。這種刑罰只要執行了，那多半是殘廢了，如果哪個還能站起來，指定是執法的人徇私。同時後宮中只有皇上、太後、皇後以及正二品以上妃子或者太子妃才能動用刑罰。
兩寸厚，按照現在的換算，那可是將近7厘米啊！拿著都費勁，別說執法了！
㈩ 古代不至於死命而比較痛的是什麼刑
中國古代刑罰的發展。
原始社會的舜禹統治的時期確認不少有關處罰的習慣。《尚書。舜典》載有：「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撲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 欽哉！惟刑之恤哉。」當時的處罰習慣，將貪贓（墨）行為與劫掠（昏）殺人行為並列，一並處罰，體現了當時的社會已經注重對行政人員的整治和管理，嚴厲制裁瀆職、貪污行為。
《尚書。呂刑》對原始社會末期的處罰方式作了這樣的說明：「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淮作王虐之刑曰法」，「爰始淫為劓、刵、諑、黥」。又據《後漢書。刑法志》說：「（禹）自以德衰而制肉刑」。
夏代逐步確立了墨、劓、剕、宮、大辟的五刑制度。
商代刑法嚴酷。盤庚規定「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 .死刑除去斬刑外，還有醢、脯、焚、剖心、刳、剔等刑殺手段。
西周形成以圜土之制、嘉石之制為名的徒刑、拘役等刑罰，以及贖刑、流刑等制度作為五刑的補充，這一時期為奴隸制刑罰的成熟階段。
春秋戰國時期仍然以五刑為主，殘酷性並沒有改變、商鞅被處死時，即用車裂之刑，這一時期為奴隸制刑罰向封建制刑罰過渡的階段。
秦刑罰出現了新的變化，主要有笞、杖、徒、流放、肉、死、羞辱、經濟、株連八大類。其中前五類相當於現代的主刑，後三類相當於現代的附加刑。秦法尚未形成完整的體系，有明顯的過渡的特徵。
漢代對刑罰進行了改革，漢文帝十三年，下詔廢除肉刑，著手改革刑制。具體有：凡當完者，完為城旦春；當黥者，髡鉗為城旦春；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棄市。這樣就改變了原「五刑」制度。但是也出現問題：1、斬右趾，改為棄市，擴大了死刑范圍；第二，以笞代替劓刑、斬左趾，結果受刑者「率多死」。後，漢景帝又兩次下詔減少笞數，第一次是笞五百減為三百，笞三百減為二百。第二次是笞三百減為二百、笞二百減一百。改革之後，除死刑以外，還有笞刑，而宮刑未改。到東漢初，明帝詔中又提到斬右趾，說明又以此刑代替棄市，把文帝時由輕入重的一項又回來，至此，兩漢肉刑有宮和斬右趾。
關於徒刑，漢初沿用秦制。但是漢代已經有了明確的刑期。如髡鉗城旦舂，五歲刑；完城旦舂，四歲刑；鬼薪白粲，三歲刑；司寇和作如司寇，皆二歲刑，男罰作和女復作，皆一歲到三月刑。此外，漢代另有「顧山」，是只用於女犯的刑罰，因此也稱為「女徒顧山」。
此外，兩漢還沿用秦代及以前的罰金、徙邊等刑罰。另外有禁錮刑，是漢為禁止官史結黨，對有朋黨行為的官吏及其親屬，實行終身禁為官的政策。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刑罰體系較前朝有了很大的變化，刑罰的總的變化的特點是逐漸寬緩。「割裂肌膚，殘害肢體」的刑罰手段逐漸減少，向新的封建制五刑過渡。主要體現在：1、廢除宮刑制度。北朝西魏在大統十三年（公元547年）下詔禁止宮刑：「自今應宮刑者，直沒官，勿刑。」北齊在天統五年（公元569年）也詔令廢止宮刑：「應宮刑者普免為官口」。2、規定了鞭刑與杖刑。這一刑罰緣於北魏，並為北齊北周沿用。3、規定流刑為減死之刑。南北朝時期，把流行作為死刑的一種寬待措施。如北周時規定流刑為五等，每等以五百里為差，以據都城二千五百里為第一等，至四千五百里為限，同時附加鞭刑。4、緣坐范圍有所變化，這種變化主要體現在對婦女緣坐的變化上，總的趨勢是縮小范圍，但司法實踐中卻多有擴大。在整個南北朝時期緣坐的范圍也有反復。《梁律》創從坐婦女免處死刑的先例。
隋《開皇律》刪除不少苛酷的刑罰內容。廢除不少殘酷的生命刑，把死刑法定為絞、斬兩種。對流刑、鞭刑均作修改。隋文帝明確說明：「絞以致斃、斬則殊形，除惡之體，於斯已極」，所有 「梟首轘身」與「殘剝膚體」的鞭刑都廢除不用，確立了封建制五刑。
唐刑罰比以前各代均為輕，死刑、流刑大為減少。死刑只有絞斬兩種；徒刑僅一年至三年；笞杖數目也大為減少。更重要的是，其適用刑罰以從輕為度；唐律被認為是我國古代社會「得古今之平」的刑罰中的典範。
宋創設了一些新的刑罰制度。1、刺配刑。宋太祖為寬貸雜犯死罪而立刺配之法，刺面、配流且杖脊，是對特予免死人犯的一種代用刑。但後來則成了常用刑種之一。2、凌遲刑。宋時將五代的法外刑凌遲作為法定刑種，初時適用於荊湖之地所謂以妖術殺人祭鬼的犯罪。但後來適用范圍越來越廣泛。3、折杖法。宋太祖創立折杖法，作為重刑的代用刑。但因存在不足，即「良民偶有抵冒，致傷肢體，為終身之辱；愚頑之徒，雖一時創痛，而終無愧恥。」所以，在徽宗時又對徒以下罪的折杖刑數重作調整，減少對輕刑犯的危害。
元法初為習慣法，成吉思汗時有斬決、流放、責打條子等刑罰，後逐漸向漢代的五刑體制過渡，並最終實行。但其死刑中無絞刑，凌遲為法定死刑。
元朝仍保留許多習慣法，包括不少肉刑。一般人犯盜竊罪，除斷本罪外，「初犯刺左臂，再犯刺右臂，三犯刺項。」「強盜初犯即須刺項」，只有蒙古人可不受此刑。為了維護僧侶的特權，元律規定「毆西番僧者截其手，罵之者斷其舌」。
元有警跡人制度。強竊盜犯在服刑完畢後，支付原籍「充警跡人」。在其家門首立紅泥粉壁，上開具姓名，犯事情由，由鄰居監督其行止，且每半年同見官府接受督察。五年不犯者除籍，再犯者終身拘籍。
明清刑罰有新的發展變化，其特點是刑罰更加殘酷化，並大量復活了肉刑。明清時的刑罰變化有：
1、死刑。明、清兩朝在法律上恢復了梟首示眾之刑，並且范圍逐步擴大。此外，明清時期的死刑執行方面還有一些更加殘酷的方式，如「剝皮實草」、「滅十族」、戮屍等。 清朝針對死刑還有一個獨特的制度，即斬立決和監候制度。
2、充軍刑。「充軍」創制於明代，但是不以充軍為本罪。清朝的充軍則作為流罪的加重刑，並以充軍為本罪。而且充軍的條目也較明代增加。
3、發遣刑，這是一種比充軍重的刑罰。明代時只限軍官和軍人，永不得回原籍。清時則包括犯徒罪以上的文武官員，還可以有機會放還。
4、枷號，是明朝首創的恥辱刑。在明代還變成一種致命的酷刑。清時對一些倫理性和風化犯罪，用此法。
明代還有庭杖制度。指在殿庭前對違抗皇命的大臣直接施以杖刑的法外刑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