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承繼
『壹』 父親去世後沒有留下遺囑，留下我和弟弟兩人，我可以繼承房產嗎
父親過世爸爸的弟兄是不是有遺產繼承必須根據實際情況明確。假如爸爸留出遺書，將一部分財產分到其朋友的，那麼就有遺產繼承。或是並沒有遺書，可是第一順序繼承人不遺產繼承，那爸爸的弟兄做為第二順序繼承人就會有遺產繼承的權益。
針對遺產繼承的缺失評定理應根據上述實際的標准來實現判斷，特別是在繼承者存有違法違紀個人行為時，不但必須撤銷遺產繼承的資質，還要追責有關刑事處罰，針對造成了殺人罪或是丟棄、虐待罪的，還要由司法部門裁定解決。
財產依照以下次序承繼：第一次序：另一半、兒女、爸爸媽媽;第二次序：兄妹、爺爺奶奶、外公外婆。傳承逐漸後，由第一順序繼承人承繼，第二順序繼承人不承繼;並沒有第一順序繼承人承繼的，由第二順序繼承人承繼。
『貳』 2017司法考試如何查詢承繼
據司法部國家司法考試辦公室公告，2017年國家司法考試成績將於11月21日，即今天公布，上午8時以後就可以上網查詢，全國合格分數線為360分。
根據國家司法考試放寬政策規定，今年放寬地方合格分數線分為四檔，其中：西藏自治區合格分數線為280分；內蒙古、廣西、寧夏、新疆4個自治區，四川、貴州、雲南、甘肅、青海5個省的自治州、自治縣合格分數線為305分；四川、貴州、雲南、甘肅、青海5個省所轄縣（市、區）合格分數線為310分；除上述10省（區）外，全國放寬報名學歷條件地方合格分數線為315分。使用少數民族語言文字試卷參加考試的，單獨確定合格分數標准。
應試人員可自11月21日上午8時，通過司法部網站（http://www.moj.gov.cn）、中國普法網（http://www.legalinfo.gov.cn）、司法部微信公眾號和中國普法微信公眾號查詢本人成績；登錄司法部網站自行下載列印成績通知單。
考試成績合格人員應在規定時間辦理申請授予法律職業資格事宜。應試人員對考試成績有異議的，可自考試成績公布之日起15日內，向報名地司法行政機關提出分數核查的書面申請。香港、澳門考區應試人員對考試成績有異議的，可向考試承辦機構提出分數核查的書面申請。居住在台灣地區的應試人員對考試成績有異議的，可在台北市辦理分數核查書面申請轉遞事宜。
『叄』 明代廠衛制度是怎樣的
明代特務統治可謂臭名昭著，其機構便是令人聞之變的「廠衛」。它猶如附著在大明王朝肌體上的一個可怕的毒瘤，拚命吞噬著健康的細胞。明王朝由此病入膏肓，不可救葯。
明太祖朱元璋即位之初，喜歡與左右近臣談論古今君王待臣之道，太史令劉基（伯溫）上言道：上古時期，公卿大夫觸犯刑律，君主只是賜予他寶劍，勸其閉門自裁，未曾輕易加以污辱。這種做法主要是為了維護士大夫的尊嚴。侍讀學士詹同也將《大戴禮記》與西漢名臣賈誼論君臣之道的奏疏進呈朱元璋，並委婉進言道：古時「刑不上大夫」，並不是說士大夫有罪不罰，而是不欲折辱士大夫，以激勵民間養成行己有恥的風氣，惟有如此，方能顯出君王寬宏大度的恩德。對此，朱元璋深表贊同。
劉基、詹同等人的進諫並非無的放矢，而是事出有因。出身遊方僧的朱元璋在登基之後，一些處罰方式讓眾多士大夫出身的大臣感到難以接受。如朱元璋在刑法上的一個重要發明就是所謂的「廷杖」，即在朝堂之上杖責觸犯龍顏的大臣。試想，在庄嚴的廷殿之上，眾目睽睽之下，裸露肌膚承受武士們的杖責，該是何等屈辱難堪的情形！這對於信奉「士可殺不可辱」的中國士大夫而言，比下地獄更加痛苦。皮肉之苦事小，而為人為臣的尊嚴卻已喪失殆盡了！這種「廷杖」的懲罰，連公侯、權臣也在所難免。有明一代，許多顯赫一時的大臣悲慘地死於杖笞之下。
與「廷杖」相比，朱元璋的另一項發明更是讓朝野上下聞之毛骨悚然，這便是「錦衣衛」，亦即秘密特務組織及刑獄機構。朱元璋生性多疑，在貴為人主之後更是缺乏安全感，生怕臣下對自己不忠，更擔心千辛萬苦得來的江山與榮華富貴會化為烏有，因而他時時處處充滿戒備之心，對臣下的一舉一動都不放過。他不僅要求大臣們當面對他畢恭畢敬，言聽計從，忠心不貳，就是回府之後的言行也要在他的監視與掌握之中。為此，朱元璋煞費苦心，派出密探四處巡視，保證以最快的速度向他匯報各位大臣的動向。
《水東日記》記載了這樣一件事，典型地反映出朱元璋手下密探的厲害：大臣錢宰受命編纂《孟子節文》，連日勞作，自感非常疲倦，一日散朝回到家後詩興突發，成詩一首雲：
四鼓咚咚起著衣，
午門朝見尚嫌遲。
何時得遂田園樂，
睡到人間飯熟時。
這本是一篇信筆之作，詩成之後，錢宰也就寬衣歇息了。沒想到第二日上早朝時，朱元璋一見錢宰就笑著說：「昨天愛卿作了一首好詩啊，可是寡人沒有嫌你上朝『遲』呀，是不是用『憂』字更好一些呢？」這一番話說得錢宰心驚肉跳，連忙磕頭謝罪，心中暗自慶幸：多虧昨日還沒有胡言亂語，否則今天此頭就難保了。
朱元璋如果僅僅派親信四處刺探臣下的隱私，顯然還不足以對朝野構成嚴重威懾。起初，朱元璋任用的親信密探名日「檢校」，任務是專門負責偵察探聽在京大小衙門官吏不公不法之事，及風聞之事，事無大小，全部上奏。至洪武十五年（1382年），著名的皇家特務衙門——錦衣衛正式掛牌。
所謂「衛」者，皇帝親軍之謂也，但錦衣衛的使命主要不在於保護皇帝的人身安全，而是專掌不法風聞之事。錦衣衛的最大頭目為指揮使，官居正三品，佐官有同知、僉事、鎮撫、千戶等，部屬有將軍、力士、校尉。錦衣衛下設經歷司與鎮撫司，經歷司主管文卷出入，而鎮撫司為其核心部分，職理獄訟，後分南北司，北司專理刑獄。錦衣衛最厲害之處並不在於他們可以直接向皇帝匯報，而在於他們擁有獨立的法庭和監獄，也就是說，他們在直接聽命於皇帝的同時，可以在朝廷「三法司」之外，自設公堂，有權拘留與審訊疑犯，號稱「詔獄」，即皇家自設監獄。
上有所好，下必承風。錦衣衛的設立，為願意充當御用爪牙的臣子提供了用武之地。不少人因此而受到朱元璋的寵任，如高見賢、夏煜、楊憲和凌悅均以「伺察搏擊」馳名一時，就連功高蓋世的公侯都懼之三分。而他們卻博得了朱元璋的歡心，朱元璋曾得意洋洋地說：「惟此數人，譬如惡犬，則人怕。」這一比喻是十分貼切的，為了保住朱氏社稷，朱元璋可謂煞費苦心，不惜採用「以毒攻毒」的手段，用邪惡的方式來遏制群臣。事實證明，錦衣衛確為朱元璋鏟除異己、大肆屠戮的得力幫凶。朱元璋大殺功臣，羅織大獄，絕大多數都是錦衣衛的干將承旨而為。朱元璋設立錦衣衛，是為了監視各級官吏的不法行為。皇帝本人不可能事必躬親，去認真審理錦衣衛吏員所告發的每一件案情，因而定罪與量刑就完全掌握在錦衣衛官吏之手。朱元璋特別喜歡使用酷刑，錦衣衛官吏在實際運用中可以說是無所不用其極。古語雲：「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重刑之下，求死不得，焉能不誣？因此，酷刑就成為這些皇家特工發泄淫威、任意胡為的工具。錦衣衛校尉力士名為「緹騎」，都是「都中大豪，善把持長短，多布耳目，所睚眥無不立碎」。他們鮮衣怒馬，橫行無忌。後世人稱：「幽縶慘酷，害無甚於此者」，也就是明代刑法系統中危害最烈的一部分。
首先，錦衣衛的設立本身就是對明代司法監察系統的一大破壞。明代司法系統承繼前代，號稱「三法司」，即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刑部掌管天下一切刑事訴訟案件的審理，都察院負責糾察百官治案，大理寺對具體案件審理結果進行駁正。朱元璋即位後，對天下案件的審理工作極為關心。並聲稱為了防止辦案官吏有任意構陷罪名、嚴刑逼供誣陷的情況出現，特別規定凡有重大案件，必須由他本人當面審訊。因此，朱元璋在位期間，絕大多數重要案件都由他本人來親審，「三法司」並無權干預，這無形中就是對「三法司」權力的一種剝奪與削弱。而朱元璋本人不可能親自處理各個案件始末，故此一切事務均落在錦衣衛官吏的手中。這樣，從案件的揭發到審理的全過程，三法司往往被擱置一邊，而由錦衣衛來掌握。
其次，錦衣衛直接受命於皇帝，其他官員無權干涉他們的所作所為。因此，錦衣衛事實上就有了一把至高無上的保護傘，其飛揚跋扈的程度甚至可以不把「三法司」放在眼裡。但為了遮蔽天下人的視聽，錦衣衛往往將審理好的結果交給刑部。因此，在當時人眼中，錦衣衛及「詔獄」成為最高的刑法審理機構，「法司可以空曹，刑官為冗員矣」！「三法司」的職能與權力為皇帝及錦衣衛所剝奪，實際上導致了法制系統的破壞，朝廷法權竟成為錦衣衛官吏胡作非為的工具。至朱元璋晚年，鑒於錦衣衛「非法凌虐，誅殺為多」，朱元璋明確地禁止了「詔獄」，也就是將王朝司法權重新還給「三法司」。然而，朱元璋這些亡羊補牢的舉措並沒有就此使「詔獄」壽終正寢，後世的皇帝根據自己的需要，使錦衣衛及「詔獄」的禍害愈演愈烈，成為明代臭名昭著的弊政之一。
永樂帝朱棣在位時期是明代廠衛制度發展的重要時期，也是宦官執掌廠衛機構的開始。朱元璋死後。由於皇太子朱標已於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去世，便由皇太孫朱允炆繼承皇位，史稱「建文帝」。身為皇叔的燕王朱棣對皇位垂涎已久，借「清君側」之名，起兵反叛，這就是明代歷史上著名的「靖難之役」。結果，朱棣在皇位之爭中取得了勝利。不過，許多忠於建文帝的大臣對朱棣懷有強烈的抵觸情緒，朱棣為壓制官民的不滿情緒，震懾那些二三其意的大臣，全面恢復了錦衣衛的權力，也就是重新設置了「詔獄」。此前明太祖朱元璋廢除「詔獄」後，錦衣衛的地位大大下降，不再參與刑法之事，與其他皇帝親軍一般無二了。朱棣則將親信紀綱提升為都指揮僉事，治錦衣親兵，「復典治詔獄」。紀綱從此大權在握，開始了構陷凌虐的生涯，錦衣衛的禍害也達到了一個新的高潮。
紀綱為朱棣手下得意的「惡犬」，稟承朱棣之意旨，對朱棣所痛恨的太監與武將進行殘酷迫害，千方百計羅織罪名，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錦衣衛實際上成為朱棣誅除異己、紀綱聚斂財富的絕好工具，完全凌駕於刑部等司法機構之上。
憑借錦衣衛的特權，紀綱的膽大妄為，有時到了讓人瞠目結舌的地步。如他受命前去籍沒原晉王和吳王的家產，不僅將大批財寶掠為己有，而且穿上搜獲的王服、王冠，在王府中大擺酒宴，命優伶歌舞獻藝，「奉觴稱萬歲」，儼然以帝王自居。一次，紀綱欲買一年輕貌美的女道士為妾，沒想到都督薛祿搶先一步，這使得不可一世的紀綱大為光火，發誓要報復以雪其辱。一日，在皇宮之內遇到薛祿。紀綱突然用鐵瓜擊其後腦，薛祿頓時血流滿面，險些喪命。都指揮啞失帖木不滿紀綱的胡作非為，一次在大街之上正巧與橫沖直撞的紀綱一行相遇，他拒不讓道，這令紀綱懷恨在心。其後誣陷啞失帖木冒領功賞，下獄棰殺之。
紀綱在朱棣的支持下，肆意構陷，橫行無忌，已為天下人所痛恨，朱棣本人並不是不清楚，但朱棣也同其父朱元璋一樣，就是想憑借這些「惡犬」來達到壓制天下不滿情緒的目的。當這一目標基本達到後，紀剛的存在就無足輕重了。其時，內宮有太監對紀綱早有夙怨，伺機向朱棣密告紀綱有「謀反」之心，對紀綱有所厭惡的朱棣不禁大怒，命御史當廷彈劾，立下都察院審訊，結果證據確鑿，當天就將紀綱處以磔刑，惡貫滿盈的紀綱受到了應有的懲處。
紀綱的出現，完全是朱棣唆使放縱的惡果。但在這一事件發生後，朱棣卻得出結論：外廷之臣靠不住。因此，他對外廷之臣充滿了戒備。故此。明代特務政治不但沒有因紀綱之死而有所削弱，反而得到了長足的發展。朱棣並沒有因此廢除錦衣衛，而是又創立了一個由太監主掌的特務機構。目的在於使其與錦衣衛之間互相監督，這就是東廠。
《明史》載：「明朝宦官擁有出使、專征、監軍、分鎮、刺民隱事等大權均自永樂年間開始。」有明一代，重用宦官在朱棣在位時已初具規模。關於「刺民隱事」之權，即指東廠的設立。永樂十八年（1420年）八月，東廠正式設立於北京東安門外，「以內監掌之，自是中官益專橫，不可復制。」
東廠的使命就是「緝訪謀逆妖言大奸惡等與錦衣衛均權勢」。前去主持東廠事務的宦官都是朱棣的心腹，人稱「廠公」或「督主」。廠公有皇帝特頒密封牙章一枚，有重要事件須上奏皇帝，以此鈐封，可以不經過任何手續，直接送到皇帝手中。東廠內部機制相當簡單，廠公之下，只有掌刑千戶一名，理刑百戶一名，及掌班、領班等，東廠的骨幹力量便是專門出外緝訪的役長（又稱擋頭），有百餘人之多，每一位役長又有番子（也稱番役，或幹事）數人，總計東廠常制有一千多人。這些役長及番子原來都是錦衣衛中挑選出來的「最輕黠猾巧者」，從此可以看出，東廠的設立就是朱棣直接剝奪與制約錦衣衛力量的一種重要措施。東廠直接受命於皇帝，不聽任何外廷機構節制。除皇帝之外，普天之下的百官平民都是東廠偵緝的對象。
東廠不僅在機構及人員配置上更加精幹合理，而且在偵緝行動上制定了相當嚴密的制度。如每月初一東廠都要集中布置當月偵緝工作，廠役在東廠內抽簽決定所負責的地盤。在文獻記載中，我們可以發現，東廠廠役的工作種類都有特殊的名稱。例如監視朝中各部官員會審大獄及錦衣衛拷訊罪犯者名為「聽記」，在各處地方官府訪緝者名為「坐記」，還有某位官員有何舉措，或某城門捕得要犯，胥吏記錄上報東廠者名為「打事件」。
在任何時代的日常生活中，不可能時時都有驚心動魄的事件發生，無事可做的廠役們便將毫無情報價值的日常瑣事記錄在案，向皇帝匯報。如某地失火或遭雷擊，皇帝當天也能知曉。至每月底，廠役還要特別奏報京師當月糧米油麵價格。平時，廠役番子上報事件後，廠公首先審閱，經過潤色之後方上送皇帝，但如有要事，即使在深夜宮門關閉之後，廠役也可從門縫中塞入，宮人接到後，立即交予皇帝。因此，東廠人員高效率的工作，使深居皇宮內院的帝王對外邊發生的一切可以說是了如指掌。顯然，東廠的設立使明代特務政治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朱棣在偵緝臣民隱事方面的手段超過了乃父。
偵緝他人隱事這種不光彩的勾當，吸引了大批地方上整日尋釁滋事的潑皮無賴，這些人自然而然地成了東廠役長、番子們的幫凶。於是他們就勾結起來，利用皇家鷹犬的身份，干起了敲詐勒索的勾當。當這些無賴打探到某家一樁隱事之後，即稱獲一「起數」，由番子負責向役長（即擋頭）匯報，擋頭則根據情報的價值支付銀兩，這叫「買起數」。然後，這些無賴就帶領番子至此家周圍進行監視，在找到一些蛛絲馬跡後，番子們就沖人該戶人家，加以拘捕審訊。如不立即交納足夠的賄金，就私動慘刑。並授意其誣陷周圍富戶，如果能撈足錢財，即告無事，如若沒有油水可榨，即交於錦衣衛監獄處置，其性命便再無生還之望。
東廠的設立充分顯示出朱棣過人的心機，一方面無論東廠廠公，還是下屬番子，只有權偵緝，而無權審理處置，另一方面東廠偵緝范圍極廣，但只對皇帝匯報，不受其他朝廷機構的約束，其結果是大大增強了皇帝對臣下的監視及控制，一切決定都出於皇帝本人，這樣就從根本上杜絕了任何機構（包括錦衣衛）的僭越專斷。因而，在這種意義上，東廠稱得上是名副其實的特務機構。
永樂帝朱棣在位期間，錦衣衛內部的變化主要反映在鎮撫司權力的膨脹。鎮撫司本是錦衣衛下屬機構，朱棣即位後，增設北鎮撫司，「專理詔獄」。成化十四年（1478年），在紀綱事件之後，朱棣特別規定：「增鑄北司印信，一切刑獄毋關白本衛。」也就是說，北鎮撫司有權獨立處置刑獄之事，並不必通過錦衣衛長官的定奪。北司作為錦衣衛使屬下的小官，自然不敢專斷案件，因此，朱棣特許北司可直接請示皇帝，而且錦衣衛使不得干預，這樣就造成了「鎮撫職卑而權益重」。朱棣的手段是相當高明的，擁有特權的鎮撫司就成為錦衣衛使的制約者與監督人，錦衣衛使須時時處處提防鎮撫司，自然不敢任意專斷妄為了。因而，「詔獄」也就是鎮撫司獄了。朱元璋晚年鑒於錦衣衛的「非法凌虐」，曾盡焚錦衣衛刑具。至朱棣登基後，不僅恢復錦衣衛的特權，而且鎮撫司監獄也成為殘酷摧殘臣民的人間地獄。
明人沈德符在所著的《萬曆野獲編》中，細致描述了鎮撫司監獄中令人觸目驚心的慘況：鎮撫司獄雖名為「詔獄」，但居住條件比「三法司」監獄惡劣得多。其監室建於地下，牆壁堅實，厚達數仞，隔音效果極佳，即使隔壁慘叫呼嚎，旁邊房間卻悄無聲息。監內人每欲買一物入獄，必經數道檢查，食物往往被扣留。而且規定監內不得自己燃火，雖在嚴冬之際，犯人也只能吃冰冷的食物。犯人家屬一概不得入內探視，只有在鎮撫司拷訊之時，與親人遙望而已。另據《明史，刑法志》載：官民被捉入鎮撫司獄之後，其家屬即被通告期限。如在規定期限內不能交納足夠的金銀，犯人就要受「全刑」。所謂「全刑」分五大類，即械、鐐、棍、拶、夾棍。當時人稱全刑為「五毒俱全」，犯人受刑之時呼叫聲沸然，血肉潰爛，宛轉求死不得。可以說，一入「詔獄」，九死一生，而且詔獄之事嚴格保密，家屬往往不知死期。因此每當犯人一入詔獄，其家人往往遠望獄門稽顙哀號，焚香祭祀，令人慘不忍睹。明代詔獄之殘酷實為中國封建帝王濫施淫威的一個突出體現，「荼毒之下，何獄不成？」如此看來，錦衣衛及「詔獄」之設就不僅僅是對封建刑法系統的破壞，而在本質上是封建帝王及其爪牙實行恐怖統治的一個得力工具。
明憲宗成化年間是廠衛制度發展的另一個重要時期。成化十二年（1476年），時有妖人李子龍以擅「左道」馳名一時，在朝野上下有眾多的信奉者，就連宦官鮑石、鄭忠等人都奉之若神明。在後者的幫助下，李子龍有機會深入內宮，到萬歲山等處觀望。據稱有行刺憲宗的不軌企圖，被錦衣衛校尉發現，立即下獄伏法。這件事被明憲宗知道後，驚恐不已，由此整日提心吊膽，疑神疑鬼。為了避免類似事件的發生，深居內宮的憲宗十分想了解外廷臣民的動向，因此命太監汪直率錦衣衛校尉數名喬裝改扮，出宮伺察。
這種小規模又偷偷摸摸的偵訪不可能有多大的實際作用。憲宗於第二年正月索性建立了又一個專門機構——西廠，以汪直為首，其成員則從錦衣衛中選拔出來，只是所領緹騎（即錦衣衛校尉）的數量是東廠的一倍以上，勢力遠遠超過錦衣衛。它把錦衣衛與東廠的職權來個「大包干」，「大政小事，方言巷語，全部記錄上報」「至民間斗詈雞狗的瑣事，也從重處置」。也就是說，西廠不僅有權四處偵訪官民的「不軌」言行，而且還可以進行拘留逮捕，施用重刑。將特務與法庭、監獄的職能合為一體，其造成的危害是可想而知的。「冤死相屬，廷臣莫敢言」，「羅織數起大獄，臣民惕息」。汪直與西廠的勢力一時間甚囂塵上。汪直每次出府，隨從爪牙極多，揚揚得意，橫行霸道。公卿大夫相遇於道，都躲避惟恐不及。西廠隨意逮捕朝臣，經常不向憲宗奏請。無法無天，莫此為甚。更為嚴峻的是，西廠偵緝的范圍並不僅限於北京城內，手下校尉遍布朝廷內外、大江南北，諸王府及邊防重鎮也都成為其監視及濫發淫威的所在。
物極必反。西廠將朝廷及「三法司」置於一邊，擅權專斷，這種特殊的權力實際構成了對專制王朝致命的威脅，一些正直的大臣忍無可忍，上疏反映了這一嚴重狀況。當年五月，大學士商輅在奏疏中言道：「近日廠、衛伺察過於繁瑣，政令太急，刑網太密，人情疑畏，洶洶不安。陛下完全聽信於汪直，汪直又寄耳目於群小。中外騷然，安保其無意外之變。」憲宗起先看到這一奏疏時，大不以為然，勃然大怒道：「一內豎（即太監）就能危及社稷嗎？」命太監懷恩親傳旨意痛責商輅。商輅據理力爭，毫不妥協道：「朝臣無論大小，有罪皆須請旨收問，而汪直竟敢無旨擅逮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是我朝北邊大門，守備不可一日離職，而汪直卻在一日內械捕數位守備大員。南京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也逃不過汪直之手，甚至皇帝身邊近侍，汪直也敢私自調換。汪直不黜，國家安得不危？」這一席話落地有聲，句句在理，懷恩深受震動。回宮之後，如實向憲宗作了匯報。憲宗似乎如夢初醒，下令撤銷西廠，命懷恩當面斥責汪直。西廠內尉校皆被遣還錦衣衛。然而，西廠不久又死灰復燃，仍由汪直主持。
重掌大權的汪直先後將反對他的大臣排擠出朝，一時間被迫致仕及免職的大臣達數十位之多，西廠的緹騎又開始橫行肆虐。憲宗此前罷西廠之時，仍然寵幸汪直，密令其暗出刺事，故而西廠復開似乎在情理之中。勢傾中外的汪直更加蠻橫狂妄，天下之人敢怒而不敢言。有一位宦官阿丑善詼諧，時常在憲宗面前粉墨表演。一日在憲宗前裝扮醉漢模樣，旁人故日：「某官至。」阿丑毫不理會，肆罵如故。又報：「聖駕至！」阿丑依然酣態十足。旁邊宦官最後道：「汪太監至。」阿丑頓時驚慌失措，醉態全無。觀者不免問道：「聖駕至而不懼，而畏懼汪太監，是何道理？」阿丑話中有話道：「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天子。」一旁觀看的憲宗表面上微微一笑，但在內心中極為不快。汪直通過操縱西廠肆意妄為，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全然不把憲宗放在眼裡。這種皇權旁落、太阿倒持的狀況，是任何一位帝王所無法忍受的，從此憲宗對汪直充滿了戒心。
必須指出的是，在西廠創設之後，東廠及錦衣衛依然繼續著它原來的特務使命，暴橫荼毒也不次於西廠，而西廠的最後罷撤就和其與東廠的矛盾有關。明清史專家孟森曾特別講到反映東廠恣橫的一件事：東廠官校在偵緝雲南官校左升私事之時，供狀所言牽涉通政使兼工部尚書張文質。對於這樣一位朝廷重臣，錦衣衛官校們毫不顧忌地將其打入錦衣衛監獄，甚至連憲宗都不知道。工部尚書被擅自抓走，那工部內務如何運作？左通政何琮等人情急之下，以張文質執掌工部印璽為由，聯合上書請求寬釋。這時憲宗才知道張文質被逮之事，立即下令予以釋放。錦衣衛官以「擅捕大臣」，罰俸三月，而對東廠特務卻置而不問。孟先生感慨道：「廠與衛為一體，大臣系獄而帝不知，知之則處分僅及衛官，所處分僅止停俸三月，其時士大夫所被待遇可知矣。」
一次，有一位強盜越皇城進入西內，東廠校尉將其擒獲，太監尚銘向憲宗邀賞請功，憲宗十分高興，賞賜甚厚。汪直聞而大怒道：「尚銘是吾所提拔之人，怎敢背吾以邀功！」尚銘聞聽後，擔心汪直報復，就秘密向憲宗匯報汪直種種不軌之事。當時汪直正任大同監軍，在朝諸臣趁機上疏揭露西廠之罪惡，憲宗也開始厭惡汪直，遂於成化十八年（1482年）下旨撤廢西廠。沒有西廠爪牙護持的汪直也就無法宣洩自己的淫威，再加上憲宗的疏薄及其他內官的傾軋，這一切都宣告了汪直末日的到來。次年八月，御史徐鏞上疏，對汪直的罪惡進行了總清算：「汪直與王越、陳鉞（汪直的兩位得力爪牙）結為腹心，自相表裡。肆羅織之文，振威福之勢，兵連南北，民困東南，天下之人但知有西廠而不知有朝廷，但知畏汪直而不知畏陛下。漸成羽翼，可為寒心。乞陛下明正典刑。以為奸臣結黨怙勢之戒。」汪直因此而被罷黜。
從根本上說，「廠衛」的設立是基於專制帝王謀求一種徹底鉗制臣下的「超級」權力的心理需求，因為無權的近侍及由王朝法律制約的刑法機構——「三法司」都無法滿足他的這一需要。正是這種專制帝王強烈的、近乎變態的需求，導致了有明一代「廠衛」的興盛不替。每一位君主都無意將其完全撤廢，正如他們對宦官的寵幸一樣，這些皇帝都從「廠衛」機構中得到了自己需要的東西。從明太祖朱元璋到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禎，都沒能擺脫這一變態心理的束縛，因為即使是在專制皇權異常發達的封建王朝中，帝王也不可能為所欲為，全無顧忌。制約的因素相當之多，包括道德倫理觀念以及王朝法令，這種種制約往往是通過大臣的勸諫表現出來的，而這種勸諫式的反對常常使帝王處於極為難堪尷尬的境地。而「廠衛」的濫施淫威，正是帝王們得以自我解脫的極佳手段。我們可以發現，越是品性與行止有缺陷的皇帝，越是依賴與寵幸廠衛及太監，他們甚至用「廠衛」爪牙與外朝大臣相抗衡。
明武宗（年號正德）即位後，太監與廠衛的橫暴更為突出，其主要原因之一便是武宗本人特好逸樂，絲毫不把朝政放在心上。大臣們總結他的特點是「嗜酒而荒其志，好勇而輕其身」。武宗對朝臣的頻頻勸諫非常反感，故而命太監劉瑾掌司禮監，馬永成掌東廠。谷大用掌西廠（此時西廠又設），開始了對正直朝臣的凌虐與迫害。唯一目的就是壓制言論，以便武宗能肆意玩樂。劉瑾與「廠衛」鷹犬荼毒之日，也就是武宗玩樂最為痛快之時。
明武宗死後，世宗即位，也就是嘉靖皇帝。登基之初，世宗頗有振作求治之意。然而好景不長。世宗並非武宗的後代，乃是孝宗之弟興獻王的兒子，因此極想給自己的生父一個尊貴的追封，不料卻遭到大臣們的強烈反對，雙方爭執不下，史稱「大禮議」。最後，惱羞成怒的世宗命錦衣衛官校將一批官員或棒笞，或下獄，總算將反對者暫時壓制住。世宗還有一個特別的嗜好，即希冀長生，喜愛方術。為此他四處尋訪方士，待若上賓，又日夜在宮中設齋醮，供奉甚謹。這自然引起了許多大臣的反對，執迷不悟的世宗依然用「廠衛」及「詔獄」對勸諫的大臣進行打擊。如兵科給事中高金上疏，言方士虛妄，世宗大怒，「立下詔獄拷掠」。太僕卿楊最上疏強諫，「立下詔獄，重杖之，杖未畢而死。」後御史周相上疏，建議世宗毋聽虛妄的「祥瑞」徵兆，沒想到世宗也大怒，下周相「詔獄拷掠之」。經過這樣的殘酷打擊，絕少有人敢犯顏強諫了。最後、還是著名的清官海瑞冒死上《治安疏》，同樣被捕入獄。所幸的是，當時世宗因長期服用丹葯中毒，已是病入膏肓了。由此可見，明代「廠衛」的存在及發展是專制皇權高度發達的結果，幾乎每一位帝王都想最大限度地控制臣下，他們在做出違背王朝綱常荒誕不經之舉時，都需要像錦衣衛及東廠這樣的機構與爪牙存在，所以有明一代宦官的勢力屢有消長，但錦衣衛及東廠的地位卻一直相當穩固，其勢力在不斷膨脹，個中的症結即在於此。
錦衣衛與東廠即為維護專制帝王「超級」權力最得力、最兇殘的工具，完全聽命於皇帝本人，而由眾多大臣組成的朝廷機構成為其監視、挾制的對象。專制帝王可以超越王朝法令的限制任意處置手下的大臣，這自然使極欲肆意妄為的君王心滿意足，愜意無比，對於一個深居皇宮內院的孤家寡人來講，擁有這樣的權力已經足以使偌大的帝國陷於綱紀紊亂的泥淖之中了，而其最大的危害卻表現在這種超級權力事實上的轉移。任何一位君主是不可能完全控制住像廠衛這樣的特殊機構的，他們在奢侈享樂及處理朝政之餘，雖然熱衷於錦衣衛官校每日所匯報的「小道消息」及市井瑣事，但他們蟄居於「庭院深深深幾許」的皇宮之中，根本不可能將錦衣衛報告的事情進行驗證，只能偏聽偏信一面之詞，這就給錦衣衛長官瞞天過海、羅織構陷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況且，錦衣衛自設公堂、監獄，生殺予奪均在其構陷之中，而皇帝對錦衣衛拷訊而來的罪名根本無心勘驗，無數冤假錯案由此發生，錦衣衛長官及其爪牙作為御用鷹犬。敢於施暴於任何一位朝廷命官，使王朝司法系統形同虛設。錦衣衛成為超級監察與司法機構，其長官也就擁有了非同尋常的超級權力，這無論對正規官僚機構的運轉，還是對專制皇權都構成相當嚴重的威脅。
宦官竊權專政是中國歷代封建王朝中無法根治的痼疾之一，為害酷烈，屢見不鮮。而明代之所以又成為宦官肆虐最為慘烈的一個朝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