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商法典全文

⑴ 未及時報案保險公司能否拒賠，保險公司拒賠怎麼辦

我國《保險法》對這種情況雖有規定，但未規定具體該如何處理。《保險法》第22條第1款規定：「投保人，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知道保險事故發生後，應當及時通知保險人」。不幸的是，《保險法》並沒有規定，假如被保險人沒有及時報案，保險人是否應當賠付的問題。既然法律沒有明文規定，「聰明」的保險公司紛紛在保險合同條款中做出如下約定：「發生保險事故後，被保險人應採取必要合理的施救保護措施，並立即向公安交通管理部門報案；並及時（48小時內）通知保險公司。否則，對因此而導致的損失擴大部分以及保險公司無法核查的損失，保險公司有權拒絕賠付」。這樣一來，只要被保險人在發生保險事故之後沒有及時向交警或保險公司報案，保險公司總能找出理由拒絕賠付。
在被保險人未及時報案的情況下，保險公司究竟能否拒賠，我們先來看看其他國家或地區的規定：
《德國保險契約法》第33條規定：「投保人知悉保險事故發生後，應立即通知保險人。未履行保險事故的通知義務，保險人可以免除給付義務的約定，其已依照其他方式及時知悉者，不可以主張」。依照這一規定，違反事故通知義務，保險人可以拒絕賠付，但《德國保險契約法》在第6條第3款對這種情形又作了限制，該款規定：「免除給付的規定系以保險事故發生後違反對保險人應盡的義務為由者，若該違反非因故意或重大過失所致，則不生該規定的效力。重大過失違約者，若不影響保險事故的確定且不影響保險人責任的確定或范圍，保險人仍應負給付的義務」。也就是說，在德國保險法上，因一般過失未向保險公司報案，保險公司不能拒絕賠付，因重大過失未向保險公司報案，假如該未報案不影響保險公司確定責任或責任范圍，保險公司應當賠付。
《韓國商法典》第657條第1款規定：「保險合同人或者被保險人、保險受益人知道保險事故已發生時，應毫不遲延地向保險人發送該通知」。第2款接著規定：「因保險合同人或者被保險人、保險受益人怠於第1款之通知義務而使損害增加時，保險人不承擔補償該被增加的損害的責任」。
《澳門商法典》第983條第4款規定：「如投保人、被保險人或受益人不履行將保險事故或事件做出通知之義務，保險人有權按所受之損害減少應作之給付，但彼等證明保險人於第1款及第2款所規定之期限內以其他方式知悉保險事故或事件者除外」。
可見，各個國家和地區的保險法都沒有規定，被保險人未及時履行事故通知義務，即不予賠付。相反，如果我們認真解讀這些規定，不難發現，各個國家和地區的規定可以做兩個方面的分析：第一，被保險人未及時履行事故通知義務，保險人一般應當賠付。也就是說，如果事故確屬保險事故，對事故造成的損害，保險公司應當賠付。第二，如果被保險人未及時履行事故通知義務，導致損害增加，保險人對增加的損害不負賠償責任。亦即，保險事故造成的損害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原始損害，另一部分是增加損害；原始損害部分，保險人應當賠付，增加損害部分，保險人不予賠付。《澳門商法典》中所雲：「保險人所受之損害」，以筆者度測，應做增加損害之解。
上述「奧迪剮蹭雪弗萊案」中，處理糾紛的關鍵在於，剮蹭之後造成的原始損害究竟是什麼？原始損害是否包括奧迪變速箱受損？如果奧迪變速箱的受損屬於原始損害，保險人應當賠付。如果屬於未及時報案造成的增加損害，保險公司可以不予賠付。處理這一問題的關鍵在於雙方當事人的舉證責任。究竟是由被保險人來證明變速箱受損屬於原始損害，還是保險公司來證明變速箱受損不屬於增加損害？筆者認為，從證據法的角度來講，應當由保險公司來證明變速箱受損不屬於增加損害，如果保險公司不能證明，則其應當賠付變速箱受損的損失。保險公司主張被保險人未履行及時通知義務的主張不能成立，被保險人已在48小時內向其報案，符合保險合同的規定。
本案折射的問題是我國《保險法》關於未及時履行事故通知義務之法律後果的缺失。筆者以為，《保險法》第2條應增加一款，該款規定：「投保人、被保險人或受益人未及時履行事故通知義務的，對因此造成的增加損害，保險人不承擔賠償責任」。

⑵ 關於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

關於商法的地位與商事立法問題，學界歷來存在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兩種主張。然一種奇怪的現象是，國內的商法學者多主張民商分立而民法學者多主張民商合一，這其中或許多少帶有一些感情因素。在筆者看來，商法是否獨立，商事通則制定是否可行，是一個邏輯性、體系性、科學性的論證過程，也是一個立法技術的問題；即使在民商合一的立法框架下，沒有單獨的商法典或是商法通則，也絕不意味著商法地位的沉落，其重要性與獨立性沒有必然的聯系。基於這樣的考慮，本文試圖撇開感情因素，對這個問題做客觀全面的分析與考察。

商事規范與「商事通則」

（一）關於商事規范內容的通說和立法例

商法就其一般意義而言，是指調整商事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因為對商或商事關系的界定是構建商法的概念、規則、體系的基礎，所以研究商事規范需從對商的認識出發。根據《布萊克法律辭典》的界定，「商是指貨物、生產品或任何種類的貨物之交換。」《韋氏新國際辭典》稱「商是指商品交換或買賣行為」。筆者認為這些界定主要是針對古典商業時代而言的，隨著現代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商事的范圍和種類已越來越廣，越來越多，形成 「無業不商」的局面，商的內涵和外延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凡屬以營利為目的從事交易的行為，在法律上皆可謂之「商」。按學界通說，現代「商」的具體種類包括：其一，買賣商，也即「固有商」，是指以營利為目的直接進行財貨交易的行為；其二，「輔助商」，指以間接媒介財貨交易為目的的營業活動，實際上是輔助固有商營業得以實現的商事行為，如貨物運輸、倉儲、代理、居間、行紀等；其三，雖不具有直接或間接媒介貨物交易的目的，但其行為性質與固有商和輔助商有密切聯系，為其提供商業條件的營業活動，如融資、信託、加工、承攬、出版等，學者稱之為「第三種商」。其四，僅與第三種商有牽連關系的營業活動，如廣告宣傳、人身與財產保險、餐飲娛樂、旅遊服務、信息咨詢等，即「第四種商」。現代意義上的商事是指一切營利性主體所從事的一切營利性活動或事業的總稱。

在世界各國商事立法中，主要存在著民商合一和民商分立兩種立法模式。民商分立就是在民法典之外單獨制定商法典，並以此為基礎形成相對獨立的法律體系，法國、德國、日本、比利時、韓國等40多個國家都制定了商法典。在民商合一的立法體制下，商法僅是民法的特別法，沒有形式意義的商法典，僅以商事單行法和散見於民法及其他部門法、判例中的商法規則為表現形式。考察世界各國的立法例，在采民商分立的國家中，《德國商法典》分為五編：第一編為商人的身份，下設商人、商業登記簿、商號、經理權和代辦權，商業輔助人和商業學徒、代理商、商事居間人七章；第二編為公司和隱名合夥，下設無限公司、兩合公司和隱名合夥三章；第三編為商業賬簿，下設對所有商人的規定，對資合公司的補充規定、對登記合作社的補充規定、對保險企業的補充規定、私人提出賬目委員會及提出賬目咨詢委員會五章；第四編為商行為，下設一般規定、商業買賣、行紀營業、貨運營業、運輸代理營業、倉庫營業六章；第五編為海商，內容另行刊載。它未涉及任何票據法、破產法、保險法的內容，對有限公司、合作社、證券等相關內容也未作規定。《法國商法典》的內容涉及商人、商人會計、商品交易所、居間商、質押和行紀商、商行為的證據、匯票和本票、商業時效以及商事法庭。《日本商法典》採用了總則、公司、商行為及海商四編的體系結構，規定了公司法、票據法、海商法的內容，又規定了買賣、交互計算、隱名合夥、居間營業、行紀營業、承攬運送、寄託保險等商行為，但未涉及破產法。《澳門商法典》分為四卷，即經營商業企業之一般規則、合營企業之經營及企業經營之合作、企業外部活動及債權證券。從上述各國（地區）的立法中可以看出，商法的內容極為龐雜，各國法上規定的內容相差較大，商法並沒有具體明確的法律界線，在尚無成熟的立法經驗可資借鑒的情況下，談我國商事通則乃至商法典的制訂，似乎為時尚早。

（二）關於商事立法的各種主張以及目前的立法實踐

國內學界對於商事立法的形式，大致存在以下幾種主張：

1.主張制定商法典，比如徐學鹿教授。該種主張主要是基於完善商法體系，保障商法統一以及體現商法獨立價值等方面的考慮。此系典型的民商分立主張，而這與我國民商合一的立法傳統相悖，欠缺對中國現實的回應，已經為大部分學者所不採。

2.主張制定商事通則，江平、王保樹等諸多學者持此主張。其理由主要包括：其一，發揮其統率作用，以收綱舉目張之效；其二，民法典自身性質的局限，其內容不可能無限膨脹，更不可能取代商法而形成「私法的一元化」局面；其三，實現商法體系完善的需要；其四，統一市場、統一法制的要求。[1]江平先生也贊成制定商事通則，認為這樣簡便可行並可以充分體現商法的特徵。[2]但對於商事通則的內容，學者也存在或多或少的分歧：比如江平先生主張商事通則應包括商事活動原則、商事權利（包括商業名稱、商業信用、商業秘密等）、商事主體以及商事企業的基本形式、關連企業、連鎖企業、商業帳薄、商事行為、商業代理（包括內部經理人代理以及外部各種銷售代理，如獨家代理等）等內容；[3]也有學者提出商事通則應包括基本原則、商事主體、商事行為與代理、商號、商業登記、商事責任的一般規定、附則等七章，[4]此較前說范圍縮小；王保樹教授認為，商事通則僅僅是一部關於商事主體一般規則的法律。[5]

3.主張商法仍然以商事特別法的形式存在，此多為民法學者所倡，如梁慧星先生、王利明教授等，但也有少數商法學者持此主張，比如趙萬一教授認為「以民法典為基本法，以一系列單行法為特別法，是我國商事立法形式的理性選擇。」[6]筆者贊同此種觀點，基於我國的立法傳統、民法與商法的關系以及立法技術等幾個方面的理由，而且現行的體制運行良好，沒有必要做大的改動。

商法的內容，通說認為包括組織法和行為法兩部分，前者主要涉及商事主體、商業登記、商業賬簿、商事代理等內容；後者主要包括票據法、海商法、保險法、證券法等等。在筆者看來，無論商法的具體范圍如何界定，就其一般意義上的內容，公司法、票據法、海商法、保險法、證券法、破產法等很難找到共同涉及的內容准則，從而抽象出普遍適用的本質特徵及共同規則，因此，制定出一部不受非議的商法典，將會是一件極為費時費力的事。但在現實中卻出現了令人驚奇的事情，那就是深圳市在1999年6月30日出台並於2004年4月16日修改的《深圳經濟特區商事條例》（以下簡稱《深圳商事條例》）。該條例分為8章共65條，第一章總則，第二章商人，第三章商事登記，第四章商人的名稱與營業轉讓，第五章商業賬簿，第六章商業雇員，第七章代理商，第八章附則。這實際上就是一部不大不小的商事通則。自其頒布以來，學界雖有一定的爭論，但褒獎者甚眾，比如有的學者就認為這是對我國商事立法的有益探索。[7]在最近商務部召開的現代市場流通體製法律框架研討會上又傳出了要抓緊制定商事通則的消息。的確，基於深圳特區在我國的突出地位，其第一個制訂商事條例不可能沒有轟動效應，但若主張以此為契機，制訂全國適用的商事通則，則有諸多需商榷之處。而且從其體系和內容上看，它是將商行為法剝離，而僅以商組織法為基礎做出的原則性規定，全文僅有65 條，立法的過於粗線條，其可操作性可想而知。筆者認為是否制定商事通則是一個關乎法律體系和立法技術的問題，需要大量的分析論證，以我國目前的立法傳統和理論基礎，應以舍棄制定商事通則為宜。

⑶ 我想問一下 退股或出讓出資後的股東有哪些責任

毋庸置疑，合理的股權轉讓制度可以保證有限公司股東回收投資、提高資本運行效率。有限公司具有人合兼資合的性質使其股權轉讓制度也相對獨特，制度設計頗為錯綜復雜。目前採用有限公司形式的投資日益活躍，有關其股權轉讓的糾紛在我國也隨之增多。我國公司法的相關制度卻相當模糊，給實務界帶來相當困惑。2004年7月5日國務院法制辦下發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修改草案）》徵求意見稿，除了在第36條第2款中明確股東首先按照公司章程規定向股東以外的人轉讓其出資之外，其他方面並未涉及。所以這對解決實務中出現的股權轉讓糾紛並沒有提供更加清晰明了的法律依據，公司法關於股權轉讓的規定仍舊如「潘多拉的魔盒」。筆者在這里主要從比較法的視覺借鑒大陸法系主要國家的公司法關於股權轉讓的相關規制，希望對公司法立法有關股權轉讓提供一個參考！
【關鍵詞】 有限責任公司 人合兼資合 內部轉讓 外部轉讓
【正文】一、有限責任公司股份轉讓制度設計的法理基礎是有限責任公司的人合與資合兩重性
所謂有限責任公司是指「兩個以上的股東出資組成，每個股東以其認繳的出資額為限對公司債務承擔有限責任，而公司以其全部資產對其債務承擔責任的公司。」【1】有限公司股權轉讓制度的法理基礎植根於有限公司不同於其他公司組織形態的特殊屬性。在大陸法系公司法體系內，有限公司是在19世紀末首先由德國為了滿足中小企業經營之需要，通過簡化股份有限公司，並揉入人合因素而創造出來的。在後來的制度演變過程中，有限公司兼具資合與人合兩種屬性的質素結構並未改變。正是有限公司股東之間這種既「資合」又「人合」的關系，使得其股權轉讓制度呈現出既不同於作為純粹資合性公司的股份有限公司，又不同於作為純粹人合性公司的無限公司的復雜特徵。在人合公司中，法律注重投資者的個人信用以及他們之間的友情結合的特徵，投資者的出資被掩蔽在公司商號的光環之下，因此法律一直允許投資者退股，也允許公司基於法定理由對特定投資者除名。相反，在資合公司中，公司的存續並不依賴於投資者的個人資產與信譽以及他們之間的良好關系，公司資本被看成是公司惟一的信用根基。因此，法律雖不允許股東退股，但允許股權自由轉讓。而在有限公司中，由於股東之間同時具有人合與資合的關系，股東回收投資或者退出公司的行為就要受到兩種法律關系的約束：一方面，人合性和封閉性使其股東不能像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東那樣可以自由轉讓股份；另一方面，資合性使其受到傳統公司法理論上資本維持原則的約束，股東不像純粹人合性公司那樣允許退股。因此「有限責任公司兼具資合與人合性，其人合性的特點決定了對股東轉讓出資應進行限制，這是保障公司股東的穩定性和公司健康運行所不可缺少的。」【2】這樣，一旦有限公司的股東謀求回收投資時，法律就艱難地在這種人合與資合的夾縫中為其尋找退出公司的途徑。有限公司股權轉讓制度的實質就是在保證股東回收投資與維持公司的人合兼資合屬性之間作出平衡。考察大陸法系有關有限公司股權轉讓之立法例，我們發現制度的安排和演變大致都遵循這樣一個思路。
目前學界的主流理論將有限公司稱為「人合兼資合」公司，「有限責任公司的性質介於股份有限公司與合夥企業之間，兼具資合性和人合性」【3】但是筆者認為，更准確地界定，它應當是一種具有人合性的資合公司（事實上持這種觀點的不在少數，例如甘培忠在企業與公司法新論中有類似的看法）。與此相適應，大陸法系公司法都通過有限制的股權轉讓這樣一種受到人合性限制的資合性方式來實現股東對資本的回收。這種有限制的股權轉讓構成了大陸法系公司法關於有限公司股權轉讓制度的理論指引。但是，由於對公司法的強制性理解不同，以及對不同形式的股權轉讓對公司人合性影響的看法不一，不同國家或地區的公司法對有限公司股權轉讓制度訂立的基本框架也不盡相同。
考察大陸法系國家的公司立法，【4】由於有限公司股權內部轉讓不像外部轉讓那樣必然導致新股東的加入，不會動搖基於股東之間相互信任關系的公司之人合性，因此在有限公司股權轉讓制度立法的結構模式上，大都區分股東之間的股權轉讓（內部轉讓）與向股東以外的人轉讓（外部轉讓），並對兩種轉讓分定規則，即對於股權內部轉讓法律多采自由主義，允許股東依當事人意思自治規則辦理；對於外部轉讓多采限制主義，要求須經股東或公司同意，以維護公司的人合基礎。當然，也存在一些異例。如我國台灣地區公司法就不以轉讓對象為標准劃分內部轉讓和外部轉讓，而是以出讓股東是否為董事為標准，將股權轉讓區分為一般股東轉讓和董事股東轉讓，並對後者施以較前者嚴苛的限制。此外，還專門規定因法院強制執行而導致的股權外部轉讓的特殊規則——法院依據強制執行程序，將股東出資轉讓於他人時，應於20日內通知其他股東，按出資轉讓的規定指定受讓人；逾期未指定或指定之受讓人不依同一條件受讓時，視為同意轉讓。德國法則將股權轉讓區分為全部轉讓和部分轉讓。對於全部轉讓，原則上由股東自由為之；對於部分轉讓，原則上須經公司同意。
我國《公司法》采大陸法系的一般模式，亦區分內部與外部轉讓，並分定規則。考慮到內部轉讓與外部轉讓各自關涉的利益確有差異，「以轉讓出資之受讓人是否股東而異其待遇，頗充分把握有限公司之特質」【5】有限公司制度的產生滿足了小規模投資者對於投資的風險控制要求，但出於維護資本管制而建立的封閉式環境和維護股東間信任合作的需要，對投資者轉讓股權的自由就應當施以必要的限制。股東之間的信任關系是公司維系發展的必要基礎，也是公司債權人利益實現的某種間接的保障。股權在股東之間轉讓，即使導致一人公司，法律也應當順從股東的意願；而對股東向股東以外的人轉讓股權，法律不能不直接介入設定適當的規則以鞏固制度的基礎和平衡各個當事人的利益。這是因為商事活動的過程以及結果涉及到了第三人利益和公共利益，調整這種活動的法律規范就必須表現出適度的強制性。
二、有限責任公司內部轉讓應該以自由轉讓為原則，並可以公司章程設限
關於內部轉讓，我國公司法第35條規定：「股東之間可以相互轉讓其全部出資或者部分出資。」筆者認為該條款存在如下缺陷:
首先股東這時轉讓的不是「出資」，用「出資」這個概念明顯沒有表明股東轉讓股權的法律性質！因為這時候的股東並不限於公司設立之時的發起人，可能是公司成立後加入的股東。另外股東此時轉讓的也並不局限於其出資，也可能包括其從其他股東那裡已經繼受取得的股份。因此筆者建議用「股權」這個概念代替「出資」，在王保樹先生、沈四寶先生等起草的公司法修改草案建議稿中也採納了同樣的觀點將出資改為股權！
其次公司法現行條例第35條雖然基本上採納了大陸法系對有限公司股權轉讓的基本精神，即「自由原則」，但筆者認為該條規范的表述不符合我國公司治理能力欠缺的實際情況（由於公司法35條的規定過於簡單，實務中公司章程對於股權轉讓的內容往往只是簡單地照搬公司法的條文，缺乏可操作性，並且容易導致公司僵局，比如公司章程往往規定股東股權轉讓須經全體股東一致同意。），缺乏引導性的表述。因此筆者建議在未來的公司法修改中第35條應該考慮到中國特有的公司治理現實，適時增加「引導性的表述」不致使實務中出現那麼多的股權轉讓僵局！制度具體如何構建，須從有限責任公司的性質說起，並考察大陸和英美法系國家的立法例。
有限責任公司股東轉讓出資受到公司性質的限制。「為了維護公司內部的穩定性，保持股東間良好的合作關系，股東在轉讓出資時，應該首先考慮在公司現有股東間進行！」【6】由於有限公司股權內部轉讓並不導致新股東的加入，相關法律規則也主要以「自由」為基調，但是不同國家或地區在對內部轉讓的立法中，寬嚴程度仍具體不一。
《日本有限公司法》最為寬松。該法規定：股東可將其全部或者部分出資份額，轉讓給其他股東。除此授權性規范外，別無他限。【7】需要指出的是，日本法對內部轉讓采自由主義態度，但這種立法例並不意味著股東之間的股權轉讓不應受到任何限制，而是授權由投資者自主決定是否對內部轉讓附加條件和附加何種條件。內部轉讓會引起公司股東原有股權格局的變動，作為資合性很強的企業組織，股東之間的股權比例是決定股東們在公司中的利益格局的根本性因素。筆者認為日本立法例將如此重大事項交由公司股東自行處置，不僅反映了對股東自治理念的尊重，而且更多的則表現出立法者對股東自治能力的信任。 「基於投資者均為「理性的經濟人」的假設，法律相信他們能夠對關繫到自己切身利益的事項作出合理的認識、判斷和相應的理。」【8】然而這也為中國在法律移植埋下了伏筆，充分體現在公司法35條完全模仿日本的立法例欠缺本土化改造！
德國法不區分內部轉讓與外部轉讓。根據《德國有限責任公司法》規定，在全部轉讓的情況下，有限公司的股權可以自由轉讓，但是公司章程可以對轉讓股權附加其他條件，尤其可以規定轉讓必須經公司批准。（《德國有限公司法》第15條第5款。）這種立法例一方面確認了轉讓自由的原則，另一方面又提示投資者具有通過章程自行安排股權轉讓規則的權利。
法國法比德國法的規則更為詳盡。《法國商事公司法》一方面規定股份在股東之間自由轉讓，另一方面又提示投資者可以在章程中對內部轉讓約定限制條件。為了保證在章程約定了內部轉讓限制條件的情況下，出讓股東的轉讓意圖仍可順利實現，該法還規定：章程含有限制轉讓條款的，股權轉讓方案被公司擱置表決或否決時，出讓股東可以通過推定同意、指定受讓、強制收購等補救措施得以脫身。【9】
《韓國商法》第556條規定，社員相互間的股份轉讓，可不需要「社員大會」的同意，以章程作其他規定。見【10】這種規定首先區分了內部轉讓與外部轉讓適用不同的規則（外部轉讓見該條第1款）其次規定對於內部轉讓原則上只以章程設限！
在台灣地區公司法上，股權內部轉讓適用與外部轉讓相同的規則，即必須受其他股東同意制度的約束。該法規定：股東非得其他全體股東過半數之同意，不得以出資之全部或一部，轉讓於他人。根據上下文，此處轉讓人應為非董事股東，而接受轉讓之他人，既包括股東也包括股東以外的人。對於台灣地區公司法的內部轉讓制度，多數台灣學者認為內部轉讓亦須以其他股東同意的法律安排過於嚴苛。區分內部轉讓與外部轉讓已成為多數台灣學者的見解。他們認為，內部轉讓與有限公司之不公開性和閉鎖性並不相違，實無獲得其他股東同意之必要。
我國《公司法》第35條第1款是內部轉讓制度的核心條款，該款規定：「股東之間可以相互轉讓其全部出資或者部分出資」。這顯然是仿效日本立法例。「按理說，第35條第1款作為我國《公司法》中少有的任意性規範本應備受呵護和表彰，但是事實恰恰相反，迄今尚未見到對此條款的積極評價。」【11】筆者也贊同對我國《公司法》進行以股東和公司為本位的變革，商人自治，減少公共權力的不必要干預，但是，筆者同樣認為，我國《公司法》規定的有限公司股權內部轉讓制度的確存在與國情不符之處，對作為一種區域性知識的法律規范的移植，應當考慮本土的歷史傳統、經濟發展狀況以及由此形成的法律文化氛圍。我國《公司法》第22條第7項將「股東轉讓出資的條件」列為有限公司章程的必要記載事項，而《公司法》第35條第1款又是一個授權性規范。據此，投資者完全可以自由約定有關內部轉讓的限制條件並將其通過章程固定下來。但是，在公司法律實踐中，投資者往往對公司章程這一實現股東自治的基本法律工具的契約屬性缺乏認識，章程中關於股權轉讓的相關內容經常是完全照搬《公司法》的相關條文，根本不能達到通過章程實現其利益安排的特別意圖。
筆者認為，我國《公司法》第35條第1款所確定的有限公司股權內部轉讓規則過於簡單。在王保樹先生領導的「公司法修改」研究小組起草的公司法修改草案里也只是將35條第一款的「出資」改為股權，即：「股東之間可以轉讓全部股權或部分股權」，而沒有更深層次的法律制度創新！學界有觀點主張，對內部轉讓也適用《公司法》第35條第2款的相關規定，即內部轉讓也適用轉讓同意和不同意股東的強制收購制度。也有觀點主張應采德國立法例，即在一般規定股東之間任意轉讓股權的同時，明確規定股東得以公司章程另行約定轉讓條件。筆者認為，有限公司股權的內部轉讓並不影響公司的人合性，因此不必規定與外部轉讓制度相同的嚴苛制度。即使需要設計細化的規則，也主要是「資合性」問題；而外部轉讓由於新人的加入對股東之間相互信任關系的挑戰，是「資合性」加「人合性」問題，因此兩類問題的處理方式不應相同。故而我國台灣地區「立法」例上對內部轉讓和外部轉讓適用相同的規則的做法不宜效仿,而《法國商事公司法》盡管確認了內部轉讓自由的原則，但是一旦章程對內部轉讓設限，即適用外部轉讓規則的做法，事實上也是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資合和人合問題的解決方法，因此也不足取。
鑒於我國目前股東自治能力的現狀，德國法也仍嫌對股東利益欠缺細致的關懷。筆者認為應當在肯定內部轉讓自由的原則下為內部轉讓設計更為詳盡的規則。
就內部轉讓，首先，應確認股東自治原則，即確定股東之間可以自由轉讓股權。
其次應該充分允許有限公司股東在公司章程里就股東轉讓股權進行限制的內容安排。首先公司既存股東由於持股比例的變化，必然影響到其在公司中的地位，進而影響其利益的實現。「從這個意義上講，內部轉讓與外部轉讓其實無異，因而都需要對其進行必要的限制。」【12】其次，由於有限責任公司股東缺乏像股份有限公司那樣的退出機制，在特殊情況下股東欲退出公司或公司內部出現僵局欲回收股東所擁有之出資時，如果沒有一個明確可操作的規則，十分不利於公司發展和股東權益特別是中小股東利益的保護。另外從國外的立法例來看，如前面所述，大陸法系的一些國家也是承認可以對有限公司內部轉讓施加限制條件的。比如在法國，股份在股東之間自由轉讓，但章程可以規定需要得到股東集體同意或受某些限制，只是規定的條件不得比向第三人讓與更為嚴格。」【13】
筆者認為在考慮將來公司法對第35條修正時，首先可以大膽地「引導」股東在公司章程里就股權轉讓內容盡量做出詳盡的合理性安排，比如提示股東在公司章程中引入「默示同意」制度，「不同意轉讓強制收購」等制度並且鼓勵股東明確將該制度寫進公司章程，因為如果沒有寫進公司章程，由於默示同意並非一項公司法的強行性規范。在公司章程里沒有明示條款的時候，我們當然不能理所當然地認為股東沒有明確表示同意就推定他同意轉讓，這樣做缺少公司法上依據！盡量避免公司僵局的出現，以導致司法的不必要介入，減少市場交易成本，維護市場經濟穩健運行！
其次，考慮到我國市場經濟初期階段的國情，《公司法》除了應當明確告知股東可以通過章程安排內部轉讓規則之外，還需進一步設計最佳具體規則供其選擇。另外對於股東在公司章程里就股東轉讓的內容安排，只要不違背公司法的強行性規則，都應該承認公司章程的效力。（至於公司法當中哪些是強行性規則現在學界爭論很大，也是公司法修改時始終遇到的困惑！詳細參考江平《公司法的修改與完善》載財經法律評論05年第一期。）《the ownership of enterprise》作者，耶魯大學教授在政法大學講演時認為「涉及管理人員內部問題應該更多是任意性規范，比如選舉方式、表決方式等，但如果涉及第三人利益尤其是債權人利益時應該更多是強行性規范」據此筆者認為公司章程中關於股權轉讓的內容安排應該享受極大的自由空間，公司法應該原則上承認股東在公司章程里的股權安排，即便有「違反公平原則」等情勢的存在，法律也不輕易宣布這種公司章程中的內容安排無效。這正如王小能在談到商法分支學科票據法的時候講到，票據法具有「技術性而非倫理性，即更多的是出於一種技術一種交易方便繁榮市場的技術上的考慮，非僅憑一般法律常識或者道德觀念便能理解」。
綜合上面所表述，筆者認為未來公司法修改時第35條第1款具體可表述為：「股東之間得相互轉讓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權，其轉讓方式、比例、作價由公司章程規定。股東在章程中約定默示同意的，公司法准其約定。股東之間就轉讓股權發生爭議時，其他股東得以相同條件並按照各自的持股比例加權計算後受讓。」 （在我國公司法上那些規定是強行性規范尚且不明朗的時候，尤其是對於公司法沒有明文規定的條款到底是任意性條款還是強制性條款還存在很大爭議的時候，筆者在考慮在公司法修改以後緊接著可以出台一個司法解釋或者立法解釋，具體說明股東到底可以在公司法章程中就股權轉讓安排享有多大的自由空間。比如是否可以約定在有限公司內部股權轉讓時約定資本多數同意制度，默示同意的期間應該至少不能少於多少天等。）
三、股東向外部轉讓股權公司法必須予以一定的限制
（一）現行公司法關於外部轉讓制度敘論
我國公司法第35條第2、3款是關於股東向外部轉讓的規定「股東向股東以外的人轉讓其出資時，必須經全體股東過半數同意，不同意轉讓的股東應該購買轉讓的出資，如果不購買該轉讓出資，視為同意轉讓。經股東同意轉讓的出資，在同等條件下，其他股東對該出資有優先購買權。」「股東向股東以外的人轉讓起出資時，必須經全體股東過半數同意」規定了轉讓同意制度，「不同意轉讓的股東應該購買轉讓的出資，如果不購買該轉讓出資，視為同意轉讓」規定了強制購買制度，「經股東同意轉讓的出資，在同等條件下，其他股東對該出資有優先購買權。」規定了優先購買權制度。在筆者看來該條立法至少存在如下缺陷：
首先，沒有明確公司可否依章程或股東決議等形式對股權轉讓進行限制，即沒有明確公司章程中約定的限制條件有什麼樣的效力。「我國可以說是為數不多的幾個採取「法定限制主義」立法模式的國家之一。」【14】這種立法給實務操作帶來很大的困惑，導致實踐中約定限制所產生的糾紛解決起來十分困難。
其次，對於股東做出同意表示和行使優先購買權的期限，我國公司法的這一條款也未明確規定。這勢必會造成兩個問題:一是容易使其他股東拖延同意，使欲轉讓出資的股東喪失最佳轉讓時機;二是股東在較長時間內怠於行使同意權、優先購買權會造成什麼樣的後果?對於這些問題，一些國家的公司法做出了明確的規定。《日本有限公司法》和商法典的相關條款規定，股東將其份額對外轉讓請求公司同意的場合，當不同意轉讓時，公司須在該請求之日起兩周內向該股東書面通知公司的意見。在此期間內未通知的，視為同意轉讓。《法國商事公司法》也有類似規定。從督促權利人行使權利和保護出資轉讓雙方當事人權益的角度出發，我國公司法似應當借鑒其他國家立法，對同意期限和優先購買權的行使期限做出規定。
再者，復次轉讓統一表決機制的沖突。第35條第2款前半段規定的轉讓同意制度在表決機制上系仿效台灣地區「公司法」，采股東人數主義。同時，根據我國《公司法》第38條第10項和第41條的相關規定，對股東向股東以外的人轉讓出資作出決議是有限公司股東會的法定職權；股東會作出決議時，由股東按照出資比例行使表決權。這樣，就出現了表決機制中的「股東人數主義」與「資本比例主義」的沖突。筆者認為，這事實上是由於立法時考慮不周導致的技術瑕疵。對此問題的解決辦法就是從技術上進行彌補，如可在第41條中加上「本法有特殊規定的除外」即股東會會議按照出資比例行使表決權。但本法另有規定的除外。
最後，缺少對中小股東利益的考量！據筆者觀察，由於我國目前規定有限責任公司股東人數規定在2-50人，現在我國絕大部分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之間實力相差不會太懸殊！但是隨著經濟發展，出現一些類型比較新的公司，尤其是高科技公司，往往技術人員的股份與以資金入股的股東所持有的股份相差懸殊。（現在一些高科技公司往往從大的投資基金引進了不菲的資金，這些資金相比公司其他一些股東的股權力量對比懸殊）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同意的股東同時也無力購買則往往只能視為同意，結果可能把「狼」引進來！要防止把「狼」引進來的一個好方法就是以公司或股東共同制定第三人購買。現行公司法欠缺公司或股東共同指定第三人購買的條款。這項條款的缺失可能導致反對轉讓出資的股東因無力購買而不得不放棄優先購買權，從而無法抵禦惡意第三人的進入，影響公司經營的穩定。「《法國商事公司法》、《日本有限公司法》對此都做了規定，具有其合理性，值得我國借鑒。」【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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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 韓國上市公司的收購方法及監管制度單

摘要 在交易流程上，通常，並購交易雙方僅需通過談判和協議完成私有公司股權、業務和資產的轉讓。通常交易各方的性質和交易本身的復雜程度決定了私有公司並購的流程，然而在競價的情況下，交易流程須按特定步驟進行。《韓國商法典》規定了韓國公司並購的一般制度，包括股權並購、資產並購、公司合並和公司分立等交易結構。同時，並購交易還需遵守《壟斷管制與公平交易法》、《外商投資促進法》、《外匯交易法》等法律。

⑸ 商業倫理包括哪些內容

中國社會主義商業倫理文化主要包括德、智、美、情四個方面，其具體為：
1.德是回指商業道德，答是商人應具有政治思想品質和道德修養。
2.智就是智力、智謀。
3.美就是完美無缺、漂亮。指的是心靈美、儀表美、商品美、包裝美、服務設施美、環境美、商業陳列廣告美等。
4.情。即情感、友誼。指的是商業工作在人事交往中的和諧、友善、協調、理解的人際關系。德、智、美、情是商業倫理文化的組成部分，德在這個倫理文化體系中居主導地位，它指導智、美、情的活動。

⑹ 保險事故的保險事故性質的立法界定

何者謂「保險事故」？保險事故之「事故」性質為何？各國家或地區保險法上之界定並不一致，主要有兩種立法例。
第一種立法例是從保險事故的「後果」來界定保險事故的性質，為少數國家保險立法所采。例如，義大利《民法典》第1882條將保險事故定性於「災害事故」。該規定是從保險事故發生的「後果」來界定保險事故之性質，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保險事故尤其是財產保險事故之性質。但是，災害事故之後果為一種「不幸事故」，而現代社會保險事故並非皆為「不幸事故」，7例如，人之生存險。所以「災害事故」不能揭示保險事故之全貌和性質。
第二種立法例是從保險事故的「原因」入手揭示和界定其性質，並為多數國家保險立法所采，但具體界定上卻不一致。例如，日本《商法典》第629條將其定位於「偶然事故」；韓國《商法典》第638條將其定位於「不確定性事故」；我國《保險法》第2條及澳門地區《商法典》第962條將其定位於「可能性事件」。我國台灣地區「保險法」第2條規定為「不可預料或不可抗力之事故」。筆者以為，上述國家或地區的立法規定從不同側面揭示了保險事故之本質，即客觀上可能存在的偶發事故或稱不可確性事件；雖然表述上不盡一致，且是否足以完全反映、揭示或涵括保險經營上的保險事故之性質或范圍，不無疑問，但其立法本旨則是共同的：通過直接限定保險事故之范圍，而間接地「排除被保險人通過自己意志或行為左右保險事故之發生」。

⑺ 什麼叫責任保險的請求權

責任保險是以被保險人對第三者依法應負的賠償責任為保險標的保險。責任保險的第三人，是責任保險單約定的保險合同當事人和關系人以外的、對被保險人享有賠償請求權的人。責任保險的賠償，取決於第三者對被保險人的賠償請求。被保險人受到第三者的賠償請求並只有在損害事故發生後，保險人才承擔對被保險人的經濟損失賠償責任。

前引案件所引發的深層次的法律問題是，責任保險合同的第三人是否能夠超越責任保險合同關系，代替被保險人之地位直接對保險人行使賠償請求權?對此問題，學術界存在兩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責任保險合同僅存於保險人與被保險人之間，而保險人之責任，須至被保險人支付賠償金後，方能發生。故第三人只可對被保險人作請求，不得對保險人求償，因為保險人與第三人之間並無合同關系，且在被保險人支付前，保險人之責任尚未發生。因此，第三人原則上不得對保險人行使請求權。第二種觀點認為：責任保險合同上之請求原

因，在於第三人之請求，保險人之賠償責任，實質上即對第三人賠償責任。因此，第三人應當對保險人享有直接請求權。

前述兩種觀點沒有考慮責任保險的復雜性，片面地理解了責任保險制度，其見解不盡合理。要回答這一問題，必須了解當代責任保險的發展趨勢。應當說，當代責任保險的一個重要發展趨勢是：責任保險對受害人利益的保護給予了特別的尊重。這是因為，在現代社會，責任保險已經成為一種高度社會化的風險保障工具，其根本目的就是要利用社會化的機制，實現分配正義。目前，各國都比較注意通過採取一系列利益保障機制，使受害人的利益能夠在責任保險中得到直接或者間接的保護，在這種情況下，責任保險具有了很強的公益性，成為保護受害人利益的一種重要機制。

從立法模式看，其他國家和地區在保護受害人第三人利益方面的主要做法包插

第一，直接保護方式，即賦予第三人直接請求權。為了充分發揮責任保險的積極作用，保護受害第三人的利益，在法律規定的情況下，受損害的第三方享有並取得被保險人責任保險合同項下的利益，第三方因此可以請求保險人承擔給付保險賠償金的責任。這種做法是將責任保險的第三人直接納入保護范圍。目前，只有極少數立法例，如美國的路易斯安納州、紐約州等全面推行直接請求權制度，准許受害第三人直接起訴責任保險人，以請求賠償。大多數國家或地區，第三人直接請求權的適用范圍通常局限於某些強制保險，如機動車第三者責任強制險、環境責任保險等，並非適用於所有的責任保險合同。我國台灣地區《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28條規定：「被保險汽車發生汽車交通事故時，受益人得在本法規之保險金額范圍內，直接向保險人請求給付保險金」。為了切實充分地保障受害人的利益，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立法在賦予第三人直接請求權的同時，也兼採下列兩種制度：(1)禁止向被保險人給付：台灣地區《保險法》規定，保險人於第三人由被保險人應負責任事故所致之損失，未受賠償以前，不得以賠償金額之一或全部給付被保險人，(2)直接向第三人給付：台灣地區《保險法》規定，保險人得經被保險人通知，直接對第三人為賠償金額之給付。
第二，間接保護方式，即要求保險人承擔保護第三人利益的注意義務。從各國立法來看，在責任保險領域維持合同關系的相對性，是普遍做法。從法理上分析，保險人與被保險人之間的保險責任是派生於保險合同，而被保險人與第三人之間一般是侵權責任關系。侵權損害賠償關系和保險合同賠償關系的區分是明顯的，兩種不同的法律關系不能相互混淆。原則上，責任保險合同的第三人與保險人不存在合同關系，不能直接向保險人主張保險金賠償。從域外立法來看，在責任保險領域維持合同關系的相對性，是普遍做法。因此，除少數法定強制責任保險外，因被保險人的行為而受損害的第三人，對保險人沒有直接請求權。但為了更好地維護第三人利益，法律要求保險人承擔保護第三人利益的注意義務，督促被保險人盡快履行對第三人的賠償義務。這種做法的本質是通過讓保險公司承擔一定的注意義務，間接地對責任保險第三人利益進行保護。《韓國商法典》第72條規定：「對因可歸責與被保險人的事故而發生的損害，保險人在第三人接受被保險人的賠償之前，保險人不得向被保險人支付保險金額的全部或部分」。根據法律的規定，責任保險合同可以約定先付條款(或稱「不得起訴」條款)，在保險人承擔保險責任前，被保險人應當先行給付第三人損害賠償金，被保險人非經第三人訴追並已支付賠償金額及費用後，不得對保險人請求賠償。

縱觀域外立法，責任保險對第三人利益的保護是有限制的。除非法律規定或者合同另有約定，第三人不能隨意行使對保險人的直接請求權。准許第三人不加限制地行使直接請求權，主要的弊端是：

第一，違反了合同的相對性原理。從法理上分析，保險人對被保險人承擔保險責任的根據是責任保險合同，而被保險人與第三人之間一般是侵權責任關系。根據合同的相對性規則，只有合同的締約雙方才能主張合同項下的權利義務。責任保險合同是投保人和保險公司之間簽訂的一種協議，第三人原則上不能主張保險合同項下的權利義務。

第二，加重了保險公司的義務和責任。如果無原則地擴大對第三人利益的保護，允許任何責任保險合同中的第三人直接行使保險金請求權，則將造成直接請求權制度的濫用，保險公司將捲入眾多的民事賠償案件中，經營成本大大增加，並最終加重投保人的負擔，不利於實現社會公平。

第三，不符合國際保險訴訟慣例。從各國責任保險的訴訟情況看，一般都尊重合同的相對性規則，除機動車強制保險等少數險種外，一般不允許受害人對保險人直接提出請求權，並取得責任保險合同項下的利益。

總體來看，我國的大多數立法要求責任保險人承擔保護第三人利益的注意義務。我國《保險法》第50條規定：「保險人責任保險的被保險人給第三者造成的損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規定或者合同的約定，直接向該第三者賠償保險金」。該條雖然肯定保險人可以依照法律規定直接向第三者給付保險金，但並未明確第三者對保險人的直接請求權。我國正在制定的機動車第三者責任強制保險立法，也傾向於繼續沿襲這種模式。國務院法制辦起草的《機動車第三者責任強制保險條例》(徵求意見稿)第19條明確規定：保險公司對強制保險的被保險人在道路交通事故中給第三者造成的損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規定或者合同的約定，直接向交通事故的第三者賠償保險金。因此，在我國的立法例下，第三人原則上對責任保險人無直接請求權。

當然，責任保險發展的潮流是以保護第三者受害方的利益為目的，責任保險的公益性也日漸突出。因此，責任保險中的第三人直接請求權正在逐漸擴大。目前我國的立法已顯示出這種趨勢。《民用航空法》第168條規定：在經營人破產等情形下，受害人可以直接對保險人或者擔保人提起訴訟，但是不妨礙受害人根據有關保險合同或者擔保合同的法律規定提起直接訴訟的權利。同時，保險人或者擔保人對受害人依照本章規定提起的直接訴訟不得以保險或者擔保的無效或者追溯力終止為由進行抗辯。該條款規定了第三者受害方對保險人的不附抗辯事由的直接請求權。此外，《海事訴訟特別程序法》第97條規定了對船舶造成油污損害的賠償請求，受損害人可以直接向承擔船舶所有人油污損害責任的保險人提出。該法規定：「對船舶造成油污損害的賠償請求，受損害人可以向造成油污損害的刪白所有人提出，也可以直接向承擔船舶所有人油污損害責任的保險人或者提供財務保證的其它人提出」。根據前述特別法的規定，受害第三方均可直接請求保險公司支付保險金。

因此，我國法律採取的是一種穩健(或者說相對保守)的立法模式，即：除法律特別規定外，應當維持責任保險合同的相對性規則，第三人不得對保險公司提出直接請求權。從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階段來看，這一做法是符合我國國情和保險業的發展情況的。目前，在司法實踐中有一種片面擴大第三人直接請求權的錯誤傾向，法院主動追加保險公司為第三人或者被告，並判決保險公司直接向第三人支付保險金的案例並不少見。此外，2003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發布《關於審理保險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解釋》(徵求意見稿)也存在這種傾向。該司法解釋第31條(責任保險人的訴訟主體)規定：「在第三者起訴被保險人要求損害賠償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當事人的申請將責任保險的保險人列為第三人」。這里筆者理解，該司法解釋是為便利第三人行使對保險公司的直接請求權而做出的程序上的規定。然而，考慮到我國只有部分特別法規規定了受害第三人的直接請求權，前述司法解釋是否能夠普遍適用尚值得商榷。因為，在第三人享有直接請求權的情況下，前述司法解釋可以有效地解決保險公司的訴訟地位問題。但是，在受害第三人不享有直接請求權的情況下，將保險公司列為第三人，則不符合訴訟經濟的原則。一方面，直接將保險公司列為訴訟當事人，將會使保險公司被迫應訴，增加了其訴訟成本，並最終增加了社會公眾的投保成本，另一方面，受害人如不享有直接請求權，其要求保險公司支付保險合同項下的保險金也不能得到法院支持，因此，前述司法解釋不區分情況，而整齊劃一地從程序上直接規定保險人的訴訟地位，值得商榷。

結論

根據以上分析，本文前引案件的責任保險合同關系僅存在於投保人與保險人之間，保險人與受害人並無直接的合同關系。而且，有關的特別法也沒有規定原告享有對保險公司的直接請求權。受害人將保險公司訴至法院，要求保險公司直接向
其支付保險合同項下的保險金，是對我國《保險法》的誤解，其賠償請求沒有法律依據，法院應判決駁回其訴訟請求。

當然，從長遠來看，在我國保險業實現做大做強的宏偉目標後，保險的保障功能將更加突出，完全有可能為社會提供更為全面的風險保障。在這一前提下，我國立法將順應責任保險的發展趨勢，不斷擴大第三人直接請求權的范圍。在公眾責任保險、機動車第三者責任強制保險、環境責任保險等領域，賦於受害人直接請求權將是一種可行的選擇。但在多數責任保險合同中，仍然應當繼續維持責任保險合同的相對性規則，除非法律特別規定或者保險合同另行約定，責任保險的第三者不能直接請求保險人賠償保險金。

⑻ 商行為的一般商事行為

一般商事行為與特殊商事行為是大陸法系國家商法學理論研究中使用的一對概念，它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商事行為的分類。根據大陸法系國家商法學理論佔主導地位的觀點，一般商事行為和特殊商事行為並不是從商事行為本身提出來的問題，而是從商法對商事行為特別調整的共性和個性的角度提出來的問題。一般商事行為是指在商事交易中廣泛存在的，並受商法規則所調整的行為。其中有些行為不僅是商事領域共有，在民事領域也存在，但它們均受商法規則調整。
對一般商事行為的范圍，學者們意見紛紜，差異較大。有的學者認為其包括商法上的物權行為、商法上的債權行為、商事交互計算；有的學者將其概括為四個方面，即以緘默形式所為的意思表示、商事留置權、善意取得和約定利息的請求等；也有的學者認為一般商事行為包括要約與承諾行為、給付行為、交互計算等；本書闡述的一般商事行為是指商事活動中具有共性並受商法規范所調整的行為，主要包括商事代理行為、商事債權行為、商事物權行為及商事交互計算等方面。 商事代理以民事代理關系為其法律關系的構成基礎，但在主體、客體和內容上都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商事代理行為是是最基本的商事行為之一，不同國家對其又有不同規定。在採用主觀主義（商人法主義）原則的國家，特別強調代理商的資格；而在採用客觀主義（商事行為法主義）原則的國家，則尤其強調行為的營利性。在民商分立國家，除了在《民法典》中對民事代理制度做出具體規定外，通常還在《商法典》中對商事代理制度做出特別的規定，如德國、日本等。中國在立法上沒有區分民事代理和商事代理，在實踐中，有關商事代理問題適用中國《民法通則》和《合同法》的相關規定。
與民法上的代理行為相比，商法上的代理具有其獨自的特點：
第一，非顯名主義。在商事活動中，商事行為的代理人在實施其行為時，雖然沒有明確表示是為本人（即委任人或被代理人）進行，但其行為對本人和相對人仍然發生法律效力。非顯名主義作為商事代理的一個特徵在一些國家的商法中得到了承認。但是，當本人的對方當事人不知道代理人的行為是為本人所進行時，也可以請求其代理人履行。中國《合同法》第403條的規定即反映了這一特點。
第二，本人的死亡不影響代理權的存續。根據民法的規則，被代理人（本人）的死亡將引起代理權的終止。商法的規定與之有所區別。一些國家的商法規定，商事行為的代理不因本人的死亡而消滅。在大多數情況下，就如個體工商戶一樣，即使其本人死亡，其營業也並不馬上消滅，而是讓其商業使用人的代理權繼續存在。這樣，一方面可以避免由於停止營業而造成的經濟損失，另一方面也符合商法保護交易安全的要求。
第三，代理人的許可權范圍較廣。在民法上，代理人應在代理許可權內，以被代理人的名義實施民事法律行為。代理人超出授權的行為，只有經過被代理人的追認，才能免除其民事責任。但是，在商事行為的代理中，代理人的許可權范圍要比民事代理的廣。許多國家的商法都承認只要商事行為的代理人在不違背被代理人授權本意的范圍內，可以實施未被直接授權的行為。 商事債權行為作為民事法律行為的特殊形態，表現為一種特殊形式的債權行為。債的關系首先表現為一種民事法律關系，因此，商事債權行為的構成要件以民事法律行為的構成要件為基礎，同時適用商法的特殊規定，這些特殊的規定在法律效力上優先於民法的規定。在西方國家的商法典和商法學理論中，商事債權的特殊性主要表現在商事合同締結過程中要約和承諾的特殊性上，具體涉及對意思表示之緘默和緘默之錯誤的特殊性規定等內容。
一般來說，緘默作為一種消極的行為或不作為的行為，不具有意思表示的效果，如中國《合同法》第20條的規定。但在例外情況下，如雙方已有約定或法律有明確規定，則緘默可當作對要約的承諾。 物權首先是民法中的一個基本范疇，規定在民法典之中。在商事活動中，涉及到物權問題，可以適用民法中的有關規定。但是，對於一些特殊商事行為，在民法之外，商法中又有特殊的補充性規定，這些特殊規定對於商事行為具有規范性意義，由此，它們在一定程度上構成了商事物權與民事物權在法律上的差異。
（一） ；商事流質預約的認可
在民法上，流質預約被禁止。出質人和質權人不得在合同中約定，質權人未受清償時，質物的所有權轉移為質權人所有。此項規定的目的在於防止債權人利用其有利的地位損害債務人的利益。
但在商事活動中，由於商人自己能夠計算其經濟利益的得失，同時，也為保障商事交易的順利進行，維護信用交易的公平，多數國家的商法都承認商事交易中的流質預約。例如，《日本商法典》的515條即規定，民法關於禁止流質預約的規定不適用於因商行為債權二設定的質權。《韓國商法典》亦有類似的規定。
（二） ；商事留置權
商事留置權是指在雙方商事行為情況下，債權人為實現其債權，佔有債務人的標的物，在其不履行義務時，變賣或對標的物折價以受償其債權的權利。商事留置權起源於中世紀義大利商業城市的商業習慣，並在德國商法典中得到明文規定。
商事留置權與民事留置權不同，它不強調留置的標的物與被擔保債權的個別關聯性，而只要求二者之間的一般關聯性，即在商人之間，因雙方商行為發生的債權在未受償之前，債權人可以留置其因商事行為已經佔有的債務人的財產，而不要求該財產屬於被擔保債權本身的標的物，不要求二者之間有直接的關系。商事留置權與民事留置權的這一區別在許多大陸法國家的商法中都有所體現。 商事交互計算，是指把在一定期間內由商事交易所產生的債權債務進行一次性結算的特殊商事合同。它實際上是一種活期賬務結算。它通過雙方的約定，以結算結果和結算後所產生的余額的確定來實現債務了結。在這種債務了結方式中，藉助於定期結算，交易雙方當事人在商事業務往來中形成的債權和債務不斷得以清算，從而避免了單方面獨立的債權和債務的生效。
在古代的巴比倫、埃及、希臘及羅馬等國，商事交互計算就相當發達。後來隨著銀行的出現，商事交互計算逐漸完善起來，並在各國商法中被普遍採用，《德國商法典》第355條、《日本商法典》第529條等都對交互計算做出了明確的規定。一些國家的商法典對於商事交互計算的概念、方法、原則，交互計算關系的形成條件，交互計算的法律效力，交互計算中的擔保與抵押以及交互計算關系的解除等都有明確的規定。
商事交互計算的特徵在於：當事人中至少有一方是商人；交互計算合同屬於諾成合同；當事人雙方之間必須有經常性、持續性的交易關系。例如，運輸業者之間、保險公司與其代理商之間在一定期間內存在持續性交易時，交互計算就得到承認；就一定期間內由交易產生的債權債務總額進行抵消，對余額進行支付；商事交互計算根據合同、特別是持續性合同的終了而停止。但是，當事人隨時可以就在將來對交互計算合同的解約告知對方。

⑼ 古代到現在各國比較重要的成文法典

最著名的早期法典是古巴比倫的《漢穆拉比法典》，誕生於公元前世紀，原碑現藏巴黎羅浮宮。比漢穆拉比更早的現存法典還有制定於公元前2400年左右、在埃卜拉城（在敘利亞）發現的古檔案中的泥版。

歐洲現在的民法體制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紀羅馬人的早期法典《十二銅表法》，而羅馬法最著名和最有影響力的法典是公元6世紀的查士丁尼法典。可是這兩部法典都有局限性：《十二銅表法》只概括了基本法律原則，而實際執行的法律則是由法官從這些原則上推斷出來；查實丁尼法典雖然在後世影響巨大，但在當時只在東羅馬有效執行，在西羅馬沒有發展成法律傳統。隨著東羅馬帝國的衰敗，這一傳統在歐洲也失去了影響力。歐洲近代的編纂運動始於十五世紀以後，隨著民族國家的崛起，歐陸國家開始把發展獨立法制視為主權的象徵。到了十九世紀上半葉，幾部重要的歐陸法典相繼問世，包括《拿破崙法典》即法國民法典，《民事訴訟法典》、《商法典》、《刑事訴訟法典》、《刑法典》，《德國民法典》和《瑞士民法典》

在東方，中國的近代法典的源頭是公元七世紀的唐律，其後各朝基本循唐制，而法典最終發展到清朝的大清律例，成為全面、完整，囊括現代刑法和民法的法典。直到近代，中國周邊國家的法律制度大多受中國法典影響。日本是最早編纂西方式法典的亞洲國家。在明治維新過程中，日本推行了以德國民法為模範的《日本民法典》。辛亥革命前後，受西方法學影響，中國開始改革法律體制，編纂了《大清民律草案》和《中華民國民法》，並從此逐漸發展為大陸法系或社會主義法系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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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3%95%E5%85%B8&variant=z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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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謨拉比法典》是古巴比倫第六代國王漢謨拉比（前1792年 - 前1750年在位）頒布的一部法律，被認為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比較系統的法典，產生於3800年前。法典全文用楔形文字銘刻，除序言和結語外，共有條文282條。包括訴訟手續、損害賠償、租佃關系、債權債務、財產繼承、對奴隸的處罰等。

1901年在伊朗發現，為一個黑色的玄武岩圓柱，現存法國巴黎盧浮宮博物館。圓柱上端有漢謨拉比從太陽神沙馬什手中接過權杖的浮雕。

漢謨拉比法典將人分為三種等級：

有公民權的自由民
無公民權的自由民
奴隸
王室奴隸
自由民所屬奴隸
公民私人奴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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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銅表法，是古羅馬在約前450年制定的法律，因為據說刻在12塊銅牌（也有說是著色的木牌）上，故而得名。

公元前454年，羅馬元老院被迫承認人民大會制定法典的決議，設置法典編纂委員10人，並派人赴希臘考察法制，至公元前451年制定法律十表，第二年又補充二表。這就是著名的《十二表法》。因各表系由青銅鑄成，故習慣上稱作《十二銅表法》。這是古羅馬第一部成文法典。公元前390年，高盧人入侵羅馬，在戰火中銅表全部被毀，原文散佚，現在只能從其他古代著作中略見梗概。

十二銅表法的內容分別為：傳喚、審判、求償、家父權、繼承及監護、所有權及佔有、房屋及土地、私犯、公法、宗教法、前五表之補充、後五表之補充等十二篇。十二銅表法頒布之後，就成為共和時期羅馬法律的主要淵源。該法典對於貴族的權力作了一些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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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大全》（Corpus Iuris Civilis），又稱《查士丁尼法典》或《國法大全》，東羅馬帝國皇帝查士丁尼一世下令編纂的一部匯編式法典，是羅馬法的集大成者。

該法典由四部分組成，分別為法典，學說匯纂，法學階梯以及新律。最後完成於公元530年左右。法典內容為東羅馬帝國時期的皇帝敕令，以及權威的法學家對於法律的解釋，還有給法律學生當作法學的入門教材等。

在整個編纂工程完成之後，任何對於《民法大全》的評論或者其他立法都被禁止。該法奠定了後世法學尤其是大陸法系民法典的基礎，是法學研究者研究民法學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獻資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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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民法典（Code civil des Français），又稱拿破崙法典，是法國民法的法源中最重要的一部法律。1804年的《法國民法典》曾名為《拿破崙法典》，但1870年以後，人們一直稱之為《民法典》。

該法典是根據法國政治家拿破崙的命令，由特龍謝(Tronchet)、馬爾維爾(Malleville)、普雷阿梅納(Bigot de Préameneu)、及波塔利斯(Portalis)等四人起草，於1804年3月21日正式公布為《法國民法典》。又被後人稱為《拿破崙法典》。

法國民法典採用了「優士丁尼法學階梯」的結構體系，除序章外，有3編2281條。3編的名稱分別為「人」、「財產及所有權的各種形態」及「所有權取得的各種方式」。
該法典基於個人主義思想和自由平等的觀念，是近代民法典的典範。其核心為所有權的絕對化、契約自由及過失責任等三項原則。但是，隨著19世紀末到20世紀資本主義的發展變化，該法典的原理也被判例和學說加以大幅的修正，也進行過部分的改正以及特別法的制定。

法國民法典與德國民法典是大陸法系的兩大支柱和源流。對後世的《日本民法典》、《中華民國民法》等都有著很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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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民法典是德意志帝國於1900年1月1日施行的民法法典，全稱為Bürgerliches Gesetzbuch（簡稱BGB），是大陸法系中最重要的民法典之一。法典共有五編，分別為總則（Allgemeiner Teil）、債務關系法（Recht der Schuldverhältnisse）、物權法（Sachenrecht）、家族法（Familienrecht）和繼承法（Erbrecht）。該法典不同於法國民法典之處在於，將規定債權關系的條文移至物權法之前，反映了新型的債權法理念。該法典對於同時期制定的日本民法典也有著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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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律例》（1646年—1971年）原名《大清律》（滿語:， Daicing gurun-i fafun-i bithe kooli）是大清帝國的法典，草創於順治三年五月，以《大明律》為基本，再加以修飾。前後經歷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修訂後才定型。及後《大清律例》一直都在清朝版圖內奉行，直到中華民國成立，《民國憲法》推行為止。不過，部分《大清律例》的條例在清朝滅亡後依然繼續在香港通用。這奇特的現象是由於香港被割讓與英國之後，基於香港跟隨英國奉行習慣法，使部分法例在沒有其他法例可供參考的情況下繼續成為唯一的參考對象。直到1971年，最後一條有關婚姻習俗的法律被香港的成文法取代之後，《大清律例》的歷史使命終於完成，但在1971年前依《大清律例》訂立的妾侍仍然在世，她們、她們的子女與後代仍然有承繼權（但承繼權分攤比例少於妻子），仍然受到主權移交後的香港法律按《大清律例》給予承認。從1646年到1971年，總共經歷過325年。

根據《大清律例》開首的《世祖章皇帝御制大清律原序》所記載，在清朝入關以後，由於「中夏人民既眾，情偽多端，每遇奏讞，輕重出入頗煩」，所以清世祖敕纂，召集司法官員在朝廷上商議，對哈納等校訂，並以《大明律》作參考，多番修訂之後才得以成書付梓刊布，並命名為《大清律》。《大清律》全三十卷，十冊（1函），律文458條。首冠世祖御制序，繼載剛林疏，吳達海疏，對哈納疏，《大清律總目》。總目之後是順治二年奏定的《大清律附》。

《大清律》的特點是「集解附例」，希望透過各種案例作參考，使官吏能夠作為量刑的依歸。

順治律頒行後，惟於律外增修條例，而於律文未嘗更易。康熙九年，刑部尚書對哈納等以舊律內參差遺漏，請詳酌校正，奉旨依議，遂有康熙九年校訂刻本傳世。

至康熙十八年，由於發現後立之新法與原有之舊法有所沖突，所以康熙著九卿詹事科道會同，又再作修訂，但直到康熙駕崩時，修訂還未完成。於是繼任的清世宗雍正下令官員繼續完成修訂，「務期求造律之意，輕重有權，盡讞獄之情，寬嚴得體」。從雍正元年八月開始，到三年八月完成，並於九月初九刊行。此為雍正五年刻本。

到乾隆三十三年五月，律例再作大幅修訂，這些訂正增刪改並，合計有1456條之多。

於光緒三十四年修訂，宣統二年版，又名《大清現行刑律》。宣統律共有389條，並連同附例1327條。

自從香港被割讓與英國之後，英國一直奉行習慣法。查理·義律（Charles Elliot）於1841年登陸香港島後宣布華人仍依當地習慣治理。所以，在當時的香港出現了一種怪現象：同樣的謀殺罪，若罪犯為歐洲人，則按照當時的英國法律會被判處繯首死刑，但若罪犯是華人的話，就會被殺頭。即使在清朝覆滅後60年，原來香港通行的《大清律例》在華人社會當中依然通行。在1970年代，香港政府開始著手將所有參照《大清律例》的案例重新編寫成為成文法。與此同時，亦利用合適的法例來取代過時的舊法。例如：1971年頒布的《婚姻法》就結束了香港男性借《大清律例》為擋箭牌而為自己納妾及休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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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民法典是在日本國內施行的主要民法規章。現行日本民法典自1898年（明治31年）開始施行，由日本民法學家梅謙次郎，富井政章，穗積陳重等三人起草而成。共分為總則，物權，債權，親族和繼承五編，共有1044條。

日本民法典最初的版本是由法國巴黎大學教授博瓦索納德以法國民法典為基礎起草的財產法部分（被稱為「博瓦索納德草案」）與日本人起草的家族法部分構成。該草案於1890年（明治23年）公布，即「舊民法」，基本結構與法國民法典相近。後來，由於該法典的家族法部分與日本傳統的家族制度形成了很大的沖突，遭到了國內學者的極大反對，並引起了一場法典論戰。結果是，舊民法並未得到施行，日本政府起用上述三位日本民法學者起草新的民法典。這部新的民法典於1898年開始施行至今，又被稱為「明治民法」。

日本民法典屬於大陸法系的法律，受到了法國民法典和同時期起草的德國民法典的影響，也對此後東亞地區的民法典編纂帶來了深遠的影響。《大清民律草案》，《中華民國民法》，《韓國民法典》等法典在編纂過程中都有日本民法學者參與，帶有明顯的日本民法典的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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