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述司法的價值

A. 在立法，行政和司法程序中對法的價值進行整合，應當遵循哪些原則

【出處】《昆明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1期

【摘要】關於行政法是否存在或有必要構築其理論基礎，形成了諸如「管理論」、「控權論」、「平衡論」、「服務論」、「公共權力論」、「公共利益本位論」、「政府法治論」以及「人民主權論」等十幾種學說和觀點[1]，堪稱近年來我國行政法學界研究熱點之一。從上世紀末以來，中國行政法學者對此問題進行了十餘年的「論戰」，在其建國之時，制憲先驅們便開始奉分權與制衡為國家政體之圭臬，在目前中國。其實，作為一種「理論基礎」，既可最大限度地減少官僚專斷和越權的危險，行政法是管理政府行政活動的部門法，而不是有關公共行政的法律。[2]當然。

【關鍵詞】行政法；

【寫作年份】2012年

【正文】

一，雖然持「控權論」者都認為行政法是控制行政權力之法，但是從持「控權論」者的相關著述來看，似乎呈現出兩種略微不同的表述；控權論，喪失了「合法性」。作為行政法上的理論基礎，「控權論」可以從「本質—表象」、「工具性—目的性」和「應然—實然」這三個維度進行審視和考量。在此基礎上，通過分析中國的實際情況，找出其與「控權論」的對接與暗合之處，以期對中國行政法理論基礎的選擇乃至重構有所啟發和裨益，法律控制行政權有雙重目的，即不僅要防止權力的濫用和逾越，而且還要能夠通過駕馭行政權使其有效運作[14]。兩種意見相比較，後種表達方式顯然更為成熟和恰切。誠如有學者所洞見的那樣，「現代行政法的基本功能仍然是控制行政權，但是控權一詞的涵義更為豐富，近代的控權就是指嚴格限制行政權，防範和制裁違法行政行為。但是我們今天所講的控權，是指法律高於行政權，法律支配著行政權，控製成為一個中性詞，它除了傳統的限制的含義，還包括引導和鼓勵等方式。」[15]

在了解了控權論的歷史脈絡以及控權論的內涵界定、基本內容和主張之後，就可以依循本文的分析進路，深入地對控權論做出理論上的檢視。也正是由於「控權論」在行政法歷史上飽蘸著人類「警惕公權力、保障私權利」的政治智慧和憲政要髓，有著深厚的哲學根基，才能使其備受青睞，在行政法自古至今的歷史發展長河中熠熠生光！

（一）理念：本質與表象

行政法上「控權論」的出現，絕對不是學者們努力創造或建構的結果，而是有其深層次的原因。它產生於西方社會深厚的歷史文化傳統——理性文化和深刻的歷史反思能力——懷疑精神之中，建立在對政府和政府權力高度警惕和不信任的基礎之上的。也就是說，控權論思想是基於這樣的一種理念：對「人性惡」[4]和「權力導致腐敗（專制），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專制）」（19世紀阿克頓爵士言）的本質認識。

孟德斯鳩早就提出，「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亘古不易的一條經驗」。在他看來，「有權力的人們使用權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因此，他得出結論：「從事物的性質來說，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制約權力。」[16]孟氏的以上論述，實質上就揭示了行政法的哲學底蘊。英國著名憲法學家戴雪也指出「與專斷的權力相比，正式的法律具有絕對的至高性和主導性，排除政府中任何形式的專斷的、特權的，或寬泛的自由裁量權的存在。」[17]可見，由於「權力客觀上存在著易腐性、擴張性以及對權利的侵犯性，因此要對權力進行限制和約束」[18]。不僅如此，在西方人看來，政府及政府權力是從來不被信任的。作為1787年美國憲法主要起草人的漢米爾頓認為「如果人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統治人就不需要對政府有任何外來的或內在的控制了。」[19]傑斐遜也認為「世界上每一個政府都帶有人類弱點和某種痕跡，帶有腐化墮落的某種胚芽，運用狡智便能發現，居心叵測並去發掘、培植和助長。任何政府如果單純託付給人民的統治者，就一定蛻化，所以只有人民本身才是政府的唯一可靠的保護人。」[20]諸如此類思想家們的經典論述，可謂不勝枚舉！

正是「控權論」這種理念——對人性的反思和對權力的警惕，才讓我們有理由相信通過「控權」來達到對個體權利的保護。這是一種基於對事物（權力）性質的本質而非表象認識所得出的理性結論。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這（控權論）並非簡單移用西方行政法學的觀點，而是建立在對行政權力本質認識的基礎上，從而正確揭示了行政法與行政權力之間的關系。」[21]。有人在批駁控權論時指出：控權論所主張的「控權」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是為控權而控權；並進一步指出控權論不注意對社會公益的關注與保護，只強調個人利益[22]。這種認識之所以值得商榷，其關鍵就在於對權力認識的「表象化」，沒有看到在權力與權利博弈過程中權利的弱勢地位和權力的暴力性。如果僅僅因此便主張「平衡論」，反倒給權力披上了一層「合法」的外衣，那麼平衡的結果必將是：不僅「平衡」的目的落空，而且權力的施暴將會變得肆無忌憚。

需要指出的是，雖然控權論一度成為英美法學國家和中國相當一部分學者所追逐的主流觀點，但是也仍然受到了學界不少的批評。對於這些批評意見，有學者進行了歸納總結，並整合為幾個有代表性的觀點。[5]但是，「就法律與權力的關系而言，強調控權永遠不會過時，這是早已為中外思想家所公認的法治精髓和實質。人們可以不贊同作為『理論基礎』的控權論，但誰也不能否認控權作為實現正義和法治之手段，具有經典的價值和意義。」[23]

（二）價值：工具性與目的性

德國學者馬克思·韋伯曾經在其學術名著《經濟與社會》中把人類的「理性形式」分為兩種：一種是「工具理性」；另一種是「價值理性」。在相對的意義上，二者各種自己的側重點。如果說「工具理性」更側重於指向為達致特定價值而採取的手段或實現途徑的話，那麼「價值理性」則較多地關懷手段實施之後所取得的效果或目的。在哲學意義上，對於法治的基本價值，大致有以下兩種不同的理解進路：一種是工具性價值，另一種是實體性價值（其實也就是「目的性」價值）[24]。同樣，關於行政法的價值意蘊，可以從工具性（價值）和目的性（價值）兩個方面進行考量。盡管從學理上看，對法的價值還有其他方式的劃分，[6]但「工具性—目的性」的二元價值分析方法，無疑更具有學術討論意義。而且，筆者所考察的這兩個方面，從純粹哲學意義的層面上，也是完全站的得住腳的，[⑦]具有更為宏大的理論分析意義。據此，所謂行政法的工具性價值就是對行政法和其他部門法一樣看待，視其為一種為實現某種目的或目標的工具和手段。而行政法的實體性價值則更多的著眼於某種目的或目標，把行政法作為一種理想加以追求。

行政法的工具性價值和目的性價值（或稱實體性價值）從其歷史傳統和文化淵源上來說，在於西方國家一直重視程序對法的意義的深刻認識的基礎之上。甚至有學者認為「行政法更多的是關於程序和救濟的法，而不是實體法」[25]。行政法這兩個方面的價值，反映在行政法上便體現為「追求效率」和「保障人權」這兩個層面的價值取向上。而控權論正是立足於行政法的工具性價值，即通過對行政權的控制（嚴格劃定權力的界限、貫徹程序原則、控制自由裁量權、進行司法審查等措施），來達到保障私人權利和自由之目的。甚至於，美國行政法把從英國「自然公正原則」中繼承而來的「正當程序」原則（正當程序精神）視為美國行政的基石，通過正當程序來限制政府權力[26]。相比之下，所謂的「平衡論」著眼於一種理想目標的追求：公權力與私權利的平衡。其實，這是追求「平衡」的價值訴求，如果說不是「一廂情願」的想法的話，便是對中國現實情況「有意無意」的忽視。因為，「平衡」之理想的實現，說到底還是要藉助於「控權」這一手段。「作為近代民主政治的產物，行政法旨在規范、監督、制約行政權力，以保護個人權利[27]。可以說，沒有「手段」（工具），就無法達致「目的」。「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是這樣，在壟斷資本主義時期是這樣，在社會主義時期也是這樣。」[28]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控權論所主張的為保障私人權利與自由之目的而為的控權並不會導致行政機關辦事效率的下降，不會影響行政效率，相反還可能提高行政效率。[8]況且，「政府效率不能被視為終極目的」[29]，政府不能為了行政效率就任意對待私權利，這完全是本末倒置。

（三）定位：價值（應然）與事實（實然）

從哲學上講，事物的狀態有「實然」與「應然」之分，其實，我們還可以繼續對它們向上進行追本溯源的考究。其實，實然與應然的關系可以通過對事實與價值關系的探究來予以說明。而對事實與價值的近代分野卻可以追溯到孔德的社會實證主義。近代已降，「休謨問題」一直困擾著社會科學界。在休謨看來，對道德問題科學是無能為力的，科學只能回答「是什麼」的問題，而不能告訴我們「應該怎樣」的問題。休謨還提出，事實與價值分屬兩個截然不同的領域，由事實命題不可以推出價值命題。分析實證法學家奧斯丁也提出了「法是什麼是一回事，法應當是什麼是另一回事」的命題。馬克斯·韋伯也認為，在社會科學研究中有必要區分價值判斷和經驗事實，也即要認識到價值命題和事實命題有著不同的使命，二者不能相互推演。而事實上，我們的言談似乎常常混淆了「事實」（Faktizitat,fact）與「價值」(Geltung,value)的界限；價值判斷和事實判斷是兩種不同的推理形式，它們的能指(signifier)分別對應不同的所指（signified），其所要回答的，分別是「應然」（sollen）和「實然」（Sein）的問題。[9]

在行政法理論基礎的問題上，控權論是擺正了價值（應然）與事實（實然）的關系，並對二者的關系做出了准確的定位。因此，在筆者看來，控權論的恰當性也很大程度上在於它對「應然」與「實然」的取捨。控權論的建構不是基於這樣一種價值/理想追求（應然的層面）：既要保障私人的權利與自由，又要注重行政效率；而是基於這樣一種事實（實然的層面）：在實際生活中，行政權往往會濫用，只有控權，才有可能達到上述的應然狀態（層面），才能夠保障私人的權利與自由。而實踐上的證明結果也支持了這一分析的正確性。[⑩]

相比較而言，平衡論首先是基於這樣一種價值（應然層面）而創設：行政法不僅要保障行政管理的有效實施，而且又要保障公民的權利；追求行政機關的權力和相對方的權利應保持總體平衡[30]。而在事實（實然層面）上則往往會於此追求背道而馳。可見，平衡論既要保障公民權利又要保證行政權力的順利實施這一價值/理想追求應該說是完全正確的，但是在我國目前的社會環境和狀況下，它的正確也只能停留在應然的理論層面上，盡管它可能是比較先進和「遠見卓識」的。在缺乏分權、制衡、有限政府、保障人權等憲政基因及法治傳統的中國背景下，平衡論一旦進入到實然的現實中，它就會被異化，其結果必然是在公權力與私權利的激烈沖撞中淪為行政權「掛羊頭賣狗肉」的招牌。正如有學者分析指出的那樣，「社會現實是逐步推進並在點滴累積中邁向理想彼岸的，它不可能超越和跳躍，由於理論探討本身往往比實踐具有超前性，而中國平衡論所面對的社會階段與現實狀況和西方國家迥然有別，從而平衡論之於中國可能在前瞻性方面走得較遠，而在現實針對性方面而不及控權論那樣乾脆和更受歡迎。」[31]

四、暗合：中國語境下「控權論」之證成

既然「控權論」作為「普遍價值」可以分享，那麼控權論可否成為中國行政法的理論基礎呢？筆者以為，「控權論」作為行政法理論基礎，有著深厚的哲學基礎，可以成為中國行政法的理論基礎；同時，也只有「控權論」，才真正切合了中國的社會現實。鑒於目前中國的實際情況和現實條件，也只能選擇控權論作為中國行政法的理論基礎！

（一）控權論：一種可以「價值共享」的理論

從立憲主義的角度而言，憲政的意義不僅僅在於勾勒了一個社會基本的政治法律框架，還在於它是關於國家與公民之間關系的制度架構。其核心要義，則是通過對公權力的限制而達至對公民個人權益的保障。於是，限制公權力，成了憲政的「關鍵所在」；甚至於，憲政這一概念通常就被用來指代強制權力受到了約束的觀念。借用麥基文的話來說就是：真正的憲政，其最古老、最堅固、最持久的本質，仍然跟最初一樣，是法律對政府的限制[32]。中國要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憲政國家，其中的關鍵就是治理或制約國家權力；「依法治國」的實質是依法治權、治吏（官）。「法治」的基本精義在於「治者先受治至於法」。同時，中國政府提出了「法治政府」的建設目標，而法治政府就是「有限政府」。可以說，「限權」、「限制公權力」以「保障人權」，已經成為中國行政法治的基本理念。在這種情況下，具有濃厚法哲學基礎的「控權論」，加之其具有「價值共享」的特點，雖然肇端自歐美諸國，但其精神本質和要求卻能夠其他國家所引見和適用。也正因為如此，「控權論」可以而且能夠成為中國行政法的理論基礎。

（二）中國目前的現實情況及環境條件

如果僅僅從哲學基礎上認定「控權論」的合法性基礎，只能證明其是一種具有某種「普遍價值」的理論主張；而其究竟是否適合作為中國行政之理論基礎，還需要對中國現實情況和法治環境作出具體分析，以做到「理論聯系實際」。

1.法制文化傳統。歷史性考察中國的法制文化和法律傳統，大致上具備以下幾個顯著特徵：一是集權專制傳統；二是集體主義價值觀；三是對個人價值的漠視；四是重實體輕程序。中國傳統的法律文化，從根本上欠缺那種個人本位、個人主義觀念的歷史積淀，從而也就沒有所謂「個人權利」的概念；相反，集體主義、國家至上的價值取向卻有著深厚的民眾基礎。法律一向與倫理道德混雜在一起，成為權力的附庸；作為統治階級統治和鎮壓廣大人民的工具，法律是用來治理老百姓的，而不被認為有保障私權的功能。在法律關系中，官是主體，民是客體。在這種情況下，根本不可能做到所謂的「平衡」。另外，我國法律文化還明顯具有「重實體輕程序」的特點，此處不再展開論述。

2.政治基礎條件。如前所述，行政法從本質上來說在於對政府權力和公民權利進行配置和定位。從公權力與私權利的對比角度而言：第一，從行政權（政府權力）角度看，目前我國政府權力趨於膨脹且異化現象普遍。這表現在：行政主體隊伍擴增，行政機構種類繁多，行政職能不斷擴張，自由裁量權大為增加、非權力性管理作用加強（例如，行政指導行為以及行政合同行為等）、行政立法大量增加、法院（司法）審查受限、立法監督不力、委任司法[33]突顯等。第二，從公民權（公民權利）角度看，公民權利遠弱勢於行政權，情況不容樂觀。主要表現在：公民在行政法律關系中處於「弱勢地位」、公民的法律意識和權利意識淡薄、公民救濟途徑受限且獲得救濟十分困難等。第三，從行政權與公民權的對峙和互動來看，行政權力腐敗情況普遍；公民權利受侵犯嚴重。在現實生活中，行政權與公民權嚴重失衡，無法實現良性互動。

3.經濟基礎條件。事實上，行政法治不僅要有其法制文化條件，政治條件（憲政背景），而且還要有其賴以存續的經濟基礎。在某種意義上，法治就是從市場經濟中的平等、契約等精神中發展而來的。中國目前雖然實行了市場經濟，但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職權過大，干預的太深，管理的領域太寬。雖然近年來行政體制改革不斷向縱深發展，但由於我國的行政改革只是在配合經濟體制改革的進行而較少關注行政管理自身規律的探究和總結，顯得「捉襟見肘」。因此，政府的職能仍需要繼續轉變，盡快地從經濟活動中「可能的領域」抽身出來。

五、結語

通過以上對主要國家行政法基本觀念和理論基礎的梳理和分析，不難看出，各國在定位本國行政法理論基礎之時，都是結合本國的具體國情，在具體的行政法實踐中衍生出來的。因此，在選擇和建構中國行政法理論基礎時，西方諸說只能作為參照，因為「不區分各國的社會制度、經濟制度、歷史條件、文化傳統而認為世界各國的行政法律制度和觀念都是一個模式，無疑是一種便狹、絕對化的態度」。正確的作法是，「我們既有必要面向當代世界各國普遍追求的價值體系，也不可能脫離一國的特殊性；既不能以外國行政法的理論說明中國的現實，也不能以中國的理論去指導他國的做法」[34]。換句話說，中國行政法理論基礎的選擇乃至重構都，必須結合我國的國情和當下社會現實（社會環境）的特點而進行。

事實上，中國的行政法理論和實踐呈現出與西方諸國不同的進路。在目前中國，對「行政法的認知和把握必須緊扣『控制國家權力』的憲政理念，在公民與政府的對峙中點滴積累行政法的實踐，以此迎來憲政的曙光和希望。」[35]因此，筆者以為，在有關中國行政法理論基礎的諸學說當中，「控權論」真正地契合了我國的現實國情，應十分突出地強調這一主題。因為，只有「控權論」的「控權」才真正扭住了行政權與公民權相互關系中的關鍵環節，從而才真正的具有理論指導意義和現實意義。只有通過「控權論」當中的「控權」精神以及相配套的控權原則、制度和機制，才能使政府的權力運作受到制約和監控而趨於「理性」，中國的行政法治和法治政府建設目標才能真正實現！

【作者簡介】

王圭宇（1985-），男，河南禹州人，鄭州大學與俄羅斯聖彼得堡國立大學(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ПбГУ)聯合培養2009級憲法與行政法專業博士生。

B. 司法考試的價值

司法考試是一來個從事法律源行業的資格證的考評。如果你通過了司法考試，你不但有機會申請律師資格證，還有機會參加法院，檢察院已經公證處等地的公務員招考。因為這些機構招收人員的要求是必須通過司法考試的！總之好處很多，但是司法考試很難考，要是能考過的話，多一條出路何樂而不為呢！

C. 什麼是司法活動的核心價值

司法公正是指在司法活動的過程和結果中，司法者以公道正直的態度嚴格按照法定程序不偏不倚、公正公開地保證訴訟各方平等地行使權利，公平正確地確認和分配具體的權利義務，並達到社會效果和法律效果高度統一的良性狀態，這種正義效果不以時空和執法者的改變而改變。司法公正包括司法制度公正、司法行為公正、司法效果公正三個方面內涵。其核心價值就是司法機關的各項制度、具體的司法行為及其結果所產生的社會效果和社會評價最大限度地體現了公眾利益和社會利益，具有全面性、科學性、制度性的特徵。
司法公正所包含的司法制度公正、司法行為公正和司法結果公正三個方面是相互聯系、互為作用的辯證統一的關系。司法制度公正是司法行為公正和司法結果公正的前提和保障，司法行為和司法結果公正是司法制度公正的必然結果。什麼樣的司法制度決定什麼樣的司法行為和司法效果。我國的司法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具有最徹底的人民性、公平性和最有效的協調性。這就決定了我們的司法工作目標是追求政治效果、社會效果、法律效果的最大化，實現「三個效果」的有機統一。這恰恰正是司法公正核心價值所在，也是「三個至上」指導思想的精髓。
第一、黨的事業至上，體現了我國司法制度的政治性本質，決定了司法工作以良好的政治效果為司法公正提供政治保障和實現的可能。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性質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性質，決定了我國司法制度的政治屬性，決定了我們在司法領域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黨的領導，確保社會的繁榮進步和公平正義。一方面通過公正、高效、權威的司法制度確立，維護黨的執政地位、維護國家安全和人民利益、服務社會大局；另一方面，在堅持黨對司法工作絕對領導中充分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確保司法工作公平公正地實現司法效益最大化，以此推動黨的各項事業特別是司法事業又好又快發展。
第二、人民利益至上，體現了我國司法制度人民性的本質特徵，決定了司法工作必須以利民便民的良好社會效果作為實現司法公正的價值取向和動力源泉。這就要求必須把關注民生、解決民生、保障民生作為司法工作的根本點、出發點和落腳點，而這正是黨的事業在司法工作中的根本體現。黨的事業最終目標是一切以人民的利益為根本出發點，把司法權在內的一切權利用在維護人民利益、實現人民利益最大化上。所以，堅持司法為民的宗旨，真正把察民情、順民意、解民憂、謀民利擺在高於一切的位置，通過辦案，既解開當事人之間的「法結」，又解開當事人之間的「心結」；既實現個案的公平正義，又兼顧人民群眾對司法公正的普遍認同。依法化解各類社會矛盾糾紛，努力做到案結事了，促進社會和諧。這樣，才能贏得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以人民群眾最滿意的司法方式實現司法公正。
第三、憲法法律至上，體現了我國司法制度的法律性本質，決定了司法工作必須把追求良好的法律效果作為實現司法公正的價值尺度和衡量標准。在踐行科學發展觀的進程中，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切實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使違法者受到懲處，讓受害者得到保護。以此樹立司法權威，增強司法公信力，辦案中既要注重實體公正，又要確保程序公正；既要堅持依法糾錯，又要注重維護判決的穩定性和權威性。以公正高效的司法行為確保司法公正。
由此可見，「三個至上」指導思想全面回答了我國司法制度的基本原則、本質特徵和實施效果等重大問題，從政治效果的層面上提出了司法公正的價值取向，從社會效果的層面上明確了司法為民的衡量標准，從司法權威和司法公信力的層面上規定了司法公正的價值尺度。所以，「三個至上」科學內涵的有機統一完全體現了司法公正的核心價值。

D. 試論公正司法是司法活動追求的終極價值目標

理論上是，但實際上我國現狀為權大於法。
由李剛兒子案，跨省抓捕上訪者回鬧劇等可答以看出。權利機關本身沒有將公正司法做為終極價值目標。我國民眾對司法公正的渴求和現狀形成鮮明對比。不斷的立法和修正成效並不明顯，真正的問題所在不是司法本身，而是做為權利階層的執法者。
所以，你的提問沒有意義。

E. 法理學題目 司法的功能和價值是什麼

司法的功能復:
懲罰功能。我國是制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司法機關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工具，因此打擊敵人、懲罰犯罪是我國司法機關的首要功能。
調整功能。我國司法制度的調整功能主要是通過人民法院的審判活動來實現的。
保障功能。所謂保障功能，是指司法制度對社會關系的保護作用。司法制度的保障功能是通過司法機關和司法組織的各項司法活動發揮出來的。
服務功能。所謂服務功能，是指司法機關和司法組織對活動對象所具有的服從、服務作用。司法制度的服務功能是通過司法機關和司法組織實現其宗旨和目的的活動體現出來的。
教育功能。所謂教育功能，是指司法機關的活動對公民所具有的教育、感化作用。這是社會主義司法不同於資本主義司法的顯著特點。
司法核心價值觀包含「公正、廉潔、為民」三個方面，內容明確具體，結構嚴謹，層次清晰，三者是相互聯系、相互支撐的有機的、系統的整體。它總結了成功經驗，又有新的提升概括；反映了現實的迫切需要，又可以最大限度地促進和形成全體人民法官的共識。

F. 理國要道在於公平正直什麼是法治的生命線，是司法活動最高的價值追求

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線，是司法活動最高的價值追求。

公正是一種價值判斷，內含有一定的價值標准，在常規情況下，這一標准便是當時的法律。

在中國古代，「正義」、「公正」往往指道德修養，並且是沒有個人之私的近乎聖的一種美德，並無作為評價制度、規則的價值內涵。1840年之後，受西方文化的影響，我們有關正義、公正的評價才開始涉及制度層面。

擴展資料

公正帶有明顯的「價值取向」，它所側重的是社會的「基本價值取向」，並且強調這種價值取向的正當性。

事例：

包拯在朝廷為人剛毅，貴成宦官為之收斂，聽說過包拯的人都很怕他。人們把包拯笑比黃河水清了，兒童婦女也知道他的大名，喊他為「包待制」。京城稱他說：「關節不到，有閻王爺包老。」

以前的制度規定，凡是告狀不得直接到官署庭下。包拯打開官府正門，使告狀的人能夠直接到他面前陳述是非曲直，使胥吏不敢欺騙長官。

朝中官員和勢家望族私築園林樓榭，侵佔了惠民河，因而使河道堵塞不通，正逢京城發大水，包拯於是將那些園林樓謝全部毀掉。有人拿著地券虛報自己的田地數，包拯都嚴格地加以檢驗，上奏彈劾弄虛作假的人。

包拯在三司任職時，凡是各庫的供上物品，以前都向外地的州郡攤派，老百姓負擔很重、深受困擾。包拯特地設置榷場進行公平買賣，百姓得以免遭困擾。官吏負欠公家錢帛的多被拘禁，一有機會就逃走，又把他的妻兒抓起來，包拯都給放了。

包拯性格嚴厲正直，對官吏苛刻之風十分厭惡，致力於敦厚寬容之政，雖然嫉惡如仇，但沒有不以忠厚寬恕之道推行政務的，不隨意附和別人，不裝模作樣地取悅別人，平時沒有私人的書信往來，親舊故友的消息都斷絕了。雖

然官位很高，但吃飯穿飯和日常用品都跟做平民時一樣。他曾說：「後世子孫做官，有犯貪污之罪的，不得踏進家門，死後不得葬入大墓。不遵從我的志向，就不是我的子孫。」

G. 司法確認制度的價值

司法確認制度來是人民法院運用司自法權對人民調解工作給予的一種有力支持和保障，同時也是對當事人的司法救濟和司法保障。使得人民調解制度煥發出法治的光芒這項制度又為老百姓提供了一條可供選擇的糾紛解決機制，這樣可以減少訴訟，保障協議的有效執行。
司法確認程序是司法機關通過確定性的法律規則和強制性的國家權力確認人民調解協議的法律效力，使經確認的調解協議獲得強制執行力。
人民調解司法確認制度就是在實踐的基礎上進行的一項創新，其有效地突破了人民調解協議效力的局限性，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其「軟弱性」的局面，通過在保持原有的人民調解法律制度基本框架的基礎上，有條件地賦予人民調解協議以強制執行的效力，以使我國的人民調解制度更加完善，適應新的形勢發展需要，充分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H. 在司法上「無實物」如何「估價」

對於贓物已滅失的財產犯罪，已無法就實物本身進行鑒定，對此，《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5條第(五)項規定:「被盜物品已被銷贓、揮霍、丟棄、毀壞的，無法追繳或者幾經轉手，最初形態被破壞的，應當根據失主、證人的陳述、證言和提供的有效憑證以及被告人的供述，按本條第(一)項規定的核價方法，確定原被盜物品的價值。」該條指明了無實物估價的常見依據和資料，也即失主、證人的證言、有效憑證以及被告人的供述。但是上述依據並不全面，同條第(七)項還規定:「銷贓數額高於按本解釋計算的盜竊數額的，盜竊數額按銷贓數額計算。」既然在能夠確定物品實際價格的場合都可以按銷贓數額計算盜竊數額，那麼在不能確定物品實際價格的場合，就更可以按照銷贓數額定罪量刑了，因此對於贓物已滅失的案件，還可以根據銷贓價格確定犯罪數額。 而且，上述司法解釋僅僅規定了估價的方法和依據，並沒有明確證明的曜跡布疵揮謝卮:對於已滅失的贓物，需要具備什麼程度的證據規格才得以確定價格呢?有一些案件，雖然被害人對物品的數額和價值言之鑿鑿，但是並無其他證據佐證，被告人要麼矢口否認要麼避重就輕，如果遵循罪疑唯輕的原則就低不就高，被害人往往難以接受。有意見認為，相對於犯罪行為而言，對於犯罪數額的證明標准不妨適當放寬。誠然，如果犯罪數額的確定只涉及量刑的輕重，那麼贓物價值的計量自不必過於嚴苛。但問題是，財產類犯罪的數額在我國不僅是量刑的標准，也是定罪的依據，故對數額的證明還是應該「高標准、嚴要求」，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程度。 在有實物的情況下，實物本身就是鑒定的直接資料，而在實物已經滅失的情況下，物品的品名、新舊等情況就要根據相關證據來加以判斷，問題在於判斷的主體是估價機構還是司法機關呢?如果承認司法認知和估價鑒定各自具有不同的職能定位和專業特點，那麼就應當遵循「證據的判斷交給司法機關，價格的判斷交給鑒定機構」的原則。但是實踐中出現了估價機構代行司法職能的現象，例如相當多無實物估價的鑒證報告中都提到:「由於鑒證標的已滅失，價格鑒證人員未能進行現場勘察，有關該標的情況及數據的描述均以委託方提供的詢問筆錄及相關證據資料為依據。」筆者認為，鑒定人員直接根據原始證據資料判斷物品的狀況和價值有越俎代庖之嫌，不僅有損鑒定的合法性，而且鑒定結論也容易失真，例如在證據存在矛盾的情況下鑒定人員對證據的採信就有可能違反訴訟證明的原理。所以，正確的做法應當是先由司法機關向鑒定機構了解無實物估價需要哪些參數(例如物品的品名、款型、新舊等)，然後通過審查判斷證據確定上述參數並提供給鑒定機構，再由鑒定人員根據依法確定的參數估算價格。此外，前一個訴訟階段作出的估價鑒定到了後一階段如果遭遇非法證據排除，從而導致鑒定參數必須重新確定的話，後一階段的司法機關應當根據新的法律事實重新委託鑒定。(作者單位:江蘇省南京市白下區人民檢察院)

I. 如何理解司法三段論的特點與價值

司法三段論是一種基本的法律推理模式，也是最基本的法律適用方法之一專。但其本身並屬非完美無缺。首先，司法三段論無法解決事實與規范的對應問題。事實與規范二者並不存在外延的寬窄問題，我們不能簡單認為具體的案件事實的外延必然窄於一般性的規范，二者畢竟是兩個層面的問題，在這里司法三段論與邏輯學發生了斷裂。其次，適用於司法三段論的大、小前提，實際上已經是經過了法律加工（如法律解釋、證據證明）的過程，也就是說在判決之前，價值判斷實際已經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