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去行政化

『壹』 法官去行政化還有院長和庭長嗎

法官去行政化改革仍然有院長和庭長，法官待遇和等級掛鉤,不與行版政級別掛鉤。法官可根據權任職年限、資歷和工作業績等晉升等級；不同等級之間的法官沒有行政隸屬關系,各法官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法官擔任院長、庭長等領導職務的,其工資福利及社會保障等依然按照法官等級確定,領導職務不作為其待遇的依據。

『貳』 司法去行政化去地方化是什麼會提出的

我國司法面臨的困境 當今我國司法活動在以下幾個方面面臨嚴重困境。 1、司法的專地方化 在目前的國家權力分配製屬度下，行政權力從中央到省到市到縣，基本上可以維持政令的高效、集中、統一。另一方面，我們的司法卻是高度分散的，因為我們的司法機...

『叄』 去行政化的定義

高校的行政化：行政部門對於高校的管理過多過細，大包大攬。在學校里是以一個權利為中心，而不是以學術為中心。
行政化不僅是一個習慣的問題,行政權力往往還代表真切的利益和話語權。去行政化的精髓，不僅是取消行政級別，更在於規范行政權力，督促權力恪盡職責、恪守邊界。
6月6日頒布的我國第一個中長期《人才規劃綱要》，再次提到備受關注的「去行政化」問題:要克服人才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化、「官本位」傾向,取消科研院所、學校、醫院等事業單位實際存在的行政級別和行政化管理模式。(據新華社6月6日電)在近兩萬字的綱要中，媒體顯然對這一條情有獨鍾，很多報紙和網站都把它單獨拎出來，置於頭條位置。
「去行政化」，在今年兩會期間和教改規劃綱要公布時，曾激起激烈的討論。多數意見都認為，過度行政化已經成為諸多教育問題的總病根，必須盡快革除。不少大學校長也直言，並不在意學校和本人的行政級別；但也有一些高校中人對此持保留意見，認為在泛行政化的社會環境下，高校無法單獨去行政化,否則將面臨無法與社會接軌的尷尬。
此次，《人才規劃綱要》從建立科學的人才管理制度、人才選拔制度出發，重申去行政化。可見，過度行政化現象不僅在大學存在,而且在科研院所、醫院等事業單位也廣泛存在，已經影響了我國的人才戰略。綱要中明確,事業單位都要摘除「官帽」，表明中央在這一問題上已有了共識,並開始向過度行政化宣戰。
不過,去行政化的方向雖然正確，但「無法接軌」的擔憂也非常現實。統一取消行政級別或許容易，但去行政化卻非一日之功。
首先，長期形成的「學而優則仕」、「官本位」的思想基礎依然深厚，很多人還喜歡以「官位」和「級別」來衡量一個人是否成功。哪怕離行政權力很遠的部門，也熱衷往官本位上靠。以至於最不應該行政化的學術和科研單位，也愛上了官位。很多專業技術人員也喜歡在名片上印上「相當於正處級」，還有人推導出院士相當於什麼級別、主任醫師相當於什麼級別，真不知道是對學術的抬舉還是矮化。其他諸如奧運冠軍「集體當官」等信息,也在不斷強化這種社會思維。
最關鍵的，行政化不僅是一個思維習慣的問題，行政權力往往還代表真切的利益和特權。在高校、醫院或科研單位，行政權力不僅掌握科研項目、經費分配,還可以判定學術水平的高低。行政權力一家獨大，缺少制衡，整個社會自然要按照行政的邏輯來運轉。
其實，行政權力原本不應該成為一個「貶義詞」，大學等單位一刻也離不開行政管理。之所以要去行政化，是因為行政權力超出了一定邊界，在所有領域都成了支配力量，這樣的趨勢很可怕。權力如果越界，不受制約，缺乏規范，就會放棄自身的服務職能，明火執仗謀取私利，甚至會成為傷人的猛獸。
《人才規劃綱要》指出，改進人才管理方式的主要任務，是規范行政行為。因此，去行政化的精髓，不僅是取消行政級別，大家肩膀一般齊，更在於規范行政權力，督促權力恪盡職責、恪守邊界。同時，在學術領域，還要建立一套獨立於行政權力之外的評價體系，讓學術按照自己的標准分出高低，以其對人類的貢獻贏得尊重。這樣，學術才能擺脫行政權力的束縛，「去行政化」才能獲得有力支撐。
教育部政策法規司司長孫霄兵28日在「教育部高等學校章程建設情況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制定、核准高等學校章程是落實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要求，深化高等教育管理體制改革的重要步驟。東南大學副校長林萍華表示，章程制定有利於解決學術權力與行政權力交織、行政權力泛化等問題。
事實上，中央和政府對事業單位「去行政化」改革早有要求。1985年我國就提出「擴大高等學校的辦學自主權」。2010年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和《國家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中也都明確學校等事業單位「取消實際存在的行政級別和行政化管理模式」。許多教師都是持美國綠卡或國籍的「海歸」，但國家對公派出國規定必須持公務護照才能報銷，一張「綠卡」就卡住了教授們的國際交流；沒有行政級別就沒有事業編制，也沒有養老金，需要給工作人員發一種事業年金，但這一制度還沒有得到上級批准……

『肆』 怎樣理解「去行政化」

去行政化，簡單地說，就是淡化行業、職業或某項工作的行政色彩，盡可能地突破行政的束縛，突出行業、職業的主導地位。

我國第一個中長期《人才規劃綱要》在提到改進人才管理方式的時候，有提到去行政化的問題：

1、克服人才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化、「官本位」傾向，取消科研院所、學校、醫院等事業單位實際存在的行政級別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在科研、醫療等事業單位探索建立理事會、董事會等形式的法人治理結構。

2、建立與現代科研院所制度、現代大學制度和公共醫療衛生制度相適應的人才管理制度。完善國有企業領導人員管理體制，健全符合現代企業制度要求的企業人事制度。鼓勵地方和行業結合自身實際建立與國際人才管理體系接軌的人才管理改革試驗區。

(4)司法改革去行政化擴展閱讀：

各個政府單位在去行政化上的改進：

一、事業單位去行政化

1、進一步明確事業單位的職能定位

要去除事業單位行政化，必須進一步明確事業單位與政府機關、企業三類組織形態的職能定位，將相互交叉的職能剝離歸位：將政府職能中對於事業單位和企業微觀管理的職能剝離出來，分別還給事業單位和企業。

將事業單位承擔的政策制定和監管的職能還給政府，將事業單位提供的不具有公共服務性質的產品和服務交由企業提供。通過職能剝離歸位，使政府機關、事業單位、企業三類組織的職能更加清晰明了，按照各自的職能定位履職盡責。

2、建立和完善事業單位法人治理結構

政府機關向事業單位分權，退出對事業單位的微觀管理。事業單位要通過建立法人治理結構，承接政府機關下放的決策權和管理權。法人治理結構主要內容包括：決策監督機構，事業單位對公共服務的質量、數量、品種等擁有話語權，其代表在理事會中要超過半數。

3、建立有效的問責機制

政府分權的過程還必須是問責機制建立的過程，要使政府對事業單位的分權到位、徹底，必須對下放的權力進行有效的問責。在問責機制中，事業單位作為下放權力的承接者和公共服務主體，是必須接受問責的責任人，同時必須設立問責人，賦予其問責的權力。

並建立問責人對責任人法定的問責關系。此外，須明確問責的范圍和標准,通過有效的問責機制，確保下放的權力用於提供公共服務，確保事業單位公共服務的基本價值取向

二、大學去行政化

1、校一級應該設立學術委員會

按照《高教法》的規定，校一級應該設立學術委員會，那麼院一級也應該設立相應的教授委員會，而校長和院長是不能出任該委員會主任或副主任的。學校學術資源配置權力，應該交給學術委員會或教授委員會這類機構。

2、大學的行政管理必須適合大學

而不是將社會上的行政管理移植到大學。現在有些大學校長被任命前或是在行政系統或其他系統，從來沒有在大學工作過，當他走上校長或黨委書記崗位，就會把他之前的工作理念移植到大學，造成學校工作行政化趨向。

從這個角度上看，比「去行政化」更關鍵的是大學校長要職業化。

三、國企去行政化

1、將國企高管納入行政系列管理

人的行為都要追求最大化利益，可以有效促進行政效率。這里的利益不單指貨幣收入，也包括行政職級。給國企定行政級別還有一個好處，那就是有助於政府與國企的幹部交流。

2、有助於政府與國企的幹部交流

若國企行政級別被取消，高管沒有對等的級別，無疑就堵住了國企與政府交流幹部的通道。以後國企高管進不了政府；政府官員也進不了國企。如此老死不相往來顯然對政府與國企皆不利。

3、完善治理結構

讓國有資本與非公資本混合，通過投資多元化改組董事會。國企由國家控股不能含糊，但控股要分絕對控股與相對控股。對國家安全與自然壟斷領域的國企，國家應絕對控股；對其他國企，國家只需相對控股

『伍』 司法責任制改革的認識

司法責任制改革是一項綜合性、基礎性的系統工程。要確保改革沿著正確軌道持續推進，實現改革效果的最大化，需要從把握規律、統籌協調、綜合施策三個方面著力。
第一，檢察機關完善司法責任制，應當遵循司法規律和檢察工作規律。司法責任制是檢察權運行機制的核心內容，只有適應職能需要、符合工作規律，才能稱之為科學合理。檢察機關作為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其權力性質具有復雜性，兼具司法屬性、行政屬性和監督屬性；其具體職能具有多樣性，查辦職務犯罪、審查逮捕、審查起訴、訴訟監督等具體職能雖都具有法律監督屬性和維護國家法制統一的重要功能，但各自特點和運行規律不盡相同。相較於審判機關，檢察機關推進司法責任制改革需綜合考量的因素更多，更應當辯證把握，既遵循司法活動的一般規律，解決當前辦案模式存在的效率不高、責任不明、不符合司法親歷性要求的弊端；又體現檢察權運行的特殊規律，落實檢察一體化和檢察機關領導體制，保證上級檢察院、檢察長和檢察委員會對司法辦案工作的領導權。
在推進司法責任制改革中，需要從路徑選擇、改革理念、制度設計三個方面來把握和體現規律。在路徑選擇上，注意區分檢法兩家在上下級關系、運行模式、審批方式等方面的差異，不機械套用同一模式，不搞「捆綁式」改革；在改革理念上，慎提「去行政化」等觀點，防止將「管理」標簽化，把「加強管理」與增強檢察工作司法屬性截然對立，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在制度設計上，處理好檢察一體化和檢察官獨立負責的關系，兼顧不同層級檢察機關、不同業務類別的性質和特點，做到符合實際、科學有效。
第二，檢察機關完善司法責任制，應當加強與其他改革措施的統籌協調。中央部署的四項改革試點任務都是司法體制改革的基礎性、制度性措施，彼此之間又是緊密關聯、相輔相成的。一方面，人員分類管理等改革措施為完善司法責任制提供了有力支撐，是司法責任制改革不斷深化的重要保障。人員分類管理是司法責任制的前提，沒有高素質的檢察隊伍托底，權力運行機制再科學、再精細，也難以實現司法公正。在員額制基礎上推行檢察人員分類管理改革，直指檢察官門檻過低、人員數量多而整體素質偏低等現實問題。走好這關鍵的第一步，實現檢察官的精英化，對於深化司法責任制改革乃至整個司法改革具有破題之意。健全司法人員職業保障，建立人財物統一管理制度是司法責任制的保障。提高職業薪酬和法定職責保護，強化檢察官的履職保障，實現權責利相一致，可以調動檢察官的履職積極性。建立省以下地方檢察院人財物統一管理體制，排除干擾司法的體制障礙，可以使檢察官依法行使職權更有底氣。因此，檢察機關完善司法責任制，需與其他改革任務銜接配套、同步進行，以突破自身制度瓶頸和其他要素掣肘，實現可持續發展。
另一方面，檢察人員分類管理等改革措施最終要落腳到司法責任制上，通過檢察權有效運行來檢驗。人財物改革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完善司法人員分類管理制度，健全司法人員職業保障制度，推動省以下地方法院、檢察院人財物統一管理，都是為了從內外部強化和保障司法責任制改革這個關鍵。[2]只有檢察權運作效果顯著優化，司法公信力明顯提升，分類標准、員額比例的科學性、有效性才能得到檢驗，人財物統一管理改革的成效才能得以體現，提高檢察人員待遇的措施方能得到社會認同。可以說，沒有人財物改革作支撐，司法責任制改革難以為繼；而不以落實司法責任制為目標，人財物改革的合理性、必要性也將遭受質疑。因此，檢察機關深化司法體制改革，需牽住司法責任制這個前承分類管理，後啟職業保障和人財物統管的「牛鼻子」，使各項改革舉措不斷向「維護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力」這個中心目標聚集靠攏。
第三，檢察機關完善司法責任制，應當實行綜合配套改革。司法責任制改革本身是一項系統工程，包含的內容豐富，涉及檢察機關組織體系和基本辦案組織、檢察工作模式和運行機制等多個方面，不能單兵推進，而應當形成改革的「雁陣」。根據中央及最高檢改革要求，檢察機關司法責任制改革應當包括健全基本辦案組織、建立檢察機關領導人員直接參與辦案制度，建立檢察官助理參與辦案制度，實行基層院內部整合改革，優化審批審核、指揮指令，健全監督制約制度，健全工作運行機制、完善司法責任體系等方面。在注重各項改革措施相互促進、良性互動的同時，司法責任制改革自身也需要圍繞以上方面，完善配套政策，推行全方位、多層次的系統性措施，形成綜合配套改革體系。

法律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第七條各級人民政府應當積極推進政府信息公開工作，逐步增加政府信息公開的內容。
第八條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加強政府信息資源的規范化、標准化、信息化管理，加強互聯網政府信息公開平台建設，推進政府信息公開平台與政務服務平台融合，提高政府信息公開在線辦理水平。
第九條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有權對行政機關的政府信息公開工作進行監督，並提出批評和建議。

『陸』 張保生的重要論述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下文簡稱「《決定》」），對於推動中國司法文明建設具有深遠意義。全會《決定》明確提出，「完善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的制度」。這是針對中國近年來日趨嚴重的司法行政化傾向以及司法受到多種外界因素干擾，而提出的司法改革的總體目標。對司法的各種干預，使其喪失了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作用，造成了大量冤假錯案和司法不公的現象。因此，司法改革的主要目標是去除行政化，排除各種不應有的外界干擾，恢復司法本來的功能。獨立行使司法權作為法治國家普遍確立的基本法律原則，是由司法權的特點所決定的，其核心精神是要求法院和法官在司法裁判中只服從法律和良心，不受來自司法外部的干預。它至少有兩層含義：一是法院獨立審判，這是司法權獨立行使的制度表現；二是法官獨立審判，即司法依賴於法官個人的獨立判斷。從尊重司法規律來看，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是司法公正的必要前提，這個觀念和原則必須得到堅持。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明確提出：「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線。司法公正對社會公正具有重要引領作用，司法不公對社會公正具有致命破壞作用。」
根據我國當前的實際情況，要「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應處理好以下幾個關系。
黨對司法工作的領導和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的關系
黨對司法工作的領導是政治、組織上的領導，管方向、管政策、管幹部，而不是干預案件的裁判。黨中央1979年《關於堅決保證刑法、刑事訴訟法切實實施的指示》明確指出：「加強黨對司法工作的領導，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切實保證法律的實施，充分發揮司法機關的作用，切實保證人民檢察院獨立行使檢察權，人民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為此，中央決定取消各級黨委審批案件的制度。」黨的政策通過人大立法成為法律，法院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就是按黨和國家、人民的意志司法，黨的各級組織和領導幹部都必須予以尊重。因此，要從黨紀上禁止任何黨員干涉審判，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明確提出，要「建立領導幹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制度」。同時，應當從法律上設立干涉司法罪，對請托者追究刑事責任。各級政法委對司法工作的領導方式也要改變，其底線是不得干預個案。
人大監督和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的關系
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提出，「加強對刑事訴訟、民事訴訟、行政訴訟的法律監督，完善人民監督員制度」，「絕不允許法外開恩，絕不允許辦關系案、人情案、金錢案」。目前各級法官由人大任命，法院向人大報告工作，接受人大監督，這對司法公正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同時也要看到，一些人大代表過問個案的現象越來越多，甚至有些人大代表本人就是案件當事人，他們利用代表的身份對其涉訟案件施加影響，法院由於擔心在人大會上「丟票」，對這些案件都要發文督辦，這種做法對獨立公正司法的干擾很大。因此，在完善人大對司法活動的監督方面，應明確人大監督是宏觀監督，而不能對個案進行干預，特別應杜絕個別代表利用其代表身份對自己涉訟案件施加影響的現象。
檢察機關行使監督權與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的關系
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提出，要「完善檢察機關行使監督權的法律制度」。這涉及檢察院和法院的權力制約問題。我國檢察院「身兼多職」，既是公訴機關又是法律監督機關，還是職務犯罪等案件的偵查機關，因而當檢察院在訴訟程序中身陷「公訴利益」或「偵查利益」時，如何履行其審判監督職責就成為一個難題。例如，在「章國錫案」中，檢察院就遇到了這三種職能的尷尬。因此，要解決司法權的科學配置問題，有必要取消同級檢察院對自偵案件的法律監督權，可以借鑒自偵案件的批捕模式上調一級，由上級檢察院來履行法律監督職責。
控辯平等與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的關系
根據證據裁判原則，在刑事訴訟舉證、質證過程中，檢察院作為國家公訴機關應當與辯護方地位平等。司法權的合理配置是重構控辯平等，也是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關於「加強人權司法保障」和「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要求。因為，以被告人的辯護權為核心的辯護制度，是人權保障的基本內容。《世界人權宣言》第11條將受刑事控告者獲得辯護作為一項基本的刑事權利。因此，加強辯護權，對於維護控辯平等、加強司法人權保障都具有重要意義。
為了加強辯護權，我國下一步司法改革應當通過確立律師-委託人特免權、廢止律師偽證罪等措施，逐步實現辯護律師與檢察官的地位平等，並由檢察院單向行使法律監督權轉變為控辯雙方共同行使法律監督權。對於冤案的預防和糾正，應當由過去主要依靠司法機關內部控制，轉變為主要依靠辯護權對控訴權的制約來實現。同時，要加強對律師權利的保護。現代法治的一個特點是，在通向定罪的道路上設置各種難以逾越的程序障礙，以便將無辜判罪的概率降到最少。律師就是這些程序障礙中最難對付的障礙之一。我國關於辯護制度的法律，在立法意圖上是以對律師權利加以限制、對律師行為進行規范為主導的，而不是以對律師權利的保護為主導的，這可能不利於建立控辯平等的司法制度。
四級法院之間的關系與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的關系
根據我國憲法，四級法院之間沒有上下級行政隸屬關系，各級法院和法官都必須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但法院系統中現在進行垂直干預的情況還很普遍，這往往導致法律規定的「二審終審制」流於形式。許多學者和法官擔心，人財物省級統管後可能出現縱向行政干預比以往橫向行政干預更可怕的情況，因為這種系統內的干預會「更專業」。因此，省級統管後必須明確各級法院獨立審判，各級法院都不得違反審級制度用行政手段干預個案審理。同時，應當廢止「案件請示」或「上級法院指導下級法院辦案」等習慣做法。
宣傳系統和新聞輿論監督與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的關系
目前一些案件剛進入偵查階段，便被一些新聞媒體炒得沸沸揚揚，如「薛蠻子嫖娼案」、「郭美美聚眾賭博案」，一些新聞單位的報道明顯妨礙法院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也違背了無罪推定原則。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要求「推動全社會樹立法治意識」，各級宣傳部門和新聞媒體更應當增強法治意識，加強自律，不能對法院獨立審判進行干擾。同時，應當借鑒國外經驗盡快制定相關法律，規范新聞媒體對案件的報道。
有錯必糾與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的關系
目前社會各界對法院刑事錯案問題高度關注，但我理解，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提出的實行「錯案責任倒查問責制」，並非指「有錯必糾」。因為，根據證據裁判原則，認定案件事實必須以證據為根據；根據無罪推定原則，證據不足，疑罪從無，這就存在錯放的問題。「錯放」雖然也是一種錯誤，但這種錯誤不必糾正。所以，不是有錯必糾，而要堅持「寧可錯放一個，也不錯判一個」，真正需要糾正的是錯判無辜者有罪的「冤案」。同時，對有利於被告人的錯案應該堅持「有錯必糾」；而對不利於被告人的錯案，隨著我國司法文明的不斷進步，應該確立一事不再理原則，原則上不予糾正。
司法職業保障與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的關系
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明確提出，要「建立健全司法人員履行法定職責
保護機制」。司法職業保障應當以法官終身制為基本導向：一是職業風險的終身保障，目前有的省將法官終身制理解為對法官錯誤的終身追究制，這是一種嚴重的曲解。司法權的本質是裁判權，裁判必須具有權威性，才能發揮定紛止爭的作用。根據證據裁判原則，應該建立健全法官的職業責任豁免制度，讓法官獨立裁判具有合理的空間。法官不是神，在事實認定過程中難免出現一些錯誤，這可借鑒國外做法，將其區分為有害錯誤和無害錯誤，對無害錯誤應當不予追究，這是尊重和保護法官個人的獨立判斷；即使對有害錯誤，只要法官沒有瀆職或受賄的行為，而是在「履行法定職責」過程中犯了錯誤，也應當尊重法官個人的獨立判斷，而不應予以追究。在制度設計上，可以考慮以彈劾制逐步取代責任追究制度，這樣既有利於維護司法權威，又有利於減小法官的職業風險。二是職業薪酬終身保障，可借鑒國外通行做法，給予法官適當的高薪酬，對退休法官給予全額退休金待遇。
「自上而下」的員額制改革與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的關系
司法權的本質是裁判權，法官作為裁判者必須直接審理案件，像體育裁判一樣親臨賽場，聽審訴訟雙方的舉證和質證過程，以實現審理者裁判。因此，法官員額制應按證據裁判原則和直接審理原則進行頂層設計，在基層法院「自下而上」員額制改革試點的同時，要考慮到基層法院「案多人少」的現實困難，也應當同時進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從最高人民法院、省級高院開始 「瘦身」，將其根據案卷（不開庭）審理的案件移交相關法院審理，進而削減法官員額。這樣，既可改變「不審理者裁判」的現象，減少法院系統內部的垂直干預，維護地方法院的獨立審判，又可將一些優秀法官充實到地方法院以解決其「案多人少」的問題。
證據制度建設與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的關系
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明確提出，「堅持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以事實為根據，就是要堅持證據裁判原則。因為，在法庭審判過程中，案件事實都是過去發生的，證據是與案件事實相關的信息。某一事實發生或存在過的形態、結構、屬性和含義，會以證據形式保留下來。因此，事實認定是一個運用證據的經驗推論過程。其中，舉證是為了證明或反駁某種事實主張，質證旨在發現事實真相，認證是對事實認定的依據進行審查判斷。
證據法是規制運用證據進行事實認定的法律規范。證據法是法治的基石，是實現司法公正的基石，「打官司就是打證據」。法治社會的司法原則是證據裁判，法官的權力主要體現為採納和排除證據的權力。因此，應當把證據制度建設作為司法改革的首要任務，用精緻的證據規則來規范法官的司法行為，這樣才能實現公正司法，樹立司法的公信力。

『柒』 如何進一步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做到司法公正

1、在我國司法機關的概念也是不統一的，有的把公安的刑事偵查部門也歸為司法機關；有的乾脆只把法院列為司法機關。通常是指法院、檢察兩機關。本人在檢察機關工作，憲法規定檢察機關是法律監督機關，我個人認為更多的可以理解為護法機關，而不是司法機關。當然了這是個見智見仁的話題。
2、改革必須有突破口，飯要一口一口吃，事要一件一件辦，這是一家之言，大家可以探討。

找准突破口 深化司法體制改革
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進一步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確保審判機關、檢察機關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
自黨的十五大以來，司法改革即納入黨和國家的戰略部署。在司法改革的具體表述上，十五大報告的表述是「推進司法改革」，十六大報告的表述是「推進司法體制改革」，十七大報告的表述是「深化司法體制改革」，一直到十八大報告的「進一步深化司法體制改革」，體現了一種堅持不斷、層層遞進的司法改革推動路徑。具體說來，這種遞進式的表述至少昭示了三點內容：
一是司法改革的目標不會變。相反，更加全面，更加清晰，更加宏大。二是司法改革的決心不會小。相反，更加堅定，更加持久，更加自信。三是司法改革的措施不會少。相反，更加廣泛，更加自主，更加靈活。
實際上，自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自黨的十五大以來，司法改革積極穩妥推進，涉及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已經有了巨大進步。但改到今天，似乎遇到了瓶頸問題。那麼下一步如何「進一步深化司法體制改革」？我的考慮是：找准突破口，掃清內外障礙，推動司法制度的全面發展和完善。
我認為以下四個方面可以作為司法體制改革的突破口：
第一，以法官單獨序列管理改革為突破口，建立一支能夠當之無愧地享受高地位、高待遇、高權威的法官隊伍，打牢司法公正與公信的組織基礎。法官的素質決定正義的質量。要保證法官的質量，可以從三個方面入手：一是建立司法職業培養制度，把兩年的司法職業訓練作為進入法官職業的前置條件；二是注重法律職業共同體的建設，形成法治的同盟軍；三是建立與法官素質、職業特點相適應的法官保障制度。
第二，以法院管理體制改革為突破口，探索法院經費和法官的兩級管理模式，將審判工作與管理工作嚴格分離，減少司法對地方的依賴和對內部的依賴。實際上法院管理體制改革已經經過了長期研討，不論是曾經提出過的全國統管說、上提一級管理說、兩級管理說，其核心都是讓人民法院擺脫地方干預和內部影響，克服司法的地方化和行政化。
第三，以確保審判獨立為突破口，從觀念上掃清障礙、消除誤解，從制度上加強保障和監督，消除人情關系、物質利益對司法公正的影響，為司法公正和司法公信提供前提條件。
第四，建立以外部標准為主、內部標准為輔的司法評價機制，平衡司法評價的法律標准和社會標準的關系，從司法實踐的角度出發，塑造和引領著全體司法人員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的偉大事業。

『捌』 法院法警什麼時候改革

現在我國法院是以法官為主流的情況下，法警註定就是配角，要有成就感的話兩條路，考司法考試，轉為法官，再有一條就是轉去當公安。目前法警的這種狀態在很長時間內都不會改變，最多就是人數上的增加和裝備上的加強。

『玖』 如何做好新形式下的司法監督工作

一、人大司法監督
根據憲法以及《監督法》的有關規定，人大對司法機關的監督涵蓋法律監督、工作監督、人事任免監督三個方面。其中，法律監督是人大對司法機關在司法活動中實施憲法和法律情況進行的監督。憲法明確規定，全國人大「監督憲法的實施」，《地方組織法》明確規定，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在本行政區域內，保證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和上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決議的遵守和執行」。工作監督是指人大對人民法院開展各項工作情況進行的監督。憲法明確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監督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工作」、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監督「本級人民法院的工作」。人事任免監督是指人大及其常委會對包括法院院長在內的法院工作人員的審判職務的任命和罷免。憲法規定，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對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及各類審判人員享有任免權，地方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對其同級法院各類審判人員享有審判職務的任免權。
人大司法監督具有以下幾個重要特徵：
（1）人大對司法的監督具有依法性
人大法律監督是以法律的存在為前提,以保證法律的正確實施為最終目的。它意味著任何機關、組織或個人不能隨心所欲地干擾、阻礙和破壞法律的執行或適用。因此,依法性是人大法律監督的固有特性,也是其內在必然要求。同時，人大對司法監督的權力來源於憲法和法律，其監督行為本身必須依法進行。
（2）人大對司法的監督具有較高的權威性
人大對司法監督的權威性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監督權淵源的權威性。人民代表大會是我國的權力機關，在「議行合一」的政治體制下，行政權、司法權都來自於人民代表大會。人大作為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其監督權直接來源於憲法這一根本大法，決定監督權必然堅持，不可被推翻或忽略。二是監督依據的權威性。人大司法監督主要依據憲法和《監督法》，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國家根本大法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法律。
（3）人大對司法的監督具有一定的間接性
人大的監督權主要是通過間接手段來達到監督目的，側重引導、督促和震懾作用，一般不直接去糾正、處理違法行為。其間接性主要表現在：一是評價性。人大在聽取和審議「一府兩院」的工作報告，或對它們進行詢問甚至質詢時，通常只發表一些評價性意見，從而為「一府兩院」修正錯誤提供「參數」。二是通告性。通告有關機關其行為違反了法律，警告它們不要再幹下去。三是批評性。對有關機關的違法行為提出批評性意見，要求自行糾正其違法行為。四是督促性。要求有關機關改變或撤銷違反法律的法規、決定、命令或判決。人大對那些即使明顯違法的判決裁定，也不能直接宣布其無效，而只能督促司法機關依法辦案，糾正錯誤，或者對他們提起質詢。
二、新形勢下對人大司法監督工作的影響
縱觀近年來我國經濟、社會及法治等各方面的飛速發展，新形勢、新環境對人大司法監督工作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1）法治社會的全面發展及其影響
近年來，隨著全面推進法治社會的發展，人民的權利意識逐漸加強。作為保障人民權利的最後一道屏障，司法機關的自身建設已成為人民關注的焦點。人大作為集中人民意志的權力機關，被黨和國家賦予了更加重要的歷史使命。黨的十八大把支持和保證人民通過人民代表大會行使國家權力，支持人大及其常委會充分發揮國家權力機關作用，依法行使立法、監督、決定、任免等職權，加強對「一府兩院」的監督作為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重要內容之一。對於法治而言，司法作為最重要的法律適用活動，是法治實現的核心環節。司法現代化的水平和狀況表徵並制約著法制現代化的實現程度。實現公正司法，既是司法機關的工作主題,也是人大監督司法工作的目的所在。法治社會的全面發展帶來了對公平正義的嚴格要求，同時也讓人民群眾看到了人大這一權力機關的重要性，為人大司法監督工作的實施加重了砝碼。
（2）監督法的實施及其影響
2006年8月27日出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監督法》（以下簡稱《監督法》），根據《監督法》的規定，人大常委會監督司法機關的基本方式有：聽取和審議司法機關的專項工作報告，檢查法律法規的實施情況，規范性文件的備案審查，詢問與質詢，特定問題的調查，審議和決定撤職案等。該部法律對憲法的原則性規定進行擴充和細化，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法律予以固定，從法律層級上重申了司法監督的重要性，也明確了司法監督權的行使需要遵守的程序和界限。但正是由於監督法所處的較高法律層級，監督法對人大的司法監督工作也帶來了不少的挑戰。監督剛性不足，監督權虛置。現行憲法實施以來，人大及其常委會的一些監督權長期處在「休眠」狀態，如「質詢權」。人大提出質詢後，受質詢機關負有在法定期限內作出答復的義務，如代表或常委會組成人員對質詢案的答復不滿意，質詢案的答復表決沒有獲得通過，除了再作答復之外，受質詢機關的主要責任人應當承擔一定的法律後果。但《監督法》未對質詢的法律後果作出規定，削弱了質詢的強制性和法律效力。再次，被監督者法律責任不明，監督權威缺失。從監督的視角看，如果司法機關的工作報告沒有被人大會議通過，司法機關必須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但《監督法》沒有專章規定法律責任，現行法律對司法機關責任的性質、責任的具體內涵以及具體承擔責任的司法人員的范圍等都沒有規定。
（3）司法獨立、司法體制改革的提出及其影響
我國憲法第126條規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關於司法獨立，根據中外學界的觀點可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就政治層面而言，司法獨立指司法權獨立，源於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原則；第二層是法院獨立，法院獨立是司法權獨立的制度表現，包括法院獨立於非法院機構和法院之間相互獨立；第三層是法官獨立，既獨立於其他職業的公民，又須特別強調法官與法官之間的自主性，法官獨立是司法獨立的最高形態。
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前，憲法第126條之規定在司法實踐中並未得到全面落實。一方面，由於法院人事、財政和職權等方面都不獨立；另一方面，法院內部實行的院長負責制和審判委員會等制度在監督法官的同時，也會一定程度上影響法官獨立行使職權，以至於有學者對於我國是否存在真正的司法獨立即第三種形式上的獨立尚存有疑問。
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改革司法管理體制，推動省以下地方法院、檢察院人財物統一管理，探索建立與行政區劃適當分離的司法管轄制度，保證國家法律統一正確實施」；「改革審判委員會制度，完善主審法官、合議庭辦案責任制，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明確各級法院職能定位，規范上下級法院審級監督關系」等。
自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後，上述三種層面上的司法獨立均已被承認並作為深化司法改革的方向，也即實現「法院去行政化」、「法官去行政化」的背景下，省以下人民法院的人事任免權不再由對應的各級人大享有，該兩級人大是否仍有權行使對同級司法機關的監督權？如果行使，其監督權的內容是否應作調整，如何調整？

『拾』 審判權檢察權要去行政化確保怎麼行使司法權

在中國，司法權包括審判權與檢察權。在西方，司法權一般僅指審判權。廣義專的司法權就包括了檢察權，屬狹義的就只有審判權。司法權是關於法律適用的權力。在三權分立學說中，司法權是與行政權、立法權明顯區分的。中國和其它社會主義國家一樣，都繼承了列寧的檢察權理論，把檢察權作為法律監督的權力，與審判權並列為最高權力之下的司法權。西方的資本主義國家一般把檢察權作為行政權的一部分。拋開意識形態，檢察權本身是間於行政權與司法權之間的，的體現了行政權的特點。檢察院是上級領導下級，這和行政機關一樣。總結，檢察權與審判權都是廣義的司法權，過分追究檢察權的屬性沒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