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明人刑法

㈠ 斷頭台 發明者

斷頭台為一執行死刑之器具，用以將犯人的頭斬去。在法國廢除死刑前，以斷頭台斬首是該國執行死刑之唯一合法方式。
提起斷頭台，人們常常會把它和法國大革命聯系起來。當時，一個名叫約瑟夫·伊尼亞斯·約吉坦的人發明了這種執行死刑的機器。在當時，斷頭台不是一種殘忍，反而是一種進步。
法國大革命以前，法國處決死囚往往用車裂之刑。這種刑罰極其殘酷，令人慘不忍睹。制憲議會議員約吉坦醫生在議會中慷慨陳詞，要求改用新的刑具，免去受刑人的痛苦。議員們很受感染，改用新刑具的決議很快被通過了。新的行刑方式為絞刑，但它也不能讓犯人無痛苦地死去。刑具還需要改進，約吉坦便親自擔負起這個任務。
1790年4月的一天，約吉坦同夫人在巴黎木偶劇院觀看了一場木偶劇。當看到劇中有一個機器飛快地砍下一個布袋木偶的腦袋時，他深受啟發。1791年5月3日，議會又在他的倡議下通過了改用斬刑的決議，並為此成立了一個委員會。約吉坦為製造一種新的斬首機器，專門請來德國的能工巧匠多皮亞斯·施密特。他很快製作了一台快速斬首機，斬首機在用幾只活羊實驗成功後即投入使用。
但是，這種斬首機也遇到了新的問題，就是斬刀很容易卷刃。據說法國國王路易十六聞訊後，馬上召見有關人員。他建議將斬刀改成三角形，還親自在圖紙上進行了修改。也許他想得更多的是，將來可以用它來對付自己的反對者。
1792年4月25日，經過改進的斷頭台正式啟用。然而極具諷刺意味的是，親自過問、參與了斷頭台改進工作的路易十六，後來竟也成為走上斷頭台的人。路易十六表面上擁護大革命建立的君主立憲政體，背地裡卻陰謀復辟君主專制，最後他以通敵叛國的罪名被處死，於1793年1月被送上斷頭台。法國大革命中雅各賓派的著名領導人羅伯斯庇爾、丹東等，也由於嚴酷的政治斗爭被推上了斷頭台。
據統計，斷頭台從問世到「退役」，歷時約200年，總共砍下了5000個人頭。1981年，法國總統密特朗宣布取消死刑，斷頭台從此進入了歷史博物館。但在今天的人們看來，這個大革命時代的產物，仍然讓人不寒而慄，看見它，人們彷彿能夠感受到那個風雲激盪時代的氣息。
編輯本段歷史
早期的斷頭台
最早的斷頭台至少可追溯至14世紀。愛爾蘭曾於1307年以機器砍去一名犯人的頭顱。在此之前，英國、德國及義大利都有使用類似機器的文字記錄，但其確切性無從稽考。
英格蘭的 Halifax 曾長年設立一座斷頭台，直至1648年以後停用。另外蘇格蘭在1564年起亦有類似的器材。
上述的斷頭台都是用來替代斧頭的，所以它們的切割器呈斧狀。
法國大革命
1789年，法國大革命開始，國會開始研究新的刑法。當時其中一位本職是醫生的議員吉約坦 （Joseph-Ignace Guillotin） 提出六點有關建議，認為死刑應以快速及人道的方式執行，而且應對所有人施同一刑罰以提倡平等。他的選擇是斬首。值得留意的是，吉約坦本人是反對死刑的。
1791年，法國國會通過以斬首作為唯一合法的死刑執行方式。
1792年，由吉約坦參與設計的新型斷頭台正式面世，並以他的姓氏命名。這種斷頭台參考的是劍的設計。它的刀刃本是與地面平行的，但在正式使用前被改成斜的。同年4月，斷頭台進行了第一次處決。受刑者是一名強盜。
1793年1月，法王路易十六被送上斷頭台處死，同年10月他的王後瑪麗·安東尼特也被斷頭台處決；至1794年為止三年內，斷頭台斬首反革命份子保守估算超過六萬人。
斷頭台在拿破崙時代傳入德國，到納粹時期仍有使用，主要是對付判死刑的罪犯。若對付政敵則多用毒氣、絞殺、槍殺，例外者為白玫瑰為首成員六人，包括蕭爾兄妹，1943年2月22日受審後數小時遭受斷頭台處死。
吉約坦在1814年因肩膀生疽而過世，非如傳說中的死在源於其姓氏的斷頭台。他的後人更改了自己的姓氏，以免和斷頭台扯上關系。
後期發展
斷頭台在1870年再次被改良。主要的改動在刀刃方面，用意是減少刀刃沖力所造成的損耗。
1939年6月，一名犯下六宗謀殺案的犯人歐仁·韋德文 (Eugene Weidmann) 被斷頭台處決後，法國政府認為群眾反應過於強烈，於是禁止公開行刑，改為於巴黎一所監獄中進行。韋德文的受刑情況曾被拍成紀錄片段，直至現在仍於互聯網上流通。
1977年9月，斷頭台最後一次在法國處決犯人。密特朗於1981年當選為法國總統後便廢除了所有由斷頭台執行的死刑。某些危害國家安全罪的死刑並沒有被廢除，但這些死刑是以槍決執行的。
編輯本段設計
以下資料是根據法國的標准。
斷頭台的刀呈梯形，刀刃斜向，重約四十公斤。其木製支架高四米。
斷頭台設有木條以固定犯人的頭部。刀刃落下時的落差為二點三米，確保能快速斬斷犯人的頸項。
刀刃斜向的作用是使切斷的效果更佳。這個設計被盛傳是由法王路易十六親自設計，因此有人認為路易十六是死在自己設計的刑具上。然而，當時有一位法國醫生安東尼·路易 (Antoine Louis) 也有份參與建造斷頭台，有些人認為他才是提出斜向刀刃設計的人，因為這種事一般不會引起國王的注意。
編輯本段立場
約吉坦最初引入斷頭台的目的是為了提供一個更人道的方法去執行死刑，很多人也認為犯人的頭顱在被切離身體後很快便失去知覺。但這個觀點曾被質疑及引起爭議。在1905年，有人便聲稱經過實驗得知，一顆被斷頭台砍下的人頭能反應達三十秒。
編輯本段日常用語
現在中國很多人都以送上斷頭台比喻給予嚴重的懲罰。
斷頭台的英語 guillotine 也被用來形容「突然截止對某議案或法案的辯論」。

㈡ 秦朝的所有刑罰及發明者

司馬遷在《史記》卷五 秦本紀第五 和 卷六十八 商君列傳第八 里有詳細闡述

秦朝的法制是從秦孝公開始的 史稱 『商鞅變法』

希望對你有用

㈢ 為什麼選知識產權刑法保護

摘 要：世界各國有關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立法模式大致有分散型、集中型和結合型三種。從現實選擇上，我國關於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立法模式經歷了一個從分散到集中的歷史演變過程。從未來走向上，盡管各種立法模式都是利弊共存的統一體，但分散型立法模式應當是我國大陸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立法模式的未來選擇。因為，「結合型」不利於實現法律之間的協調統一；「集中型」立法模式的指導思想難以實現；知識產權犯罪作為行政犯以及知識產權的開放性等特徵都決定了分散型立法模式是未來的恰當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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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產權是人類的智慧結晶，它造福於人類，因此，必須對知識產權予以保護，而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可以是民事的，也可以是行政的，還可以是刑事的，本文擬對知識產權的刑法保護問題略作探討。

一、各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立法模式考察

縱觀世界各國有關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立法，其立法模式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種方式：

1．分散型的立法模式

分散型的立法模式，也可以稱為附屬刑法立法模式，就是在保護知識產權的法律中設置獨立的罪名和法定刑，而在刑法典中則沒有規定相應的知識產權犯罪。這種分散性的立法模式是當今世界較為普遍的立法體例，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的多數國家均採用這種立法模式。例如在著作權的刑法立法中，英國將侵犯著作權的犯罪行為規定在《著作權法》第107條中；美國將侵犯著作權的刑事犯罪規定在《版權法》第506條中；德國則將侵犯著作權的犯罪集中規定在著作權法中，刑法典沒有設置關於侵犯著作權犯罪的任何刑事處罰條款；義大利則由《版權法》第171條至第174條規定侵犯著作權犯罪；日本自1971年生效並進行了數次修訂的《著作權法》第l19條至第124條規定了侵犯著作權的犯罪及其刑事責任。

2．集中型立法模式

集中型立法模式，也可以稱為刑法典模式，即以刑法典的方式規定所有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犯罪構成及其刑事責任。大陸法系的一些國家多以此類立法方式為主。例如，《巴西聯邦共和國刑法典》第187條、188條分別規定，沒有經專利所有權人或讓與人的許可而生產屬於專利的產品，利用屬於專利產品的程序與方法，進口、出口、出賣、推銷或者以出賣為目的隱藏、接受侵犯專利的產品，並把非專利權作為自己的專利權而進行工業生產的，分別處以拘役或罰金。我國侵犯知識產權犯罪則集中規定在現行刑法典分則第三章「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第七節中，顯然也屬於這種集中型的立法模式。

3．結合型立法模式

結合性立法模式，就是在刑法和知識產權法中都有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規定。例如，法國關於侵犯商標權的犯罪規定在《法國製造業、商業、和服務業商標法》第27條至第34條中，援引了《法國刑法典》第422條和第423條的規定。

二、我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立法模式的現實考察

（一）立法演進：立法模式從分散到集中

從1979年到1997年，我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的立法模式經歷了一個從分散到集中的發展過程。

從1949年到1979 年我國第一部《刑法》制定和頒布期間，整個經濟社會的調控模式是以計劃經濟為主，這種高度控制的計劃經濟政策和「反傑出人物論」（Anti-elitist Ideology）否定了知識資產的私有產權制度。因此，當時我國基本沒有知識產權法，尤其是空缺版權制度。替代知識產權法的是事實上運行無效的獎勵制度。1979年我國頒布的新中國第一部刑法典第127條規定了假冒注冊商標罪。此後，我國改革開放日漸全面深入，為了保證從國際貿易中獲利的可能性，我國需要從先進國家取得技術但同時面臨來自技術先進國家有關保護知識產權的壓力，為了顧全我國改革開放的大局，在內外壓力下，我國開始建立知識產權制度，並逐步以單行刑法和附屬刑法的方式建立起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的體系。

1．以單行刑法模式保護商標權和著作權

1982年，我國通過了保護商標的專門法律——《商標法》，該法第40條規定：「假冒他人注冊商標，包括擅自製造或者銷售他人注冊商標標識的，除賠償被侵權人的損失，可以並處罰款外，對直接責任人員由司法機關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1993年我國對《商標法》進行了第一次修改。修訂後的《商標法》第40條關於商標刑事責任的規定增加了兩種具體行為方式：一是偽造他人注冊商標標識或者銷售偽造的注冊商標標識，二是銷售明知是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構成犯罪的，除賠償被侵權人的損失外，依法追究刑事責任。與《商標法》修訂的同時，1993年2月22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了我國第一部商標權刑法保護的單行刑法，即《關於懲治假冒注冊商標犯罪的補充規定》。

由於我國1979年《刑法》和1990年《著作權法》都沒有規定侵犯著作權的犯罪，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後，面對日益嚴重的盜版行為，在司法實踐中對於嚴重侵犯著作權的行為只能以投機倒把罪加以處理。如1987年11月27日發布的《關於依法嚴懲非法出版犯罪活動的通知》規定：以牟取暴利為目的，從事非法出版物的出版、印刷、發行、銷售活動、非法經營或者非法獲利數額較大，情節嚴重的，以《刑法》第117條投機倒把罪論處；數額巨大的，適用《刑法》第118條；情節特別嚴重的，適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嚴懲嚴重破壞經濟的罪犯的決定》第1條第（1）項的規定。為了解決司法實踐中法律適用的困境，1994年7月5日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正式通過了《關於懲治侵犯著作權犯罪的決定》，這是我國第一部專門對著作權進行刑法保護的單行刑事法律，彌補了我國著作權刑法保護立法的不足。

2．以附屬刑法模式保護專利權

我國1979年《刑法》沒有規定侵犯專利權的犯罪。1984年3月12日，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四次會議通過了新中國第一部專利法。該法第63條規定：「假冒他人專利，情節嚴重的，對直接責任人員比照刑法第127條的規定（假冒注冊商標罪——作者注）追究刑事責任。」這實際上是用附屬刑法的方式明確了假冒專利行為的刑事責任。1992年9月4日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七次會議通過了《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的決定》，但並沒有對侵犯專利權的刑事條款做出修改。

由此可以看出，在1997 年以前，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的規定相當分散，定罪量刑的法律依據除了刑法典之外，還包括單行刑法與附屬刑法。這導致1979年刑法典分則中對知識產權犯罪的規定已被各種決定和補充規定替代。

到1997年刑法典修訂時，由於此次修訂刑法的指導思想之一即是「要制定一部統一的、比較完備的刑法典；將刑法實施十七年來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做出的有關刑法的修改補充規定和決定研究修改編入刑法；將一些民事、經濟、行政法律中『依照』、『比照』刑法有關條文追究刑事責任的規定改為刑法的具體條款。」[①]因此，1997年刑法典修訂後，侵犯知識產權罪被集中規定在現行刑法典分則第三章即「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第七節之中。這表明，我國知識產權犯罪的立法模式由附屬刑法和單行刑法的分散型模式發展成為刑法典的集中型模式。

（二）孰優孰劣：兩種立法模式的利弊分析

我國現行刑法典集中規定知識產權犯罪，這種單軌制的立法模式具有很多優點：第一，我國現行刑法將許多關於知識產權犯罪的單行刑事法律的內容，納入刑法典中並設立專章，這有利於增強刑法的科學性、統一性和體系性，有利於增加刑法的威懾力；第二，集中型立法使得刑法淵源集中統一，有利於刑法罪名的系統化、集中化，有利於充分揭示知識產權犯罪的共性特徵，便於綜合比較分析各種知識產權犯罪之間的區別與聯系，協調個罪的罪名、法定刑以及定罪和量刑的情節，增強個罪之間的協調性，從形式上有利於司法機關適用。當然，採用刑法典集中規定知識產權犯罪的做法也有不足之處：一是集中型模式容易產生立法滯後，不能及時有效適應司法實際需要。由於立法者的理性有限和社會復雜多變，因而不可能制定出一個包羅萬象和永恆使用的法典，這就使任何法典都具有漏洞和滯後性，不能適應社會迅速發展的需要。如在侵犯知識產權行為飛速變化的情況下，刑法典的集中型立法模式可能陷於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的兩難境地：如果及時修改知識產權刑事法律保護的內容，則有可能削弱刑法典的穩定性；但如果維護刑法典的穩定性，又有可能使知識產權的刑事法律規定因不能及時進行調整而滯後於社會經濟生活的變遷，不能有效地發揮刑事法律在知識產權保護中的應有作用。二是集中型立法模式容易造成罪狀規定的簡單和粗疏，不可避免地使刑法規范與其依託的相關法律形成毛與皮分離的現象。[②]

相對於集中型單軌制的立法模式，採用分散型的立法模式也是一個利弊共存的選擇。一方面，分散型立法模式具有許多優點：首先具有適時性、靈活性的優點，立法者可以根據形勢的發展變化需要，及時予以制定頒布，因此，這種立法模式最能適合形勢的需要。特別是知識產權制度具有開放性和不完整性的特點，其立法基本上是「成熟一個，制定一個」，因此舊的法律頻繁修訂，新的法律次第產生，比如，我國1984年頒布的《專利法》分別在1992年、2002年和2008年進行修訂；1983年制定頒布的《商標法》則在1993年和2002年進行修訂。其次，採用分散型立法模式，把民事、行政和刑事責任規定在同一法律中，使三種法律責任相互聯系、相互銜接，共同構建完整的法律制裁體系，有效地增加了法律的嚴肅性、穩定性和立法內在體系的科學性。最後，分散型立法模式使得罪狀的描述可以細致化，便於司法實踐和操作。同時也使知識產權法規中的刑事制裁部分更緊密地與權利、義務部分結合在一起，從而大大地強化了知識產權法規的社會效果。[③]但另一方面，這種分散型的立法模式不利於保持刑法典的體系性，容易讓一個國家的刑法淵源四處散落，削弱刑法典的核心地位。

三、我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立法模式的未來選擇

（一）我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立法模式的理論之爭

由於知識產權的兩種立法模式都是利弊共存的統一體，因此，關於我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立法模式的選擇，刑法理論上主要有三種不同的觀點：

集中型模式說認為，在我國集中型的立法模式更為合理，因為隨著現行刑法典的頒布和實施，完備、統一的刑法典已經成為立法者現實的價值追求並已客觀物化。因此，立足於我國的現實立法和立法傳統，採取集中型的立法模式似乎更為合理。[④]

主張結合型立法模式的學者認為，採用德國、法國等國結合刑法典和知識產權法規對知識產權犯罪行為進行刑事處罰的結合型模式，在維護刑法典的權威性與穩定性的同時，能夠兼顧知識產權犯罪的新情況、新問題，及時對刑事法律的有關規定進行修訂與補充，從而合理地組織對知識產權犯罪的刑事反應，無疑更能適應知識經濟時代對知識產權刑事法律保護的要求，值得我國效仿。[⑤]

分散型模式認為，我國當前採用的集中型立法模式具有很多弊端，建議「將有關刑事規范分散規定在單行的知識產權法或其他法律中，同時完善對罪狀和犯罪行為的表述，科學設立與犯罪危害程度相適應的法定刑」，即採用附屬刑法規范的形式來規定知識產權犯罪。[⑥]

（二）我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立法模式的未來選擇

對我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的立法模式，究竟是選擇集中型立法模式，還是分散型立法模式，抑或是結合型立法模式，應當根據我國刑事立法的方向以及不同犯罪的特點來選擇適用。因此，我國刑事立法的未來發展方向以及知識產權犯罪屬於法定犯的特點，決定了我國知識產權犯罪的立法模式應當採用分散式立法模式，即通過附屬刑法規范規定知識產權犯罪。其理由是：

1．「結合型」不利於實現法律之間的協調統一

由於知識產權犯罪都以違反相應的知識產權法為前提，因此，相應的知識產權法的修訂，往往會導致知識產權犯罪內容的變化。如果採用在刑法典和其他知識產權法中都規定知識產權犯罪的結合型立法模式，則不僅可能導致立法負擔過重的結果，而且稍有不慎就會導致法律之間的矛盾與沖突。由於我國沒有直接在知識產權法中規定罪狀與法定刑，這可能導致知識產權法修改後，需要按照犯罪處理的情形可能會因為刑法典沒有及時修訂而得不到及時處罰。於是，任何知識產權法的修改都會導致刑法典的修改。反之，如果修改刑法典時，也必須修改相應的知識產權法中的規定；否則，就容易導致各種法律之間的沖突和理解上的歧義。

據上所述，結合型立法模式意味著知識產權法和刑法的修訂必須「同進同出」，特別是我國知識產權制度現在處於不斷完善的階段，立法修訂特別頻繁，採用結合型立法模式必然要求刑法典的規定與知識產權法的規定「共進退」，這不僅不利於實現刑法典的穩定性價值，而且也會浪費立法資源。

2．「集中型」立法模式的指導思想難以實現

由於1997年修訂現行刑法典的指導思想之一是「要制定一部統一的、比較完備的刑法典」，因此，「將刑法（1979年刑法——筆者注）實施以來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的有關刑法的修改補充規定和決定研究修改編入刑法；將一些民事、經濟、行政法律中『依照』、『比照』刑法有關條文追究刑事責任的規定，改為刑法的具體條款；將擬制定的反貪污賄賂法和軍委提請常委會審議的懲治軍人違反職責犯罪條例編入刑法，在刑法中規定為貪污賄賂罪和軍人違反職責罪兩章；對於新出現的需要追究刑事責任的犯罪行為，經過研究認為比較成熟、比較有把握的，盡量增加規定。」。[⑦]從此開始，我國刑事立法基本上朝著集中性、統一性方向發展，意在使一部刑法典囊括所有的犯罪。具體表現在：凡是需要增加犯罪類型與修改法定刑的，不管犯罪的性質及其與其他法律的關系如何，一概以修正案的方式對刑法典進行修改，基本上不再有附屬刑法，除了一個單行刑法外[⑧],沒有再制定單行刑法。雖然我國現行刑法典的制定，表明集中型模式已經成為我國刑事立法方向選擇的既定現實，但是從我國刑法典十多年的適用情況來看，集中型立法模式追求的統一完備的立法指導思想事實上是難以實現的，分散型立法模式似乎更應當是我國刑法立法的未來方向[⑨]。

第一，「統一完備」的立法指導思想被證明是難以實現的。立法者之所以會雄心勃勃要通過一部法典將現實生活中所有的犯罪行為一網打盡，可能一方面在於我們過分迷信法典的力量和價值，以為制定內容全面的法典，就可以一勞永逸並且游刃有餘地處理所有的犯罪行為；另一方面，可能也在於我們過分相信理性的力量，以為發揮大陸法系國家對生活經驗進行歸納抽象的特長，就可以窮盡生活的全部。但從現行刑法典施行十多年來的情況看，目前為止已經有七個刑法修正案對刑法進行修改或者增加，這充分說明隨著社會生活的復雜化，犯罪的類型會越來越多，一部刑法典事實上不可能囊括所有的犯罪。

第二，穩定性應當是刑法典的基本價值。相對於實現刑法典完備價值的難度，穩定性更應當是刑法典追求的價值，因為「刑法典是規范基本生活秩序的法律，直接關繫到國民基本生活的安定，屬於司法法，司法法的最重要指導原理是法的安定性。[⑩]安定性原理，要求成文刑法典具有穩定性。對刑法典的頻繁增刪，雖然可以防止司法機關對國民生活的恣意干涉，卻影響國民的基本生活，妨礙國民的行動自由。因此，為了維護刑法典的穩定價值，真正讓刑法典「垂範久遠」，今後刑法立法的方向應當採用分散型立法模式，將屬於行政刑法或經濟刑法的內容，如知識產權犯罪從刑法典中獨立出來，否則「將本應由行政刑法、經濟刑法規定的知識產權犯罪納入刑法典中，會造成刑法典的穩定性和變易性的矛盾：要麼因為頻繁修改，導致刑法典喪失穩定性；要麼為了維護刑法典的穩定性，而不能及時規制知識產權犯罪。

3．知識產權犯罪是行政犯更適合分散型模式

在立法模式和犯罪種類的關繫上，一般而言，對於刑事犯（自然犯），集中型（單軌制）立法模式無疑是更佳的選擇，因為自然犯是在侵害法益或威脅法益的同時明顯違反倫理道德的傳統型犯罪，其法益侵害程度的變易性較小，有利於保證刑法典的穩定性。但由於行政犯（法定犯）所侵害或者威脅的法益沒有明顯違反倫理道德，其法益侵害程度的變易性較大。因此分散型（雙軌制）的立法模式有利於實現刑法的穩定性。

從犯罪種類而言，知識產權犯罪毫無爭議地屬於行政犯。這不僅表現在知識產權犯罪沒有明顯違背倫理道德，而且還在於知識產權本身具有授予性特點。傳統的物質財產權的設定或取得基於特定的法律事實，而不需要經過國家機關的認可或核准。但是作為無形財產的知識產權的取得，在一般情況下，卻需要依照法定程序經由主管機關的認可。例如發明人完成發明後並不能自動獲得對發明的專利權，而必須依照法律的有關規定，依法向國家專利行政主管機關提出專利申請，經由國家主管機關作出授予專利權的決定，發明人才能取得該項發明創造的專利權；又如商標權的獲得，也是只有向國家商標行政主管機關提出注冊申請，經審查核准注冊後，才能獲得商標權。知識產權這種授予性的特點，使得知識產權犯罪成為典型的行政犯，構成知識產權犯罪，必須以違反知識產權法的相關規定作為前提條件。因此，行政犯具有變易性的特點決定了在立法模式上應該更適合分散型立法模式。

4．知識產權的開放性特徵更適合分散型模式

知識產權制度具有開放性和不完整性的特點，規定知識產權制度的法律常常修訂。因此，較之有形財產制度的規范性、系統性而言，在我國，知識產權立法可謂是「成熟一個,制定一個」。而且新技術使得知識產權的法律體系具有開放性，其范圍也不斷擴大。可以說，知識產權極易受到社會經濟發展及新技術更新的沖擊，也極易受到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影響，因而知識產權法律制度不斷修訂更迭，處於極不穩定和「支離破碎」的狀態之中。[11]相應地侵犯知識產權犯罪行為的范圍，在短時間內也會處於一個動態變化過程中，由於規定知識產權的法規變異性大，如果採用集中型立法模式，則容易出現刑法規定嚴重滯後於行政法規的規定和社會生活的實際需求。

5．完善附屬刑法是分散型立法的有效方式

對於知識產權犯罪的立法模式，更適合採用分散型的立法模式，即在刑法典之外，通過附屬刑法規定知識產權犯罪。但是由於我國現行知識產權法中只是籠統地規定對某種行為「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並沒有具體的罪狀和法定刑，因此，附屬刑法的重點不在「刑法」上，而是體現在對刑法典的「附屬」特徵上。這種「附屬」刑法被證明有諸多缺陷[12]，因此，必須在附屬刑法規范中直接規定罪名與法定刑，變現行的依附性規定為獨立性的罪刑規范。具體而言，就是在《著作權法》、《商標法》和《專利法》等知識產權法中，具體規定知識產權犯罪的罪狀和法定刑，使得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罪狀可以描述得詳盡具體，法定刑也與之貼切，這可以大大便利司法操作。否則，附屬刑法規范沒有規定具體法定刑就不能獨立，就可能因為立法修訂的不同步，而形成法律適用中的沖突和分歧。以著作權為例，中國現行刑法中規定構成侵犯著作權的行為方式有四種[13]，但是2001年修訂《著作權法》卻將可以承擔刑事責任的行為方式擴充為八種[14]。由於刑法典沒有及時隨著著作權法進行修訂，而《著作權法》中又沒有獨立的法定刑，導致司法實踐中對侵犯著作權罪的認定出現了許多爭議疑難問題，最終只能由兩高以司法解釋的方式認定通過信息網路傳播也屬於刑法規定的「復制發行」[15]。但是，司法解釋並沒有解決全部問題。因此，通過對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等知識產權法中與知識產權犯罪有關的附屬刑法規范的修訂，規定具體的罪狀和獨立的法定刑，可以充分發揮附屬刑法規范的作用，提高知識產權刑事法律保護的創新性和及時性，確保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現代化的實現。來源：http://www.szcid.com

㈣ 武則天時期有種刑法叫"旱鴨鳧水"有多狠毒，你怎麼看呢

旱鴨鳧水，聽起來並不可怕，實際上，它是一個非常殘酷的刑罰，到底有多殘酷呢？

行刑前，先將犯人綁到刑床上，四肢固定好，脫去犯人的鞋和襪，然後開始操作。

但是，在沒有更好的解決辦法前，也許嚴酷的刑罰，是解決問題的辦法之一，畢竟可以壓制不同的聲音。

只是，武則天的大周僅僅是武則天一個人的大周，武則天晚年意識到“還政李氏”才是最好的結局，否則武家人可能會被滅族。

武則天臨終前，太子李顯害怕夜長夢多，發動了神龍政變，就此上了皇位，這就是唐中宗。從此後，那些酷吏，不再受重用。

㈤ 知識產權是否包括非專利技術如何認定非專利技術/專有技術

不包括，知識產權的內容：著作權、專利權、商標專用權等。

在知識產權中，一般拿專利和專有技術作比較

專有技術與專利的區別在於，專有技術與專利雖然都含有技術知識的成分，都是人類智力活動的成果，但是在法律上兩者是有重大區別的。專有技術與專利的區別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專利是公開的，而專有技術則是秘密的。按照各國專利法的規定，發明人在申請專利權時，必須把發明的內容在專利申請書中予以披露，並由專利主管部門在官方的《專利公告》上發表，公諸於眾。但專有技術則盡量保密不予公開，一旦喪失秘密性，就不能得到法律保護。

2、專利權有一定的保護期限，如前所述，按照各國專利法的規定，其有效期一般為15年或20年。但專有技術則無所謂保護期限的問題，只要嚴守秘密，沒有泄露出去，未為公眾所知，就受到保護，不過，一旦被公開，則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因此，在專有技術許可證中，一般都訂有保密條款，要求被許可人承擔保密義務，不得把專有技術的內容透露給第三者。

3、專利權是一種工業產權，受有關國家專利法的保護，而專有技術則是沒有取得專利權的技術知識，它不是依據專利法的規定求得保護，而主要是根據民法、刑法、不公平競爭法的有關規定取得法律上的保護。

㈥ 炮烙最早發明者是夏桀夏桀和商紂罪狀很像

炮烙，古史傳說和史籍上說是殷紂王所為，也就是說，是發生在紀元前十一世紀的商朝末年的事。炮烙，古代酷刑，用炭火燒熱銅柱，將人綁於銅柱上燒死，即墜炭上燒死。後來泛指用燒紅的鐵燒燙犯人的刑具。
相傳是殷紂王所用的一種酷刑。《荀子·議兵》：「 紂刳比干，囚箕子，為炮烙刑。」《史記·殷本紀》：「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於是紂乃重刑辟，有炮格之法。」裴駰集解引《列女傳》：「膏銅柱，下加之炭，令有罪者行焉，輒墮炭中。妲己笑，名曰炮烙之刑。」《隋書·刑法志》：「若紂能遵成湯 ，不造炮烙，設刑兼禮，守位依仁，則西伯斂轡，化為田叟。」
史書上沒有夏桀發明炮烙之刑的記載

㈦ 職務發明的專利涉嫌抄襲，那發明人需要承擔什麼責任

職務發明的專利涉嫌抄襲的，發明人需要承擔刑事責任。依照《專利法》和《刑法》的相關規定，情節嚴重的，對發明人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三、專利侵權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第二百一十六條 【假冒專利罪】假冒他人專利，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罰金。

第二百二十條 【單位犯侵犯知識產權罪的處罰規定】單位犯本節第二百一十三條至第二百一十九條規定之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並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本節各該條的規定處罰。

㈧ 商業秘密和國家秘密的區別是什麼

(1)法律性質不同。國家秘密關系國家安全和利益，代表和體現國家意志，維護全國人民整體利益。權利主體是國家，歸國家所有，只有國家，才能決定它的使用和處置；商業秘密關系特定權利人經濟利益和競爭優勢，它的范圍僅限於與科研、生產、經營有關的技術和經營信息，代表和體現權利人或個人意擊；權利主體是某一技術；信息的發明人或持有人，歸某一權利人所有。任何合法取得和獨立開發商業秘密的人都可以成為商業秘密的權利主體； (2)立法意圖不同。"國家秘密"在《保密法》中提出，本意是要求一切組織機構和全體公民在接觸國家秘密，利用國家秘密時；均應遵守《保密法》的規定；商業秘密在《反不正當競爭法》中提出，本意是告誡所有經營者在經營活動中遵循自願、平等、公平、誠實信用的原則，不得違背公認的商業道德； (3)確定程序不同。國家秘密事項的確定有嚴格的法定程序；商業秘密在法律上沒有規定確定程序；商業秘密的確定視權利人的意見而定；只要權利人有保密的意圖並且採取了合理的保密措施；商業秘密即受法律保護； (4)轉讓條件不同。國家秘密具有不可轉讓或限制轉讓性，商業秘密則可進入市場自由轉讓。 (5)法律保護水平不同。由於二者的權利主體不同，代表的利益不同(泄密後違害的對象)，所以對保密措施的要求亦不同。國家秘密反映國家意志，具有強制力，要求任何有權接觸、使用國家秘密的人必須承擔保密義務；商業秘密則不同，權利人可根據需要進行保護或自願公開。國家秘密一旦泄露；損害的是國家的安全和利益；商業秘密泄露；損害的是權利人的經濟利益和競爭優勢以及市場秩序。國家秘密由國家秘密載體的產生和使用單位依法管理，國家保密工作部門依法進行檢查、指導和監督；商業秘密沒有具體主管部門，而由商業秘密權利人自行管理。國家秘密的保密措施，法律有嚴格規定，密級越高保密措施的要求越嚴格；對商業秘密，法律是要求權利人具有保密意圖並採取了當時當地條保下合理的保密措施，法律不要求權別人採用某種具體措施；而由權利人自行決定； (6)泄密所承擔的法律責任不同。國家秘密一旦泄露，除應承擔行政責任外，構成犯罪的還應承擔刑事責任；商業秘密一旦被侵害並構成不正當競爭行為的要分別承擔民事賠償責任和行政責任；情節嚴重的；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追究刑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