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法學會年會綜述

㈠ 王蘭的主要著作

主要論文 16、《商主體設定規范結構研究——基於法的現代性考察》，載《河北法學》2010年第11期。（評為2011年全國商法年會中青年優秀論文一等獎）
15、《商事登記與市場准入關系的法經濟學辨析》，載《現代法學》2010年第2期。
14、《農民工入城就業及其法律保障》，《重慶社會科學》2009年第11期。13、《有限公司股權繼承的法律問題研究》，載《華東政法學院學報》2006（2）。人大復印資料《經濟法學、勞動法學》2006年第6期全文轉載，中國民商法律網轉載。
12、《私法視域下商事登記的重新解讀》，載《河北法學》2009（6）。
11、《轉型時期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對策研究》，發表在《商業研究》2008（5）。
10、《論公司法對若干有限公司股東資格的認定》，發表在《太平洋學報》2007（4）。
9、《從美國次貸的風險控制談中國住房融資優化》，發表在《財會月刊》2008（6）。
8、《公司代理成本監督：一種法經濟學的分析路徑》，發表在《華僑大學學報》2008（3）。
7、《農村勞動力轉移動力機制分析及優化》，發表在《南京農業大學學報》2007（4）。
6、《私募基金：走向自律的監管》，發表在《渤海大學學報》2008（4）。
5、《減少貼現：商事登記制度的法律經濟分析》，發表在《東方法學》2007（5），人大法律信息網轉載。
4、《中國傳統商會糾紛解決機制之功能分析》，發表在《仲裁研究》2007（12）。
3、《集權與分權：人大組織運行的維度剖析》，發表在《人民政壇》2007（8）。
2、《論有限公司會員資格的取得與喪失制度》，發表在《私人有限公司的百年論戰與世紀重構——中國與歐盟的比較》，吳越主編，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1、《論物權行為理論下的權益衡平》，發表在《現代法學》2004年增刊

㈡ 王艷梅的主要論文

1、《論空白票據的善意取得》，《浙江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01年第1期。
2、《論日本民法上指名債權轉讓的規則》，《日本問題研究》，2000年第3期。
3、《票據權利善意取得三論》，《清華大學學報》，2001年第3期。（人大報刊復印資料《民商法學》2001年第10期全文轉載）
4、《信用研究的商法視角》，《中國商法年刊》（第二卷），吉林大學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獲2002年中國法學會中青年優秀論文二等獎）
5、《中國法學會商法學研究會2002年年會綜述》，《中國法學》，2002年第5期 。
6、《健全信用機制的商法保障》，《法制與社會發展》，2002年第5期。
7、《信託——一種有效的資本運營的制度安排》，《中國商法年刊》（第三卷），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4年5月出版。（榮獲2003年中國法學會中青年優秀論文三等獎）
8、《信託的功能》，《當代法學》，2004年第5期。（人大報刊復印資料《民商法學》2004年第11期全文轉載）
9、《中國法學會商法學研究會2002年學術研討會綜述》，《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2年第5期。
10、《股東有限責任制否認的理論與實踐探討》，《思索與實踐》，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7月出版。
11、《票據關系與原因關系》，《票據法問題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12、《論票據法上的權利外觀理論》，《行政與法》，2002年第12期。
13、《利益衡平視角下的抵押物轉讓規則》，馬新彥主編：《民法現代性與制度現代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14、《商法精神——一個現代性的解讀》，張文顯主編：《法學理論前沿論壇》（第二卷），科學出版社2003年11月版。
15、《再論物權行為的獨立性》，《吉林省教育學院學報》，2004年第4期。
16、《勞動關系契約化的法哲學探析》，《當代法學》，2005年第1期。
17、《企業概念的法律分析》，《中國商法年刊》（第四卷），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3月版。
18、《商法學課程改革研究》，《高教研究與實踐》2005年第4期。
19、《百家爭鳴傳爭鋒之智，百花齊放展學術風流》，《當代法學》，2005年第4期/
20、《票據行為性質的闡釋》，《當代法學》，2006年第5期。
21、《公司社會責任的法律實現》，載於瑩主編：《法學微言》，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9月出版。

㈢ 王艷梅的對外交流

1、2001年11月20日——24日參加「教育部《商法》課程骨幹教師培訓班（北京）」，獲得「高等學校骨幹教師培訓證書」。
2、2002年11月8日——11日參加「教育部2002年高等學校經管法類多媒體和網路教學培訓班」，獲得「高等學校骨幹教師培訓證書」。
3、2002年8月參加中國法學會商法學2002年年會（長春——吉林大學），提交論文《信用研究的 商法視角》，在大會開幕式上作主題報告。論文獲得2002年中國法學會中青年優秀論文二等獎。
4、2003年9月參加中國法學會商法學2003年年會（成都——西南財經大學），提交論文《信託——一種有效的資本運營的制度安排》，在大會開幕式上作主題報告。論文獲得2003年中國法學會中青年優秀論文三等獎。
5、2004年8月參加中國法學會商法學2004年年會（哈爾濱——黑龍江大學），提交論文《企業概念的法律分析——兼駁「商法是企業法」》，在小組討論中作主題發言。
6、2005年4月參加中國法學會商法學2005年年會（揚州——揚州大學），提交論文《資產證券化的發展與信託的生長》，在小組討論中作主題發言，在大會閉幕式上作總結發言。
7、2008年10月參加中國法學會商法學2008年年會（南昌——江西財經大學）。
8、2009年1月——2010年1月，國家留學基金資助曼徹斯特大學法學院訪問學者。

㈣ 2022民商法年會將在哪裡舉辦

亭湖法院
4月6日下午，亭湖法院召開民商法研究會2022年度第一次會議，院黨組成員、副院長羅濤主持會議，院黨組成員、審判委員會專職委員蔡雲剛及全體法學會成員參加會議。

㈤ 儒家法律思想的現代價值

儒家思想的現代價值
——中國儒學與法律文化研究會第四屆年會綜述
吳曉梅
1997年5月22—24日,中國儒學與法律文化研究會第四屆年會在古城開封舉行。來自中國大陸、香港、日本以及美國的四十餘位學者、專家聚集一堂,就「儒家思想與現代道德和法治」問題展開了熱烈而深入的討論。現將本次年會的情況綜述如下:
經過2500餘年歷朝文化的沖撞及各種思想的融匯,儒家思想終於成為中華傳統文化的主流,對傳統法律文化影響至深。有的學者從宏觀方面作了論述,指出在法律制度方面,中國傳統法制以刑律為核心,融道德、習俗、家規鄉約為一體;在法律思想上強調禮治、德治,實行人治;在法律觀念上是缺乏權利意識,認為法即是刑,君權高於法律、官吏享有特權的現象普遍存在。有的學者從記錄中國法律發展歷史的基本文獻歷代《刑法志》入手,提出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以儒學為主,綜合道、法、墨等名家學流的精華。具體表現是強調以仁義治國,提倡親親尊尊,主張德主刑輔,甚至在司法中直接引用儒家經典。還有的學者認為由於儒家宗法論理及等級名分觀念的影響,私有制度在我國雖早已確立,但健全的個人財產權的觀念和事實卻未能形成。地封建家族內部,不僅子女卑幼不享有獨立的個人財產權,封建家長也只是代行家族的財產所有權,其權利受到種種限制。在家族外部,又有皇權的干預和習俗勢力的影響。個人財產權觀念的不健全,導致我國公民私權利意識薄弱,而我國古代法律也沒能完成從身份到契約,向近代法律轉化的過程。
儒家思想在現代社會的價值問題,是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課題,也是本次年會的中心議題。為此學者們各抒己見,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論述。
有的學者指出儒家歷來強調修身,注重道德修養和理想人格的塑造,經過二千多年的豐富完善,形成了一整套的道德規范,對當代的精神文明建設不無借鑒意義。特別是從歷史發展的連續性和繼承性,現代精神文明建設必然要以歷史遺留下來的思想材料作為自己產生和發展的前提。如中華民族敬老尊長的美德就是吸收了傳統孝道中養親、尊親的合理因素,在對傳統教道進行傳統和改造的基礎上形成的。又如由儒家「親親、尊尊」思想所衍生出來的宗法家族觀念對現代道德也存在著正負兩面的影響。一方面它能促使族人遵紀守法、尊長敬老 自尊自愛、講信義、重義務,維持社會穩定,強化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和民族自尊心;另一方面宗法思想中的家長制、保守主義、獨斷專行、及家國本位的觀念,又阻礙著現代文明的進步。因此,對傳統的宗法觀念與宗族組織,也應因勢利導致發揮其積極作用。
一位香港學者指出:在以孔子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中,有著極為豐富的資源可資借鑒。尤其在香港回歸之後,更應該以儒家思想為主導的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為精神紐帶,廣泛團結港、澳、台及全世界的華人,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
中華文化以德治見長,重禮重德的傳統法律的控制手段不再顯得單一,它有利於社會的綜合治理。與會代表的一致觀點是要對儒家思想進行揚棄,充分發揮德治之長,為現代精神文明建設服務。
以儒家思想為指導的傳統法律文化是一種影響巨大的客觀存在,它沉澱在現實生活中至今仍在發揮著作用。對儒家思想在現代法治中的作用問題,與會代表觀點不一。
有一部分學者認為法治現代化並不等於西化,對傳統法律文化應持積極的態度,加以批判地繼承。有人將儒家強調的「誠」「信」與當代民商法中公認的誠實信用原則作了比較,指出中國人對誠信的理解與西人是基本一致的,而且中國人對誠、信的崇尚絕不弱於西人,可以說儒家學說中的誠信為誠實信用原則的引入奠定了一定的基礎,當然這兩者也有不相適應的一面,這是由中西方歷史背景及文化背景的不同決定的。從誠信規范的雙重作用,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啟示:人們在現代法治建設中,既要利用為人們熟悉和長期認可的價值標准,又要針對其不足予以調整。
有一些學者對中國是否一定要繼受移植西方法律提出質疑,認為單純的法治不一定是中國走向未來的唯一的最佳的途徑。有人分析了近代中國引進西方法律的直接原因,認為這些引進均出於政治統治的需要,而不是經濟基礎和社會倫理變遷的要求,因而收效甚微。法律的接受必須與中國的文化特質和道德倫理契合,僅有完善的法律制度是不夠的。中國在建設現代法治的過程中,必須藉助社會文化與道德倫理的力量,以其作為溝通現代與傳統的橋梁。但由於秦朝「專任法治」和漢朝「德主刑輔」的法制思想的不同,同樣的制度卻取得了截然不同的效果。可見,法律思想也是至為關鍵的因素。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歷來以德治為長,法治為短,當務之急在於揚長補短,而不能棄長用短或揚長避短。另外,從中國近代史看,法制變革總是不了了之,而最初激烈反傳統的思想家最後往往又復歸傳統,因此現代意義上的法治很難在中國實現。一方面中國有自己特定文化背景,一方面實踐證明法治並非萬能。中國應有自己的發展模式,它不可能走西方完全相同的道路,在借鑒傳統與引進西方兩者中,當以前者更為重要。
同時也有一部分學者提出了相反的觀點,認為儒家思想與現代法治之間存在著難以調和的沖突。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人性善與人性惡的哲學基礎的不同;賢人政治與法治政治的治國方略的不同;聖人規則與常人規則的社會規則的不同;內心操作與行為操作的操作過程的不同;等級制度與平等制度的主體地位的不同;家庭歸責與個人歸責的歸責原則的不同;義務本位與權利本位的規范內容的不同;君主民本與主權在民的治國主體的不同。各個沖突之間相互聯系,歸根到底是血緣社會與地緣社會、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的沖突。
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化歷時數千年,至今影響不息。如何在這種客觀現實的基礎上,認識和發現儒家思想的現代價值,尋求儒家思想與現代社會的結合點是一個有重大意義的課題。會上代表們觀點紛呈,對儒家思想的現代化提出了許多獨到的見解。
有的學者認為對儒家思想首先要進行分解,對那些仍富於現代價值的材料經過改造後可以吸收為新的法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如儒家強調德治,其著眼點在於抑制王權,要求統治者「為政以德」,保民靠民。道德實際上構成對統治者權力的一種約束。在現代法治社會中,法律的重要作用之一就在於它能規范國家權力,保障公民權利的實現。儒家德治思想為我們提供了借鑒,即通過道德自律和他律的方式,道德作為一種社會權力在某些程度上可以成為約束權力的一種輔助力量,與現代法律相得益彰。
又如儒家素重個人修養,它同司法要求結合就形成了古代中國對司法官的倫理要求,包括剛直不阿、清正廉潔、體恤民情等。借鑒經驗,在現代社會我們也可將個人修養同法律運作相結合,建立現代中國的司法倫理原則。包括提高自身人格修養、日常生活中保持行為莊重、對當事人一視同仁,力求司法公正等內容。
有的學者認為儒家思想在中國源遠流長,其許多概念已深入人心。對古代有價值的觀念作新的解釋,在最合理的意義上予以繼承,是順利完成從傳統向現代過渡的捷徑。民本之「民」是子民,民權之「民」是國民,民主之「民」是公民。子民社會唯君權,無民權,其法文化以家族為本位;國民社會限君權伸民權,其法文化以國家為本位,公民社會廢君權興人權,其法文化以個體公民權利為本位。民權一詞介於民本和民主之間,是以儒家文化資源為本根,在西方民主文化的刺激下,由中國人創造並喜聞樂見的新詞,它起到了接引西方民主文化和促進傳統民本思想向現代轉化的作用。
儒家「和為貴」的思想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特色。在現代社會,它經過吸收和揚棄,發展為具有中國特色的調解制度。一位日本學者就認為現代中國解決糾紛不僅在於發揮民間調解的優勢,調解在官方訴訟中也被廣泛採用。體現為訴訟中有調解程度,判決的執行中重視對當事人的說服教育等。調解制度適合中國國情,不僅能有效地解決糾紛,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司法和執法量的不足。
儒家思想內容寵雜、氣象萬千,學者們在討論中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經過幾天的探討,大家互通有無,對儒家思想的認識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深化。

㈥ 學習商法的好處

商法嚴格意義上來說是有一條脈絡的,這條脈絡以《個人獨資企業法》為始(外商投資相關法律不論),經《合夥企業法》,到《公司法》,再到與《公司法》千絲萬縷關系的《證券法》,到《保險法》,到《海商法》。學界爭議很大的一個論點涉及到是否需要編纂一部商事的法典的通則。這就體現了在我國現行的民商合一的立法體制之下,學者之間對於商法的認識存在不同。自然,持贊成的觀點的一方認為商法雖然外表瑣碎復雜,但是內核裡面是可以利用數學上的「提取公因式」的立法技術實現對於商法原則的一個提取的。從另一方面來說,商法是一門很「俗」的學科,商法往往不像民法那樣容易出大家,商法往往很難出大家,但是也體現出商法接地氣,他沒有那麼多高大上,沒有那麼多公平正義,他幫我們認清現實。商業社會本身就不是一個溫情的社會,天下熙熙攘攘皆為利而來而往,商法的原則就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在上商法的同時閱讀相關的書籍,往往在學習實體法的時候,課外的拓展和學習也是學習樂趣的一個重要部分。讀過《公司的歷史》你會發現原來荷蘭才是最早開設證券交易市場的國家,哦,不是英國。你才會發現早在幾百年前荷蘭就發生了鬱金香事件,就發生了金融泡沫。

㈦ 郭玉軍的學術論文

1．《美術作品保險中的法律問題研究》（第一作者），《國際法與比較法論叢》 2003 年第 4 輯。
2．《歐盟 B2C 電子商務爭議解決機制研究》（第一作者），《國際法與比較法論叢》 2003 年第 4 輯。
3．《美國選擇性爭議解決方式（ ADR ）研究》（第一作者），《國際法與比較法論叢》 2003 年第 5 輯。
4 ．《網上仲裁的現狀與未來》（第一作者），《法學評論》 2003 年 2 期。
5 ．《 開拓國際私法新理念 完善國際私法新體系 》（第一作者），《武漢大學學報》 2003 年第 1 期。
6 ．《論國際商事仲裁中的非國內化理論》（第一作者），《法制與社會發展》 2003 年第 1 期。
7 ．《網路案件中美國法院的長臂管轄權》（第一作者），《中國法學》 2002 年第 6 期。
8 ．《美術作品國際貿易中的法律問題》（第一作者），《國際法與比較法論叢》第 1 ，中國方正出版社 2002 年 1 月。
9 ．《美術作品在網路環境下的版權保護》（第一作者），《國際法與比較法論叢》第 2 ，中國方正出版社 2002 年 6 月。
10 ．《美國網路案件管轄權研究》（第一作者），《國際法與比較法論叢》第 3 ，中國方正出版社 2002 年 9 月。
11 ．《論國際貿易中應收款轉讓的法律問題》（第一作者），《中國國際私法與比較法年刊》（ 2002 年卷）法律出版社。
12 ．《 2001 年國際私法學會年會綜述》（第一作者），《中國國際私法與比較法年刊》（ 2002 年卷）法律出版社。
13 ．《回顧中國國際私法之歷程，展望中國國際私法之前景》，《武漢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2 年第 1 期。
14 ．《歐盟〈民商事管轄權及判決承認與執行條例〉介評》（第一作者），《法學評論》， 2002 年第 2 期。
15 ．《歐盟電子消費合同管轄權問題研究》（第一作者），《武漢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2 年第 3 期。
16 ．《美術作品國際買賣中的法律問題》（第一作者），《華中美術》 2002 年第 1 期。
17 ．《論美術、攝影作品著作權和肖像權的沖突與協調》（第一作者），《華中美術》 2002 年第 2 期。
18 ．《與高技術產業有關的反壟斷法》（個人），《民商法論叢》 2001 年第 1 號第 18 卷。
19 ．《關於國家賠償責任的准據法備忘錄》（個人），《中國國際私法與比較法年刊》（法律出版社） 2001 年 12 月。
20 ．《中國國際私法學會 2001 年年會綜述》，《中國國際私法與比較法年刊》（法律出版社） 2001 年 12 月。
21 ．《論仲裁第三人》（個人），《法學家》 2001 年第 3 期。
22 ．《經濟全球化與法律協調化、統一化》（個人），《武漢大學學報》 2001 年第 2 期。
23 ．《美國國際商事仲裁中的顯然漠視法律》（個人），《法學評論》 2001 年第 2 期。
24 ．《論盜掘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罪》（第一作者），《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 2001 年第 3 期。
25.．《附具理由的仲裁裁決問題初探》（第一作者），《荊州師范學院學報》 2001 年第 4 期。
26．《美國商事仲裁中仲裁協議對未簽字人的效力》（第一），《法制與社會發展》 2001 年第 3 期。
27．《誰擁有謝里曼黃金》 （第一作者） ，《湖北美術學院學報》 2001 年第 2 期。
28．《重新仲裁若干問題芻議》 （第一作者） ，《中國仲裁》 2001 年第 6 期。
29．《論美術作品著作權與原件所有權》 （第一作者） ，《湖北美術學院學報》 2001 年第 3 期。
30．《美術作品的國際刑法保護》 （第一作者） ，《湖北美術學院學報》 2001 年第 4 期。
31．《美國選擇性爭議解決方式（ ADR ）介評》，《中國法學》 2000 年第 5 期 , 第一作者。
32．《國際私法上的名譽毀損》，《中國國際私法與比較法年刊》 2000 年卷。
33．《中國國際私法學會 1999 年年會綜述》（第一作者），《中國國際私法與比較法年刊》 2000 年卷，第一作者。
34．《美國法院的「長臂管轄權」》（第一作者），《比較法研究》 2000 年第 3 期。
35．《國際商事仲裁中的懲罰性賠償裁決》（個人）《法學評論》 2000 年第 1 期。
36．《研究國際民商事管轄權問題，推動我國涉外仲裁製度改革》（第一作者），《武漢大學學報》 2000 年第 1 期。
37．《面向 21 世紀的中國國際私法》（第一作者），《武漢大學學報》 2000 年第 6 期。
38．《我國經濟法訴訟程序制度新論》（第一作者）《浙江社會科學》 2000 年第 5 期。
39．《論美術作品的追續權》（第一作者），《經濟法論叢》 2000 年卷第 1 卷。
40．《美術作品國際流轉中的法律問題》（第一作者），《法商研究》 2000 年第 6 期。
41．《論角色商品化權之法律性質》（第一作者），《知識產權》 2000 年第 6 期。
42．《美術合作作品的認定、分類及法律探討》（第一作者） ， 《湖北美術學院學報》 2000 年第 1 期。
43．《美術作品的概念、成立要件及其范圍的法律探討》（第一作者），《湖北美術學院學報》 2000 年第 2 期。
44．《美術作品的刑法保護》（第一作者），《湖北美術學院學報》 2000 年第 3 期。
45．《〈威尼斯—收租院〉與表演者權》（第一作者），《湖北美術學院學報》 2000 年第 4 期。
46．《把握二十一世紀國際私法的發展動向》（個人），《法學研究》 1999 年第 3 期。
47．《多方當事人訴訟中的國際管轄權問題》（個人），《中國國際私法與比較法年刊》（法律出版社） 1999 年 9 月。
48．《 1999 年中國國際私法學會年會綜述》（第一作者），《中國國際私法與比較法年刊》（法律出版社） 1999 年 9 月。
49．《美國保護存款人和穩定金融的法律制度》（個人），《法學評論》 1999 年第 3 期。
50．《英國的個人自願重整制度》（個人），《法學雜志》， 1999 年第 2 期。
51．《國際商事仲裁中的友好仲裁問題》（個人），《武漢大學學報》 1999 年第 6 期。
52．《界定國際私法范圍，加速國際私法立法》，《武漢大學學報》 1999 年第 1 期，第一作者。
53．《 ADR ——西方國家盛行的解決民商事爭議的熱門制度》，《法學評論》 1999 年第 1 期，第二作者。
54．《美術作品著作權的保護之一》（第一作者），《湖北美術學院學報》 1999 年第 1 期。
55．《美術作品著作權的保護之二》（第一作者），《湖北美術學院學報》 1999 年第 2 期。
56．《制售美術贗品的法律責任》，（第一作者），《湖北美術學院學報》 1999 年第 3 期。
57．《美術作品拍賣中的若干法律問題探討》，（第一作者），《湖北美術學院學報》 1999 年第 4 期。
58．日本《法例》（獨譯），載於《國際民商新秩序理論建構》，武漢大學出版社 1998 年版。
59．《日本關於契約、侵權行為等准據法的示範法》（獨譯），載於《國際民商新秩序理論建構》，武漢大學出版社 1998 年版。
60．《財產所在地的國際裁判管轄權》（個人），載於《當代國際私法問題》，武漢大學出版社 1997 年版。
61．《國際貸款中的擔保》（個人），《法學評論》 1995 年第 5 期。
62．《國際貸款中的判決前扣押財產》（個人），《法學評論》 1994 年第 3 期
63．《美國公司與沖突法的理論與實踐》（個人），《中南政法學院學報》， 1992 年第 4 期。
64．《國際私法的研究方法》（個人），《法學評論》 1991 年第 2 期。
65．《國際勞動合同的法律適用問題》（個人），《法學評論》 1990 年第 4 期。
66．《空白支票的若干法律問題》（個人），《法學評論》， 1989 年第 2 期。
67．《國際貿易慣例適用問題》（第二作者），《湖北國際經貿》， 1988 年第 2 期。
68．《國際借貸協議的法律適用問題》（個人），《法學評論》 1987 年第 5 期。

㈧ 高宇的學術科研

1．《危險增加的類型化與危險增加的通知義務》，載《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2年第2期，被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民商法學》2002年第7期全文轉載，被《中國民商法精粹》2003年第2輯全文轉載，第二作者。
2．《論無效保證合同中保證人的締約過失責任》，載《松遼學刊》2002年第1期，第一作者。
3．《西方世界信用危機的商法思考》，載《中國商法年刊（第2卷）》，吉林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二作者。
4．《論我國保險法上危險增加的通知義務》，載《商法基本問題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獨著。
5．《論我國保險法上受益人之變更》，載《當代法學》2004年第6期，被人大書報資料中心復印報刊資料《民商法學》2005年第2期全文轉載，獨著。
6．《論被保險人及其同意權》，載《吉林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6期，獨著。
7．《意思自治原則的治理技術分析——來自保險法視角的考察》，載《法學理論前沿論壇》（三），科學出版社2005年版，獨著。
8．《商事登記效力的法律構造與立法選擇》，載《中國商法年刊》（第4卷），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獨著。
9．《保險人在追償訴訟中的代位權》，載《保險研究》2005年第5期，獨著。
10．《被保險人與受益人同時死亡時保險金之給付》，載《當代法學》2005年第6期，獨著。
11．《保險合同權利結構與保險利益歸附之主體》，載《當代法學》2006年第4期。被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民商法學》2006年第10期全文轉載，獨著。
12．《被保險人同意與保險合同之效力》，載《黑龍江省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06年第3期，第一作者。
13．《研究型大學法學專業本科生學術能力培養與學術論文寫作》，《創新、改革與實踐》（第2集），吉林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獨著。
14．《保險法的精神關照與保險合同的權利結構》，《當代法學》2007年第6期，第一作者。
15．《意思自治原則與法規范之構造——關於私法精神與技術的一般原理》，載於瑩主編：《法學微言——趙新華教授花甲紀念》，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版，獨著。
16．《保險法修訂草案中的精神和技術》，《當代法學》2008年第3期，獨著。
17．《我國‹保險法›修訂草案的若干問題》，王保樹主編：《中國商法年刊2007—和諧社會構建中的商法建設》，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5月版，獨著。
18.《論保險法上的半強行性規范——保險法精神與技術的一般原理》，王保樹主編：《中國商法年刊2007—和諧社會構建中的商法建設》，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5月版，第二作者。
19.《對當代中國法學教育的反思與展望——中國法學教育2008年年會綜述》，《當代法學》2008年第6期，第二作者。
20.《中國法學教育30年：回顧與評鑒》，《當代法學》2009年第1期，獨著。 1．副主編，21世紀高等院校教材·法學系列《保險法學》，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
2．副主編，《保險法學》，科學出版社2006年修訂版。
3. 撰稿人：《商法學與經濟法學》（國家司法考試全程輔導教材2006版），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
4.撰稿人：《電子商務法》（21世紀全國應用型本科電子商務與信息管理系列實用規劃教材），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5.副主編：《保險法學》（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國家級規劃教材），科學出版社2009年版。 1．保險合同法總則研究（2003XX013）吉林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負責人，已結項。
2．吉林大學遠程教育網路課程建設項目《保險法》網路課程（YC-WK-20030529），負責人，已結項。
3．保險合同法總則修訂建議（2006024），2006年度吉林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負責人，已結項。
4．可持續發展與環境權配置研究，吉林省環境保護局項目，主要參加人，已結項。
5．商法中的誠信原則研究（02SFB3009）；2002年度司法部專項項目，主要參加人，已結項。
6．新時期維護高校穩定工作體系研究，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重大課題委託項目，主要參加人，已結項。
7．吉林大學遠程教育網路課程建設項目《保險法》網路課程（YC-WK-20081001），負責人，已結項。
8．保險合同法的修訂與完善，吉林大學哲學社會科學青年基金項目（2007QN005），負責人，在研。
9．2004年吉林大學精品課程《商法學》，主要參加人，已結項。
10．2005年吉林省精品課程《商法學》，主要參加人，在研。
11．吉林省區域創新體系建設中的法規體系研究，吉林省科技發展計劃項目（軟科學類），主要參加人，在研。
12．起草‹長春市預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條例›的理論與實務，長春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託立法項目，聯合負責人，已結項。
13．法學本科精英型人才培養模式的理論與實踐研究，吉林大學第二批新世紀教學改革項目，主要參加人，已結項。
14.法學本科精英型人才培養模式的理論與實踐研究，2005年吉林省高等教育教學研究項目（重點），主要參加人，已結項。
15. 商法系列課程教學改革與教材建設研究，吉林大學新世紀教學改革項目，主要參加人，已結項。
16.《保險法學》，吉林大學本科教材建設項目；普通高等學校十一五國家級規劃教材建設項目，副主編，已結項。
17.商法系列課程教學改革與教材建設研究，2005年吉林省重點教學改革項目，主要參加人，已結項。
18．2008年國家級精品課程《商法學》，主要參加人，在研。
19.東北亞區域國際貿易法律問題研究，校企聯合項目，參加人，在研。
20. 我國新聞出版層級管理制度研究，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新聞出版立法調研課題[總署法規司]，聯合負責人，已結項。
21．公司資本制度法律保護問題研究（2003BS014），吉林大學博士啟動基金項目，主要參加人，已結項。

㈨ 國際私法調整方法

無論是作為一個部門法，還是作為一個部門法學，國際私法都有著悠久歷史。一般認為，完整國際私法的理論體系產生於中世紀，其標志就是巴托魯斯提出的「法則區別說」。盡管如此，國際私法尚有諸多基本問題仍然存在爭議。德國著名法學家康恩（Franz Kahn）曾指出，國際私法是從書名頁開始就存在爭議的學科。[1] 在我國，對國際私法的研究也存在同樣情況。舊中國國際私法學領域如此，[2] 現在也是如此。[3] 但國際私法的所有各類爭議，首先是從國際私法的對象及方法開始的，也正是基於對國際私法對象和方法問題的認識不同，學者們在國際私法范圍問題上也形成了自己的認識。

筆者擬從技術革命對國際私法的影響這一角度，談談自己的認識。

一、理論分歧現狀

從以下關於國際私法的定義中，可以看出學者們在國際私法對象及方法問題上的分歧。

德國學者努斯鮑姆在其《國際私法原理》一書中指出：「國際私法，或沖突法，從廣義上講，是處理涉外關系的私法的一部分。」新中國第一本統編《國際私法》教材也認為：「國際私法是調整涉外民事法律關系的法的部門。」[4] 這一定義是從國際私法調整的法律關系的性質著眼的。

德國學者馬丁。沃爾夫則認為，國際私法就是「在同時有效的法律體系中，決定哪個法律體系應該適用於一些特定的事實」。[5] 我國李浩培先生也認為，國際私法是「指在世界各國民法和商法相互歧異的情況下，對含有涉外因素的民法關系，解決應當適用哪國法律的法律。」[6] 這一定義是從法律適用的角度來考慮的。

英國學者切希爾和諾斯認為，國際私法是在處理涉外案件時判定：第一，法院在什麼條件下對案件具有管轄權；第二，應適用哪國法律來確定各類案件的當事人的權利義務；第三，在什麼條件下可以承認外國判決，以及在什麼條件下外國判決所賦予的權利可以在英國得到執行。[7] 顯然，這一定義是從司法角度並結合國際私法的內容或規范來進行的。

另外，還有其他四種代表性的定義：（1）「國際私法是以直接規范和間接規范相結合來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涉外民商事法律關系並解決涉外民商事法律沖突的法律部門。」[8]（2）「國際私法是以涉外民事關系為調整對象，以解決法律沖突為中心任務，以沖突規范為最基本的規范，同時包括外國人民事法律地位的規范、避免或消滅法律沖突的統一實體法規范、以及國際民事訴訟與仲裁程序規范在內的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9] 這兩個定義認為國際私法是國內法的一個部門，而且，國際私法的規范包含統一實體法；（3）「國際私法是以涉外民事關系為調整對象，以確定外國人民事法律地位為前提，以解決法律沖突問題為核心，由法律適用規范、規定外國人民事地位規范所組成，並通過國際民事訴訟和仲裁程序進行司法保護的一個獨立的部門法。」[10] 這一定義也認為國際私法是國內法的一個部門，但統一實體法規范不是國際私法的規范；（4）「國際私法是調整國際交往中所產生的民事關系的國際法的一個部門。它是規定外國人民事法律地位規范，調整不同國家之間法律沖突的、確定國際民事關系雙方當事人具體權利和義務的沖突規范、統一實體規范，以及解決國際民事爭議的訴訟程序和仲裁程序規范的總稱。」[11] 這一定義與第（2）和第（3）的主要不同點在於，它強調國際私法是國際法的一個部門。以上四種定義都是從綜合角度來考慮的。

可見，關於國際私法的對象問題，雖然學者們都認為是涉外民事法律關系或涉外民商事法律關系，但在調整對象的范圍上，則存在差別。一種主張國際私法的對象是所有的涉外民商事法律關系；另一種則主張國際私法的對象只是會產生法律沖突的那部分涉外民事法律關系。

基於對國際私法對象的認識，理論界關於國際私法的方法問題，同樣存在兩種觀點。一種認為國際私法的方法包括直接調整方法；[12] 另一種則認為國際私法的方法只有或主要是間接調整方法。[13]

與對國際私法對象和方法問題的認識相對應，關於國際私法的范圍問題，理論界也分別有不同主張：（1）國際私法的范圍僅局限於沖突規范。持這種觀點的可以德國、奧地利、瑞士、北歐國家以及日本等國為代表；（2）國際私法由管轄權規范、沖突規范和外國判決及仲裁裁決的承認與執行規范構成。這是以英國、美國、加拿大以及澳大利亞為代表的普通法系國家的主張；（3）國際私法的范圍包括國籍規范、外國人民事法律地位規范、沖突規范及國際民商事管轄權規范。這是以法國和義大利為代表的拉丁法系國家的看法；

二、基於技術革命的影響所形成的認識

一般認為，法律的調整對象是社會關系參加者的意志行為，即人與人關系中的意志行為。[14] 在認識法律的調整對象時，一般應注意的是：社會關系只有表現為通過人們的意志而形成的思想關系時，才能成為法律的調整對象；並非所有的社會關系都是法律的調整對象。法律的調整對象是已被法律調整的或客觀上要求法律調整的具體的意志社會關系。或者說法律的調整對象是客觀上能夠「接受」法律調整，而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下又有必要對之進行法律調整的意志社會關系；隨著社會的發展，法律調整的對象也要發生相應的變化。這種變化表現為某些社會關系可能會從生活中消失，或者雖未消失但已喪失進行法律調整的必要，而某些新社會關系產生，則迫切要求法律對其予以調整。法律調整對象的主要發展傾向是擴大和加深。這里所說的「擴大」，是指法律調整對象范圍的擴大。而「加深」則是指對法律調整的質的要求提高，即要求法律上有更為准確、系密的規定，要求法律的可操作性進一步增強。

同樣，在國際民商事領域，社會發展的最直接的結果可歸結為兩個方面。其一是國際民商事法律關系的范圍呈不斷擴大趨勢並需要相應的部門法對其進行調整；其二是國際社會對以國際民商事法律關系為調整對象的部門法（即國際私法）所提出的質的要求也有不斷提高的趨勢。這樣，以國際民商事法律關系為對象的國際私法，只有順應國際民事法律關系發展的現實，才能較好地服務於各國的對外政策，才能維護或重構國際民商事交往秩序。

從國際層面出發，對涉外民商事關系在各個歷史時期的發展可作如下歸納：

在13世紀以前的漫長歲月里，各國間民事交往的數量極少，國際私法產生的基本條件尚未具備。即使古羅馬時期就出現了所謂的「萬民法」，[15] 但有學者認為，「在羅馬之世，絕無國際私法之存在。」[16]

從13世紀開始，人類科技水平才有了較大提高，某些國家的生產力有了一定發展，國家間的經濟貿易開始成為國內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途徑，國際民事交往在量上有了一定變化。13世紀以後，由於造船業的發展，義大利北部的城市國家成為東西方貿易的中心。但當時的國際貿易是相當有限的。[17] 新航路開辟後到16-18世紀，國際貿易中心從地中海轉移到大西洋沿岸。

總之，在13-18世紀中葉，涉外民事法律關系的范圍主要局限於外國自然人的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婚姻家庭、財產繼承等問題；客體主要是動產和不動產，涉外合同與涉外貨物運輸保險才開始萌芽。

18世紀60年代開始的以蒸汽機的發明和使用為標志的第一次技術革命，創造了巨大的生產力，並引起了產業革命，其最主要的後果之一就是使國際經濟貿易關系有了新的發展。到19世紀70年代，第一次技術革命給涉外民事法律關系帶來的變化主要表現為：涉外民事法律關系的主體主要[是受第一次技術革命影響較大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自然人和法人；其客體主要是農產品，工業品和半製成品所佔比例較小；從涉外民事法律關系所涉及的領域看，涉外民事法律關系的范圍已經有了較大變化。這一點可以普通法系國家早期的國際私法著作為佐證。如威斯特萊克（Westlake）1858年《國際私法》（第二版）所講的內容依次為：自然人的身份及能力與監護問題；結婚、離婚與准正；動產繼承；破產；動產與不動產；管轄權的一般概念；國內與國際管轄權；契約；債務的轉移和消滅；住所；國籍；外國公司；外國判決與程序等內容。[18] 戴賽的《沖突法》於1896年首次出版，可以說，該書是對18世紀60年代至19世紀70年代國際私法對涉外民事法律關系調整情況的總結。戴賽在其著作中主要講了自然人的身份、能力、住所和國籍問題；法人國籍、能力及破產問題；婚姻家庭關系及繼承問題；侵權行為以及各種合同關系等問題。[19]

19世紀70年代後，出現了一系列的技術發明。如湯姆士煉鋼法、蒸汽渦輪、內燃機車、氣鑽、發電機、遠距離輸電、電燈、電車、電話、無線電、從煉焦煤中提取氨、苯和人造燃料等。這些技術和發明的運用，被概稱為第二次技術革命。這次技術革命，極大促進了交通運輸業特別是海上運輸業的發展，從而使涉外民事法律關系發生了重大變化。在20世紀以前，這種變化主要表現為三個方面：其一是量上的變化。即涉外民事法律關系在總量上大為增加，有關國際貨物買賣、運輸、保險、支付等有了空前發展；其二是主體上的變化。即法人數量和種類有較大增加；其三是所涉及的領域擴大。即自由競爭的加劇也促進了技術、專利發明、科學文化等領域的交流。對這種變化，有學者將之概括為三點：由於法人在國際交往中作用的增長，法人的國籍、地位和能力問題，以及涉外代理和破產關系，也隨之增長；由於銀行在國際交往中作用的增長，隨之發展了信貸關系和票據關系；由於國際間文化和科學技術交往的發展，涉外著作權、專利權和商標權關系也隨之發展起來。[20]

20世紀50年代，以原子能、電子計算機和空間技術的發展和利用為標志的新技術革命開始，[21] 人們一般將之稱為第三次技術革命。此次技術革命對涉外民事法律關系的影響可歸納為宏觀方面和微觀方面。宏觀上的影響主要表現為兩方面：其一是出現了一系列新型的涉外民事法律關系：在國際貿易領域出現了補償貿易和許可證貿易；在涉外合同領出現了新的外民事承攬合同關系，如對外來料加工和來件裝配等；在涉外法人問題上出現了合資經營、合作經營以及外商獨資經營等；在國際貨物運輸上出現了新的運輸形式和方式，如運輸形式上多採用集裝箱運輸，運輸方式上則大量採取多式聯運方式；此外，在合同領域還出現了咨詢合同關系。其二是涉外民事法律關系在量上進入「爆炸階段」。即在這一時期，涉外民事法律關系無論在總量上，還是在某一具體領域，其發展速度已非已往任何時候所能比擬。微觀上的影響則主要表現為三個方面：一是涉外民事法律關系的主體發生了一系列顯著變化。其主要表現為中、小企業公司、法人重顯活力，成為涉外民事法律關系主體的新力量；聯合企業和跨國公司大量出現；發展中國家的自然人和法人成為涉外民事法律關系主體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二是對涉外法律事件和法律行為的影響，如就涉外侵權而言，出現了許多跨國環境污染問題。三是對涉外民事法律關系客體的影響。具體表現為：工業製成品超過了初級產品客體；用於國際流通的產品從勞動密集型產品向技術密集型產品發展；伴隨國際技術轉讓的發展，無形客體已超過有形客體。

到20世紀90年代，人類經歷的一次意義深遠的重大技術革命就是互聯網路、行動電話的廣泛運用。它不僅是人類通訊方式的改變，而且將導致經濟運行方式和人們交際方式的變革，以及社會組織方式和結構的改變，它正逐步改變著整個經濟和社會的面貌，人類從此進入信息時代，[22] 這就會更進一步促進全球經濟的一體化。譬如，電子商務（E-commerce）的發展速度呈逐年遞增的態勢。在1996至1997年間，通過國際互聯網路進行的商事貿易（business-to-business trade）每6個月增長2倍，但1998年則是每3個月或每4個月增長2倍，有人預計到2003年，網上貿易額每年將達到1300億美元。[23] 但國際互聯網路在促進經濟迅速發展的同時，也會帶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法律問題。[24]

通過以上我們不難看出，隨著技術革命的進步，涉外民事法律關系（或國際民事法律關系）也在不斷發展變化（當然，涉外民事法律關系發展變化的原因和條件並不僅僅是技術革命，但我們絕對不能忽視技術革命對涉外民事法律關系的發展變化所起的直接作用）。國際私法只有順應涉外民事法律關系在不同發展階段的實際，才能發揮出其應有的作用，保障或推動國際民商事交流的發展。

從國際私法發展的實際情況看，國際私法總是在隨著涉外民事法律關系的發展變化而作適時的調整。

國際私法在其產生之初，直到19世紀末，其對涉外民事法律關系的調整，主要採取的是間接調整方法。這一歷史階段，國際私法完成了從「學說法」到「制度法」的過渡。無論是在「學說法」還是在「制度法」階段，國際私法對涉外民事法律關系的調整，主要採取的是間接調整方法。但即使在這一階段，也存在用直接調整方法調整涉外民事法律關系的情況。如在判定某一外國人（包括外國法人）在內國是否具有相應的民事活動權利時就必須用直接調整方法。

從19世紀末期到20世紀，尤其是二戰後，涉外民事法律關系迅速發展，其所涉及的范圍急劇擴大，而間接調整方法本身存在缺乏針對性、可預見性等方面的缺陷，因而就有了以其他方式來順應對迅速發展著的涉外民事法律關系進行調整的需要。也正因為此，這一時期就產生了大量的以直接方式調整涉外民事法律關系的統一實體法規范。[25] 這類統一實體法規范能避免或直接確定當事人的權利義務，因而能克服沖突規范缺乏針對性和可預見性的缺陷。此外，部分國家還提出和制定了所謂「直接適用的法律」，其目的在於，為了組織和保護一國的社會、經濟和金融結構，使一切與法院地國家有充分聯系因而會影響法院地利益的交往關系均受其調整。[26]

因此，對國際私法的方法問題，我們認為，應當用發展的眼光來看待。但這並不能說直接調整方法完全可以取代間接調整方法。因為，從目前的情況看，規定直接調整方法的統一實體法規范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在所涉及的領域及普遍效力上，都是相當有限的。而且，對某些領域的涉外民事法律關系如涉外婚姻家庭關系的調整，仍然將主要或完全以間接調整方法來進行。所以，同作為調整涉外民事法律關系的手段，間接調整方法和直接調整方法在調整涉外民事法律關系的過程中是相輔相成，互為補充的。從國際民商事交往的實際看，這種現象將存續相當長的時期。

三、結語

基於前述，我們認為，對國際私法的范圍問題，我們一方面要立足於國際私法這一部門法的傳統及其本身所固有的特色；另一方面，我們又必須兼顧涉外民商事法律關系發展的現實。

我國國際私法泰斗韓德培先生曾提出「機翼論」的觀點。他認為：「國際私法就如同一架飛機一樣，其內涵是飛機的機身，其外延是飛機的兩翼。具體在國際私法上，這內涵包括沖突法，也包括統一實體法，甚至還包括國家直接適用於涉外民事法律關系的法律。而兩翼之一則是國籍及外國人法律地位問題，這是處理涉外民事法律關系的前提；另一翼則是在發生糾紛時，解決糾紛的國際民事訴訟及仲裁程序，這包括管轄權、司法協助、外國判決和仲裁裁決的承認與執行。」這就形象而科學地勾畫出了國際私法的范圍。[27] 首先，該觀點肯定了國際私法的傳統性，即肯定了沖突法在現代國際私法中所仍然具有的地位；其次，該觀點科學揭示出國際私法的發展規律，指明了現代國際私法的發展現狀。即國際統一實體法和「直接適用的法律」已成為國際私法規范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該觀點也注意到了國際私法調整涉外民事法律關系的關聯性和系統性，即認為與涉外民事法律關系的產生有關的規范和與解決涉外民事法律爭議有關的規范均為國際私法的規范。

綜上，我們可以認為，國際私法是以國際關系中的涉外民商事法律關系為調整對象並擁有獨特調整方法的一個獨立的部門法。如同憲法、民法、經濟法等構成國內法體系一樣，國際私法與國際公法、國際經濟法等則構成國際法體系。如果將法學學科體系劃分為國內法學體系和國際法學體系的話，那麼，以國際私法為研究對象的國際私法學就是國際法學體系中的一個獨立的部門法學。既然憲法學、民法學和經濟法學都是法學學科中的獨立的二級學科，那麼，國際私法學與國際公法學和國際經濟法學也都應當是法學學科中獨立的二級學科。因此，若將國際公法學、國際私法學和國際經濟法學三者硬性捆綁，並由此建立一個所謂的「國際法學」，然後將該「國際法學」作為一個與國內法學中的憲法學、民法學和經濟法學等相並列的二級學科，且以此否認國際公法學、國際私法學和國際經濟法學在法學學科中二級學科的地位，顯然是違背科學規律的。

注釋：

[1] 從國際私法的歷史看，主要名稱有： 法則區別說（Theory of Statutes）、私國際法（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國際私法（International Private Law）、沖突法（Conflict of Law），除上述幾個較為普遍使用的名稱外，還有「法律選擇法」、「民法施行法」、「法例」、「外國法之適用」、「涉外私法」、「國際民法」、「國際民商法」等，國際私法理論上爭議之激烈，由此可見一斑。

[2] 參見陳顧遠著：《國際私法總論》（上），會文堂新記書局，1936年1月第四版，第49~113頁。

[3] 80年代初，我國學者關於國際私法的對象、方法、范圍以及國際私法學的體系等問題，進行了較為激烈的討論。之後，許多學者根據他們對國際私法的這些基本問題的認識，分別形成了具有相應特色的國際私法學體系。現在，學者們在這些問題上仍然存在較大分歧。也正因為這樣，2000年國際私法學會的年會討論的議題之一就是國際私法的基本理論問題。參見《中國國際私法2000年年會綜述》，載《法商研究》，2000年第6期，第122-124頁。

[4] 參見韓德培主編：《國際私法》，武漢大學出版社，1983年9月第一版，第8頁。

[5] 參見馬丁·沃爾夫著，李浩培、湯宗舜譯：《國際私法》，法律出版社，1988年 月第一版，第22頁。

[6] 參見《中國大網路全書·法學》，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1984年9月第一版，第228頁。

[7] See Cheshire & North『s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Butterworths London， 1992， 12th ed.， pp.7-8.

[8] 參見韓德培主編：《國際私法新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7年9月第一版，第22頁。

[9] 參見李雙元著：《國際私法（沖突法篇）》，武漢大學出版社，1987年6月第一版，第33頁。

[10] 參見張仲伯主編：《國際私法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1月第一版，第18頁。

[11] 參見錢驊主編：《國際私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年5月第一版，第22頁。

[12] 參見劉仁山主編：《國際私法》，中國法制出版社1999年5月第一版，第6頁。

[13]參見劉仁山主編：《國際私法》，中國法制出版社1999年5月第一版，第5頁。

[14] 參見孫國華主編：《法理學》，法律出版社，1995年6月第一版，第227頁。

[15] 雖然在公元前242年，羅馬帝國就設置了外事大法官，專門處理在羅馬的外國人之間和外國人與羅馬人只因交換關系所產生的實際問題，並由此逐漸形成了一套規范，稱為萬民法（jus gentium）。但無論在數量、內容上，還是在適用范圍上，萬民法都是非常有限的。而且，羅馬法學家所關心的萬民法，通常有兩重含義：一是萬民法的實際意義，即指羅馬法中既適用於羅馬公民也適用於在羅馬的外國人的那部分法律；二是萬民法的理論涵義，即羅馬法學家所認為，自然理性是為全人類而制定的，在全世界各國人民中應予一律遵守的規定。公元212年頒布的安東尼尼憲令（Constitutio Antoniniana）將羅馬公民權賦予一切異幫人以後，萬民法與市民法之間的區別就已無實際意義了。

[16] 梅仲協著：《國際私法新論》，台灣三民書局，1980年6月第三版，第23頁。

[17] 在赫·赫德和德·普·韋列著的《義大利簡史》中有這樣的記載：「從14世紀開始，『夫蘭得爾大帆船』每年兩次從威尼斯揚帆出發，載著香料、糖、胡椒和其他東方產品，取道直布羅陀海峽和安普敦港口和布魯日。它們在那裡載著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木材和皮貨、英國的羊毛、夫蘭德爾的呢料和法國的酒駛回。其他東方的貨物則用馬馱，越過阿爾卑斯山，供應德國城市。」

[18] See John Westlake，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William Maxwell & Son， 3nd.， 1880.

[19] 戴賽在其《沖突法》中所闡述的合同的有關問題涉及動產、不動產、買賣、租賃、運輸、共同海損理算、票據、利息等關系以及合同中的代理、效力、履行、解釋和解除等問題（See A. V. Dicey， the Conflict of Law， 1st ed.， 1896）。這與1804年《拿破倫民法典》所涉及的合同關系相比，其范圍無疑要廣泛得多。

[20] 見中國政法大學國際法教研室編：《國際私法論文集》，1984年8月，第28頁。

[21] 錢學森認為：「像電子計算機，遺傳工程、激光技術，核能、核技術，航天技術，海洋工程等等，這些都是技術革命，所以，新技術革命不是單數，而是復數，是一個新的技術革命群。」《關於新技術革命的若干基本認識問題》，載1984年4月2日，4月9日《世界經濟導報》。

[22] 對以互聯網路和移動通訊的運用為標志的技術革命究竟是第三次革命的繼續，還是一次獨立的新技術革命，目前尚無定論。

[23] 如加拿大1997年網上貿易額為8億加元，加拿大有關機構於1998年估計，到2001年前，網上貿易將增加到327億加元。See Electrionic Commerce and Canada『s Tax Administration（A Report to the Minister of National Revenue from the Minister』s Advisory Committee on Electronic Commerce）， 1998， p.4.

[24] 譬如，伴隨EDI（Electronic Data Interchange）的廣泛應用，在合同、侵權以及管轄權等方面，就產生了許多新的沖突法問題；在國際服務貿易領域，諸如國際旅遊、跨國銀行、國際投資公司及其他金融服務、國際電話服務、國際視聽服務、國際咨詢服務、廣告及設計等服務、維修及保養和技術指導等售後服務等，都將產生諸多新法律問題。

[25] 如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在工業產權領域，有1883年《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1886年《保護文學藝術作品的伯爾尼公約》、1891年《關於商標注冊的馬德里協定》；在國際貨物運輸方面，有1901年《關於統一若干船舶碰撞規則的公約》和《關於統一海上救助規則的公約》、1924年《關於統一提單若干法律規定的公約》、1929年《關於統一國際航空運輸某些規則的公約》；在國際支付方面，有1930年《關於統一匯票和本票的日內瓦公約》、1931年《關於統一支票法的日內瓦公約》。此外，這一時期還產生了一定數量的國際貿易統一慣例。二戰後，國際統一實體法大量產生，這一點在國際貿易領域尤為明顯。 參見趙承壁編著：《國際貿易統一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7-13頁。

[26] 參見韓德培著：《國際私法的晚近發展趨勢》，載《中國國際法年刊》（1988年），第1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