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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法第六次任務0039

發布時間: 2022-11-04 13:39:27

商法的調整對象是什麼

商法所調整的社會關系是指由營利性主體從事營業行為所引起的社會經濟關系以及與此相聯系的社會關系的總和。

❷ 國際商法作業 2006年4月1日,某建築公司為買進一批水泥,分別向甲水泥廠和乙水泥廠發出了信函,內容如下

(1)在本案例中,甲水泥廠向建築公司發出的信函、建築公司發給甲內水泥廠的第二封容信、乙水泥廠發給建築公司的信為要約,因為根據合同法,要約是以訂立合同為目的而由相對人受領的意思表示。以上信件符合要約的要件,建築公司發給甲水泥廠和乙水泥廠的信函在合同法上稱為「要約邀請」。
(2)不能否認合同成立。因為甲水泥廠給予建築公司的答復是對要約的承諾,買賣合同已經有效成立。建築公司發給甲水泥廠表示不購買該廠的水泥的信函為撤銷要約的意思表
示,撤銷要約的意思表示應該在承諾發出之前到達受要約人,而於4月16日到達甲水泥廠時承諾已經發出,因此該表示並不能阻卻合同成立的效力。

❸ 為什麼學習商業法很重要

《商業法規》是2002年3月中國商業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方名山。

本書主要講述了商業法概述、公司法律制度、內資企業法律制度、稅收法律制度等有關商業的法規。

書名
商業法規
作者
方名山
類別
法律制度類
出版社
中國商業出版社
出版時間
2002年3月
快速
導航
圖書目錄
內容簡介
《商業法規》的主要內容包括:金融法律制度、價格法律制度、產品質量法律制度、食品衛生法律制度、勞動法律制度等19章內容。[1]
[1]
圖書目錄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商業法律概述
第二節 商業法律體系
第二章 民法
第一節 民法概述
第二節 民事主體
第三節 民事法律行為
第四節 代理
第五節 民事權利
第六節 民事責任
第七節 訴訟時效
第三章 合同法律制度
第一節 合同法概述
第二節 合同的訂立
第三節 合同的效力
第四節 合同的履行
第五節 合同的變更和轉讓
第六節 合同的終止
第七節 違約責任
第八節 其他規定
第四章 擔保法律制度
第一節 擔保法概述
第二節 保證
第三節 抵押
第四節 質押
第五節 留置
第六節 定金
第五章 知識產權法律制度
第一節 知識產權法概述
第二節 專利法
第三節 商標法
第四節 著作權法
第五節 知識產權的國際保護
第六章 勞動法律制度
第一節 勞動法概述
第二節 勞動合同
第三節 工作時間、休息休假和工資
第四節 勞動安全衛生和勞動保護
第五節 社會保險和福利
第六節 勞動爭議
第七節 監督檢查和法律責任
第七章 公司法法律制度
第一節 公司法概述
第二節 有限責任公司的設立和組織機構
第三節 股份有限公司的設立和組織機構
第四節 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發行和轉讓
第五節 公司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的資格和義務
第六節 公司債券
第七節 公司財務、會計
第八節 公司合並、分立、增資、減資
第九節 公司解散和清算
第十節 外國公司的分支機構
第十一節 違反公司法的法律責任
第八章 外商投資企業法律制度
第一節 外商投資企業法概述
第二節 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
第三節 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
第四節 外資企業法
第九章 產品質量法律制度
第一節 產品質量法概述
第二節 產品質量監督管理
第三節 生產者、銷售者的產品質量責任和義務
第四節 產品質量侵權的損害賠償
第五節 產品質量違法行為的法律責任
第十章 反不正當競爭法律制度

❹ 商業銀行的組織形式

商業銀行的組織形式有單一制、分支制、集團制、連鎖制、銀行控股公司制等。

1、單一制

單一銀行制是指不設立分行,全部業務由各個相對獨立的商業銀行獨自進行的一種銀行組織形式,這一體制主要集中在美國。

2、分支制

在總行以外,普遍設立分支機構,分支銀行的各項業務統一遵照總行的指示辦理,總行只負責管理和控制分支行,本身不對外營業。單一制銀行規模較小,經營成本較高,難取得規模效益;但是單一銀行制富有獨立性和自主性,內部層次較少,因而其業務經營的靈活性大,管理起來較容易。

(4)商法第六次任務0039擴展閱讀:

商業銀行經營模式:

1、從商業銀行的發展來看,商業銀行的經營模式有兩種。一種是英國模式,商業銀行主要融通短期商業資金,具有放貸期限短,流動性高的特點。

2、即以較低的利率借入存款,以較高的利率放出貸款,存貸款之間的利差就是商業銀行的主要利潤,此種經營模式對銀行來說比較安全可靠。另一種是德國式,其業務是綜合式。商業銀行不僅融通短期商業資金,而且還融通長期固定資本,即從事投資銀行業務。

3、中國實行的是分業經營模式。為了適應中國分業經營的現時特點和混業經營的發展趨勢,2003年12月27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六次會議通過了《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銀行法>的決定》。

❺ 商法的基本原則有哪些

商法基本原則如下:

(1)強化商事組織原則。強化商事組織原則要求提高企業素質和完善企業結構。我國軍工企業在改革中存在著很多障礙。於是針對我國的國情,借鑒國外發達國家的經驗,我國應遵循強化商事組織原則。

(2)維護交易公平原則。從兩個方面體現,一個是商事交易主體的地位平等,一個是誠實信用。

(3)促進交易迅捷原則。主要體現交易簡便,短期時效,定型化交易規則三個方面。

(4)維護交易安全原則。維護交易安全原則在商法基本原則體系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5)商法第六次任務0039擴展閱讀:

商法的一般原則是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在法律上的反映。

一、強化企業組織。

1、提高企業素質。主要依靠兩套法律機制,一是企業融資和確保企業財產基礎的法律機制,二是實現企業優勝劣汰和實現資產優化組合的法律機制,如破產、重整、兼並制度。

2、完善企業結構。包括完善企業內部的治理結構和協調企業內部關系。

二、提高經濟效益。

1、商法保護產權,主要體現在界定產權和維護其權威上,包括在產權受侵害時,給予及時,充分的救濟。

2、信用的核心是信任。信任就意味著可以低成本地進行交易,從而提高經濟效率。破產法對維護信用有積極的作用。

三、維護交易公平。

就是要維護市場的正常秩序,主要體現為平等原則和誠信原則。例如,信息披露制度、一股一權原則、禁止內幕交易等,體現了平等原則。董事對公司的忠實義務、投保人的如實告知義務等,體現了誠信原則。

四、保障交易安全。

❻ 請介紹我國在民商法知識產權法方面的【司法政策】.附例/出處鏈接最好,謝謝

論國際貿易中我國知識產權保護現存的問題及對策分析

[摘要] 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知識產權保護已經成為國際貿易中最為重要的問題之一。知識產權貿易在國際貿易中所佔的比重日益增大,作用更加顯著,隨著加入世貿組織,重視和加強對我國知識產權保護,培育國民的知識產權意識,對於我國的健康、穩定、持續發展國際貿易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本文從知識產權理論與國際貿易的關系為切入點,重點分析了我國知識產權的現狀及存在的問題,並從國家和企業的戰略高度提出知識產權保護的對策。

[關鍵詞] 知識產權保護保護戰略

知識產權主要指個人及其組織在腦力勞動方面創造並完成的智力成果而依法享有的專有權利。它具有無形性、雙重性、確認性和獨占性的特點。根據我國知識產權法的相關法律規定,公民和法人所享有的知識產權有著作權(版權)、專利權、商標專用權、發現權、發明權,以及其他科技成果權等。知識產權保護在當今知識經濟社會顯得非常重要,它不但激勵發明,創新知識,而且可以引進先進技術和資金,加快配置技術創新資源,促使新技術商品化和產業化。本文從知識產權理論與國際貿易的關系為切入點,重點分析了我國知識產權的現狀及存在的問題,並從國家和企業的戰略高度提出知識產權保護的對策。

一、知識產權保護與國際貿易的關系

知識產權保護是以知識為基礎的對國際及國際經濟關系的反映,是新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根據馬克思的剩餘價值學說,只有物質資料生產才能產生剩餘價值,而知識產權作為一種非物質經濟本身不產生剩餘價值,只有參與物質生產部門的價值分割才能產生價值。在國際貿易的過程中,一些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壓低物質部門的產品價格,而提高與知識相關的非物質經濟部門的價格,從而在國際貿易中取得較為有利的地位。隨著國際貿易的不斷發展,知識產權在國際貿易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國際上把知識產權與貨物貿易、服務貿易相提並論,其重要性可見一斑。1994年在關貿總協定烏拉圭第十回合談判過程中,形成了《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簡稱《TRIPS》協議;1995年世貿組織成立,《TRIPS》協議同時生效,2001年我國加入世貿組織,《TRIPS》協議也當然成為我國知識產權保護的重要准則。知識產權保護對國際貿易將產生重要的影響。

1.重視知識產權保護有利於我國對外貿易的健康發展
眾所周知,對外貿易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隨著國際貿易的發展,商品和服務的知識含量和技術含量越來越高,其中涉及知識產權的商品佔有較大的比重,且這個比重還在不斷攀升。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之所以能夠大量成功地引進外資和國外的先進技術,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我國建立並實行了知識產權制度,為正常的國際貿易活動和投資活動奠定了基礎性的保障制度。只有在良好的知識產權保護環境中,國際貿易和投資才能得到有效發展。

2.知識產權保護對發展中國家的不利影響
在弗農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中,一般來說,一個國家的工業都將經歷以下四個階段:第一階段,創造新產品,進入國內市場;第二階段,國內市場飽和,向國外市場出口;第三階段,對外投資,向外國市場提供產品;第四階段,外國生產,向母國市場出口。從發達國家角度說,當處於產品周期的二、三階段時,它會極力支持自由貿易;而當到了第四階段時,國內市場的產品為進口產品所替代時,該國產品的市場地位開始衰落,其市場佔有率受到挑戰。此時,它會轉向知識產權保護,在貿易政策中會極力與知識產權保護掛鉤,通過強制性措施來實施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以設法減慢產品周期的步伐。這對在技術上處於相對落後的發展中國家而言,無疑是有失公平的。這樣知識產權的保護無疑擴大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差距,貧富差距愈加嚴重。

二、當前我國國際貿易中知識產權保護面臨的問題

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隨著世界步入經濟全球化時代,以及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中國政府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建立和制定了相關法律制度,取得了世界各國公認的成績。但從我國社會還正處在初級階段,市場經濟制度還有待完善,在國際貿易中,我國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還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

1.知識產權保護意識比較薄弱
企業對知識產權保護意識薄弱,我國企業每年取得省部級以上的重大科技成果有幾萬個項目,而申請的專利數卻不到10%,企業較為重視有形資產的保護,卻忽視了其作為無形資產的保護,從而導致我國每年有很多知識產權被「搶注」 。所以增強知識產權保護意識已成為企業家的共識,加強企業知識產權法律保護也已成為企業發展的「原動力」和「分水嶺」。目前,我國缺乏一套有效的知識產權保護機制,知識產權保護涉及很多方面,包括法律、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如山西老陳醋商業秘密泄露事件的發生;景泰藍、宣紙等民族絕技的泄密,國內大量的知名商標在國外被搶注。因此,在大力保護國外的馳名商標時,應加強對國內馳名商標的扶植與保護。

2.知識產權人才缺乏
國內大多數企業尚未建立知識產權管理部門,沒有專門負責知識產權工作的人員,真正了解和懂得知識產權知識的人才不多。企業萬一牽連到知識產權爭端,要麼處於極其被動的地位,要麼要支付高額費用聘請外部人員應訴。一些專業性很強的包括專利申請、商標注冊、產權談判及分析工作,因為專業人才的缺乏而無人勝任。

3.與知識產權保護相關法律亟待完善
我國有些法律和TRIPS相關法律還有很多不同甚至有許多空白。知識產權是法律賦予的一種合法壟斷。一些跨國公司企圖利用知識產權中的非法限制和排斥競爭實現其壟斷地位。針對濫用知識產權的非法壟斷行為,許多發達國家都通過制定反壟斷法進行制約,但我國目前還沒有出台反壟斷法,知識產權保護法律中也沒有可操作的反壟斷條款。這樣,我國企業在遇到知識產權爭端時就可能遭遇不利的被動狀態,從而在國內市場上對其他企業的壟斷行為束手無策、在國外市場上遇到嚴格的反壟斷法控制而使自身陷入尷尬境地。

三、我國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的對策

在國際貿易過程中,各國都非常重視知識產權的保護,制定了行之有效的法律保護制度,來保護自己的經濟利益。對我國而言,知識產權保護是一個涉及面較廣的系統工程,雖然我國政府在這方面也制定了相關的法律制度,但真正從國民意識上重視知識產權問題還需一個過程。就目前看,應該做好以下方面工作:

1.實施國家的知識產權保護戰略
(1)政策傾斜,資金扶持。政策上要從籠統扶持轉到重點支持專利項目上來,特別是那些高科技專利項目,建設擁有我國自主知識產權的高科技民族工業群體。同時,採取有力措施,保證專利制度各項獎酬的兌現,重獎一些重大發明專利技術。在資金上,面對「入世」後的新形勢,各級政府都應建立專利基金,以財政、企業為主體,廣開資金來源,多渠道、多形式籌集資金。重點支持那些有廣泛的市場前景、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的專利技術,如火炬計劃、星火計劃、高新技術產業化、技術改造項目、新產品開發項目等各種科技和經濟計劃項目。
(2)加強立法,完善法律。知識產權法律法規的制定要以鼓勵創新、優化環境為宗旨,進一步形成既與國際接軌又符合我國國情的知識產權法律法規體系。抓緊修訂和完善《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以及民間文學藝術作品著作權保護辦法、保護遺傳資源、傳統知識等的立法。 同時,進一步完善行政執法程序,依法公正、高效地解決好知識產權糾紛。積極發揮跨部門執法協作機制和區域協作執法機制的作用,打擊和防範群體侵權、反復侵權行為。鞏固知識產權重大案件聯合督辦制度以及與外國政府、國際組織間的溝通對話機制。加強「奧運會」和「世博會」等各類展會的知識產權保護。提升我國農業技術、農用工具、農葯化肥等領域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促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強化知識產權司法保護,認真落實知識產權司法解釋,依法追究侵犯知識產權犯罪行為的刑事責任。
(3)重視人才,培養人才。科技以人為本,人才是國家的第一資源。國家間的競爭實際上是人才的競爭,誰佔有的人才越多,誰就能在競爭中獲得優勢,取得勝利。近年來,跨國公司已經加大了對中國本土人才的爭奪,中國企業如果還不加強對人才的重視,將會失掉企業未來發展的動力源泉;同時,企業還應該加快深化自身的人才制度和結構變革,培養自己的人才隊伍。要多渠道、多層次地開展人才隊伍培養工作,特別是加大知識產權工作高層次人才培養的力度,全面提升知識產權工作水平,造就一支包括各類專業人才和管理人才在內的規模宏大的知識產權隊伍。繼續加強對各級政府領導和企事業單位負責人的知識產權宣傳與培訓工作。
(4)突出特色,借鑒經驗。發展經濟有特色,保護知識產權也應該有自己的特色。要有符合本國和地區特色的知識產權保護戰略重點和方向。近年來,美國將打擊盜版等作為知識產權保護的重點,其中媒體盜版是重中之重。同時,它們根據現代標准改進美國知識產權法規——特別是刑事懲處手段,包括通過修訂及更新美國簽署的雙向司法援助及引渡條約,讓盜版者及偽冒者在美國受到法律的制裁。
我國也應注重在尋求傳統知識資源的聯合保護。當發達國家對全球現代工業知識產權「圈地運動」基本完成後,我們的「傳統知識」便成為新世紀圈地運動的新目標。中國應當積極運用現行知識產權法律機制,對傳統知識資源進行保護的同時,積極尋求國際聯合集團式的保護。

2.實施企業知識產權保護戰略
(1)樹立品牌 ,增強意識。知識經濟時代,品牌之「名」越來越在於產品的知識含量之高,企業應保持產品在知識含量上的優勢來謀求產品的競爭優勢,只有企業掌握了過硬的知識產權,才能在市場上推出叫得響的民族品牌,才能在國際市場上佔有一席之地;有了自己叫得響的民族品牌,更應該樹立品牌保護意識,洞悉跨國集團在我國運用的品牌戰略,以品牌的國際化帶動知識產權戰略。不僅要利用國內的資源條件和市場,更要充分利用國外的資源與市場,進行跨國經營,使我們的品牌發展成為全球化品牌。由於我國的一些企業在早些年沒有商標保護意識,大量的國內馳名商標被在國外搶注,例如「同仁堂」「青島啤酒」等,使這些企業在國外的發展受到了重重阻力,因此我們要吸取這些教訓,要時刻注意自己的馳名商標的保護問題。否則無異於在扼殺企業在國外的發展之路。
(2)加強申請,促進保護。據報道,僅加入世貿以來我國企業因知識產權糾紛引發的經濟賠償累計超過10億美元。因此我們應從多個角度、立體地實施專利保護戰略。實施專利保護戰略作為企業發展的護身符已是我國企業的當務之急。
第一,成立專門的知識產權機構,建立專利信息中心收集信息,構建知識產權保護網,通過專利信息中心,對與本企業產品相關的專利作分類管理。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統計表明,每年新技術發明創造的90%以上都會在專利文獻中檢索到,所以我們可以不斷地更新我們的專利資料庫,對相似技術進行排查並通過專業人員對相關內容進行侵權分析,在不構成侵權的情況下,使企業的研發人員了解本行業的技術發展趨勢,為創新項目提供方向,保持研究開發中的合法性。
第二,提高專利申請率,設置專利網戰略。對每一項創新方案都申請一項專利,並在基本專利的周圍設置大量原理基本相同的不同權利,並且技術開發本來就是一個不斷升級的過程,因此當一個企業擁有自己的自主專利權時,應通過不斷改進原有技術而獲得網狀的專利保護范圍。
(3)加大創新,提高效率。實施企業知識產權戰略,必須加快建立企業技術創新體系, 增加知識產權的產出量,形成企業在技術創新和科技投入中的主體地位。一要在企業技術創新過程中確立知識產權的概念,充分利用知識產權文獻,注意發現、申報和形成知識產權;二要加強企業技術中心建設,使技術中心成為新產品、新技術開發和知識產權戰略實施的載體,成為吸引、凝聚科技人才,調動和發揮其積極性和創造性的平台;三要加強產學研合作,按照「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原則,共同開發新產品和新技術,建立研究所和實驗室,共同培養技術人才。

參考文獻:
[1]田曉菁:我國企業在國際貿易中的知識產權摩擦及應對策略[J].甘肅省經濟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07(1)
[2]黎 奔 劉路遙 盧鵬論:WTO框架下國際貿易中的知識產權濫用問題[J].商場現代化,2007(1)
[3]丁永剛 張海鵬:論國際貿易中我國知識產權保護現存的問題及對策分析[J].商場現代化,2007(5)

其他相關文獻:

1.《知識產權與國際競爭》 中國科學技術促進發展研究中心 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
2.《中國:直面國際經濟摩擦》劉力 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
3.《知識產權學術前沿問題研究》南振興 中國書籍出版社
4. 《以制度和秩序駕馭市場經濟》 洪銀興著 人民出版社
5.《WTO與地方行政管理制度研究》唐民皓主編 上海人民出版社
6.《我國知識產權貿易存在的問題及對策》李浩 《國際貿易問題》2005/11期
7.《知識產權保護:中國式跨越》劉勇 《國際技術貿易》2005/3期
8.《跨國集團在華知識產權戰略研究》呂文舉 《國際技術貿易》2005/4期
9.《知識產權保護的「西學中用」》 《國際技術貿易》2006/1期
10.《中國知識產權戰略若干問題》 鄭成思 《新華文摘》2006/15期
11.《知識產權-民營企業出口繞不過的壁壘》 夏瑞林《對外經貿實務》2004/6
12.《建立大類出口商品技術標准預警機制的建議》 江榕 《對外經貿實務》2003/9
13.《廣州市大類出口商品技術壁壘預警機制的建立及改進》 江榕等 《世界標准化與質量管理》2004/11期

❼ 如何利用國際商法維護我國進出口企業的利益

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但是原則是依法有據,注意研讀不同地區的商貿差異,進而能知彼知己。若牽涉到法律層面的糾紛,必需要予以謹慎小心,最好聘用相關專長的律師,以更好地維護自身利益

❽ 中日商法 比較

日本商法有關公司治理機制最新修改案之特點分析
[摘要]日本商法為了進一步確保股份有限公司法人治理機制的實效性,於2001年底進行了重大修改,主要包括進一步強化監事(會)機能,緩和董事責任減輕的要件以及股東代表訴訟制度的進一步合理化等方面的內容。日本商法此次修改,對我國在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過程中進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機制有重要參考價值。 [關鍵詞]日本商法;公司治理機制;修改動態 日本商法(以下簡稱商法)有關公司治理機制的最新修改案已於2001年12月12日作為法律第149號正式頒布,並於2002年5月1日起施行。這次商法修改,為了進一步確保公司治理機制的實效性,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了修改完善。一是監事機能的強化;二是緩和有關減輕董事等責任的要件;三是股東代表訴訟制度的進一步合理化。 具體講,強化監事機能的主要措施有:①明確規定了監事的董事會出席義務和意見陳述義務(商法第260條之3第1款);②監事的任期由三年延長為四年(商法第273條第1款);③監事對辭任的意見陳述權的法定化(商法第275條之3之2);④公司外監事人數的增加以及其要件的嚴格化(商法特例法第18條第1款);⑤新設了監事會對監事選任的同意權以及議題等提案權(商法特例法第18條第3款)。緩和有關減輕董事等責任要件的主要措施是,就董事、監事對公司的損害賠償責任新設了通過股東大會的特別決議等可以免除的制度(商法第266條第7款~23款,第280條)。作為股東代表訴訟制度進一步合理化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幾點:①監事的考慮判斷期間由30日變為60日(商法第267條第3款);②對追究董事責任的訴訟可以和解作了明確規定(商法第268條第4—7款);③對公司為了支持被告董事要求參加訴訟的申請規定了監事的同意權(商法第268條第8款)。 一、監事機能的強化 首先,此次商法修改明確規定了監事的董事會出席義務和意見陳述義務。修改前的商法規定,「監事可以出席董事會,並陳述其意見」(修改前商法第260條之3第1款)。根據這一規定,一般認為,監事作為負有監查公司業務執行義務和善管注意義務者,自然負有董事會出席義務和意見陳述義務。此次商法修改將監事的這一義務明確化,將第260條之3第1款修改為「監事應當出席董事會,並認為有必要時應當陳述意見」。以此進一步明確監事的責任,從而保證公司業務執行的公正有效。 監事無正當理由不履行這一義務時,作為違反善管注意義務者須承擔必要的責任。如果由此使公司或第三人遭受損失,須承擔損害賠償責任(商法第277條、280條、266條之3)。 其次,此次商法修改就監事對辭任的意見陳述權作出了明確的法律規定,實現了此項職權的法定化。修改前商法只規定了監事在股東大會就其選任或解任陳述意見的權利。這一規定也是為了明確和加強監事的地位而採取的措施。但為了防止監事的辭任是由董事強制所致,有必要進一步加強和鞏固監事的地位。所以,此次商法修改通過增加新條款明確規定,「辭任監事者,可出席辭任後第一次召集的股東大會,並陳述其辭任的宗旨和理由」(商法第275條之3之2第1款)。並且為了使辭任監事確保這一機會,商法進一步規定,公司應當向辭任監事通知召集股東大會的意旨①(同條第2款)。當然,其他監事同樣可以陳述意見(同條第3款)。 再次,此次商法修改延長了監事的任期,增加了公司外監事即獨立監事的人數,並對獨立監事的要件作了嚴格的規定。修改前商法所規定的監事的任期為3年,此次修改將監事的任期延長為4年②(商法第273條第1款)。1993年以前,商法所規定的監事的任期為兩年,1993年商法修改將這一任期 由兩年延長為3年,此次修改又從3年延長為4年。這一連貫措施旨在不斷加強監事的身份保障,進一步確保監事實施監督的實效性。具體講,修改前的日本商法特例法,要求本法所規定的大公司③在3人以上的監事中,1人以上應當是就任前五年間未擔任過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董事或支配人以及其他商法使用人者(修改前商法特例法第18條第1款)。此次商法修改為了進一步強化監事相對於董事會的獨立性,加強監事監督公司業務執行的機能,將獨立監事的人數由原來的1人以上增加為監事總數的半數以上,並且將獨立監事的要件由原來的「就任前五年間」修改為單純的「就任前」,實現了要件的嚴格化。 最後,此次商法修改新設了監事會對監事選任的同意權以及議題等的提案權。修改前商法只設對會計監察人的選任,賦予監事會同意權以及議題等的提案權。即「董事向股東大會提交選任會計監察人的議案時,應當取得監事會的同意」(商法特例法第3條第2款),「監事會可通過其決議,請求董事將會計監察人的選任作為股東大會的議題,也可通過其決議提出選任會計監察人議案」(同條第3款)。而對監事的選任只規定監事可在股東大會就此陳述意見(商法第275條之3)。 為了防止董事隨意進行監事的人事安排,從而進一步加強和鞏固監事的地位,有必要對監事的選任事項採取同會計監察人選任相同的法律規定。所以,此次商法修改通過准用上述有關會計監察人選任之規定的辦法,就監事的選任事項同樣賦予監事會同意權和議題等的提案權(商法特例法第18條第3款)。④ 二、和有關減輕董事等責任的要件 日本現行商法規定,免除董事對公司的責任需要全體股東的同意(商法第266條第5款)。這樣一來,在上市公司等大型公司的情況下,實際上免除董事對公司的責任幾乎等於不可能。但在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許多情況下需要企業的經營者冒著一定的風險作出大膽的經營判斷。可是,按照商法的規定,事後經營者只要有輕微的過失行為,須承擔高額的損害賠償責任。經營者考慮到這種後果,必然不敢大膽經營,這對企業經營是很不利的。 為了解決這一現實的矛盾,日本商法通過增加條款的辦法,從兩個方面採取了適當減輕董事等責任的態度。一方面,此次商法修改規定,董事在執行職務時,只要是善意的,且無重大過失,就以從該董事應承擔的損害賠償額中扣除該董事四年的報酬額後所剩額度為限度,可以通過股東大會的特別決議或基於公司章程規定的董事會決議免除其責任(商法第226條第7~18款)。另一方面,考慮到公司外董事即獨立董事①所具有的優勢,為了使公司較容易地確保經營人才,此次商法修改明確規定,公司可以通過章程規定同獨立董事締結以該董事不承擔雙方提前約定的金額以外的責任為內容的契約(商法第266條第19~23款)。 需要注意的是,此次商法修改除了規定通過股東大會特別決議適當減輕董事責任外,還規定可通過董事會決議減輕董事責任。這是因為在由眾多股東組成的股份公司中,僅僅為了免除董事的責任而召集臨時股東大會,從費用和召集程序兩方面考慮都是相當困難的。如果非要等到定期股東大會來作出決議,董事的損害賠償責任到底能否免除將處於長期的不明確狀態之中,這對公司的經營極為不利,甚至會嚴重影響公司的正常經營。所以,為了改變這種不利狀況,建立通過隨時可以召集的董事會決議免除董事責任的制度是十分必要的。再說,根據公司章程的規定,實質上是根據股東的授權(因為章程變更需股東大會特別決議),由經營專家董事構成的合議體組織即董事會,從承擔損害賠償責任的董事的經營判斷是否妥當合理的角度,對該董事是否應該免除其責任首先作出判斷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另外,作為上述董事責任免除制度的擔保保障措施,此次商法修改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了強化和完善。 首先,此次商法修改規定,通過股東大會特別決議免除董事責任時,對提出的相關議案應當取得監事(會)的同意(商法第266條第7~11款)。同樣,通過董事會決議免除董事責任時,首先必須對此在公司章程中作出規定。為此需向股東大會提交的公司章程變更議案,以及向董事會提交的相關決議議案,在正式提出時應當取得監事(會)的同意②(商法第266條第12~18款)。此外,公司同獨立董事締結旨在減輕其責任的契約時,對此也需要由公司章程作出規定。為此,向股東大會提交公司章程變更議案時,應當取得監事(會)的同意(商法第266條第19~23款)。 其次,此次商法修改規定,通過股東大會特別決議免除董事的責任時,應當在股東大會上公示作為責任發生原因的事實,免除額度的測算根據以及理應免除的理由等事項(商法第266條第7~11款)。由董事會對董事責任作出免除決議後,除上述事項外,還要公告或通知股東若對免除有異議可在一定期限(不低於一個月)內提出的宗旨。並且,如果擁有全體股東表決權的3% 以上的股東提出異議時,董事會不得通過決議免除董事的責任(商法第266條第12~18款)。此外,此次商法修改規定,獨立董事按照同公司締結的契約承擔了相應的責任後,在最初召集的股東大會上也應當公示作為責任發生原因的事實,免除額度的測算根據以及理應免除的理由等事項(商法第266條第19~23款)。 三、股東代表訴訟制度的進一步 合理化日本商法所規定的股東代表訴訟制度,是一項股東追究董事對公司責任的重要制度,近年來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為了使此項制度進一步合理化,此次商法修改根據日本司法實踐經驗以及商法學的理性思考,從以下幾個方面對股東代表訴訟制度進行了修改完善。 首先,隨著企業經營活動的日趨國際化和多樣化,經營者的經營判斷也越來越復雜,越來越專業化。因此,為了使受理了股東請求並代表公司通過訴訟追究董事責任的監事,有足夠的時間對日益復雜化和高度專業化的董事的經營活動作出慎重判斷,此次商法修改將監事的考慮判斷期間由原來的30日延長為60日,即明確規定,公司自股東提出請求之日起60日內不提起訴訟時,提出請求的股東為了公司利益可直接提起訴訟(商法第267條第3款)。 另外,根據現行商法的規定,追究董事對公司責任的訴訟案件正在審理之中時,股東或公司可以請求參加該訴訟(商法第268條第2款),但作為公司了解訴訟審理的機會,現行商法只規定了提起代表訴訟的股東向公司告知訴訟的義務(日本商法第268條第3款)。為了進一步完善股東代表訴訟制度,能夠建立公司提起訴訟時的股東以及股東代表提起訴訟時的其他股東都能及時准確地了解訴訟審理情況的知情機制,此次商法修改明確規定,公司受到股東提起代表訴訟的告知,或公司提起追究董事責任的訴訟時,應當對此進行公告或通知股東。即將訴訟進行公告或向股東發出通知規定為公司的義務(商法第268條第4款)。 其次,修改前商法沒有對追究董事責任的訴訟(主要指股東代表訴訟)能否和解作出規定。所以,這種訴訟是否能和解一直是學術界爭論的焦點,並且持否定態度的觀點較有力。而在現實的法院審判中,作為迅速且恰當的糾紛解決手段,也有訴訟和解的情況。但對其效力存有司法解釋上的異議。此次商法修改大膽地排除了這種解釋上的異議,認為從正面認可訴訟和解,既符合公司以及股東的利益,也對降低訴訟成本有利。所以,修改商法明確規定,在嚴格遵守符合公司和股東利益的一定程序的條件下,訴訟和解是可能的(商法第268條第5~7款)。需要注意的是,公司作為訴訟和解的當事人時,既不需要特別的程序,也不需要取得全體股東的同意就可以和解。因為,股東通過訴訟公告或通知可以了解訴訟審理,參加訴訟的機會始終是得到保障的。相反,公司不是訴訟和解當事人時,即訴訟屬股東代表訴訟,公司沒有參加和解時,有必要保護作為權利主體的公司的利益。所以,此次商法修改規定,法院應當向公司通知和解內容,並應當催告如果對和解有異議在兩周內提出。如果公司在規定期間內不以書面對和解提出異議就可視為公司認可了這種和解(商法第268條第6,7款)。 最後,在股東代表訴訟中,公司能否為支持被告董事而參加訴訟,一直是一個有爭論的問題,存在著肯定和否定兩種觀點的對立。在審判實踐中有案例對此作了肯定回答。此次商法修改也以肯定為前提,規定公司為支持被告董事而要求參加股東代表訴訟時應當取得監事(會)的同意(商法第268條第8款)。當然,公司的訴訟參加請求得到監事的同意,並不意味著公司就可以自然參加訴訟,而是公司的請求是否達到了民事訴訟法所規定的有關訴訟參加的要件,對此法院將根據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作出判斷。

,公司作為訴訟和解的當事人時,既不需要特別的程序,也不需要取得全體股東的同意就可以和解。因為,股東通過訴訟公告或通知可以了解訴訟審理,參加訴訟的機會始終是得到保障的。相反,公司不是訴訟和解當事人時,即訴訟屬股東代表訴訟,公司沒有參加和解時,有必要保護作為權利主體的公司的利益。所以,此次商法修改規定,法院應當向公司通知和解內容,並應當催告如果對和解有異議在兩周內提出。如果公司在規定期間內不以書面對和解提出異議就可視為公司認可了這種和解(商法第268條第6,7款)。 最後,在股東代表訴訟中,公司能否為支持被告董事而參加訴訟,一直是一個有爭論的問題,存在著肯定和否定兩種觀點的對立。在審判實踐中有案例對此作了肯定回答。此次商法修改也以肯定為前提,規定公司為支持被告董事而要求參加股東代表訴訟時應當取得監事(會)的同意(商法第268條第8款)。當然,公司的訴訟參加請求得到監事的同意,並不意味著公司就可以自然參加訴訟,而是公司的請求是否達到了民事訴訟法所規定的有關訴訟參加的要件,對此法院將根據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作出判斷。

,公司作為訴訟和解的當事人時,既不需要特別的程序,也不需要取得全體股東的同意就可以和解。因為,股東通過訴訟公告或通知可以了解訴訟審理,參加訴訟的機會始終是得到保障的。相反,公司不是訴訟和解當事人時,即訴訟屬股東代表訴訟,公司沒有參加和解時,有必要保護作為權利主體的公司的利益。所以,此次商法修改規定,法院應當向公司通知和解內容,並應當催告如果對和解有異議在兩周內提出。如果公司在規定期間內不以書面對和解提出異議就可視為公司認可了這種和解(商法第268條第6,7款)。 最後,在股東代表訴訟中,公司能否為支持被告董事而參加訴訟,一直是一個有爭論的問題,存在著肯定和否定兩種觀點的對立。在審判實踐中有案例對此作了肯定回答。此次商法修改也以肯定為前提,規定公司為支持被告董事而要求參加股東代表訴訟時應當取得監事(會)的同意(商法第268條第8款)。當然,公司的訴訟參加請求得到監事的同意,並不意味著公司就可以自然參加訴訟,而是公司的請求是否達到了民事訴訟法所規定的有關訴訟參加的要件,對此法院將根據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作出判斷。
,公司作為訴訟和解的當事人時,既不需要特別的程序,也不需要取得全體股東的同意就可以和解。因為,股東通過訴訟公告或通知可以了解訴訟審理,參加訴訟的機會始終是得到保障的。相反,公司不是訴訟和解當事人時,即訴訟屬股東代表訴訟,公司沒有參加和解時,有必要保護作為權利主體的公司的利益。所以,此次商法修改規定,法院應當向公司通知和解內容,並應當催告如果對和解有異議在兩周內提出。如果公司在規定期間內不以書面對和解提出異議就可視為公司認可了這種和解(商法第268條第6,7款)。 最後,在股東代表訴訟中,公司能否為支持被告董事而參加訴訟,一直是一個有爭論的問題,存在著肯定和否定兩種觀點的對立。在審判實踐中有案例對此作了肯定回答。此次商法修改也以肯定為前提,規定公司為支持被告董事而要求參加股東代表訴訟時應當取得監事(會)的同意(商法第268條第8款)。當然,公司的訴訟參加請求得到監事的同意,並不意味著公司就可以自然參加訴訟,而是公司的請求是否達到了民事訴訟法所規定的有關訴訟參加的要件,對此法院將根據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作出判斷。

中國商法的立法模式再研究
繼《合同法》之後,物權法、民法典的制定成為我國今後民事立法的目標。當前,有 學者的物權法草案建議稿及民法典草案大綱已經提出。然而,面對我國民商事立法的現 狀,在民法典出台之前,必須對民法與商法的立法模式進行嚴謹的理論梳理、論證和整 體立法規劃,否則民法典的制定不但不會產生其應有的影響和作用,反而會反映出我國 民商法學研究的幼稚,以致辜負了新時
一、我國民商立法體例的研究與立法實踐回顧
「如果將民商關系立法體例作為一個理論范疇,則該范疇在成立以及使用方面的相對 參照系統,事實地僅以大陸法系近代以來的立法為限。」(註:高在敏著:《商法的理 念與理念的商法》,陝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3頁。)大陸法系各國關於民商事的 立法,大致可分為兩種體例,即民商合一體例與民商分立體例。所謂民商合一體例,是 指「將民事商事統一立法,不設民商之區別,關於商事的規定,或編入民法典之中,或 以單行法規頒行之體例」,(註:有學者認為,在法源形式上除無商法典外,既有民法 典,同時又有大量商事單行法的立法體例為「分」、「合」折衷體制,其與民商合一體 制不同,參見上書,第114頁。)此以瑞士、俄羅斯為代表。(註:張國鍵:《商事法論 》,台灣三民書局1980年版,第50頁。)所謂民商分立體制是指將民事與商事分別立法 ,於民法典之外,另制定商法法典,使民法法典與商法法典各自獨立存在之體制,(注 :張國鍵:《商事法論》,台灣三民書局1980年版,第50頁。)此體例以德國、法國為 代表。
由於傳統的經濟、政治、思想文化等諸種因素的綜合作用,在中國古代社會,不存在 近代意義上私法性質的民法與商法,因而我國學者對民商立法體例問題的研究最早是在 清末修律時期。清末的民商事立法,仿德國法系,采民商分立制,經過兩次商法大會的 召開,最終形成《商律草案》,但其因辛亥革命的爆發而致流產。
新中國成立以後,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商法作為一個部門法消失,因而民商立法體例 問題也無從作為法學研究中的問題。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商法學的研究逐步復興,尤 其是在我國建立市場經濟體制與社會主義法制國家的目標確立以後,民商法學者對民商 立法體例問題又投以了關注。其中主張民商合一的學者,依據的理由大致有:1.現在社 會已不存在獨立的商人階層,商事活動現在已經變成了一般民事活動,區分民法與商法 實無必要。2.采民商分立的法國和德國,由於大量的商事單行法規在很大程度上架空了 商法典的內容,其商法典已經支離破碎,為適應商品經濟的發展,民商合一已成為發展 趨勢。3.即使在民商分立的國家,也難以確立劃分民事行為與商事行為的嚴格界限,民 法典與商法典的並存會引起法律適用上的困難和混亂。4.商品經濟的發展使民法的含義 得以豐富與擴充。5.主張民商分立將會使民法與經濟法之爭得以繼續。6.主張民商分立 不利於對市場經濟關系進行統一規范。7.主張民商分立制定單獨的商法典的方案,在法 律實務、理論觀念和法律文化傳統上都不具備響應的條件,故不可取。(註:以上內容 參見黃榕森:「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對我國商事立法模式的再思考」,《廣西師范 大學學報》,1999年第2期;魏振瀛、錢強波:「市場經濟與民法觀念」,《中外法學 》,1994年第5期;梁慧星:《民法總論》,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1頁。)
偶有個別學者主張制定商法典,實行民商分立立法體例。(註:梁慧星:《民法總論》 ,法律出版社1996年,第11頁。)其所依據的理由概括如下:1.從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從 中國商品經濟的萌芽到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的進程看,民商分立是適應市場經濟發展 需要的立法模式。2.從我國現實的立法狀況來看,民商分立模式有利於民法與商法的發 展,從而能早日建立起適應市場經濟發展所需要的法律體系。3.從商法的性質、商事交 易關系的特性、商法的特徵及民商分立法體例的歷史和發展看,應采民商分立立法體例 。4.「民商分立」立法體例最有利於表現商事主體與民事主體、商事行為與民事行為的 區別,並在立法形式上真實的再現民商法事實上的獨立狀態,從而作到了形式與實際的 統一。5.「民商分立」不僅是人們對經濟活動,尤其是對經營活動的規律、特點在理性 基礎上更深刻認識的結果,而且是法律技術和方法完善的標志之一。6.商品經濟關系的 形成是商法產生的物質條件,而商品經濟的獨立存在和發展,則是構成獨立商法體系的 客觀基礎。(註:以上內容參見如下論文:黃榕森:「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對我國 商事立法模式的再思考」,《廣西師范大學學報》,1999年第2期;劉凱湘:「論商法 的性質、依據和特徵」,《現代法學》,1997年第5期;王春捷:「中國商法的立法形 式研究」,《法商研究》,1997年第6期。)
二、對我國民商立法體例研究現狀反思
(一)民商立法體例並不僅僅是一個立法技術問題
民商立法體例問題至少涉及如下重要問題:
1.民法與商法的關系問題。民法與商法的關系問題是民商立法體例的深層次邏輯問題 。民法與商法同源,即其兩者均根源於商品經濟,但卻不同體,兩者在調整對象、調整 方法、追求的價值取向、具體的法律制度、立法技術上都有不容忽視的差異。對民法與 商法的關系認識直接影響著對民商立法體例所持有的主張,對此已有學者注意到,並以 此作為研究的基點。(註:見劉凱湘、徐學鹿文。)今後對我國民商立法體例的研究應結 合我國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對民法與商法的關系進行深入的理論探討。
2.經濟、政治體制問題。民法是簡單商品經濟的產物,其具體制度體現出濃厚的家庭 倫理道德價值取向;而商法則是市場經濟的產物(只有當商品經濟關系達到比較發達或 相當發達的程度時才具備了醞釀獨立商法的溫床),因而商法的具體制度體現出追求效 率、營利的價值取向。在建立和發展我國市場經濟的大背景下研究民商立法體例問題必 然要以促進、適應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發展為核心導向(如為市場經濟塑造合格的市 場主體,引導、規范市場行為,維護市場秩序),並進而推動以適應根深蒂固的小農經 濟、自然經濟的政治制度向與市場經濟相配套的政治體制的徹頭徹尾的根本性轉變,也 就是說民商立法體例的選擇與我國經濟政治轉型有互動作用。可見,民商立法體例的選 擇問題與我國的經濟、政治體制有重大關系。
3.如何對待傳統文化的問題。近幾年現代「新儒家」、本土資源論(後現代)、「現代 化」論在我國學術界的出現反映了我國對傳統文化進行反思的時代課題,這一時代課題 涉及我國上層建築領域的各個方面,這自然也會體現在法學的研究中。民商立法體例的 選擇問題正是如何對待傳統文化的時代課題在民法學研究中的反映。對民商立法體例的 選擇從一個側面反映著對待我國傳統文化的態度。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形成了輕商抑 商的法律文化傳統,商人無應有的社會地位,商事交往的合理規則及應有的秩序更是無 從形成,而這些都是與市場經濟格格不入、背道而馳的。很明顯,選擇民商合一的體制 (包括有學者所稱的「合一折衷」的體制),無論從主觀上,還是從客觀上,均體現出對 中國傳統文化的承繼,這對市場經濟所需求的商事主體的形成不能說是促動,甚至還可 能是阻礙。相反,選擇民商分立的立法體例,能夠從制度上促動輕商抑商的法律傳統文 化的轉變,這一轉變是人們的法律意識、觀念由表層向深層推進的流變過程,此乃民商 法現代化的外源性模式。(註:公丕翔:《法制現代化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 版,第16頁。)
(二)民商法學的研究方法問題
從新中國建國以來,中國的民商法學的研究就是一個從無到有的積累過程。在研究過 程中,除階級分析的方法外,法學家只能也必須藉助於實證主義的方法。這種方法的采 用,為我國的立法、司法及執法的起步提供了基本概念、理論、基本知識的清楚解釋, 這在一定程度上適應了經濟生活的需求與我國的法制狀況。但正如著名法學家博登海默 所言:「實證主義把法律同心理、倫理、經濟、社會等基礎切割開來的趨勢,則使我們 對法律制度所能達致的自主性和自足性的程度產生了一定的誤識」,(註:[美]E·博登 海默,鄧正來譯:《法理學法哲學與法律方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0 1頁。)實證主義有其只注重實證研究,如注重具體制度研究和法條解釋,不重價值思考 的天生弊端,而這是民法學進一步研究的巨大障礙,因為「一個好的部門法學家,都因 該具有法哲學的思維」(註:朱景文:「法理學向何處去專題討論會紀要」,《法商研 究》,2000年,第114頁。)而「民法法系對於哲學影響則格外開放」。(註:[美]艾倫 ·沃森:《民法法系的演變及形成》,李靜冰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2 0頁。)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既使得我們當代的民商法學的研究取得了從無到有的成果 ,又使得我國的民商法研究迄今為止,基本上仍停留在對羅馬法及羅馬法以來的外國民 法制度、舊中國民法制度及其理論學說的闡釋和評註上面。(註:徐元州:「論民法的 革命」,《社會科學》,1997年第2期,第38頁。)這在民商立法體例的選擇問題上則表 現為,在總體上不能突破清末與國民黨時期的研究成果,(註:徐學鹿:「論我國商法 的現代化」,《山東法學》,1999年第2期,第39頁。)這種現象發人深省。
三、我國民商立法體例的選擇——民商分立
(一)從典型案例的實證分析論民商分立的必要性
「王海」現象自1995年出現以來,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的爭議和討論。法學界對「王 海」現象的論爭

❾ 民法經濟法商法之間的聯系與區別

民法、商法、經濟法的相互關系,是近年來倍受法學界關注的一個問題。民商合一亦或民商分立的相左意見頻仍,而關於民商法和經濟法的共性和個性的爭論,更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民法、商法和經濟法作為規制市場交易和經濟運行的互補互動的重要法律部門,是社會主義市場良性發展的重要制度保障。三個法律部門以市場的完善和協調發展為共同的立足點,相互之間存在許多共性和差異,充分認識其相同點和不同之處,對於健全我國經濟法律制度,推動市場經濟的穩定和高效運行具有重要意義。對三者之間關系的考察存在多個視角,而選取本質屬性和價值取向為切入點,能夠充分揭示問題的實質。此外,經濟分析方法的運用,則是進一步深化該認識的有效途徑。
(一) 商法與民法的關系
商法和民法共同調整商品經濟關系,通屬私法,兩者有著密切的聯系。商法大量使用民法的某些原則、制度、規范,同時,屬於商法的一些原則、制度和規范也不斷的被民法所吸收。眾所周知,民法是調整平等主體之間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的法律規范。它是伴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而發展。它所調整的財產關系主要是指財產歸屬和流轉關系,人身關系是指個人非財產關系。而這些都符合龐德所指的個人利益的特徵。無疑,民法所保護的利益是個人利益。而商法的主要則是由商事交易習慣形成的商品交換規則,完全可以視為民法的特別法,因此,它所保護的利益也是個人利益。
民法是商品經濟的產物。在古羅馬時期,商品交換十分頻繁。從事交易的人們漸漸需要一個共同遵守的交易規則來維護交易秩序,保障商品流通。於是,商品交換的習慣產生,進而,習慣發展為法。這就是民法的起源。民法既然以保護交易利益為主要內容,因而必須適應商品交換的要求,即人格之獨立性——能以自己獨立意志從事交易,所有權之確定性和訂立契約的自由。
商法起源於中世紀的歐洲。在公元11世紀,商人為保護自己利益,成立了商人基爾特,採用通行的商事慣例解決商人之間的糾紛。在當時,商人是一個特權階層。他們擁有普遍人所沒有的一些商品交易的權利。正是在這種環境下,商事慣例被長期沿用,最終發展為商法。商法保護的仍是商品交易者的利益。同民法相比,它無非是以更復雜、更特殊的規則來實現其保護目的。因此,大陸法系的主要國家一般認為商法系民法的特別法,兩者均以個人利益為保護重心,在諸多方面有重合、交叉之處。
在民法的編篡體繫上,大陸法系有民商分立和民商合一之分。在主張民商合一論的學者們看來,無論民法大量吸收商法的最新成果,還是商法大量吸收民法已有的原則和制度,都是民商合一的重要表現。前者是「民法商法化」的合一論(德國學者李賽爾是代表人物),後者是「商法民法化」的合一論(我國民國時期林森、胡漢民是代表任務)。①而法國歷史學家費爾南布羅代爾把並存於同一經濟形態下的高度發達的商品經濟的和簡單商品經濟形象的比喻成經濟的「高級齒輪」和「低級齒輪」,兩者具有不同的特點和運行規律。②
關於民法與商法關系有以下幾種論述:
一、 商法是民法的特別法;
二、 反對民法是商法的特別法,但未提出新的見解,希望廣大民法學者研究;
三、 「民法和商事法規之間是基本法與補充基本法的單行法規之間的關系」③
現分述之。
第一, 商法是民法的特別法。此觀點認為「民法有普通民法與特別民法之分。······在采民商合一國家的民事單行法,在采民商分立國家的商法,相對於作為普通法的民法典而言,屬普通法。我國采民商合一主義,現行民法通則相當於民法典的普通法地位,而公司法、海商法、保險法等均屬特別法。遇普通法與特別法均有規定的事項,應優先試用特別法的規定。」④總的說來,商法是民事特別法,它和民法都是調整平等主體之間民事關系的規范;對市場關系來說,民法提供了民事主體、民事權利、民事行為和民事救濟的一般規定,而商法提供各種商事組織和商事交易的具體規則。前者以普遍性、穩定性和原則性著稱,後者以技術性、普遍性和靈活性而見長。此一觀點指出,「現行民法通則為民商合一之立法。經濟合同法、涉外經濟合同法及技術合同法,雖屬商事合同法性質,但仍屬民法通則之特別法。海商法、公司法、票據法、保險法等,均屬民事特別法。」⑤「民商合一所反映的正好是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所謂民法的商法化。」⑥
第二, 反對把商法說成是民法的特別法。持此論者最有說服力的論據是認為「商法是民法特別法」的模式是一種過時的、陳舊的、落後的模式。在簡單商品經濟下產生完善的立法模式是不能適應當今高度發達的商品經濟。另外,此觀點還提出,國際性是商法的天然屬性,也是其調整的市場交易關系與其他社會關系的顯著特點;商法納入國內法後,忽視商法調整對象、調整方法的特殊性,把商法與家庭人身財產關系攪混在一起,在科學技術不發達的情況下其不合理性不明顯,但在世解一體化、經濟全球化的新時代,其不合理性就暴露出來了。因此認為「不應該將一個具有國際性調整交易關系的法律部門,淪為調整家庭關系的附庸。」⑦
第三, 認為民法和商事法規間是基本法的單行法規之間的關系。王利明教授等有這方面的論述,具體可概括如下:
首先,在我國法律體系中,實際上並不存在商法部門。雖然由於改革開放的深入進行和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有關公司、保險、票據、破產等方面的立法相應得到了重視和加強,但這些法律規范大多都是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商品關系,因而可以視為我國民法的組成部分。我國民法作為調整社會商品經濟活動的基本法,是千千萬萬種商品關系的抽象化的法律現象,而調整商品經濟關系的商事法規不過是民法原則在具體領域中的表現,是民法規范在某些經濟活動中的具體化。
其次,「商法本身不可能組成部門法體系,而只能適用民法的一般原則,民法的總則、物權制度、債券制度實際上已對商品經濟活動的重要方面都做出了一般規定,對商事法規中的一些問題同樣適用。」⑧
(二) 商法與經濟法的關系
商法與經濟法的關系是存有爭議的。但在大陸法國家和普通法國家,在有商法典的國家和無商法典的國家,在國外和我國爭論的焦點是不同的。從總的趨勢來說,在國外,經濟法和其他法的關系主要是同商法的關系。在我國商法與經濟法的矛盾不是很突出。因為,在西方國家中都有較完備的商事法律制度,社會是典型的商業社會,一切都早已商事化。就是有民法典的國家,也由於民法商法化,從而使民商矛盾弱化。而經濟法作為一種新型的法律制度,要突破舊有法律部門的劃分疆界,從古典商法規范中引申出來的原理重新組合為一個新的整體。這樣,在西方社會經濟法與商法的矛盾就顯得比較突出。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這樣認為:民法和商法是從橫向調整社會經濟關系,他們是一般和特殊的關系,而經濟法則既從橫向、也從縱向調整社會經濟關系。它們雖然是各自獨立的法律部門,但並非純然無涉,而是應相互配合,相互輔助,從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來保障社會經濟發展。單純以某一個部門法為主體,其必將有害於我國改革開放大業的順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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