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五階層

㈠ 中國刑法的體系

建立中國自己的刑法理論體系是當前我國刑法學研究的重大課題，而且，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刑法理論的發展表明，建立中國自己的刑法理論本系，又是一項極其艱巨的任務。
建國初期，我國還沒有自己的刑法理論體系，當時不得不從學習蘇聯開始。五千年代後期，開始出現了我國自己的刑法學教科書。這些教科書所建立的刑法理論體系雖然在某些問題上反映了我國刑法實踐的特點，但從總的方面看，無論是基本內容還是體系結構，都非常明顯地打著蘇聯刑法理論體系的烙印，即一方面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反映了社會主義刑法的本質；但另一方面又把犯罪構成提到不適當的高度，並似此為中心建立；刑法理論的體系。後一種做法存在許多缺陷。因為，研究犯罪構成本來是為了解決構成犯罪的標准問題，但是犯罪構成本身並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即使一個行為完全符合犯罪構成的全部要件，也不能就此確定該行為構成犯罪，要確定該行為是否構成犯罪，還必須藉助對危害程度和罪過程度的判斷以及對應否受刑罰處罰的認定，如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正當防衛的，緊急避險的行為。相反，一個行為不完全具備犯罪構成的全部要件，也不能確定該行為就不構成犯罪，如犯罪的預備等。並且，以犯罪構成為中心建立刑法理論體系，無法說明犯罪行為的危害程度和犯罪人的罪過程度與刑罰輕重的關系，不能指導刑罰的適用。因此，隨著刑法理論研究的深入，許多同志都提出了建立中國自己的刑法理論體系的要求。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的「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的方針，為我國刑法理論的研究帶來了光輝燦爛的春天，廣大刑法理論工作者積極探索我們自己的刑法理論體系，並且在許多問題的研究中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盡管如此，我們還不能說我們已經建立了系統地反映中國特色的刑法理論體系。包括全國高等院校統編法學教材《刑法學》在內，我們的刑法理論體系還是以蘇聯40—50年代的犯罪構成理論為中心建立起來的，在一些基本原理上沒有突破蘇聯刑法理論的框框。然而，值得慶幸的是，李光燦同志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論》（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以下簡稱《刑法論》）在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刑法理論體系方面邁出了一大步。其主要表現是：
1．充分反映了我國刑法在體繫上的獨創性。1979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是在總結我國建國以來刑事法制建設經驗教訓，批判地借鑒我國古代和外國的刑事立法經驗的基礎上，經過長期的孕育而誕生的，在體繫上具有獨創性。例如，我國刑法明確規定了刑法的指導思想和制定根據，這是其他國家的刑法所沒有的。我國刑法在明確規定犯罪概念的同時，又明確規定了不負刑事責任的一些情況，還明確規定了「死緩」制度和減刑制度。這些在刑罰體繫上都是獨樹一幟的。在刑法分則體繫上，我國刑法根據公民個人利益同國家利益、社會利益相一致的原則，按照犯罪行為所侵犯的社會主義社會關系的主要方面，對犯罪進行分類，也具有獨到之處。我國刑法體繫上的這些創新，在《刑法論》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並在許多問題上還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作了系統深刻的發揮。例如，在「犯罪」一章中用二萬多字展開論述刑法中不負刑事責任的情況；在「刑罰」一章中，對「死緩」制度的產生和發展、「死緩」制度存廢的爭論、現行刑法關於「死緩」的規定等作了詳盡的論述。
2．認真總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同犯罪作斗爭的實踐。《刑法論》在自己所研究的各個方面，都注意總結我國同犯罪作斗爭的實踐，研究社會現實中各種犯罪的特點及其活動規律，探討同犯罪作斗爭的有效途徑。
《刑法論》在論述犯罪的本質和社會根源時，除了概括論述剝削階級社會犯罪的本質和根源外，著重分析了我國社會主義階段犯罪現象存在的原因和條件，從罪犯本身的特點、犯罪分子的社會聯繫到犯罪現象生存和持續的時間性等方面，深入研究了當前犯罪規律的特殊性，論證了對犯罪進行綜合治理的方針。
在關於破壞社會主義經濟秩序罪的概述中，《刑法論》除了論述該類犯罪的概念、特徵和構成外，還著重論證了同該類犯罪作斗爭的重要意義，研究了該類犯罪的規律及其在當前形勢下的特點，指出了同該類犯罪作斗爭時應當注意的問題。在研究故意殺人罪時，《刑法論》除了論述故意殺人罪的概念、特徵和處罰之外，還通過對大量材料的分析研究，論述了殺人罪的歷史根源，分別介紹了「文革」以前、「文革」期間以及當前故意殺人罪的基本情況，分析了這三個不同時期故意殺人罪的類別、原因和特點，提出了對故意殺人案件定罪量刑應當注意的問題。
所有這些，都使刑法理論研究緊密地與我國刑法實踐相結合，使它的研究成果符合我國的實際情況，能夠直接為我國的社會主義刑事立法和司法實踐服務。
3．放棄了以犯罪構成為中心建立刑法理論體系的傳統。《刑法論》雖然也堅持了犯罪構成理論但並沒有把它提到不適當的程度，沒有以此為中心建立我國的刑法理論體系。其最明顯的突破表現在犯罪論的體系和分則各章的論述之中。
1952年蘇聯司法部全蘇法律科學研究所集體編著的《蘇維埃刑法總則》[1]中的「犯罪論」體系是：第一章，犯罪的概念；第二章，犯罪構成；第三章，犯罪客體；第四章，犯罪構成的客觀方面；第五章，犯罪主體；第六章，犯罪構成的主觀方面，第七章，免除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的情況；第八章，故意罪的發展階段；第九章，共同犯罪。
1982年法律出版社出版的我國高等學校法學統編教材《刑法學》中的「犯罪論」[2]體系是：第六章，犯罪概念，第七章，犯罪現象及其原因，第八章，犯罪構成，第九章，犯罪客體；第十章，犯罪客觀方面，第十一章，犯罪主體；第十二章，犯罪主觀方面；第十三章，排除社會危害性的行為，第十四章，故意犯罪的階段；第十五章，共同犯罪。[3]
而《刑法論》第二章所建立的「犯罪論」體系是：第一節，犯罪的階級性質和根源；第二節，犯罪和刑事責任；第三節，犯罪中的因果關系；第四節，刑事責任年齡；第五節，故意犯罪；第六節，過失犯罪；第七節，刑法中一些不負刑事責任的情況；第八節，犯罪的預備、未遂和中止；第九節，共同犯罪。
從上述比較清楚地看出，《刑法論》與《蘇維埃刑法總則》在「犯罪論」體繫上幾乎一致，與《刑法論》與《蘇維埃刑法總則》在「犯罪論」體繫上則完全不同。那麼，這種不同有何優點呢？
我們認為，《刑法論》把犯罪構成置於犯罪概念之中，有助於用犯罪概念所揭示的犯罪木質特徵統轄犯罪構成的各個要件，不再使人感到犯罪構成可以獨立於犯罪木質特徵之外而存在。把故意犯罪與過失犯罪作為犯罪的兩大類型重點進行研究，有助於全面認識故意犯罪與過失犯罪在主客觀方面的不同特點和各自的發展規律，從而克服過去把它們放在犯罪構成的主觀方面進行研究所造成的人為局限，使刑法理論研究更能符合犯罪的客觀實在。把刑法總則中規定的各種不負刑事責任的情況放在一起專門進行研究，能夠在區分罪與非罪的問題上給人以系統的認識，從而避免了傳統的犯罪論體系在這個問題上所造成的零碎現象。此外，《刑法論》在分則部分對各類犯罪的研究中，也不是以犯罪構成為中心，而是把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有關問題的論述與我國關於該類犯罪的立法，把該類犯罪的法律特徵與歷史演變結合起來論述，從而使讀者能夠深刻把握各類犯罪的本質，獲得對各該類犯罪的木質和構成要件的一致認識。
《刑法論》在體繫上的這些創新，使我們感到，這是一部我國自己的刑法學。當然，《開J法論》在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刑法理論體系方面，還只是一個初步的嘗試，在理論體系的科學性方面，還有探討的餘地，在許多問題的廣度和深度上還有待於進一步研究。但是，它在這方面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績，是值得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的。
在《刑法論》的啟迪下，我們對如何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刑法理論體系產生了一些初步的想法。藉此機會，我們不揣冒昧地把它奉獻給讀者，祈望得到刑法學界同仁們的指教。
我們認為，具有中國特色的刑法理論體系，是指充分反映我國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的刑法意識，反映我國社會主義刑事法制的基本內容和基本特點，能夠適應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對刑法的基本要求的理論體系，它應當是建立在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之上、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刑法思想與我國同犯罪作斗爭的經驗相結合、把刑法的基本原理同中華民族新的刑法意識相融合的理論體系。因此，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刑法理論體系，除了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刑法思想為指導，保持我國刑法理論的社會主義方向之外，還應當著眼於以下幾點：
1．在刑法理論研究中反映我國刑法制定、施行的時代特點，為實現刑法在新的歷史時期的任務服務。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是在結束了長期存在的「左」的指導方針，全黨全國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歷史條件下，從我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制之的。它的基本任務是運用刑罰同一切反革命罪和其他刑事犯罪作斗爭下，維護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順利進行所必需的這些環境。我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的日益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法制的逐步加強和健全，在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推動下蓬勃發展的現代化建設事業，涉及我國在

㈡ 刑法是怎樣構成的

刑法是由總則、分則和附則三部分構成。總則部分由刑法的任務、基本原則和適用范圍，犯罪，刑罰，刑罰的具體應用和其他規定五部分組成；分則則分10類犯罪對422個罪名分別描述。

㈢ 中國刑法的體系

建立中國自己的刑法理論體系是當前我國刑法學研究的重大課題，而且，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刑法理論的發展表明，建立中國自己的刑法理論本系，又是一項極其艱巨的任務。
建國初期，我國還沒有自己的刑法理論體系，當時不得不從學習蘇聯開始。五千年代後期，開始出現了我國自己的刑法學教科書。這些教科書所建立的刑法理論體系雖然在某些問題上反映了我國刑法實踐的特點，但從總的方面看，無論是基本內容還是體系結構，都非常明顯地打著蘇聯刑法理論體系的烙印，即一方面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反映了社會主義刑法的本質；但另一方面又把犯罪構成提到不適當的高度，並似此為中心建立；刑法理論的體系。後一種做法存在許多缺陷。因為，研究犯罪構成本來是為了解決構成犯罪的標准問題，但是犯罪構成本身並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即使一個行為完全符合犯罪構成的全部要件，也不能就此確定該行為構成犯罪，要確定該行為是否構成犯罪，還必須藉助對危害程度和罪過程度的判斷以及對應否受刑罰處罰的認定，如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正當防衛的，緊急避險的行為。相反，一個行為不完全具備犯罪構成的全部要件，也不能確定該行為就不構成犯罪，如犯罪的預備等。並且，以犯罪構成為中心建立刑法理論體系，無法說明犯罪行為的危害程度和犯罪人的罪過程度與刑罰輕重的關系，不能指導刑罰的適用。因此，隨著刑法理論研究的深入，許多同志都提出了建立中國自己的刑法理論體系的要求。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的「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的方針，為我國刑法理論的研究帶來了光輝燦爛的春天，廣大刑法理論工作者積極探索我們自己的刑法理論體系，並且在許多問題的研究中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盡管如此，我們還不能說我們已經建立了系統地反映中國特色的刑法理論體系。包括全國高等院校統編法學教材《刑法學》在內，我們的刑法理論體系還是以蘇聯40—50年代的犯罪構成理論為中心建立起來的，在一些基本原理上沒有突破蘇聯刑法理論的框框。然而，值得慶幸的是，李光燦同志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論》（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以下簡稱《刑法論》）在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刑法理論體系方面邁出了一大步。其主要表現是：
1．充分反映了我國刑法在體繫上的獨創性。1979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是在總結我國建國以來刑事法制建設經驗教訓，批判地借鑒我國古代和外國的刑事立法經驗的基礎上，經過長期的孕育而誕生的，在體繫上具有獨創性。例如，我國刑法明確規定了刑法的指導思想和制定根據，這是其他國家的刑法所沒有的。我國刑法在明確規定犯罪概念的同時，又明確規定了不負刑事責任的一些情況，還明確規定了「死緩」制度和減刑制度。這些在刑罰體繫上都是獨樹一幟的。在刑法分則體繫上，我國刑法根據公民個人利益同國家利益、社會利益相一致的原則，按照犯罪行為所侵犯的社會主義社會關系的主要方面，對犯罪進行分類，也具有獨到之處。我國刑法體繫上的這些創新，在《刑法論》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並在許多問題上還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作了系統深刻的發揮。例如，在「犯罪」一章中用二萬多字展開論述刑法中不負刑事責任的情況；在「刑罰」一章中，對「死緩」制度的產生和發展、「死緩」制度存廢的爭論、現行刑法關於「死緩」的規定等作了詳盡的論述。
2．認真總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同犯罪作斗爭的實踐。《刑法論》在自己所研究的各個方面，都注意總結我國同犯罪作斗爭的實踐，研究社會現實中各種犯罪的特點及其活動規律，探討同犯罪作斗爭的有效途徑。
《刑法論》在論述犯罪的本質和社會根源時，除了概括論述剝削階級社會犯罪的本質和根源外，著重分析了我國社會主義階段犯罪現象存在的原因和條件，從罪犯本身的特點、犯罪分子的社會聯繫到犯罪現象生存和持續的時間性等方面，深入研究了當前犯罪規律的特殊性，論證了對犯罪進行綜合治理的方針。
在關於破壞社會主義經濟秩序罪的概述中，《刑法論》除了論述該類犯罪的概念、特徵和構成外，還著重論證了同該類犯罪作斗爭的重要意義，研究了該類犯罪的規律及其在當前形勢下的特點，指出了同該類犯罪作斗爭時應當注意的問題。在研究故意殺人罪時，《刑法論》除了論述故意殺人罪的概念、特徵和處罰之外，還通過對大量材料的分析研究，論述了殺人罪的歷史根源，分別介紹了「文革」以前、「文革」期間以及當前故意殺人罪的基本情況，分析了這三個不同時期故意殺人罪的類別、原因和特點，提出了對故意殺人案件定罪量刑應當注意的問題。
所有這些，都使刑法理論研究緊密地與我國刑法實踐相結合，使它的研究成果符合我國的實際情況，能夠直接為我國的社會主義刑事立法和司法實踐服務。
3．放棄了以犯罪構成為中心建立刑法理論體系的傳統。《刑法論》雖然也堅持了犯罪構成理論但並沒有把它提到不適當的程度，沒有以此為中心建立我國的刑法理論體系。其最明顯的突破表現在犯罪論的體系和分則各章的論述之中。
1952年蘇聯司法部全蘇法律科學研究所集體編著的《蘇維埃刑法總則》[1]中的「犯罪論」體系是：第一章，犯罪的概念；第二章，犯罪構成；第三章，犯罪客體；第四章，犯罪構成的客觀方面；第五章，犯罪主體；第六章，犯罪構成的主觀方面，第七章，免除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的情況；第八章，故意罪的發展階段；第九章，共同犯罪。
1982年法律出版社出版的我國高等學校法學統編教材《刑法學》中的「犯罪論」[2]體系是：第六章，犯罪概念，第七章，犯罪現象及其原因，第八章，犯罪構成，第九章，犯罪客體；第十章，犯罪客觀方面，第十一章，犯罪主體；第十二章，犯罪主觀方面；第十三章，排除社會危害性的行為，第十四章，故意犯罪的階段；第十五章，共同犯罪。[3]
而《刑法論》第二章所建立的「犯罪論」體系是：第一節，犯罪的階級性質和根源；第二節，犯罪和刑事責任；第三節，犯罪中的因果關系；第四節，刑事責任年齡；第五節，故意犯罪；第六節，過失犯罪；第七節，刑法中一些不負刑事責任的情況；第八節，犯罪的預備、未遂和中止；第九節，共同犯罪。
從上述比較清楚地看出，《刑法論》與《蘇維埃刑法總則》在「犯罪論」體繫上幾乎一致，與《刑法論》與《蘇維埃刑法總則》在「犯罪論」體繫上則完全不同。那麼，這種不同有何優點呢？
我們認為，《刑法論》把犯罪構成置於犯罪概念之中，有助於用犯罪概念所揭示的犯罪木質特徵統轄犯罪構成的各個要件，不再使人感到犯罪構成可以獨立於犯罪木質特徵之外而存在。把故意犯罪與過失犯罪作為犯罪的兩大類型重點進行研究，有助於全面認識故意犯罪與過失犯罪在主客觀方面的不同特點和各自的發展規律，從而克服過去把它們放在犯罪構成的主觀方面進行研究所造成的人為局限，使刑法理論研究更能符合犯罪的客觀實在。把刑法總則中規定的各種不負刑事責任的情況放在一起專門進行研究，能夠在區分罪與非罪的問題上給人以系統的認識，從而避免了傳統的犯罪論體系在這個問題上所造成的零碎現象。此外，《刑法論》在分則部分對各類犯罪的研究中，也不是以犯罪構成為中心，而是把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有關問題的論述與我國關於該類犯罪的立法，把該類犯罪的法律特徵與歷史演變結合起來論述，從而使讀者能夠深刻把握各類犯罪的本質，獲得對各該類犯罪的木質和構成要件的一致認識。
《刑法論》在體繫上的這些創新，使我們感到，這是一部我國自己的刑法學。當然，《開J法論》在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刑法理論體系方面，還只是一個初步的嘗試，在理論體系的科學性方面，還有探討的餘地，在許多問題的廣度和深度上還有待於進一步研究。但是，它在這方面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績，是值得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的。
在《刑法論》的啟迪下，我們對如何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刑法理論體系產生了一些初步的想法。藉此機會，我們不揣冒昧地把它奉獻給讀者，祈望得到刑法學界同仁們的指教。
我們認為，具有中國特色的刑法理論體系，是指充分反映我國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的刑法意識，反映我國社會主義刑事法制的基本內容和基本特點，能夠適應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對刑法的基本要求的理論體系，它應當是建立在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之上、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刑法思想與我國同犯罪作斗爭的經驗相結合、把刑法的基本原理同中華民族新的刑法意識相融合的理論體系。因此，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刑法理論體系，除了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刑法思想為指導，保持我國刑法理論的社會主義方向之外，還應當著眼於以下幾點：
1．在刑法理論研究中反映我國刑法制定、施行的時代特點，為實現刑法在新的歷史時期的任務服務。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是在結束了長期存在的「左」的指導方針，全黨全國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歷史條件下，從我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制之的。它的基本任務是運用刑罰同一切反革命罪和其他刑事犯罪作斗爭下，維護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順利進行所必需的這些環境。我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的日益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法制的逐步加強和健全，在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推動下蓬勃發展的現代化建設事業，涉及我國在

㈣ 我國刑法中的量刑分為哪幾個等級

根據我國刑法的規定，我國刑法中具體的量刑制度包括五種：累犯、自首、立功、數罪並罰、緩刑
還有什麼問題
可以繼續詢問我們

㈤ 我國刑法的種類包括一下五中主型

《刑法》
第三十三條【主刑種類】主刑的種類如下：
(一)管制；
(二)拘役；
(三)有期徒刑；
(四)無期徒刑；
(五)死刑。

㈥ 刑法三階層理論

(1)犯罪構成該當性。犯罪構成該當性也稱構成要件符合性，是指構成要件的實現，即所發生的事實與刑法條文規定的內容要相一致。具體來說該當性中包括了行為主體、危害行為、犯罪對象、危害結果、因果關系幾個要素。

(2)違法性。違法性要求犯罪行為不僅是符合構成要件的行為，而且實質上是法律所不允許的行為，即必須是違法的行為。違法性的判斷標准在於是否有違法阻卻事由。違法阻卻事由是排除具有該當性的行為的違法性的事由。違法性阻卻事由一般包括正當防衛、緊急避險、法令行為、被害人承諾等。

(3)有責性。有責性指能夠就滿足該當性和違法性條件的行為對行為人進行非難和譴責。是否具有有責性應該從行為人的刑事責任能力、犯罪故意或者過失等方面考察。此外，有責性還有兩種阻卻事由，一是違法性認識，二是缺乏期待可能性。

(6)刑法五階層擴展閱讀：

與刑法三階層理論相關的其他件說：

四要件說：

四要件說是傳統的犯罪構成理論模式。從蘇聯學習過來的。是典型的社會主義法系的產物。但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這一犯罪構成理論模式雖然存在陳舊、機械等不能令人滿意之處，但在我國司法實踐中已經產生了較為深遠的影響，具有一定的生命力。

a.說明某種犯罪危害了什麼樣利益的要件，在刑法學中稱之為犯罪客體。犯罪總是侵害了一定利益的。故意殺人罪侵害了人的生命權，故意傷害罪侵害了人的健康權，盜竊罪侵害了公私財物所有權，等等，諸如此類。

犯罪所侵害的利益實質都是刑法所保護的社會關系，因此，犯罪客體就是犯罪行為所侵害的而為刑法所保護的社會關系。在刑法中，不侵害任何社會關系的犯罪是不存在的，因此，犯罪客體是任何犯罪都不可缺少的要件。

b.說明犯罪是在什麼樣的客觀條件下，用什麼樣的行為，使客體受到什麼樣危害的要件，在刑法學中稱之為犯罪的客觀方面。犯罪客觀方面首先是指行為人實施了危害行為，沒有危害行為，就沒有構成犯罪的前提。

其次，是指危害行為造成或可能造成的危害結果。不管具體的犯罪行為表現形式如何復雜或具體的危害結果表現形式如何，他們都是犯罪構成的不可缺少的因素。

c.說明犯罪是由什麼樣的人所實施的要件，在刑法學上稱之為犯罪主體。在司法實踐中，各種具體犯罪的主體情況盡管千差萬別，但作為自然人犯罪，其共同之處都必須是達到刑事責任年齡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人。單位犯罪，也應具備一定的主體資格。

d.說明犯罪主體實施犯罪時主觀心理狀態的要件，刑法學上稱之為犯罪的主觀方面。犯罪主觀方麵包括兩種形式，即故意和過失。

每種犯罪都必須具有一定形式的主觀要件，行為人的行為在客觀上雖然造成了損害結果，但不是出於故意和過失，則不構成犯罪。

㈦ 刑法三階層是什麼

一、三階層是什麼
三階層分別為構成要件符合性、違法性、有責性。由於行為無價值論和結果無價值論對犯罪的性質有不同的理解，所以不同的學說下三階層的內容也存在差異，下面開始細說。
二、構成要件符合性
顧名思義，構成要件符合性指犯罪必須要有符合犯罪構成要件的要素。那麼：結果無價值論認為，犯罪是對法益的侵害，因此無論行為人主觀人有無認知，均不影響違法性質的認定。所以構成要件應該包括：危害結果、行為、行為對象、因果關系、自然人的特定身份（例如國家機關人員）等。不難發現，上述的幾個構成要件要素，均為客觀要素，因此認為違法性僅包含上述要素的理論稱為：客觀的違法性論。行為無價值論認為，犯罪是違反刑法規范的表現，刑法規范是對行為人的命令規范，故只有能夠理解規范內容的人、能夠做出意思決定的人的行為，才屬於刑法所約束的人。所以構成要件應該包括：主觀過錯（故意、過失）、行為、行為對象、自然人的特定身份等，至於結果是否屬於構成要件，存在分歧，不做討論。區別比較：對於精神病患者、夢游者侵害他人的行為，結果無價值論認為具有違法性，可以對其正當防衛；行為無價值論認為不具有違法性，僅可緊急避險。
三、違法性階層
違法性是以消極的方式來判斷，即判斷是否存在違法阻卻事由：正當防衛、緊急避險、法令行為（例如行刑）、正當業務行為（例如職業體育活動）、被害人承諾等等。若存在上述事由，則違法性被阻卻，故行為不具有違法性。現在新的二階層理論將構成要件符合性和違法性合並成稱為違法性，即二階層為違法性、有責性。
四、有責性
有責性指能夠就滿足該當性和違法性條件的行為對行為人進行非難和譴責。
是否具有有責性應該從行為人的刑事責任能力、犯罪故意或者過失等方面考察。
有責性還有兩種阻卻事由：
（1）違法性認識；
（2）缺乏期待可能性。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第十三條一切危害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國家、顛覆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破壞社會秩序和經濟秩序，侵犯國有財產或者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財產，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財產，侵犯公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以及其他危害社會的行為，依照法律應當受刑罰處罰的，都是犯罪，但是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
第十四條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並且希望或者放任這種結果發生，因而構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故意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

㈧ 刑法三階層是什麼意思

刑法三階層即犯罪構成該當性，違法性和有責性。

隨著近年深入的研究最終採取了德國日本刑法的觀點，採用犯罪構成三階層學說：即犯罪構成該當性，違法性和有責性。違法性是闡述客觀要件以及排除客觀上犯罪構成事由的，有責性是闡述主觀要件以及排除主觀方面犯罪構成事由的。並在2009年國家司法考試輔導用書全面採用。

詳細解讀

(1)犯罪構成該當性。

犯罪構成該當性也稱構成要件符合性，是指構成要件的實現，即所發生的事實與刑法條文規定的內容要相一致。具體來說該當性中包括了行為主體、危害行為、犯罪對象、危害結果、因果關系幾個要素。

(2)違法性。

違法性要求犯罪行為不僅是符合構成要件的行為，而且實質上是法律所不允許的行為，即必須是違法的行為。違法性的判斷標准在於是否有違法阻卻事由。違法阻卻事由是排除具有該當性的行為的違法性的事由。違法性阻卻事由一般包括正當防衛、緊急避險、法令行為、被害人承諾等。

(3)有責性。

有責性指能夠就滿足該當性和違法性條件的行為對行為人進行非難和譴責。是否具有有責性應該從行為人的刑事責任能力、犯罪故意或者過失等方面考察。此外，有責性還有兩種阻卻事由，一是違法性認識，二是缺乏期待可能性。

以上內容參考網路--犯罪構成要件

㈨ 我國刑法理論體系中兩階層的犯罪構成體系包含那些內容

我國刑法理論體系中兩階層的犯罪構成體系包含以下內容：

客觀違法，主觀有責。

客觀違法要件：行為主體、危害行為、行為對象、危害結果、因果關系。

客觀阻卻事由：正當防衛、緊急避險、被害人承諾。

1、犯罪構成要件，犯罪主體、犯罪主觀方面、犯罪客觀方面、犯罪客體。

2、犯罪主體是，指實施了危害社會的行為，依法應當負刑事責任的自然人和單位。

3、犯罪主觀方面，指犯罪主體對自己行為及其危害社會的結果所抱的心理態度。

4、 犯罪客觀方面，指刑法所規定的、說明行為對刑法所保護的社會關系造成侵害的客觀外在事實特徵。是構成犯罪所必須具備的要件。

5、犯罪客體，指我國刑法所保護的，為犯罪行為所侵害的社會關系。

(9)刑法五階層擴展閱讀：

我國刑法理論體系中違法阻卻事由與犯罪構成體系

我國傳統的刑法理論，一方面認為行為符合犯罪構成就成立犯罪，犯罪構成是認定犯罪的唯一依據。

另一方面又在犯罪構成之外甚至在罪數之後研究正當防衛與緊急避險，同時認為正當防衛、緊急避險等行為是形式上符合犯罪構成，實質上是沒有社會危害性的行為。

但是，傳統的犯罪構成體系有自相矛盾之嫌：犯罪構成是認定犯罪的唯一依據，但符合犯罪構成的行為也不一定構成犯罪；犯罪構成是說明社會危害性的，但符合犯罪構成也可能沒有社會危害性。

從現實上看，傳統的犯罪論體系是在肯定了行為符合了犯罪構成的全部要件之後，考慮排除犯罪的事由，因而不能盡早地排除犯罪的成立。

這有損犯罪構成的保障機能，既不利於限制司法權力，也不利於保障行為人的自由。例如，在司法實踐中，對於正當防衛的行為人幾乎100%先拘留、逮捕。這種做法或許與四要件體系有關。

形式上堅持四要件體系，但對四要件內容做出新解釋的黎宏教授指出：「在我國，犯罪構成是形式要件與實質要件的統一，行為符合犯罪構成。

就意味著該行為不僅在形式上符合某具體犯罪的輪廓或者框架，而且在實質上也具有成立該犯罪所必要的相當程度的社會危害性。」

「我國的犯罪構成是成立犯罪的積極要件與消極要件的統一。」

「從理論上講，在說行為符合具體犯罪的犯罪構成的時候，實際上也意味著該行為不可能是正當防衛、緊急避險等排除犯罪的事由。

換言之，在得出這種結論之前，已經進行了該行為不是正當防衛、緊急避險等正當行為的判斷，否則就不可能做出這樣的結論來。」

在黎宏教授看來，四要件是犯罪構成的積極要件；不屬於正當防衛、緊急避險，則是犯罪構成的消極要件。

既然如此，就應當在犯罪構成中研究正當防衛、緊急避險，而不能在犯罪構成之外研究正當防衛與緊急避險。

但正如黎宏教授所言：「現實情況是，各種刑法教科書都是在講述了犯罪構成理論之後，再將正當防衛、緊急避險等作為排除犯罪性事由加以說明和論述的。

這種編排體系，容易讓人形成這樣的印象：即正當防衛等在形式上似乎符合某種犯罪構成，但因其在實質上不僅不具有社會危害性，而且對國家和人民有益。

所以，在形式上說明其符合犯罪構成之後，又從實質上對其加以否定。

但是，這樣理解是錯誤的。實際上，我國刑法學的通說明確指出：『我國刑法中的排除犯罪性事由並不符合或者具備犯罪構成的全部要件，只是在客觀方面與某些犯罪相類似』。」

本文的看法是，即便將犯罪客體與犯罪客觀方面作為表明違法的構成要件來把握，也不應當在犯罪構成之外處理正當防衛、緊急避險。

這是因為，既然正當防衛、緊急避險只是在客觀方面與某些犯罪類似，因而需要說明其不構成犯罪或者不符合犯罪客觀要件。

那麼，就應當在客觀要件中（或之後）將正當防衛、緊急避險作為消極的構成要件論述，而不應在犯罪構成之後、更不應在罪數之後論述正當防衛與緊急避險。

所以，在此問題上，究竟是讀者的理解錯誤，還是編者的編排錯誤，是需要進一步思考的。

至少，黎宏教授主張的四要件體系給人的感覺是「客觀違法（含客體與客觀要件）——責任（含主體與主觀要件）——無客觀違法（正當防衛、緊急避險等）」。

但這種體系分割了違法性的判斷，並不理想。況且，傳統的教科書關於正當防衛、緊急避險形式上（似乎）符合犯罪構成的說法，相當普遍。

堅持四要件體系，並對四要件內容進行了部分修正的馮亞東教授認為；「將所有問題（即正當化事由問題——引者注）直接並入犯罪成立體系，對司法運用來說並非一種最優安排。

構造科學、簡明、清楚、實用的刑法解說體系，應該是在犯罪論的大框架下嚴格區分兩方面的問題：一是只需闡明成立犯罪的基本條件的『犯罪成立體系』（犯罪構成）問題。

二是在此基礎上的『與犯罪成立相關的特殊形態』問題；『排除犯罪性的行為』應該作為一種特殊形態在犯罪成立體系之外，另行以專章形式設定不同的主客觀標准專門討論。」

然而，這一觀點值得推敲：其一，成立犯罪的標准與否定犯罪的標准相同（正反面），恐怕不能在犯罪成立體系之外對排除犯罪性的行為設立不同的主客觀標准。

按照法益侵害說的觀點，正當防衛、緊急避險等行為之所以阻卻違法，是法益衡量的結果。

行為人實施正當防衛、緊急避險等行為造成他人損失時，雖然侵害了他人法益，卻保護了更為優越或者同等法益。

一旦對成立犯罪與否定犯罪採用不同的標准，認定犯罪就沒有標准了；

而且，因為標准不同，會出現一個行為按照犯罪成立標准構成犯罪、按照排除犯罪的標准不成立犯罪的局面。其二，不能因為違法阻卻事由較多，就在犯罪構成之外設專章研究。

即使設專章研究，也應當在違法構成要件之後設專章研究，而不能在責任構成要件之後，設專章研究違法阻卻事由。

其三，一個案件一般不可能有多種違法阻卻事由，所以，討論了表明違法性的要件之後，討論阻卻違法事由，並沒有為司法添加任何負擔。

相反，如前所述，在考察了行為是否符合作為違法類型的構成要件後，接著考察行為是否具備違法阻卻事由。

如果具備則不再進行有責性的判斷的做法，不僅節約了司法資源，而且不致產生理論上的矛盾與司法上的錯案。

既然如此，對司法運用來說，一種最優安排就是：在討論了違法構成要件後，就必須討論違法阻卻事由。

參考資料來源：中國政府網-違法阻卻事由與犯罪構成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