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尹田

『壹』 物權法對我國經濟的影響

物權立法為國富民強、社會和諧奠定堅實法律基石

國家、集體、個人；住房、車位、存款……物權法，與十三億人的利益息息相關。歷經全國人大常委會七次審議的物權法草案8日將提請十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審議。

「制定物權法是國家法制建設的一件大事。」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主任胡康生說，這對於維護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維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維護廣大人民群眾切身利益，激發全社會的創造活力，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順應改革大潮服務現代化建設大局

追溯到13年前，我國物權法起草工作始於20世紀90年代初。2002年12月，物權法草案作為民法草案的一編，與其他部分一起提請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進行初次審議。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深入發展，我國進入了發展機遇期與矛盾凸顯期相互交織的關鍵階段。我們的身邊不難發現，在城市，房主和物業公司為樓梯、車庫等空間的所有權爭吵已不鮮見；在農村，有農民為宅基地權屬不明起紛爭結下怨仇；全國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逐年上升……

根據2001年的統計，全國各級法院當年受理的刑事案件50萬件左右，行政訴訟不到10萬件，而民事案件大約500萬件，占各類案件的80%以上。新的形勢下，加快制定綜合調整民事法律關系的民法典已成為各方共識。

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要進一步加大對我國經濟社會生活中一些深層次矛盾和問題的研究……切實化解不安定因素，解決影響社會穩定的問題。

2004年10月，物權法草案提請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二次會議進行再次審議。這表明，中國民法典草案將以分編方式審議通過。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主任胡康生說：「考慮到民法涉及面廣、內容復雜，一並研究修改歷時較長，以分編審議通過為宜，應抓緊制定修改物權法。」

「我國的民法通則、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等法律對物權作了不少規定。」民法學家王家福說：「但對涉及物權制度的共性問題和現實生活中迫切需要規范的問題亟需作出規定，從而進一步明確物的歸屬，發揮物的效用。因此有必要依據憲法，在總結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制定物權法。」

制定物權法總的原則是：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從我國的國情和實際出發，全面准確地體現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依據憲法和法律規定，對國家、集體和私人的物權給予平等保護；加大對國有財產的保護力度，防止國有財產流失；全面准確地體現現階段黨在農村的基本政策，維護農民利益；針對現實生活中迫切需要規范的問題，統籌協調各種利益關系，促進社會和諧。

彰顯憲法精神體現憲法原則

物權是一種重要的財產權。在草案制定過程中，保護公、私財產的對立成為主要爭議之一。有人認為，物權法是私法，應以保護私有財產為主，有人則認為應突出對公有財產的保護。

公私財產對應的是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許多常委會委員和法律專家都指出，制定物權法應當把憲法規定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黨的十六大提出的兩個「毫不動搖」作為物權法的基本原則，貫穿並體現在整部草案的始終。

物權法草案第一條開宗明義，將「為了維護國家基本經濟制度，維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置於立法宗旨的最前面。草案還規定，「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國家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王勝明認為，物權法通過明確國有財產和集體財產的范圍、國家所有權和集體所有權的行使、加大對國有財產的保護力度等規定，以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通過明確私有財產的范圍、依法對私有財產的保護等規定，以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

胡康生曾在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匯報時指出：「堅持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和對國家財產、集體財產和私有財產給予平等保護是一個統一的有機體」。

憲法規定，「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尹田說，制定物權法是規范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的需要。物權法草案規定平等保護原則，是由市場經濟的特點決定的，符合憲法精神。公平競爭、平等保護、優勝劣汰是市場經濟的基本法則。市場經濟要求市場主體享有相同的權利、遵循相同的規則、承擔相同的責任。如果市場主體不平等，我國的市場經濟肯定就沒法搞下去。

「實行平等保護，有助於完善我國平等競爭、優勝劣汰的市場環境。只有實行平等保護，才能堅持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全國人大代表、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王利明說，「如果國家的財產和私人的財產受到同樣的侵害，而保護不同，老百姓也不會答應。至於非法的財產，當然不受法律保護。」

『貳』 高空拋物 最高可按故意殺人罪論處！

最高法出16條措施嚴懲故意高空拋物

強調法院要最大限度查明高空拋物直接侵權人

新京報訊 日前，最高法印發《關於依法妥善審理高空拋物、墜物案件的意見》（簡稱《意見》），懲治高空拋物、墜物行為。《意見》明確，為傷害、殺害特定人員故意從高空拋棄物品，依照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定罪處罰。

起草時篩選近3年千餘案件分析研判

最高法研究室負責人就《意見》答記者問時表示，近年來，全國各地陸續發生了一些高空拋物、墜物的情況，嚴重影響了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為切實維護人民群眾「頭頂上的安全」，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最高法先後兩次召開專題會議進行研究部署，第一時間成立專項工作小組，起草指導全國法院依法預防和懲治高空拋物、墜物行為的意見。

在起草《意見》過程中，最高法充分運用人民法院信息化成果，藉助大數據分析，對近三年來的涉高空拋物、墜物的1000多件案件篩選出較為典型的案例進行客觀化、類型化分析研判，確保《意見》有關條文更加符合實際情況，更具可操作性。

從法律適用上明確區分拋物和墜物

該負責人表示，最高法調研了解到，高空拋物和墜物行為在主觀惡性、社會危害性方面有很大不同，不可一概而論。但目前法律規定對此並不十分清晰，有必要予以釐清。「一方面，在刑法適用層面，高空拋物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更為嚴重，行為人主觀方面通常系故意；而高空墜物的行為人主觀方面通常為過失，以造成相應結果作為入罪要件。因此，要區分兩種情形，妥當選擇適用罪名。另一方面，在民事責任方面也有必要合理界定不同侵權行為的民事責任。」

對於高空拋物行為，《意見》明確，應當根據行為人的動機、拋物場所、拋擲物的情況以及造成的後果等因素，全面考量行為的社會危害程度，准確判斷行為性質，正確適用罪名，准確裁量刑罰。

為嚴厲懲治故意高空拋物行為，《意見》明確要求人民法院要准確認定行為性質，對於構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以充分發揮刑罰的威懾、教育功能，有效維護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預防、減少該類不法行為的發生。

在制定《意見》的同時，最高法還舉辦案例大講壇，專題研討了近年來人民法院審理的高空拋物墜物民事、刑事和行政典型案例，明晰法律適用規則，切實加大統一類案裁判尺度的力度。

焦點1

四種高空拋物將被從重處罰不得緩刑

高空拋物和墜物行為在主觀惡性、社會危害性方面有很大不同，此次最高法出台的《意見》在法律適用上明確區分了拋物和墜物行為。

針對高空拋物行為，《意見》明確刑事審判中，對於故意高空拋物的，根據具體情形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故意傷害罪或故意殺人罪論處，特定情形要從重處罰；對於高空墜物構成犯罪的，也要依法定罪處罰。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從重處罰，一般不得適用緩刑：多次實施的；經勸阻仍繼續實施的；受過刑事處罰或者行政處罰後又實施的；在人員密集場所實施的。

針對高空墜物行為，《意見》提出，過失導致物品從高空墜落，致人死亡、重傷，符合刑法相關規定的，依照過失致人死亡罪、過失致人重傷罪定罪處罰。

生產、作業中違反有關安全管理規定，從高空墜落物品，發生重大傷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嚴重後果的，依照刑法有關規定，以重大責任事故罪定罪處罰。

焦點2

最大限度查明高空拋物直接侵權人

高空拋物案件很多情況下無法確定加害人，「株連式」補償一直爭議不斷。

在最高法司法案例研究院圍繞高空拋物墜物案件的討論中，北京大學教授尹田表示，該類案件有損害後果、受害人、違法行為，但是誰乾的不知道，因果關系不明，是處理的難點。

此次《意見》要求，通過舉證責任分配規則推動當事人積極查找。法院受理高空拋物墜物案件時，要向當事人釋明盡量提供具體明確的侵權人，盡量限縮「可能加害的建築物使用人」范圍。對能夠證明自己不是侵權人的「可能加害的建築物使用人」，依法予以免責。

《意見》強調，民事審判中，法院要最大限度查找確定直接侵權人並依法判決其承擔侵權責任。要加大依職權調查取證力度，積極主動向物業服務企業、周邊群眾、技術專家等詢問查證，加強與公安部門、基層組織等溝通協調，充分運用日常生活經驗法則，最大限度查找確定直接侵權人並依法判決其承擔侵權責任。

焦點3

物業隱匿、銷毀證據將承擔不利後果

物業公司是高空拋墜案件中的關鍵一方。最高法審監庭法官張能寶曾表示應強化物業公司責任。

此次《意見》明確，物業服務企業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物業服務合同約定或者法律法規規定、相關行業規范確定的維修、養護、管理和維護義務，造成建築物及其擱置物、懸掛物發生脫落、墜落致使他人損害的，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其承擔侵權責任。

有其他責任人的，物業服務企業承擔責任後，向其他責任人行使追償權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

《意見》強調，物業服務企業隱匿、銷毀、篡改或者拒不向人民法院提供相應證據，導致案件事實難以認定的，應當承擔相應的不利後果。

焦點4

建立社會救助基金 分擔受害人損害

因侵害人確定難，高空拋墜案件的受害人往往得不到及時的補償。

《意見》要求，明確運用訴訟費緩減免和司法救助制度，依法及時對經濟上確有困難的高空拋物、墜物案件受害人給予救濟。

通過案件裁判、規則指引積極引導當事人參加社會保險轉移風險、分擔損失。支持各級政府有關部門探索建立高空拋物事故社會救助基金或者進行試點工作，對受害人損害進行合理分擔。

《意見》還明確，受害人對行政機關在履職過程中違法行使職權或者不作為提起行政訴訟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及時受理。

如果高空拋物的當事人認識到自己的行為會造成殺人、傷害，也造成了殺人、傷害的結果，就應按故意殺人、傷害來認定。

在實務中，故意高空拋物沒有傷人的情況如何認定是關鍵。手裡有磚頭，拋出去，打著人了都該定罪，但沒有打著人的該不該定罪才是關鍵。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阮齊林

如果樓下人流量較大，拋擲的物品具有一定的重量，無論後果如何，其社會危害性都是極大的，都構成刑事犯罪，只不過是故意或過失、既遂或未遂的區別而已。

與高空拋物墜物直接相關的刑事罪名，主要是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和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三種，分別應當根據樓宇所處環境、拋擲物的性質、造成或可能造成的後果等因素來進行認定。

——北京理工大學法學院民法典研究中心主任孟強

『叄』 合同法定解除情形 概念

依大陸法通說，合意解除，非真正的合同解除；合同解除一般皆指合同法定解除，即合同一方當事人因法定的合同解除事由出現行使解除權從而使合同效力溯及既往的消滅的一方意思表示。鑒於合同解除對合同「法鎖力」、合同訂立的目的、雙方當事人的利益以及社會整體利益均具有較大影響，各國無不對合同法定解除的事由在立法、判例及學說上作出嚴格、明確的限定。目前，我國正進行的統一合同法的立法，關於如何規定合同法定解除屬於重要疑難之一。由於我國法學界對合同解除制度的研究比較薄弱，以致立法草案在合同解除的事由的規定上前後變動較大。（註：參見梁慧星：《關於中國統一合同法草案第三稿》，載《法學》1997年第2期。）為科學而完善的合同法立法之計，
筆者從述評兩大法系的有關立法、判例與學說以及國際立法的相關規定著手，同時結合對我國現行立法及統一合同法現有草案的檢討，對合同法定解除的事由作些探討，以期學界同仁的重視和真知。

一、關於合同法定解除的事由的立法、 判例及學說的述評
1.羅馬法和法國民法典

據學者考證，在羅馬法時代，局限於奴隸制簡單商品經濟的性質與要求，法律十分重視合同的信守；合同解除不被羅馬法承認。惟買賣得附加「於一定期間內，不支付價金者，則契約解除」的條款。（註：鄭玉波：《民法債編總論》，台灣版，第350頁。）
集羅馬法精髓之大成的法國民法典，雖然其賴以產生的經濟基礎與羅馬法時代已大不相同，但在合同解除的規定上突破不大。僅法典1184條反映出：雙務合同中，在當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時，應視為有解除合同的約定（第1款）。
但在此情形，合同並不當然解除，債權人有選擇權，或如有可能履行合同時，要求他方履行合同；或者解除合同請求賠償損失（第2款）。
債權人解除合同應向法院提出，法院得根據情況給予被告一定期限（第3款）。

如何評價法國民法典1184條關於合同法定解除的一般規定？法國學者普遍認為，同西方其它國家民法中的同一制度相比，法國民法關於合同解除的一般規定在邏輯上難以自圓其說。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受羅馬法影響，在法國舊法中存在雙重理論：一方面，教規學者將合同的解除建立在與同時履行之抗辯權相同的道德評價上。據此理論，當一方不履行義務時，法官的介人主要是對債務人的行為進行道德評判，即根據債務人的善意或惡意，或責令其確定履行期限，或對其進行制裁。法條第2、3款的規定的特點與此正好近似。另一方面，吸取羅馬法的作法，承認在雙務合同中，存在一項以一方不履行義務為合同解除原因的「暗示性」條款。據此理論，只要一方不履行義務，合同即自行解除。法條第1款正是反映了這一理論。這兩種理論的矛盾在於，
解除合同既然是一種「暗示性」條款，則當事人事前也可作相反約定；而依道德評價理論，對債權人來說，解除合同的權利是法律賦予債權人的一種權力，且無權事先放棄該權力。（註：參見尹田編著：《法國現代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348頁。）此外，對法典第1184條第1款，法國學者與立法者及法官的觀點分歧較大。有些學者認為，法律規定合同因一方不履行義務而解除，主要根據在於當事人的過錯。但立法者和法官們卻堅持，此時合同解除並非基於當事人的過錯，而是由於合同應當達到的經濟目的已不能達到；過錯只是法官們衡量不履行債務的行為的性質是否嚴重的因素之一。現代法國的判例表明，只有當一方當事人不履行義務的行為具有嚴重性時，或僅責令債務人賠償損失尚不足以制裁其行為時，法官才可判決解除合同。（註：參見尹田編著：《法國現代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349—350頁。）

透過上述概要，我們對法國民法典與現代判例關於合同解除的規定及作法有如下基本認識：（1）法典第1184條的規定是不太成功的。
這主要表現在條款之間（即第1款與第2、3款）在邏輯上的互相沖突。 （2）對合同解除的原因，學說與判例之間的意見不太一致。
而現代法官們在判定合同是否予以解除時大多立足於債務人不履行債務的行為是否具有嚴重性上。（3）法國立法及司法對合同解除均較慎重。
這不但體現在合同解除的司法干預方面，而且更顯現在以不履行債務的行為具有嚴重性作為合同解除的主要根據上。另外，對於法國民法典的合同解除的司法干預性，學者認為「存在明顯的弊端」。（註：參見王利明：《違約責任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522頁。）
一是它和合同解除的實質相違背；合同解除，究其實是非違約方在訂立合同的目的難以實現時迅速擺脫合同關系的一種自我救濟措施，是否行使以及何時行使解除權完全由當事人的意思決定；二是它不利於維護穩定的交易秩序和對非違約方利益的及時保護。在法院判定合同解除之前，合同關系處於不穩定狀態，非違約方本可自行實現的對自身利益的及時保護，卻由於司法的滯後性導致本可避免的損害的進一步擴大，對非違約方明顯不利。

在法國，立法及司法對於合同解除之所以顯出這樣的特性，是有其深刻的歷史、文化背景的。從立法上考察，法國民法典「主要是羅馬法和習慣法的折衷、調和」，（註：何勤華：《西方法學史》，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30頁。）「其個別規定的內容和文體，
給人以不過是對革命前的習慣法及羅馬法的取捨、選擇的印象。」（註：〔日〕早川武夫等著：《外國法》，張光博等譯，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
第325頁。）再加上法典產生時，法國正處於資本主義發展初期階段，
各類民事法律關系正在成長過程中，對這些民事法律關系的理論概括顯然不足，而盡快統一法制、創制民法的迫切使命不容立法者精雕細刻、曠時費日追求科學的結構、嚴密的邏輯、完善的概念。（註：參見林榕年主編：《外國法制史新編》，群眾出版社1994年版，第357頁。）
這些原因無疑決定了法典1184條的敗筆。從法典產生的經濟基礎看，19世紀的法國，農業仍佔主導地位，以交換為特徵的大工、商企業尚不發達，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市場經濟的規模和深度，作為交換關系在法律上表現的合同關系相對較為簡單，因此，繼承並堅持羅馬法所確立的合同信守原則，並嚴格限制合同解除也是自然之事。進入本世紀，經濟突飛猛進的發展要求法律思想及法典詮釋與時俱進。現代法國判例貫徹的嚴格限定合同解除的思想，與其說是固守陳規不如說采於新說。現代法國學者認為，在債務人不履行義務時解除合同，對債權人利弊俱有；（註：參見尹田編著：《法國現代合同法》，第347頁。）同時，
法官在確定合同解除的後果時，仍要考慮繼續履行合同的可能性及其將產生的利益。這就是說，學者與法官在對待合同解除時，都較為重視合同解除的消極影響。
2.德國民法典
與法國不同，德國民法典以明確、具體的規定，確立了合同解除制度。其合同法定解除的事由主要有：（1）履行遲延。
包括：①合同當事人一方履行遲延時，相對方得定相當期間，催告其履行；於該期間內仍不履行時，相對人可以解除合同（德民法典第326條第1款）。②依合同性質或當事人的意思表示，如不於一定時日或一定期間履行，則不能達到合同目的，當事人一方不履行而又經過該時期時，相對方可以不經過催告，而徑直解除合同（326條第2款）。（2）履行不能。
因可歸責於債務人的事由，債務人履行不能的，債權人可以不經催告而直接解除合同（第325條）。

針對民法典關於合同解除的規定，德國學者及法官們多有議論。其中值得一提的有如下四點：首先，盡管德國民法典是潘德克吞法學家精心提煉羅馬法的結果，由於合同解除制度並未被羅馬法承認，因此，德國合同法中的合同解除制度只是吸收1861年的《德國普通商法典》的結果，對致力於羅馬法研究的德國學者來說合同解除無疑是「一種新事物」，從而導致「其中一些具體規定至今仍十分不明確」，法學家在適用它時總是感到有些困難。（註：〔德〕羅伯特·霍恩等著：《德國民商法導論》，楚建譯，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1996年版，第121頁。）其次，以履行遲延、履行不能作為合同法定解除的事由，不能概括合同解除事由的全部。顯著的漏洞是預先拒絕履行的情況：既然債務人已背棄了自己所承擔的義務，受害方就應當可以通過其它救濟措施來盡量減少預期的損害。因此，學者認為《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第72條關於預期根本違約的適用，是「完全正確的」。（註：〔德〕羅伯特·霍恩等著：《德國民商法導論》，楚建譯，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1996
年版，
第113頁。）相應地，司法判決中也普遍確認預期拒絕履行與履行不能、履行遲延具有相同的法律後果。第三，對於不完全履行，由於適用瑕疵擔保責任不利於對受害方的充分保護，因此，判例及學說也贊成賦予不完全履行如履行不能、履行遲延同樣的法律後果。最後，在德國，對於履行遲延的規定，判例及學說均認為，「用這種方法解決合同中違反履行義務所造成的難題，被證明是極其令人滿意的。」（註：〔德〕羅伯特·霍恩等著：《德國民商法導論》，第112頁。）相反，
對履行不能的規定卻讓人感到十分復雜。尤其是對如何界定「不能」的類型與程度，判例及學說均感為難。為解決這一人為難題，本世紀以來，大陸法已形成相當復雜的關於履行不能的理論。另外，履行不能作為合同解除事由的前提是「可歸責於一方當事人的事由」，而對如何理解該前提與合同法的過錯歸責原則的關系，也是疑點叢生。（註：參見王利明：《違約責任論》，第166頁。）

通過學者及法官們對德國民法典關於合同解除的看法，可以得出如下啟示：首先，合同解除作為一項嶄新的制度，在法典制訂時，德國學者對它缺乏深入系統的研究。其次，僅規定在履行不能和履行遲延時一方當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合同解除事由的規定明顯存在嚴重漏洞。最後，履行不能應否作一種解除事由不無疑問。

德國民法典素以講究邏輯體系嚴密、用語精確而著稱於世，怎麼解釋法在合同解除規定上所存在的內容不完善、用語模糊的現象呢？第一，眾所周知，德國民法典是在潘德克吞法學構建的理論和體系的基礎之上制定出來的；法典制定之前及制定過程中，潘德克吞學者大都傾力於羅馬法的研究，對於本國固有法律傳統卻顯然較為忽視。在法典第一稿因不顧本國法律傳統而被否定之後，法典制定者雖然開始注意吸收本國固有的一些行之有效的制度，但是因時間所限，特別是缺乏對合同解除制度重要性的認識，從而不可避免造成了繼受羅馬法與繼承固有法的不協調。第二，以履行不能和履行遲延作為合同解除的法定事由是履行違反二元論理論的必然產物。1853年，德國學者牟姆森認為所有的形式的履行違反都可以歸納於履行不能或履行遲延。這種排斥其它一切可能的二元論支配了那場圍繞德國民法典而展開的大論戰。（註：〔德〕羅伯特·霍恩等著：《德國民商法導論》，第103頁。）
既然承認只有兩種履行違反，如果採納了合同解除制度，這兩種履行違反的法律後果，當然包括可以解除合同。但是1902年的帝國最高法院的判例表明，履行違反的形式是非「二元」的，除履行不能及履行遲延外還有諸多新的違約形式，為解決實際問題，法院不得不採用「積極違約」（包括拒絕履行、不完全履行、違反附隨義務等）理論，以彌補民法典的漏洞。這一事實本身說明，德國學者對合同法解除的事由是缺乏系統研究的。

3.英美法

一般而言，在英美，合同的解除、終止與消滅是截然不分的。（註：參見〔英〕阿蒂亞著：《合同法概論》，程正康等譯，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第288—294頁。）但大陸法學者認為，若從狹義理解，英美法依然存在大陸法意義的合同解除制度，只不過具有自己獨特之處罷了。

在英國，違約在合同法發展的早期被嚴格區分為違反條件和違反擔保，只有在一方違反條件時另一方才可以採取解除合同的救濟措施。但是，「這種過於機械的分類，不僅不合理，而且妨礙貿易的發展。」（註：廖進球等主編：《國際商法》，山西經濟出版社1994年版，第63頁。）法院在處理大量的合同糾紛時發現，一些違約形式既不符合違反條件又難以稱之為違反擔保。因此，「在目前英國的司法實踐中，法院通過判決，已承認所謂「中間條款。」（註：廖進球等主編：《國際商法》，山西經濟出版社1994年版，第63頁。）在學術上，對如何劃分合同的條件條款與擔保條款也是觀點不一。一種觀點認為應以條款本身的重要性進行區分。條件條款是合同的重要的、基本的、實質性的條款，相反則為擔保條款。另一種觀點堅持應根據違反義務後果是否給受害人造成履行艱難來劃分兩種條款。這實質上等於以履行艱難的後果作為合同解除的條件，如若如此，無疑嚴格且不合理地限制了受害人的解除權，因此未被採納。而前一種觀點在實際操作上也遇到很多困難。因此，英國法最終以違約後果為根據來區分不同的條款。即當一方違約後果嚴重時，另一方可以解除合同。（註：參見王利明：《論根本違約與合同解除的關系》，載《中國法學》1995年第3期。）

英國法對違約形式的基本劃分之所以導致理論及實踐上的分歧與困難，首先在於違反條件與違反擔保在司法實踐中缺乏明確、規范的判斷標准。其次是這種「違約二元論理論」與德國法中的「履行違反二元論」一樣難以概括現實生活中不斷出現的新的違約形式，以致於為解決現實問題的需要，法院最終採納以違約的後果具有嚴重性作為合同解除的事由的理論。

在美國，以後果是否嚴重為標准，違約被劃分為重大違約和輕微違約。當一方違約致使另一方訂立合同的主要目的難以實現時，為重大違約。必須指出的是，即使一方的行為已構成重大違約，美國法院在許多情況下並不允許受害方直接解除合同，而是要求其給違約方一個自行補救的機會。法院在決定應當給違約方多長時間進行自行補救時，要考慮各種相關因素。重要因素之一是，違約方的拖延將在多大程度上剝奪受害方有權期望從該交易中獲得的利益。另一個與之相對的因素是，允許受害方即時解除合同會給違約方造成多大的損失。法院的最終決定應當是權衡這兩種因素的結果。（註：參見王軍編著：《美國合同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324頁。）無數判例表明，
當一方遲延履行時，除非這種履行已與合同的性質及當事人的特別約定相違背，另一方應在給予一方一個合理的寬限期後再行使解除權。當然，並非在所有違約情況下都應首先給違約方一個自行補救的機會，如違約方沒有能力進行補救（違約方以故意或過失的行為造成合同不能履行）或者不願自行補救（明確表示將不履行）時，受害方可即時解除合同。美國是判例法國家，以上只是典型的解除合同的情況，對於其它大量的違約行為，是否應當解除合同由法院按照重大違約理論作出判定。美國學者與判例之所以有如此認識，理由在於，當一方違約時，另一方解除合同會使違約方完全喪失對其違約進行自行補救的機會，因而常常導致對違約方嚴厲懲罰的後果；而避免對違約方施加懲罰是美國法在確定救濟手段時的基本政策。（註：參見王軍編著：《美國合同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329頁。）同時，學者們還認為，
解除合同等於使業已達成的交易中途流產，對社會經濟的發展不利。

在英美，預期違約理論也較成熟。按此理論，在合同履行期到來之前，如一方無正當理由而明確肯定地向另一方表示其將不履行合同，另一方可即時解除合同；或者一方在履行期到來之前有確切的證據證明另一方將不履行合同而又不願意為此提供保證時，也可以解除合同。該理論在英美得到大多數學者的歡迎，如美國著名合同法學者柯賓認為針對預期違約提起訴訟是合理的；英國學者猜圖指出，其有助於使損失降到最低限度。當然反對者也有，如美國學者威爾頓認為預期違約的概念是「不合邏輯的」，而且其加重了被告的負擔。（註：轉引自王利明著：《違約責任論》，第135—137頁。）總之，作為一項制度，預期違約因能起到防止本來可以避免的損害擴大的效果，應當予以肯定。但是，對於默示的預期違約情況，如判斷不當會造成加重或損害一方當事人負擔的後果，對之應當嚴加限制。

4. 《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以下簡稱《公約》）與《國際商事合同通則》（以下簡稱《通則》）的規定。
《公約》與《通則》關於合同法定解除的事由的規定基本相同：（1）因根本違約解除合同；（2）預期違約時解除合同；（3
）非定期債務履行遲延時解除合同。所不同的只是在根本違約的判斷標准上。《通則》對何為根本違約以及如何判斷根本違約未作規定，相反，《公約》卻對此明文規定，尤其對如何判斷根本違約，規定了較為嚴格的主客觀標准，即「除非違反合同一方並不預知而且一個同等資格、通情達理的人處於相同情況也沒有理由預知會發生這種結果（使另一方當事人蒙受損害）」。對《公約》的這種規定，一些學者認為，「有時會限制非違約方的權利」。（註：王利明：《論根本違約與合同解除的關系》。）對《公約》的其它規定，批評意見較少。相反，正如前文所述，在大陸法有較大的影響的德國民法學者對《公約》第72條預期根本違約的規定較為推崇。

《公約》及《通則》的規定，應當說與它們適用范圍的特殊性有關。首先，《公約》與《通則》是世界范圍內的立法，在兩大法系彼此獨立並存的現代社會，為了促進各國、特別是世界貿易的順暢的發展，使不同法系的營業主體在同一規則之下進行平等的交易，《公約》與《通則》在立法內容與立法技術上不得不折衷、調和兩大法系關於同一問題的不同處理辦法。在合同解除的事由的規定上，《公約》與《通則》採納了英美法的重大違約與預期重大違約制度，同時，對大陸法中的非定期的遲延履行，也明確規定為一種合同解除的事由。其次，顧名思義，《公約》與《通則》的合同締結者皆為商人，而且大多為從事跨國（地區）交易的大商人，相對於一般民事主體而言，商人的締約能力、償債能力及預見市場風險的能力均較強。因此，《公約》對根本違約設定嚴格的主客觀標準是合理的。

小 結
（1）法國民法典具有明顯司法性的合同解除模式，
因與合同解除的實質相悖離而受到冷遇；德國法採取的以違約行為形態為基礎分門別類地規定合同解除的事由的立法模式，因為漏洞較多，亦受到批評。同時，由於各種原因兩國在立法當時對合同解除缺乏必要的認識和深入研究，致使對合同解除的規定都不太成功。但是，法國法官們以違約行為具有嚴重性判定合同予以解除的作法，以及德國法企圖使合同法定解除的事由明確化、具體化從而便於當事人行使解除權的立法思想卻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2）英美法的預期根本違約制度，
因能有效地防止本可以避免的損害的擴大，有利於維護市場交易秩序，符合合同法本世紀以來強調對信賴利益予以有效保護的立法趨勢，頗受兩大法系眾多學者的青睞。對於根本違約制度，因為其以違約行為的性質的嚴重與否作標准為合同解除規定了統一、明確的事由，從而能有效地防止合同的輕易解除；（註：王利明：《論根本違約與合同解除的關系》。）同時，英美判例也表明，根本違約在實踐中的表現形式是多種多樣的，而且這些違約形式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而不斷變化的，這無疑意味著，法官們對如何判斷根本違約隨時都面臨著不斷變化的現實的挑戰。

（3
）《公約》與《通則》對合同解除事由的規定所採取的列舉（遲延履行）與概括（根本違約、預期根本違約）相結合的立法技術，既顯得具體、明確，便於實際操作，又不失嚴格、統一，以避免濫用解除權。同時，《公約》以根本違約的嚴格判斷標准限制合同的解除的立法思想，也不乏可取之處。當然，《公約》在設計合同解除事由時對如何處理既有效地保護非違約方的利益（必要時允許其解除合同）又更好地限制非違約方濫用解除權這個問題，有所不足，即過分限制了非違約方解除合同的權利。

（4）總結合同解除的事由的所有立法例及判例可知，
單純的過錯並非合同解除的主要根據，以過錯作判斷因素之一的違約後果具有嚴重性才是合同解除的根本原因，而判斷違約後果是否嚴重，各國大都以合同訂立的主要目的能否實現為依據。應當一提的是，德國通過判例確認拒絕履行為合同解除事由之一，美國法官也認為在拒絕履行出現時，非違約方可直接解除合同；同時，在美國遲延履行如經過寬限期仍未履行，非違約方可直接解除合同，《公約》與《通則》也把遲延履行作為解除合同的事由之一，表明兩大法系將一些常見的嚴重違約行為歸位於合同解除的事由已漸成共識。

總之，不同法系的不同國家以及在世界范圍內適用的合同法規則，其在規定合同法定解除的事由時，既有所不同又在某些方面趨於同一。這啟示我們：當我們制定合同法、規定合同法解除的事由時應深入思考那些相關的重要問題，以期立足國情，制定出合理、規范的合同解除事由！

二、規定合同法定解除的事由應當思考的幾個重要問題
1.合同解除與合同信守原則。

合同信守是合同法的重要原則之一。其要義為，依法訂立的合同在當事人間具有相當於法律的效力，除依當事人協議或法律規定合同可以變更或解除之外，當事人應當嚴格遵守合同義務；即使在一方違約時，如未造成另一方訂立合同的主要目的難以實現的後果，另一方也不得輕易解除合同。合同信守原則是社會經濟對合同法基本要求的集中體現，同時也是合同當事人意思自治的必然要求。依現代經濟分析法學的觀點，合同法的經濟意義突出體現在，它能有效地減少或制止交易中的機會主義行為；在機會主義的誘導下，資源容易流向經濟活動完成時間短的領域，從而影響資源利用的經濟效益。（註：張乃根：《經濟學分析法學》，三聯書店上海分店1995年版，第125頁。）
如履行期較長的合同或持續性合同，當事人訂立合同後履行期屆滿前，市場環境的變化極易誘發當事人輕易毀棄合同，這必然會導致原有交易關系的中途流產，引起社會資源的再配置，造成當事人交易成本的增加，於社會整體利益無益。同時，合同既然是雙方當事人意思自治的結果，彼此信守相互許下的諾言是順理成章的事；如果允許一方在合同訂立的目的仍可以得到實現時，僅僅基於自身利益而擅自解除既存的合同關系，無疑會使合同的約束力以及市場交易的道德環境遭到破壞。基於此，羅馬法及法國民法都未全面確立合同解除制度；即使承認在雙務合同中，一方不履行義務時，合同暗含「解除約款」，但也是嚴格予以限制。在德國，直到潘德克吞法學的後期發展階段，在潘德克吞法學與要求注重本國法律傳統文化的日耳曼法學的論爭之下，法典制定者才從本國商法中吸取了合同解除制度。從法典頒布不久合同解除就暴露出的諸多問題看，至少在法典制定之前，執著於「法律科學」的潘德克吞學者們仍然如羅馬法時代的學者們那樣把合同應當信守視為當然之事。在英美，合同信守原則表現更為明顯，如前述，美國法院認為即便一方屬重大違約，另一方應當首先給對方一個自行補救的機會，或者在已無補救可能後，才得以解除合同。《公約》中根本違約與解除合同的關系也在於「通過根本違約制度，嚴格限制一方當事人在對方違約以後，濫用解除合同的權利。」（註：王利明：《論根本違約與合同解除的關系》。）總之，對合同法而言，合同信守是基本原則，合同解除是一種例外，（註：崔建遠、陳國柱：《關於完善經濟合同解除制度的思考》，載《企業·證券·合同》，人民法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303頁。）因此應對合同解除予以嚴格限制。

2.合同解除與合同目的。

合同目的，可作兩種理解。一是指合同法的目的即合同法的規范功能。有學者將其歸納為兩類，一類是保護合同當事人的權益的功能（保護功能），另一類是鼓勵當事人所從事的自願交易行為的功能（鼓勵交易功能）。（註：王利明：《合同法的目標與鼓勵交易》，載《法學研究》1996年第3期。）就前者而言，
法律應當承認並賦予非違約方一定情形之下的解除合同的權利。因為當違約行為導致非違約方訂立合同的主要目的難以實現時，如不允許或過分限制非違約方解除合同的權利，往往會造成非違約方本來可以避免的損害的進一步擴大，這顯然不利於或者違背對非違約方利益的充分保護。如發生預期根本違約時，非違約方如不能即時解除合同，無疑等於坐以待斃。就後者而言，合同本身雖然不能生產社會財富、增加社會財富，但卻可以通過鼓勵交易推動生產、促進經營，由此促進社會財富的增長與繁榮。（註：楊立新、張少鋒：《關於制定統一合同法中的幾個問題》，載《河北法學》1996年第3期。）
解除合同等於使本已達成的交易中途流產，特別是連環買賣合同，解除一個合同，會影響一連串相關的交易，對社會經濟的發展明顯不利。因此，從合同鼓勵交易的功能出發，合同解除應當嚴格限制。總之，合同法的目的與合同解除的關系是相反相成的。這意味著，在制訂合同解除的事由時應精心權衡合同法側重於突出其那一個功能或者合同法是如何正確處理兩種功能的關系的。如在制訂統一合同法的過程中，學者們一致主張要特別強調合同法鼓勵交易的功能，則勢必應嚴格限制合同解除。

二是指合同雙方當事人訂立合同的經濟目的。當事人訂立合同，其目的無不是通過合同這種法律手段實現各自的經濟利益。但是，合同有效成立後，某種原因的出現常常會致使當事人訂立合同的主要目的難以實現，此時如果不顧

『肆』 消滅時效效力是否應當設計成抗辯權

但是不同學者所建構的權利體系不同，抗辯權在權利體系中的位置也略有不同。多數學者認為抗辯權與請求權、支配權、形成權並列。在梁慧星的《民法總論》和尹田的《民法總論》中抗辯權與形成權合稱變動權，與請求權、支配權並列。在芮沐的《民法法律行為理論之全部》中，權利被分為兩類，一類是形成權，一類是隸屬權;隸屬權包括請求權，形成權包括「推翻個別權利與法律關系現狀之權」的無成權，抗辯權就是無成權的一種。以上幾種觀點的共同點是抗辯權都與請求權和支配權相對，而他們的不同點則在於，抗辯權與形成權的關系：到底是抗辯權與形成權是兩個獨立的權利，還是他們是一個權利的兩個分支，又或者抗辯權是形成權的一種呢?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們需要正本清源，考察抗辯權產生的歷史。 實體法中的抗辯權概念並不是民法典起草者的創新，而是一個歷史發展的產物。抗辯權的概念來源於抗辯的概念，抗辯概念源自古典羅馬法中的exceptio (抗辯，反對之意)，最先是一種程序上的抗辯方式。 在後古典時代，exceptio開始具有實體法意義。隨後注釋法學家提出實體意義上的抗辯概念，並且將被告否認訴因之外的辯護都歸入exceptio，即實體法上的抗辯不應該包括對訴因的否認。實體抗辯和「iuris」抗辯(即法律抗辯)須由被告主張，「facti」(事實)抗辯由法官以職權考慮。但德國民法典(BGB)中有關實體抗辯的概念來自於潘托克頓法學家們，尤其是溫德沙伊德的貢獻。溫德沙伊德率先完成了實體法與訴訟法之間的拆分的工作。他不僅創造了《德國民法典》中請求權的概念，同時也創造了實體意義上的抗辯權概念。而其抗辯權概念正是他請求權學說的表現。他認為「抗辯權不僅僅是對訴的防禦方式，而是在某些情況下體現為撤回法律對請求權的承認。抗辯權作為一個反對請求權的權利，在體繫上與那些純粹的實體構造沒什麼兩樣」。但由於當時權利譜系並不完全，形成權的概念尚未產生，所以溫德沙伊德的抗辯權作為對抗請求權的唯一權利，必然要具有消滅請求權的權能。他認為一向被主張了實效抗辯權的債權完全地被毀滅，在不顧消滅時效經過的事實而為給付的情況下仍然可以提起「錯債索回之訴」請求返還。但這導致了抗辯權內部效力不一，使得有的抗辯權效力是妨礙請求權而有的抗辯權則是消滅請求權。1909年，也就是在《德國民法典》生效三年之際，德國學者澤克爾發表了關於形成權的學說。如果抗辯權仍然擔任消滅請求權的權能的話，其作為一項獨立的權利形態將會受到質疑。「溫德沙特抗辯權理論的局限性原因只能歸咎於形成權出現的太晚。」

『伍』 請問<物權法>講的是什麼啊,最近說的<物權法>違憲是怎麼回事

其實就是對姓社還是姓資的政治和法律新論戰。

因為，物權法的法理基礎是私有制，而我國憲法的法理基礎是公有制，物權法作為民法是不可能不與公有制發生沖突的。

物權法不突破我國傳統的社會主義憲法法理繼承是不可能的，所以，嚴格來說，物權法確實與現行的憲法存在法理上的沖突，但是，作為社會發展的趨勢而言，私物權的確立和發展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物權法被舊時代的憲法思想限制，必然成為四不象的法律，根本無法與歐洲大陸法系的民法接軌，這對全球化和國際化的社會發展趨勢是不相協調的。

我想作為民法大師級的王利明、楊立新、江民等深諳羅馬法，繼承大陸民法法系的民法大師們是無論如何都無法接受一個建立在社會主義公有制憲法思想的物權法吧。

『陸』 我國著名的法學家都有誰謝謝了，大神幫忙啊

1.史尚寬先生是民國時期的著名的法學家，不僅從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民法典的起草，擔任了民國時期的"立法委員"、"考選部部長"等職務，有著豐富的實踐經驗，而且"余復從事著述"，涉獵的領域廣泛，幾乎包含了法學的大部分領域，其中主要有民法、刑法、憲法、行政法和勞動法等。 2.肖蔚雲先生是中國著名法學家，1927年考入北京大學法律系，畢業後留校任教。曾留學蘇聯4年。先後擔任香港、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員，澳門基本法委員會委員，是北京法學會名譽會長、中國憲法學研究會名譽會長。 3.商秧，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法學家之一，同時他也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功臣之一。 4.張釋之（生卒年不詳），字季，漢南陽郡堵陽（今南陽市方城縣）人。西漢廷尉，中國歷史上著名法學家。公元前179年，被選為騎郎，後成為協助皇帝處理司法事務的最高審判官。他處理案件深究事理，不枉不縱，不偏不倚，敢於用法律去限制包括皇權在內的一切特權，提出了「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 5.韓非： 河南新鄭人，戰國後期著名的法學家、思想家、散文家，法家的集大成者。 中國現代著名法學家 法學理論 張文顯 朱蘇力 賀衛方 葛洪義 舒國瀅 沈宗靈 孫笑俠 卓澤淵 李步雲 劉作翔 付子堂 孫國華 信春鷹 郭道暉 郝鐵川 呂世倫 石泰峰 王晨光 朱景文 李林 李龍 劉瀚 謝暉 法律史 曾憲義 張晉藩 武樹臣 何勤華 陳盛清 范忠信 邱遠猷 吳建璠 楊一凡 楊永華 俞榮根 韓延龍 懷效鋒 霍存福 劉海年 倪正茂 高恆 蒲堅 朱勇 憲法學與行政法學 周 葉中 許 崇德 韓 大元 胡 建淼 胡錦光江 必新 姜 明安 羅 豪才 馬 懷德 陳 雲生 方 世榮 張 慶福 張 樹義 莫 紀宏 浦 增元 童 之偉 王 名揚 王 叔文 吳 家麟 肖 蔚雲 楊 海坤 袁 曙宏 張 光博 朱 維究 刑法學 高銘暄 馬克昌 趙秉志 張明楷 陳明華 陳興良 曹子丹 儲槐植 顧肖榮 何秉松 梁華仁 羅大華 歐陽濤 曲新久 阮齊林 蘇惠漁 康樹華 張智輝 周道鸞 盧建平 王作富 何鵬 姜偉 孫謙 民商法學 江平 梁慧星 吳漢東 王利明 孫憲忠 王衛國 趙旭東 鄭成思 魏振瀛 崔建遠 劉春田 劉凱湘 石少俠 司玉琢 覃有土 顧功耘 郭明瑞 龍翼飛 吳煥寧 夏吟蘭 徐學鹿 楊大文 楊立新 楊振山 馬俊駒 沈四寶 巫昌禎 關懷 范健 尹田 訴訟法學 江偉 陳光中 徐靜村 樊崇義 龍宗智 陳瑞華 陳衛東 卞建林 陳桂明 顧培東 景漢朝 劉家興 沈達明 宋英輝 譚世貴 湯維建 田平安 汪建成 王國樞 王亞新 楊榮馨 張衛平 周國均 左衛民 譚兵 李浩 常怡 嚴端 崔敏 經濟法學 楊紫烜 李昌麒 劉隆亨 劉文華 漆多俊 邵建東 史際春 徐傑 張守文 種明釗 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 呂忠梅 國際法學 韓德培 曾令良 梁西 余勁松 陳安 董立坤 龔韌刃 黃進 李雙元 劉楠來 饒戈平 芮沐 張乃根 周忠海 軍 事法學 叢文勝 顧德欣 李昂 圖們 張建田

『柒』 劃分動產與不動產有什麼作用O(∩_∩)O謝謝

動產與不動產的區別：

1、移動性

動產具有可移動性。比如說手機、機動車、辦公桌椅等流內動資產與容資金等動產、。

不動產這種就是屬於位置固定性。比如說像土地，房屋、等這些就是屬於土地定著物。

2、個別性

動產一般來說不具特殊個性，都是普遍存在的。

不動產可以說它都是有著它的獨特性、異質性，包括位置差異、權利差異 等。

3、耐久性

動產一般來說都是會存在損耗的，它的耐久性一般來說都是有限的。

不動產可以說它的壽命長久，比如說有的時候可能是土地不因使用或放置這樣也是會造成損耗、毀滅，且增值。

4、數量有限性

動產數量一般來說也是量化的，但是它的數量沒有太多的局限性。

不動產卻是供給有限。

5、保值增值性

動產很少具有保值增值性_。

不動產這種是由於數量有限性及耐久性，相對來說它的財產可以說具有一定保值增值特性的。

『捌』 什麼樣的合同屬於涉他合同

論涉他合同

朱保東*

對於涉他合同的概念，有人將其翻譯為Contract Related with A Third Person(1)。依此英文翻譯，涉他合同即是與合同外的第三人相關聯的合同。涉他合同既包括合同效力的渉他性，又包括合同主體的渉他性。前者指合同為第三人設定了權利義務，典型者如保險合同，後者則僅指合同的履行中有第三人介入，第三人並未因介入合同而獲得獨立與合同當事人的新的權利義務，典型者如合同轉讓。因後者與當事人權利義務無渉，故學人鮮作專題研究，以致在探討涉他合同或者渉他契約時把後者直接從相關概念中剔除出來，而僅指前者。如台灣著名的民法學者鄭玉波先生即認為 「涉他契約為其內容涉及第三人的合同。包括兩種情形：其一，合同雙方當事人約定，由一方使第三人向另一方為一定給付，此謂『由第三人給付之契約』；其二，合同雙方當事人約定，由一方向第三人為一定給付，此謂『向第三人給付之契約』」。（2）大陸學者尹田教授等人也采此一見解。為論述方便，下文所述若無特別說明均隨通說，特指合同效力的渉他性。本文將從涉他合同的歷史沿革並結合我國合同法的總則和分則的規定來論述我國合同法關於涉他合同的立法規定及立法展望。
一、歷史沿革
台灣學者通常將涉他合同分為「由第三人給付之契約」和 「向第三人給付之契約」。而大陸學者則將後者稱作利他合同或第三人利益合同，是指合同當事人約定由一方向合同以外的第三人為給付，第三人由此取得直接給付請求權的合同。（3）而對前者大陸學者多以負擔合同言之。英國於1999年11月通過了合同第三人法案【contracts （Right of Third Psrties）Act】則可稱作利他合同概念法典化運動的產物了，其比中文利他合同概念更精準地表述出此類合同的法律特徵。國外關於利他合同立法和司法實踐活動相對較早。羅馬法即對合同相對性規則進行了突破，即「向第三人給付並不為債權人帶來利益……當締約人與履約人有利害關系時，更准確地說當向第三人給付是一種本來就應由締約人履行的給付，因而完全可以說後者實質上是在為自己締約時，為第三人的利益締約是有效的」（4）但羅馬法僅在少數例外情況下（如買賣合同中買賣雙方為照顧被轉讓物的承租人而達成的協議；贈與合同中贈與人受贈與人約定，由後者在一定時間後向某個第三人返還物品的協議等）才承認第三人有訴權（5）。作為繼受羅馬法傳統的大陸法系國家多在其民法典中對利他合同制度予以確認。《法國民法典》第1121條規定：人們為自己與他人訂立契約或對他人贈與財產時，亦得為第三人的利益訂立條款，作為該契約或贈與的條件，如第三人聲明願享受此條款的利益時，為第三人訂立契約的人不得予以取消。德國民法改變了法國民法的作法，將第三人利益條款予以獨立化。《德國民法典》於第二編「債的關系法」第二章「因合同而產生的債的關系」中專設一節（第3節）詳細規定了「第三人履行給付的約定」，從而建立了完備的利他合同制度。該法第328條規定：「當事人得以契約訂立向第三人為給付，並使第三人有直接請求給付的權利。」關於利他合同有效的理由，在德國民法上甚有爭議，主要有四種觀點：一是承諾說，即當事人共同為要約，第三人對之為承諾；二是代理說，即依無權代理之關系，說明第三人取得權利的理由；三是傳來說，即以第三人系受受約人權利的讓與；四是直接取得說，即第三人因當事人之間的契約而直接取得權利。第三人為何直接取得權利，有謂為對於第三人的單獨行為；有謂合同行為；有謂為契約得為對於當事人以外之人發生有利益之法律效力，此為契約說，為今日之通說。（6）此外《日本民法典》第537條、《瑞士債法典》第111、112條、《俄羅斯民法典》第140條及我國台灣地區民法典第268至270條亦作出了相應的規定。
在英國法中，並沒有承認利他合同的一般規則，但在司法實踐中，利他合同的效力受到廣泛的重視，並以判例的形式得到確認。在立法上，1996年，英格蘭和威爾士法律委員會提出《合同法〈第三人保護〉》的議案草案，並於1999年在英國議會通過，利他合同獲得了立法上的依據。其理論依據為「法定允諾說」，即通過法律擬制來認可（被允諾人）債權人之外的第三人也享有訴權。
在美國法中，紐約上訴法院在1859年勞倫斯訴福克斯一案中即已承認第三人訴權，並在以後的波爾訴比爾、塞瓦訴蘭薩姆等案例中得到進一步確認。1932年的美國《第一次合同法重述》和1980年的《第二次合同法重述》對利他合同制度加以完善和發展，擴大了受益第三人的范圍，使利他合同得以在更廣的范圍上予以適用。（7）
可見，不論是在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涉他合同的效力都已經得到了廣泛的承認。
二、我國合同法總則是否規定了涉他合同
新的合同法出台後，有不少學者認為我國合同法第64條、第65條的規定即是涉他合同立法條款。甚至一些參加合同法立法的學者亦持此見解。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釋論（總則）》的作者們認為「本條（第64條）規定的是為第三人利益合同。」「為第三人利益合同，一些國家及我國台灣地區民法典已有規定，但《民法通則》及被廢止的三個合同法均無規定，我們是第一次在法律中加以確認。」且 「由於合同當事人已經約定向第三人給付，第三人可以向債務人請求履行，即第三人有直接向債務人請求給付的權利。」（8）然而依較權威理論，向第三人給付之合同的法律特徵有：（1）合同約定受領給付的第三人一般不受行為能力的限制；（2）合同使第三人對於債務人取得直接請求給付之債權；（3）債權人同時享有請求債務人向第三人給付之權利。（9）合同法第64條：「當事人約定由債務人向第三人履行債務的，債務人未向第三人履行債務或者履行債務不符合約定，應當向債權人承擔違約責任。」 按其字面意思並采反對解釋，則第三人在債務人未向其履行債務或者履行債務不符合約定時無權向債務人主張違約責任。而事實上該條說違約責任其實就是合同責任，而非僅指違約金責任，該條顯然不符合上述第二個特徵。故合同法第64條並不是涉他合同中的向第三人給付之合同。
合同法第65條規定：「當事人約定由第三人向債權人履行債務的，第三人不履行債務或者履行債務不符合約定，債務人應當向債權人承擔違約責任。 」 本條符合由第三人給付之契約的法律特徵。但因與國外或台灣地區的相關規定有所區別。如法國民法典第1120條規定：「但當事人可以接受使第三人為一定行為的約束，如第三人拒絕為該行為時，約定使第三人為一定行為之人，應負賠償責任」，這意味著當事人就第三人接受合同條件作出擔保，稱為擔保允諾。台灣民法典規定的「由第三人給付之契約」得對債務人產生「使第三人給付」之義務；而我國新合同法所規定的「當事人約定由第三人向債權人履行債務」的情形，對債務人不能產生前述相同之義務，而只能產生債務人對債權人的違約責任。可見，合同法第65條規定仍缺乏必要的渉他性，對第三人無任何法律拘束力。
合同法第73條、第74條分別規定了代位權、撤銷權的合同保全制度。因其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債的保全也是合同相對性原則的例外(10)。在本合同，主債權人為了保證自己的利益，向次債務人行使求償，其間存在兩個合同關系，一是主債權人同次債權人的合同，二是次債權人同債務人的合同，就通過法律規定的形式賦予主債權人法定的權利，就是代位權和撤消權去保護自己權利，這個法定的行為就是利他合同的根據，但沒有次債務人同債務人設立合同的行為，仍不能稱之為利他合同。況且債權人行使合同保全行為僅是其本合同權利的擴張而非增加，故並非涉他合同。
正如上文界定涉他和同概念時指出的那樣，合同轉讓也只是當事人的更替或增加，並不曾單向地為新介入合同的當事人增減權利義務，需要新介入者的同意，也不是通說意義上的涉他合同。
綜上，合同法總則並無涉他合同的規定。

『玖』 法人侵權行為的責任有哪些從外部和內部解釋。

法人承擔其侵權責任的方式

法人對其侵權行為應當承擔民事責任,自不待言。但具體實施侵權行為的法人代表人是否應當承擔責任？如何承擔責任？對此,各國立法之規定有所不同。

（一）法人對受害人承擔單獨責任。

此為德國所采。德國雖采「法人擬制說」,但對法人之董事或其他代理人致人損害的行為,明文規定由法人單獨承擔賠償責任（《德國民法典》第31條）。

（二）法人對受害人承擔單獨責任,然後法人得追究有過錯的行為人的個人責任。

此為瑞士民法所規定。《瑞士民法典》第55條第2項規定:「法人對其機關的法律行為及其他行為承擔責任。」第3項規定:「行為人有過錯時,行為人另負個人責任。」對前述規定有兩種理解:一種是台灣學者的理解,認為依其規定,就損害後果,法人應與有過錯的行為人對受害人共同承擔連帶責任[13]；另一種理解是我國學者的理解,認為依其規定,法人對受害人單獨承擔責任,有過錯的法定代表人應對法人承擔責任,並將之稱為「兩罰制」[14]（前述理解之差異源於海峽兩岸所翻譯之《瑞士民法典》中文版本對同一條文之不同表述:依台灣譯本,前述條文第3項為「行為人就其過錯,個人亦負責任」[15]）。

（三）法人原則上應對受害人承擔單獨責任,但董事等人有過錯的,應與法人一起對受害人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此為日本所采。《日本民法典》第44條首先在其第1項規定法人對其理事或其他代理人因執行職務致人損害承擔賠償責任,然後在其第2項規定「因法人目的范圍外的行為,有損害於他人時,與表決該事項時表示贊成的社員、理事及實施該行為的理事或其他代理人,負連帶賠償責任」。此外,於1974年修訂《日本公司法》時補充的兩個條文,也作了類似規定。其第266（3）條規定:「董事執行職務有惡意或重大過失時,該董事對第三人也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第266（1）條則就公司董事違法分配盈餘、向其他董事貸款、違反竟業禁止義務、違反董事與公司進行交易之限制以及其他違反法令或章程的行為,規定了董事對公司承擔連帶償還或連帶賠償責任。這些規定,顯示出加重董事責任的立法走向[16]。除日本外,其他一些國家如韓國,也大致採用此種模式[17]。

（四）法人應與代表人對加害人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此為我國台灣地區民法典所采。台灣民法典第28條明文規定了此種連帶責任,甚至不考慮代表人有無過錯（此處的過錯當然不是指加害行為之過錯,而是指決定實施加害行為的過錯）。此外,台灣公司法第23條也規定:「公司負責任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對於何為公司負責人,該法第8條規定「在無限公司、兩合公司為執行業務或代表公司之股東；在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為董事。公司之經理人或清理人,股份有限公司之發起人、監察人、檢查人、重整人或重整監督人,在執行業務范圍內,亦為公司負責人」。就立法理由而言,台灣學者認為,如按法理,法人機關之行為為法人行為,故構成法人機關成員的個人不應對受害人承擔責任。但就保護交易安全立論,則又以規定法人與行為人連帶負賠償之責為妥,其有利於促進法人機關之注意,藉以保護交易安全[18]。

至於法人對受害人單獨承擔責任或與代表人等行為人連帶承擔責任之後,法人與行為人之間的內部關系,一般認為得適用民法有關委託合同的規定:因代表人處理法人事務時,對於法人負有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如因其過失而致法人以損失,法人對之享有追償權。同時,在實行連帶責任的情形,如果代表人因其無過失之行為而使法人應負無過失責任,因而代表人也與法人共同承擔連帶責任時,代表人在對受害人承擔責任後,反過來對法人享有追償權[19]。

我國《民法通則》第55條規定採用的是法人對受害人單獨承擔民事責任的方式。但對於法人是否得對有過錯的代表人享有追償權,未作直接規定。比較上述立法模式,其不同點主要在是否規定法人代表人與法人共同承擔連帶責任。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有下列因素可值考慮:第一,從理論上講,如果承認法定代表人的行為即法人自身的行為,在執行職務的活動中,法定代表人不存在其自身的個人人格,則難以認定法定代表人執行職務的行為「一方面為法人之行為,他方面為自己之行為」[20]。故責令法定代表人對受害人負直接責任無法理上的說服力；第二,法人侵權行為通常發生在交易之外（否則應為合同責任）,故規定連帶責任並不能有利於交易安全的保護；第三,代表人之賠償能力與法人之賠償能力通常不可同日而語,規定連帶責任,固然可為受害人增加選擇機會,但實際意義不大；第四,即令發生因法人機關之惡意或重大過失從事目的外違法行為造成他人嚴重損害,而法人之全部財產不足以賠償損失的情形,也可以適用「法人人格否認」制度,責令有過錯的股東（尤其是擔任代表人的股東）承擔個人賠償責任[21]。基於上述考慮,筆者認為,我國民法應規定法人對其代表人執行職務的致害行為,對受害人單獨承擔全部責任。至於法人承擔責任後對有過錯的代表人的追償或者處罰,得根據法人章程或者公司法有關規定進行。

注釋:
[1]胡長清.中國民法總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19-120.

[2] 《德國民法典》第31條規定:「對於董事會、一名董事會成員或者一名合法任命的代理人由於執行屬於許可權以內的事務,發生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的行為,致使第三人受到損害時,社團應負賠償責任。」《日本民法典》第44條（法人的侵權行為能力）第1項規定:「法人對於其理事或其他代理人在執行職務時加於他人的損害,負賠償責任。」《瑞士民法典》第55條第2項規定:「法人應對其機關的法律行為及其他行為承擔責任。」《葡萄牙民法典》第165條規定:「法人應對其機關（代表人）、人員或受託人的行為負非合同責任。」我國台灣地區民法典第28條規定:「法人對於其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因職務所加於他人之損害,與該行為人連帶負賠償之責任。」

[3]如我國《民法通則》第67條規定,被代理人知道代理行為違法而不表示反對的,由被代理人和代理人承擔連帶責任。

[4]關於法人對其工作人員執行職務之時損害的民事責任問題,參見尹田《論法人對其工作人員執行職務時致人損害的民事責任》一文,載《政治與法律》1987年第6期。

[5]粱慧星.民法總論〔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134.

[6]王利明.楊立新.侵權行為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254.

[7]魏振瀛.民法〔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83.

[8]史尚寬.民法總論〔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160-161.

[9]施啟揚.民法總則〔M〕.台灣三民書局,2000.131.

[10]史尚寬.民法總論〔M〕.160；施啟揚.民法總則〔M〕.131-132.

[11]王澤鑒.民法總則〔M〕.台灣版,189；施啟揚.民法總則〔M〕.133.

[12]尹田.論法人工作人員因執行職務而致人損害的民事責任〔J〕.政治與法律,1987,（6）.

[13] 胡長清.中國民法總論〔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121.

[14] 李開國.民法基本問題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107,111.

[15]史尚寬.民法總論〔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162.

[16]李開國.民法基本問題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107,111.

[17] 《韓國民法典》第35條規定:「法人就董事或其他代表人,關於其職務所加於他人之損害,有賠償之責任。董事或其他代表人,不因此而免其自己之賠償責任。」第36條規定:「依法人目的范圍外之行為,所加於他人之損害,對於其事項之決議贊成或執行其決議之社員、董事及其代表人,應負連帶賠償責任。」

[18]胡長清.中國民法總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21.

[19]史尚寬.民法總論〔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 163.

[20] 史尚寬. 民法總論〔M〕. 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 163.

[21] 朱慈蘊.公司法人格否認法理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8.327-336.

『拾』 合同法問題

新合同法中的合同自由原則

關鍵詞: 合同自由原則/確立/限制/重塑
內容提要: 合同自由原則是合同法的精神內核和實踐綱領。雖然伴隨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高度發展,合同自由原則不斷受到限制,但並沒有動搖合同自由在現代合同法中的基本原則的地位；我國新合同法盡管對合同自由原則未加以明文規定,但從合同法的立法指導思想和整體內容來看卻始終貫徹了合同自由的精神和理念,而且,我國新合同法關於合同自由原則是規范化了的現代合同自由原則。

一、合同自由原則的產生及其在兩大法系的確立

合同自由原則的產生是和私有制社會商品經濟的出現有其內在的必然聯系的,而這一原則在兩大法系主要國家的確立則是私有制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商品經濟的客觀要求在民法上的反映。作為商品生產者社會的第一個世界性法律———羅馬法,已孕育了契約自由的萌芽。在優士丁尼《民法大全》有關諾成契約（Contractus Consensu） 的規定中已基本上包含了現代契約自由的思想。[1]在諾成契約中,當時並不注重契約的形式,而只注重當事人之間的合意,因為它決定著契約的成立和生效。事實上,這一觀念「孕育著一個嶄新的、極具生命力的契約法原理:契約的成立與否取決於當事人的意志,契約之債的效力來源於當事人的合意。這一原理被後世概括為契約法的一項基本原則———契約自由。」[2]盡管如此,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羅馬法並沒有真正形成完備的契約自由原則。

通說認為,合同自由原則在法律上的完備形式定位於18 —19 世紀,因為此時合同自由原則開始具備了其所需要的理論基礎。[3]一方面,從理性哲學的層面來分析,合同自由首先建立在美國《獨立宣言》和法國《人權宣言》所推崇的人權觀念之上。一切人生而平等,人們對財產、自由和生存有著不可否認的自然權利,社會應最大限度地承認個人的權利,應當承認人所具有的自由是與生俱來的。因此合同自由只不過是上述思想的一種特殊表現。為強調個人天賦權利與公共權力的抗衡,資產階級法學家特別強調公法與私法的區別,私法主體平等,權利義務設定自由而不受公法的干涉等。正是在這一資本主義制度下,合同自由才能實現,也才能作為一項基本的原則上升到法律的高度。而在封建專制制度下,身份性的法律本身就與契約平等的觀念水火不融,所以在古代羅馬時代,契約自由在很大程度上是作為羅馬法的一種理想而存在,因為要在皇帝和臣民、貴族與平民的等級社會中,真正實現合同自由,羅馬帝國就不會有斯巴達克斯的起義,羅馬法也就不會出現歷史的斷層,故封建專制制度不可能將合同自由作為普遍的法律原則。另一方面,從其經濟基礎的角度來探究,合同自由直接反映了自由經濟的要求。如果說,理性哲學的理論為合同自由原則的形成提供了精神指導的話,那麼自由經濟的理論則為合同自由原則的產生提供了最合適的土壤、最充分的條件。自由經濟的基本理念,即允許人們依照自己的意願交換相互的財產或服務。從法律的角度來看,即允許人們依照自己的意願訂立合同。在他們看來,以這種理念建立__起來的人們之間的相互關系,最為公平,於社會亦最為有利。同時,根據自由經濟理論,每個人在平等基礎上進行的競爭,既可以使個人利益得到滿足,又可以促進社會的繁榮。即是說,在依照自己的意願自由地追求個人利益的同時,客觀上也在不自覺地為社會服務。因此,自由經濟理論為合同自由原則提供了經濟理論的根據。

公允地說,上述理論對合同自由原則的形成的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合同自由原則在近代合同法中成為一項基本原則,則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不斷發展的產物。自原始積累以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得到了充分的發展,勞動力成為自由交換的商品,各種產品無限制地進入市場進行流通,財富的證券化擴大了交易的范圍,國際貿易的發展和世界市場的建立也拓寬了契約自由的范圍。凡此種種,都為契約自由觀念提供了生長的土壤。[4]為此,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各主要國家都相繼確立了合同自由原則。通說認為,合同自由最早作為一項基本原則確立於19 世紀初的法國民法典。但法國合同法問題研究專家尹田先生認為,在法國,合同自由原則的闡釋從來都是僅僅存在於法學理論之中,法國民法典對之並未予以明文規定,只是暗示性地規定了這一原則。如該民法典第6 條規定:「禁止以特別約定違反有關公共秩序和善良風俗的法律。」即是說,在不涉及公共秩序和善良風俗的前提下,當事人有權自願簽訂合同。該法典第1134 條規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對於締約當事人雙方具有相當於法律的效力。」將當事人的特別約定置於與來源於公共權力的法律同等的地位,賦予當事人的意志以強制力,顯而易見,該法典已確認了合同自由原則。事實也正是如此,在當時的法國,合同自由原則確是民法規范具體適用於法國商品經濟社會的准確表現,作為對合同關系有關法律准則的一種高度概括,合同自由原則包含了一種最為普遍適用的理論,是對各種具體的合同法律現象和問題所作的最科學的解釋,對於法國的司法實踐產生過極為重要的指導作用。在德國,1900 年德國民法典的實施標志著以意思自治和合同自由為中心的抽象的合同理論的最終完成。這一理論以意志自由為基礎,通過人類理性達到法的歷史與現實的融合,從而使私法自治的邏輯成為契約法的基本邏輯。德國民法典雖沒有像法國民法典那樣「暗示性」地規定合同自由原則,但卻處處體現出合同自由的底蘊。其總則編和債權編中的規定,大多數都是任意性的,而不是強制性的,這一事實又促使這種自由得到了強化。德國大多數學者都比較一致地認為,合同法一個最主要、最基本的原則就是合同自由原則。「契約自由在整個私法領域具有重要的核心作用。」[5]魏瑪憲法第152條第1 款也特別規定:「在經濟關系方面,依法實行契約自由原則。」在沒有法典化傳統的英美法系,雖然沒有像大陸法系國家一樣以法典明示、暗示契約自由,但自由權利為天賦人權,這不僅是政治權利,而且也表現為私法上的權利。尤其是19 世紀當亞當·斯密的自由放任經濟學和亨利·梅因的「從身份到契約」的法史觀奇妙地結合起來,加之受大陸法系概念法學的影響,從而營造出了英美法繫上的自由主義契約論。在這個契約論中,「任何人都有權和任何人締結他們所想要的契約,他們也有權選擇訂立合乎他們自身利益的任何條款。」[6]到了19 世紀晚期,法學家認為,契約自由是一種基本的自然權利,契約自由也是推動社會發展的一種主要工具,是永恆和絕對的,甚至於契約自由已被明確地包括在憲法保護的自由之中。美國最高法院在奧爾蓋耶訴路易斯安那州案中,首次宣布:契約自由是一種基本的憲法權利,憲法第14 條修正案所提到的「自由」包括了公民締結所有能夠成為適當的、必需的和必不可少的契約的權利。為此表達的契約自由原則支配了全部法律。因此,契約自由作為法律制度的出發點和歸宿,是19 世紀美國法的主要特徵。[7]合同自由原則在兩大法系各主要國家的相繼確立,標志著合同自由原則已成為近代西方合同法的核心和精髓。

二、合同自由原則的限制及其在現代合同法上的地位

按照傳統合同法學理論,合同自由原則一方面意味著當事人享有絕對的意思自由,另一方面還意味著當事人的意思自治具有不受其他法律法規限制的效力,合同自由原則主張完全的、絕對的自由。其實,強調合同自由原則. 並非法律的一切規則都可以被當事人所排斥。合同自由原則在法律上也從未被絕對化,即使在1804 年,當對意思表示的哲理上的論證被適用於法國民法典時,也不能不受到諸多限制。如前已述,該法典第6 條規定:「禁止以特別約定違反有關公共秩序和善良風俗的法律。」自由不可能毫無限制。任何人在獲得某種利益的同時,都有可能被強制接受某種義務。法律的目的不僅在於保障個人的自由,而且更重要的是保障個人利益和個人利益的協調、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和諧。此外,合同自由原則還必然意味著確認符合法定條件的合意勢必產生法律上的拘束力。這就是合同自由的本質之所在。

著名法學家梁慧星先生將近代民法向現代民法轉變的理念歸結為形式正義向實質正義的轉變、個人本位向社會本位的轉變。這種轉變在合同法上反映得尤為典型。進入20 世紀以來,已發生了深刻變化的社會經濟生活條件,迫使20 世紀的立法者、學者、教授、法官等正視當事人之間經濟地位不平等的現實,拋棄形式正義觀念而__追求實質正義、兼顧個人本位實現社會本位。而對實質正義、社會本位的追求,必然要求對合同自由從立法和司法上進行必要的規制。在法國,「強制性」合同的大量出現,形式主義的悄然「復興」,附合合同理論的深刻影響,以及保護消費者利益立法運動的蓬勃發展,表明在法國現代社會中,合同自由已不再被刻板遵守,合同自由原則受到了嚴格限制。[8]在德國,合同自由原則從民法典頒布時起就受到了適當的限制:不得違背法律、不得違反善良風俗及不得違反誠信原則等。[9]在英國,該原則同樣也受到默示條款（如1979 年的貨物買賣法、1982 年和1994 年的貨物及服務提供法均規定一些合同必須包含某些默示條款,以便維護社會公正,保護消費者的權益） 、不公正條件（如1977 年的不公正合同條款法和1994 年的消費者合同不公正條款規則規定如果協議中存在不公正條款或免責條款,法律可以限制這些條款的效力） ,以及合同形式要求等限制。[10]在美國,眾所周知,合同法重述和美國統一商法典都是合同自由的產物,但二者都對合同自由進行了某種程度的限制。如第二次合同法重述第90 條規定:在一方當事人依賴對方當事人允諾的情況下,即使不存在合同,合同責任仍可以產生。美國統一商法典第2 —302 條規定,可以拒絕不合理或不公平的合同。[11]

英國法學教授、牛津大學聖約翰協會會員P·S·阿蒂亞在其《合同法概論》一書中指出:「自由放任主義學說作為一種政治力量已經黯然失色了,這標志著人們已不再用老眼光看待法律。合同法已不再被認為是一種消極的,其主要作用僅是執行當事人經選擇而達成的協議的一種工具。現在的趨勢是把合同看作達到公平的一種積極的工具。」[12]接著,他又深邃地分析道:「今天,人們一般認為:對契約自由的干預常常是無可非議的,即使從純粹的經濟理由上看,也是如此」,「對契約自由的合法干預並非是要破壞這種自由市場,而是要支持這種自由市場。當然,對契約自由的合法干涉,並不總是用來調整強者與弱者之間的平衡。例如,為各種經濟目的,如控制通貨膨脹而制定的立法現在並不罕見,這些立法對限制契約自由也起了很好的作用。」[13]有學者驚呼,對合同自由限制意味著合同自由的衰落。其實,對合同自由必要的限制並不是合同自由原則的衰落,而是對合同自由原則真實內涵的恢復和匡正。我們應清醒地認識到,在現代社會中,對合同自由的絕對放任,就會使合同自由背離其內核———實質正義,甚至對實質正義造成侵害；而對合同自由的過度干預,就有可能縮小私法自治的空間,侵害私人權利。因此,科學的態度是,一方面我們應承認私法自治和合同自由,另一方面又要防止權利濫用造成事實上的不公正。因此,對合同自由進行限制從根本上說只是為了彌補合同自由的不足,發揮合同自由之法律真義,當事人的意思表示仍然是合同成立必不可少的基本條件,是合同最根本、最富有活力的因素。進一步說來,意思自治不再像當初一樣,表現為當事人所當然享有的一種自願、獨立地創設權利和權力,而只是表現為一種由法律賦予的權力。法律在保障社會利益和公正的前提之下,確定了當事人行使這一權力的范圍和形式。當事人可以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以「自治的方式,掌握和運用自己的各種權利。」[14]更何況,20 世紀70 年代以來,西方發達國家出現的嚴重的經濟不景氣,使凱恩斯的國家干預主義重又陷入危機,新的經濟自由主義開始復興,合同自由原則再次得到了重視。正如經濟領域內各國逐漸奉行以市場經濟體制為主以國家干預為輔的政策一樣,各國又逐漸採用以合同自由為原則以法律限制為輔助的主張。眾所周知,由世界主要的法律及社會經濟制度之代表者組成的專家小組起草制定的《國際商事合同通則》第1. 1 條就明確規定:「當事人有權自由訂立合同並確定合同的內容」,該通則第3. 2 條又規定:「合同僅由雙方的協議訂立、修改或終止,除此之外別無其他要求。」代表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權威學者經過充分的斟酌權衡之後所達成的共識的《歐洲合同法原則》第1 :102 條關於合同自由中也規定:（一） 當事人可以自由締結合同並決定其內容,但要符合誠實信用和公平交易,以及由本原則確立的強制性規則。（二） 當事人可以排除本原則的適用或者背離或變更其效力,除非本原則另有規定。合同法的立法實踐表明合同自由原則仍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因此,對合同自由原則作出必要的適當的限制,並沒有動搖合同自由在現代合同法中的基本原則的地位。

三、我國新合同法關於合同自由原則規制的新思考

我國合同立法是否明確確立了合同自由原則,法學界歷來存在爭議。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後,出於對經濟實行過多的干預和指令性計劃管理,從而在合同法律制度中,很長一段時間強調以計劃為基本原則,合同自由原則甚至被看作資產階級民法理論而橫加批判。改革開放後出台的經濟合同法第5 條規定:「訂立經濟合同,應當遵循平等互利、協商一致的原則。任何一方不得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對方。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非法干預。」客觀地說,這一規定某種程度上體現了合同當事人的「意思自治」、「自願」,這是歷史性的進步,但由於社會經濟條件的限制,該法不僅沒有明文規定合同自由原則,即使對自願原則也沒有明文表述,甚至還將遵守國家政策和計劃的要求作為經濟合同的一項基本原則,特別強調合同的__訂立、履行、變更、解除等許多方面都必須遵守國家計劃和國家政策,並鄭重確認凡違反國家計劃的合同為無效合同。1993 年修改經濟合同法時,盡管摒棄了一些計劃經濟的成份,但對該條文規定保留不動未加修改。倒是1986 年頒布的《民法通則》把自願原則明確規定為民法的一項基本原則。該法第4 條規定:「民法活動應當遵循自願、公平、等價有償、誠實信用的原則。」訂立合同是典型的民事活動,自然也應遵循這一原則。

在一定意義上,合同自由原則是合同法的靈魂,離開了合同自由,合同法也就難以成其為「合同法」。然而長期以來,由於經濟體制和意識形態等因素的影響,合同自由原則在我國一直沒有得到正確的認識和對待。在新合同法的起草過程中,法學界對合同法明確合同自由原則普遍持贊同態度,但未獲有關方面認可,以至於1999 年頒布的《合同法》很明顯是以《民法通則》的規定為基礎,直接從原《經濟合同法》第5 條規定的內容中引申出了合同自願原則。新《合同法》第4 條規定:「當事人依法享有自願訂立合同的權利,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非法干預。」由此,有學者認為:新合同法規定了契約自由的原則,並使其貫徹於整個法律,規定了較多的任意性規范。[15] 「自願原則（通說為合同自由原則） 是合同本質的體現」。[16] 「統一合同法拋棄了反映計劃經濟體制本質特徵的經濟合同概念,明文規定以保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為立法目的,規定反映市場經濟本質特徵的合同自由原則、公平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不規定合同管理、合同管理機關和合同管理機關對合同的監督,不規定行政制裁措施,符合了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徵。」[17]也有的學者持相反觀點,認為,新合同法未能規定自由原則,而是照搬《民法通則》,將合同自由表述為「自願」,而且還將其適用范圍限定於合同訂立。似乎除合同訂立需要「自願」或「自由」外,合同的變更或解除就不需要「自願」或「自由」。[18]

認真研讀新合同法,我們以為,應系統地而不是零碎地,深入地而不是表面地,開放地而不是封閉地對新合同法合同自由原則進行思考。

（一） 合同自由與合同自願。一般說來,認為新合同法已明確規定了合同自由原則的,是將合同自願與合同自由劃等號的。從他們對合同自願的內涵的界定及本質的闡述上已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19]誠然,合同自願原則源於合同自由原則,在其內涵上有交叉的情形。但二者還是有明顯地區別的。一方面,二者在內容上不可相互混淆。通說,合同自由可以歸納為締約自由、相對人自由、內容自由、方式自由及變更、解除或終止自由等五個方面；而從新合同法關於合同自願原則的規定來看,主要是指當事人訂立合同的自願,大體相當於當事人締約自由這一含義或再稍寬一些。另一方面,二者所體現的精神不可同日而語,合同自願原則是有計劃商品經濟條件下的產物,或殘留著計劃體制的思想影響和烙印,其目的和結果都是在承認市場機制必要性的同時,又對市場機制的適用范圍給予限制；而合同自由原則是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和直接的法律反映,合同自由的原則和制度是保證市場運行的最基本條件。合同自由原則是市場經濟的法律原則,合同自願原則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階段的法律原則,是折衷的、不徹底的合同自由,是合同自由原則在特定時期特定條件下的變態形式。[20]如前已述,我國建國以來特別是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後,長期實行計劃經濟,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也只不過一、二十年時間。在整個社會中,私法自治、合同自由的觀念尚未完全確立。合同自由在社會經濟生活中不是過度,而是猶顯不足。現實迫切需要用立法的手段來鞏固改革成果,來強化合同自由的市場經濟法律觀念。我們的現狀既不象1804 年制定法國民法典時的法國,個人主義、私法自治的思想風靡一時；也不像1896 年德國民法典頒布時市場經濟和合同自由的觀念已深入人心。如果說在他們的法律中不明確規定「合同自由」,同樣意味著法律堅持了合同自由原則,那麼我們今天的情形卻完全不同,在我國逐步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迫切需要旗幟鮮明地在合同法中確立合同自由原則。然而令人十分遺憾的是,新合同法未能將法學界這一共識加以採納,而代之以合同自願原則,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局限。如此說來,新合同法是否完全拋棄了合同自由原則呢？

（二） 合同自由原則仍然是新合同法的精神。從合同法的指導思想、起草過程和新合同法整體內容來看,始終貫徹了合同自由這一合同法的基本原則。其一、更新合同觀念,最大限度地擺脫了計劃原則的影響。新合同法結束了合同立法三足鼎立的局面,統一為民事合同,強調「本法所稱合同是平等主體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組織之間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從而為合同自由原則在合同法中的貫徹確立了前提條件。新合同法還重申,合同當事人一方不得將自己意志強加於另一方,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非法干預當事人訂立合同。這也就充分體現了合同自由原則。其二、健全了關於合同自由的一系列合同法律制度。第一、新合同法第一次在新中國合同立法中較為系統地規范了要約和承諾制度。當事人訂立合同必須採取要約和承諾方式,要約是希望和他人訂立合同的意思表示,承諾是受要約人同意要約的意思表示。一方面,這一締約制度中的「意思表示」本身已包含了當事人的自由意志,充分體現了私法自治、合__同自由原則；另一方面,要約和承諾所具有的嚴格的程序性,亦為合同自由原則在締約階段的實現提供了堅強有力的保障。第二、確立了合同當事人締約方式的自由。合同法第10 條的規定表明當事人訂立合同,可以是書面形式,也可以是口頭形式和其他形式。第三、明確了當事人確定合同內容的自由。合同法第12 條拋棄了經濟合同法中關於合同內容的具有強制性的「主要條款」制度,合同的內容由當事人約定,法律列舉的條款是合同一般包括的條款,欠缺某一條款並不一定導致合同的當然無效。第四、規定了履行中的合同自由。新合同法第60 條規定:「當事人應當按照約定全面履行自己的義務。」而並非按照法律的強制規定或計劃指令來履行。更為重要的是,新合同法在充分借鑒發達國家和地區成功的立法經驗和有益的判例學說之基礎上,於第64、65 條分別指出當事人還可以約定由債務人向第三人履行債務或約定由第三人向債權人履行債務。第五、肯定了當事人變更、轉讓、終止合同的自由。合同法第77 條明文規定:「當事人協商一致,可以變更合同。」合同法第80 —90 條還規定當事人可以依法自由轉讓合同。當事人雙方的合意不僅可以產生合同效力,也可以變更、轉讓合同效力,還可以協商一致解除合同效力。該法第93 條規定:「當事人協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當事人可以約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條件。解除合同的條件成就時,解除權人可以解除合同。」第六、擴張了合同責任制度中的合同自由。如當事人一方違約後,另一方可以自由選擇違約責任承擔的方式；在解決合同爭議時也可以任意選擇協商、調解、仲裁或訴訟中的任何一種解決方式。尤其重要是,當事人還可以自由放棄自己的救濟權。此外,新合同法中的合同自由原則還大量的體現在任意性規范的法律屬性中。新合同法從合同的成立、內容、效力到合同的履行、變更、轉讓、終止及合同責任等各個領域以及分則中買賣等各類合同,都廣泛規定了大量的「當事人另有約定除外」的條款和當事人有約定的「, 按照其約定」的條款,充分體現了當事人意思自治優先的原則。

（三） 我國新合同法關於合同自由原則是規范化了的合同自由原則。應當特別指出的是,我國正處在「從身份到契約」的發展階段,但我們所享有的契約自由卻與梅因得出這個論斷時的契約自由有極大差別,是受到規制的契約自由。[21] 合同自由原則的確立,賦予了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充分自主和意志自由,極大地激發了合同關系當事人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為民事主體個人能力之發揮拓展了廣闊的空間。但由於人性自身的脆弱和對私利的無限追求,特別是我國尚處在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和不斷完善的過程中,各種現代社會交易關系極其復雜,無論法律多麼周全、合同多麼嚴密,只要當事人心存惡意,總能找到規避的方法。嚴格意義上說,合同及其法律效力是當事人的合意與上升為法律的國家意志的有機統一,合同自由歷來就不是絕對的、無限制的自由。正因為如此,新合同法通過借鑒參酌,對合同自由原則加以必要的限制,以實現實質正義、社會公平。該法第5 —7 條規定,當事人應當遵循公平原則、誠實信用原則、公序良俗原則,並使之與合同自由原則並行不悖,相輔相成,共同構建了我國合同立法、執法、司法和守法所遵循的基本原則,從根本上為推動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全面健康發展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