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實力
A. 德國民法典編撰體系的主要特點
論德國民法典的基本特點
關鍵詞: 德國民法典/基本特點/啟示
內容提要: 德國民法典對於德國的民族振興、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有著卓越的貢獻。作為亞洲第一部民法典, 德國民法典制定以移植攝取、注重實效與兼收並蓄為基本指導思想, 融合了西方各國民法典的精華,成功地實現了民事法律制度的本土化與國際性、現代化和現實性、法典化和融合性的共生和諧。因此, 加強對德國民法典基本特點的研析, 可以為正在制定中的中國民法典提供科學的思路與深邃的啟迪。
一、德國民法典的生成
一部法典的歷史就是一部社會的發展史。「每一種法典,都是一定的國情、歷史、文化的制度凝聚,是我們檢視一定社會、一定國家的法律意識、法律制度水準、法律制度文明以至整個制度文明的進步程度的最主要的尺度之一。」[1]德國民法典誕生的直接推動力就是要廢除西方列強在德國的治外法權,實現主權獨立。然而,作為一部反映與規制全體德國民眾的社會經濟生活的法典,不可能僅僅依靠一場廢除治外法權運動就能造就出來的,它的生成必有其深刻的社會經濟背景以及與之相應的思想與法學理論方面的准備,是多種因素合力作用的結果。
1. 廢除治外法權是德國民法典生成的最直接的政治動因
「德國民法典編纂的成功,應該說是在廢除治外法權這一大前提下,各種社會利益集團相互妥協的產物。」[2] 19 世紀初西方列強開始在亞洲擴張勢力范圍,通過堅船利炮洞開了德國的大門。西方列強與德國簽訂不平等條約,迫使德國喪失了司法主權的獨立與關稅自主權,強迫德國承認包括司法在內的本國法律制度在德國領土上對本國國民進行裁判的效力。在當時,廢除這些不平等條約,成為德國國民的強烈願望和政府的首要職責。明治政府上台以後,頭等大事就是力爭修改德國在德川幕府末期與西方列強簽訂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1871 年德國派伊藤博文等人赴歐美與各國交涉,西方列強則要求德國以西方的法律制度為楷模,制定各種法典,作為廢除不平等條約的交換條件。面對實力強大的西方列強,明治政府為了達到廢除治外法權的目的,不得不在短時間內開始了大規模的立法工作,以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法律制度。民法典的編纂就是其中一項重要的工程。為了能使民法典達到西方列強的要求,同時慮及法國民法典是世界范圍內最具影響的民法典,因此德國聘請了法國學者博瓦索納德加入到法典編纂工作中,在博瓦索納德和德國國內法學者的共同努力下,1890 年德國舊民法公布於世。但德國舊民法公布後立即遭到了國內強有力的批評,從而在延期派與斷行派之間引起了一場激烈的「法典論爭」,延期派認為民法典親屬法部分的現代化規定與德國的傳統家制習俗格格不入,甚至出現了「民法出、忠孝亡」的言論。最終,延期派戰勝了斷行派,德國舊民法被迫延期。1893 年德國政府著手重新起草民法典,設置了法典調查委員會,以伊藤博文為總裁,西園寺公望為副總裁,同時任命帝國大學教授穗積陳重、富井政章和梅謙次郎為起草委員會委員。這次起草,在維持德國舊有習俗,特別是家族制度的原則下,在舊民法典的基礎上,參照當時的德國民法第一草案與第二草案的基本精神,並結合德國實際情況,完成了德國新民法典的編纂工作。1896 年通過公布了總則編、物權編和債權編,1898 年通過公布了親屬編與繼承編,全部民法典於1898 年7 月16 日正式施行。總之,來自不平等條約的壓力催生了德國民法典的制定,條約改正運動成就了德國民法典的編纂事業。正如德國學者富井政章所言:「在法學尚未發達的今天,短期內成就如此龐大的立法事業,主要是出於政治上的原因。」[3]
2. 德國社會經濟的發展為德國民法典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經濟基礎
德國著名法學家K.茨威格特與H.克茨曾經指出:「一部民法典編纂的特點根本上是由它所賴以產生的特定歷史條件決定的。許多法典有幸能把近期實現的社會關系全面變革的成果以固定的形式加以鑄造,從而使它們能指望被其奉為思想准則的人類理想和社會模式在較長的歷史時期內成為時代的尺度。」[4]明治維新以前的德國是一個與西方近代法無緣的封閉式封建社會,尤其是一國范圍內法律的不完善與不統一的現狀嚴重阻礙著德國新的經濟的發展。而從18 世紀末起,德國社會生產力有了顯著提高,商品經濟日益發展,資本主義的萌芽已開始形成。明治維新最基本的目的就是變法圖強,最終達到「脫亞入歐」,也就是通過法制的近代化,通過條約的改正,達到富國強兵,走上歐式的資本主義近代化發展道路,最終達到與歐洲列強比肩而立的目的。而要達此目的,不僅要廢除不平等條約,更主要的還需要增強國力。為了消除封建割據與封建社會法律不統一帶來的弊端,促進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新成立的明治政府迫切需要制定統一的民商法典。總之,統一分散的封建法制的要求與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現實,成為催生民法典誕生的根本動力。
3. 德國法學研究的深入為德國民法典的制定提供了充分的理論准備
無論是社會變革所創造的良好社會政治經濟條件,還是大膽全面地移植國際先進制度的指導方針的實施,都只是制定一部好的法律的外部條件,從法律自身來看,完備的法律制度必須以堅實的科學理論為基礎。19 世紀中葉德國國門被洞開後,德國人抱有亡國之憂的同時,深受西方文明之刺激,眾多有識之士意識到向西方學習的必要性。明治政府成立後,推行文明開化政策,開始大規模引進西方先進文明,圍繞著仿效西方制度、學習西方文明、振興德國民族的明治維新運動如火如荼地展開了。「德國明治維新後,朝野對法律制度的改革在整個國家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非常重視,培養了一批具有思想深度的法學家,出版了一批具有理論深度的法學著作,也形成了自己的法律改革的理論。」[5]早在19 世紀70 年代德國就已經選派學生赴英國、法國、德國等研析英美法系與大陸法系的法律,不僅如此,當時的明治政府還在國內大力興辦法律學校, [6]培養自己的法律人才。正因為法學教育與研究的繁榮和卓有成效,德國涌現出了一大批法學專家為民法典的制定建言獻策。被選為起草委員的梅謙次郎、穗積陳重、富井政章三位委員都具有留學歐美的經歷並精通兩大法系或其中之一。起草者們深厚的比較民法功底、嚴謹的態度,以及大量的調查研究和論證都是法典制定成功的重要基礎。尤其是舊民法所引發的「法典之爭」,從另外一個視角來說,也為新民法典的問世奠定了較為堅實的理論基礎。可以說,德國民法典就是明治維新之後數十年法學理論研究活動與「法典之爭」的結果。
二、德國民法典的基本特點
德國民法典在制定過程中是以移植攝取、注重實效與兼收並蓄為基本指導思想的。由於德國缺乏民事法律的傳統,面對西方列強的要求,只有向西方國家特別是擁有相對完備的資本主義法律體系和成熟的立法技術的英、法、德等國家學習經驗,借鑒成果,移植攝取,兼收並蓄。只有制定與西方各主要國家相一致的法律制度,才能實現政治上的願望;而舊民法典流產的教訓則使得新民法典在起草的過程中尤其注重德國國內實際,對長期積淀下來的歷史傳統和實踐經驗進行總結和梳理,繼承和發揚行之有效的制度以求內容的實效性,新民法典編纂委員會在審議的過程中還就具體問題作了大量的習慣調查,盡量使相關規定符合德國的風俗和國情。19 世紀與20 世紀之交,德國民法典作為亞洲第一部民法典,無疑以其思想意義和歷史上的擴散力而佔有著最為重要的地位,是一部名副其實的開創亞洲近代法史的偉大法典。處於21 世紀今天的當代中國,學習、研究與借鑒德國民法典,必須保持理性和客觀的審視態度,科學把握民法典的基本特徵與思想史上的價值。
1. 現代化與現實性
深受西方列強資本主義民法典的影響,德國民法典在制定之初就貫徹了資本主義民法傳統原則,並將其法典建立在所有權絕對、契約自由、過失責任等三大基本原則的基礎之上,因而這是一部屬於近代化的資產階級性質的民法典。該法典第206 條規定:「所有人在法令限制內對所有物享有自由使用、收益及處分的權利」(凡本文所引《德國民法典》相關條文,均出自渠濤編譯的《最新德國民法》) ,從而集中確立了資本主義私有財產無限制的原則。該法典第3 條規定:「私權的享有,始於出生」,從而體現了公民民事權利平等的原則。該法典第三編債權第二章契約部分,規定了平等民事主體之間契約的訂立是完全自由的,只要不違反公共利益,契約可包含任何內容,契約在雙方當事人間具有相當於法律的效力。該法典第三編債權第五章侵權行為部分,還原則性地肯定了民事責任的過失責任原則,如第709條規定:「因故意或過失侵害他人權利或受法律保護的利益的人,對於因此所發生的損害負賠償責任。」依據當時社會的現實情況,該法典對過失責任原則亦作了例外規定,承認了無過失責任歸責原則,如第717 條規定:「因土地工作物的設置或保存有瑕疵而致使他人發生損害時,其工作物的佔有人對受害人負有賠償損害的責任。」第718 條規定:「動物佔有人,對其動物給他人造成的損害負賠償責任。」該法典不僅很好地貫徹了資本主義的民法原則,而且還「運用了諸如法律行為、代理、時效、佔有、無因管理、不當得利等近代資產階級民法廣泛使用的法律詞彙,體現了其概念、術語的歐化和近代化」[7].由於明治維新後,資本主義在德國有了很大的發展,各種社團組織大量出現,因而德國民法典在總則部分首先區分自然人和法人,並設立專章對法人制度作了極為詳盡的規定, 按法人的成立目的,將其分為公益法人和營利法人兩種,民法典第34 條還承認祭祀、宗教團體為法人。這些相對於法國民法典的規定無疑是個巨大的進步。總體而言,德國民法典「財產法是建立在個人主義的自由經濟的基礎上、以近代民法中的所有權不可侵犯、契約自由、個人責任的三大原則為指導的,符合於資本主義發展需要的近代法律」[8],因而較好地體現了民法典現代化的發展趨勢。
已故著名法學家謝懷軾先生曾經指出:「民法是一個國家、社會全體人民的共同生活准則。民法的內容,民法的變化發展是與社會生活息息相關的。民法如果與社會脫節,就失去了它的價值。」[9]
事實也是如此,法典的許多規定未停留在寬泛原則層面,而是適應了實際的需要。由於明治維新之前的德國社會是個等級森嚴的封建社會,特別是德國的家族制度根深蒂固,所以頒布之初德國民法典的身份法部分就只得向現實社會作出了某種程度的妥協。該法典親屬編基本上沿用了德川幕府時代以男性為中心的「家」的制度,對戶主的特權與家屬成員的從屬地位做了具體規定;即使在財產法部分,該法典也保留了諸如永佃制度等具有封建色彩的部分內容,從而凸現其現實的保守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德國對民法典親族、繼承編中不合時宜的規定作了根本修改,強調個人尊嚴及兩性實質平等,從而實現了民法典身份法部分的現代化。
2. 本土化與國際性
一部民法典編纂的特點,根本上是要由它所賴以產生的特定歷史條件來決定的。「必須記住法律是特定民族的歷史、文化、社會的價值與一般意識形態與觀念的集中體現。任何兩個國家的法律制度都不可能完全一樣。法律是一種文化的表現形式,如果不經過某種本土化的過程,它便不可能輕易地從一種文化移植到另一種文化。」[10]德國民法典的起草者們既大膽學習借鑒甚至移植人類的共同的精神財富,尤其是法、德民法典的基本精神,又兼顧德國的歷史與現實,從而有機地將二者結合起來。德國民法典的成功之處就是將移植過來的西方法律制度在德國加以同化和整合,實現了本土化。德國民法典擔保物權的規定就是將法國擔保制度與當時德國社會通用擔保形態相結合的成果,在民法典實施後,由於其中的抵押權制度不能適應德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為了改變這種現狀,德國在20 世紀初又采普魯士民法模式制定了以工廠抵押法為代表的各種財團抵押法。
「今天民商法在幾乎所有的方面都有一部分,常常是很大的一部分是在世界范圍內統一或者大體統一的。」德國民法典的起草者們充分認識到法律對全球經濟交流和經濟發展所產生的巨大推動作用。德國民法典出於政治上的原因,在編纂民法典時採取了「西化」方針。當時西方包括英、美、法、德等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法律制度是較為發達的,代表了國際法學的先進成果,所以德國移植他們的法律後所體現的國際性特徵是不言而喻的。梅謙次郎曾說過「, 世上有人稱我們的新民法是依德意志民法,這是膚淺的見解。體裁上雖酷似德意志法,但法蘭西民法與德意志民法都是按照同等程度被參考的。」而且為編寫新的民法典,法典委員會翻譯、參照了大量的其他國家民法。梅謙次郎先生曾列舉過參照的外國民法典:法蘭西民法(1804) 、德意志民法第一草案(1887) 與第二草案(1895) 、普魯士民法(1796) 、薩克森州民法(1863) 及德意志其他州法、奧地利民法(1811) 、荷蘭民法(1829) 、義大利民法(1865) 等。起草者之一的穗積陳重先生則稱德國民法典是「比較法學的成果」。[11]德國民法典的制定,是對各國法律綜合比較、鑒別、篩選的結果。德國民法典無論是在編排體系還是在法典內容上均體現了對不同國家、不同法系法律的融合。德國民法典的體系主要借鑒德國民法草案的編排體系,分為五編:總則、物權、債權、親屬、繼承,但物權編和債權編的順序沒有依照德國民法,而是將物權編放在債權編之前。這主要是因為德國新民法在編纂時深受法國民法典的影響,法國民法典的編撰體例是人、財產所有權、取得財產的各種方法,財產所有權相當於物權,而取得財產的各種方法中則包括債權的內容,這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法國民法典對德國民法的巨大影響。在內容上,法典繼承了德國民法典的偉大創造,規定了法律行為制度,並以公序良俗這一一般性原則作為判斷的依據;關於佔有制度,則系采法國立法例,認為佔有是一種權利,而德國立法則認為佔有僅指事實,而非權利。[12]在物權變動形式方面,德國民法典也沒有采德國民法典公示生效的做法,而是與法國民法典一樣,實行公示對抗要件主義。在關於侵權損害賠償范圍和承諾效力的立法上,德國則借鑒了英國的判例法。德國民法典關於先取特權的規定則來自於1865 年義大利民法典。因此,德國民法典實際上是對世界各國先進的民法兼收並蓄的產物,具有鮮明的國際性特徵。
3. 法典化與融合性
在絕對理性主義支配下的19 世紀的大陸法系國家,其制定民法典就是試圖對各種特殊而細微的實情開列出各種具體的、實際的解決方法,其終極目的在於通過法典有效地為法官提供一個完整的辦案依據,以便使法官在審理任何案件時都能得心應手地引律據典。民法典作為一個自足的體系,能通過法典內部原則和制度的配合與協調,達致順暢運行的目的。但是,民法典不應成為封閉的體系。隨著社會生活的不斷變化和發展,法典不可避免地存在滯後性,立法者不可能預見到未來應受法律調整的各種情況,法律不可避免地存在漏洞;同時由於法律規則本身的抽象性和一般性使得賦予法官自由裁量權的做法勢在必行。
為了使得法典在適應性和穩定性中達到平衡,德國民法典既規定了一些基本原則來實現法典的穩定,又通過判例法和特別法對法典漏洞進行必要的補充,使法典具有生命力。針對法學理論的發展和社會的客觀需求,德國民法典為整個民法乃至整個私法規定了一些根本性的總的原則。該法典第l 條規定:「私權必須適合公共福祉。權利行使及義務履行必須遵守信義,以誠實為之。權利不許濫用。」第2條規定:「本法須以個人的尊嚴及男女兩性本質性平等為宗旨解釋。」法典對基本原則的規定無疑能應對沒有具體規范的尷尬,使法典具有更強的靈活性。面對法典自身固有的缺陷,在民法領域則通過制定大量的特別法與司法判例來完善德國民法典,從而體現了法典的開放性與融和性的特徵。一方面,德國民法典在承認制定法是民事法律的重要淵源的同時,也承認判例的淵源地位,並且成功地實現了法院判例的法典化;而且德國民法典有意識地在法律中規定一些一般性條款,如公序良俗原則、誠實信用原則、權利不得濫用原則等,賦予法官自由裁量權,以期實現彌補法律漏洞的目的。德國民法典采兩大法系融和的趨勢,體現了德國民法典的開放性與現代性,為後世民法典的起草和制定樹立了典範。另一方面,由於法典受到篇幅的限制,所以對於遺失物制度的規定很原則,為了適應復雜而具體的實踐要求,德國另行制定了《遺失物法》,對拾得人、遺失人的權利義務作了明確而具體的規定。再如,1972 年的《大氣污染防止法》和《水質污染防止法》,以承認無過失責任以及近似於無過失責任的形式謀求對受害人的保護。雖然德國民法典制定之初選擇了民法法系的模型,但之後又出現學習英美法系國家的法律制度和法學理論的傾向。一戰後,隨著德國經濟力量的強大,金融業發展迅速,英美法中行之有效的商業信託制度帶來了極大的便利。正是在需求和規范的推動下,德國在1923 年通過了《信託法》。信託法制度根植於英美的衡平法,它的雙重所有權的制度設計是與大陸法國家的絕對所有權制度格格不入的。但德國民法學家克服了這些障礙,作為採納民法典的大陸法系的國家,第一個大膽地在民法典之外,制定通過了《信託法》。[13]這是融和性特徵的典型表現。
三、對中國民法典編纂的借鑒意義
民法法典化是近代以來中國政府與學者孜孜以求的目標。自清末變法以來,無論是1911 年完成的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民法典草案《大清民律草案》,以及1924~1925 年北洋政府以此為藍本次第完成的第二次民律草案,還是1931 年中華民國正式頒布的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民法典,均借鑒了世界上各主要法典化國家的民事立法經驗,吸收了當時世界上最為先進的民法理論成果,這其中又以德國法的概念、制度為先為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曾於1954 年、1962年、1979 年三編民法,但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這些草案終未成典。改革開放以後,由於客觀條件的限制,加之主觀上受「成熟一個,制定一個」思想的影響,我們自覺不自覺地走上了以《民法通則》為核心的單行民法系列之路,以至於造成了現今民法體系混雜、理論底蘊不深、邏輯性不強、滯後社會發展等缺陷。經過近30 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的社會經濟事業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為民法典的制定奠定了較為堅實的物質基礎。數年的求索,民法學界幾已達致共識:民法法典化是中國民法走向現代化的最佳選擇。如何使我國的民法典成為新世紀的經典之作,加強對德國民法典的研析,能給我們有益的啟迪。
1. 注重民事理論研究與現實生活相契合
我們現在制定的民法典是一個意義重大且內容龐雜的工程,需要各界人士特別是法律專家的共同努力。法律專家首先必須精通民事理論,其次還應把握法律實踐。德國民法學界豐碩的理論研究成果與法學研究者對於現實生活的關注,是德國民法典成功的秘訣之一。德國民法典的起草者都十分重視理論研究與現實生活相結合。明治維新以後,德國法學得以迅速發展,學習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的學者,對各種理論學說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在許多問題上結合德國社會的實際展開了激烈的討論。在德國民法典起草時,立法者和民法學者對當時社會生活中遇到的和能夠想到的各種問題進行了細致的研析,民法調查會的民法議事記錄多達數百萬字。這種從立法活動開始的研究延續到今天的法律教學和法律實務中,形成了許多服務於法律實務的理論學說和對理論研究具有指導意義的判例理論。這對法律科學的發展、立法的完善和司法的公正發揮了極大的促進作用,為法治國家的建設奠定了堅實的科學理論基礎。德國民法典起草委員會還作了大量的調查工作,使相關法律規定盡可能符合德國的風俗和國情。「我們要講現實,但重要的是當前的現實,是社會發展的現實,不研究這些問題,制定民法典是沒有根基的。」[14]國外一些國家的法學理論成果或制度設計很先進,但我們在褒揚的同時應注意中國的土壤環境是否適宜它的生長,這是一個需要反復論證的任務。在民法典制定過程中,我們既要加強民事理論的研究,又必須關注現實生活,加強實證分析,努力促進理論研究與現實社會相契合。
2. 注重市場經濟成果與和諧社會相共通
民法是社會經濟生活條件的法律表現,是規制市場經濟的基本法。近年來,我國發展市場經濟,取得了顯著的成績:統一大市場逐步建立、產業結構就業結構趨於合理、商品化程度不斷提高、城市化進程漸次加快等。但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尚未完全建立,市場經濟的建設成果需要統一的法律加以鞏固,市場經濟的再發展和成熟度均需要法律加以引導並予以保障。我們制定的民法典應當把市場經濟的成果合法化、制度化。市場經濟發展對中國民法典的制定既帶來了新的機遇,也帶來了新的挑戰。隨著改革開放向縱深推進,出現了一系列新型的法律關系和法律問題,如電子商務、基因技術對傳統民法理論的挑戰。市場經濟帶來巨大利潤的背後又不可避免造成貧富差距、就業困境、環境惡化、資源危機等問題,這是與和諧社會的目標不相符的。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我們黨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的全局出發提出的重大任務,我們要努力實現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和諧共處。我們要建設的和諧社會應是一個以人為本的社會,能夠協調好社會整體利益和個體利益的關系,使社會呈現出一種公正的狀態,使社會各個群體和社會成員的利益得到協調和兼顧。我們新制定的民法典既要能夠為新時期市場經濟的再次飛躍發展提供保障,又要能促進和諧社會的建設,實現政治文明、物質文明、精神文明與社會文明。
3. 注重國際發展趨勢與科學發展相融合
德國民法典制定時雖然德國民法典還沒有正式出台,但德國人注意到了德國民法典草案的偉大之處,認識到德國民法典草案中所體現的國際化發展趨勢,大膽借鑒德國民法典草案,制定了許多與國際社會相共通的規則。今天在研究發達國家民法典時,應該采功能主義的比較方法,充分認識到這些國家的民法典也在不斷地修改完善,一些傳統的民法理念、民法制度已經遭遇了時代的挑戰,因此我們要關注民法典的國際化發展趨勢。當今世界是市場機制統合世界經濟的最主要機制,各國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規律是相同的,如價值規律、供求規律、優勝劣汰規律,資源配置的效率原則、公正原則、誠信原則也是一致的。在市場經濟全球化時代,需要更多的調整商品經濟關系的共生的法律規則,為復雜的交易提供便利。我們的民法典是在國際化與科技化潮流的背景下展開的,因此立法者要努力克服法律的滯後性,提高法律的前瞻性,立足現在,兼及未來。
同時,民法典的法律技術和法律內容必須與科學發展相配套,關注國際法學、比較法學的發展趨勢。民法典必須依據時代精神和本國國情進行創新,否則民法典將不會成功。我國民法典既要對國際發展趨勢有敏銳感,又要能夠鼓勵科技創新,要有包容精神,引導我國的科學發展並能夠大膽預測科學發展所帶來的新問題,以超前的法治思想和價值理念,構建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相適應的民法典體系,爭取把我國的民法典建設成為21 世紀最偉大的民法典。市場經濟的共同規律、共同社會經濟生活條件使得民法在內容上具有相當程度的國際性,具有為世界各國或地區共同認可、一體遵循的某種意義上的通行性。因此,我國民法典的制定,應廣泛借鑒發達國家和地區成功的立法經驗、判例與學說,沒有必要也不可能對所有問題再重復一遍別國已走過的彎路而去親自摸索和實踐。總之,在制定民法典時,既要充分把握民法典發展的國際化趨勢,又要加強民事法律制度的科學發展。
B. 關於民法典內容
第一部分,民法典草案的關於人格權的基本內容變化
在民法典草案的人格權法編中,在具體內容中最大的變化,就是規定了一般人格權,規定了人格尊嚴。這個基本的權利被許多人包括許多媒體都忽略了。對一個人,首先要把他當人來對待,給他以人的尊嚴。在民法典草案的人格權法編中,用最重要的地位規定了人格尊嚴,確認這個一般人格權。它是統領各種具體人格權的一種基本權利。沒有它,其他的權利都沒有實際意義。比如說,一個人享有名譽權,但是並不把你當人看待,那名譽權還有用嗎?規定人格尊嚴的第二個作用,就是補充具體人格權立法的不足。在涉及到具體人格權的問題,立法作了具體規定的名譽權、隱私權、姓名權等都有自己保護的范圍,可是,也有它們都管不著的地方,這時候,就要有人格尊嚴來管。比方說政府里有一個「不管部」,誰都不管的事務就要由不管部來管。其實,人格尊嚴(就是一般人格權)人格權立法中的「不管部」。曾有人起訴一個「人狗同餐」的案件,在一個飯店,狗的主人在這個人的對面為狗點菜,讓狗與人同桌用餐。這個人覺得自己的人格受了侮辱。這不是名譽權的問題,也不是隱私權等其他具體權利的問題,但又確實涉及到了人格利益,人格尊嚴要保護的正是這樣的人格利益。所以,一般人格權這個權利太重要了,沒有這項權利又何談其他權利?對於法人呢?法人也有人格尊嚴,不能隨便侮辱它的人格。
信用權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這里講的信用權與平常講的信用不完全一樣,民法上的信用權,保護的是對於這個人的經濟能力的客觀評價。這個權利與企業的關系尤為密切。比方說,某企業經濟實力很強,重合同,守信用,大家一致公認,評價很高,其他企業都願意與其做生意。法律保護的就是這個對他的經濟能力的評價。如果有人捏造事實進行誹謗,說這個企業不守信用,它的成功都是虛假的,是泡沫。這個人就侵害了這個企業的信用權。信用權對一個企業來說是很重要的。民法典草案規定了信用權,正是從促進經濟發展,保護合法信用的角度出發的,是完全必要的。
第二部分,侵權責任法單獨成編的意義
整個大陸法系中,沒有幾乎國家把侵權法在民法典中單獨列為一編,基本上都把侵權法放在債法里,把它看成債的一種形式。我國在制訂民法通則的時候,就把它作為民事責任來考慮。在制訂民法典草案的時候,更多的借鑒了英美法的做法,將侵權法作為單獨的一編,讓它成為民法典中的獨立的一個部分,給了它發展的極大空間,便於它在保護人的權利中發揮更大的作用。這是極為重要的一個決策。
還有一個值得重視的做法,就是民法典草案把侵權責任法放在第八編的位置上,這也反映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從民法典草案的分則上看,第二編、三編分規定物權法和合同法,這是財產法;接下來的第四編以後規定了人格權法、婚姻法、收養法、繼承法,這些都是人法。在財產法和人法之後,最後規定了侵權法,說明前面的權利受到侵害以後,都可以到侵權法這里來尋求保障,因此侵權法就是權利保障法。因此,侵權法所在的第八編,就是非常重要的一個位置,充分地說明了侵權法的地位。
侵權法當中具體內容也有很多變化。特殊侵權行為里增加了很多內容,比如第八章動物致人損害責任中就規定,受國家保護的野生動物對人造成的損害,國家要承擔賠償責任。去年我國發生過東北虎下山把人咬死的事件,按現在的規定,國家應該承擔賠償責任。對於高度危險作業、核設施、危險物造成的損害如何賠償,在侵權法中都有很詳細的規定。
這次侵權法還對共同危險行為和拋擲物致人損害做出了詳細的區分和規定。這兩種情況在實踐中都經常碰到,在處理上的規則比較復雜,也是人們比較關心的問題。例如,關於拋擲物致人損害,比較典型的是去年重慶發生的一起案子。從居民樓扔出的一個煙灰缸把正好經過樓下的一個人砸傷了,但又查不出是誰扔的。依據草案中侵權法的規定,居民樓里的所有住戶應共同分擔賠償責任,除非你能證明自己沒扔煙灰缸。當時重慶法院也是做出了這樣的判決,很多人不服,不願意執行,覺得不公平,因為肯定只有一個人扔下了這個煙灰缸,憑什麼要這么多人都要承擔責任?但是法律就是為了保護弱勢的受害人。
共同危險行為跟這個案件相似,但不一樣。最典型的是上海的一個案件。三個小孩在15層樓上每人拿一個瓶子同時往下扔,其中一個瓶子打到了樓下的小孩。究竟是誰的瓶子打的,查不清楚。對於這種情況應當如何處理,我們沒有明文規定,只是按照法理處理。侵權法編對這種情況做出了明文規定,要由三個小孩的家長承擔連帶賠償責任。如果要免除行為人的責任,只證明不是自己的行為所致不行,必須證明是究竟是誰的行為造成的,才可以免責。這也說明,民法典草案的侵權法可操作性更強了,對人的權利的保護也有了很大進步。
第三部分,時效制度和期間的變化
楊立新:原來民法通則規定的訴訟時效是兩年,當時的目的是希望督促民事主體盡早行使自己的權利。超過了訴訟時效期間,法律就不再予以強制保護了。可是這樣的結果卻帶來很多問題。比如企業借了銀行的錢,拖過兩年,銀行沒有主張權利,國家就不再強制保護了,使銀行的錢無法依法收回。當然,如果過了兩年,你以誠信的態度履行債務,是應當的,還給人家了也不能再取回了。可是訴訟時效期間太短,就給債務人賴賬提供了便利。民法典草案將訴訟時效增長至三年,就加強了對債權人保護。對發展經濟,維護正常的經濟秩序,是有利的。
草案在規定訴訟時效的同時,還規定了取得時效制度,對動產的取得時效是兩年,不動產是五年。比如我撿到一樣東西,盡管我登了啟事、發了聲明,但沒人認領,動產過了兩年,我就取得了它的所有權。規定取得時效,是為了盡快確定權利,避免財產長期處於權利不確定的狀態。過去只有消滅時效,沒有規定取得時效,這就有問題了。我的財產脫離佔有,超過了訴訟時效其間,無法再主張法院保護,但是,沒有取得時效制度,其他佔有這個財產的人也無法取得財產的所有權,那在這個財產上就沒有所有權了。現在的取得時效就解決了這個問題。
第四部分,關於物權法的基本內容
鼓勵創造財富,是物權法最基本的精神。民法典的物權法鼓勵財富進取心,鼓勵人們創造財富。這樣的精神通過什麼來實現呢?一個是確定財產的歸屬,也就是物權法的所有權問題。法律明確,你創造的財富是你的,他創造的財富是他的,所有權界限極為清楚。再一個就是鼓勵財產的利用,鼓勵人們利用自己的財產創造更多的價值和財富,這就是物權法規定的用益物權和擔保物權。用你的財產去賺更多的錢,創造的新的財富還是你的,這就是對財產的積極經營的思想,不像過去的土財主,只講歸屬,不講利用。物權法既要講歸屬又要講利用,整個社會才能不斷發展起來。過去我們常說「大河有水小河滿」。其實反過來說更對,那就是「小河有水大河滿」,每個「小河」都有錢了,這個社會就富了,國家就富了。物權法的基本的理念,就是鼓勵每個人利用現有財產去創造新的價值,讓每一個人都富起來。
擔保物權原來在擔保法里,現在把物權擔保歸到物權法里。抵押、質押、留置等都歸入其中,同時還增加了讓與擔保,也就是按揭。這些與老百姓的生活、企業的經營關系密切。拿按揭做例子,老百姓可以通過按揭很快住上房子,企業可以通過按揭很快把房子賣出,加快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的速度。
還有典權,這是我國古老的制度,我們在50年代曾經存在過,但是在80年代的時候,基本上就都消滅了。因為典權主要針對不動產的利用,長期以來,我國的老百姓沒有不動產,典權有什麼用呢?現在,起碼都有了自己的房子。如果一個時期住不著,就可以典給別人住,發揮物的使用價值。所以民法典草案還是規定了典權,這就給老百姓利用自己的財產創造財富又增加了一個選擇的機會。物權法的確立對整個社會的財富創造、分配、利用都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對一般的老百姓有用,對企業家更有用
C. 民法典職業放貸人的認定
法律分析:職業放貸人指的是從事高息放貸,即民間俗稱的放高利貸的個人,或是資金實力強但掛著投資擔保公司的名頭,向個人或企業從事民間放貸的個人。職業放貸人這一群體由於其准入門檻低,部分個人或單位風險控制和法律意識淡薄,往往伴隨著高利貸、非法吸收或變相吸收他人資金、暴力收貸等違法犯罪行為,職業放貸人的這些行為不僅擾亂正常金融秩序,有損借貸人的合法利益,而且嚴重影響了司法公信力。因此國家明令禁止職業放貸人。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 第六百八十條 禁止高利放貸,借款的利率不得違反國家有關規定。借款合同對支付利息沒有約定的,視為沒有利息。借款合同對支付利息約定不明確,當事人不能達成補充協議的,按照當地或者當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習慣、市場利率等因素確定利息;自然人之間借款的,視為沒有利息。
D. 中國民法典的歷史根基是什麼
1954年,全國人大常委會組織力量起草民法典。此後,由於反右斗爭擴大化,立法活動被終止。
1962年,民法典起草工作再次被提上議程,並於1964年完成了草案(試擬稿)。後因「文化大革命」而停止。
1979年11月,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次組織民法典起草工作,至1982年形成民法草案第四稿。雖然草案並未正式通過成為法律,但現行的民法通則都是以該草案為基礎。
2002年12月,第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一次會議審議民法草案。之後,由於物權法尚未制定,加之對民法草案認識分歧較大等原因,民法草案最終被擱置下來。
2014年11月,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編纂民法典。
2015年3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啟動民法典編纂工作,著手第一步的民法總則制定工作,以1986年制定的民法通則為基礎,系統梳理總結有關民事法律的實踐經驗,提煉民事法律制度中具有普遍適用性和引領性的規則,形成民法總則草案。
2017年3月1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
2020年5月28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表決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4)民法典實力擴展閱讀: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為了保障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權益,正確調整民事關系,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發展的需要,根據憲法和我國實際情況,總結民事活動的實踐經驗,制定了民法典。
民法典在國家法律體系中的地位僅次於憲法。民法典是市場經濟的基本法、市民生活的基本行為准則,法官裁判民商事案件的基本依據。和其它單行民事法律及其它部門法中有關的民事法律規定一起調整著我國的民事法律關系,對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E. 說一說2021年還有哪些事情能讓你體會到作為中國公民的自豪如科技體育經濟等領
所以說2021年有哪些事情能讓你體會到,作為一個中國公民,自豪如科技體育經濟等領域告訴你,我們國家的疫情是世界控制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