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司法權
① 中山醫科大學法醫鑒定中心比南方醫科大學司法鑒定中心更有權�
首先中山醫科大學早在2001年就合並進中山大學了，現在是叫中山大學法醫鑒定中回心，至於說權威性答，只需要一個證明就可以，目前只有十所國家級司法鑒定機構，中山大學法醫鑒定中心便是其中之一，另外九所是：
最高人民檢察院司法鑒定中心、公安部物證鑒定中心、北京市公安司法鑒定中心、上海市公安司法鑒定中心、廣東省公安司法鑒定中心、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司法鑒定中心、司法鑒定科學技術研究所司法鑒定中心、法大法庭科學技術鑒定研究所和西南政法大學司法鑒定中心
② 司法權的被動性（消極性）
司法權的被動性指司法權自啟動開始的整個運行過程中只能根據當事人的申內請包括申請行容為和申請內容進行裁判，而不能主動啟動司法程序或擅自變更當事人的訴請內容。法國學者托克維爾在考察美國的司法權時，把被動性作為司法權的三個重要特徵之一，認為司法權只有請求它的時候，或用法律的術語來說，只有在審理案件的時候，它才採取行動。從性質上來說，司法權自身不是主動的。如果它主動出面以法律的檢查者自居，那他就有越權之嫌。在美國學者格雷看來：「法官是一種由某一有組織的機構任命，並應那些向其主張權利的人申請而確定權利義務的人。正是由於必須有一項向他提出的申請，他才採取行動這一事實，才將法官與行政官員區分開來」；司法權的這種被動性被認為是與必須積極執行法律、管理各項行政事務的行政權的重要區別之一。行政權具有管理內容的突發性和廣泛性、管理目的的公共性和公益性特徵，這就要求行政機關積極主動、講求效率地行使其職權、履行其職責。因此與司法權相反，無論是啟動還是運行過程中，行政機關均處於主導地位，不能對違法行為聽之任之，而是「本於行政機關職權，依據國家或人民之需要，積極主動為之。」
③ 大學生需要什麼樣的法制教育
不久前，教育部、司法部、中央社會綜合治理委員會辦公室、共青團中央和全國普法辦聯合出台意見，要求全面實施《國家中長期教育發展規劃綱要》和《國家教育普法規劃》，進一步加強青少年學生法制教育工作，大中小學要落實法制教育相關課程和活動，將法制教育納入學校總體教育計劃。
近年來，關於大學生違法事件的報道時常見諸媒體，對於加強在校大學生法制教育的呼聲也並不少見。那麼，在如今的大學校園里，對學生的法制教育究竟處於怎樣的地位？我們又需要怎樣的法制教育呢？
理念教育還是條目講解
幾乎就在五部委下發意見的同時，教育部單獨發布文件，要求各級學校保證法制教育時間。具體到高校層面，教育部要求高校要開好《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程，開設法律選修課和法治講座。
李偉是北京某重點高校的一名思想政治老師。他同時也擔任著《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程的教學任務。在采訪中，李偉坦承，目前高校范圍內，這門課程是學生了解法律的最主要途徑，甚至可以說是唯一途徑。但事實上，《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程本身的重點其實並不在法律教育。
「這門課是由"思想道德修養"和"法律基礎"兩部分組成的。我們在授課時，基本上是以前一部分為主，後面的法律基礎部分則並不算是課程重點。」李偉說，而且即便是後半部分的課程，大部分教師也會側重於法律精神和信仰的講解。「理念層面的內容比較多。」
對此，李偉其實並不十分贊同。
「如果學校有能力的話，我覺得學生們還是願意聽一些具體法律條文的講解。」他解釋說，法律精神和觀念的內容，學生在中小學階段已經涉及到了，再講也只是進一步強化法制觀念，而且缺乏這方面教育的學生其實並不多，他們需要的是一些更「實在」的東西。
李偉的擔心在一些學生的身上得到了印證。某網路論壇曾發起了「大學期間最愛逃哪門課」的討論。一位學生說是《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他給出的重要理由就是「老師講的內容在上大學前，幾乎所有的思想品德老師都講過，再聽感到煩，沒意思」。而在記者采訪中，也有學生表示，老師在課堂上對學生「懂法守法」的要求「毫無新意」。然而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無論是此次五部委下發的意見還是教育部單獨下發的文件，都在重點強調對學生「法治理念」的教育；而且就在今年，有關部門剛剛對《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教材進行了改革。在李偉看來，改革後的教材似乎更加側重宏觀，具體法條內容有了大量的刪減。
這門課應該側重理念教育還是條目講解？這似乎真的成為了一個問題。
獨立授課還是依附德育
思政教師對於法律基礎課上某些具體法律條文的「漠視」，除了課程本身的定位外，另一個重要原因還在於自身能力不足。
劉洪濤也是一名《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程教師。之前，幾名法學專業的教師和他一同講授這門課程，對於具體法律條文和案例，這些「科班出身」的老師的剖析能力很讓他佩服。但就在去年，該校將法學專業獨立成院，那些教師便不再承擔這門課的教學任務了。
「《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雖然分為兩部分，但通常是由一個老師講下來的，這在近些年逐漸成了國內高校的慣例。」劉洪濤介紹道，之前分部分講解時，法律系老師講的會比較細一些，但現在的主講教師很多都不是法律專業畢業的，而且近些年一些法條更新很快，他們擔心講得太細的話，很可能出現法律用語不準確等錯誤。「我們現在和法學院的溝通明顯不足。」他說。
多年來，浙江紡織服裝學院職業法制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韓世強一直從事著高校法制教育的研究工作。據他介紹，目前國內高校法制課程的教學工作多是由本校的法學院協助完成，但這種聯系並不緊密，劉洪濤所說的現象也的確存在。然而這一現象背後的根本問題其實並不在於雙方的溝通，而在於目前高校法制教育的地位不明晰，
據了解，根據我國官方文件精神及實踐做法，高校法制教育從屬於德育教育，自身並沒有獨立的'地位。對此，韓世強坦言，道德教育與法制教育均屬於社會價值教育范疇，但兩者是有明顯區別的—道德教育重在凈化人的內心世界，法制教育重在規范人的外在行為。把法制教育視同為道德教育，事實上按照道德教育的套路開展法制教育課，不僅難以達到法制教育的教育性，由此還將致使「法制教育」遭受埋沒。
「正是受這種不合理認識因素的影響，長期以來，我們的法制教育工作缺乏獨立地位。」韓世強說，目前在我國高校很難看到獨立的法律教研室，取而代之的是千篇一律的德育教研室，這便是一個最好的例證，而當法制教育連自身地位都難以保證時，就更不要提師資力量和資金的足額配備了。
重視課堂還是加強實踐
安徽省滁州學院廣告學專業教研室主任撒後余是一位省政協委員。在今年的安徽省兩會上，他提交了一份《加強我省高校學生法律知識普及教育實踐》的提案。在這份提案中，撒後余重點強調的一個問題便是加強對學生的法律實踐教育。
「目前高校的法律課程太過偏重於課堂理論灌輸，而學生的實踐教學卻嚴重缺乏。」在采訪中，撒後余坦言，不管課堂教學如何精彩，都比不上學生親身經歷對其的觸動大，但目前高校對此的重視程度嚴重不足。
在記者的采訪過程中，「實踐」幾乎可以算得上是出現率最高的詞彙。比如在交談中，李偉就曾表示，他所在的高校除了自己所教授的課程，以及屈指可數的幾次法制講座外，能夠發揮學生自身能力的只有學生講學團策劃的幾個小品、DV，而這些顯然無法完全調動學生的積極性。韓世強更是在接受采訪時直言：目前國內高校針對非法學專業學生的法學教育實踐活動「幾乎是個空白」。
「法制教育是"認同"規范、"接受"規范和"消化"規范的教育，依靠傳統的課堂說教很難奏效。」撒後余說，我們需要打破書本與現實的分割，開辟第二課堂教學，經常性參觀監獄，旁聽有關刑事、民事、經濟、行政案件的審判活動，讓學生在面對面的親臨感受和事實分析中，自覺獲得價值判斷。
然而，如果加強學生的課外實踐，就會面臨一個現實的問題—司法機構會配合嗎？
「現階段，配合高校進行司法教育顯然不是司法機關的義務。因此，我們需要上級主管部門出台明確的文件，要求法院、監獄等司法機構配合學校的工作，必要時甚至可以建立固定的合作關系，否則相關工作很難展開。」韓世強說，總之，高校法制教育要真正開展起來，必須從國家政策、管理機構、教學單位等方面給予一體化的統籌與支持。
「齊抓共管」還是另設機構
對於大學生法制教育的不配合不僅存在於校外，在校內也有體現。只不過兩者出現的原因不同—在校外不配合是因為「沒人管」，而在校內則是因為「不知道該誰管」。
記者向劉洪濤詢問，他所在的大學里，法制教育工作具體由哪個部門負責。劉洪濤思索片刻後才有些猶豫地回答：「按照我的理解，應該是學生處和宣傳部共管吧。不過現在學校又設置了一個思政部，只是負責課程教學，但整個法律宣傳更多還是在宣傳部，我弄不清楚。」
在采訪過程中，對於這一問題記者聽到的答案並不相同：有的回答學工處，有的回答宣傳部，甚至有人反問，是不是應該在保衛處？
「目前對大學生法制教育的主管機構並不明晰。」韓世強表示，在政府主管部門中，一般是由司法局和宣傳部負責對應高校法制教育工作的監督與指導，而具體到學校內部，則一般由對應的宣傳部門和學工部門共同負責，然而這兩個部門的任務分工通常並不明確，且由於並不是各自部門的主抓任務，其對法律教育的重視程度也不夠，人員的專業性也就更無從談起。
於是，這就帶來另一個問題：有沒有必要在校內專門成立一個法律教育部門呢？
對此，撒後余給出的答案是「很有必要」。他表示，對學生而言，法制教育的重要性不亞於基礎教學，因為這關乎學生未來走出校門後，如何保護自己的大問題。而且法律知識的講解不是一門課程能解決的，更不是某個單獨的部門能解決的，必要時甚至會涉及高校與社會各部門的協調，沒有一個專門部門負責，工作的開展將面臨很大的困難。
然而，並不是所有人都同意撒後余的意見。比如在采訪中，李偉便坦言，沒有必要為此專門設立部門，只需要將現有部門的職責范圍作一清晰的區分，只要各部門各負其責，就足以保證法制教育工作的開展。
對此，韓世強也表示，法制教育工作如果放諸於學校各項工作之中，的確沒有必要專設機構。他建議可以採取成立領導小組的形式，由某位校領導掛帥，領導小組負責統籌各部門的法制教育活動。「領導小組可以長期存在，但沒必要成為一個實體機構，這樣既保證了高校內部對這一工作的統一領導，又避免了增設機構帶來的行政負擔。」韓世強說。
④ 思修考試:大學生如何培養社會主義法治思維
學習法律知識。學習和掌握基本的法律知識，是培養法治思維的前提。一個對法律知識一無所知的人，不可能形成法治思維。學習法律知識，就要求弄明白享有哪些權利和應當履行哪些義務，什麼事能幹、什麼事不能幹，心中髙懸法律的明鏡，手中緊握法律的戒尺。法律知識通常包括法律法規條文方面的知識和法律法治基本原理方面的知識，這兩部分法律知識對於培養法治思維都很重要。只有既了解法律法規在某個問題上的具體規定，又了解法律的原理、原則，才能更好地領會法律精神，養成法治思維。除了從書本上獲取法律知識外，還可以通過收聽收看法制廣播電視節目、閱讀法律類報紙雜志，尤其是運用網路等途徑學習法律知識。
掌握法律方法。法治思維的過程，就是運用法律方法思考、分析和解決法律問題的過程。法律方法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正確理解法律的方法，包括理解法律條文的含義、內容和精神等。例如，搶劫與搶奪、定金與訂金、合同的完全不履行與不完全履行等相近易混概念的理解。二是正確運用法律的方法。例如，債權人向對方債務人要債，而債務人未按約定清償歸還，經協商無效，債權人可以通過調解、仲裁和訴訟等途徑解決，這就是運用法律方法，而拘禁債務人、哄搶物品就不是運用法律方法。理解和運用法律的基本方法，有助於培養法治思維。
參與法律實踐。法治思維是在豐富的法律實踐中訓練、培養和應用的思維方式。脫離法治建設的生動實踐，難以養成法治思維方式。只有通過參與各種法律活動，在法律實踐中運用法律知識和方法思考、分析、解決法律問題，才能養成自覺的法治思維習慣。現在，人們參與法律實踐的方式和途徑越來越多。一是參與立法討論。我國國家或地方的很多立法都要廣泛徵求意見或者進行聽證，大學生可以參與這些立法的討論，發表自己的有關意見。二是依法行使監督權。憲法和法律賦予公民對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行為是否合法進行監督的權利，包括提出批評、建議和申訴、控告、檢舉。大學生可以通過行使這些權利，進行法律監督。三是旁聽司法審判。凡是人民法院公開審判的案件，都允許公民旁聽，大學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旁聽法院庭審，了解案件的審判過程。四是參與模擬法庭、法律診所、法律辯論等校園法治文化活動，增長法律知識，鍛煉法治思維。
養成守法習慣。法治思維是一種習慣性思維，與長期自覺養成的生活習慣有很大關系。辦事遇事習慣找「關系」，有問題習慣找政府，指望行政化手段干涉等，都是缺乏法治思維的具體表現，說明沒有養成用法解決問題、依法辦事的習慣。相反，在生產生活中養成遇到糾紛去查找法律的習慣，就是具備法治思維的具體表現。公民只有自覺遵守憲法和法律，堅持從具體事情做起，才能養成守法的習慣和法治思維。
守住法律底線：法律紅線不可逾越、法律底線不可觸碰。法律不能成為「橡皮泥」、「稻草人」，觸犯法律底線就要受到追究。如，國家公職人員以權謀私、徇私枉法，是觸犯法律底線的具體表現；公民應當依法納稅，而偷稅漏稅也是觸犯法律底線的具體表現。因此，大學生應當堅持從我做起，從身邊做起，形成底線思維，嚴守法律底線，帶頭遵守法律。
⑤ 司法權的基本特徵
1，被動性。抄以「不告不理」襲為原則，非因當事人請求不作主動干預，表現在程序啟動，司法裁判范圍，以及法律適用發方面。
2。中立性。法院以及法官對當事人保持不偏不倚的態度，也是英美法系的「自己不能做自己的法官」原則得體現。
3，專屬性。司法權的行使及行使主體必須是特定司法機關的特定少數人，表現在，其權利不能轉授，未經過職業訓練得人不能擔任法官。
4，非服從性。指上下級法院之間相互獨立，且作出決定的過程是分離的。
5，終級性。司法權是最終判斷權，最權威的判斷權。
我正在考研。以上是浙江大學法學專業指定書的答案。